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太原府的人文生态与中路梆子的发生发展

Humanistic Ecology of Taiyuan Prefec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onglu Bangzi

摘要

借助于文化生态学等理论， 对清末太原府的人文生态进行考察后发现， 清末太原府的经济、 民风、 风俗等环境， 作为外部因素为中路梆子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生存于其中的人的活动是这一剧种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要素， 这主要体现为自乐班和商业戏班的活动。二者的活动方式虽然有别， 但承班者大多热爱戏曲， 他们分别构成了中路梆子发展的自发力量和自觉动力。只有当这二者相互促进、 相互作用时， 中路梆子才能获得长远发展。中路梆子的发生发展史见证了艺术生态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展示出了艺术发展的动力及一般性规律。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ories from cultural ecolog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o examine the humanistic ecology of Taiyu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veals that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custom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region provided a fertile ground for the emergence of Zhonglu Bangzi. The activities of people living in this environment were the intrinsic factors fo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opera，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amateur troupes and commercial theater troupes. Although their modes of operation differed， most troupe members shared a passion for opera， forming the spontaneous and conscious force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Zhonglu Bangzi.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se two forces were essential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Zhonglu Bangzi. The history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onglu Bangzi highligh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artistic ecosystem and demonstrates the driving forces and general patterns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关键词

太原府 / 人文生态 / 中路梆子

Key words

Taiyuan Prefecture / humanistic ecology / Zhonglu Bangzi

关于中路梆子的形成， 当前文献多从蒲州梆子谈起， 认为蒲州梆子北上到达晋北形成“上路调”， 到达晋中形成“中路调”， 并就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又有观点说晋商对于中路梆子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3］； 也有学者从音乐改革的角度， 详谈蒲州梆子到达晋中后， 如何“音随地改”， 进而形成中路梆子^［4］19-21。这些研究可视为对中路梆子本体的探讨， 对于认识中路梆子非常重要， 但若能跳出剧种本身， 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其发生发展的环境问题， 会极大地丰富中路梆子早期发生演变之历史的研究。

以姜澄清、 沈勇、 李蕾等为代表提出的文化生态学、 艺术生态学^［5-7］认为， 对一种艺术的关注， 应该从这一艺术的内部元素和外部系统来进行考察， 进而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借助于此理论， 本文所指的人文生态， 主要指清末太原府的经济、 民风、 民俗等环境与生存其中的民众所形成的关系系统。大致来讲， 经济、 民风、 民俗是人文生态的外部系统， 人本身的活动是内部系统。对中路梆子所处生态环境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剧种的孕育、 产生、 发展以及传播过程， 进而看到艺术产生、 传播的一般性规律。

1 清末太原府人文生态的外部概况

唐武后天授元年（690年）， 始建太原府； 元太祖十三年（1216年）废太原府置太原路；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复置太原府。清依明制， 辖区有些微变化。至清末， 太原府在历代建制的基础上， 辖阳曲、 太原、 榆次、 太谷、 祁县、 徐沟、 交城、 文水、 岚县、 兴县等11县， 以及岢岚州1州。本文所论述的地理范围以上述区域为主。

山西“外河而内山”， 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 太原府位于“表里山河”之中心地带。其四面环山， 形成盆地， 汾河中游川流而过， 土地平坦肥沃， 人口相对集中， 与强胡为邻， 关隘遍布， 亦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唐以来， 太原府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至明清， 随着晋商的崛起， 太原府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富庶之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清末太原府所辖区域内的人们， 其生活也呈现出一派红火热闹的景象， 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生态。

1.1 清末太原府的经济商业活动

明中叶后， 山西的商品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至清， 晋商的商业版图遍及全国， 且太原府管辖的几个县区已然富甲一方， 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商业活力的地方， 他们经商的范围涉及各行各业， 有“麻布行、 花标行、 颜料行、 木厂行、 染坊行、 经纪行、 货栈行、 驼行、 驴柜行、 南京行、 皮房行、 成衣行、 荷包行、 车铺行、 毡行、 茶庄、 行头行、 洋货行、 铜匠行、 锡匠行、 铁匠行、 木匠行、 银匠行、 泥瓦行、 纸画行、 估衣行、 珠宝行、 杂货行、 肉行、 六陈行、 斗行、 牙行、 瓷器行、 金铺行、 砖厂、 典当行、 钱铺、 账局、 银号、 票号等”^［8］2。尤其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道光八年（1828年）成立后， 业务繁盛， 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在北京、 苏州、 扬州、 重庆、 三原、 开封等18个城镇建立分号， 光绪十二年（1886年）又陆续在上海等地设立5个分号^{［9］342-344}。这一时期， 其他票号也纷纷成立， “从道光初年至民国年间， 全国先后共创立票号51家， 其中晋商创办的就有43家， 主要集中在晋中的平遥、 祁县、 太谷三县”^［10］95。同时， 设在县城和各镇的集贸市场也有多家， “据统计， 晋中共有集贸市场98个， 其中县城22个， 集镇76个， 分别为： 榆次21个， 介休4个， 灵石7个， 平遥28个……”^［8］74 “若要发家快， 庄稼搅买卖”， 农商并重， “好从商贾， 善营金融， 是祁县、 太谷、 平遥、 介休诸县市特有的社会风尚”^［11］2。18、 19世纪， 这一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方。

在这样的环境中， 明清晋商对于儒和商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 也可以学而优则商， 他们对于后人的希望是从商， 然后才是务农、 行伍和读书。在这样的认识中， 经商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好的职业， 这也使得人们的观念以及生活习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进而导致了民风的改变。

1.2 清末太原府的民风

明中叶以后， 晋商崛起， 民风变化。 “明中叶， 益兵增将， 络绎于道， 营帐星罗棋布， 饷用既饶， 市易繁盛， 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 起居服物竟尚华糜， 习尚为之一变。”^［12］493 万历时期， 时任山西巡抚吕坤编撰的《吕公实政录·禁约风俗》载： “一织金装花木，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别贵贱。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 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银的髻四围花通袖刻丝捺纱挑绣袖口领绿等服，而倡优装饰金银满头……又有衙棍市游绫缎手帕滥作裙裤杂色宽带与衣齐，甚为可恨。”^［13］ 明万历年间， 阳曲县知县周永春在《周永春复古序》中记载： “省会男子不务蓄积， 数金之家尽炫耀于服饰之间， 妇人白髻而妖服， 不蚕不织……”^［14］ 榆次县也表现出“嘉隆以来， 士风俭薄， 民俗奢侈”^［11］； 太谷县“尚气好讼， 斗丽夸多”^［12］； 平遥“婚丧大奢”^［11］。可见， 明代以来， 民众追求物质的奢华， 成为一时之风尚。

至清代， 这种民风延续下来。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九日刘於义奏折云： “但山右积习， 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 其次宁为胥吏， 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以故士风卑靡。” 雍正批曰：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 其次者犹肯力农， 再次者谋入营伍， 最下者方令读书， 朕所悉知， 习俗殊可笑。”^［15］25

晋商追求奢华的生活， 还可以从现存的晋商大院中得到见证。如乔家大院、 曹家大院、 渠家大院、 常家大院等晋商大院占地规模宏大， 建筑形制讲究， 大部分院内建有戏台， 供自家玩乐。

更重要的是， 晋商生活习惯的改变也给底层民众带来了影响。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 视读书甚轻、 视为商甚重， 才华秀美之子弟， 率皆出门为商， 而读书者寥寥无几， 甚且有既游庠序， 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 多受饥寒， 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 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 为商者十八九， 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 往往羡慕商人， 以为吾等读书， 皆穷困无聊， 不能得志以行其道……”^［16］17 “太原一郡风俗奢靡， 太谷、 祁县为最， 此间左近各村庄奢靡特甚焉， 妇女之衣其工费有十数千者。”^［14］144 此虽分别为刘大鹏在光绪十八年（1893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记述， 但习俗的积累非一两日可成， 可见崇尚经商、 崇尚金钱、 追求享受成为明清太原府民风的重要表现。

1.3 清末太原府的民俗文化

从严格的民俗学意义上来讲， 本文所指的民俗文化特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岁时节日、 民间信仰以及民间艺术等民俗文化， 与中路梆子产生关系不太密切的居住民俗以及饮食民俗等不涉及。

山西地处我国版图中部， 依河傍山， 而太原府又居于山西中部， 其表里山河的特征， 使得生存其间的人们和自然形成了较为特殊、 稳定的关系。长期以来， 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外化为对神灵的信仰和祭祀仪式。伴随着神灵信仰， 神庙建设也遍布乡野。 “大村一村多庙， 小村建不起大庙， 也要修个五道庙”， 而庙会则是戏曲演出的特定空间。据《晋中民俗》统计， 榆次区有庙会54处， 太谷庙会39处， 祁县庙会60处， 平遥庙会92处， 介休庙会37处^{［9］296-308}。据刘大鹏记载， 明清以来， 仅晋祠内大大小小祠庙建设40余处^［17］， 晋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神庙集群， 每逢祭祀之日， 便有演剧活动^{［18］300-302}。

山西民间艺术活动纷繁多样， 锣鼓、 秧歌、 抬阁、 舞蹈、 弄傀儡等伴随着节庆时节、 春种秋成， 比赛活动一年到头络绎不绝。 “太原县抬阁迎神， 由来久矣。传言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起首， 至今概无间断。”^［14］8 “回忆余十余龄时， 吾乡到处， 每当此日， 甚觉热闹， 各街各户， 皆燃红灯、 烧塌火、 彻夜通红， 灯光、 火光与月光相接一片， 丁男子妇， 悉踊跃游观， 而村居人等， 又装男扮女、 嬉戏于街， 名之曰‘秧歌’。远处不知， 吾里邻村， 有此者甚多， 于以知群黎之富饶也……”^［14］19 多样的民间演出艺术不仅为中路梆子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养分， 而且随着当地经济、 民俗的变化， 其演出可能会让渡给戏曲。

上述商业、 民风与民俗环境构成了特殊的一种人文生态， 这为中路梆子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土壤。

2 人的精神需求是中路梆子发生发展及传播的内部动力

如果说上述人文生态是中路梆子诞生的外部条件的话， 那么人的精神需求是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中路梆子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允许之下， 当地人们为满足自身精神层面的享受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 主要表现为： 以晋商富户为需求主体， 通过富贵阶层带动普通民众， 由戏曲相关从业者积极参与而实现的一次集体性的艺术生产。这一时期大量自乐班的兴起证明了这一过程。

2.1 自乐班是中路梆子形成与发展的自发力量

自乐班不同于家班， 其更强调组织者的参与性， 即自乐班的组成人员出于对戏曲的喜爱， 他们一般都会参与到戏曲演唱和乐器伴奏之中。他们并不以戏曲谋生， 不正式登台演出， 故又被称为“闹票”。因此， 这种组织也被称“票儿班”， 其目的就是为了自娱自乐， 实现一种精神享受。 “票儿班”这种“闹”的性质， 任半塘在《唐戏弄》中就有谈道： “唐戏既盛以后， 一般人耽玩无度者， 首当推有闲阶级。上述诸王而外， 当及仕宦子弟。”^［19］715 可见， 这类活动， 由来已久。当时太原府的“闹票”活动， 仍以有闲阶级为主体。

自乐班组成的出发点决定了他们与正式的商业演出是不同的， 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爱好去“玩”戏曲。就像《票友之研究》所云： “票友资格较内行为清高。盖内行以演戏为谋生啖饭之具， 而票友则以为游戏之事”^［20］29， “更就艺术言之， 内行求售为心， 故处处须揣摩风气。而票友则可以不必， 我行我素， 古调自爱， 不求入时是以”^［18］30。因此， 这部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对接触到的戏曲进行改革。事实上， 明末太原府的自乐班也正是这样， 一方面， 自乐班的活动满足了玩票者的娱乐需求， 另一方面， 也对形成中的中路梆子给予新的审美元素， 促进了中路梆子的完善与成熟。

关于太原府自乐班的资料记载， 大多出于人物回忆和地方野史， 尽管一些细节仍待深究， 但总体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活动状况。 《晋剧百年史话》是刘巨才、 段树人根据老艺人王永年的回忆写就的， 其中记录了一些早期中路梆子的班社活动，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自乐班的一些情况。书中记载， 云生班当为中路梆子最早的班社， 承办人是岳彩光， 岳家经商遍及内蒙古、 张家口、 包头、 徐州、 河南等地， 是村里的首富， 岳彩光“酷爱晋剧， 爱拉爱唱是个戏迷。嘉庆三年从陕西买来三十余名娃娃， 从苏州购来戏箱十只， 拨出府宅南院盖一小戏台教戏， 挂有匾额‘秦妙更晋’”^［2］15。云生班建起之后， 其商业演出状况不得而知， 但由此记载可见， 岳彩光的爱好、 精神娱乐的需求， 是买娃娃、 置戏箱、 盖戏台的原初动力， 丰厚的物质基础， 是实现这个动力的保障， 由此才能实现其“有意识”的“秦妙更晋”， 最终客观上推动中路梆子的成熟发展。

当时， 太原府这种出于喜好、 组建自乐班的情况非常盛行， 甚至很多行业内部也各自有自己的自乐班。如住衙门的班头大马快、 二马快组织了大马快班、 二马快班。闲暇之余， 马快们粉墨登场， 自娱自乐； 城内面店行业的店员、 小伙计及一些戏曲爱好者， 也组成了面店班， 在晚上商店关门之后， 坐场拉唱， 学演戏曲^［2］20-21。其中， 具有影响力的当属富商大户组建的自乐班， 这些自乐班一方面满足了组建者自身的娱乐需要， 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路梆子在晋中的成熟与扎根。如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三多堂”自乐班便是典型代表。

“三多堂”自乐班由太谷县北洸村曹克让及其子曹三少组建。曹家财富积累到鼎盛时期， 他们修建宅院， 追求奢华的生活。 “为了装点门面， 附庸风雅， 曹氏子弟在巡游南北各地时， 广收奇珍， 名家字画”^［21］37， “闹票”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太谷镖”镖期一过， 曹家的自乐班例行一个月的“会演”活动便开始了。届时， 邀请各班戏曲名家， 举办高水平的戏曲演出活动。虽然活动高手云集， 热闹非凡， 但仅限于自娱自乐， 而非收费性质的商业演出。这为高手间切磋技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参加会演者每年不下百十号人，真可谓名流荟萃、 盛况空前。会演期间， 每日下午五时开戏， 十点散戏。第二天就开始评议： 谁的乱弹新， 谁的梆板清， 谁的尺寸准； 此外， 交口变动、 句句指令、 快慢催动、 咬字、 吐词、 喷口、 韵味、 腔挂等等， 分得很细， 艺术上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而这些名家也真不含糊， 一个赛一个， 各有各的高招， 各有各的绝唱， 各有各的特色， 到时候都拿了出来， 确实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2］8

由此， 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个信息： 其一， 这个自乐班每次活动时间长达5小时之久； 其二， 针对演出有评议环节： 推陈出新、 咬字清晰、 节奏精准成为评判的标准； 其三， 高手云集， 各具特色。无疑， 在这样的会演中， “与会者”定会相互交流， 取长补短， 为孕育发展中的中路梆子提供极速成长的契机。

其他一些自乐班的组建虽表面缘于商家富户对子孙后代的管理， 但实质上却是为了迎合他们自身的娱乐需求。如榆次车辋常家“为了不使得后辈混迹社会， 染上吃喝嫖赌恶习， 在外惹是生非， 数辈相传在府上举办‘老六音’ ‘少六音’自乐班， 使子女遣兴管弦戏曲， 有所营干和寄托， 陶冶性格和情趣……常家的第六当家、 十二当家、 十三当家就喜欢闹这样的动‘家窝子’自乐班”^［2］133。这客观上也促进了戏曲的发展， 后来承起乾梨园的班主郑三印， 就长期活跃于常家的自乐班上， 进而得到常家的资金支持才承了乾梨园。

诸如此类的自乐班在咸丰年间一时兴起， 遍布晋中地区。已故山西戏曲研究者寒声回忆： “据我父辈和祖辈学戏推算， 梆子戏‘嗜好班’在我们故乡兴起， 是清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的事。”^［22］41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也记载了清末著名的票社太原县（今晋源区）北街药店的“聚文会”、 太原城西米市的“济生馆”^［1］92。正是出于当地人们的精神娱乐需求， 才为蒲州梆子北上落脚提供了载体， 为中路梆子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 我们可以说人的精神需求是中路梆子孕育、 形成和发展的自发力量。

2.2 行内人组建的商业戏班， 是中路梆子发展成熟的自觉动力。

商业戏班的兴起， 是中路梆子演出市场兴盛的表现， 也是商人将中路梆子视作营利载体的一种明确的、 有计划的自觉性行为， 正是这种行为。进一步促进了中路梆子的成熟和发展。

咸丰九年（1859年）， 榆次县聂店村大富王钺出于对戏曲的喜爱， 委托其总掌柜王守信出任班主， 创办“四喜班”， 不仅邀请当时有名的琴师、 鼓师， 还从苏州购置戏箱戏服。一经演出， 观者如堵， 成为一时佳话。其较早实行的“满年包份”酬劳制度， 也被当时很多班社所效仿。

同治七年（1868年）， 祁县富商渠元淦出于对戏曲的酷爱， 邀请当时名盛一时的“四喜班”前来演出， 但渠元淦本人对戏曲艺术有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 “（四喜班）戏唱得不错， 班里各门师傅均有绝色的技艺， 造诣精深， 唱得也卖力， 果然名不虚传。唉！可惜王钺虽是有名的财主， 却不懂梨园的奥秘。承戏依然不够大方、 气魄、 讲究， 为什么非用地方小戏的‘班’字呢？再说行头也不甚鲜亮， 蟒靠绣工粗糙， 比如五色团龙又小又暗， 台下根本看不清楚； 另外文武场面也很陈旧， 武场叮叮当当， 文场吱吱扭扭……”^［2］38。于是， 他想自己承班。在同样深谙戏曲之道的账房先生王联庆的协助下， 从苏州定置戏箱、 戏服， 又请当时闻名晋中的鼓师、 琴师以及重金邀请蒲籍名伶， 这样晋剧史上著名的上、 下聚梨园组建而成。

从上述所引用的材料来看， 上、 下聚梨园的两位组建者是戏曲内行， 他们不仅重视戏曲演出艺术， 而且精通戏曲音乐， 对戏曲班子的格调也有追求， 尤其是他们对于中路梆子的音乐改革在晋剧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在《晋剧百年史话》^［2］45 《寒声文集》^{［22］202-203}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1］452中均有记载。

除此之外，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年间有大量的商业戏班崛起， 这些戏班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地方富户投资雇请艺人开设的科班， 为数颇多， 促进了科班的发展提高。二是大班社出资聘请艺人经办的科班， 因其依靠班社， 师资雄厚， 成才较快。三是由名老艺人个人出资或数人集资兴办的科班， 名老艺人设科授徒， 深孚众望， 是山西地方戏曲科班的主体^［1］431。可见， 这些戏班的管理者实质上均为戏曲业内人士。 《晋剧百年史话》记载了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年间商业戏班约26个， 其中， 有17个戏班中班主或为戏曲爱好者， 或为戏曲演员， 这与《戏曲志·山西卷》的记载一致， 即这些戏班， 虽为了谋取商业利益， 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 那就是组建者大多爱戏懂戏。如此， 才促使了中路梆子的发展、 成熟与兴盛， 也就是说， 人的因素仍是这类戏班组成、 发展的重要因素。

2.3 人的精神需求是中路梆子向周边传播的根本力量

在《晋剧百年史话》所记载的戏曲班社中， 祁县5个、 榆次5个、 太谷8个、 徐沟3个、 平遥2个、 太原1个， 还有3个地点不详， 可见榆次、 太谷和祁县是当时中路梆子的主要活动地带。 《蒲州梆子志》也有记述“直到清季同治光绪年间， 山西梆子才显明地分了家， 北路戏的学戏地址移在大同（现属察省）， 中路戏的学戏地址改在祁县、 太谷， 南路戏则依然在蒲州”^{［23］678-679}。当时这一带， 正是晋商闻名、 富户云集的地区， 受他们喜爱的中路梆子已成为当地人娱乐的一种风尚。同时， 中路梆子也由形成的中心区域渐次向周边扩散， 进而向整个太原府流布。这个过程中， 不能忽视的有两次官府组织的演剧活动。

第一次演剧活动在光绪三年（1877年）， 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为帮助艺人度荒年， 策划组织了大批艺人在太原演出《岳飞全传》的盛况。但这次演出活动的前提是曾国荃“看过贵地的中路梆子”， 认为“确实很好”， 言下之意， 曾国荃自己喜欢中路梆子。之后， 历时一年半排出二十二本《岳飞全传》， 在太原演出之后， 又“在府十县、 汾八县、 东四处等地巡演数月， 自然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而后全班回到太原， 又在奶生堂巡演了一段时期， 满城争看， 齐说《说岳全传》极一时之盛”^［2］62。届时， 中路梆子演出足迹已然遍及了整个太原府。

第二次演剧活动在光绪八年（1882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在观看榆次五月城隍庙演戏以后， 被当地百姓对于戏曲的热爱以及他们的生命状态所感染， 决定在省城太原举办“六月会”， 随后， “大会音班” “众梨园” “锦霓园” “双梨园” “双林园” “全胜班”等当时的“六大名班”在太原精营街广场进行会演。无疑， 这次会演又一次扩大了中路梆子的影响。

以上两次活动可视为中路梆子进入官方活动的标志， 而促成这两次活动的发生与组织者对中路梆子的好感不无关系。无疑， 官方对中路梆子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到了中路梆子在民间的认可度， 这为中路梆子的传播进一步铺平了道路。事实上， 两次演剧之后， 中路梆子确实得以向更大的区域范围传播。如果说这两次活动强调了具有话语权的官方对于中路梆子传播影响的话， 那么在民间， 对中路梆子的接受则更多是因为普通民众主动追求“时尚”， 纷纷模仿“有钱有闲阶级”的生活， 这更体现为一种自主意识。以中路梆子向赤桥村传播为例。

晋祠镇的赤桥村， 自古以造纸为业， 村里人从事造纸者十有八九， 所产草纸销往榆次、 太谷、 祁县、 徐沟等地。在这些地方的庙会期间， “赤桥卖纸的人， 会也赶了， 纸也卖了， 钱也赚了， 戏也看了， 还学会了两段戏文……回到村中相互传唱， 久而久之， 有些好事的人便购置了乐器， 于清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成立了晋阳第一家自乐班”^［24］5。同治年间， 自乐班的人们集资筹款， 购置了戏装和乐器， 正式成立了秧歌班。逢年过节， 秧歌班的人敲锣打鼓， 上门演出， 将获得的物资钱财又购置了戏箱， 这样秧歌班的规模越来越大， 并且经常在村中的戏台上演出。赤桥村的自乐班又影响着周围区域组建自乐班， “太原县城的马仲秋、 马三秋兄弟， 在赤桥秧歌班和梆子戏的影响下， 在县城开办了名为聚文会的票儿班， 学唱梆子戏。由于县城每月赶会， 赤桥票儿班与聚文会交往密切， 互相学习， 切磋技艺， 交流经验……常邀请盖天红、 天贵旦、 孟珍卿（老三儿生）毛毛旦等名伶来赤桥指导。同时也常常请县城聚文会票友糖狗蛮、 武老六、 孙善心、 韩年珠等人来村演唱晋剧昆曲， 有时还请祁县有名的鼓师高狗蛮（高禹锡）来指导， 虽然是唱票儿， 听戏的、 看票儿的比唱秧歌还热闹”^［24］7。这则材料清晰地显现了中路梆子由其产生地向周边区域传播的情况， 其中， 也是自乐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赤桥村自乐班及其周边自乐班的活动情况， 可以作为中路梆子传播的一个缩影。因当地人精神生活的需要， 村里集体组建秧歌自乐班， 当接触到当时为晋商富户所痴迷的中路梆子以后， 赤桥商人开始学唱中路梆子， 村里的自乐班开始演出中路梆子， 这反映出： 一方面， 中路梆子确实比秧歌演出排场大、 唱腔婉转复杂、 剧目丰富且内容曲折， 即中路梆子在艺术上确实比秧歌更为成熟， 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的感官享受； 另一方面， 当时的晋商富甲一方， 他们的生活习惯可以视为当时当地人们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也就是说， 一定程度上， 晋商的爱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某种时尚， “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25］74， 人们“喜欢从外面引进时尚的偏好广泛存在”^［25］75。那么， 中路梆子突破榆次、 太谷、 祁县等地向外传播， 就成为必然， 这一过程， 清晰地显现了人的精神需求是中路梆子扩大传播的根本力量。

3 结　语

综上所述， 中路梆子的产生、 发展及传播， 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 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 中路梆子就如同人没有空气， 很难生存下来。同时， 中路梆子也需要来自人本身的力量， 即人的精神需求， 这可视为中路梆子发生发展的本源力量， 是其生态的内部因素。而在内部因素中， 我们又清晰地看到了自发和自觉两股动力。

在中路梆子的形成初期， 自发力量占据上风， 这一力量来自于人的精神需求、 审美需求。在中路梆子的发展时期， 这两种动力缺一不可， 相互促进。首先， 自发性来自于人的精神需求， 显现为一种无意识、 无物质功利的审美活动。其次， 自觉性体现为一种有目的、 有计划的牟利性商业行为， 这使得中路梆子向更成熟的阶段推进。自发和自觉交互共生， 相互促进。自发性是推动艺术本身变革、 发展的力量， 它驱使人们追求这种审美活动， 并不断“美化”之， 以达到精神、 感官上的满足。理性与自觉规范并引导着无意识的情感和想象， 使得中路梆子在表现方式、 表现对象、 抒发情感上进行充分自觉选择， 以遵循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 遵循社会约定俗成的社规乡约， 特别是当戏班活动作为一种商业行为进入市场竞争的时候， 必然伴随着有意识的、 有目的地对艺术的改造和完善， 以使其更加符合观众审美、 市场需求， 这时， 自觉性也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此， 中路梆子才能够获得长远发展。

艺术的发展既需要来自主体自发意识的助推， 也需要来自从业者有计划地不断改革。二者的相互作用才能促使艺术向前发展。若缺失了自发性， 艺术就会丧失原初动力； 若缺失了自觉性， 艺术的发展会没有方向， 停滞不前。

中路梆子的发生发展史见证了艺术生态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显现出艺术发展的动力。我们对其进行研究的同时， 也希望这段艺术发展史能够照见今天戏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在助力戏曲发展时， 向培养受众的兴趣倾斜， 激发戏曲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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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3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山西戏曲生态变迁与建构研究(2023YJ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