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Orientation of Han Studi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Academic History of Jiang Tisheng’s Acceptance of Mao Shi Xu

摘要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 《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 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 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 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 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 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 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 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Mao Shi Xu is a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educational poetry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 The Book of Songs. It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 poetics and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oetic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continuance of Shi Xu is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paradigms of Han and Song study， which were followed or constructed by Confucia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As a Confucian schola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iang Tisheng made a judgment on the author and content of Shi Xu involved in the dispute over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of Shi Xu in the Han and Song schools， showing a tendency of Han studies biased to Shi Xu. Under the unique learning style of Zhu Zi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iang Tisheng advocated Shi Xu， which was the light and sound of the revival of Sinolog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nd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关键词

蒋悌生 / 《毛诗序》 / 《诗经》 / 汉学 / 经学

Key words

Jiang Tisheng / Mao Shi Xu / The Book of Songs /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蒋悌生字仁叔， 福宁州（今福建霞浦）人， 洪武初举明经， 著有《五经蠡测》六卷， 其中有《诗》三卷， 论及《毛诗序》（简称《诗序》 《序》 《毛序》）相关问题， 并体现出相当程度的宗汉倾向， 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值得专门探讨。

1 《诗序》存废之争与汉宋学消长关系

《毛诗序》是汉代出现的我国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 为儒家文论纲领性著述。 《毛诗序》分《大序》和《小序》， 《毛诗》首篇《关雎》下有一大段论述性文字， 概论诗的特征、 内容、 分类、 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 后人称之为《毛诗序》或《诗大序》； 解释各篇诗旨的为《小序》。 《小序》说《诗》， 每“序”不出“美” “刺” “讽” “谏”的判断， “礼义” “政教”的推导^［1］11-28， 可看作对《大序》“美刺”功用论的推演与执行。 《诗序》推重《诗》的政教讽喻功能， 体现了儒学在重礼乐教化阶段对诗歌的价值追求。在以《诗》为经的传统学术体系中， 《诗序》接受史总体上表现为其作为对儒家元典《诗经》的经学阐释文本的存废相争的历史。其背后所反映的乃为儒家思想动态衍化背景下， 经学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阐释范式之争。自汉至唐， 《诗经》研究形成以《毛传》 《郑笺》 《毛序》 《孔疏》为代表的《诗经》汉学诠释体系， 《诗序》成为《诗经》汉学的说《诗》中心， 汉唐学者言《诗》多尊《诗序》， 尤其在唐代颁布《五经正义》后， 《诗序》成为说《诗》的绝对权威。 《诗序》权威跌落发生在北宋中期以后。宋儒为抢夺被佛教、 道教所侵占的思想阵地， 振兴儒学， 承袭子思、 孟子一派的心性之学， 建立起以“道统”和“性理”为基本依据和理论基石的程朱理学^{［2］196-198}。理学家依经明理， 掀起批判汉唐经学的疑经疑传思潮， 以欧阳修、 苏轼苏辙兄弟、 王安石、 程颐程颢兄弟为代表的革新派反对汉唐章句训诂之学， 主张直探经书中的圣人之道。宋人“各出新意解经”^［3］430， 最终形成以性理阐发为特征， 以朱子学为集大成的经学的宋学解释传统。在《诗经》学上， 宋儒辩驳毛郑， 讥诋《毛序》， 最终确立了以《诗集传》为代表的宋学派《诗经》诠释系统。汉、 宋学派《诗经》学之争， 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4］22。

朱熹《诗集传》承袭北宋以来诸家的废《序》理念， 弃《序》不用， 建构起理学派的性理诗学。朱熹从其以性理为核心的理学思想出发， 以为“《诗》之为经， 无一理之不具”^［5］2， 进而以性情言《诗》， 认为《诗》大率古人“感物道情， 吟咏情性”^［6］2227之作， 强调诗歌涵养心性、 存理去欲的人格感化功能。朱熹《诗集传序》说： “讽咏以昌之， 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 审之言行枢机之始， 则修身及家、 平均天下之道，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5］ 如《邶风·谷风》篇， 《诗序》以为“刺夫妇失道”^［7］50， 《诗集传》则解为“妇人为夫所弃， 故作此诗， 以叙其悲怨之情”^［5］。朱熹《诗集传》的理学诗论代表着儒家心性义理之学的诗学价值观。元明时期， 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 朱学如日中天， 《诗经》学成为《朱传》的一统天下， 尊《序》说《诗》者寥寥。明代中期社会危机加重， 理学弊端日显， 一批有识之士如杨慎、 焦竑、 陈第、 胡应麟、 方以智等， 对理学特别是心学末流抛弃汉唐注疏、 脱离经典文本或抛开经典而空谈心性造成学界的空疏提出批判， 倡导回归经典、 复兴古学、 研究汉唐注疏和典籍， 以通经致用^［5］12。自明中叶以来， 经学研究出现以“汉儒去古未远， 尚遗孔门之旧”^［8］为口号复宗汉学的复古思潮。就《诗》学而言， 明中叶以来学者多不满朱子废《序》， 宗《小序》， 宗毛郑成为《诗》学新风尚， 吕楠《毛诗说序》专申《毛序》， 李先芳《读诗私记》大多采用毛郑之说， 郝敬《毛诗原解》大旨在驳《朱传》改《序》之非， 于《诗序》又唯首句为据， 《诗序》地位逐渐恢复过来^［9］21。及至清代， 在乾嘉考据派的护佑下， 《诗序》恢复了对《诗经》的优先解释权。 《四库全书总目》总结历代经学史说：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 儒者沿波， 学凡六变……要其归宿， 则不过汉学、 宋学两家互为胜负。”^［10］1 可以说， 《诗序》存废之争与汉宋学消长密切勾连。

近代以来， 已有学者注意到明代经学的复古思想， 如胡适说： “人皆知汉学盛于清代， 而很少人知道这个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11］72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学界逐渐摆脱清代以来形成的对明代经学的负面评价， 以客观的立场开展明代经学的研究， 对明后期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因素多所论述^［1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明中叶以来的汉学复兴思潮并非一时兴起， 这一复古意向早在明初已初露端倪， 于《诗》学而言， 蒋悌生《诗序》诠释的宗汉倾向， 便是明初经学复古意识萌芽之代表。蒋悌生在汉唐《诗》学与宋代《诗》学《诗序》存废之争基础上， 对汉宋学派以《诗序》作者、 内容问题为中心的论争加以考量， 提出《诗序》“有圣贤之言”， 肯定《诗序》释《诗》内容的合理性， 并在“诗三百”的具体诠解上倾向于以《序》解诗。蒋悌生在明初朱子学独尊的学风之下力倡《诗序》， 削弱了《朱传》独尊的《诗》学格局， 成为明中后期以来汉学复兴之先驱。自此言之， 蒋氏尊崇汉儒的《诗》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21世纪以来， 随着明代经学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已关注到蒋悌生《诗序》论对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重要意义， 如刘毓庆《明代〈诗经〉学史论》一书在论述蒋悌生“非曰敢僭议《朱传》之得失， 恐后学遂轻《小序》而忽易之”^［13］477的《诗》学观时指出， 蒋氏此论“可以说是明代后期‘汉学’复活的先河”^［14］51， 然而作者只是约略提及， 并未专门就此议题展开论述。基于此， 本文以蒋悌生《诗序》论为考察对象， 将其置于汉学与宋学此消彼长的学术衍变脉络中， 探讨其《诗序》观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价值。

2 《诗序》作者论： 《诗序》“有圣贤之言”

《诗序》作者问题是《诗序》接受史上争议最多的问题， 据张西堂先生统计大约有十六种说法^［15］120， 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说《诗》之家第一争诟之端”^［10］119。大体来说， 汉唐学者大都认为《诗序》是由子夏参与所作的， 《诗序》是传达圣人之意的， 所谓“唐以前无异议”^［10］119。至唐代韩愈始疑子夏作《序》， 成伯玙仅存《序》首句， 启宋儒疑《序》之端。宋人在疑经思潮中纷纷质疑“子夏作《序》”， 北宋《诗》学革新派代表人物苏辙以《诗序》为“毛氏之学， 而卫宏之所集录”^［16］， 南宋郑樵直斥《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6］2227， 宋学派集大成者朱熹认定《诗序》为汉儒作^{［17］71-74}。 《诗序》作者之争是汉宋派《诗经》学关于《诗序》存废之争的首要议题， 宋学派以《诗序》作者问题为突破口， 否定《诗序》圣学权威， 攻击毛郑， 最终确立了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诗经》宋学体系， 其后《朱传》借官方的推崇风行元明《诗》坛数百年。

作为明初《诗》家， 面对宋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诗序》作者问题之争， 蒋悌生对《诗序》作者提出不同意见， 其评述《小序》作者称：

先儒谓《诗序》孔子所作， 又以为子夏所作， 虽不可尽信， 然夫子删《诗》， 既定子夏以文学名， 平日师弟子问辩之顷， 岂无一言及此以诏后世？但战国之末遭秦焚坑， 汉初卤莽， 百余年间， 正经尚错乱磨灭不得其全， 况《序》文乎？意者孔子、 子夏亦必有作， 但失其全， 及汉兴文教之后， 多出于汉儒附会补缉耳。^［13］476

《诗经》宋学派否定“子夏作《序》”， 蒋悌生则认为， 汉唐诸儒尊信《诗序》为圣人作， 为圣人弟子子夏作， 这一说法虽不可尽信， 然孔子删《诗》、 子夏传《诗》， “弟子问辩之顷， 岂无一言及此以诏后世”^［13］476， 意以《诗序》必有孔子、 子夏之言， 只是经过秦火之后， 今存《诗序》已非孔子、 子夏之旧， 为汉儒附会补凑之义。

蒋悌生的《诗序》作者观体现出从《诗序》形成过程出发强调《诗序》与孔门师徒渊源关系的诠释倾向。其后中晚明推崇汉学的学者， 在《诗序》作者问题上则进一步表现出以汉儒“去圣人未远”而强调《诗序》纵出于汉儒， 自当传自圣人的论说取向。如袁仁《毛诗或问》说：

《序》之来久矣， 说者谓《大序》出于孔子， 而《小序》则子夏为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汉儒之笔而尽废焉。所谓汉儒者， 卫宏、 毛苌辈也， 岂浅浅者哉？愚谓虽未必无汉儒之杂， 而去古未远， 要皆有所本也。^［18］596

又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称：

纵不出于子夏， 而为汉儒所作。然汉儒去圣人未远， 诸儒之授受有绪， 与后之去圣人千五百年， 况当绝学之后者， 又自有别。故诗旨必当以《小序》为据。^［19］4

明中后期学者在《诗序》作者问题上表现出的从《诗序》传授渊源出发肯定《诗序》传自圣门的话语范式， 与蒋氏之见一脉相承， 成为明中叶以来宗汉派《诗》家回护《诗序》说《诗》权威的一大言说策略。自此言之， 蒋悌生的先导意义自不待言。

对于《大序》作者， 《诗经蠡测》的“大序”条目有云：

论者谓《诗大序》非圣人不能作， 今细玩之， 议论推原各有斟酌， 无可议者， 惟“国史”二字尚在拟议， 其余全篇绝似圣人之遗言。又案： 古者史掌书， 矇诵诗， 《朱传》据此以明“国史”二字之失， 固为允当。然细推之， 史掌文书， 则凡文书皆当属史氏所掌。意者采诗之时皆总归国史， 条其篇类， 明其义理， 然后转授瞽矇， 使诵于王之左右。不然， 则矇乃无目之人， 若非他人相而诏之， 又何从知其条类、 义理而诵之邪？^［13］477

蒋悌生总结尊《序》、 废《序》派关于《大序》作者问题之争， 指出双方争议之焦点在《大序》“国史”一句， 蒋氏此论实际上是针对朱熹观点而言。尊《序》派以《大序》为圣人作， 朱熹则对《大序》“国史”句提出质疑。 《大序》有言：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伤人伦之废， 哀刑政之苛， 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 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7］576朱熹于下注云：

诗之作， 或出于公卿大夫， 或出于匹夫匹妇， 盖非一人， 而《序》以为专出于国史， 则误矣。说者欲盖其失， 乃云国史 绎诗人之情性而歌咏之， 以风其上， 则不唯文理不通， 而考之《周礼》， 大史之属掌书不掌诗， 其诵诗以谏， 乃太师之属， 瞽蒙之职也。故《春秋传》曰： “史为书， 瞽为诗。”说者之云， 两失之矣。^［5］13

朱熹从《诗经》诗篇的创作主体与国史职能两方面论证《大序》“国史”说之失。朱熹此论实际上是对宋代尊《序》派程颐的观点所作的反驳。程颐曾说： “《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大序》， 则非圣人不能作。”^［20］256 “得失之迹， 刺美之义， 则国史明之矣。史氏得诗， 必载其事， 然后其义可知， 今《小序》之首是也， 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20］1074 程颐以《大序》为孔子作， 因而尊信《大序》“国史”一句， 将《小序》首句看作国史作。朱熹则通过考证《周礼》 《春秋》等古文献， 证明国史本不掌诗， 既非作诗者， 亦非序诗者。朱熹由此否认《大序》为孔子作， 并以此作为其废《序》说的理论基础。

蒋悌生驳议朱子， 以为“史掌文书， 则凡文书皆当属史氏所掌”^［13］477， 提出采诗之时皆总归国史， 由国史“条其篇类， 明其义理”^［13］477， 再交付瞽蒙， 使诵于君。不然， 瞽蒙乃无目之人， 何以明诗之篇类及义理以诫劝人君？总之， 蒋氏倾向尊《序》派， 以为《小序》由国史作， 以此回护《大序》“国史”一说， 论证《大序》为圣人作。

3 《诗序》内容论： “所作之由”与“所指之实”

汉宋学派《诗序》尊废之争一方面表现为《诗序》作者之争， 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宋学派对《诗序》内容之质疑。北宋以来， 不断有学者发起对《诗序》内容是非之评议。北宋欧阳修最早公开抨击《诗序》， 欧阳修《诗本义》以“本义”为名， 指斥《诗序》并非本义。苏辙《诗集传》于《诗序》只取首《序》， 不取后《序》。南宋郑樵《诗辨妄》全盘否定《序》说。宋学派集大成者朱熹承袭北宋以来诸家疑《序》废《序》思想， 作《诗集传》， 弃《序》不用， 并将《诗序》合为一编， 撰《诗序辨说》一卷， 专门驳斥《小序》。自元延祐科举以《集传》取士， 《集传》成为官方之学。 《四库全书总目》总结元明《诗》学说： “有元一代之说《诗》者， 无非《朱传》之笺疏， 至延祐行科举法， 遂定为功令， 而明制因之。”^［10］126

对于汉宋学派的《诗序》内容之争， 蒋悌生总结朱子反《序》的三点缘由， 并依次予以辩驳：

凡若干篇， 今逐篇徐玩而细求之， 亦不敢屑屑一为之辨。大抵作诗之由， 朱子皆从《序》说， 其排斥之者大概有三： 一则以其时世、 人民不可考， 不足信； 一则以其篇篇为美刺而作， 有失敦厚温柔之教； 一则言其行说穿凿破碎， 不成文理。今细推之， 古人之诗， 必时人有为而作， 若必去其时世与人， 则何以考其所言之义理乎？若曰彼无所据， 不敢信其是， 则我无所据， 亦安敢辩其非？美刺者， 诗之本体。诗正得失， 得则为可美， 失则为可刺， 二字之义固在未作诗之前， 诗既作则美刺自见， 乃本然之固有， 非旁立此名以附益之也。必欲诗不专为美刺而作， 则在《风》何以考政俗之美恶， 于《雅》何以别正变之异宜哉？若《小序》之凿穿谬妄， 不为无之。盖《诗序》之作， 非出于一人一章之中， 亦非出于一手， 此为不易之定论， 其间或得或失， 难以概观。或有关于大义甚悖理者， 固不容不辩。如《卷耳》“进贤” “险诐”等语， 《郑风·狡童》之类， 此大悖理也。 《关雎》“哀乐淫伤”分为四段， 此穿凿破碎之类也。 《雨无正》“雨自上下”等语， 浅陋迂僻之类也。可去可存皆不害义， 则莫若存之为长， 如《葛覃》“在父母家”之类是也， 朱子“勤俭敬孝”四语义甚精密， 亦从《小序》中衍出。或从旧说、 或立别说皆通， 则莫若从之为稳， 如《汉广》“德广所及”， 《邶·栢舟》“仁人不遇”之类是也。推此以及三百篇中， 皆可类推以尽其余。今因朱子斥《小序》太过， 别为一编， 以还其旧， 后之读者未知其由， 往往轻忽《小序》， 弃而不读， 殊不知《诗》之大纲大要具于《小序》中不为少， 若忽而不读， 亦非小失也。^［13］480

其一， 朱熹讥诋《诗序》妄断作品的具体时代与当事人。如朱熹《邶·柏舟·序辨》有云： “为《序》者……不知其时者， 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 不知其人者， 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5］480 蒋氏则以为古人作诗， 必定因社会人事触动有感而发， 若必弃《诗序》所议“时世与人”不论， 何以考证“诗之义理”， 况且朱子并无确凿证据断定《诗序》所议之谬。蒋悌生《诗经蠡测》“小序辨说”条目有云：

若《诗》之作， 或歌咏性情， 或铺陈政事， 或称颂功德， 又多比兴之辞， 故其所作之由与其所指之实， 多不具于诗文之中， 而皆含于言意之外。苟无《小序》以识其所由， 则后之读者贸贸然， 又孰知其为何等之言， 而述何时何人之何事哉？^［13］476

蒋氏提出， 《诗》之题材丰赡， 又好运用比兴手法， 故诗歌“所作之由”与“所指之实”往往见于言外， 因而读《诗》须借助《小序》方得理会。此“所作之由”与“所指之实”正与蒋氏上述所谓“诗之义理”及“时世与人”相应。其中“所作之由”（诗之义理）指向诗人的创作动机与深层意图， 在《诗序》中体现为“某之德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21］449； “所指之实”（时世与人）指向诗歌的创作时代、 社会背景及相关历史事件， 在《诗序》中体现为“某王某公某人”^［21］449。至此可知， 在蒋氏看来， 《诗序》包含对作者之意（所作之由）与诗歌题材（所指之实）两方面内容的申述， 这两方面内容是正确理解诗歌的重要依据， 且“时世与人”（所指之实）正为得“诗之义理”（所作之由）之根据。

其二， 对于“诗之义理”， 亦即诗歌的主题思想， 《诗序》往往将其概括为“美” “刺”二端。朱熹对此颇为不满： “又其为说， 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 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5］21朱熹从其情性观出发反驳《诗序》“美刺”说， 蒋氏则据《大序》“正得失”的诗歌功能论， 指出诗之为用在于匡正政教得失： 政得于民则诗为颂美之义， 政失于民则诗为讥刺之义。 “美刺”乃诗歌固有之义， 非《诗序》附益于之。必欲去《小序》“美刺”之旨则无以考政俗之美恶。可见， 蒋氏论《诗》， 全然服膺于汉儒美刺讽喻的诗教精神， 而不议宋儒性理诗学。

其三， 至于朱子所议《诗序》“穿凿破碎， 不成文理”^［5］216之弊， 蒋氏从其《诗序》作者观出发， 指出《诗序》之作非出于一人之手， 其间是非得失确难以概观， 并主张此间或有关于大义甚悖理者， 固不容不辩； 可去可存皆不害义， 则莫若存之为长； 或从旧说、 或立别说皆通， 则莫若从之为稳^［13］480。蒋氏此论表现出相当的尊《序》倾向。

《诗序》是对作诗意旨的简要概括， 其根本特征在于将诗义系于“美” “刺”二端。具体来说： 首先， 《诗序》以史说诗， 简略说明诗歌所指向的时世、 人事（先王政教）； 其次， 以儒家“仁” “礼”为核心的政教伦理观念为标准， 用“美” “刺”术语对先王政教之善行恶德作出价值判断， 以为作者旨意。 《诗序》正是通过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的方式， 建立起释诗的双重结构， 并且《诗序》的价值阐释往往是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实现的； 历史叙述成为价值阐释的知识基础^［22］。 《诗序》释诗内容暗含着对诗歌“时世—情志—美刺”的创作过程的认识^［23］35， 而其发扬《诗大序》政教讽喻的诗学观念， 以“美刺”说《诗》， 旨在发挥诗歌劝善惩恶的教化功用， 以达到改良政治、 移风易俗的政治功利目的。蒋悌生对《诗序》内容的分析与推导正是对《诗序》这一释诗结构及其政教讽喻精神的论证与肯定。蒋氏通过对《诗序》内容的解构与阐释， 驳议了朱子废《序》说， 传达出尊《序》倾向。

蒋悌生对《诗序》内容的认识成为明中后期乃至清代尊《序》派《诗》家之共识。如明人湛若水《厘正诗经诵序》说： “《小序》者， 如今人作诗者必先有序于前， 为某人某事尔也。”^［24］723 “《小序》者， 其史臣之良述作者之指而为之者乎。”^［24］728 又如清初学者陈启源说： “夫论世方可颂《诗》， 而《诗》不自著其世； 得意方可说《诗》， 而《诗》又不自白其意。使后之学《诗》者何自而入乎？古国史之官早虑及此， 故《诗》所不载者， 则载之于《序》。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 是代诗人著其世也； 其曰某之德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 是代诗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世， 又得其意， 因执以读其诗， 譬犹秉烛而求物于暗室中， 百不失一矣。故有《诗》必不可以无《序》也。”^［21］449 总之， 自蒋悌生之后， 明清尊《序》一派大体都将《诗序》内容划分为两个部分： 对诗歌时世背景与历史事件之描述； 对诗人创作动机或深层意图之揭示， 以此说明《诗序》论《诗》之功。

4 说《诗》倾向： 辨正《序》 《传》， 偏于《诗序》

自朱子辩难《诗序》， 弃《序》言《诗》， 作《诗集传》， 确立了《诗经》宋学阐释体系， 《朱传》取代《诗序》， 成为《诗》说准的。蒋悌生在明初朱《传》独尊的风气下， 基于《诗序》“有圣人之言”的《诗序》作者观， 提出朱子排《序》太过， 主张将《小序》恢复过来：

惟其或有出于汉儒之手， 及朱子作《诗集传》见其穿凿纰谬， 恐其有误后学， 故力排之， 以为不足信， 然排之恐有太过， 使其中有可存录者， 亦为谬陋者所累， 而类入于排斥之例， 则其间或有圣贤之言， 而受汉儒之诬， 诚为未安。愚自幼读《书》 《诗》， 颇有惑于此， 今细推之， 诚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议《朱传》之得失， 恐后学遂轻《小序》而忽易之， 亦非所宜， 故不得不详辩于左， 以俟后之君子正焉。^［13］477

在具体诠解“诗三百”诗旨时， 蒋氏摒弃汉儒先序后诗的说《诗》方式， 主张采取先诗后序的论《诗》体例：

汉儒引《小序》冠于篇端， 反若先有《序》而后有诗， 遂使后人尊信《小序》过于信诗， 诚为谬戾。朱子若不满于此， 故别为一编， 以还其旧， 然而后学遂轻《小序》。职此之由， 盖尝反覆思维， 比之《春秋》， 仲尼作经， 丘明作传， 非经无以统传， 非传无以证经， 使当时苟无丘明作传， 则《春秋》之义， 后世亦难明， 故先经后传， 理势宜然， 《公》 《穀》义同。窃意《诗序》亦当如此， 有《诗》然后有《序》， 其义始著， 想三千之徒学《诗》圣门， 亦当如此。今欲各引《小序》缀于诗文之后， 然后备朱子之说论其得失， 则《小序》既不受深贬， 亦不至厚诬也， 愿与读是经者更商之。^［13］481

蒋悌生指出， 《诗序》原自为一编， 别附经后， 至汉儒引以入经， 不缀篇后而冠于篇端， 若诗人反为因《序》而作， 遂使读者转相尊信， 无敢拟议。朱子不满于此， 因而合诸《诗序》为一编， 另附书后， 作《诗序辨说》专门辩斥《诗序》之非， 遂致后人轻《小序》而不读。蒋氏类比《春秋》经， 指出《春秋》仲尼作经， 丘明作传， 其义乃明， 以此说明经传相从， 先经后传之理。推及于《诗》， 蒋氏以为有《诗》而后有《序》， 《诗》义乃著， 昔者圣门学《诗》亦当如此^［13］51。因此， 蒋氏拟采取先诗后序的说《诗》方式， 并备朱子之说评议《序》之得失。可见， 蒋氏说《诗》宗旨在于以朱子之说为参照， 重新评议《小序》的说《诗》价值。

蒋氏依上述体例和原则， 较为具体地阐发了对十五《国风》诸篇诗旨之见解。兹以蒋氏总议各“风”之论， 探察其说《诗》取向：

《周南》十一篇， 朱子所存已居十之七， 其贬之太过才十之二三， 则《小序》有功于《诗》， 诚未可以少訾也。^［13］478

《召南》十四篇， 朱子从《序》说已不啻十之九， 贬之太过才十之一， 又何必贬之邪？^［13］478

《邶风》十九篇， 朱子不信者二篇， 其他皆擿抉太过。^［13］478

《卫风》凡九篇， 朱子亦据《序》说， 惟《芄兰》一篇阙疑。^［13］478

《王》十篇内， 惟《采葛》 《邱中有麻》二篇不依《序》说， 其余八篇， 朱子于《序》文虽辨其误， 然《集传》大旨又皆从《序》文意。^［13］478

《郑风》二十一篇， 朱子从《序》说才三篇， 其余皆斥其非， 不啻十之九。最是《有女同车》 《狡童》二诗， 《序》说诚谬。朱子之论， 明白正大， 深有关于世教， 又足以验圣人“放郑声”之言， 可为万世不易之定论， 要之朱子斥《小序》， 其原皆由《郑风》， 故施及他风尔。若《叔于田》 《遵大路》 《风雨》 《子衿》等篇， 姑从《序》说。淫奔之诗亦已多矣， 何必尽反《序》说而后为“郑声淫”乎？^［13］479

《齐风》凡十篇， 朱子本皆从《序》说， 其谗之者皆可略也。^［13］478

《魏风》凡六篇， 详朱子之意， 本亦皆从《序》说， 惟《十亩之间》 《伐檀》 《硕鼠》三诗贬之。今详《序》说， 亦非无理。^［13］479

《唐风》凡十二篇， 详观《序》说， 皆无深谬， 朱子虽加讥斥， 然旨意事实亦多从之。^［13］479

《秦风》凡十篇， 《序》说大抵无甚失， 只《无衣》 《蒹葭》 《晨风》三诗， 《朱传》不从。^［13］479

《陈风》凡十篇， 《序》说亦无大失， 《传》直以时世无所据而斥之矣。^［13］479

《桧风》凡四篇， 《匪风》序说“思周道”， 亦谓顾适周之路而思周之盛时耳， 意亦通。^［13］479

《曹风》凡四篇， 《鸤鸠》诗言“正是四国”等语在周之世， 惟周可以当之， 疑《豳风》脱误在此， 非《曹风》诗也， 别具一说于左。^［13］480

《豳风》凡七篇， 《朱传》大抵皆从《序》说， 其斥之者皆可略也。^［13］480

蒋氏于各“风”总论均概括了朱子依《序》排《序》的总体情形。概言之， 蒋氏以为朱子大抵依《序》为说， 以此论证《诗序》释《诗》之功。对于朱子贬《序》为说者， 蒋氏则多指斥朱子排《序》太过， 以为《序》说亦通， 表现出回护《诗序》的宗汉倾向。

析而论之， 在对《国风》诸篇的具体诠解中， 蒋氏于朱子从《序》之篇无甚阐发； 对朱子驳《序》之篇， 表现出以下三种阐释取向：

1） 驳议朱子， 回护《序》说。对于朱子诋《序》的多数篇目， 蒋氏以为《序》说亦非害义， 并多予辩理。如《邶风·柏舟》篇， 蒋氏解曰： “此篇《小序》， 《朱传》极贬之。然以‘仁人不遇， 小人在侧’之义求之经文， 亦未为害义， 亦安敢必其非顷公之时所作， 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诗， 亦安敢必其非不遇于君乎？诚未敢轻议也。”^［13］477 又如《齐风·东方未明》篇， 蒋氏驳议朱子曰： “《东方未明》言挈壶氏失职， 亦非害义。”^［13］478

2） 不依汉宋， 自立新说。个别篇目， 蒋氏不依汉宋， 别作他解。如《卷耳》篇， 《诗序》以为“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 知臣下之勤劳， 内有进贤之志， 而无险诐私谒之心， 朝夕思念， 至于忧勤也。”^［7］7 朱熹《辨说》诋议《诗序》云： “此诗之《序》， 首句得之， 余皆傅会之凿说。”^［5］17 蒋氏不依《序》 《传》， 以为“当阙”^［13］477。又如《秦风·蒹葭》篇， 《诗序》以为：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 将无以固其国焉。”^［7］164 朱熹《诗集传》解云： “言秋水方盛之时， 所谓彼人者， 乃在水之一方， 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5］117蒋氏则以此诗为“贤人君子喻道之诗”^［13］479。

3） 依从朱子， 废《序》为说。蒋氏依《序》为说者主要集中在《郑风》中朱子目为“淫诗”之篇。蒋氏评议《郑风》诸篇之旨云：

《缁衣》， 从《序》。^［13］478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序》说未为失。^［13］479

《清人》， 有据。^［13］479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鸡鸣》， 三《序》未必非。^［13］478

《将种子》， 《序》说诚不切。^［13］478

《有女同车》， 此《序》朱子贬之， 议论极正大。^［13］479

《山有扶苏》 《萚兮》， 二《序》无情理。^［13］479

《狡童》， 此《序》朱子正其失， 议论极正大。^［13］479

《褰裳》至《扬之水》， 除《东门之墠》一诗从《序》说， 其余五篇， 朱子皆以为淫奔之诗， 极胜《小序》之说。^［13］479

《出其东门》 《野有蔓草》 《溱洧》， 三《序》说未必非。^［13］479

《郑风》中《将仲子》 《叔于田》 《遵大路》 《有女同车》 《山有扶苏》 《萚兮》 《狡童》 《褰裳》 《丰》 《东门之墠》 《风雨》 《子衿》 《扬之水》 《野有蔓草》 《溱洧》诸篇为朱子所定“淫诗”^［17］133。其中， 对于朱子目为“淫诗”的《将种子》 《有女同车》 《山有扶苏》 《萚兮》 《褰裳》 《丰》 《风雨》 《子衿》 《扬之水》等篇， 蒋氏皆示认同。

蒋氏于《郑风》总论评议朱子“淫诗”说称： “朱子之论明白正大， 深有关于世教， 又足以验圣人‘放郑声’之言， 可为万世不易之定论。”^［13］479 可见其对朱子“淫诗”说持肯定态度， 然而在具体诠解《郑风》诸“淫诗”时， 蒋氏却又以“淫奔之诗亦已多矣， 何必尽反《序》说而后为‘郑声淫’”^［13］478 为由， 主张《叔于田》 《遵大路》 《风雨》 《子衿》等篇姑从《序》说。

“淫诗”说是“汉、 宋《诗序》存废论争中的一个焦点”^［25］233， 朱熹废《序》说功绩最著者即在其“淫诗”说。 《诗序》从政教伦理精神出发， 将《国风》中男女爱情诗也一举归为政治美刺诗， 朱熹则一反《诗序》， 指出十五《国风》为“闾巷风土， 男女情思之词”^［26］。虽然朱熹又拘于“存天理， 灭人欲”的道学精神， 将这些男女相悦之词目为“淫诗”， 但毕竟彻底祛除了《诗序》强加于之的“美刺”之说， 揭示了这些男女情诗的抒情本质。有学者指出： “考诗学之升降， 实以朱熹淫诗之说为机关消息， 盖集传于毛郑之说， 虽皮毛落尽， 而袭取实多； 其所以自树， 独在发扬永叔、 渔仲， 所谓‘淫诗’之义解， 以总变风三十篇而已。诗学汉宋， 以此为关键而分途。其后治诗者于汉宋， 辩难相寻， 固亦以淫诗之说为攻守之壁垒。”^［27］可以说， 朱熹“淫诗”说正是《诗经》宋学与汉学立异之焦点。蒋氏论朱子“淫诗”， 表现出复归汉儒“美刺”旧轨的诠释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 蒋氏对《郑风》中诸“淫诗”的说解， 最为显著地体现了其复宗汉学的说《诗》倾向。

5 兴复汉学： 蒋悌生《诗序》论之学术史意义

在以《诗》为经的传统学术体系中， 《诗序》作为对儒家经典《诗经》的解释文本， 历代《诗序》接受史始终与儒学思想变迁下经学的汉学与宋学思想范式的演进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 而表现为尊废相争的历史。 《毛诗序》为《诗经》汉学的义解中心， 以礼说《诗》的《毛诗序》与以理言《诗》的《诗集传》对《诗经》的诗学诠释是汉宋学派《诗经》学根本分歧所在。自元仁宗将朱学制度化后， “述朱”的风气日渐成熟。明代初期， 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得以全面确立， 经学研究陷入“此一亦述朱， 彼一亦述朱”^［28］的僵化之局。明代中叶以后， 王阳明“不必尽合于先贤， 聊写其胸臆之见”^［29］966的解经方式， 发展到后来不仅穿凿附会、 曲解经义， 其末流更空言明心见性， 经典原貌完全被扭曲。明中叶起， 一批有识之士如杨慎、 焦竑、 陈第、 胡应麟、 方以智等， 为了力挽理学家特别是心学家抛弃经典和汉唐注疏， 束书不观、 游谈无根的学风， 提倡回归经典、 复兴古学、 研究汉唐注疏和典籍。明代经学出现相当程度的反宋复汉倾向。明中后期兴起的这一反对理学， 尊经崇古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清代， 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潮。作为明初经学家， 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学风下力证《诗序》的论《诗》之功， 消解了《朱传》独尊的《诗》学格局， 在明代《诗》学史上具有开辟新风之关键地位。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涉及的《诗序》作者与内容等问题的阐释思路， 及其回护《诗序》的态度倾向， 为明中叶以迄清代宗汉派学者承继。明中叶以来众《诗》家在汉学复兴风潮下或尊序抑朱、 或杂采序传、 或辨正序说^{［14］68-84}， 以群体的力量推动了《诗序》地位的回升， 成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思潮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 蒋悌生《诗序》论的宗汉取向为明中叶以来汉学复兴思潮之先驱， 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受清儒贬抑明代经学的影响， 学界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对明初经学家蒋悌生《诗序》论的研究， 有助于学界更加全面、 客观地了解明代经学的面貌及其发展演进轨迹， 从而进一步扭转学界对于明代学术“空疏”的固有成见， 推动明代经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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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21BZW0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日韩诗话的文体史料与文体观念(19FZWB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