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与响应：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社会动员分析

Awakening and Response： Social Mobilization Through Red Songs in Shanxi’s Revolutionary Ba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摘要

抗战时期， 利用红色歌曲进行社会动员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内形成了畅达的动员机制， 即动员主体具有行动上的自觉性； 动员策略坚持政治认同与情感认同， 注重方言的传播优势； 动员路径包括中央、 中层和基层三种相互勾连的路向； 被动员客体即社会大众， 具有思想上的认同感， 行动上的积极参与性。红色歌曲社会动员的现实启示在于： 通过被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歌曲， 进行积极的意义沟通与情感召唤， 激发其认同感与行动力。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use of red songs for social mobilization in Shanxi’s revolutionary base created an effectiv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Within this mechanism， mobilization subjects were consciously active； political and emotional strategies were used， and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dialects were utilized for communication； mobilization pathways involved interconnected efforts at the central， intermediate and grassroots levels； and mobilization targets， namely the general public， exhibited both ideological 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of social mobilization through red songs is that the songs beloved by the public can be used for positive communication and spiritual stimulation， promoting people’s willingness to act.

关键词

抗战时期 / 山西革命根据地 / 红色歌曲 / 社会动员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 red songs / social mobilization

“红色歌曲”一词出现时间较早，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这一词汇的使用也较为常见。郭路遥认为红色音乐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以革命战争为题材创作的， 对革命起推动作用并为民众喜爱和传唱的音乐作品^［1］。本文所指的红色歌曲是指， 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 能够反应时代特征， 激励人民生活、 融汇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歌曲的总称。其中， 由专业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歌曲， 或是民间非专业创作者所作的民歌民谣等也都可以纳入红色歌曲的范畴。

“所谓社会动员， 是指一定的国家、 政党或社会团体， 通过多种方式影响、 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 价值观和期望， 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 引导、 发动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的活动。”^［2］ 由是观之， 山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社会动员， 是指以党组织、 各革命团体、 进步团体或个人等为主体， 通过红色歌曲的创作以及传唱， 对根据地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 使得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 抗日性质、 个人义务等， 以此激发民众的抗日积极性， 动员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促使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本文将具体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曲进行研究， 对其社会动员过程中的实践策略进行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胜利， 运用形式多样的方法开展社会动员， 以此团结广大群众， 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抗战。在这一过程中， 红色歌曲由于其独特的表现性与共情性、 传播性与便捷性、 革命性与思想性， 成为了我们党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之一。通过红色歌曲的创作与传唱进行社会动员， 其所产生的动员效果在抗战时期， 对战争胜利、 民族解放等起到重要作用， 在新时代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1 抗战红色歌曲： 社会动员的有力武器

1942年，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座谈会的影响下音乐家们开展了一系列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文艺活动， 开辟了革命文艺服务新路线。他们秉承“文艺为人民服务” “一切文学艺术都来源于生活”的文艺方针， 在战火纷飞的东北鼓舞群众、 发动群众、 教育群众， 将音乐创作与革命斗争融为一体^［3］。在抗战动员过程中， 文艺动员的方式被我党高度重视， 成为党组织对根据地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在山西创作的很多优秀经典的革命作品， 如《在太行山上》 《黄河大合唱》 《牺盟大合唱》 《游击队歌》 《武装保卫山西》 《红军东征歌》 《朱总司令在太行》 《石雷歌》 《救亡图存歌》等。这些作品在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对革命取得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动员环境的影响因素， 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内， 红色歌曲成为了开展社会动员的有力武器。

利用歌曲进行社会动员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内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就有利因素来说， 山西有丰富的民歌文化传统。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 到目前为止， 收录在《晋绥民歌》 《山西民间歌曲》等书籍中的山西民歌约有两万首^［4］， 民歌文化深深融入了山西人民的血脉里。特别是对生活在根据地的民众而言， 终日劳动加之娱乐活动形式匮乏等原因， 歌曲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娱乐的重要方式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支柱。

就不利因素而言， 根据地多地处偏僻， 晋察冀边区工农兵群众多为文盲、 半文盲^［5］， 在此状况下， 口头媒介的特殊作用便突显出来。 “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 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 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 但是限于时地， 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 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 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 普遍于全体民众， 像血液周流全身一样。”^［6］ 音乐的大众性使得红色歌曲拥有了易被接受的特性， 这种特性恰好适配了当时根据地民众接受性有限的问题。红色歌曲在此条件下成为了社会动员的一把利刃。此外， 由于“不同的媒介导致不同的感知偏向”^［7］， 口头媒介侧重于影响人的“sensation”， 相较于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更易于改变人的情绪。红色歌曲作为一种口头传播媒介， 对于根据地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现实而言显得尤其重要， 相较歌曲的动员形式， 利用文字、 戏曲等方式难以快速达到动员效果。

2 山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社会动员分析

2.1 动员主体的行动自觉

动员主体， 也就是发起动员的一方——多指党中央各级党组织、 各革命团体、 进步团体以及部分积极群众等， 其在行动上具有相当的自觉性。

在根据地的社会动员是由动员主体为使革命取得胜利自觉发起的， 参与主体多为抗战文艺工作者、 宣传员、 革命音乐家， 或是一些有音乐才能并具有抗战意识的普通群众等。动员歌曲多与当时党的方针、 政策、 工作重心以及各个时期的战况相结合。1937年， 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 在山西抗日前线临汾帽儿刘村宣传抗日时创作的《游击队歌》在当时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8］。

在全面抗战的特殊时期， 能够参与社会动员的组织、 团体以及个人， 都具有强烈的抗日救亡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因此， 在倍受侵略者的压迫下， 他们的抗日情绪高涨， 自觉参与动员活动， 迫切希望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使得全国民众振奋精神， 使战争尽快获得胜利。1937 年11 月， 山西省会太原失陷后， 牺盟会当时提出“宁在山西牺牲， 不到他乡流亡”^［9］的口号， 广泛发动民众， 积极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著名的《牺盟大合唱》便是由山西抗日革命者傅东岱与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 在一线斗争、 积极参与抗日的过程中创作的。1939年的一次演出中， 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结束后， 毛泽东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连声赞道 ： “好！好！” 现场观众也都倍受鼓舞齐声喝彩， 傅东岱目睹了这一火热的场面， 他看到了音乐的力量， 创作热情陡然增加。此后， 他在不断的学习与尝试后， 与冼星海合作创作了此曲^［10］。 “我们是牺盟会员，我们生长在山西，战斗在大西北的高原……雁门关前长城怒号， 风陵渡边黄河呐喊……保卫牺盟， 保卫中国， 战到最后胜利的明天， 战到民族解放的明天。”^［11］ 歌词充分表现了牺盟会员不畏强敌， 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不断鼓舞、 动员着当时的人们保卫山西、 保卫华北、 保卫中国。

2.2 社会动员的实践策略

2.2.1 保家卫国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获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而这种支持是建立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获得的。 “政治认同在本质上是政治主体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认可、 赞同和支持。”^［12］ 利用红色歌曲进行社会动员的首要任务便是获得群众的政治认同， 进而获得行动上的支持。

在山西的各革命根据地内， 由公木作词的《八路军军歌》、 太行山剧团创作的《巨人毛泽东》等歌曲在山西群众当中流传甚广， 这些红色歌曲对八路军、 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正面宣传， 在当时起到了良好的动员作用。除此之外， 由根据地民众自发创作的歌曲也在当地发挥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如左权县诞生的《拥护八路军》 《八路军日本鬼不一样》 《朱总司令在太行》等歌曲， 在不断地传唱中让更多人民群众对共产党、 八路军以及各位领导人的形象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认识。除正面宣传外， 对于敌寇的反面宣传也必不可少， 如和顺的《日军侵华罪滔天》 《骂汉奸》 《骂汪》等歌谣， 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汉奸、 卖国贼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通过歌谣传唱， 使得人民知晓敌寇罪行， 更加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 抗战性质等， 从而在政治立场上对我党产生绝对的站位偏向， 使得我党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政治认同。

2.2.2 杀敌拥军的情感认同

情感动员是精神动员的重要前提， 在根据地文盲半文盲占比较大的教育背景下， 利用诉诸情感的方式进行动员要比诉诸理性来得更加快速有效。红色歌曲所具备的共情性、 革命性与思想性， 是当时抗战背景下其他艺术表现形式难以达到的。

由方冰作词、 李劫夫谱曲的叙事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是根据晋察冀边区真实故事所创作的。歌词“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 摔死在大石头的旁边， 我们那十三岁的二小， 可怜他死得这样惨……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 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 他的脸上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13］。描述了残忍的日军对一个十三岁的儿童的暴行， 通过歌曲真实地记录， 更激起了百姓心底的悲愤与对日军的痛恨之情。此外， 在抗战期间由于前线战事紧张， 后方百姓多出现了妻送郎、 娘送儿的感人场景， 在许多民间歌谣的创作中便出现了同样题材的作品。《妈妈让我当兵去》 《送丈夫去参军》 《盼情郎》 《送情郎》 《送夫参军》 《送郎参军打日本兵》等都表达了在日军的侵略下迫使亲人分离的不舍之情。由山西朔县人民创作的《盼情郎》： “思情人呀盼亲人， 哥哥你就是八路军。你为了天下受苦人， 南征北战打日本……泰山倒下河海干俺多会儿也不把心变。只盼你早日打走日本鬼， 回来就和你成亲。鸳鸯夫妻到白头， 欢欢喜喜过咱们的好光景。”^［14］ 歌词表达了女子对自己分别已久的心上人的强烈思念之情， 但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 男女情感在民族大义面前不值一提。通过这样的情感让步， 从更加细腻的层面让人们感受到抗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2.2.3 地域方言的传播优势

在利用红色歌曲对根据地民众进行动员的过程中， 方言在歌曲创作中是不可忽视的元素。由于方言具有“亲疏感”， 说同一方言的人们往往具有更高的内部协调性和融洽性^［15］。因此， 在动员过程中， 歌词中所包含的方言对于动员对象而言在情感上会更易于接受。如左权县《寄封小书给情哥》： “狼吃的日本丧天良（呀）， 强拉俺情哥把伪军当， 吃不上也穿不上， 整日在外受凄惶。哎呀儿呀受凄惶。”^［16］206 如果把词中的“狼吃的” “受凄惶”等词汇换成普通话中的“可恶的” “受可怜”， 或是去掉“哎呀儿呀”等语气词的话， 其中的情感韵味便减少了许多， 相应的社会动员效果必然也不如前者。

2.3 社会动员传播路径

利用红色歌曲发挥社会动员作用， 可以分为三个路径。其中， 中央路径， 是指由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给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命令与关注； 中层路径， 是指隶属于各级党组织的文艺团体、 报刊等具有官方属性的正式组织以及著名的爱国主义音乐家们等； 基层路径， 是指实现客体主体化身份转换的根据地普通群众以及由根据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型活动团体等。这三种路径彼此呼应联动， 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传播通道。

2.3.1 中央动员路径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我党就重视发展红色革命歌曲， 于1923年制定《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 提出“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1］， 创作了大量的宣传反帝反封建、 号召广大工农投身革命的红色歌曲，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初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 为动员民众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 延安时期， 党中央结合复杂抗战局势， 通过制定系列方针政策， 使红色歌曲在边区广泛传播^［17］。由此来看， 党中央、 上级党组织等对于红色歌曲的重要作用关注度是较高的。

2.3.2 中层动员路径

1934年， 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人确定了以救亡歌咏运动为中心开展革命音乐活动， 于1937年8月来到山西太原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各基层党组织也通过建立专业剧社、 宣传队、 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红色歌曲， 发挥动员作用。其中， 前身为青年抗日干部学校文化队和抗战学院文化队的晋绥文联大众剧社， 在1943年反战宣传时通过自身创作的“民歌填词” “新歌曲”等文艺形式的节目对根据地民众进行宣传动员^{［18］156-159}。类似的剧社还有太行山剧团、 七月剧社、 怒吼剧团、 红星剧社等。除各类剧团、 宣传团外， 还会积极利用报刊力量。在《晋察冀音乐》 《抗战日报》许多刊物当中都有红色歌曲的身影。从1943年3月起， 《抗战日报》副刊开辟“吕梁文化”专栏， 成为了晋绥革命根据地后期唯一的文艺阵地， 在这个副刊上， 发表过许多的民谣和歌曲。在晋察冀边区创办的《晋察冀音乐》上， 先后刊发了《拥军公约歌》 《拥政爱民公约歌》等一大批抗日歌曲在宣传全民抗战理念， 动员民众投身抗日上发挥了“喉咙”作用^［19］。

2.3.3 基层动员路径

根据地群众以及由其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等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路径。许多民间创作的红色歌谣就是通过第三种路径实现动员作用的。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 各根据地的抗日群众歌咏运动蓬勃发展， 农村中广泛自发成立歌咏队。如在晋察冀的农村， “农村歌咏队普遍地在乡村里成立， 在人民大众的队伍也产生出他们自己的歌咏指导者”^［20］155。在当时有许多被动员起来的有些许音乐才能的根据地普通群众， 自行创作歌谣并通过歌谣动员身边人民。如1945年7月被《抗战日报》刊登介绍的妇女歌手周元保和她创作的歌曲^［21］。她的歌曲不仅对抗战起到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而且她的事迹带动了根据地民众的创作热情。在这些民众以及自发组织的活动团体的帮助下， 根据地通过红色歌曲进行社会动员的方法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发挥的动员作用也逐渐显著。

2.4 动员客体的积极响应

动员客体即动员对象， 是指接受社会动员的一方——多指根据地民众、 参战士兵等一切潜在的或显现的可以促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力量。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 山西是最早实践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省份， 一度成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山西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也逐渐达到了高潮， 群众性的歌咏运动也在各地火热开展起来。除抗战时期的左翼音乐家、 专业的边区音乐工作者等创作的歌曲外， 在山西还有不计其数的民歌民谣诞生。如单在晋中地区创作产生的抗日歌谣就有成百上千首， 左权的《太行民兵》 《送情报》、 太谷的《日军侵占太谷城》、 榆社的《敌炸榆社城》 《送夫参军》、 平遥的《石雷歌》 《救亡图存歌》 《联合起来打鬼子》等， 这些民谣以通俗易懂的方言歌词和当地的民间小调相结合， 被根据地民众广为传唱。 “歌咏已经形成了晋察冀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调已代替了过去人们的消闲， 或工作中间口头所唱的一切腐词滥调。”^［20］155 时至今日， 仍有许多当时流传下来的抗战歌曲激励着人们， 如笔者在晋中市榆社县对东汇村、 云簇镇、 更修村等十一个乡、 镇、 村进行走访、 寻找当地抗战红歌的过程中， 发现仍有少部分老一辈的人们记着当时父辈们经常传唱的方言歌谣。其中， 较为完整的一首歌谣是在云簇镇走访时所得， “吹起小喇叭， 哒的哒的哒。打起小铜鼓， 得隆得隆咚。手拿小刀枪， 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 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 只怕不抵抗”1

1 访谈人：王浩悦；访谈对象：陈慧峰，男，1968年生，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云簇镇云簇村人；访谈时间：2024年7月20日；访谈地点：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云簇镇云簇村。

。虽然这是一首无名歌谣， 但经过漫长岁月仍流传至今， 足见其有跨越时代的深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 在社会动员过程中， 由于动员客体的广泛参与， 使得他们无形之中成为了宣传动员的一分子， 实现了客体向主体的身份转换。

3 抗战时期山西红色歌曲社会动员的历史作用与社会经验

3.1 历史作用

3.1.1 鼓舞民众投身抗战

在抗战初期， 许多落后偏远地区的民众对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以及抗战的迫切性了解甚少， 征粮征兵工作开展较为困难， 前线难以获得充足的兵力和物资保障。为使得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我党在开展社会动员的过程中， 结合根据地经济发展状况、 民众文化程度等现实因素， 利用歌曲在情感动员上的优势以及民歌民谣通俗易懂、 易于传播的特点， 通过红色歌曲的创作与传唱， 在根据地进行广泛社会动员， 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抗战。

3.1.2 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 民众的救亡意识逐渐表现出来， 民族主义意识崛起。在这个过程中， 动员群众思想、 团结民族力量、 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 红色歌曲的力量不可忽视。红色歌曲大多都是采用进行曲式铿锵有力的节奏， 在音乐的律动中， 人民心中的抗战热情、 民族精神被不断激发出来。山西许多根据地内利用剧团、 宣传队等方式四处演唱， 在许多文化落后的村落， 红色歌曲的传唱使得群众精神面貌振奋， 切身体会和理解到抗战的正义性与必要性， 从思想上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激发人民爱国热情。

3.1.3 强化民歌政治作用

歌曲除艺术属性以外， 还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在我党开展社会动员的过程中， 结合动员环境与动员客体的特点， 通过红色歌曲动员的方式在各革命根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政策法令等， 为获得民众信任起到了较强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在思想与行动方面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 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民歌民谣强烈的地方属性加之音乐的政治属性， 使其突破了一定的局限性， 发挥出了独有的历史作用。在许多红色民歌民谣的感染下， 根据地群众逐渐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政治认同， 对党寄托了深厚的期望。

3.2 社会经验

3.2.1 充分运用歌曲的力量进行社会动员

在抗战过程中， 我党敏锐地抓住歌曲在开展社会动员中的种种优势， 让动员任务最终圆满完成。首先， 歌曲文本简洁短小、 演唱便利， 更容易记忆， 拥有一定的传播优势。其次， 歌曲创作较为灵活， 无论是专业与非专业人员， 或是何种题材都可以创作出相应的作品加以传播。再次， 歌曲演唱过程中自带丰富的情感性， 是文字、 绘画等载体难以拥有的。最后， 利用红色歌曲进行社会动员最重要的一点是其所包含的政治性。 “通过在歌曲中植入生动形象的革命语汇， 把抽象革命理论转化为百姓日常生活表达， 以独特艺术形实现了革命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成功对接， 为红色音乐赋予了独特的政治功能。”^［14］ 因此， 利用红色歌曲开展社会动员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党在全面抗战期间， 利用红色歌曲取得的社会动员的成效颇多， 不仅获得了群众的政治认同、 激发了更多的爱国热情， 而且在经济文化方面也发挥了深刻作用， 抨击了各种封建思想， 促进了整个民族的教育发展。由此可见， 利用好歌曲的强大力量， 可以实现深刻且广泛的社会动员， 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如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可以发挥歌曲的引领作用， 结合当地的民俗， 把一些农民了解起来较为枯燥的惠农政策， 改编成朗朗上口、 通俗悦耳的民歌民谣， 增加一定的娱乐性， 让人们更乐于了解接受有关政策， 以此更好助力美好乡村的持续发展。

3.2.2 详细考察动员环境与客体特点开展动员

在我党开展社会动员的过程中， 首先做的便是对动员环境以及动员对象进行具体考察， 运用符合动员环境和客体特点的动员内容与载体， 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如果不紧密结合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现状以及群众的接受程度， 只是一味使用死板生硬的文字、 演说来开展动员工作， 很难在当时快速达到较好的动员效果。在当前的社会动员过程中， 无论各级党组织或社会团体， 在开展具体活动前都需要就现实的动员环境以及相应的动员对象进行全面考察， 在众多动员载体上， 选取最合适的选项。如在严肃场合中可以利用宣讲、 会议等形式， 在一般场合中可以利用歌曲、 戏剧等娱乐性更强的形式进行； 也可以利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形式， 发挥社会动员的最佳效果。以在学校开展“体育强国”的社会动员为例， 可以通过创作一些相应趣味的歌曲， 让学生们在单一的学习之余， 通过娱乐的方式了解并加入“体育强国”的建设中来。

3.2.3 凝聚广泛力量开展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动员主体的目标在最大范围内实现， 利用某一或某几种力量很难形成广泛覆盖。我党在利用红色歌曲进行全面抗战的过程中， 从党中央到各级党组织， 再到基层群众， 都广泛发动各级力量开展动员活动， 以确保最终成效， 达到预期或超预期的目标。结合这一经验， 山西在社会动员的实践中， 可以积极广泛运用各方力量， 如报刊、 学校、 各种民间力量， 可以包括最基层的积极群众或民间宣传组织、 艺术团体等。例如， 在动员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除在新闻报道、 电影、 综艺中宣传外， 还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 学校开展相应实践体验活动。如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的现场体验、 上党八音会、 左权开花调的演出观看等， 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社会动员， 让人们近距离地接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解其继续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

4 结　语

抗战红色歌曲作为抗日的真实写照，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革命性， 拥有强大的鼓舞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利用红色歌曲独特的社会动员属性鼓舞民众积极抗战， 凝聚了民族力量， 鼓舞了必胜信心， 赢得了伟大胜利。本文立足于史实， 梳理和剖析了抗战时期红歌的社会动员机制， 探讨了其在当代的传播价值， 以期光大红歌的传播作用， 助力红色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红色歌曲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于唤起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要充分借鉴我党社会动员的成功经验， 有效利用红色歌曲、 保护和传承山西红色歌曲资源、 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探寻革命老区新时期社会动员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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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 强化山西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研究(2022040314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