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中国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重要转型， 处于社会剧变中的人们迫切地寻找着精神依赖和文化根基。作为载体的物质更替速度远比我们想象得快得多， 有时人们的思想还不能适应这个过程或者落后于这个过程， 为了得到心灵的安全感， 在快速更迭的物质社会中， 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化的社会存在， 重新开始了对文化的追寻
［1］。这也引发了非遗当下的文化转型， 使得非遗的传承方式、 价值观念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非遗本身的存续构成挑战， 也对非遗的传承者、 文化实践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背景以及非遗传承的新局面也决定了在对文化转型与非遗传承的探讨中， 我们还应关注非遗的历史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 如此才能真实有效地呈现出非遗传承在当下的变化和诉求， 为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社会以及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有益借鉴。
之于现实情况， 反观学界， 对“文化转型”的研究十分丰富且深入， 但对非遗的文化转型的探讨仍暂付阙如。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文化领域也面临着全新思维和全局性变革， “文化转型”因此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文化转型”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议题， 需要对民众动态发展的文化诉求以及文化事象的时代更迭变化进行持续性深思， 使“文化转型”成为文化发展现实的反映， 而非成为脱离实际的主观愿景。对于“文化转型”的思考， 在当下需要关注到非遗。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其稳定的文化基因和持续的精神慰藉在当下的国家文化建设和民众生活中不断获得重视， 非遗传承也愈发成为中国21世纪以来颇受关注的社会事象， 是中国当下文化转型的生动具现。但学界对文化转型中非遗传承的新局面却少有探讨， 以CNKI（中国知网）为例， 截至2024年6月3日， 以“文化转型”和“非遗”为主题词， 以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为期刊源进行核心文献检索， 仅得相关文献11篇， 这与“文化转型”两千多条文献数量的情况形成鲜果对比， 而且这11篇相关文献以地域性调查和具体项目为研究对象， 缺乏对文化转型中非遗传承的系统性、 理论性的阐释。学术研究应该充分关注社会现实， 文化转型中非遗传承的新局面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析。因此， 本文在对文化转型中非遗传承的现实情况进行回应和分析的同时， 也对文化转型中的非遗传承进行了较为系统性、 理论性的学理阐释， 希冀为非遗传承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提供有益思考。
1 文化转型与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
文化转型作为世界性发展问题， 集中体现了人类了解社会文化本质的诉求， 推进了对文化形态更替、 文化发展轨迹、 文化演化逻辑等议题的探讨， 是检视人类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尺度
［2］。基于对非遗保护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研究以及多年田野调查的反思， 笔者认为， 文化转型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内， 由于经济发展、 社会变迁、 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文化形态、 文化内容及文化实践方式等经历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化的表层结构， 如艺术形式、 语言文字等， 更深入地触及到文化的价值观念、 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等核心层面。非遗的文化转型， 特指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 非遗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适应性变革， 如价值观念更新、 传承方式变革、 功能定位转变等问题。这一变革旨在保护、 传承并活化非遗， 使其不仅得以保存下来， 还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非遗的文化转型重点在于平衡保护与发展、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寻求一种可持续的传承路径。
在对天津北仓镇刘家园举办的花会展演调研的过程中， 文化转型与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情况十分凸显
11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田文起；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5日； 调查地点： 天津市北辰区刘园新苑。
。北仓镇刘家园的花会展演， 不仅是一种非遗活动的再现， 更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地方社会如何通过活化非遗、 传承非遗， 促进非遗与现代生活融合的生动案例。正月十四至十五， 天津北仓镇刘家园举办“第四届运河之春花会展演”。历史上， 北仓是京杭大运河重要站点， 是南北物资交易的重要场所， 人员交流频繁， 也因此催生出了许多庙会。其中， 北仓皇会因语言和唱词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深受村民的喜爱， 盛极一时。如今， 北仓的花会展演可以说是历史上北仓皇会的缩影。文化转型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发生了变化。过去， 北仓皇会的活动是社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强烈的社区认同感和参与性。然而，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的非遗活动的参与者和观众结构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兴趣和生活方式与非遗的传承和展现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非遗在传承队伍的接续过程中， 必须搭建起连接过去与现在、 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桥梁。
会场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王秦庄同议高跷老会， 其案例对分析文化转型中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问题有着启发意义。王秦庄同议高跷老会， 从建会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 是天津历史最悠久的高跷会。如今， 王秦庄同议高跷老会的表演者基本都是年轻人。老会在吸收年轻人入会时， 会出资支持他们求学， 特别是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 老会在资金紧张的时候仍然会凑出一部分钱来为他们补贴学费、 买资料书。这些年轻人带着对老会的记忆和感激在进入社会之后， 纷纷捐资给老会， 就算是经济拮据的人也会出力上台表演或者帮忙打理后台。这种类似学校校友会的运转方式运用于老会， 使老会靠自身也能维持运转，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造血， 而且群众基础广泛、 牢靠。
在技术冲击、 文化转型的背景下， 非遗传承唱衰的说法屡见不鲜， 但北仓镇的花会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面例证， 突出了非遗传承对社区文化记忆的维系与再生产作用， 也表明具身性的体验与参与是非遗传承可能性扩大的关键要素。同议高跷老会入场时， 中心广场早已人山人海， 水泄不通， 但民众会自觉让开一条路， 让演员们进去。外围的成人站在事先备好的小梯子、 小凳子甚至三轮车上， 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脖子上， 家长成为孩子们看非遗、 了解非遗、 未来传承非遗的“托举人”， 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会场中的青年一辈演员也很好地传承了高跷技艺， “蹲走” “跳桌子” “鹞子翻身” “越头跳” “后滚翻” “单腿跳”等技巧动作熟练生动。后续西门里、 曹庄子、 咸水沽、 刘安庄、 庞庄子高跷老会和刘家园祥音法鼓老会， 也基本是年轻一辈上场。生活压力的增强、 就业选择的多样化， 使投入时间长、 回报相对较少的非遗传承难以构成青年的择业优势， 非遗传承队伍的老龄化是非遗传承面临的难题， 但这一难题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北仓镇众多的老会非遗传承队伍新老接续， 年轻一代重新“玩会” “爱会”， 凸显了非遗的生命力， 表明了非遗保护的成效， 一些血脉里静静流淌的民族文化基因正在日常生活中觉醒， 年轻一代正在成为非遗传承的主力军。当然， 非遗的传承除却技艺技巧外， 更重要的是传承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 懂非遗背后的故事， 讲好故事并将其自觉纳入个人生活体系中去实践。这相比技艺来说，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是传承人一生之事， 也是一代接一代的事。非遗传承的真正困难之处也在于此， 这是一个长效工程， 需要情怀， 也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就目前来说， 国家和社会的保护与弘扬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族对非遗的批判性认知， 给予了这种曾被单纯视为历史“遗留物”的文化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机会。
北仓镇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体现了非遗在地域文化中的根植性和历史性。而同议高跷的案例则凸显了非遗传承队伍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接续和变革。这种由社区支持和年轻人主动参与形成的传承模式， 展现了非遗传承在文化转型中的活力和可能性。具言之， 非遗的文化转型对传承队伍的接续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 它促进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紧密结合， 为非遗的传承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土壤和实践空间。例如， 北仓皇会通过调整节日活动内容， 吸引社区居民和年轻人参与， 既保存了传统节庆的核心元素， 又赋予其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意义。其次， 文化转型推动了传承模式的创新， 如同议高跷通过组织支持、 教育辅导等方式， 激励年轻人参与非遗传承， 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融的传承生态。最后， 文化转型强化了社区和个体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 使非遗保护成为社区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共同诉求。
当然， 文化转型也使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面临诸多挑战。第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 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化与碎片化， 传统的非遗活动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但在现代社会， 尤其是年轻一代中， 这些价值观可能不再被普遍接受或理解。这种价值观的变化， 使得非遗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吸引和教育新一代传承人的难题。第二， 随着城市化和数字化的进程加快，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对于非遗传承而言， 意味着需要找到更切合时代属性的方法使传承活动和传承方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 如何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中或者如何利用数字媒体进行非遗知识的正确传播。第三， 经济因素是影响非遗传承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入， 非遗活动面临着商业化的压力。一方面， 传承队伍需要资金支持来维持非遗活动的开展； 另一方面， 过度商业化又可能导致非遗失去其本质意义。如何平衡非遗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 是传承队伍接续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第四， 技术进步虽然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 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非遗的知识和技能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 这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即时性的文化消费有所冲突。如何在保留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真实性的同时， 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 也是非遗传承队伍接续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上述挑战， 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 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需要采取创新和灵活的策略。比如， 通过教育和社区活动提高公众对非遗价值的认识；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创新非遗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寻求政府支持和市场运作的平衡， 以确保非遗活动的可持续性； 加强对传承人的培训， 使他们能够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 使非遗能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总的来说， 文化转型与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是一个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过程。非遗在面对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时， 不仅需要保护和传承传统元素， 更要积极寻求创新和发展， 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生。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文化的适应性变革， 也关系到社会结构、 价值观念乃至个体身份的重塑。
2 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
曾有不少学者认为非遗传承应该注重“原生态”
22 从学科角度来看，非遗中“原生态”一词的出现， 与民俗学追寻本真性的传统和浪漫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本真性”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进入文化研究领域， 在民俗学中逐渐成为民间叙事的基本要素。对“本真性”的呼唤， 引起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巨大反差的反思， 希冀找到一种归属于本土、 真正的、 未曾异变的文化。 “原生态”的理想意义是值得思量的，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最本质的核心要素的叩问， 但究竟推算到哪一个阶段哪一种程度才算“原生态”， 却难以定义和明确。
。 “原生态”的诉求是希冀找到一种归属于本土、 真正的、 未曾变异的文化。在这种语境下， 非遗传承所指的就是其中具有纯正、 原生、 自然甚至永恒意义的文化成分。事实上， 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 交流互鉴的文化生活以及需求和感悟不断变化发展的作为非遗主体的传承人， “原生态”只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幻想， 将非遗从动态的文化进程中隔离出来
［3］。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有着新的话语表达， 其强调的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与“原生态”对非遗文化基因的静态思量方式不同， 非遗的活态传承强调从“原生态”的静态本真中走向非遗文化基因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关系中
［4］。京西皮影戏传承和发展的案例， 或许可以被视为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的一处生动体现。
皮影戏有着千年传承流变的历史，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民俗文化、 民间娱乐的艺术表现形式传递着中国人独特的生活追求、 审美体验和精神情感。北京地区的皮影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京腔京韵明显， 不少皮影人物的脸部都加入了京剧脸谱的元素。海淀区京西皮影传承人王熙女士和其丈夫林中华， 在皮影艺术濒危的形势下， 凭着单纯的热爱和敢于担当的勇气， 先后辞去待遇优厚的高校和外资企业工作， 专注研究皮影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成立了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并打造了中国京西皮影园， 园内设有皮影艺术中心、 皮影创意产业基地、 皮影动画制作基地、 展演剧场和京西皮影博物馆等
33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王熙、 林中华；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10日； 调查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京西皮影非遗园。
。龙在天皮影艺术团从成立、 创业、 传承到创新和发展的故事， 实际上可以视为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的具现。调研中发现， 有两大元素最终成就了龙在天皮影艺术团。
一是眼光长远， 守正创新， 推动皮影戏与创意产业和教育的深度融合。皮影戏历史悠久且富有多元的艺术表达形式， 从一种“通神”祭祀歌舞到带有“忠孝节义礼智信”礼教文化的民俗活动和民间娱乐形式， 其始终是一门生活的艺术， 生活故事、 信仰习俗都可以成为皮影戏的素材， 皮影戏的文化包容性决定了其价值的延展性。皮影戏传承千年而未断， 除了本身的文化魅力原因， 关键也在于其包容性所带来的创新空间， 使其生命力得以保持和延续。从皮影戏作为一门光影艺术的发展史来看， 其演出的三大要素： 幕布， 影人和灯光， 均在不断发展， 推动着皮影戏在表现表达、 操纵手法、 受众群体等方面的改变。具体而言， 皮影戏灯光道具从油灯、 气灯到电灯、 管灯和LED光源的升级； 幕布从“毛边纸”到土制白布再到塑料幕、 甩幕、 月牙幕和宽荧幕； 影人从早期的“小八寸”发展到现在一米高的大影人； 影窗尺寸逐步扩展为长8米高3米， 这些改变使得皮影戏的视觉传达、 表演技艺、 受众群体也在不断变化。皮影戏要完成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转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恢复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性”
［5］， 就必须进行顺应时代的创新。当然， 创新不是没有限度和边界地肆意改造， 皮影的民风唱腔音韵和家国情怀、 仁礼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表达是其最宝贵也是最为根本的存在， 所谓传承的核心也是在此， 技艺相对而言只是文化精神积淀下来的外延。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基于皮影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开发了大批创意产品， 比如： 充分挖掘中国神话和历史人物故事， 做成系列皮影工艺产品用于网络售卖和宣传； 结合红色主题文化资源进行题材和表演创新， 建设了红色主题展演厅， 也推动文旅融合为红色旅游地提升品牌附加值， 还开展红色主题皮影戏教学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助力； 考察当下青年文化喜好并结合皮影戏的家国叙事特点， 开创了皮影盲盒、 皮影剧本杀等创意产品。此外， 还有很多现代题材的创意产品， 如： 与茶文化相结合开发皮影茶盲盒， 与冬奥会结合开发冬奥人物纪念皮影， 与元宇宙结合开发皮影元宇宙数字收藏艺术品， 与优酷视频热播动漫《百炼成神》结合推出皮影戏宣传片。
当然， 这不是龙在天皮影艺术团最为重要或最有代表性的创新。在皮影戏和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结合方面， 就笔者以往调研的项目来看， 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做出了很多传承人想做却又难以做成的事情， 尤其在基础教育方面。非遗的传承大多是口传心授的模式， 老一辈传承人对徒弟的教导讲究一个“悟”字， 他们在行业里是代表性的存在， 有着精深的技艺技巧和积淀深厚的历史人文观念。但“行话”也通常难以进行通俗易懂的转述， 也可能受限于没有接触过系统的学校教育， 这也是很多老艺人说“让我给你说很容易， 但让我写出来， 那我写不好”的原因。民间的乡土性和学校教育之间还是应存在一定距离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能结合。当下非遗项目繁多复杂， 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一股文化趋势， 仅靠政府和传承人并不能有效覆盖和传承传播好非遗， 学校教育因其文化传递的有效性和受众广泛性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逐渐展现出优势。当然， 学校教育模式也需要把握度
44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性保护的方法论与道路探究》 《高校非遗研培的几个问题分析及其对策》两篇文章中， 笔者详细论述了非遗的学校教育问题， 作为一种以口传心授为主的民间文化， 非遗进入学校教育， 需要考虑其与学校教育的适配性问题， 需要把握非遗学校教育模式的度。在此文中， 不再赘述。
。京西皮影传承人王熙在艺术团成立后， 在丈夫林中华的支持和鼓励下， 带领皮影演员走进校园， 在百余家的校园教学实践中积淀和完善经验， 编写出了《皮影戏的秘密》 《中国皮影戏1-6级青少年读物》系列教材， 并开发了配套实施的各种教具， 完成了很多学校想要做的事， 成功在学校教育和皮影传播间搭起了桥梁， 提高了青少年传承皮影戏的可能性。
助弱扶贫， 培养传承人队伍， 服务社会是龙在天皮影艺术团的又一创新。在产学研的模式探索中， 王熙和林中华也曾忧愁皮影戏后继乏人的情况， 这种情况要分三类人群来讨论。老一辈艺人留不住， 他们习惯了把皮影戏作为“农闲时节”的展演活动。同时， 他们在创新方面也稍显不足。年轻人一开始可能很好奇， 但面对日复一日的手法操纵和唱腔学习， 很难坚持下去， 普遍认为皮影是“越学越难”的艺术。诚然如此， 皮影戏无论手法技艺还是唱腔音韵抑或造型艺术和每种人物故事的烂熟于心， 不是一朝一夕能掌握的， 一般需要10年才能掌握， 而且还需要看悟性。对于普通的成人来说， 从事皮影一是学习时间长， 二是工资回报低， 远不如其他职业， 皮影除去爱好很难有学习和从业的动力。在一筹莫展之际， 林中华发现了“袖珍人”
55 袖珍人是指身高相对矮小的成年人， 凡身高低于同一种族、 同一年龄、 同一性别的小儿的标准身高的30%以上， 或成年人身高在120 cm以下者， 都称为矮小人或袖珍人。
群体， 使京西皮影戏的传承出现了转机。 “袖珍人”群体因为身体发育不健康， 不能从事社会上常规的职业， 但他们除了身高和样貌外， 四肢健全基本和正常人一样。对于他们而言， 能给一个稳定的职业他们便能拼命努力， 这与对职业有多样选择空间的正常人来说截然不同。龙在天皮影艺术团接触了1 000多名“袖珍人”， 培训了200多名皮影戏演员， 他们中有20对在龙在天皮影艺术团结婚。他们通过皮影在逐渐获得“社会性身份”， 而且文化的属性渐渐压过了容易被他们自我否定的身体性， 爱情、 事业、 家庭， 让他们的生活重新燃起希望， 更加自信。这既体现出了皮影戏的包容性与魅力， 也凸显了非遗助弱扶贫的社会性功能。对于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和这些袖珍人来说， 实现了双赢， 对于非遗的传承来说也是我们所愿看到的， 服务于社会， 才能生存于社会。
不过， 我们也需要看到京西皮影戏的活态传承仍面临挑战。因为“袖珍人”群体掌握皮影戏的唱腔音韵， 本身存有一定的困难。他们的声线和身体条件受限， 对于一些传统剧目的表演难免失真， 虽然能加以磨炼但依旧存有限制。无唱不成戏， 龙在天皮影艺术团要想真正传承好发展好皮影戏， 还需要引入能弥补唱腔音韵的人才。皮影戏培养演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上台表演， 完全靠老艺人上台不现实， 在当下也容易失去观众。因此， 新老交替的问题是皮影戏传承发展需要想办法调补渡过的， 对于龙在天皮影戏艺术团亦是如此。龙在天皮影艺术团是幸运的， 在存亡之际刚好遇到了愿意帮扶的领导， 给予场地支持和活动安排， 但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如此幸运。如今， 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进程中， 文化的转型愈发急速， 除了政府和传承人， 还需要多方社会力量的加入， 特别是“懂非遗又懂市场同时对非遗怀有敬畏之心热爱非遗的中介人”
［6］， 非遗涵盖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是丰富深厚的， 自然也需要各行各业的力量加入， 形成非遗保护的向心力。
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反映了一个基本观念的转变， 即非遗不是被封存的历史， 而是生活在当下、 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并为现代生活服务的活态文化。这种转变要求非遗传承不仅要保持对传统的尊重和保护， 同时也需要探索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路径。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诉求， 本质上是希望非遗能够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既传承历史文化， 又融入现代生活， 实现非遗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在文化转型的进程中， 非遗的传承方式不仅需要在技艺或艺术形式上实现更新， 更重要的是在理念上的突破， 即在保证传统文化精髓不失的前提下， 探索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角色、 新功能和新意义。非遗传承的新话语表达还体现在其社会功能的扩展。在京西皮影戏的案例中， 可以看到非遗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 也是促进地区文化交流、 推动经济发展、 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的成功案例， 展示了非遗如何通过与教育、 创意产业、 助弱扶贫方式的结合， 在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为非遗传承人自身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舞台。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 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 呈现出复杂而多维的特征。这种话语表达不仅是对非遗保护和传承方式的创新， 也是对非遗在现代社会中角色和意义的重新定义， 强调非遗的活态传承， 要注重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倡导非遗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同时促进公众对非遗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
3 非遗传承需要有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非遗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着一个民族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记忆。对传统的敬畏之心不仅是非遗传承的基本态度， 更是非遗传承有效、 可持续的重要保障。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 非遗的传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复制或再生产， 而是一个包含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动态过程。当代社会面临着技术的革新和生活方式的剧变， 对非遗传承提出了新挑战。非遗不仅要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下来， 还要维持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 需要非遗传承者在传承过程中， 对非遗持有一种基于深刻理解和尊重的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首先体现在对非遗本质和核心价值的认知与尊重上。拿皮影戏来说， 近十年， 皮影戏有高原， 却难有高峰， 关键原因在于唱腔的丢失， 皮影戏的传统魅力绝大部分在于唱腔。传统唱腔和剧目要融入当下， 需要创新创造， 但如若创新创造过度越位， 难免成为创意产业而不是非遗。龙在天皮影艺术团也意识到自己在唱腔音韵上的欠缺， 所以经常邀请皮影老艺术家前来授课教学， 补充这方面的知识， 其中有北京皮影戏著名艺术家路联达， 河北唐山皮影戏著名艺术家魏德民、 于桂霞等。一开始路联达先生并不看好龙在天皮影艺术团， 认为他们投入的资金太多， 用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玩意可挣不了这么多钱啊， 你们是在用钱打水漂”
66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王熙、 林中华；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10日； 调查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京西皮影非遗园。路联达的话是在对王熙和林中华的访谈过程中， 由王熙转述的。
。但王熙、 林中华夫妻二人并没有放弃， 一直把这件事坚持到了今天。终于， 2010年路联达被二人的坚持和热情感动， 决定亲自指导艺术团， 将传统的老北京皮影戏教授给他们。据王熙所说， 路先生指导的十余年间从未迟到过， 经路先生指导、 传授技艺的团里演员超过两百人。2019年6月， 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包括王熙在内的36名演员拜路联达先生为师。非遗需要传承， 了解并掌握传承的核心要素是关键。在路联达先生的指导和艺人自身的努力下， 龙在天皮影艺术团逐渐恢复了北京皮影戏的36段唱腔和10多种传统剧目， 收集了一万多件皮影老物件。从真实传承的角度而言， 唱腔是皮影戏能否真正有效传承的关键， 尽管目前能掌握并演出的唱腔与传统而言差距不小， 但这些努力的价值不容忽视。
其次， 敬畏之心还体现在对传统和现代平衡的追求上。非遗传承不应是一种过度的“现代化”过程， 而应该是一种既保持传统精髓， 又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平衡艺术。如调查中发现的龙在天皮影艺术团， 通过邀请老艺术家进行指导， 深入理解和传承传统皮影戏的历史内涵、 人文精神、 唱腔音韵和操作技法， 力求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创新， 开发既不失传统韵味又迎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产品。这种基于对传统深刻理解和敬畏的创新， 是非遗传承适应现代社会的有效途径。
最后， 敬畏之心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对非遗核心内涵的坚守中所生发的持续性的热爱。以皮影戏为例， 魏德民出身皮影戏世家， 从小看皮影戏， 学皮影戏， 目前在行内是备受推崇的老艺术家。随意拿起一个皮影就能将其从历史故事、 制作风格、 运用场景、 操作技巧和唱腔唱法上仔细道来， 这是岁月的积淀， 正是一代代这样对艺术坚守的人成就了非遗。在对河北唐山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皮影演唱（玉田魏式） 的第五代传承人魏德民的访谈中， 深刻地印证了对传统的敬畏来源于持续性的热爱。魏德民专注地讲述着皮影戏的故事， 这是属于皮影戏的历史， 也是属于他自身的人生史。 “那时候我基本上一年要唱皮影戏300多天， 很少回家。有一次骑着自行车跑到50多公里外唱皮影， 途中被人告知妻子要生了， 让我赶快回去， 回去第二天妻子就生了。”
77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魏德民；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12日； 调查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京西皮影非遗园。
20世纪80年代， 魏德民每年正月初三就要外出唱戏， 有时初二就得走。除了唐山本地一带， 魏德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津的宝坻、 蓟县和宁河地区， 这一片的观众十分喜欢他的团唱的皮影戏（1985年成立的河北唐山玉田县皮影社在1986年改为玉田县皮影团）， 每次都要求从头到尾把整个故事唱完， 一出戏一唱就是十天， 一场最少五个小时。当地村民还自发地拿着做好的羊肉馅饺子送到后台， 看到艺人唱累了便让休息后再继续， 村民的热情丝毫不减， 喝彩和掌声不绝。表演者坐得住， 观众也坐得住。 “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热闹可看， 如果有一个村请皮影了， 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过来， 就像现在的演唱会似的。”
8 对于平淡的生活节奏， 皮影戏的加入显得很新鲜。 “现在不一样了， 最多两小时观众就坐不住了， 按照一场两小时来算， 要唱完一本完整的戏， 怎么也得50天。”
9 信息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的耐心阈限也逐渐变低， 使得皮影戏需要对剧目和表演形式进行必要的改变， 以保证严谨的叙事和符合观众心理特点的话语表达。
反过来，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皮影戏在智能设备盘踞的数字化时代， 也成为了稀罕之物， 具备构成“新鲜”感的条件。非遗有其依存的文化空间， 在这里面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教育、 科技、 自然环境等各个因素相互交织， 构成一个文化生态整体。时代裹挟着这些因素， 也催发着相互交织的关系产生新的变化和发展， 人们内心的安全感缺失在物化载体的超速发展中越发清晰。非遗被时代曾误判为“落后之物”， 更多的是物化的外延， 生活似乎被物化载体活生生割裂成无数个发展阶段， 每个阶段又似乎都要脱离“日常生活”的范畴， 成为历史或当下独立的范畴。我们谈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入， 却不自觉地把非遗与现代生活简单直接地区隔开来， 因为只有如此才需要谈融入。非遗无可考究其“原汁原味”
1010 “原汁原味”和“原生态”同义， 皆是在非遗领域中颇具争议的概念，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活态传承。
， 无法证明究竟哪个时代的非遗才是源头， 生活以及生存其间的民众亦是如此， 只有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言其美好。人们习惯了言说过去的美好， 似乎过往皆美， 特别是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怀旧”的民族。但需要看到， 历史和人类生活并非断裂的， 在最易发觉的物化载体之中或许就依存着过往与当下的联系， 人类的生命延续中也有人文精神的延续。历史观察的过往， 关怀的是未来。皮影戏如魏德民所言， 在他记忆里的那个年代辉煌鼎盛， 欣欣向荣， 村民的热爱便构成了皮影戏的生命传承， “新鲜感”成为生活的调味品， 皮影戏得以被纳入村民的生活中。当下， 手机、 电视、 电影成为了当下民众所依赖之物， 随处可见的普及性， 也使得它们从一种高科技产品逐渐成为生活日常。皮影戏在当下日常生活的“闯入”， 也可以构成“新鲜”感， 但新鲜感如何成为热爱——这种在皮影戏灿烂如华的年代无需讨论的问题却成为当下非遗传承的关键。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因为其对生活历史的延续， 而传统要真正成为非遗， 除此之外， 还要使民众在对其的生活实践和创造中获得持续的获得感、 认同感。而民众要有可能成为非遗传承人在对非遗存在形态和价值关怀产生“新鲜感”时还必须具备持续的热爱。 “以声传形， 出一人之喉， 入万人之耳”
11， 这是魏德民对唐山皮影戏演唱特点的形容， 这或许也可以用来形容非遗的传承。非遗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 所体现的日常生活属性以及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在民族血脉里或许不是“新鲜”之物， 但在当下的生活中却已然构成了“新鲜”。非遗的新鲜感是其融入当下生活的契机， 如何融入的问题应该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但新鲜感的持续获得则需要对传统的坚守与敬畏之心。
新鲜感的持续获得或许有望成为热爱， 却构不成热爱的全部或持续。皮影戏说的是千古事， 带有“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礼教文化， 被认为是一种教人如何做人的艺术。对此的文化认同也构成了皮影戏艺人和观众的身份认同， 这是对皮影戏持续热爱的核心。正如魏德民所说， “那时候， 一场演出下来， 煤油灯熏得我整张脸都是黑的， 鼻孔里也全是黑的。而且唐山皮影戏有一大特点是需要掐着嗓子唱， 十分卖力， 一场演下来大汗淋漓。但一听村民还在叫好， 我们便不停， 我们和村民一样乐在其中。现在， 出现了很多快餐式的皮影戏， 我觉得是失之偏颇的”
12。目前， 皮影戏市场大致分为传统影戏和现代新编剧目两类， 且后者发展迅速， 花样百千。现代新编剧目或许是皮影戏的新的题材叙事， 也可以构成对传统影戏的反哺， 但其中对传统的话语表达占多少直接决定了这是创意产业还是作为非遗的皮影戏。现代题材作为民众熟悉之物， 拉近了皮影戏与观众生活的距离， 更有代入感， 也更容易被“遗忘”， 所以需要花样百千来不断获取市场， 却难有代表作作品留存
［4］。非遗与人的精神空间的距离需要得到关注。或许题材和表现手法与现代生活有距离， 作为历史文脉的一员， 却使人不断获得精神慰藉和心灵的安全感， 中华民族不曾离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在加速的社会中不断被剥夺身份的同时， 这里永远都是每个人的“家”， 包容的胸怀抚养和治愈着每个中华儿女。传承非遗， 赓续文脉， 需要对传统怀有敬畏之心。
4 历史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 深入理解文化转型中非遗传承的关键
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 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 对传统的敬畏之心构成了非遗传承在文化转型中的主要表征体系； 而非遗的历史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是深入理解这一主要表征体系的关键。非遗传承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对具体项目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的分析判断， 而在于对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关系的重新认识， 即从文化传统内在的社会整合性、 历史延续性、 生态多样性和发展活力的视域， 认识非遗对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
［7］。文化转型中非遗的历史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尤为突出， 非遗作为一种文化事象， 承载着历史记忆、 见证着历史变迁， 并通过社会实践将历史记忆延伸至当下的日常生活领域由此形成与社会发展的深刻联系， 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非遗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历史性， 在于其本质上的时代印记。每一项非遗的形成和发展， 无一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由特定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 积累并传承下来的。因此， 非遗本身便是历史的一部分， 是一个时代文化面貌和社会特征的直接体现。以玉河故道及其周边非遗的考察为例
1313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玉河故道及其周边非遗；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9日； 调查地点： 北京市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城内河道——玉河故道。
， 玉河是通惠河的一段河道， 是历史上漕运和运河文明的珍贵遗存， 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 依托于此诞生许多与漕运相关的非遗项目。运河曾经迤逦贯京城， 曲水穿街巷， 与之相关的地名沿用至今， 是京城的一道风景， 也与其中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历史上玉河曾多次无法漕运， 亦多次被疏通利用， 直至民国中期始， 水源严重不足， 被改为排水系统深埋地下。2003年至2011年历经九年， 在东区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实施了玉河风貌保护工程， 被掩埋半个多世纪的玉河得以重见天日。这条七百余岁的古河， 从漕运河、 景观河到暗河， 历经沧桑变迁， 现在又重现了历史上水穿街巷的繁华景象。或许运河的漕运已成为历史， 但因漕运诞生并繁荣的非遗却仍有不少生机勃勃。如天津独流镇这个因运河而生的城镇， 其中的非遗项目汇集， 见证漕运历史的非遗项目在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 岳记打铁、 独流白糕干、 张四火烧、 太祖拳和劈挂拳等皆是运河文化的见证和延续。历史存留于认知与记忆， 文化存留于生活日用而不觉。非遗的活态传承， 是承认历史性的， 即便有的非遗真的无法存续而进入博物馆保存， 但它的踪迹或影响或许还存留于生活中的某个环节， 也或许存留于其他的非遗， 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4］。
非遗的社会性表现在非遗传承过程中， 非遗传承不仅是一种技艺或知识的传递， 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的传递， 是一种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实践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连接着传统与现代、 个人与社会、 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研究者必须保持清醒， 明白所谓文化传统不但是现在人对昔日文化的一种选择， 更是现在的人对昔日文化的一种解读。”
［8］ 非遗的传承， 不能光靠政府和专家学者呼吁好， 不仅要顾及传承的历史文脉价值， 也要顾及社会性， 归根到底是服务社会， 让老百姓说好。社会性是非遗在社会中得以被自觉传承的关键。这一点在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北京曹氏风筝制作技艺的调研中， 得到了印证。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 《废艺斋集稿》中提到， 传授伤残弱势之人风筝制作技艺是为了让他们能“以艺自养”
［9］。北京曹氏风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是77岁的孔令民老先生， 这项技艺之所以取名“曹氏风筝制作技艺”是为了对曹雪芹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的传承。 “这门技艺姓曹， 而我只是受益者， 我也是残疾人， 我的一只眼睛儿时放鞭炮被炸瞎了。我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让这门手艺服务社会， 让它不断送在我手里。不知道哪天就会支撑不住了， 我希望我还能在有生之年多带点学生。”
1414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孔令民；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11日； 调查地点： 北京海淀区李家坟村。
孔老有如此的态度， 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孔老父亲一直劝诫孔老这门手艺师承曹雪芹， 要秉其宗旨， 并再三嘱咐不得因此成立企业， 只能用此福泽民众， 帮扶残疾人， 扶贫扶志， 服务社会。孔老一直谨记父亲的教诲， 从1979年开始专业做风筝到现在皆为如是。非遗的魅力与价值， 或许也体现于此， 服务于社会才能生存于社会， 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传承人并非单纯地传授技艺， 而是在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教诲， 传递一种服务社会、 利他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深深植根于个人的价值观中， 也逐渐影响和改变着周围人的观念和行为， 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传播和实现。不光风筝制作， 各种玩具、 木雕、 绘画、 泥塑孔老信手拈来， 还畅谈了非遗与美学、 非遗与文旅、 非遗与创新、 非遗与当代生活等诸多话题。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 非遗的社会性还体现在它如何适应社会变迁， 满足社会的新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非遗的传承和实践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和公众的需求。孔老所提到的非遗与美学、 非遗与文旅、 非遗与创新等方面的问题， 正是对这一点的深刻反映。通过将非遗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 不仅能够为非遗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也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灵感。此外， 非遗的社会性还体现在它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非遗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递，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通过非遗的传承实践， 可以促进社区的凝聚力， 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同时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和帮助， 展现出非遗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非遗的生活性不仅是其历史性或社会性的延伸， 而且是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 可参与性和生活化过程的体现， 这种生活性强调非遗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技艺、 风俗、 信仰承载着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 凝结着民众的智慧与情感， 与生活其中的人构成一个不可剥离的整体
［10］。这也表明， 非遗的生活性强调非遗不是被动保存的对象， 而是活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实践， 是衡量非遗传承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生活性的核心概念在于， 非遗传承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的复原或是仪式性的重现， 而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与人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和社会身份紧密贴合。借助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北京皮影戏的调研发现， 能对文化转型中非遗的生活属性有更深的理解。非遗的历史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 是相互交织联结在一起的， 只不过功能偏向有所不同。北京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路宝刚在谈论皮影戏时， 更多是谈个人的生活史， 对他而言皮影戏就是他一路曲折并顽强拼搏过来的人生戏。他敬佩老一辈艺术家精深的技艺， 深知老一辈艺术家的坚守为皮影戏保住了生命， 他感慨学艺的艰难， 感叹皮影戏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 “人总得有点寄托和压力， 才能干好一件事。躺平思维在年轻一代中泛滥， 一方面期待高回报， 一方面不愿努力付出， ‘踏实’和‘坚持’是他们和老一辈的差距所在。”
1515 调查人： 常国毅、 马知遥； 调查对象： 路宝刚； 调查时间： 2023年2月13日； 调查地点： 北京东城区永定门内街1号。
皮影戏需要长期的实践积淀， 需要静心去“悟”， 这些因素在过去是普通百姓掌握技艺得以生存的必要环节， 直接决定着成就的高低。而现在就业选择多样， 相比非遗还有很多轻松且高回报的职业， 年轻人大多不愿投身其中。要想非遗立足于当下的生活， 一方面是看非遗构成生活的比例， 一方面是看非遗给予的生活待遇。要达成理想的局面， 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正名， 还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加入， 为非遗赋值、 增值。非遗的生活性， 还意味着非遗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就皮影戏来说， 不论是表演形式， 还是造型艺术、 唱腔音韵， 地方风格各异，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非遗也是如此。然而， 地方风格何以成为一种流派， 关键是看所属区域的民众是否愿意将其纳入个人生活实践， 成为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和生活事象。
5 结 语
在文化转型的浪潮中， 非遗传承实际上面临着重新定位的挑战。这一挑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以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此过程不仅要求对非遗本身的深刻理解， 更需要对当代社会文化动态的准确把握。在此过程中， 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于对非遗内在价值的充分挖掘以及对社会需求的及时有效回应。非遗的历史性为非遗融入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解锁了理解文化身份和历史变迁的门径。而其社会性的凸显， 表明了非遗正在成为社会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感的源泉。更为重要的是， 非遗的生活性强调了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与融合， 表明非遗不是停留于被动保护的层面， 而是愈发成为推动社会发展、 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积极力量。因此， 非遗传承的未来道路， 应当是一条尊重传统、 鼓励创新、 密切关注社会与生活需求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需要政府、 学界、 社会各界和传承人的共同努力， 探索出一条既能保护非遗、 传承非遗， 又能促进非遗与现代社会融合的新路径。通过这样的探索与实践， 非遗不仅能够为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 还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文化转型的当下， 非遗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记忆， 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不仅能在物质层面丰富人们的生活， 更能在精神层面滋养人们的心灵， 愈发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非遗区域整体性保护研究(22JJD850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价值研究和数字再现(21AZD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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