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上海文学
［1］1-2因依托于这一独特的城市而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图景中独占一席。西方都市的生活方式早在19世纪中叶就流入了上海租界， “在20世纪30年代， 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
［2］6-7， 摩登文化与现代性思想的强势介入与迅猛发展不能不说赋予了上海文学超越全国的繁荣潜力与独特气质。同时， 在上海迅速的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 城市中产阶级产生， 现代化期刊与报纸兴起， 都促使上海形成了独特且富有活力的文学市场， 使上海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迅速崛起并独树一帜。上海文学以丰富繁丽的姿态重新渲染书写了上海这座城市， 反映着特殊时代的世间百态， 也从一个醒目而独特的角度折射着现代中国的进程。因此， 从文学一隅入手观察分析上海百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全面抗战期间（1937年-1945年）内外交困之际， 社会经济领域出现诸多困难与矛盾， 对民众生活也产生显在影响， 通货膨胀的爆发及恶化即为典例之一， 换言之， 文学书写上海战时的社会生活， 通货膨胀是难以忽略的话题。虽然20世纪40年代前后围绕上海复杂经济现象的创作少有如《子夜》（1932年）这样的巨著， 但无论是孤岛时期（1937年-1941年）还是全面沦陷时期（1941年-1945年）， 上海小说中仍不乏有直接或间接刻画相关问题的作品， 如束纫秋创作的《投机家》（1939年）、 五个银行员的《烽火中的幻梦》（1939年）与朱雯的《泡沫》（1939年）；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外国租界， 对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展开描摹的上海小说界则涌现出了钱锺书《围城》（1946年）、 张爱玲《花凋》（1944年）、 《等》（1944年）与《留情》（1945年）， 当然还有束纫秋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染》（1943年）、 丁谛所写的《蠢动》（1944年）。这些作品或集中或零散地对战时上海通货膨胀等经济风貌加以书写， 战争的存在也为这一时期文本的描摹带来独特性。
目前， 学界针对抗战时期上海小说的研究并不丰富。一方面， 大多数学者视野广阔， 将目光投放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各类文学， 如陈青生先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从戏剧、 散文等文学体裁切入， 对孤岛和沦陷期的上海文学做了宏观文学史性质的概述， 其中间或提及战时上海特殊经济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此的回应； 另一方面， 报告文学与戏剧在战时上海的重新活跃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关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这两个文学形式的讨论颇丰，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针对小说的关注有所缺失。因此，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以及将其与同期通货膨胀现象勾连观察则具有着充分的言说空间： 小说是如何描绘战时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这种文学叙写与历史现实又有着怎样的出入与调整？从中又能梳理出什么有意义的线索？本文即试图立足这些问题， 着力考察和分析抗战时期上海小说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疯狂增长、 社会职业地位变迁以及投机活动兴盛所进行的描摹与文学化处理， 并尝试从中观照文史表达的裂缝及包孕于这裂缝中的作家情思与文学力量。
1 “物价”问题的淡化描摹
作为宏观层面的经济概念， 通货膨胀融入日常生活时以“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的面目呈现出来， 这也是其最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表征之一。因此， 当叙写平凡生活时， 物价问题便被战时上海小说家与其他众多生活细节杂糅交织在一起， 以或正面或不甚经意的书写样态渗透于文本， 成为作品潜在背景， 甚至在日常生活书写中参与建构人物形象、 推动小说情节发展。
尽管专注描绘抗战时期上海物价上涨并摧毁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并非主流， 但无法否认这种正面书写的方式带给读者的冲击是巨大的、 所喷涌的知识分子忧愤感是深广的。随着日军不断蔓延， 《乐土》（1937年）里的陆曼士也开始不断地恐惧与焦灼。陆曼士与母亲、 嫂侄共同居住在华界， 如果向更安全的外国租界搬家， “租界的房租本来比华界贵得多， 时势一乱， 照例就房租飞涨， 还要先付大笔的押租， 他怎么负担得了”； 如果将亲人送回家乡避难， “可是， 哪来这许多盘缠”
［3］9-10。就这样， 战争与钱困住了陆曼士， 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无法逃离与摆脱困境， 面临的只能是越滑越深的深渊。
正面描摹物价上涨是更合常理、 更有冲击的表达方式， 但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则更多的是将物价飞升及其所带来的艰难生活逐步淡化于日常性书写中， 即生活成本提高的严峻性， 实则并未被作家极度渲染或精细刻画。由此这种阅读心理期待的反差， 反倒促使选择对物价问题视而不见的写作方式， 更为成功地折射了上海“通货膨胀”这一宏大背景， 并在小说淡化描摹与历史深刻记录的距离中凸显作家的反抗情绪与焦虑心态。
除直接描摹物价问题的写作外， 战时上海小说还借助沦陷于孤城内普通百姓的言行举止， 把物价飞升的经济现象溶解于细微琐事之中， 以平淡乃至戏谑的口吻展开书写。大战爆发和孤岛围困， 正是《围城》中方鸿渐在上海生活的两段时期。钱锺书通过描绘方鸿渐的人生起伏反映出当时上海的世态冷暖， 就在这一过程中， 物价问题作为百态之一被钱锺书加以调侃： “这一年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 又像得道成仙， 平地飞升。”
［4］338-339 这样一来， 飞速上涨的物价所带来的严峻与艰难仿佛在钱锺书“断了线的风筝” “得道成仙”的比喻中消解， 换言之， 钱锺书将“物价上涨”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活困顿”这一逻辑链条中剥离出来， 使得我们无法确切知悉战时上海物价具体的上涨程度， 也无法窥探如此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到底如何艰难， 能够得到的仅为模糊的感知。与之类似， 钱锺书还巧妙地将物价问题转移到小说其他语境中， “物价”就此变得随处可见： “姑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 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得瞧不起。鸿渐也每见她一次面， 自卑心理就像战时物价又高涨一次。”
［4］337 明显地， 当讽刺方鸿渐与孙柔嘉姑太太时， 钱锺书却极为自然地将战时上海飞升的物价引入， 将其作为“自卑心理”上涨的参照物， 而将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相对照的娴熟感也投射出钱锺书的潜在意识： 战时上海物价上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甚至达到了能够将其作为基准物的程度。
小说看似无意提及对“物价”的这一书写方式也被张爱玲运用得炉火纯青。惯常地， 张爱玲借日常点滴构筑人物及其世界， 上海战时物价的疯狂上涨也就在这些细碎的言语及心理中流露踪影。 《等》中刻画了一众在推拿医生庞松龄诊所等候隔间的太太小姐们， 每况愈下的战争形势让这些曾经常常关注布料时装的严苛女性们变得逐渐妥协， 去年觉得粗得很的呢子“现在看看还算好的了”， 而如今“稍微看得上眼的， 就要几万……看不上眼的呢——也要几千”， 有时甚至“装满了一皮包的钱上街去还买不到称心的东西”
［5］372。在这些战时仍愿意来做推拿的太太小姐来看， 战争以及通货膨胀所带来的， 就是失去了物美价廉的衣料以及是否还有经济能力再添制衣服的优越感， 但不论是这些世俗的认识还是争强好胜的暗潮涌动， 战时上海物资紧缺、 价格飞涨的事实却仍旧借此得以展现。相比之下， 《花凋》中战时上海的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冲击感与无力感则更为鲜明， 已不再仅仅停留于攀比的谈话中了。郑川嫦患上了难缠耗钱的肺病又偏逢战时， 因此双重的经济压力使得她不仅没钱买西药治病， 而且“一天两只苹果”的伙食也成了家庭的累赘
［5］268； 而当郑川嫦心灰意冷想自杀时， 却讽刺地发觉自己病了太久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个世界： “多时没出来过， 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钱买不了安眠药， 况且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
［5］269-270 物价上涨阻止了因病“死在三星期后”的郑川嫦自杀。在这里， 作者试图隐藏起自己， 用看似最为平缓客观的语气将身陷战时囹圄的“郑川嫦们”抛给读者， 谁也说不清郑川娥的自杀未遂到底是不幸中的幸运还是更加深邃的绝望。
由此可见， 以钱锺书和张爱玲为代表的、 主要于沦陷时期写作的小说家们在书写战时上海绕不开的通货膨胀现象时，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展示”（showing）的方式对最为突出的物价上涨及其如何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描摹。也就是说， 作家们并非直接“讲述”（telling）、 而是仅仅呈现（present）通货膨胀下生活的真实过程与形态， “留下他的人物在舞台上按照自己的命运行动”
［6］10， 这样便能够有效避开自我声音的介入， 以平常自然的笔调塑造生活， 并加入对现实物价上涨的投射。这种淡化描摹上海战时物价问题的处理方式， 不声不响将物价飞涨的现象无缝融入到日常饮食起居中， 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使物价飞升表面看来似乎并不惨烈。然而， 当将目光转移到相关史料上时， 则会发现文本中的淡而化之与历史记录的真实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两者之间的距离给予了小说文本隐含的力量： 不曾说明上海物价上涨后生活的严峻却时刻都能让人感受到严峻和艰难的存在。
从“孤岛时期”开始， 上海内部包括日用百货、 米粮等的价格即在不断攀升， 尤其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完全侵占外国租界后上海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指数直线上涨， “全面镇压和银行倒闭使上海变成了人们所说的‘黑暗世界’”
［7］4。上海完全沦陷后， 对外交通线路被阻断， 日方及汪伪政权滥发通货， 妄图通过大力发行中储券以排斥国民政府法币在上海的流通， 加之上海本地工业迅速陷入停顿至破产， 百万市民日常所需的米粮及燃煤供应极度短缺， 物价疯狂上涨已成必然， 自太平洋战争开始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上海物价“指数从1 774.6上升到9 740 247.7， 即上涨约5 490倍”
［8］28。根据吴景平《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提供的资料， 国民政府大量发放法币来缓解财政赤字， 导致法币膨胀指数飞速上升，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上海地区物价指数不断上涨且其速度远快于普通工人生活费增长指数， 两者的百分比于1944年达到谷底， 普通工人的生活费所能购买的物品量大幅下降。
可以看到， 钱锺书、 张爱玲笔下被淡化处理的物价问题实际已成为严重摧毁民众生活质量的根源之一， 文学描摹与历史记录之间存在着表达的距离。 《留情》里挑水的小工感谢老太太另给他十元酒钱时， 老太太感叹道： “现在这时候， 十块钱的酒钱， 谁还谢呀？”
［5］306无意的感慨被作家赋予的内涵是隐藏的和含蓄的， 物价上涨的严峻情形与所带来的血泪不幸被隐匿于文本间； 然而现实却是赤裸的、 可怖的： “买米一担， 没有几天就吃光了……先把钞票放在麻袋中送到米店， 然后才能拿到一担米， 有时要三大麻袋钞票， 才换到一袋米”， 甚至物价高到“可能认为是神话”： “买一盒火柴， 要一万元……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枚， 用一万元计算， 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一枚”
［10］495-496， 这样看来， 十块的酒钱确实小到不值一提。
虽然钱锺书和张爱玲在书写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通货膨胀引发物价疯狂上涨时， 都采用了符合自我写作风格的方式， 淡化含蓄地处理周遭经济环境的险恶， 使之在文本中消退溶解， 文史间缝隙由此生发； 但事实上， 这种不经意的叙写模式恰好隐蔽地折射出作家内心的焦灼与反抗。笔下嬉笑讽刺、 似乎能拿战时物价上涨问题随意开玩笑的钱锺书， 寄居上海沦陷区时却时常怅惘忧虑
［4］380， 不加渲染调侃现状的创作便成为其排遣心情的出口。相似地， 张爱玲曾谈及自己创作小说的思绪， 即便她深知自己作品“缺少力”， 也深知“这时代， 旧的东西在崩坏， 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 不对到恐怖的程度”， 但既然创作小说， “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 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 不及英雄的有力， 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11］93。也就是说， 张爱玲希冀借助这些凡人凝聚历史， 用其面对战时物价问题看似平缓迟钝的言行心理， 来间接映射自我对战争的反抗、 对生活被损害的心灰意冷。
因此， 战时困于上海的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呈现物价疯涨的经济现象时， 愿意借市民日常生活的视角进行观察， 从其自然平淡的谈话与心理活动投映生活成本的升高， 并有意在文本中模糊放逐成本增长后的物质与精神压力。当视线转移至观照战时上海小说物价描摹态势与历史记录之间的裂缝时， 就可以顺接发觉作家们自觉地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倾向于以更为曲折、 隐晦的方式投射其所处环境及个体思绪。
2 社会职业的地位变迁
通货膨胀的爆发不仅引起了物价的疯狂上涨， 而且在这生活成本升高、 物资异常紧缺的特殊过程中， 也促使社会职业地位高低发生了变迁和移动。在书写上海全面抗战时期经济影响的“洗牌”过程时， 作者笔下一种此前为人忽视的职业： 投机市场的接线员， 异乎寻常地兴起； 而教师、 公务员等工资收入者在作品中日益陷入困境。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专注于新旧知识分子在战争环境夹逼下的生活状态， 但生活于战时上海的小说家们却秉持着自古至今的道义责任， 将关切投注到生活边缘及弱势群体， 尝试为其发声。
战时通货膨胀的时代， “钱”变得不再可靠， 于是投机活动在战时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大为流行， 甚至“老百姓所有的钱财都参加做投机”
［10］287。在此背景下， 上海作者们叙写投机活动时， 常常乐于在小说中描写一种此前往往被忽视也不会获得文学形象的职业： 投机市场电话接线员， 其地位于战争环境下忽然升高而因此备受尊崇。与《子夜》吴荪甫、 赵伯韬等从事投机活动的商业巨擘相比，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家将写作目光聚焦于普通市民及“投机暴发户”， 显现出向下转移的特征。 《染》一文中的银行接线员常吾省便经历了由清闲到繁忙、 从被忽视到不可或缺的转变。即使行里电话机早已装配， 但“在以前， 市况萧条， 行务清淡， 投机未兴， 人员也少， 再加打个电话也得化三分钱， 所以它的事务是很清闲的”； 然而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 银行业务陡增， “电话变成投机的神经”， 因而使得常吾省这位银行接线员老将“‘日复一日’地大忙特忙， 每天都叫得‘力竭声嘶’”
［12］321。接线员的工作量与投机活动形成联动关系， 前者愈增长就意味着后者愈兴盛； 同时， 随着投机市场日益猖獗、 可投机对象日益繁复， 行情信息也日益复杂多样、 变化迅速， 因此是否能出色完成信息传递任务也成为考量接线员这一战时大热职业的标准之一。对此， 常吾省先生则“凭着他数十年来的经验”成功守住了这个宝贵地位： “常吾省的听话技巧是很准确的， 他从来不喊错别人， 自然他更不会耽误了行方事务， 看他技能， 仿佛他可以了如睹面地由听筒中得知对方的颜色。”
［12］322 常吾省就此凭借通货膨胀下投机事务的繁荣扶摇直上， 以市场接线员的职位跻身银行核心成员队列。与之相似， 《投机家》里承担接听电话、 传递信息的姚仁山在逐利逐财的一众投机者中地位颇显高贵， 仅透过其座位位置便可一探究竟： “别的都坐在沙发上， 只有他， 象老虎般高踞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文具， 倒是电话机摇的拨的有了四五只。”
［3］316 市场瞬息万变， 发散消息所依靠的电话及掌握接线权力的人无疑异常关键， 因而便不难理解每次行情波动时， 姚仁山为何成为众星拱月之“月”。可以说， 通货膨胀、 投机活动、 电话业务等因素的相互勾连与促进， 使得接线员一职的地位与价值在战时上海迅猛提升， 炙手可热。
社会职业变动的另一极——教师、 公务员等工资收入者则彻底陷入通货膨胀带来的陷阱中， 沦为底层， 致使20世纪中国第一次出现“‘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13］172。 《蠢动》中原本为教员却因战争长期失业的张石均， 靠出卖消息给通利银行经理成祥贵获得四百块， 他“从来没有拿到过这样大一笔款子……学校里更从来没有支过这一笔薪水”
［14］100， 而此时的成祥贵却出手便托人购买了三千元美票。教员与投机员的巨大收入差距， 促使张石均决心彻底抛弃教书而转向投机买卖： “做棉纱在张石均看来的确是一条光明的路， 没有比这个更简便， 更易赚钱的了。”
［14］106 相比起还有棉纱交易一路可走的张石均来说， 《泡沫》中同为教员的孙良境遇便悲惨到无路可走直至自杀。被众人诬蔑供职于伪政府， 随即被校长借此冷淡遣散， 孙良拿到的半个多月薪水只有二十几块钱， “薄薄的几张钞票”， 而“这里每个小钱里面， 不知流了他多少的汗， 不知促进了他多深的病”， 因为即便他拼着性命工作， 薪水也只是“每个钟头会有四角的报酬”， 同时“傍晚回家还不能躺到床上休息一下， 因为每天有许多的课卷， 要他批改”
［3］253。身体上肺病的折磨， 物质上妻儿五人的负担， 加之被冷淡蔑视后精神上的摧残， 勉强在私立中学教书的孙良终于支撑不住， 服毒自杀。战时上海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生活成本上涨、 职业收入落差等时刻存在的问题终究压垮了这些底层民众， 将其逼上绝境。
针对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社会职业地位的沉浮变迁， 小说家们从众多职位流动中选择着重关注有悖道义原则的投机活动接线员与被生活重担压迫的教师、 公务员两极， 在描绘其状态改变的同时， 对两方加以批判或同情， 揭露投机活动流行而正常社会职业困顿的畸形经济发展样态， 将情感天平倾向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后生活破碎的中产阶级及底层民众的趋势明显， 如王彬《穷人的天下》（1940年）中因穷困而不得不以当大兵来赚钱养家的诡异景象， 展现出不同于历史记录以工人生活变更、 职业升降为主的面貌， 而在这两者差异中突出的即为文学本身赋予作家的内在使命， 这也正是文学的独特力量所在。
3 商业投机的集中叙写
针对物价上涨、 职业地位变动的描摹外，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书写通货膨胀经济现象时还常以叙写商业投机的形式出现， 并具有集中化的特征。由于西方政府对中日战争宣称保持中立， 上海外国租界（英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得以保存完好， 为许多无法逃往未占领地区的国人提供了避风港即所谓的“孤岛”。大量逃难者及欲发战争财者涌入上海的同时带来了巨大流动资金， 加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上海， 是中国甚至东亚的经济、 金融中心， 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 金融业和出口贸易都云集于此”
［15］76， 投机倒卖的活动就此大为流行， 上海完全沦陷后仍颇为兴盛， 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上海经济的平稳， 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恶劣性。因此， 上海小说家将目光聚集于这些专职或业余的投机者们， 刻画其前后投机行为和投机心理， 并在这一过程中试图投放自我的情感倾向， 彰显有别于历史维度下的投机活动。
这一时期上海小说集中描写投机者与投机活动时， 有意强调投机家及投机行为本身而削弱投机过程中的专业性。无论是《投机家》中的华北钞票风波， 还是《蠢动》里美票与棉纱交易的大起大落， 具体的投机细节都被作家有意简化或模版化， 意欲凸显的是陷入战时投机活动的逐利者的种种丑态。 《投机家》里宋仁轩在听到太太自曝保管箱里藏有三万现钱时， “眼睁大起来， 脖子伸得长长地， 直顶到太太的胸口， 嘴角颤动着， 把声音说得只有他们两人才听见”， 之后便慌里慌张地抢过水盆随意温温脸就上车直奔银行， 甚至在路上还在向太太确认： “喂， 真的你只有三万吗？”
［3］310-311 与宋仁轩惊喜于三万元存款的丑态如出一辙的， 是《蠢动》里对投机盈亏表现得云淡风轻的成祥贵。尽管美票已受战事影响而不断下跌， 但“成祥贵装出一副坦然的神气， 还不愿意露出窘相， 对着张大华白了一眼： ‘不卖不卖！即使亏完了也没有什么！现货放在手上。忙什么呢’”
［14］89。这种看似无所谓实则异常关心的反差更加显现出投机者的虚伪与丑陋。除此之外， 《蠢动》还将笔墨放在细致刻画兢兢业业进行投机的众人面貌上， 减少了对背景、 行情的分析铺垫， 与《投机家》取得异曲同工之妙。丁谛一方面针对投机群像， 传神地描绘出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等宾客”都是“嘴里含着雪茄， 满脸的油光， 一个个像是戏台上的花脸”
［14］85， 一方面也专注写出投机商尖刻猥琐的长相： “胡可容的一双眼睛是近视的， 配着一张方方的瘦脸， 脸上的颜色像黄蜡一般， 叫人看到只觉得讨厌。”
［14］87 这些仿佛与投机活动无关的文本表明了抗战期间上海小说其实并非就“投机”写“投机”、 实时记录不同程度通货膨胀状态下的上海金融世界， 而是有选择地进行突显与弱化， 书写出不同于历史学话语语境下的投机活动， 从而有效地彰显文学价值以及文史裂缝之间的张力。
因此， 在这种有意强调投机主体及投机活动本身而削弱投机专业性问题的过程中， 上海小说的集中化叙写便具有了强烈的情感倾向与指引， 融入到阶级批判的浪潮中， 与报刊新闻保持着一致步伐。对于《烽火中的幻梦》里的李荣甫来说， “在偌大的四张两开的新闻报上， 只有这一栏商业新闻才配他的胃口”， “华北战局关系， 统一公债， 一致陡落”的消息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并且“他焦急的不是战局的胜负， 而是公债的低落。七七前公债的狂涨， 使他憧憬着未来的美梦， 逐渐的有实现的可能； 加薪， 增设分行， 尤其是增设分行， 而有晋级的希望， 现在在炮声里幻灭了”
［3］359-360。因而当作者赋予秉持着所谓“本位救国”论的李荣甫以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的结局时， 旁人一句“他说， 他不惹东洋人， 东洋人当然也不会去惹他的”
［3］379 的扼腕感慨， 便充斥着强烈的批判与嘲讽。此外， 小说题目中的“幻梦”也暗含着战争时试图独善其身、 大发横财实属妄想之意， 战火下没有任何个体可以脱离民族大义的纠葛。类似的， 《投机家》《蠢动》无一例外的悲剧结局， 都指向了作家对从事买卖公债、 炒股交易以或多或少赚取国难财的投机者的不满与谴责。不仅如此， 小说家们为顺应自我内心价值指引与阶级区隔所引发的情感走向， 将投机活动的恶性影响加以抬高与放大， 与经济问题等号挂钩。 《烽火中的幻梦》直言“公债的狂跌， 是由于投机家的操纵， 并不是军事的失败”
［3］360。 《投机家》中亦强调： “就从第三天起， 报上除掉外汇飞涨等等的新闻外， 又出现了各业涨价的广告： 米涨了！煤涨了！油涨了！一切东西都涨价， 只是‘人价’没有涨。投机家兴风作浪的结果， 是饱少数人的钱囊， 饿瘦一般人的肚子。”
［3］349 由此可见， 上海小说家们将自己对投机者们的批驳与讽刺增添进创作中， 使得投机活动力压战败、 国民政府增发货币等现实原因， 由原本战时上海通货膨胀的加速器摇身一变为经济紊乱的根本因素。可以说， 这种因内在情感支持而有意在小说中调整现实的写作方式， 是糅合主观思绪与客观历史的综合产物。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这种鲜明正义性价值取向与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新闻界之间达成了精神共振。吴梦蝶于1939年11月1日发表在《上海周报》一卷一期的文章《生活费上涨与法币价值》即明确表露对投机家的愤恨： “最后， 我们就可以决定： 孤岛生活的上涨， 绝非法币价值发生变动， 乃是纯粹的投机的后果……每个人应该注意到改善职工的生活以外， 同时应该知道压迫我们生活的， 除了孤岛的特殊势力方面之外， 这批吸吮平民膏血的人， 就是投机家！战时投机是为任何国家所禁止的， 然而这是特殊环境的孤岛啊！”
［16］428 周报平实却有鲜明引导性的话语将上海战时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指向了各式各样的投机活动， 将其放置于国家民族的体系框架内进行探讨与评价； 在这里， 报刊文章内蕴的价值导向便与这一时期上海小说中叙写投机者及投机活动的情感支撑勾连了起来， 共同构筑着抗战期间上海的文化风貌。
我们今天以“后见之明”回顾时会发现，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与新闻评论把投机活动视为物价飞涨的元凶， 所谓“绝非法币价值发生变动， 乃是纯粹的投机的后果”是错误的。真实历史现实投射到抗战时期上海小说文本中时发生了扭曲与变形， 文学书写姿态与历史的真实与常理拉开了距离。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 抗战时曾担任中国政论经济领域高官的张嘉璈（1889-1979）在《通胀螺旋： 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 1939-1949》（2018年）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抗战初期、 中期及战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应对政策， 其中认为国民政府增加军费支出、 滥发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等缺乏远见的错误政策， 以及日本入侵造成的交通破坏、 物资短缺分别构成了中国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的内外因， 且通过下表也可清晰地看出法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对于投机活动的反映除去专以经济视角介入的集中叙写外， 还有许多作品都在文本中零星渗透出利用战时上海经济时局获利的普遍。钱锺书隐晦地通过方鸿渐、 赵辛楣两人的谈话， 对被视作女诗人、 女博士的苏文纨倒卖私货行为进行讽刺： “她每次飞到重庆， 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 药品、 高跟鞋、 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 也许是卖钱， 我不清楚。”
［4］318 同样， 张爱玲在《色·戒》中也曾提及战时货物倒卖的存在： “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 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 佳芝也跑起单帮来， 贴补家用， 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来卖。”
［17］246 这种书写其他主题内容时顺便描摹投机活动的方式， 同样也为我们展示出战时上海投机活动流行的兴盛， 甚至更为蕴意深刻。
这样一来， 不管是否拥有家财万贯， 人人但凡有些储蓄就想借由投机发一点战争财的图景便被展露无遗。针对投机活动的普遍， 小说家无论在写作内容还是情感向度上都有着鲜明倾向性， 蕴含在字里行间的不屑与嘲讽也流露而出， 进而我们便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战时上海经济领域的混乱无序， 以及小说家对周遭现象的敏锐与叙写方式的选择。因此， 不论是否有意集中描写战时投机活动， 这些小说作品都给予了我们从文学窗口窥探彼时上海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的途径， 提供了文学层面书写姿态下的战时上海商业投机图景， 由此可以有效捕捉文史之间的差异与距离。
4 结 语
民族战争的烽火下， 羁居上海的小说家们构筑的文学世界成为了展现彼时上海经济通货膨胀的一个具体可感的缩影。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通货膨胀所表现问题与现象的描绘与渗透， 这些小说家们间接反映了所处环境并将自我情感与选择熔铸其中。这种主观思绪的融入使得历史现实在进入文学文本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错位与变动， 从而造成文史之间差异和不同的生发， 而正是这种文史裂缝能够有效引入思考的深渊。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对投机活动的兴盛、 社会职业地位的变迁以及物价飞速上涨等通货膨胀表象的文学化处理， 在与历史记录拉开距离的同时， 一定意义上积聚能量凸显出文学创作者或鲜明或隐蔽的情感导向与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 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小说面对战时通货膨胀给市民带来的困苦， 鲜有将之归因于外来侵略者发动的战争， 而是明确地将归罪的矛头指向了投机商的炒作。在这个环节上， 阶级话语和阶级情绪显然压过了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话语， 而具有了左翼文学的色彩。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 左翼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三足鼎立， 但随着1936年党的文艺方针的转变、 “国防文学”口号的正式提出， 以及随后的“两个口号论争”， 以往左翼“普罗文学”的阶级书写迅速消退， 在“第二个十年”的末期， 新文学的民族主义趋向得以确立。但是， 从上海小说通货膨胀书写的角度观察， 反而是在抗战时期的上海， 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又重新回潮。由上文论述可见， 与政治元素紧密相连的左翼文学思潮其实始终都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扎实地存在于上海文学的文学流脉中， 或许有暂时的退潮， 但从未消失。
除此之外， 不可忽视的是， 战时上海小说家普遍处于一种客观环境与主观精神杂糅碰撞的“灰色地带”（grey zone）， 这无疑会左右其文学表达内容与方式选择。“灰色地带”由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4年）中提出， 并对其解释到： “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 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
［18］39伪政府、 日军多方面的严苛管制， 七十六号等特务机构的恐怖存在， 都让战时或自愿或被迫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处于精神紧张与焦灼的状态中， 这种精神困境使得此时上海作家在书写经济通货膨胀时有所侧重于模糊的表达方式， 不仅包裹着自我意愿倾向， 而且多了一层因言论及写作自由受限而只能如此的被动感， 这同时也是对阅读这些作品时应自觉将其视为“潜文本”（hidden transcripts）的心态提醒， 即应有意探索文本背后所隐藏的内涵与深意。
综上， 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通货膨胀现象在小说家笔下呈现出想象性书写的特质， 是客观现实与作者主观情思共同黏合的结果。透过文本中对物价问题、 接线员与工资收入者以及投机活动的叙写与描摹， 可以看到蕴含其中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状况的波动及波动下各色上海民众的言行心理， 更为深远地折射出当时文学潮流的波澜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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