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数字化实践

Digital Practices in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摘要

数字化实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深化。在信息化时代， 非遗数据具有文化资源存储功能上的优势， 有助于非遗保护实践的具体实施。数据存储与输出是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数据能够为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提供海量信息分析的视角； 另一方面， 层级化保护的数字化实践中， 不同数据主体存在着交互性联系。数据的利用需要统筹信息存储的科学性， 更要注重潜在的文化逻辑， 保持自身独有的“数据”特征和文化属性。

Abstract

Digital practices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CH data offers advantages in cultural resource storage， facilitating the protection of ICH. Data storage and output are crucial components of digital protection of ICH. On one hand， data provides a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hind ICH； on the other hand， different data entiti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ithin the protection hierarchy of digital practices. To effectively utilize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torage while emphasizing potential cultural logic， maintaining its unique data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数字化实践 / 非遗数据 / 系统性保护

Key words

ICH / digital practices / ICH data / systematic protection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在建设非遗数据库与网站等多个领域逐步落实^［1］123。随着数字化科技的不断运用，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强化融入生产生活， 创新开展主题传播活动， 推进非遗进校园、 进社区、 进网络”^［2］。这一表述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路径——数字化实践。数据是非遗在数字化保护实践中产生的信息集合。“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是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基础， 已快速融入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 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3］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 能为各个环节提供宏观视野与发展指向， 对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实践具有引导作用。非遗的数字化保护， 拓宽了文化生活信息保存的路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决策咨询。

目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实践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高新技术融入非遗的数字化实践过程， 一些数据分析的流程与模型逐步建立1

1 相关研究有：范炜、曾蕾：《AI新时代面向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智慧数据生成路径探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24年第2期；谭志云、李惠芬，《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逻辑机理与创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潘海霞、王亦敏，《元宇宙语境下贵州地区非遗数字化活态传承探究》《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刘佳，《数字化赋能非遗对外传播多模态语料库平台构建研究》《上海翻译》2023年第6期；权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路线图及其未来发展逻辑》《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8期；刘中华、焦基鹏，《元宇宙赋能数字非遗的场域架构、关键技术与伦理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申楠，《非遗数字化传播战略SWOT模型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温雯、赵梦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场景与构建路径》《理论月刊》2022年第10期。

。二是从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 对非遗数字化实践进行重新阐释2

2 相关研究有：薛可、鲁晓天：《非遗虚拟空间生产体验对文化自信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杨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虚拟社区传承初探》《文化遗产》2024年第2期；毕传龙，《文化和科技融合视野下的非遗传播能力建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第5期；王兆峰、陈勤昌：《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保护利用研究——以桑植红色民歌为例》《民俗研究》2023年第2期。

。这些研究成果对非遗与数字技术做了充分探讨， 但在“技术与文化呈现”的内在逻辑方面， 仍然缺少对数字文化生态意义的深层次挖掘。这里通过对山西非遗数据的搜集与整理， 对非遗数字化实践中的文化逻辑进行梳理， 并提出构建非遗数据系统的可行化方案， 为新时期非遗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1 非遗数据化实践的发展转向

数据是数字化的基础。如果没有数据的存在， 一切信息都将无法被存储。在非遗数字化的过程中， 在信息存储的基础之上， 将数据转化为建模， 可以进一步优化非遗保护工作。

非遗数据的利用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目前的非遗数据工作多倾向于数据的转化与存储， 一般是利用统计方法建立档案。该策略也被广泛运用在民间文艺资源的保护实践中， 便于实现资源保存与共享3

3 相关研究有：巴莫曲布嫫、朝戈金、毕传龙等，《蒙古英雄史诗的数字化建档实践》《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周耀林、赵跃、戴旸，《基于群体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模式探析》《中国档案研究》2015年；郭翠潇、王宪昭、巴莫曲布嫫等，《“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数据库”：建设与应用》《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巴莫曲布嫫、郭翠潇、高瑜蔚等，《口头传统专业元数据标准定制：边界作业与数字共同体》《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如非遗档案， 是将“所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档案材料，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道具、 实物等， 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记载、 声像资料等”^［4］。总体来说， 非遗档案是以长期固态保存为目的数据集合。如“申遗”档案， 包含传承人的基本信息与传承谱系， 是非遗项目的基础性数据支撑。非遗档案由政府牵头建设， 数据较为准确， 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在非遗与当下生活深度融合的趋势下， 非遗档案的搜集、 保管与利用工作受到了挑战。 “传统非遗档案开发方式主要以静态开发为主， 以文字、 图片、 纪录片、 实物展览、 资料编印出版等形式呈现， 辅之以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进行开发利用。”^［5］ 许多非遗项目已经建立档案， 但是依然存在着知名度不高、 流传范围不广、 受众群体较少的问题， 未能够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来传承、 传播非遗。面对信息时代非遗保护传承所表现出的“数字化”挑战和机遇， 非遗数据的功能定位亟须转向， 进一步扩大非遗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当下非遗保护逐步从“抢救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等， 转向“非遗在社区”中的“生活性保护”， 急需能为非遗保护实践提供更多支撑的数字化资源， 非遗数据成为一种能够反映生活状况、 总结问题、 预测发展态势的信息平台。同时， 非遗所呈现的数字文化生活， 体现了“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特征， 这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与计算机为伍”^［6］55。这种虚拟的、 数字化的生存空间深刻影响着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这里通过舆情监测软件， 对2023年1月至11月内“山西非遗”关键词的来源信息量、 平台活跃度等数据进行捕捉分析， 为非遗数据的观测提供可视化路径， 了解民众在非遗生活中的参与度［7］4

4 文中数据均来自思巢数据，数据关键词为“山西非遗”数据周期为：2023年01月01日-2023年11月23日。

。

此时段内， 全网与“山西非遗”相关的信息共33 105条， 其中： 微博7 133条、 网站4 950条、 视频4 941条、 微信3 835条、 数字报426条、 互动论坛94条、 其他客户端11 726条， 各平台信息量占比见图 1。在不同数字媒体中， 非遗项目的影响力和活跃度有差异。除去其他客户端， “山西非遗”在微信、 微博上的信息来源更多， 数字报与论坛的信息来源较少。微信、 微博等社交平台通过“话题+互动”的形式， 推动非遗信息裂变式传播。网民在“山西非遗”话题中进行讨论与交流的同时， 热议部分又会成为新的话题， 提升了非遗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效力。

平台活跃度体现了非遗在各个平台的热度， 其间接反映了不同网络平台受众对于非遗传播的接受程度。不同数字平台的受众主体不同， 微博、 微信、 抖音等社交平台是“山西非遗”传播的重点区域， 占比分别为31.86%、 17.44%、 12.1%， 详见图 2。

在抖音平台带货“成交额居前100位的非遗传承人中，有37%是‘90后’，12%为‘00后’”^［8］。非遗传播的受众在不断“减龄化”， 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宋俊华认为“非遗保护本质是具有规范性的创新实践系统”^［9］， 非遗数据也在逻辑秩序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发生变化。与非遗档案相比， 非遗数字化的数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非遗数据的存储、 展示更加活态化。以往非遗档案主要是信息固化和静态存储， 缺乏数字网络中的信息产出， 交互性和流动性特点薄弱。例如短视频平台对非遗相关视频的浏览与讨论量都有实时记录。 《小红书春节非遗生活指南》发布中指出“非遗话题浏览量达12亿次”。 “临近春节， 小红书上每秒就有1个人搜索‘非遗’每分钟就有3篇非遗相关内容产生。”^［10］ 网络购物软件实时显示非遗商品的具体销量， 淘宝、 京东、 抖音等电商平台都有非遗商业消费记录。以非遗为中心的网络信息活态地保存在数字网络中。

第二， 非遗数据不是非遗项目的原始资料， 而是二次加工后的产物。非遗数据是与生活深度融合的产物， 是多门类行业数据中的一部分。非遗数据来源广泛， 比较零散和碎片化， 独立完整的非遗数据集成较少。在非遗整体性、 生活性保护视野下， 这些数据需要重新被提炼与整合。

第三， 非遗数据具有即时性。数据是非遗活动的实时反馈， 这决定了数据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能够对非遗项目的发生状态进行虚拟还原、 信息化再现。

非遗数据与其他行业的深层链接， 为保护措施落地提供了实践路径。但目前非遗宣传、 非遗商业等延伸数据较少， 非遗融入生活的观念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时代需要、 发展转向、 技术赋能等多个方面考虑， 非遗传承发展需要转变传统“存储”观念， 这对非遗系统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系统性的数据化实践过程

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需要层次化的数据实践， 其中数据的甄选、 分类与传播是数据运用的重要环节。

数据的筛选与甄别是实践的前提。若要形成一个具有利用价值的非遗数据集合， 需要能充分反映非遗项目本身发展过程的具体数据。对数据不经价值判断就加以利用， 势必会影响分析过程的指向性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非遗数据数量大、 来源广、 内容杂， 更需要通过筛选过滤来保障数据化实践的进行。

数据类型的划分是分析工作的关键。因为数据赖以生存的存储介质并不相同， 按照数据的存续形式， 分为以文字、 数字为主的文本类， 以图像、 声音为主的非文本类以及混合数据三大类。这样的划分方法为数字建模与程式化分析提供了便利， 但是忽视了非遗数据的文化属性。无论是储存介质与传播媒介， 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工具， 最终进行信息产出的依然是文化主体。所以， 数据分类更应着重考量数据产出的主体性。一定程度上， 数据产出者的主体性范围主导着数据的覆盖范围。因此， 数据是主体活动的产物， 数据划分的重要工作则是对数据主体进行确权。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非遗传承的目的与价值， 明确主体性能够对数据的定位能够更加清晰。在确权的过程中， 要始终坚持主体平权。非遗数字化实践的目标是平等、 交流、 共享的文化信息， 而非控制、 统一、 排他性的“数据制造”。

实践活动是非遗数据重要的观测维度。在实际情境中， 一些数据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化主体， 需要依靠实践活动来分析具体问题。 “处在外层的文化变化得快， 可以被标记为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文化中的可见部分……但核心部分代表的文化变化速度十分缓慢， 可以被标记为价值观。”^［11］13 只有持续关注非遗活动全程的数据， 才能理解价值观背后的文化内涵。

人类活动的多样性， 决定了数据资源产出的多元化， 只要进行与非遗相关的活动就会产生数据。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会生成大量的数据， 主要有文化政策、 文化生活、 文化传播等类型， 其背后是政策制度保障、 生活主体、 传播媒介等多方参与非遗实践的结果。

政策制度保障的主体是各级政府， 其工作主要围绕非遗保护、 研究、 宣传等活动展开。各级政府直接或受权发布系列数据，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权威性。这类数据涵盖范围广， 数据层次更宏观， 对于非遗保护工作有着高度的指向性。如山西省政府从文化宣传、 财政支持与平台搭建等方面产出相关数据。开展“文化惠民” “送戏下乡” “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2023年共完成免费送戏下乡演出17 069场， 省级450场， 市级2 603场， 县级14 016场……惠及群众近800万人。”^［12］ 各地市也积极支持非遗保护传承活动， 如“晋中市免费送戏下乡演出1 045场”^［13］。除此之外， 政府为非遗项目提供政策性拨款与补助。政府非遗实践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结合， 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保障了非遗各项工作的开展。

市场化是非遗存续力的重要参考， 也是非遗数字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非遗数据相比， 非遗产品的市场化数据更加自由与活跃， 来源更加多元化。从数据产出来看， 非遗数据集中在电商等领域。电商平台简化了消费者与商品接触的过程， 解决了非遗产品地域化所带来的消费局限， 激发了非遗的商业潜能。2023年， 抖音平台上非遗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94%， 购买非遗产品的消费者数量为2022年的1.62倍^［14］。电商平台依托销售数据打造热销商品。 “东方甄选山西行”电商带货期间， 销售总额超过7 500万元。山西老陈醋日销10万桶， 是销量最高的山西非遗商品。平遥牛肉当天销量超过5万单； 太谷饼、 莜面鱼鱼等共计36款山西非遗特产的成交订单数均突破1万单^［15］。交易数据为非遗的商业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用户喜好， 严选商品， 建立非遗好物清单， 便捷日常生活。数据已经成为商业营销中的重要信息资源。2023年《中华老字号拟认定名单》中共有14家山西“老字号”企业入围， 其中超过50%以上的企业都有非遗认定^［16］。老字号企业向“非遗老字号”的转变是“非遗”符号化、 品牌化的价值体现。

传播是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前提。 “如果要传承的话， 首先必须要有传播。”^［17］5 如今“非遗”这一概念深入人心， 有赖于数字化传播实践。数字化传播可以将非遗从传统时空中抽离， 通过虚拟空间将非遗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 受众对于传播信息的回馈能够被数据即时统合形成闭环。

在多维传播路径中， 网络互动数据是民众对非遗进行媒介传播的直观反映。山西非遗在大众媒体上体现出地域特色， 获得较高的阅读量（14 658 762 次）， 但转发数（10 542次）与评论数（22114次）不及阅读数的百分之一， 详见表 1。非遗在数字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契合传播心理， “‘非遗’在网络空间传播时， 通过视觉化符号对受众产生吸引力， 受众对‘非遗’的认知具有可沟通性， 传承人与受众在网络互动中， 基于相似情感体验唤起‘共同情感’， 为‘非遗’传播提供了潜在的动力”^［18］， 可见， 非遗应更多关注媒介受众的情感共鸣， 才能建立数字传承的互动机制。

贴合生活实际的短视频平台更具有传播影响力， 受众更广。同时， “传播主体权威性对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19］， 自媒体传播声量逐渐占据主导。在2023年1月至11月期间， 共112家媒体参与“山西非遗”的宣传， 其中短视频媒体的参与率高达76.79%， 详见表 2。短视频在非遗的影响传播中有重要的作用。与其他类型的传播媒介相比， 短视频平台拥有着更高的非遗宣传度与接受度。在2023年， 抖音“山西非遗”关键词下话题也已高达99个， 累计播放量约有2 158万次， 该平台用户对于山西非遗具有一定的认同； 在快手平台共有14个山西非遗话题， 共有506万次播放量； 在哔哩哔哩平台， 非遗关键词视频有632个， 播放量最高的视频累计有106万次的播放量。短视频平台的优势在于为非遗的生活化保护提供了可行路径。短视频是自媒体传播平台， 每一个网民都是非遗的传播者， 而“非遗短视频裂变式的传播需要以社交化关系为基础”^［20］。移动社交软件提供了即时信息交互平台， 使得非遗传播通过转发、 点赞、 评论不断增殖， 深入人心。

结合表 2 数据， 可以管窥非遗生活数字化发展的态势。非遗系统性保护正在趋向于“多元化” “商业化” “年轻化”发展。同时这三类数据主体相互联系， 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一种“由单一到综合， 由表层到深层， 展现出由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到政府与社会共同主导的发展趋势”^［21］。

共同主导是一个互动过程， 顶层设计与生活主体通过传播媒介传递信息， 二者在这个过程中皆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受传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角色， 在一般传播过程中， 这两者能够发生角色的转换或交替。一个人在发出讯息时是传播者， 而在接收讯息时则又在扮演受传者的角色。”^［22］49 政府将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受众。信息经过受众的体验感受， 再重新将“二次信息”返回政府数据中心。这一数字化过程， 加强了非遗信息源与多元主体的联动关系， 也使得“信息化过程”本身的相互投射， 成为当下非遗数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层级性的非遗数据系统

当前， 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问题有： 数字化意识淡薄， 保护传承手段单一； 数据采集、 管理以及录入的体系尚未建立； 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播与市场经济融合不足^［23］。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了非遗数字实践的系统化程度较低。非遗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 不充分， 导致了行业之间的文化联系较弱， 层级化的数据系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从数据上来看， 各个文化主体缺乏信息上的交流与互动， 生成了许多相对封闭的数据孤岛， 具体表现为不同主体的数据并不互通， 多元主体背后的文化信息不均衡， 牵制了万物互联。形成孤岛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 非遗项目门类不同， 文化表现力和活跃度有差异， 一些独特性展示较弱的非遗项目容易被遮蔽信息交互。其次， 一些非遗项目涉及商业、 市场、 品牌、 传承历史等复杂性背景， 数据化难度较大。最后， 非遗保护实践缺乏信息资源整合， 管理主体、 保护主体、 传承主体、 传播主体间的关联度不紧密。

从实际调查看， 全面建立信息统筹的大数据对非遗保护的影响力有限， 应积极打造非遗数据的差序化系统（如图 3）。这种差序化系统可以探索建立数据区块， 破除数据孤岛， 设置相对独立的非遗场域， 再将数据区块联接成大数据网络。

数据区块是非遗项目之间关系的具象显示， 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场域。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24］。数据之所以能产生聚合， 是因为其背后的文化属性互有关联或者同属于一种文化类型。不同于数据孤岛， 数据区块旨在促进部分具有相似特性的信息聚合， 打破孤立的状态， 在相对较小范围建立起沟通互动机制。在具有现实关联的非遗主体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网络空间的出现， 则将原先地理空间中的地方性， 转变为虚拟世界中的民间性”^［25］123。比如， 某些非遗项目具有地缘关系， 发生于一个特定文化区域内， 更容易与同区域内的其他项目形成天然关联。除此之外， 政府与商业举办的交流会、 博览会、 交易会等平台， 为非遗的空间性集聚提供了机会。即使缺乏地缘联系， 某些同类非遗有着相似的机制， 其中一项非遗项目获得热点， 同类的非遗项目往往都能得到相应的网络曝光度。

数据区块为非遗提供了一种摆脱时空限制的可能性。一些较少接触的事物可以自由地排列组合， 建立虚拟的社会联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非遗数据库是非遗区块建设的基础。规范的数字存储机制为非遗的共享与利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各级政府在统计、 发布非遗项目与传承人信息的同时， 注意非遗信息的动态汇总， 将详细的数据信息汇入上级数据资源库， 形成由国家—省—市的三级数据库。第二， 要注重数据资源的共享， 搭建全面开放的公共文化云平台。推动开放与共享是转变非遗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活动。商业市场通过非遗项目之间的关系生成非遗购物单， 传播媒介利用非遗项目进行宣传， 这些活动产生的数据再反馈到对应的各级非遗数据库， 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区块与区块之间虽然是相对独立的， 但也是活态开放的。不少非遗项目能从属于不同的非遗区块， 多区块之间形成一种交集。这种机制为形成更高级的数据平台提供可能性， 所以构建非遗大数据的要点在于多区块间的互通交流。

非遗大数据的底层逻辑是非遗与万物的互相关联， 不仅代表数量上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体现了文化生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与数据区块相比， 大数据对于非遗活动产生的信息更加敏感， 反应也更加迅速。通过大数据， 非遗与其他行业形成互动， 大数据就会感知信息形成数据。这种大数据并非是一个臆造的“数字乌托邦”， 而是实现“建成物理分布、 逻辑关联、 快速链接、 高效搜索、 全面共享、 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26］战略构想的最终结果。大数据将文化牢牢凝聚在一起， 再通过各种智能终端等科技媒介沟通起虚拟与物质的桥梁， 把数字文化回馈进现实社会， 推动社会发展。但大数据也给非遗带来了不少的文化危机。如今不断蔓延的“大数据傲慢”把大数据作为文化现象唯一的解决方案， 把它当作文化分析的替代品^［27］128。一些缺乏信度与效度的数据结论会给非遗项目造成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在非遗数据化的过程中， 要时刻保持对“技术”的理性认识。 “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物的所有问题”， 把“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作为一种‘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28］179-180}， 那么非遗保护传承的人文意义也会减弱。如果盲从于数字的导向作用， 轻视数据的文化内涵， 非遗项目就会失去活力和特色， 成为冷冰冰的数字。所以数据价值要与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实践需求相匹配。

非遗数据更新与整合的过程， 是从生活文化到公共文化的信息化再现。一方面能够提高非遗的传播效能， 发掘商业价值， 另一方面也有隐私信息公共化的风险。一些非遗项目涉及所有权问题， 责任主体不清晰。有的非遗数据涉及隐私， 存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风险， 这些问题仅通过单方面的“数字化”难以得到解决。不过， 如雷蒙威廉斯所说： “共同文化在任何层次上都算不上是一种平等文化， 但是共同文化永远都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 否则共同经验将失去价值。对于参与任何文化活动的任何人， 共同文化都不能加以绝对的限制。”^［29］449 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数据来制定非遗发展的规划， 警惕信息指定非遗发展的道路。数据模型要从以事件与项目为核心转变成为以人为核心， 能够“将事与物联系起来， 在‘人—事—物’基本框架下深挖三者之间及各实体内部的语义关联， 集成多模态的数据类型， 形成生动立体化的数据视界”^［30］。

由于数据的产出是客观的， 所以数据处理需要加以甄选。伪造数据和虚假报告导致数据失真。数据分析应全面准确， 避免被附带的流量宣传、 商品营销所裹挟。数据扩圈要注重主体权益的维护， 积极建立层级化数据系统， 进一步优化非遗系统性保护实践。 “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看， 非遗是在与人类现实生活不同程度融合中不断发展的， 要实现‘原汁原味’保护就不可能发展。”^［31］直面实际问题， 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才是非遗保护实践的真正落脚点。

4 结　语

非遗的数字化实践经历了由静置存储到活化利用的转向， 为数据实践与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具体路径。不同主体的非遗数据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多元主体相互勾连， 形成共生发展的信息资源平台。数字化实践相比传统非遗数据采集， 具有全民共享、 即时互动、 多元参与的信息平台优势。在数据化实践当中， 文化主体的范围影响着数据分类互动的机制。非遗保护应破除数据孤岛， 将非遗数据系统整体结构化， 生成非遗与生活信息综合关联的数据网。非遗信息的存储与输出， 应在“技术理性”中时刻关注非遗的活态性、 人文性特点， 积极构建层级化的数据系统， 提升数字化保护传承水平， 真正满足科技与生活相结合的非遗系统性保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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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永林， 李媛媛.新世纪以来中国非遗保护政策发展逻辑及未来取向［J］.民俗研究， 2023（1）： 5-17.

基金资助

山西大学交叉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山西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重点创新项目：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民俗学》跨学科课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