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七”精神的时代演进

Evolution of the “February 7^th” Spiri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摘要

“二七”运动诞生了伟大的“二七”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 “二七”精神表现为反封建争民主、 不怕牺牲和团结统一的精神； 苏区革命时期， “二七”精神表现为坚定正确方向、 敢于善于斗争和担负历史使命的精神； 延安时期， “二七”精神表现为反帝爱国、 巩固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考察新民主主义时期“二七”精神的时代演进， 对我们今天更好地传承“二七”精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The great “February 7^th” spirit， born from the February 7^th movement， evolved with new connotations throughout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spirit embodied the fight against feudalism，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fearlessness in sacrifice， and unity. During the Soviet Area revolutionary period， it represented a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 a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fight， and the undertaking of historical missions. In the Yan’an period， the “February 7^th” spirit was characterized by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sm， strengthened unity， and arduous struggle.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February 7^th” spiri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its inheritance today.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二七”精神 / 时代演进

Key word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 “February 7^th” spirit / evolution of the times

1923年2月， 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 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起了“二七”大罢工，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1］。2021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中国共产党从先辈手中接过大旗， 勇担使命， “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 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2021年7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3］。 “二七”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 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诞生了伟大的“二七”精神。

1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二七”精神

“二七”运动爆发时，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陈独秀、 瞿秋白、 邓中夏、 郑超麟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分别在“二七”纪念日前后撰文纪念“二七”运动。这一时期对“二七”精神的阐释主要是对“二七”运动本身所具有精神的历史性叙述， 同时， 这一时期正处于大革命浪潮中， 同时赋予了“二七”精神推翻封建军阀的时代内涵。

1.1 反封建争民主的“二七”精神

“二七”运动是京汉路工人为成立京汉路总工会被吴佩孚、 萧耀南等军阀镇压而发起的罢工运动， 吴佩孚、 萧耀南等军阀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 所以反封建争民主精神是“二七”精神所具有的鲜明品质，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通过宣传“二七” 反封建争民主的精神， 从而号召民众为民主、 为人权向军阀发起斗争。1923年2月7日， 陈独秀发文指出：“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会被军警强迫解散， 这明明是不许国民享有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了”^［4］， 因此京汉铁路工人发起罢工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 陈独秀从而号召“各界人士其同时速起， 为自由而战”^［4］。1923年2月27日， 《向导》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一文， 指明了“二七”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 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 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 号召“全国争自由的人民”， “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 “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 剥夺人民民主自由的除了封建军阀外， 还有其背后的帝国主义， 因此， 还通过点明封建军阀代表着帝国主义利益来宣传“二七”反封建争民主精神。1924年2月20日， 陈独秀列举了封建军阀“勾结英美， 仇视苏俄， 承认临城案， 阻止孙中山收回海关”等卖国行为， 从而揭示了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 是使民众“无自由和受压迫”的元凶之一^［6］。

1.2 不怕牺牲的“二七”精神

“二七”工人如林祥谦、 施洋等在大罢工中所表现出的宁死不下复工命令的牺牲精神， 构成了“二七”精神的核心之一。1925年2月7日， 彭述之指出：“当萧耀南军队以武装向江岸总工会进攻时， 工人群众依然不退竟以徒手与之搏战多时而不肯退。直到领袖们极力命令工人退避， 才始走散， 以至死伤百余人， 尤其是各路及工团明知必被军阀资本家压迫失败， 而卒以同情罢工， 表示愿意为阶级而牺牲， 这种奋斗精神， 牺牲精神， 是何等勇猛而伟大啊！”^［7］ 通过宣传“二七”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叙述“二七”后工农群众为革命牺牲的实例， 彭述之号召工人及民众以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 勇敢地向封建军阀发起斗争。1925年2月7日， 恽代英发文叙述了“二七”流血惨剧的经过， 对于林详谦的牺牲精神， 借用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中“革命是要求壮烈的牺牲， 无论谈怎样高庙的调子， 都不过滑稽罢了”的话， 号召工人及民众承继“二七”不怕牺牲的精神， 用自身的血来换取革命的胜利^［8］。1926年， 张国焘陈述了在“二七”运动以后， 工农群众中有更多的革命分子， 跟着“二七”的烈士们， 不断地为革命而牺牲， 如“安源之黄静原， 青岛之李慰农胡信之， 上海之顾正红刘华何秉彝广东之黄驹林宝辰王福三李劳工等等”， 指出了“‘二七’在革命史上的真价值， 就是开工农群众为革命而牺牲的新纪元”^［9］。1927年， 中共湖南区委发表了“二七”纪念宣言指出：“革命的道路是过去一切的战士的血筑成的”， 号召民众继承“二七”不怕牺牲的精神， “打开一条更大的血路”， “拥护革命政府” “打倒奉鲁军阀” “消灭吴孙余孽”和“肃清反动派”^［10］。

1.3 团结统一的“二七”精神

“二七”大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及全国铁路工人所显示出的千里同轨、 团结统一的精神， 丰富了“二七”精神的实质。1923年2月27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文介绍了“二七”运动的经过， 说明“此次罢工， 不但表示本路工友团结的一致， 亦表示全劳动阶级联合的一致。计自罢工后三日， 道清正太等路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 其他各路亦都表示参加”^［11］。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里指出了“二七”罢工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不单是京汉铁路工人团结一致的结果， 还是全国铁路工人一致参加运动的结果， 证明了此次运动是团结统一的运动， 从而呼吁全国工人“更要努力于阶级的团结”， 从而“打倒军阀”^［11］。1925年2月7日， 彭述之指出：“当郑州会议之时， 不仅京汉路数万工人全体一致遣派代表出席， 即各路工人如津浦、 粤汉， 京奉等几至全国的铁路工人无不派有代表参加， 并且其他武汉， 上海， 广东各地的工人团体亦多派有代表赴会庆贺。这已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团结与一致的精神了。到郑州会议被压迫解散， 京汉路总工会的总同盟罢工命令下时， 全路工人， 几如相斯应， 虽各地军阀走狗百般威胁利诱， 然而全路工人始终服从总工会命令。”^［7］ 彭述之还说明了“二七”工人所具有的团结统一精神对之后“道清， 正太及津浦南段”， “粤汉路工人， 汉阳钢铁厂工人， 汉冶萍轮驳工人， 扬子机器厂工人， 丹水池工人”等各地工人团结一致的影响， 对其“激昂慷慨， 愤起而与军阀抗争”的情况作了叙述， 表示了“二七”工人团结一致精神对之后工人运动的巨大意义与价值^［7］。

这一时期“二七”纪念文本除了阐述“二七”工人团结一致的精神， 以及宣传“二七”之后的工人阶级自身团结外， 还动员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 建立联合战线， 打倒封建军阀， 实现国民革命的胜利。1926年， 《共进》杂志社东京地方团发布“二七”纪念告国人书指出：“惟有我全国国民联合起来， 才能集中我们革命的力量；更惟有与工人阶级互相联合起来， 方能增加领导我们革命的力量猛烈的向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致命伤处袭击”， 提出了“全国国民联合起来”的口号^［12］。 1927年2月7日， 邓中夏号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民众们！工友农友们！大家团结起来！继续‘二七’精神前进！继续国民党的农工政策到底！达到国民革命之迅速成功！”^［13］ 1926年2月7日， 《工人之路》出版“二七”纪念特号， 刊登了蔡任光的纪念文章， 指出了目前“我们的团结未厚， 革命的力量还小”， 所以没能将军阀打倒， 因此， 在今后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和革命的青年学生， 应该联合战线， 肩起这种大的责任， 打倒萧吴， 打倒一切军阀”^［14］。除了要与本国革命民众联合外， 十月革命后， 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因此， 动员中国工人与世界工人联合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发挥“二七”团结精神的重要环节。1925年2月7日， 郑超麟指出：“二七流血之有国际的意义， 中国职工运动之为国际职工运动一部分， 与国际职工运动的命运息息相关”， “决不能看作孤立面偶发的事件”， “二七”运动是“十月革命怒潮所激起的国际职工运动奔腾澎湃流入远东之余波”， 中国革命应“与国际职工运动革命潮流联合起来”， 中国工人阶级应“与先进国无产阶级遥相呼应”， 从而彻底“动摇帝国主义之根基， 促成资产阶级之崩溃”^［15］。

2 苏区革命时期的“二七”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各地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 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形成对峙， 这一时期的“二七”精神被赋予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全新内涵。

2.1 坚定正确方向的“二七”精神

道路决定命运， 大海航行需要舵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走正确的道路， 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二七”运动始终坚定方向， 实现“争自由、 争人权”的目标、 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是“二七”工人所坚持的目标， 因此， “二七”工人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号召， 英勇地向封建军阀斗争。这一时期， 由于有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两个政府的对峙局面， 因此坚持和拥护共产党与苏维埃的领导成为这一时期“二七”精神的新发展。1931年，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发布“二七”纪念宣言指出：“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 才是工农兵自己的政府”， 同时也说明了国民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 在国际上， “社会主义日益兴盛的苏联， 是我们的祖国， 共产党是我们自己的政党”^［16］。1932年2月3日，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必须反对中国的军阀资本家， 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必须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 要反对帝国主义， 更必须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国民党的统治”， 号召一切劳苦群众“更坚决的站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 “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17］。1933年2月7日， 《红色中华》刊登社论指出：“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一个是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苏维埃；一个是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政府。前者是日益发展和巩固， 而后者则趋没落与死亡”， “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标志”^［18］。1933年2月10日， 《红色中华》刊登“二七”纪念文章指出：“只有在苏维埃的政权下， 才能从层层压迫下解放出来， 只有苏维埃才是我们解放唯一的旗帜。”^［19］

2.2 敢于善于斗争的“二七”精神

敢于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前提， “二七”工人不惧封建军阀的屠刀， 敢于向吴佩孚、 肖耀南等军阀发起斗争， 虽然大批工人遭军阀屠杀， 但工人阶级依然义无反顾地发起罢工来向军阀示威。苏区革命时期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 因此， 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是“二七”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新内涵。1931年1月27日， 《红旗日报》刊登社论， 指出要“将反对国民会议， 反对国民党取消职工会， 反对黄色工会， 反对国民党加紧剥削工人的工厂法等等斗争与二七纪念运动密切联系起来”^［20］。中国共产党通过“二七”纪念， 动员民众要敢于向国民党发起斗争， 将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1931年，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纪念“二七”的宣言说明： “现在的国民党不是同吴佩孚一样吗？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我们的痛苦， 真是数也数不尽；也不知杀了多少万工人， 杀死了饿死了多少万农民兵士”， 向民众说明了“只有斗争， 才有出路”^［16］。1932年2月3日， 周恩来指出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全中国群众， 号召全中国群众自动武装起来， 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政府， 夺取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的武装。”^［17］ 1933年2月10日， 《红色中华》报道了“二七”纪念大会的盛况， 在示威游行中民众一致喊出“打倒国民党”和“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口号^［21］。

善于斗争是发起斗争后应具备的品格， “二七”工人向军阀发起斗争后， 采用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发动了全路乃至全国铁路工人参加罢工， 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大革命时期， 由于中国共产党忽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没有能够掌握一支自己的军队， 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苏区革命时期开展武装斗争是“二七”善于斗争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发展。1933年2月7日， 《红色中华》社论认为：“目前我们是要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战争， 在扩大红军的运动中， 我们必须特别加紧对于工人群众的动员， 吸引大批的工人到红军中去， 加强红军内的无产阶级骨干， 创造铁的红军。”^［18］ 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红色中华》上刊登在“二七”纪念阅兵或大会上民众加入红军的热情， 来号召民众继承“二七”精神， 积极加入红军， 发起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例如， 1933年2月16日， 刊登了会昌各区“二七”纪念大会的盛况， “县工联代表号召工人纪念‘二七’当红军去， 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一呼百应， 当场热烈自动报名当红军的工人计十四名”， “在群众大会中有二十八个人自动报名当红军”^［22］； 同日， 也刊登了南阳“二七”纪念大会民众加入红军的情况， “当场报名者共有六十一名， 是南阳区第一次最热烈的动员”^［23］； 同日， 又刊登了“二七”纪念时石城报名当红军的情况， “在大会上计共报名的有五十八名”^［24］。

2.3 担当历史使命的“二七”精神

马克思认为，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 最富有革命性的阶级， 因此， 历史赋予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 建立人民专政的新社会的历史责任。 “二七”工人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 向封建军阀发起了斗争， 爆发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 给予封建军阀沉重的打击， 苏区革命时期， 宣传“二七”担当使命的精神， 号召工人阶级担负起推翻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统治、 建立工农联合专政的新中国。1932年2月3日， 周恩来指出：“‘二七’纪念将要唤起全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一革命领导权的注意和加强， 将要引起全中国被压迫群众齐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走上革命的胜利”， “要使工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 “要使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推选和吸引到政权和红军中的指导机关， 要使工人阶级成为扩大红军参加革命战争的中心力量， 要使工人阶级在一切群众斗争和各种运动中都成为领导的力量， 不论是贫农团， 反帝同盟、 拥护红军委员会互济会乃至文化教育团体经济组织， 工会都要成为组织的中心”^［17］。1933年2月7日， 《红色中华》刊登社论指出：“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才能将广大的劳苦群众由贫困， 饥饿， 失业， 死亡中解放出来”， “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中国革命就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18］。

3 延安时期的“二七”精神

延安时期， 恰逢七七事变， 全面抗战爆发， 国内几乎所有的政治文化资源都被纳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去， 这一时期的“二七”精神也随着这一阶段主要任务的变化而演进， 赋予了“二七”精神新的价值。

3.1 反帝爱国的“二七”精神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二七”纪念， 指出“二七”运动不光是反对吴佩孚等封建军阀、 争取民主自由的反封建运动， 还是反对军阀背后帝国主义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而宣传了反帝爱国的“二七”精神， 来号召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驱逐日寇出中国。1937年2月7日， 《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指出：“凶恶的日本强盗正以疯狂的侵略战争想要灭亡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纪念‘二七’的意义， 首先就要发扬‘二七’的奋斗精神来争取目前抗战的胜利”^［25］。同日， 《新华日报》在“团结”专栏发文说明了封建军阀吴佩孚、 萧耀南为“当时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二七”运动为其后的“反帝战斗开了先路”， 指出了“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 正在积极扩展着整个侵吞的侵略战， 因此我们目前革命的内容， 还依然集中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而在形式上则更益于具体化为抗日除奸”^［26］。1940年2月7日， 张浩指出了“二七”运动的伟大意义之一是“二七”工人举起了“反帝国主义的鲜明旗帜”， “在大革命时， 在抗日战争中， 都表现出无限的英勇与坚持到底的精神”， 动员民众“要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7］。1940年2月28日， 《新中华报》刊登了邓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二七’运动完全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锋”， “七七抗战开始， 同样的中国工人首先表现他对抗日的先锋作用， 在上海、 青岛、 日本工厂的工人首先举起反日的旗帜， 进行反日的大罢工”^［28］。

3.2 巩固团结的“二七”精神

团结统一行动是“二七”精神的内涵， 同时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法宝之一， 这一时期的团结统一精神被赋予了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内涵。1938年，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发布的“二七”纪念宣言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只有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统一起来， 才能更推动全国人民的团结， 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9］ 1940年2月7日， 张浩指出：“二七”“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自己、 团结人民的精神”， 动员所有工人“都要联合起来， 统一我们的组织、 统一我们的行动”， “用阶级的团结、 加强民族的团结， 只有这样的团结， 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否则不但没有力量， 而且有半途分裂、 妥协、 投降的危险”^［27］。1940年， 边区总工会发布纪念“二七”口号， 呼吁“坚持抗战到底， 反对妥协” “反对投降派顽固份子制造摩擦进攻边区” “巩固团结， 反对分裂” “打倒汉奸汪派、 托派及一切投降份子， 坚持抗战到底”^［30］。除了工人自身团结之外， “二七”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运用于巩固全民族团结之上。1938年2月7日， 《新华日报》第四版的“二七” 纪念文章指出， “中国的劳动者及全国人民， 应该追忆这光荣的历史的教训， 学取京汉工人坚强不屈的精神， 加紧全国上下的一致团结”^［26］。1939年2月7日， 张浩指出不光工人之间要团结， 而且工人要联合农民、 知识分子“在精神上， 心理上， 行动上”结成“巩固的同盟”^［31］。1940年2月7日， 吴敏在纪念文章指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成反帝反封建残余的任务， 完成今天的反日反汉奸反投降， 坚持抗战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只有这种联合， 才能使我国人民产生伟大的力量。只有这种联合， 才能以工人的彻底性、 坚决性， 克服小资产者的散漫性， 和富有者的妥协性。只有这种联合， 才能把我国人民从目前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痛苦中， 解放出来， 使我国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走上成功的道路”^［32］。

3.3 艰苦奋斗的“二七”精神

“二七”工人进行的争自由、 争人权的斗争， 是在内受封建军阀压迫、 外受帝国主义剥削的艰苦条件下进行的， “二七”工人没有向现状妥协， 英勇斗争， 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本对敌后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动员开展生产、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这一时期“二七”精神的又一核心。1940年， 《中国工人》刊登了难民纺织工厂“二七”纪念的情况， 在纪念大会上工人们一致要：“完成生产计划， 保证前线将士有布穿”^［33］。1943年2月4日， 《解放日报》刊登了北岳区总工会发出的“二七”纪念四大号召， 其中之一是“提高全体工人的生产热忱， 教育工人为抗战胜利及发展边区而积极增加生产； 不论什么工人， 都要向着‘作什么学什么’努力”^［34］。1943年2月7日， 《解放日报》还刊登了邓发的“二七”纪念文章， 指出目前在“抗战困难与接近胜利的关头”， 更应“热烈响应生产号召、 开展赵占魁运动”， “只有广泛的开展赵占魁运动”， 才能“克服困难， 争取抗战胜利”， 才能“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最后发出“为了坚持抗战， 克服困难， 最后战胜日寇， 让我们每个工人起来学习赵占魁”的呼吁^［35］。1943年2月8日， 《解放日报》刊登了在边区大礼堂开展“二七”纪念大会的情况， 大会给予了赵占魁“边区的模范工人”和“生产战线上的英雄”的称号， 邓发指出要“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 “要有大批的劳动英雄出现”^［36］。1944年2月9日， 《解放日报》报道了边区被服厂工人在“二七”纪念大会上举行生产节约动员的情景， 厂长号召工人以“今年生产节约七百石粮食的实际行动” “积极参加生产节约竞赛”， 来开展“二七”纪念^［37］。由上可知， 中国共产党借助“二七”纪念来动员边区工人及根据地军民发扬“二七”艰苦奋斗的精神加紧生产、 开展生产节约竞赛、 学习劳动英雄， 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 积蓄物资备战备荒， 坚持抗战， 最后战胜日寇。

4 结　语

“二七”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精神是一个民族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七”精神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现在、 将来， 我们仍然需要“二七”精神来给予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 但红色文化基因不能自动遗传， 需要我们加强对“二七”精神进行符合时代特点的挖掘， 还需要我们通过教育来传播“二七”精神， 提高民众继承“二七”精神的自觉性， 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中去。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二七”纪念宣传“二七”精神的经验， 来为今天我们传播“二七”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参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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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浩. “二七”与抗战［N］. 新中华报， 1939-02-07（02、 03）.

[32] 吴敏. “二七”事件与中国工人［N］. 新华日报， 1940-02-07（04）.

[33] 井. 难民纺织工厂举行“二七”纪念会［J］. 中国工人， 1940， 1（2）： 39.

[34] 纪念“二七”， 北岳区总工会四大号召［N］. 解放日报， 1943-02-05（01）.

[35] 邓发. 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N］. 解放日报， 1943-02-07（01）.

[36] 本市工友热烈纪念“二七”， 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N］. 解放日报， 1943-02-08（01）.

[37] 被服厂纪念”二七”进行生产动员， 全年要生产节约七百石［N］. 解放日报， 1944-02-09（02）.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 文本、 诠释与传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研究（1921-2021）(20STA03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活动项目： 传承与创新：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921-2021）(21STA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