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活动对老年人诈骗被害的影响

Influences of Social Activities on Fraud Victimization among the Elderl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ARLS Data

摘要

为进一步加强对养老诈骗的防治工作， 本文以生活方式暴露理论、 积极活动理论为理论基础， 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社交活动与老年人诈骗被害的关系。研究发现， 参与社交活动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 社交活动会提高接触诈骗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参与社交会降低老人实际受骗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自我身份认同感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 加强社交场所安全保障与反诈宣传， 提高老人自我身份认同， 借助大数据模型刻画老年易受骗群体， 是预防养老诈骗的有效途径。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ctivities and fraud victimization among the elderly， utilizing lifestyle exposure theory and active engagement theor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dual effect of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while it increases exposure to fraud， it simultaneously de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victim of scams， with self-identity serving as a partial mediator. Consequently， enhancing safety measures in social settings， raising anti-fraud awareness， and improving elderly self-identity through big data models a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elder frau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诈骗被害 / 社交活动 / 老年人 / 自我身份认同

Key words

fraud victimization / social activities / the elderly /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近年来，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2023年底， 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近2.97亿， 占总人口的21.1%^［1］。为此， 党的二十大专门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随着人民平均寿命的提高， 老年人退休后的健康空闲时间增加， 为丰富老人晚年生活， 我国各地纷纷建设了公园、 健身活动区域等社交场所。截至2023年三季度， 我国共有40万个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以及大量的群众文化机构^［3］。然而， 老年人同时也面临着被害的风险， 针对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在增加，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 缺少家人陪伴等特点， 在老人经常活动的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所通过“线下推广+线上操作”的模式来诈骗。这些骗局会造成老年人严重的财产损失， 严重损害其心理健康， 甚至出现老人报复社会的严重治安事件。对此， 2022年4月， 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在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要求公安机关精准打击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诈骗犯罪^［4］。可见， 防治老年人诈骗被害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议题。

刑法学指出， 诈骗罪的入罪逻辑结构为： 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被害人据此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5］。那么， 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能否在此逻辑链中某一环节处起到作用， 从而预防诈骗被害的发生， 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这对破解老年人被诈骗的困境、 让公安机关更好地践行“守护最美夕阳红”的职责承诺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对老年人的关注及相关政策的发布与推行， 关于如何防治老年人诈骗被害的分析与讨论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以“老年受骗因素” “老年人受骗被害”和“社交活动”等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到相关文献30余篇； 以“elder fraud victimization”为关键词在谷歌学术数据库查询到大量的外文文献。通过系统地梳理与分析， 本文将其总结如下：

从国际学界来看， 国外关于老年人遭受诈骗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已有丰富且多元的探讨， 主要涵盖了4个维度： 1） 在人口统计学方面， 影响老年人受骗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 经济状况、 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Lee等人研究指出， 年龄增长、 经济贫困、 教育程度不高以及无配偶的老年人成为金融诈骗目标的风险显著增加^［6］。2） 在个人能力方面， 认知能力的下降是增加老年人受骗风险的重要因素。Judges的研究发现， 认知能力较弱、 缺乏诚实与谦逊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欺诈的受害者， 且认知能力对受骗频率有直接影响^［7］。3） 在社会支持方面， 代际支持的缺失会对老年人的受骗风险有显著影响。DeLiema的研究表明， 无子女陪伴的老年人由于社会支持网络不足， 在诈骗受害者中占比更高^［8］， 揭示了亲友陪伴对老年人受骗的影响。4） 在心理特征方面， 孤独感是影响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一个重要因素。Alves和Wilson的研究表明， 孤独感较强的老年人在接到诈骗电话的频率上显著增多， 同时在诈骗中的经济损失也更为严重^［9］。

从国内学界来看， 随着诈骗犯罪的频繁发生， 我国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渐增多， 主要涵盖了4个方面： 1） 在心理特征方面， 中国老年人的某些心理状况， 如孤独感、 信任倾向、 焦虑以及依赖性增强都会使其容易成为诈骗的被害人， 正如彭玉伟所指出的那样， 迷信、 轻信他人、 对经济利益的贪婪以及对健康和财富的焦虑的老人更易受骗^［10］。2） 在人口统计学方面， 中国老年人的个人和经济特征对其受骗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李媛媛等人研究显示， 年龄与受骗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有负债的中老年人更易受骗^［11］。3） 在互联网使用方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接触网络， 互联网对他们诈骗被害的影响呈现出双重性。雷晓艳等人认为， 对于数字时代的老年人， 互联网使用既可能增加受骗风险， 也有提供防骗信息的积极作用^［12］。4） 社交活动方面， 虽然社交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13］、 缓解抑郁情绪并增加幸福感^［14］， 但沈津如的研究发现， 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更容易遭遇诈骗^［15］。

综上可知， 学界关于老年人诈骗被害因素的实证研究在人口学统计特征、 心理特征、 个人能力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 但鲜有人专门针对社交活动与老人诈骗暴露和实际被害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影响机制的研究， 因此， 这一领域仍有继续发掘的必要和空间。本文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数据， 从犯罪学视角出发， 探讨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对其诈骗暴露、 实际被骗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中介效应， 旨在为养老诈骗的犯罪治理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生活方式暴露理论

在诈骗被害研究领域， 犯罪被害人学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受害原因， 其中生活方式暴露理论（Life-style Exposure Theory）颇具影响力。1978年， 迈克尔·亨德兰等人提出该理论， 主张个人遭受犯罪侵害的可能性与其在公共场所的暴露时间成正比， 其中核心在于“生活方式”这一概念， 它涵盖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活动， 包括职业活动和娱乐休闲活动方式^［16］。该理论指出， 由于被害人的某些生活方式， 使他们置身于危险的情境之中， 或者频繁与潜在的罪犯接触， 从而提升了他们遭受伤害的风险， 甚至使他们成为受害者， 此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于生活方式， 指个人的日常活动方式， 包括职业活动和娱乐休闲活动方式^［11］。据此理论， 生活水平的进步和健康观念的普及使得老年人日常生活重心发生变化， 由以前的传统家庭扩大到各类社交场所， 如广场、 公园、 健身活动区域等， 这或许会给别有用心的潜在诈骗分子提供接触老年人的机会。参与社交活动会提高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流动性和暴露性， 从而增强他们被诈骗的风险。因此， 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 参与社交活动对老年人诈骗暴露的可能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积极活动理论

20世纪60年代， 罗伯特·哈维格斯特提出的积极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是从老年学研究出发， 认为老年人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保持社会联系和活力， 以提升生活满意度和适应能力^［17］。这一理论主张通过新的参与和新角色来改善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中断所引发的问题， 缩小老年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距离。通过积极参与， 老年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身份认同， 同时增强对社会的适应和自身安全的防范能力。

诈骗暴露不一定意味着诈骗造成了实际被害， 结合诈骗罪的入罪逻辑结构分析， 还需要老年人根据诈骗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基于本人的认识和意志， 对其财产进行给付。在此过程中， 社交活动的有益影响有利于老年人积极地自我身份认同^［18］， 也可能增加老年人识别和应对诈骗的能力， 提高老年人对诈骗的防范意识， 从而减少他们实际被骗的可能性。可见， 自我身份认同会在老年人实际受骗中起到一定的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 参与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实际被骗的可能性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假设3： 自我身份认同的积极程度在参与社交活动和实际被骗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老年人社交活动对他们诈骗被害可能具有两方面的影响效果， 将假设1到假设3汇总形成本文的最终假设路径图， 如图 1 所示。

3 数据来源与测量

3.1 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8）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该项目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一项大型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 专注于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家庭和个人， 样本覆盖全国随机抽取的150个县区、 450个村居的万余户家庭， 自2011年起， 在县和村居层面的抽样过程中均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方法， 收集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等多方面数据， 并每隔两年开展追踪调查^［19］。在2018年数据中不仅包含受访者的人口学特征、 健康状况、 社交活动状况等信息， 而且详细询问了个体在过去一年时间内的诈骗受害经历以及因诈骗损失的金额数量， 这些信息为本次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本研究以问卷中收入、 支出与资产模块下关于诈骗问题回答为核心关注点， 根据我国对老年人的定义， 选取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样本， 剔除无效回答和各类缺失值之后， 最终获得9 928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与测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有两个： 第一个被解释变量为“诈骗暴露”， 即是否被诈骗接触， 对应调查问卷中“过去一年， 是否有人试图对您进行诈骗？不需要有财物损失”， 将回答“有”赋值为1， 反之为0。第二个被解释变量为“实际被骗”， 即是否实际受骗， 对应调查问卷中“损失了多少钱？如果没有损失， 填0元”， 回答大于0元的赋值为1， 反之为0。

核心解释变量为老年人是否参加社交活动， 根据受访者对“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的回答来构建， 参加社交活动取值为1， 反之为0。调查问卷所列出的社交活动包括： 串门、 跟朋友交往； 打麻将、 下棋、 打牌、 去社区活动室； 跳舞、 健身、 练气功等 11 项社交活动形式。

中介变量为老年人自我身份认同积极程度。所谓自我身份认同， 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包括个人的价值观、 信仰、 兴趣、 性格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根据现有研究^{［20，21］}， 老年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程度可以从其自身健康、 生活、 家庭等维度来反映。因此， 通过问卷中的满意度部分， 老人对自己的生活、 健康、 配偶以及子女关系是否满意的回答构建出其对自我身份认同程度（1=不积极， 2=一般， 3=积极）。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外生的可能会影响到老年人受骗的相关变量。根据文献综述中影响老年人受骗的因素， 借鉴以往研究^［11］， 本文的控制变量选择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放入模型进行研究（见表 1）。

3.3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否诈骗暴露、 是否实际被骗）为二分变量， 本文在估计诈骗暴露和实际被骗概率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诈骗暴露采用全样本回归， 实际受骗则采用诈骗暴露样本回归， 建立公式如下：

Logit\left(Prob\left(y_{\mathrm{1}}\right)\right)=ln\left(\frac{Prob\left(y_{\mathrm{1}}\right)}{\mathrm{1}-Prob\left(y_{\mathrm{1}}\right)}\righ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Social+{\beta }_{\mathrm{2}}Control+\epsilon（1）

式（1）中， y_{\mathrm{1}}为是否诈骗暴露， Prob(y_{\mathrm{1}})表示诈骗暴露的概率， Social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参与社交， 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 {\beta }_{\mathrm{1}}、 {\beta }_{\mathrm{2}}表示相关变量的系数， {\beta }_{\mathrm{0}}和\epsilon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

Logit\left(Prob\left(y_{\mathrm{2}}\right)\right)=ln\left(\frac{Prob\left(y_{\mathrm{2}}\right)}{\mathrm{1}-Prob\left(y_{\mathrm{2}}\right)}\right)={\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Social+{\alpha }_{\mathrm{2}}Self+{\alpha }_{\mathrm{3}}Control+\mu（2）

式（2）中， y_{\mathrm{2}}为是否实际被骗， Prob\left(y_{\mathrm{2}}\right)表示实际被骗的概率， Social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参与社交， Self表示中介变量自我认同程度， 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 {\alpha }_{\mathrm{1}}、 {\alpha }_{\mathrm{2}}和{\alpha }_{\mathrm{3}}表示相关变量的系数， {\alpha }_{\mathrm{0}}和\mu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

关于自我身份认同在参与社交与实际被骗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2，23］}的相关研究， 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 并用KHB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最后通过更换分析方法来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4.1.1 参与社交对老年人诈骗暴露的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 2 所示， 模型一分析了控制变量与诈骗暴露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居住地、 子女陪伴、 认知能力、 健康状况和诈骗被害史显著影响老人诈骗暴露的风险， 影响程度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城镇老人比农村老人更易接触诈骗， 子女的经常陪伴则降低了接触诈骗风险， 健康状况越差、 有诈骗被害史的老人遭遇诈骗风险越大。值得注意的是， 认知能力较差的老人反而不容易诈骗暴露， 这是由于本文中的认知能力是通过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测量得到， 反映了老年人生活的基本能力， 得分较低的老年人往往生活无法自理， 因而经常被家人关心和照顾， 接触诈骗的可能性小； 而认知能力越高的老人有较强的信息处理、 分析能力， 他们可能更加关注社会的热点信息， 这也使其更容易接触到各种诈骗信息。此外，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因素， 显著性水平为0.01， 年龄越大、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人， 越可能遭遇诈骗。这是因为高教育水平老人通常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对金融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能够进行一些理财和投资， 这使得他们成为金融诈骗的目标。不法分子会利用老年人的金融知识， 设计复杂的金融诈骗圈套， 诱使老年人上当受骗。模型二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了参与社交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的对数似然值（LL）由-2 506.885变为-2 487.716， 其解释力得到了增强。回归结果显示， 社交活动对老年人遭遇诈骗暴露的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显著性水平高达0.001。这意味着， 参与社交活动的老人更容易接触到诈骗。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4.1.2 参与社交对老年人实际被骗的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三显示， 健康状况、 认知能力、 诈骗被害史均对老年人实际是否被骗有显著影响。认知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实际被骗风险较低， 而有诈骗被害史的老年人更易再次受害。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更容易受骗， 这是因为他们由于健康问题而寻求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和治疗， 诈骗者利用这一点， 通过提供虚假的健康产品、 疗法或服务来诱骗他们。模型四是在模型三的基础上， 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对他们实际被骗的影响。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变大， 这表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增强。研究结果表明， 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实际上被骗的可能性较低， 这一结论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p<0.05）， 从而验证了假设2。

4.1.3 自我身份认同在参与社交对实际被骗的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四揭示了参与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实际被骗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其影响系数为-0.415， 这是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实际被害的总体效应。模型五的结果显示， 参与社交对老年人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 其系数为0.110。模型六的结果显示， 在进一步纳入自我身份认同这一中介变量后， 参与社交对实际被骗的负面影响依然显著， 但系数绝对值有所减小， 为-0.358。同时， 自我身份认同也对实际被骗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p<0.05）， 其系数为-0.328。综合这三个模型的结果可以得出， 自我身份认同在参与社交活动与老年人实际被害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4.2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准确估计自我身份认同在参与社交影响老人实际诈骗被害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本文采用KHB检验对其机制进行验证。结果如表 3 所示， 自我身份认同对参与社交与实际被骗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 老年人自我身份认同解释了13.43%的参与社交活动对其实际被骗的总效应。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于二元Logistic和二元Probit回归不会显著改变变量系数的方向和统计显著性， 本文将通过改变分析方法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 从而增强回归结果的可靠度。表 4 展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其中模型一表明了参与社交活动显著增加了老年人遭遇诈骗的风险； 模型二则显示参与社交活动显著减少了老年人实际受害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 通过将二元Logistic回归替换为二元Probit回归， 发现两种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 证实了原模型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 养老诈骗案件频发， 尤其是“以房养老”和“投资养老”等诈骗手法， 严重威胁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扰乱社会秩序。本文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 结合生活方式暴露和积极活动理论， 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受骗的影响， 并探究中介效应， 以期为打击养老诈骗提供理论支持。根据上述实证分析， 结论如下所示：

第一， 参与社交活动与老年人接触诈骗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参加社交活动的老年人， 其诈骗暴露的可能性更高。根据生活方式暴露理论， 犯罪发生不仅取决于潜在犯罪者的数量， 还需适宜的受害者、 时间和地点等犯罪条件。社会中总有诈骗者在寻找目标， 而那些生活模式易于暴露的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因此， 参与社交活动从两个方面增强了老年人诈骗暴露的风险：一是从客观环境上， 随着适老化活动场所不断增多， 老年人社交活动涉及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互动， 频繁的社交互动增加了他们在公共场所的暴露时间， 同时又缺乏保护者， 提高了受骗几率。二是在主观心理上， 部分老年人为了排解孤独感而参加社交活动， 但正是这种心理使他们更容易被提供虚假“关怀和陪伴”的诈骗者所吸引。一些不法分子往往潜入老年人聚集的场所， 如小区、 公园、 菜市场， 通过分发免费物品、 提供虚假宣传等手段， 逐步赢得老年人的信任^［24］， 甚至通过帮助老人做家务、 陪伴聊天、 认“干亲”等方式， 逐步取得老年人对他们的信赖。因此， 社交活动中的老年人需警惕这些潜在的诈骗风险。

第二， 参与社交活动会降低老年人实际被骗的可能性。从积极活动理论的视角来看， 这种参与对于减少老年诈骗受害者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理论层面， 社交活动被证明能够加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25］， 提升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实际生活中， 通过积极体育锻炼等活动， 老年人能够建立起更为广泛的社交圈， 不仅为其信息接收、 共享和互动提供了平台^［26］， 也增强了他们对各种诈骗手段的辨识能力。因此， 社交活动对老年人而言， 既可能成为一种风险， 也可能成为一种庇护， 关键在于他们能否积极参与并从中获益。

第三， 老年人自我身份认同在社交活动与实际被骗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即老年人在社交过程中获得积极的自我身份认同感， 从而可以降低实际被骗的概率。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社交活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好处， 尤其是对于提升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感至关重要。通过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老年人能够维持和强化这种认同感。社交活动为其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能够继续与社会保持联系的平台， 感受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价值和重要性。当老年人感到自己与社会保持联系并且被社会需要时， 他们更倾向于主动学习相关知识， 了解到社区民警宣传的预防诈骗技巧。同时， 通过社交活动结识的朋友和社区成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和保护， 形成一种支持和监督的良好环境， 减少其产生错误的认识或者基于错误的认识处分财产的可能性， 从而切断诈骗犯罪的逻辑链。

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和以往诈骗经历对其诈骗被害有显著影响。健康欠佳的老年人可能会因“病急乱投医”的心态而降低警惕，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对物质帮助的需求增加， 这些因素均使他们更易成为诈骗的目标。有诈骗被害经历与老年人的“再次被害”有显著正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成为已然性被害人的老年人具有迫切追回自己损失资金的心理， 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二次收割”^［27］。同时， 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在诈骗暴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镇老年人因生活在信息更丰富的环境中， 接触多样化的传播渠道， 更容易接触到各种诈骗信息， 并且城镇中有相对较高的金融活动参与度， 增加了他们诈骗暴露的风险。农村老年人因信息相对闭塞、 社交圈稳定， 接触诈骗信息的几率较低。

5.2 启示建议

本文分析结果对养老诈骗犯罪的防治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其一， 提升老年人社交场所安全性， 做好针对性的反诈宣传教育。我国政府应保证棋牌室、 公园等老人社交聚集地的安全性， 警方要加强对这些场所的巡逻， 来挤压潜在诈骗犯罪分子的活动空间， 为老人建立一道保护层； 基层工作人员应当与社区民警合作， 将老年人的聚会场所作为反诈骗教育的第一阵地， 提高反诈教育的针对性。

其二， 增强老年人自我认同与社区支持。社区民警应组织老年人参与社区治安工作， 提升他们的自我认同感。鼓励老人成为志愿者， 组建群众性治安组织， 激发他们的反诈积极性， 从单向的“我为老人讲反诈”转变为互动的“老人帮我讲反诈”。同时， 建立社区支持网络， 通过网格员、 志愿者等形成全方位的关怀体系， 提高老年人的社会联系。

其三， 借助大数据模型对老人易受骗性进行刻画。公安机关应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老年人的群体信息， 如户籍、 报警记录和医保数据， 识别易受骗群体， 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笔者建议将老人社交活动、 家庭结构、 健康状况和被骗经历等因素纳入多维度数据分析模型， 以克服目前数据模型可能存在的单一维度， 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和防范效果。特别是对于社交活跃但身体状况差、 曾遭受诈骗且缺乏子女陪伴的老年人， 我们要加强关注。

谋长远之计， 行长久之策。为了顺应老龄化趋势、 解决日益凸显的老年人受骗问题， 我国政府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足够重视并提出更加科学有效的举措。本文希望通过此项研究， 不仅能够增强公安部门在预防老年人受骗方面的应对措施， 还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社会各界应当共同努力， 为老年人营造一个既安全又健康的社交环境， 让他们既能够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又能够体验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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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2LL49基金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