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史”向来紧密相关。明人对二者关系有着清晰的认知， 明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借力史体、 史法的诗歌创作概括为“以史为诗”和“情事合一”
［1］2193⁃194。在明末清初山河巨变下， 杜甫忧国忧民、 纪实写事的“诗史”特征广受时人推崇， 其中就包括了山右遗民傅山， 他熟读杜甫诗， 曾经手批杜诗。受此影响， 傅山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立体化的特征——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个人际遇， 从中表现出的“诗史”观更是傅山作为遗民、 诗人、 学者和书法家等多重身份的表达。明末清初“诗史”观念再度复兴， 除了颇受关注的钱谦益、 吴伟业、 王夫之的“诗史”论， 傅山作为山右遗民之首， 其诗学观念更是清初“诗史”观念复兴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考察傅山“以史为诗”观念的表现形式， 可以更好地探究傅山个人独特的文学宗尚、 诗学观念及其背后的文化氛围和遗民心态。
傅山（1607-1684）， 字青主， 别号朱衣道人， 山西阳曲人。少有学名， 十五岁便中秀才， 众艺皆擅， 从“字不如诗， 诗不如画， 画不如医， 医不如学， 学不如人”
［2］164 的评价可知他于字、 诗、 画、 医、 学无所不通， 且一技高于一技， 傅山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和现在都享誉颇高， 乾隆时期瞿源珠在《霜红龛集序》中说傅山“书法图画， 皆超绝古今， 世人咸知宝贵”
［3］192， 郭沫若也对其书法艺术赞叹不已。书法如此， 傅山诗、 画、 医、 学之精通更不待言， 而人品则尤为高尚。傅山三十八岁时， 明朝灭亡， 入清以后， 坚决不仕， 傲骨凛然， 同时与主张反清复明的代表人物顾炎武、 阎尔梅、 孙奇逢等人交往密切， 参与秘密抗清活动。顾炎武与傅山同为遗民， 虽有着千山万水的阻隔， 但两人的民族气节和思想境界彼此相通。顾炎武还以“萧然物外， 自得天机”
［4］197称赞傅山。康熙十七年（1678年）， 傅山被举荐博学鸿词科， 但他坚决不仕， 以病相辞， 后独居城郊， 至临终前都坚持“以朱衣黄冠殓”，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遗民气节。
1 以诗咏史： 傅山“诗史”观的表现形式
傅山经历了天崩地解、 国破家亡的明清易代， 诗文中包含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对正义光明之士的敬佩、 对于江山易主的感叹和当时抑郁复杂等心理。傅山尤其推崇杜甫的诗歌， 两人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 社会混乱、 民生多艰的时代， 相似的经历使得傅山可以与杜甫感同身受， 他注杜诗、 学杜诗， 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诗史”的传统， 而傅山“诗史”观的文本表现形式主要是他的咏史诗， 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评论， 在历史人物中寻求知己， 在对历史的深度思考中审视社会。
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常用诗歌题材的咏史之作， 东汉班固的《咏史》语言质朴， 用典繁多， 抒情较少。左思的《咏史八首》借史表达了自己积极进取的愿望、 揭露了当时黑暗的官僚制度， 咏史诗抒写怀抱、 表情达意的功能才逐渐被开发。但是很多咏史诗都侧重于从历史兴衰总结经验教训， 主要是叙述， 少有个人创造。唐以后的李白、 杜甫将咏史诗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即反映百姓生活和历史兴亡。宋代各诗人虽然风格不同， 但在咏史诗创作上有不少翻新出奇之作。元明时期， 咏史诗创作发展缓慢。到了清前期， 易代之际民族矛盾突出， 又受限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 咏史诗又迎来了繁荣。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傅山对于前代咏史诗的写法和立意有继承， 也有创造性的发展。
从横向的内容范围来看， 傅山的咏史诗所关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间跨度大，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代， 且隐喻性强， 意蕴丰富。他学养深厚， 善用典故， 咏史诗中有着大量的人物意象， 且类型多样， 有帝王、 文人、 妇女等。其中赞扬妇女英勇行为、 鼓励妇女反抗封建的诗更是表现出了他的卓识。他反对封建传统所提倡的贞节观， 在诗中赋予妇女独立人格， 如《挽梁节妇五首》中将梁节妇比作芙蓉花、 莲花， 将美好的寓意都赋予这位女英雄， 他赞叹梁节妇反抗清兵、 坚守民族气节的行为， 而不是用理学的藩篱束缚妇女、 用传统的思维禁锢妇女。
傅山借这些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不仅隐晦地表达了反清复明之志， 还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 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如《顿村旧佳作》： “匈奴何与汉， 为家耻大将。”
［5］300 傅山先世为大同人， 自六世祖迁忻州。这首诗是傅山回到忻州老家， 目睹屋露月光、 四壁生苔的情景而写。他慨叹岁月空抛， 年华虚度； 他安于贫瘠， 不虞冻馁； 他鄙视华屋下的富贵骄奢， 发誓要和石林一样高洁， 有骨气， 要和霍去病一样为驱逐异族的事业献身。 《龙门山迳中》“留侯自黄老， 始终未忘韩”
［5］307的意思是： 然而尽管张良相信道家黄老之言， 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韩国的后代， 一直牢记着韩国被秦所灭的仇恨。傅山在明朝灭亡之后拜“还阳真人”为师做道士， 但是内心极度矛盾。面对混乱的社会， 他无奈、 痛苦， 一方面想要逃避现实， 但是一方面又自比汉代的张良， 不忘故国， 决定用自己道士的身份为掩护， 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傅山称赞刘珙能够体恤百姓疾苦， 请求取消百姓的米盐税， 敢直言进谏， 能顶住压力坚守正直： “金革不可避， 刘珙六上章。”
［6］50 傅山还感叹人才难求、 知音难遇： 虽然刘歆讥笑扬雄的作品没有价值， 但扬雄最终得到了桓谭赏识， 两人在天文学领域也时常进行辩论， 惺惺相惜： “羊裘钓大泽， 遐哉严子陵。”
［6］52 借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 傅山也暗暗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清复明之志， 包括其住所的命名“霜红”二字也有这种意味。傅山这一部分咏史诗， 大量用典， 或评论典型历史事件， 或对比典型历史人物， 有赞扬、 有钦佩、 有讥讽， 都寄托了他的遗民情怀。
从纵向的思想深度来看， 由于咏史诗题材的特别之处， 通常都表现出一种沧桑伤感之情， 尤其是晚唐诗人， 在杜牧、 李商隐等诗人笔下多有感时伤逝， 哀悼现实之作。如杜牧的《登乐游原》乃唐诗中的怀古绝唱， 其中描绘的衰败之景让人不觉荒寒。而傅山的咏史之作， 既不同于前代悲凉伤感的基调， 也不同于高屋建瓴的评论与批评， 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一个遗民的独特而又复杂的情感和思维高度， 除了表达壮志难酬的愤愤不平， 还融入了所处的现实和真挚的情感， 不仅感叹个人遭遇， 始终秉持不屈之志， 更是关注家国社会， 反映社会现实。
傅山从读史书中产生历史真实之感慨， 在创作中实践了“诗歌合为时而作”的理念。清兵入关后， 以政治强压迫害汉族士人， 大兴文字狱。迫于政治高压， 大多数诗人不敢直白地描写社会图景和百姓的生活现状， 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受到打击。但傅山在躲避清政府追杀的同时， 仍然用真实的笔触讽刺清朝、 感念明朝。傅山关注现实社会， 关切百姓的生活， 创作了大量蕴含着深刻复杂的历史与真实残酷的现实的咏史怀古诗， 如“东西落魄亡家狗， 南北章皇失类糜”
［5］206， 傅山的意思是： 自己像是国破家亡、 流落在外、 居无定所的丧家犬， 又像是漫无目的失去方向的麋鹿。诗人在此写出了当时社会万千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 真实地反映了民不聊生之时代疮痍， 满怀着忧时伤世的感慨和山河不再的伤痛。还有“一年水旱应无准， 明日新晴早起看”
［5］219之句， 这首诗作于明崇祯十一年， 作者正值青年就表现出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心、 对百姓的关爱体恤， 也极为真实地反映出了明朝末年天灾频繁， 民不聊生的状况。
对于历史， 傅山往往是进行冷静的思考与审视， 其诗歌的立意体现了他作为遗民的思想深度。 “依依无此态， 赖有古人书”
［5］190， 傅山认为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从中学习借鉴， 灵活运用， 而不是过度依赖和雕琢， 学做“八股”。 “不沾沾于故纸， 仍非罔于思维”
［5］354， 傅山认为学习不应该沉溺于故纸堆中， 要具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 这些都反映了傅山的治学态度， 所以他的很多咏史诗一反所谓的思维定式， 带有鲜明的个性。如历史上对于谯周、 郤正的评价大多都是正面的。世人赞叹谯周能够直言上谏， 有保全国家之功， 郤正写的诏书檄文有伟气， 还有忠贞守节关内侯之称， 但傅山认为他们劝说刘禅不战而降的行为丧失了气节， 在诗中批评了这一做法。这种颠覆性的历史阐释使得其咏史诗有新义。又如， 傅山在诗中称赞那些被理学家所反对的苏秦、 张仪、 鲁仲连和朱亥等出身贫寒之士， 表达对他们的钦佩和欣赏。
2 求真务实、 以诗补史： 傅山的诗歌宗尚
明遗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遗民群体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艰难生存， 不论是作诗、 交游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遗民文学尤其是遗民诗歌， 多层次、 多角度地展现了时代变幻， 寄寓了士人复杂又深沉的情感， 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背后实际上是实学思潮的发展。明代以来， 在唐宋派的倡导下， 反拟古思潮掀起了发展的高峰。同时， 还有公安派“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7］188的文学创作原则，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促进了思想解放。明末清初， 黄宗羲、 顾炎武等人主张“经世致用”， 反对空虚、 脱离实际之学问。傅山在哲学上公开以异端自命， 提倡经、 子不分， 打破儒家的正统地位。在此背景下傅山诗歌的创作观和文学观突出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2.1 求真务实、 经世致用的诗歌创作观
傅山的“诗史”观主要形成于“甲申国变”之后， 明清易代使得傅山诗文创作更加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 在诗文创作上求真务实， 反对前代的过度拟古， 摈弃了对诗法的过度追求， 追求“纯任天机”， 要扫除故纸陈言，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推陈出新。他的诗文尤其是咏史怀古诗继承并发展了自《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 并在立意等多方面实现了对前代作品的超越。傅山《治学篇》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 《霜红龛集》中并未收录， 在该文中傅山有“不空不假， 不巾不边”
［8］266之语。 “空”意为空虚、 空洞， “假”为借之意， “巾”为装饰之意， 此句谓： 做学问、 写文章时不能空谈， 也不借用抄袭别人的， 也不过度藻饰， 要体现真实性。在其“诗史”观的指导下， 傅山诗歌创作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自主选择性和自觉性， 反映了明清之际“波涛汹涌”的现实社会和傅山在明亡之后呐喊、 彷徨等复杂的心理， 这是傅山所提倡的“诗史”观念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也是傅山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有人读书读史， 读出的是权变， 而傅山读出了恒久与经世致用。傅山的诗作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 对杜甫尤其推崇， 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 真正的诗文应该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应该为百姓着想。傅山主张诗文不应做软媚语， 厌恶腐儒士大夫追求功名利禄的丑态。
经术蔽腐儒， 文章难救时。谯郤富典故， 建议草降辞。龌龊楚人国， 缓急将安裨？伟哉隆中人， 长啸谁能知。
［6］51这首诗中， 傅山提到了三国时期的曹魏攻蜀， 谯周、 郤正主张刘禅投降并且草拟降书的事情， 赞颂了“隆中人”诸葛亮的济世之举、 经世之才， 含蓄地表达了在社会动荡之中自己的理想抱负。直接批评了那种老旧的、 空洞的理学教条和将这些教条奉为圭臬、 空谈文章、 毫无骨气的腐儒。傅山通过将亡国之臣和开国功臣进行对比， 批评了宋儒的教条主义、 彻底地揭露了唯心主义理学， 启示学人要脚踏实地， 学要实用， 切忌空谈误国， 这是傅山进步的思想的体现， 也是傅山实学观的体现。傅山对“经世致用”实学观的继承亦是他作为遗民对汉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选择。
傅山别号甚多， 如朱衣道士、 丹崖居士、 真山等。朱红色乃明代朝服， 傅山特意穿朱衣， 在《霜红龛集》中， “红叶” “红树”等字眼出现得也尤为频繁， 如此之举， 直白地表达了其抗清之志和民族气节。中国传统士大夫常以字号彰显自我， 傅山以“真山”为道号， 也寓含着傅山诗文的追求。 “真”是傅山诗文创作的追求之一， 傅山认为文章生于气节， 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与个人真情的表露， 在历代的诗歌中有时会偏重某一方面， 而傅山之诗歌兼顾了叙事性和抒情性， 既有历史的真实， 又有真情表露， 这是诗歌发展包括咏史诗发展中的进步。就其创作观而言， 在教导其子傅眉《览息眉诗有作》一诗中， 傅山云： “不喜为诗人， 呻吟实由瘼”
［6］104， 还有“世界疮痍久， 呻吟感兴偏”
［5］127之咏叹， 这实际上体现了傅山的诗歌创作理念， 即不做无病之呻吟， 由现实社会缘起而创作， 傅山这一诗学思想与儒家诗歌合为时而作的理论相契合。傅山还认为， 历史之真实不由人的意志而转移， “青灯照书史， 恻然动吾仁。贤愚去已远， 毁誉惟后人。羿巧复谁中， 荡舟力成尘。捷捷仪秦口， 一辞无所陈。”
［6］56虽然历史远去， 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只能凭着后人来评价， 但是历史之恒常无法改变， 真实的历史永远存在。
傅山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 傅山的作诗既融会贯通， 又开拓创新， 发人之所未发， 他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 释义和反对封建传统的先进思想使得其诗歌立意别具一格， 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他的不少主张还具有初步的民主色彩， 属于当时整个唯物主义进步思潮的一部分
［9］。
2.2 以诗补史、 以史为诗的诗史观
傅山在与友人的信件中写道： 拙口不能娴妙语， 动触忌讳， 不便邮寄。
［6］637他深知在诗歌中有很多不便言说之事， 但是仍然希望留存， 故坚持“以诗记史” “以诗正史”， 如《风闻叶润苍先生》直接记录前明官员叶润苍在山东起义， 参加李自成旧部榆园军抗清斗争的时间， 在诗中直接表达了对农民起义支持、 同情的态度。 《愿旱》作于清兵占领京师， 弘光帝在南京即位之后。此时清政府下令剃发， 李自成起义军退回山西， 傅山潜回太原等地， 亲眼看到了清军一路烧杀抢掠、 大肆屠戮， 百姓颠沛流离。在诗中， 他甚至希望天不要下雨， 继续干旱， 最好是能让三千火龙喷吐烈焰， 把这污秽大地上的一切邪恶统统烧毁。傅山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于清政府的厌恶， 大胆讽刺入关的清军和丧失民族气节的汉族官员， 希望人们心中的反抗之火重新燃烧。 《题九子故里》“九子一个死， 两变众能多。诗骨恁人瘗， 游魂敢道宁”
［5］85更是直言不讳地悼念了清军入关之后山西的秘密反清社团分子郭九子， 这在当时是很忌讳的内容。傅山倡导创作要“以诗正史”， 实际上达到了“以诗补史”的社会功用， 在易代之际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此文学观显得更为重要。
傅山不仅仅是继承了“诗史”的传统， 而且强调不可将“诗” “史”混为一谈， 要区分各自之功用与特点。中国古代的诗学和史学均很发达， “以诗为史”和“以史为诗”则是诗史相互介入的两种不同方式， 是诗史说的两端， 在清初得到了繁荣发展。钱谦益对“诗史”的理解在当时影响甚广， “吾以采诗， 子以疕史。”
［10］819他更看重诗歌的史料价值， 认为诗歌可以发挥补充记载历史的功能。后世黄宗羲、 李邺嗣等人也持此观点。相对于看重“史”的眼光， 傅山关注到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 能够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笼罩诗坛的诗史观存在偏颇， 对于因过分重视历史而忽视诗歌本身的现象有所思考。 “史之一字， 掩却杜先生， 遂用记事之法读其诗， 老夫不知史， 仍以诗读其诗。”
［6］1132傅山这里的意思乃是不仅要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 也不能忽略诗的审美特征。正如严羽《沧浪诗话》中以“别裁、 别趣”说批评宋诗中充斥的议论、 道理等， 傅山也有“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
［5］523的论断， 大胆精辟， 使学人深思诗歌作为文本本身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傅山的“诗史”观作为诗学本身的发展， 恰当地调节了宋明以来过度强调诗法和台阁体粉饰太平、 过于空洞的弊病， 力主骨气强健， 承担起了鼎革之际的文化使命， 其“诗史”观可谓发人深思， 堪称卓识。在清初“诗史”观复兴的社会风潮中， 与同时代的钱谦益、 王夫之等人一道， 引导时人和后世学者对“诗” “史”关系的认识和反思。
3 历史咏叹背后： 文化因素与遗民情结
“中国文学史上最艰难的士人的人生夹缝， 就是明清易代之际； 最边缘状态的士人心灵， 就是入清不仕的明末遗民。”
［11］序傅山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 作为当时名满天下的遗老， 他的诗歌创作与个人际遇密不可分， 他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带着创作使命感书写了自己的“心灵史”， 而家庭和地域文化以及遗民情结的影响始终贯穿着傅山的文学创作。
3.1 家庭与地域文化的影响
家学渊源、 家风文化是造就傅山学养深厚、 品行高尚的原因之一。以史为诗的诗歌方式需要诗人具备大量的历史知识储备， 傅山出生于官宦之家， 书香门第， 家风醇厚， 从他的父亲开始就没有做官， 而是潜心学问， “家世以学行， 师表晋中”
［12］252，其六世祖、 祖父、 父亲对《春秋左传》 《汉书》都颇有研究， 包括傅山的儿子傅眉在内十岁时就读《左传》。受到生长环境的熏陶和其父的影响， 傅山对经、 史、 子、 集十分熟悉， 还作了很多批注。傅山自述家塾课程严， 在《训子侄》中讲自己二十上下时， 读经史子集， 默读三四遍便能背诵。这都是他的诗歌中有众多春秋战国和汉魏的仁人志士， 对于历史典故能够信手拈来的原因。傅山在给子侄的家训中也指出读书要专心致志， 不可急于事功， 不可追名逐利， 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一点。家训中还讲到曾祖傅朝宣被迫与王府结亲而备受屈辱的事迹， 所以借家训教导后世不得攀附权贵， 这种对气节的坚守在他们的家训中代代相传， 成为了傅山坚守遗民气节的精神背景之一。
傅山的遗民情结、 反叛与创新精神和山西的地域文化也密不可分。山西主要以华夏民族的汉文化为核心， 与北方游牧民族、 少数民族相交融， 形成了源远流长、 特色鲜明的三晋文化。民性淳朴坚韧、 忠厚耿直， 既细致内敛， 又锐意进取。自古以来， 三晋大地就盛行侠义之风。中国历史上忠义、 勇敢的侠客精神萌发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山西这片土地上更是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将赵氏遗腹子与自己的孩子调包， 抚养孤儿赵武长大。这个故事最打动人、 最让人震撼的地方是： 这一批义士为了赵氏孤儿做到了一诺千金， 舍生取义。这个时候还有晋国的刺客豫让士为知己、 为伯乐死的故事， 他为了给智伯瑶报仇， 涂漆吞炭， 改容易貌， 虽然谋刺赵襄子未遂， 但是他的精神为后世文人墨客歌咏。再如明清五百年间山西的商人靠诚信和侠义之气将晋商的名号传遍中华， 甚至名扬海外。傅山精读史书不免会受到自古以来的侠义之气的影响， 这种侠义精神影响了傅山， 丁宝铨评价傅山“先生性任侠， 天下且丧乱， 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 不足道， 愤之乃坚苦持气节”
［6］1360。傅山《咏史感兴杂诗三十四首》中“高士耻结纳， 道义期赓歌。慷慨亦相诺， 邈矣如江河”
［6］50的意思是： 真正有道德的人耻于结党营私， 都是清高邈然、 拂去功名利禄的， 这才是值得敬佩的人。傅山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义举乃是组织诸生赴京请愿， 在受到清政府威胁后傅山仍然不畏强暴、 继续请愿， 最终袁继咸案得以平反。傅山与袁继咸的交好， 正是建立在道义之上的支持。他不仅称赞、 敬佩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更做到了向他们看齐， 交友亦皆气节士。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傅眉都精通武术， 并且自己有时虽食不果腹， 但仍然接济贫苦百姓。为了支持反清复明运动， 傅山更是倾尽家产， 在乱世中践行着他所信仰的侠义精神。作为山右遗民群体的杰出代表， 傅山一生主要生活在山西， 其诗文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 偏重面向历史， 务实理性， 强调情感真挚自然， 同时其诗歌也反映了三晋文化特色。他的诗歌中提到并展示了山西的名山胜水， 如歌咏太行之作： “紫盤天井上， 青幕太行乳。风雨诗何壮， 冈峦气不奴。”
［8］132 傅山笔下的太行山奇壮雄美， 如此壮丽的风景也促成了傅山诗歌中的刚健之气， 更是借此表达了不屈不挠、 绝不为人所役的气节。太行山、 五台山、 晋祠、 绵山等是傅山乃至山右诗人诗歌中常见的表现对象， 也是三晋大地特有的文化符号， 在易代之际寄托着遗民傅山的复杂心理， 也正是山右的名山胜水、 人文积淀滋养了他的品格性情、 学养器识。
3.2 甲申国变下的民族气节
明末清初猛烈的时代动荡使当时产生了两大不同的群体： 一是贰臣， 即钱谦益、 吴伟业这类由明入仕清朝者， 他们的诗歌中往往流露出自我谴责和忏悔， 表现出因失节带来的自我道德感崩塌和内心的痛苦与纠结； 二是遗民， 即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傅山这类坚决不仕二主者， 他们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深沉的遗民情怀。傅山诗歌真实地反映了明遗民在朝代鼎革时的忠君爱国之情和零落漂泊之感， 与明末清初贰臣的诗歌相比， 不同的身份呈现出了不同的视角， 展现了充满民族精神、 爱国情怀的浩然之气， 再加上傅山个人独特的风格而达到了较高的思想高度。
人到中年， 傅山亲身经历了甲申之变， 经历了明末清初一系列大屠杀大浩劫， 对于亡国之痛、 孑余之悲有着彻骨的感受。在“大同、 朔州、 浑源三城， 已经王师屠戮， 人民不存”
［13］543-544的时代背景下， 在清初统治者严酷的文字狱和高压统治下， 他和许多仁人志士， 以儒家士大夫的“正道立行”信念和朴素的忠君爱国、 不堪奴役的精神，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奋起反抗， 或明或暗， 支持、 参与反清复明运动， 以维护思想上、 身体上、 文化上的自由和尊严。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 清政府发布了剃发令，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此年六月丙寅记载了清政府当时发布的文告： “自今布告之后， 京城内外， 直隶各省， 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 巧词争辩， 决不轻贷。”
［14］ 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 有能削发投顺， 开城纳款， 即与爵禄， 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 大兵一到， 玉石俱焚， 尽行屠戮。”
［15］1 清政府采用强制手段改变汉民族悠久的衣冠发饰， 民族压迫政策的实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民族情感高昂。满清入关以来山西境内更是发生了四场大规模战事， 都以“反清”为主： 李自成部下李过攻打大同； 姜瓖大同反正， 英亲王哈济格下令屠城； 交山反清之战； 河东反清之战。顺治年间， 山西境内自北向南遭遇了一场浩劫， 除了山西大同遭遇的屠城， 朔州、 浑源、 汾州、 太谷、 沁州、 泽州皆遭遇了屠杀。在民族仇与家国之恨下， 遗民更是坚守气节， 奋起反抗， 这也是历朝历代恢复前朝持续时间最长的活动。当时的遗民除了发动了一批又一批的起义， 还穿“朱衣”， 写“反诗”， 拒仕清朝， 拒绝剃发。山河易姓， 江海变色， 作为遗民的傅山满心悲痛， 心灵受到了巨大冲击， 《汾二子传》 《悼子坚二首》皆写于顺治六年（1649年）， 当时傅山处于晋中战事的中心， 四处奔走， 起义失败后傅山的两位同学慷慨就义， 他顶着清政府“文字狱”的压力为二人作传， 赞扬了他们舍生取义的气节。以义闻天下的傅山作为遗民坚守民族气节， 其忠义之气， 跃跃纸上。拒仕博学鸿词科的傅山坚守“生既须笃挚， 死亦要精神”
［5］48。 《贱杀》中“快心须一剑， 斫却看平夷”
［6］32则表达了对满清入侵者的愤怒以及奋力驱赶的愿望。傅山亲历了清军的烧杀抢掠， 目睹了百姓颠沛流离， 发出了“世界疮痍久， 呻吟感兴偏”
［5］127的呼号。他的诗文中有亡国之痛、 生灵涂炭之殇、 壮志难酬之恨等多种复杂的情感， 都是傅山作为遗民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具象化。清初遗民选家提倡“以人存诗， 人重于诗”的选诗理念也体现了遗民守志的不易
［16］。
4 结 语
综上， 傅山的志节学问， 不仅一时高标， 而且万古流芳。他是三晋大地的骄傲。傅山对诗歌有着自觉的追求， 从其“以史为诗”的诗歌中， 可窥见易代之际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从其对材料的选取和史实的叙述中， 可以读到强烈的个人情感和不屈的遗民气节、 鲜明的担当意识。他的诗歌在地域文化的孕育下， 以“诗史”的精神内涵为指导， 厚植清初一代遗民的情怀， 极富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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