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核心在于其学科组织架构。学科不仅是该体系的基本单元， 而且作为一种专业化的组织形式， 它连接了各领域内的专家和学者。通过这种以知识领域为划分标准的组织方式， 高等教育实现了知识的专门化传递与发展
［1］34。当前， 学界围绕大学学科建设问题， 如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
［2］、 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
［3］、 省属大学学科建设
［4］、 地方综合性大学交叉学科建设
［5］、 大学学科建设指标
［6］等有所争鸣、 聚讼不断， 也讨论了大学的具体学科， 如大学教育学学科、 体育学学科、 马克思主义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等的建设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思考大学学科的建设问题提供了良好视野与理论基础。我们也应看到， 目前中国大学学科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 如学科理论体系不完善、 学科建设布局不尽合理、 学科交叉融合不足等， 这些问题限制了大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新时代、 新形势、 新情况， 国家及时调整研究生学科目录， 中国大学学科建设亟待再出发。有鉴于此， 我们亟需对这一学术事件进行探查。
1 缘起： 中国大学学科建设再出发的本来
1.1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
近代大学学科制度发轫于清末行政以后， 在民国时期取得较大进展。1896年， 京师大学堂成立， 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培养通本致用的人才。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延续了这一思想， 但以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为范本的近代学科体制也逐渐确立。蔡元培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参考了德国大学的学科理念与制度， 加强了学术研究在学科中的作用， 这一举措成为中国大学学科体系现代化的起点。1928年到1937年期间， 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统一后， 其所实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推动大学学科发展进入“黄金十年”。这一阶段的学科体制开始走向规范化， 学科理论发展与学科社会化应用并进， 学科知识生产体制逐渐建立并完善， 大学学科发展从学习模仿转向吸收和创新的阶段。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国内局势转入战火之中， 中国大学学科发展也遭遇了危机而停滞。具体来说， 这一阶段中国大学学科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近代学科体制的形成与完善。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 大学学科划分为7科35门的格局， 尽管它没有实行， 但其以西式的知识分类系统为依据， 确立了近代中国大学学科的基本架构。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 张之洞将文学科中的经学门单独出来设为一科， 确立了经学、 政法、 文学、 医、 格致、 农、 工、 商的“八科分学”方案， 对应了其“中体西用”的一贯主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随着西方学科管理制度、 学位制度、 教衔制度等的引进以及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 在西方学术分类体系的广泛影响下， 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学科分类体系逐渐被整合和重新构建， 再加上民国时期对西学的进一步引介， 中国近代学科体制逐渐确立并得以巩固。
二是深受政局变化与社会变革影响。教育的发展深受政治角力与中西文化冲突的影响。随着辛亥革命对封建专制政体的终结， 西学东渐的深入， 中国大学学科的变革经历了从清末新政的“中体西用”到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的先后出场， “中体西用”的论调逐渐被“自由” “民主”和“科学”所取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在经受了不同思潮的洗礼后， 终于迎来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也意味着中国大学学科发展向现代化方向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
三是学科的现代化意识。清末新政期间的教育制度改革标志着传统教育体系的重大转变， 将科学知识引入高等教育机构， 以促进学术和技术的发展， 从而满足现代化的需求。民国初期， 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学科改革， 实现了学科组织重构和学科管理制度的重建， 展现了中国大学学科对西方现代学科文化的崇拜。随后， 在追求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学科建设目标的指导下， 高等教育体系采纳美国的教育模式作为参考框架， 对当时的大学学科结构、 组织架构及管理方式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变革旨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 促使大学学科的“现代化意识”不断深化。在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 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后， 近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建制愈发成熟、 学科特点愈发明显。
1.2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大学学科发展迎来崭新面貌。在逐渐完成对旧的高等教育的改造之后， 模仿苏联发展模式一度成为大学学科发展的选择。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 大学学科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一努力因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变化而被迫中断。这一阶段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对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这一时期国家所颁布的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影响了我国大学学科的发展。1950年6月，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 确定了我国建设重点大学的制度。1954年和1960年， 中共中央先后颁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 《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 全国重点大学建设数量从6所增加到64所。到1966年之前， 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达到68所。可以看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国家重点大学建设制度的确立， 我国重点建设高校的数量不断扩展、 类型不断丰富， 为大学学科的成型与丰富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院系调整对学科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于1951年、 1952年、 1956年-1957年对全国高校进行了三次院系调整， 到1957年， 全国共有229所高校， 全国高校共设置323种专业， 其中工科183种、 理科21种、 农科18种、 林科9种、 医科7种、 师范21种、 文科26种、 财经12种、 政法2种、 体育2种、 艺术22种
［7］。可以看出， 我国初步构建起以工科院校及专业、 师范院校及专业为重点， 其他学科兼顾的学科专业体系， 基本适应了当时我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当然， 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对偏文法轻理工的弊病矫枉过正， 不仅造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边缘化， 还加剧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文科与理科之间的独立性和隔阂， 这种分化严重阻碍了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8］。
三是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学科发展模式。1956年起， 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学科发展模式， 成为当时国家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的时代要求。随着国家与学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我国高师院校以苏联系科设置模式的传统被打破， 开始了自主设置中国大学系科的尝试。1963年4月， 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专业调整会议， 修订了1957年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 结合学校的可能条件， 增加若干新专业。到1965年， 全国高校共设有专业601种、 2 833个点
［9］240。
然而，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教育革命”中“左”的思潮中断了这一良好势头。 “文革”使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遭遇严重灾难， 高师院校招生人数锐减甚至一度停招， 专业设置的专业性丧失， 学科教师遭到各种批判、 诋毁， 所使用教材成为语录化、 政策化文本， 中国大学学科因全面破坏而停滞不前。
1.3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1年， 随着国家学位制度的实施， 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逐渐形成， 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也体现出了崭新的特征。
一是学科专业种类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扩容。1983年3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 试行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 规定将学科专业分为十个学科门类
［10］291。1990年10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 新增军事学门类， 共设置专业591种。1997年6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增加了管理学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增加到89个， 二级学科（学科、 专业）调整为386种。2009年， 国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制定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据此，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 进一步优化了学科结构。
二是推行“双重”建设。在总结过去重点大学制度的基础上， 国家开始实施“双重”制度。1983年10月， 教育部颁布《关于调整改革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提出建立定期评定重点大学、 重点学科的制度
［11］694。1985年5月，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的主张， 我国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快速开展起来。1987年5月， 国家教委颁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 要求“有计划地建设一批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门类结构比较合理的重点学科”
［12］2615。1993年2月，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 专业”
［12］3469。1998年12月， 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要求“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 加大投入力度， 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
［13］。为此， 国家启动了“985工程”项目建设。进入新世纪后， 国家于2006年10月印发《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与《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文件， 对重点学科建设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双重”建设， 尤其是“211工程” “985工程”项目的开展， 使我国大学学科布局不断完善， 建设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 有力地适应与引领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加强学科评选、 评估工作。开展有效的学科评选工作是我国一贯坚持先行试点、 以点带面的工作作风的体现。我国分别于1988 年、 2001年—2002年、 2006年—2007年开展了三次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 分别评选出 416个、 964个、 1 180个重点学科， 使我国大学学科结构不断优化， 为我国培育出一大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学科。开展科学的学科评估工作是发挥其以评促进、 促改、 促发展功能的重要方式。我国分别于2004年与2008年启动了两轮学科评估工作， 就大学学科的发展现状、 针对关键学科的进展进行了详尽的摸查工作， 此举对于认识学科的长处与短处， 诊断并改进大学学科发展问题， 进而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具有重大价值。
1.4 新时代以来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与前几阶段既一脉相承， 又有所创新。具体来看， 这一阶段中国大学学科发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科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年11月， 刘延东在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国研究生教育开始进入“质量时代”
［14］。在此之前， 2014年1月，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决定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
［15］， 带来了学科建设制度结构与组织的新变化， 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推进， 使中国大学学科的发展迎来了提质增效的机遇。2020年， 教育部开展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设置工作。2023年3月， 由教育部等联合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强调， 以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为引领， 进一步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6］。
二是以“双一流”建设引领学科建设。2015年8月， 中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强调以学科为基础， 打造更多学科高峰。2017年1月， 教育部颁布暂行实施办法， 明确选拔、 实施、 调整、 建设等具体要求。当年9月， 公布42所一流大学和95所一流学科高校名单， 覆盖465个学科， 含44个自定学科。2018年8月， 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 强调以学科为基础， 注重布局优化， 构建协调发展体系。2022年2月， 教育部发布若干意见及第二轮名单， 共147所高校参与， 涉及331个建设学科（不含自定）， 其中基础学科59个， 工程类180个， 哲学社会科学类92个。
三是进一步推进学科评估工作。目前， 国家于2012年、 2016年、 2020年先后启动三轮学科评估工作。2012年第三轮学科评估共有391个单位的4 235个学科参评。2016年第四轮学科评估共有513个单位的7 449个学科参评。2020年11月，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了《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该评估工作以立德树人的成效为基本标准， 着力解决“五唯”问题。本次评估坚持一级学科整体水平的评估原则， 对评估体系和方法进行了全面升级， 以更好地反映各学科的特色和分类。这些卓有成效的学科评估为大学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诊断和改进的作用。
2 探微： 中国大学学科再出发的意义
新时代以来中国大学学科的重新布局， 这一学术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1 助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自觉寻求的中国教育发展道路， “展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逻辑， 逐渐实现了对西方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17］。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既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表征， 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产物， 还是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要素。
从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来说， 它自身蕴含着现代理念， 它本身就属于教育现代化的内容。 “关于学科的现代理念在19世纪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浮现出来， 它是一个在科学、 学术和技术专长中日益专业化的产物”
［18］175。就中国大学学科而言， 二十世纪初， 其一经形成就开始了引进西方科学文化、 推动中国教育观念和实践变革的过程， 事实上也就开始了大学学科的“西化”过程。理性来看， 这种以学习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为特征的现代化， 涤荡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 从根本上形塑了我国大学学科的基本路径， 使我国大学学科呈现出专业化、 现代化的面向。但是， 这种以“西化”为特征的现代化， 也使得我们失去了自我， 甚至形成了“跪着”或“矮人”的心态。
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是我们以平等、 自信、 主动的心态重新布局大学学科的过程， 其实质上是以中国式的方式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具体体现为以下特征：
一是建立起与新时代发展理念相契合的学科发展模式。新版专业目录对教育、 科技、 人才的一体化部署安排， 反映了大学学科聚焦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 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 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指向的学科发展路向。这一举措将有利于推动学科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以支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二是形成了推动我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学科布局。新版学科倡导专业和学科并重， 夯实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为全面实现教育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大学学科支撑。通过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 我们能够更好地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 这也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实践应用， 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 以确保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社会价值。
三是反映了动态、 理性、 创新的学科发展机制。新版学科目录， 既遵循了大学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 也优化了大学学科的职能。它以动态的大学学科规划为核心， 在构建学科体系和布局的过程中， 致力于营造一个优质的学科发展生态系统。它以科学布局为旨归， 结合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以及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需求， 不断强化学科的基础建设， 提高大学学科的整体效能与应用价值。它以创新的文化建构为基础， 鼓励不同大学学科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 不断完善和优化学科体系。
2.2 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本质上是一种中国自主知识的新呼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19］ 当前， 在学科知识中， 主要存在着政策话语、 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三种话语形态。 “在知识社会中， 民主化科学决策要求科学与政策之间形成‘新的社会契约’， 既要走出‘为知识而知识’的学究式研究， 又要与政府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20］ 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既表明政策话语的适时调整， 也意味着我国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有益尝试。具体来说，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 彰显大学学科的自主性。自主意味着主动， 不受别人支配。学科不仅限于知识体系的范畴， 它同时承载着社会实施的价值， 并在更广泛的规范与约束体系内发挥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21］26。为了有效地处理“中西”关系并增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 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一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以新版目录为主要特征的再出发， 是党和政府主动对接时代的因时选择， 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理论先行， 也是新时代大学学科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积极、 主动的自觉发展。
其二， 强调大学学科的创新性。大学学科的发展， 是一个由“自为”不断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意味着在学科自觉的基础上“接着讲”， 有条不紊地消化、 吸收、 扬弃与重构我国大学学科体系。不同时代面临着不同问题， 大学学科的再出发正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 自觉回答“四问”， 更新研究观念、 创新研究范式的体现
［22］。大学学科的发展， 须打破传统“就教育论教育”的固有观念， 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 在深耕经典问题的基础上， 以学科前沿问题为抓手， 进一步更新与优化学科问题域， 比如进一步思考教育强国建设与学科发展、 学科数字化转型等重大时代问题。
其三， 凸显大学学科的中国性。大学学科的中国性内蕴于中国智慧、 中国自信、 中国理念、 中国战略、 中国方案之中， 通过这五个特征表现出来。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为大学发展学科提供了横向和纵向交错发展的学科发展格局， 展示了中国智慧； 体现了党和国家不断推动中国教育道路的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的中国自信； 树立了教育关涉人的生命发展的全阶段、 全过程的终身理念以及以多学科、 跨学科、 学科交叉路径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视野， 彰显了中国理念； 谋划了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将教育、 科技、 人才一体化安排的中国战略； 提供了系统开展“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 “怎么培养人”的中国方案。
2.3 促进中国大学学科的特色发展
学科自身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与实践紧密联系。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角度来看， 这一学术事件将有助于中国大学学科主动服务国家急需和战略需求、 增强其对技术发展需求的相应能力， 促进其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等， 从而促进中国大学学科的特色发展。
坚守需求导向， 优化大学学科布局。2020年， 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坚持‘四为’方针， 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 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
［23］。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坚守需求导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 深化改革创新，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形成了基础学科专业、 传统学科专业、 新兴学科专业与交叉学科专业共生共荣的学科专业体系。
把握目标导向， 深化大学综合改革。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给大学学科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带来新的机遇。在人才培养方面， 新版目录更加细化、 清晰， 更加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 这将有利于高校汇聚多方有利资源， 调动高校、 企业、 社会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 加强有组织的人才培养工作。在科学研究方面， 新版目录建立面向新时代、 有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学科体系， 又针对当前教育实践领域的紧迫问题， 力求反映与关照中国教育领域中的自主创新经验， 从而建立中国教育研究自主性、 创新性的学科体系。在社会服务方面， 新版目录充分反映了对新时代国家战略之需、 社会经济发展之需的关注， 如科学、 技术、 工程、 评价等， 表明大学学科以此为契机的积极、 主动、 自觉变革。
秉持改革导向， 推进大学学科治理。高校善治主要包括效率优先、 整体设计、 民主管理、 依法治校四大原则
［24］。从国际国内高校学术治理逻辑来看， 高校应以此次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为契机， 在坚持效率优先、 整体设计、 民主管理、 依法治校等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已有办学特色扬长避短， 推进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增强大学学科把握世界学术发展前沿和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 高校还应重新思考布局学院或学部组织构架， 以信息化赋能优化治理结构， 增强大学二级学科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持续推进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2.4 推动大学学科专业体系的完善
学科专业直接关系到人才供给的结构与类型， 是高校进行学科布局的根本指南。 “学科专业”， 既包含有学科的含义， 同时又有专业的含义， 呈现出“学科+专业”的双重意蕴
［25］。新版专业目录既遵循了大学学科发展的逻辑， 也适应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
一是有利于推进大学专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新版专业目录的学科布局， 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兼顾、 学术性与专业性并重的特征， 将促使大学更好地调整与优化其学科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从以往大学学科的实际存在来看， 我们习惯于从“学校教育”和“教育活动”的立场上对其进行讨论研究。新版学科目录并不是对旧有目录的简单否定， 而是在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下， 从“大教育学”的立场包含了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全部教育形态， 也体现了新时代的时代要求、 新技术发展的变革趋势以及终身学习的视野要求， 从而有利于大学学科专业的灵活调整与应对。
二是有利于提升大学学科的学科组织生产能力。大学学科组织作为高度系统化和社会化的结构， 其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运行的效率与有序性， 进而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针对实体化的大学学科组织， 提升其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大学学科建设的核心目标应是增强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
［26］。在大学中， 学科不仅是知识分类体系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知识劳动的组织形式存在。因此， 大学学科的发展涉及两个关键方面： 一是完善学科知识体系， 二是增强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 重新审视和推动学科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学科组织的效能。
三是有利于提高大学学科的科学化水平。近代以来， 大学学科的发展趋势是不断从“科目”向“科学”转变。从学科组织化的视角来看， 科学知识的生成模式已经完成了从基于经验的错误尝试和哲学的深度思考， 向一个更加系统化、 制度化的科学体系的转型， 就大学学科知识的探索、 累积与创新来看， 这一过程意味着教育“理性活动的制度化”
［27］66-67过程。新版目录无论其数量还是内容， 与现实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更加契合， 将有利于不同的研究者在学科新的布局下找准自己研究的位置， 形成具有共同信念和学术共识的学术共同体， 从而有利于不同研究者获得学科的归属感。
3 展望： 中国大学学科再出发的路径
新时代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 需要以战略思维、 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把握学科建设的内涵、 目标、 逻辑以及保障， 从而使其真正产生实际效能。
3.1 持续抓好学科点和学科依托单位建设
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点是实体组织结构。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包括对大学各部分的排列、 空间配置、 组织状态、 通信方式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规划和优化。从实际操作的视角来看， 主要是学科点布局与建设的问题。布局问题， 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 建设问题， 是院校自身关于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进步， 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需要继续坚持以质量为核心、 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不断优化和调整学科点布局， 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科实力，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
一方面，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做好学科点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工作。大学学科点的布局， 须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变化， 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状况， 主动调整和优化学科点布局。大学学科布局， 须坚持以质量为核心， 避免重速度轻质量的现象， 注重学科点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通过学科点的合理布局， 实现不同学科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 促进大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新发展。此外， 大学学科布局还须坚持公平取向。在学科点的布局中， 要注重区域、 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 避免资源过度集中或短缺。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学校的实际情况，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确保各区域、 各学校都能获得必要的教育支持。
另一方面， 院校自身要抓好学科点和学科依托单位建设， 注重学科点和依托单位的内涵发展。一是建立矩阵式学术组织结构。矩阵结构是指一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 并结合跨学科机构构建的组织框架。该结构设计旨在打破现有学术体系的局限， 同时保持各学科的持续发展。此外， 它还能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而推动协同创新的发展
［28］。二是促进学科点的均衡发展。不同学科可能呈现出学科个体的自我生长进化、 学科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学科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与平衡等情形。因此保持学科间的均衡发展， 要避免出现某些学科过于集中或过于单一的情况， 提升学校整体的学科实力。同时， 还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资源， 提升学校的国际化水平。
3.2 做好学科定位与做出优势特色
学科点和学科依托单位建设主要是从社会建制的角度来说的， 是从形成来论的， 而做好学科定位与做出优势特色则主要是就大学学科自身而言的， 主要指向学科自身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问题。
一是优化学科结构。分析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 结合学校实际， 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资源优势， 优化学科结构， 厘清主干学科、 支撑学科、 新兴学科之间和基础学科之间的关系， 强化优势学科， 发展特色学科， 培育新兴学科。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经济需求， 大学应考虑引入一系列符合新兴技术和产业趋势的学科专业，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同时， 对于那些不再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过时学科， 需要进行适时的淘汰和更新。
二是打造特色优势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 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
［29］ 学科特色与优势不只是凝练出来的， 更应该是打造出来的； 学科特色与优势不只是归纳出来的， 更应该是演绎出来的； 学科特色与优势不只是被动“等出来的”， 更应该是主动“做出来的”。大学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学校整体定位， 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特色定位， 识别并聚焦学科的优势领域和潜在增长点， 形成独特的学科品牌。
三是积极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相邻、 引领、 辐射、 支撑、 交叉、 融合、 集群、 呼应， 这些关系构成了学科之间的关系网络。鼓励和支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技术和方法的交流与共享； 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平台， 推动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 引导学生参与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 培养其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是创新大学学科与产业结构的互动。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 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学科设置不合理及产业转型滞后问题的关键解决方案。此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而且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30］。大学学科应主动对接产业界， 深化双方在促进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共同认识， 明确合作的目标和方向， 在人才培养、 项目创新等方面取得更多成绩。
3.3 深入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深入推进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教育质量、 保障大学学科再出发的关键举措。
一是以教育家精神培育师资队伍。当前， 中国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亟需一支稳定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作为根本支撑。2024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 强调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 促进教师队伍的高素质专业化发展
［31］。因此， 我们需要从制度建设、 队伍质量、 教育培训、 师德师风以及产学研融合等多方面入手， 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的教育家型教师培养体系。
二是完善教师队伍制度建设。完善教师队伍岗位管理制度， 明确教师队伍的职责、 权利与义务， 规范教师队伍的“育德”和“育才”工作。完善教师队伍考评体系， 实行综合评价； 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提升教师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和教学案例， 为学科点布局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加强与企业、 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鼓励教师参与企业的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活动， 提升其实践指导能力。
三是形成教师队伍的引、 育、 用、 服一体化建设机制。在教师引进机制方面， 根据学校、 学科发展需要， 精准分析教学需求， 拓宽优秀教师引进渠道， 加大对高层次人才教师、 紧缺人才教师和优秀青年教师的引进力度。在教师培育机制方面， 建立健全师德考核机制， 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价值观和人才观。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类培训、 研修和学术交流活动， 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建立教师成长档案， 通过定期评估和调整发展计划， 确保教师持续成长和进步。在教师使用机制方面， 根据教学、 科研和管理等工作需要， 合理配置人才资源。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工作， 实现个人价值与学校发展的有机结合； 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 加大对优秀成果和突出贡献的奖励力度， 激发教师的创新热情和创造力。在教师服务机制方面， 关注教师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 及时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搭建学术交流、 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等平台， 为教师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工作， 建立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 确保教师能够安心工作、 舒心生活。
3.4 强化大学学科职能发挥
强化大学学科职能发挥是中国大学学科再出发的身份标识与重要落脚点。
第一， 强化人才培养。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要为社会培养出既具备专业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具体来说： 一是注重专业知识传授。大学通过设置多样化的学科专业， 帮助学生构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知识体系。二是重视实践技能培养。大学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 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 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创新思维激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勇于探索未知领域，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为未来社会贡献新的思想和技术。四是综合素质提升。大学人才培养不仅关注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如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 身心健康、 团队协作能力等。五是终身学习能力培养，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 大学必须帮助学生掌握自我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以适应未来社会的不断变化和挑战。
第二， 强化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科学发展的源泉， 也是新技术、 新产业的重要支撑
［32］。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探索自然、 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和规律， 推动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大学在应用研究方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技术， 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应用研究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大学在技术开发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大学通过与企业、 科研机构等合作， 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 推动新技术、 新产品的诞生和推广。通过加强科研投入、 优化科研环境、 加强科研团队建设、 加强科研合作与交流等， 大学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为国家与区域创新战略的实施作出贡献。
第三， 强化社会服务。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要求大学依托自身在教学、 科研、 人才和知识等方面的优势， 不断向社会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和服务水平。一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大学应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根据区域发展特点和需求， 通过技术转移、 成果转化、 校地合作等方式， 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活动， 推动地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二是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利用其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 大学应开展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培训、 继续教育、 科普宣传等活动， 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职业技能。三是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高等教育机构应与行业实体和研究团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以协同推进技术革新、 新产品开发以及市场扩张活动。这种合作旨在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现代化。
3.5 不断创新学科建设机制
学科建设机制是大学发展与提升的核心组成部分， 它涵盖了多个方面， 以确保学科建设的顺利进行和高效达成为预期目标。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应机制， 以确保其再出发的有效开展和持续推进。一般说来， 需至少做好以下三种机制建设。
第一， 构建责权利统一的管理体制机制。为了推动大学学科的发展， 必须深化领导体制的改革。这包括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提高顶层管理的调控能力。同时， 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 必须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运作流程进行深入优化和改进； 还应不断完善学术与民主管理体系， 以促进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以及增强学校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促进管理重心向基层转移， 例如探索实施多校区办学模式。此外， 建立高效且可持续的管理机制也至关重要。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构建一个更加科学、 高效和民主的高校管理体系， 从而推动高校的全面发展。
第二， 构建以贡献为导向的自我评价调整机制。大学学科的再出发， 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内部评价、 监督考评机制。需细化建设方案， 科学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增强责任意识和约束力； 要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组织、 协调和督导； 完善督查评估机制， 建立常态化的督办情况通报机制， 以实现动态管理目标。
第三， 健全资源筹集与配置机制。在推动大学学科再出发的过程中， 必须通过多元化途径筹集和配置建设资金， 应构建一个包含政府财政投入、 学校自主配套以及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全方位资源筹集与管理框架。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有必要完善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建机制， 实施更为科学的统筹规划， 例如探索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以促进实验设备等科研设施的高效利用。同时， 加强与企业及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实质性合作， 共同推进技术创新与发展，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此外， 建立健全稳定的资金募集体系也不可或缺， 需持续探索新的筹资方式来丰富资金来源渠道， 从而为高校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务支撑。
4 结 语
纵观来看， 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 是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知识创新速度加快的背景下，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重要时代议题。为此， 中国大学必须回到自身发展的过去， 汲取再出发的经验与智慧； 必须立足于深刻现实， 根据国家和社会需求， 主动调整和优化学科建设布局； 更重要的是， 必须对接未来，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加强应用学科建设，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加强交叉学科建设， 促进学科间的融合与创新。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政府、 高校、 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才能推动中国大学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AA2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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