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表征下南京非遗的长江文化标识打造

Cre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ers for the Yangtze River in Nanji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Spatial Representation

摘要

南京依江而生、 伴江而兴， 衍生出独具南京特色的长江文化。作为南京长江文化的核心资源， 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代表性“文化符号”， 亦助推着南京长江文化标识的形成与活化。在非遗消费属性凸显及“地方”内涵消解的时代背景下， 以南京非遗为例， 基于对文化空间内涵及南京非遗与长江文化空间的关系的梳理， 分析南京长江非遗符号的现状， 归纳出南京非遗符号“核心位置” “主体部分”及“其他部分”的空间建构层级， 提出文化空间视域下南京长江非遗符号的时空交织、 以人为本的传播布局， 对非遗传播、 塑造南京的长江文化标识具有借鉴意义。

Abstract

Nanjing thriv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giving rise to a unique cultu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ity. As a core resource of Nanjing’s Yangtze culture， th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cultural symbol and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Yangtze cultural identifiers in Nanj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consumption and the fading of “local” cont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Yangtze heritage symbols and identifie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hierarchy of these symbols， including “core position” “main part” and “other par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human-centere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that interweaves time and space for Nanjing’s Yangtze intangible heritage symbols， offering insights for herit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Nanjing’s cultural ident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南京非遗符号 / 文化空间 / 长江文化标识

Key words

Nanjing intangible heritage symbols / cultural space / Yangtze cultural identifiers

长江文化谦和含蓄， 是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综合与集聚^［1］。作为长江下游的六朝古都， 南京以长江文化为根基， 历经朝代更迭而衍生发展出独具南京特色的文化空间， 推动并引领着长江文明及流域地区的文化勃兴。2022年初， 长江江苏段被确定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 南京市为扎实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在《202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努力将南京打造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核心示范区和长江流域的璀璨明珠”^［2］， 赋予长江文化在南京文化形象建设的新使命、 新任务。

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 蕴含着长江流域人们世代传承的“活态记忆”， 是南京长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核心构成。在如今的工业社会中， 承载着民族精神与物质生活习惯的非遗往往被大量的现代商品所淹没， 失去了既有的文化本位， 这种情形不但不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还会对地域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产生消极影响， 最终导致文化与地方的双双消亡。

近年来， 很多学者对非遗符号建构进行了一定研究， 根据各地的独创性非遗提出相应传播策略， 对非遗在新媒体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纵深指导。但现有研究大多从中、 微观角度针对单一非遗的传播路径进行研究， 缺少宏观视阈下地域空间对非遗的影响分析。本文从文化空间的分析视角出发， 根据非遗的地方属性， 对非遗与地域文化空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运用定性和案例分析方法， 进一步探讨长江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南京非遗符号的代表性层级及其传播路径， 以塑造南京长江文化鲜明的地方形象和长江文化标识。

1 文化空间视域下的非遗

“空间”一词与“时间”相对， 其物质性与客观性使之成为时间研究的静态景观。20世纪50年代， 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首次将空间作为传播的一种维度^［3］， 赋予其文化意义， “空间偏向”与“时间偏向”是辩证且稳定地传播、 发展着社会空间信息^［4］。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崛起的西方现代大都市推动学界进行空间的辩证拓展： 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开创空间三元论， “空间”从静态的物质结构， 发展成为内含社会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动态建构过程^［5］；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在其基础上提出“第三空间”， 形成一种超越物质与精神属性的信息传递、 社会流动的新立场^［6］。

在信息全球化与移动社交媒体场域下， 空间是流动的空间， 空间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种结构性环境、 容器的往复^［7］， 而是包括一定时间周期内空间所置信息、 社会关系、 景观构成的多重要素的异域性交互。所以， 很多人把空间视为一种媒介， 而媒介承载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

空间是真实的存在， 是现实的世界。认识空间， 不仅仅限于空间本身， 而且还包括空间的意义、 空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空间的人文活动， 甚至将空间视为符号， 当作信息传递的媒介。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举了多种空间类型， 首次将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实体空间场所称作“文化空间”^［5］。国内学界对于文化空间的探讨根植于我国文化的独特性， 文化空间阐释以生活“样式”^［8］、 立体化^［9］、 规律性表达的“地方”^［10］、 社群世代相传、 历史演变纽带^［11］等关键词为要，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述的“文化空间”——“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 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12］相趋同， 体现出时间、 空间与人的文化活动的共同“在场”。

2003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文化空间”概念狭义化， 列为非遗的一种类型^［13］。我国非遗工作非常注重空间因素， 为此专门提出中国式文化空间实践模式， 在“民族文化生态村” “生态博物馆”等区域性文化保护行动的基础上成立文化生态保护区^［14］， 在无形文化与有形空间的相互依存中突出民众的主体作用及经济、 社会等各要素的开拓应用^［15］。

非遗是特定空间内存在并展示的一种传统文化样态， 文化空间是承载非遗活态传承的场所， 是地域空间、 时间与人类实践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场域， 非遗在“空间偏向”与“时间偏向”的制衡传播中传承着文化意义， 同时影响着文化空间的价值自洽。本文将在特定时间周期内拥有一定数量非遗的特定地理区域视为一个文化空间， 将其视为媒介来表征和传播文化， 考察空间内地方、 时间与人在非遗保护与传播的协调机制， 逐渐提高文化空间自身的独特性， 丰富文化空间内标志性符号的意义表达。

2 非遗符号与文化空间表征

人们关于活态技艺的传承， 伴随着一个文化空间的衍生发展， 折射出地方经济、 文化、 社会生活的发展轨迹。同时， 这些技艺又根植、 存在、 发展于文化空间， 形成具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和时空特征的非遗。因此， 非遗从来都是与特定空间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生存的空间中， 非遗生于斯、 传于斯。地方文化空间成为非遗依赖的特定生存环境， 在此生存环境中的非遗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着、 变迁着， 人们口口相传、 口传心授， 让非遗成为空间中最源远流长的活态文化。按照现代的话语分析， 每个非遗都是一座代代传承而来的丰碑， 每个非遗都是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符号， 它们反映于地方文化， 支撑着这一地域空间上民众的生活方式， 进而成为该地历代民众所眷恋的情感依托和地方文化的代名词， 成为当下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标识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 传承中的非遗符号， 是在与地方文化空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之相辅相成， 关系契合。

对文化空间而言， 地方性的物质载体固然是主要存在形式之一， 而民众非遗传承的空间实践决定着精神符号性的文化空间主要特征^［16］， 传承群体依托空间内化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遗产等“文化符号”造就符号化空间， 外化为具有空间价值的“文化资本”， 运用符号系统对非遗的再理解、 再叙事， 进而实现空间文化意义的象征与表达， 由此文化空间更是成为符合现代媒介逻辑的表征空间。

2.1 非遗符号与文化空间的关系

世代相传的非遗品牌的最显著特点， 就是依托一个地区、 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诠释文化， 据统计八成以上非遗项目的称谓均以一个地区或民族而冠名^［17］， 不仅显示出文化内涵的独特性， 还将空间意味赋予其中， 如宜兴紫砂壶、 景德镇陶瓷、 南京云锦等。文化空间对非遗、 形态、 知名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非遗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化符号， 反哺地方文化， 凭借非遗的传播力量影响空间的价值建构与文化体现， 以及与相邻空间的流动关系。

在特定文化空间内， 单一非遗受空间域与人文域共同作用， 吸纳地域文化， 形成社会习俗， 衍生出独具当地特色的文化符号与生活方式， 逐渐成为地方文化空间的核心抓手， 形成地方文化精华。就南京而言， 金陵跨江而居， 集山河水网于一处， 四季分明、 沙土肥沃的地缘优势得以具备， “筑地养鸭”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 从制鸭、 售鸭到食鸭， 南京已形成盐水鸭的鸭肴产业、 文化与品牌的传播布局， 在具象食用价值表达的背后凝结着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 此省级非遗及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成为南京独一无二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在南京， 无鸭不成席”逐渐成为全国人民对南京的希冀。

特定文化空间内的多种非遗具有相同的自然与人文生境， 在保护、 传承过程中， 原材料、 传承群体等资源得以整合， 文化符号资源得以交融， 多种独具特色的非遗共同凝聚成具有地方属性的文化复合体， 助推多元而统一的空间符号系统， 为民众带来了更丰富的精神享受。南京的秦淮灯会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依托历史底蕴深厚的秦淮河， 融入地方节庆和人文精神， 成为传承南京优秀非遗的典型文化空间。灯会时分， 诸如剪纸、 雕刻等南京非遗逐渐汇聚成秦淮灯会的文化符号， 共同延续与传承南京传统文化， 更成为南京长江文化衍生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在全国乃至世界为南京赢得了关注度和形象话语权。

2.2 非遗符号的空间认知

在符号学角度， 我们所接触到的多元文化， 本质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创造并共同认可、 使用的代表性符号^［18］， 非遗符号建构在民族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符号内涵深刻体现在地域符号、 时间符号与行为符号组成的符号空间之中。地域符号则体现为非遗所处的地方环境， 以及与互联网交汇延伸的虚拟空间； 时间符号由顺时而为的非遗故事、 地方文化内涵与发展态势为主； 非遗传承人及符号传播者、 受传者共同构成非遗符号的人本实践。

2.2.1 整体空间的内外兼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当注重其真实性、 整体性和传承性， 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19］ 所谓整体性， 必然包括空间， 换句话说， 非遗的整体性即空间的整体性。固有地理性的空间， 也就是地域， 是非遗的组成部分， 整体性的地域空间为非遗提供了最适宜最完备的发展环境， 让非遗更好地扎根本土， 向外延伸， 从而打造自身的整体性。

非遗作为地方性文化符号， 在空间内不断生存发展， 从一种类型到一个村落， 再到一个地域空间， 将“碎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凝聚发展^［20］， 不断满足群体的生活需求， 形成整体的文化风貌^［21］， 建构空间的文化记忆与符号认同。对外而言， 非遗符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拓展与更新， 本土化符号与更多现代化、 国际化元素融汇， 形成城市形象符号系统进而对外传播。

2.2.2 古今交融的时间转化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南京桂花鸭、 秦淮灯会等一些非遗“老字号”，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时间周期中被人们使用、 传承， 不断进行价值审视， 具有代表性的非遗符号才得以形成。时间的周期性与动态性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非遗符号的文化生命力与活力。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强烈冲击下， 不同非遗符号在空间范围内的知名度的差异更加凸显出来， 非遗的原真性保护与传承、 非遗的符号化传播仍然离不开时间周期这一议题。

在宏观时间维度上， 非遗的保护、 传承及传播是历史延续、 现存叙事与未来展望三阶段周期组成的， 而对于非遗的现代化发展， 基于新媒体平台接触显现、 渠道选择等传播过程的细分可以契合任一非遗符号的传播现状。在当今时代， 非遗符号的存续状态如何决定着未来的走向， 非遗符号传播体系如何平衡传统价值观与新时代延续的要义， 如何在现在、 未来等分阶段时间长线上进行战略布局， 是形成空间文化定位的时间逻辑。

2.2.3 符号主体的多方实践

非遗有别于物质文化遗产， 它将人的思想认识、 情感、 价值观与技能技巧注入物质产品中， 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消费者的文化受众、 抑或是品牌传播者都在空间下发挥作用， 多种社会关系并存， 体现了符号空间的实践具身性， 这正是符号学的立论逻辑——人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22］。需要关注的是， 传承人在符号传播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非遗产品是一种载体， 着重点则是传承人的精神， 根本点是民众传习于今的生活。学者李鹏飞曾谈道， “地理空间是非遗展开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创造者、 参与者、 传承者的群体对文化意义的建构与约定俗成之后的坚守”^［23］， 所以将非遗打造成文化符号的过程， 并非单纯地以受众为中心， 或以传承人为唯一生产力， 而是在空间内形成人与非遗的统一， 人的实践与符号传播的协调一致， 方能在全社会形成深厚、 和谐的文化认同和地方认同。

3 南京长江文化非遗符号的现状

南京非遗符号是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产物， 是长江文化的精神象征和具象标识。从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 薛城文化， 到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 乃至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 楚文化， 其主体都是长江文化， 也就是说， 南京金陵文化汇聚了从民族融合到明清时期的历史遗迹与长江文化精华， 其中， 传承至今的非遗资源极为全面而丰富， 成为南京长江文化最有活力的文化形态。为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市在政策与资金上进行双重扶持， 不断推动非遗的产业化发展与文化符号呈现。南京市委于2022年9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4］， 《意见》中提到“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 使其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 提升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等主要目标。对此， 研究南京非遗在文化空间内的符号表征与传播现状， 对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实现非遗符号的整体布局与南京长江流域文化的空间化凝聚有重要意义。

3.1 南京非遗符号的空间分布

截止到2024年5月， 南京市共有403项非遗， 其中国家级13项、 省级131项、 市级259项。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 南京金箔锻造技艺、 金陵刻经印刷技艺、 秦淮灯会、 金陵琴派、 骆山大龙、 东坝大马灯、 南京白局、 南京剪纸、 南京宝庆银楼、 丁氏痔科医术、 雨花茶制作技艺、 绿柳居素食烹制技艺这13项国家级非遗是南京长江文化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合力传播对南京长江文化内涵形成强烈的“符号化”冲击， 但过程中仍存在对外传播与整合力度不强等问题， 如南京白局现仅依靠少数传承人以在剧团、 茶社等演出进行传播， 国内及海外民众关注度小。

在空间内部， 南京非遗与南京长江文化空间的联结互构， 依自然、 经济、 社会等因素， 南京非遗符号分布呈现出独具南京特色的地域特征。由表 1、 表 2可知， 南京国家级非遗共13项， 以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冠名的工艺类非遗占据半壁江山。南京行政区的市级及以上非遗数量与类型分布差异大， 从数量上看， 建邺区、 栖霞区、 雨花台区的非遗数量不超过10项， 秦淮区、 高淳区、 江宁区的非遗数量丰富。从类型上看， 南京非遗涵盖十种类别， 其中六合区与高淳区非遗类型齐全， 因金陵长江文化受政治影响较大， 因此非遗以精致儒雅的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 传统舞蹈、 民间文学、 民俗五类为主1

1 数据来源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

3.2 南京长江文化非遗符号的发展脉络

长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文化长江， 长江沿线孕育和绽放着巴蜀文化、 荆楚文化、 金陵文化、 江南文化、 江海文化等， 金陵文化是长江文化中最灿烂的明珠。时至今日， 南京非遗记载和见证着金陵文化的生动实践和繁荣面貌， 必将在滚滚长江的文化浪潮中继续流淌下去。

中国三次衣冠南渡使南北文化交融， 南京文化也吸纳了中原地区的主流华夏文化， 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区域。南京非遗的现世存续是对金陵文化的历史反映， 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价值。作为文化名城， 六朝时期的南京和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 以印刷术、 纺织工艺为兴， 南京云锦、 金石刻印等技艺与作品流传至今。南京民国时期兼容并蓄的建筑风格衍生出众多雕刻类、 美术类非遗。新中国成立后， 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非遗保护政策以规范非遗保护的行为和责任， 南京非遗在近现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新时代变迁与资本化空间生产之势， 南京非遗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 区域经济对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加之各区对非遗保护传承力度不同， 非遗自身定位不足等原因， 南京非遗符号的传播现状不一， 呈现出差异化的生命周期与发展规划。一部分市级非遗符号缺乏资源、 人才等核心动力， 处于休眠状态， 一些资金投入高、 文化底蕴深、 传播效能优的非遗符号， 如南京云锦、 盐水鸭等逐渐实现产业化转型， 不仅能为人们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还能在企业化运作的过程中将非遗传承下来。

每一种非遗都是历史的馈赠， 在现代乃至未来， 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所以， 南京非遗符号制定统一、 全面的周期性传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时间的长河中， 不落下任何一种非遗， 就是保留住长江文化的精神家园。

3.3 南京长江文化非遗符号的实践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人造就一方文化。历代生活在南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受益于长江的滋润， 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长江文化和非遗。非遗从文化生产到符号传播， 每一步都离不开人的活动， “人是文化的实践主体， 文化的符号属性预设了人的符号属性”^［22］。非遗传承人相当于非遗符号的编码者， 引领非遗聚焦独特的文化内涵， 保持核心竞争力， 受传者扮演着解码者的角色， 传播者则担任解码编码的双重职责， 三者合力构成空间内的人的符号布局。因为非遗的活态性质， 人的实践是文化衍生与发展的根本因素， 对人的依赖性大， 符号传播的主观化强烈， 这将导致编码者与解码者接收的信息不对称^［25］。

对于作为编码者的非遗传承人而言， 自身年龄及传承环境等成为影响非遗符号编码的因素。例如， 南京剪纸艺人黄兴军的剪纸传承基地一度面临停产和收购困难等问题， 且创新开发还停留在非遗传承人熟知的技艺范畴中， 未形成非遗IP在长江文化战线中的跨界融合传播模式， 逐渐脱离了非遗符号表征的文化主干道。云锦传承人刘锡生为维持家庭生计暂停传承工作， 有关部门了解后为他发展非遗产品的创意设计工作提供支持。

传播者在经济大势的影响下将南京产业发展与传承人的长江非遗精髓割裂开， 商业属性越发达， 对符号本真的文化价值的展现就越少， 从而形成“编码-解码”的破局现象， 表现为南京非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遗产， 其传承方式与当代生活方式、 大众文化生产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冲突， 在此背景下， 南京非遗的传统文化价值更需要深入挖掘和弘扬。

4 文化空间视域下南京非遗打造为长江文化标识的路径

欲将南京非遗打造为长江文化标识， 须结合南京长江文化非遗符号的文化空间表征及代表性程度， 实现南京非遗符号的空间层级建构， 进而通过南京非遗符号的传播布局打造长江文化标识。

4.1 长江文化标识与南京非遗符号空间建构

文化标识是实现文化意义传递的载体， 是一种系统性的符号化语言， 能够赋予文化空间以“个性”^［26］，从而形成群体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认同， 文化标识的可识别性决定了其应为空间内文化基因的深层意蕴表达。文化基因存在于人类的各种历史“活态”实践中， 存在于时空交错的特定空间内^［27］， 是特定文化空间的建构密码。非遗作为文化基因的原发性、 历时性载体， 逐渐成为打造地方文化标识的中坚力量。

南京非遗符号空间是长江文化空间的子空间， 它承载着长江文化的文化基因， 与长江文化密切相关， 又在长江文化场域内衍生、 变幻、 凝聚为独具金陵特色的文化价值与实践方式， 先天自主与后天自为使南京非遗符号空间既具有代表着长江文化内核的广泛认同性， 又具有体现地方文化鲜明形象的传播独有性， 这两个标准共同助推南京非遗成为长江文化标识打造的重要考量。欲打造长江文化标识， 首先要解决的是南京非遗代表性符号的遴选与定位问题， 满足以上两个标准， 使其能够代表长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 又能立足南京非遗符号现状与非遗符号的空间特征， 形成南京非遗符号空间的内在结构与传播布局， 以塑造南京鲜明的长江文化形象。

南京非遗符号的代表性反映的是， 与长江文化及金陵文化的内涵及精神传统的显著相关性的高低。将南京的全部非遗符号视为一个整体文化空间（见图 1）， 处于符号空间“核心位置”的非遗符号要体现出长江文化及金陵文化的精髓， 反映南京地域的人民千百年生活实践的精神缩影， 是南京非遗符号系统的“最强势语言”^［28］， 影响着空间内其他符号的诠释与表达。例如， 南京的秦淮灯会是中国唯一集灯展、 灯会和灯市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灯会， 有“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的美誉， 自南朝传俗至今， 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金陵人民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样貌， 堪称是符号空间的核心所在。

主体部分除“核心位置”之外的其他区域， 由核心位置衍生而出， 多样态纵深发展， 既能从中挖掘到长江文化及金陵文化的深远内涵， 又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区别于其他地方非遗的文化“个性”， 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例如， 南京市内的南京剪纸、 云锦等国家级非遗以及各县区最具代表性非遗等， 通过“核心位置”的非遗带动， 被人们所熟知而历时发展， 逐渐拓展各自的传播布局。

南京非遗符号空间的“主体部分”是打造长江文化标识的主力军， 而“其他部分”的非遗如部分知名度低的省级非遗及市级非遗为储备军， 该部分由于其价值与长江文化内涵的关联度存在某些不确定性^［29］， 地域人民的广泛认同相对主体部分较少， 所以需一定的传播手段加以规范、 强化， 使其满足长江文化标识的遴选标准， 不断向“主体部分”完善转化。

4.2 南京非遗符号空间的传播布局

文化标识打造是一项传播行动， 是让代表性文化符号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满足南京非遗符号空间的全域传播需求， 需根据“核心位置” “主体部分” “其他部分”的发展态势建构集空间整体性、 时间周期性、 人本实践性相协调的传播空间， 如图 2 所示， 身处新时代的南京非遗基于文化空间非遗符号的契合关系， 要根据南京非遗符号空间现状及层级展开当下的时空实践， 在整体性、 周期性、 实践性的符号空间内体悟时空价值。每个非遗符号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地方性精神价值体现， 它们在空间内常态化发展、 成熟， 同时辐射、 影响着其他非遗符号及地域空间形象的传播， 人的作用始终覆盖着南京非遗符号的编码、 解码的传播过程。增强南京非遗活力， 融入现代生活， 提升南京非遗社会影响力， 着力打造极具特色的长江文化标识， 整体提升南京市内非遗传播层次， 从而提升南京长江文化的鲜明形象。

4.2.1 时空交织的纵横传播

一方面， 非遗符号的空间传播内部， 针对非遗符号代表性差异， 实现“主体部分”非遗带动“其他部分”非遗的辐射对策， 例如， 南京云锦已将产业辐射至传媒宣传、 文化创意、 博物馆开发等， 在空间内形成云锦文化群落， 成为江苏省文化标识的首要力量之一， 可满足周边区域的借势经营， 形成全链条的产业体系， 不断拉动“其他部分”非遗符号加快增长。“其他部分”借助空间内部的共同资源与辐射战略进行传播， 借助南京非遗民俗文化节的影响力来丰富基层文化生活，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消费者可通过优质的符号理念去逐步了解其中蕴含的非遗内涵， 依托商业价值内化于文化体悟， 打造“互补型”符号空间是南京非遗品牌的重要对策之一。

另一方面， 从时间角度上实现符号空间常态化传播， 持续化打造非遗符号， 力争保障每个非遗符号紧跟传播战略， 保持统一、 高效的符号发展空间。对处于“其他部分”的非遗符号， 应以认知为主， 南京文化控制主体要有仪式地加以推动及培养， 借助空间的资源优势逐渐焕发文化使用价值， 进而向打造长江文化标识之路迈进。近几年， 南京市政府及文旅部门推出“畅享南京”等非遗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让一些不太被熟知的非遗走进民众的视野， 在该阶段逐渐实现符号深化与知名度提升。对于“主体部分”的非遗符号， 要建立与受众的情感连接， 在原有金陵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深化长江文化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内涵， 从而提高受众的文化凝聚力； 对于“核心位置”的非遗符号， 则应以延长生命力为目的， 融合空间内休眠期、 成长期的非遗符号的新颖性， 改善传播结构， 成为打造地方文化标识的主力军。同时， 南京非遗空间可将重心放在空间文化价值的矩阵建设上， 通过提炼非遗的文化内涵， 凝练为南京市的长江文化基调。

与此同时， 在空间外部， 南京非遗可从自身符号系统中跳脱出来， 积极搭建长江文化多媒体的交流平台， 有效提升南京长江文化的影响力与认同感， 助力南京形成立体嵌入式的城市形象， 深化南京的文化符号势能， 另外， 要加强探索南京非遗符号与长江文化元素的跨界传播， 树立全媒体意识， 从符号的接触、 渠道、 认同的角度， 建设文化符号的现代立体传播矩阵， 有效借助非遗MCN机构、 KOL输出原生内容， 经济效益赋能非遗符号传承， 打造汇聚非遗多符号特色的地方文化标识， 让“南京非遗故事”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长江文化及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

4.2.2 以人为本的空间布局

针对传承人群体流失、 编码信息同质化的问题， 政府应重视人在非遗保护、 文化传承与符号传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针对不同位置的非遗符号实现针对性保护及传播管理； 另一方面要加强编码者角色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 培训等的政策管理。截止到2024年5月， 南京市拥有记录在册的非遗传承人433人， 位列江苏省第五位， 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6人， 省级102人， 市级315人。南京市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推广实施家族传承、 师徒传承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传承人培养模式， 并根据传承人的年龄及身体状况， 有序开展代表性继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全面、 真实、 详细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遗专业技艺、 工艺流程等^［24］。

非遗符号的传播链中， 一部分群体既是解码者又是编码者， 这就要求传播者更要深度理解与掌握非遗的文化价值， 并在平衡区域经济与长江文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传播非遗符号， 同时南京非遗种类齐全， 这就要求符号空间须培养大量的复合型传播人才， 形成规范解码、 系统表达的传播格局。

符号空间要精准定位对象， 定期进行市场调研， 通过大数据分析、 分地域研究等手段对受众的消费水平、 生活习惯等进行细分， 筛选出目标群体感兴趣的非遗内容进行传播， 从而使文化空间内的民众不掉队， 充分享受南京非遗的文化成果， 实现集传承人编码、 复合型传播者、 受众解码于一体的以人为本的空间布局。

5 结　语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谈道： “全球化导致了一种传播的幻觉： 世界范围的差异被抹杀， 空间的同质性必然胜过根据全球空间所想象的一切异质性”^［30］。非遗在空间的传承与符号表征延续并对抗着空间的同质化， 同时在文化空间与非遗符号传播对接过程中， 实现空间、 时间与人的实践齐发力， 形成更多以非遗为载体的地方文化标识。南京非遗符号的层级建构为每一种非遗提供了切实、 独特的发展路径， 进而形成打造长江文化标识的价值合力。另外， 南京非遗更要善于吸收长江文化空间外的文化精华， 融合转化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符号， 进一步为长江文化形象及文化标识的建设服务。基于南京长江非遗符号的空间建构， 将为长江干流人类非遗的系统性传播、 地方长江文化形象重塑提供理论支撑， 以此来展现中华文明的内在精髓与多元统一， 激发出国人的文化自信， 进而让非遗走向世界， 让世界看向中国。

参考文献

[1] 丁家钟， 贺云翱. 长江文化体系中的吴越文化［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1998（4）： 70-73.

[2] 南京市人民政府网. 202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2-05-18［2023-04-08］.

[3] 哈罗德·英尼斯.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 宋丽敏. 网络媒介的时空偏向［D］. 北京： 北京印刷学院， 2008.

[5]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6] 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它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7] 李淼. 从空间出发理解传播： 传播视野中的城市空间再思考［J］. 新闻战线， 2017（16）： 122-124.

[8] 陈虹. 试谈文化空间的概念与内涵［J］. 文物世界， 2006（1）： 44-46.

[9] 伍乐平， 张晓萍. 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7（3）： 7-12.

[10] 李玉臻.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J］. 学术论坛， 2008（9）： 178-181.

[11] 刘朝晖. 中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 基于文化空间的分析视野［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0（1）： 24-29.

[12] 邹启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13]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EB/OL］.2003-12-08［2023-05-18］.

[1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EB/OL］.2005-03-26［2023-04-28］.

[15] 陶雨芳. 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M］.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2.

[16] 谢纳.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D］. 沈阳： 辽宁大学， 2008.

[17] 钱程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及其保护模式探讨［J］. 大众文艺， 2015（8）： 4-5.

[18] 陈伟， 卢德平. 共同体意识与现代性转化： 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时空价值与规约［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11）： 12-20.

[19] 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2019-05-22［2023-05-18］.

[20] 刘锡诚. “非遗”产业化： 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9（4）： 1-7.

[21] 黄永林.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遗产， 2013（5）： 1-12.

[22]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3] 李鹏飞. 文化空间再造： 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承［J］. 文化艺术研究， 2018， 11（4）： 1-6.

[24]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EB/OL］.2022-04-15［2023-05-18］.

[25] 刘菲. 文化符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J］. 东岳论丛， 2014， 35（7）： 147-150.

[26] 谢明月. 公共空间标识系统融入地域文化元素研究［J］. 西部皮革， 2021， 43（14）： 80-81.

[27] 程金城. 中国非遗与中国文化基因蠡测： 以“黄河—长江文明走廊”非遗为中心［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7（4）： 2-11.

[28] 康澄. 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 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2）： 100-108.

[29] 陈雅. 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与创新［J］. 青海社会科学， 2008（3）： 18-21.

[30]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化转向［M］. 胡亚敏，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基金资助

2024年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紫金文创研究院非遗专项课题： 江苏非遗融入大运河、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