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虚向实： 从异文及夸饰语言现象探讨孟子“以意逆志”说

From Unreal to Real： Discussion Based on Menciu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a Variant Formulation About “Use Yi to Restore Zhi”

摘要

在围绕“以意逆志”的讨论中， “不以辞害志”和“以意逆志”之间的逻辑关系历来被各家所忽视； 而《文心雕龙》里“不以辞害意”的异文表述却被后世诗话大量沿用， 问题直指“意”的提出逻辑。从“以意逆志”逻辑理路出发， 结合孟子的语言观及异文版本检视“意”， 可发现此“意”即夸饰文辞掩盖下的作者“真意”。说诗者需首先具备修辞知识， 识别出修饰文辞， 方能从修饰文辞表面的“假意”还原“真意”。自孟子后， 中国古代夸饰修辞接受史曾发生断裂， 直至刘勰方才延续上这一脉络。据此， 探析“以意逆志”， 不仅有助于厘清孟子的夸饰语言观， 领悟一条由夸饰虚写理解作者实指的正确阐释路径， 还可借此以观夸饰修辞接受史的发展及演进。

Abstract

In academic discourse about the concept of “use Yi to restore Zhi”， the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not letting Ci obscure Zhi” and “use Yi to restore Zhi” has been overlooked by scholars. However， the variant formulation “not letting Ci obscure Yi” from Wenxin Diaolong was extensively adopted in later poetic treatises， focusing on the conceptual logic underlying the proposition of “Yi”.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Yi” grounded i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use Yi to restore Zhi”， combined with Menciu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extual variant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is “Yi” constitutes the author’s authentic intention concealed beneath embellished rhetoric.Therefore the interpreter of poetry must first acquire rhetorical knowledge to discern ornamental language， thereby enabl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uthors authentic intention from the surface-level “illusory meaning” of rhetorical expressions. Following Mencius， there emerged a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 in the reception of ornament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until Liu Xie revived this intellectual lineage. Consequently， analyzing “use Yi to restore Zhi”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clarification of Mencius’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ppropriate 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for discerning authors’ substantive references through ornamental expressions， but also provides a critical framework for trac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ornamental rhetoric’s reception histor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以意逆志” / 孟子语言观 / 异文 / 夸饰语言 / 修辞史

Key words

use Yi to restore Zhi / Menciu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variant formulation / ornamental language / history of rhetoric

自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以来， 文学批评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和实践。尽管“以意逆志”中的分歧历经千年仍然存在， 但无意间对该“说诗法”孜孜不倦地多角度、 全方位阐释， 却触发了一条独特阐释史脉络的形成。

在众声喧哗之余， 竟鲜有人注意“以意逆志”中“意”概念的提出逻辑及《文心雕龙·夸饰》篇中“不以辞害意”的异文表述。将论断一致建立在赵岐版《孟子章句》基础之上， 这的确是出于该本为《孟子》已知最早流传版的无奈之举。但“不以辞害意”异文被后世诗话大量沿用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两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不由令人思考： “意”从何而来？“以意逆志”透露出孟子怎样的语言观？ “不以辞害意”异文反映的是怎样的观念？孟子对夸饰修辞的认识在修辞接受史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些疑问都理应纳入对“以意逆志”概念探讨的范畴。

1 综述与问题

学界现有对“以意逆志”的讨论均以赵岐版《孟子章句》为底本。现将《孟子章句·万章上》中涉及“以意逆志”表述的语句抄录如下：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 则吾既得闻命矣。 《诗》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 敢问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 “是诗也， 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 ‘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 《云汉》之诗曰： ‘周馀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 是周无遗民也。”^［1］2735

据此， “说诗者”要正确阐释文本， 首先要做到第一步“不以文害辞”， 然后做到第二步“不以辞害志”， 如此才能得“志”。于此，孟子先是引入一个“文”的概念， 由“文”推导及“辞”、 由“辞”论述及“志”。于是， 自赵岐作注伊始， 众家纷纷对句中“文” “辞” “意” “志”概念涵义进行了阐释。

首先， 在综合各方观点后可以看出， 将“志”解为“读者之志”的观点几近于无。可见对于“以意逆志”的“说诗”法， 众学者之间有着一个默契的共识： 就是以把握存在于过去时间里主观意图为目的的阐释活动。

其次， 相较于“文” “辞”概念， “意” “志”究竟何解， 才是“以意逆志”说诗法争议的漩涡。目前， 关于“文” “辞”的解释主要以“字” “句”和“文字” “辞章”为主， 而“意” “志”涵义则众说纷纭， 学界大致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意”是“作者之意”、 “志”是“作者之志”， 这一看法以吴淇、 赵则诚、 彭会资等为代表。如吴淇将“以意逆志”解释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2］。针对此种说法，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此说存在矛盾之处， 如邓新华指出： “既然解释者已经弄清楚了古人之‘意’， 那么解释者对作品所传达的古人之‘志’的把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然而对于文学释义者来说， 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3］ 是以此说常被否定。

将“意”解为“读者之意”、 “志”解为“作者之志”的看法， 自汉代赵岐至今， 赞成者最多， 如孙奭、 朱熹、 焦循、 王国维、 朱自清、 张少康、 谢建忠、 周光庆等。但此说存在牵强附会和断章取义之弊。刘化兵就特别强调： “孟子在这里强调‘读者之意’既是不必要的， 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任何读者面对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理解， 产生自己的看法， 不管这种看法正确与否。”^［4］ 诚然， 在咸丘蒙已经犯下以己“意”逆错“志”的情况下， 孟子的确不大可能再鼓励此种易错的阐释路径。若需以“读者之意”去理解“作者之志”， 那么理解的差异则会让“以意逆志”说成为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伪命题。此即常言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故而此说信众虽多， 也仍然难以令人信服。

将“意”解为“读者之意”、 “志”解为“作品之志”的看法， 主要以李泽厚与刘纲纪^［5］、 郭绍虞^［6］、 李凯^［7］等学者为代表。但此说同样存在以主观揣测客观的问题， 因此较难服众。

对于郭英德将“志”解释为“记载、 史实”的观点^［8］28， 陈望衡亦表示赞同^{［9］177-178}。然而， 反对的声音认为完全客观的记录是不存在的^［10］， 所以这样的“志”不会作为阐释旨归。

对于将“意”解为“文本之意”、 “志”解为“作者之志”的看法， 考虑到文本释义、 读音、 字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改变， 这时阐释者要从“无方之术”的“文辞气力”^［11］271 去逆推“作者之志”， 极容易造成理解的偏差。况且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体裁中， 诗、 文都极讲究炼字。炼字则言简， 言简则意隐。读者需要从无限压缩的文意， 去领会作者在写作刹那间的“志”自是十分困难。且阅读活动中， 读者对文本空白的填补又会带上其个人的特点， 那么阐释结果就一定会存在偏差区间。 “以意逆志”的阐释目的仍然无法达到， 此说同样难以成立。

鉴于以上种种分歧， 近年来， 主张将“意” “志”笼统解释的学者渐多。如顾易生与蒋凡^［12］、 黄鸿秋^［13］等主张将“意”理解为一种读者和作品的融合； 刘运好与陈先涛^［14］、 王向峰^［15］等主张将“志”理解为读者和作者之志的融合。但正如周甲辰所言： “把两种不合理的观点简单地叠加在一起， 是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的。”^［16］

不可否认的是， “以意逆志”的漫长阐释史中有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从词性角度进行切入， 钱锺书^［17］、 周裕锴^［18］主张把“意”当作名词看待， 赖力行^［19］、 王先霈^［20］则主张将“意”当作动词看待。针对后者， 有学者曾提出异议， 认为“以”字之后接动词的表达方式不符合古代汉语的语法特征^［7］。又如彭永海^［21］选择从父子君臣的角度探究孟子思想， 通过孟子对鼙叟和舜父子关系的态度表述， 他发现孟子将父恩看得重于君义。从“以意逆志”句式特点和行文逻辑切入的胡如虹在《“以意逆志”辨》中指出， “意”和“文” “辞” “志”概念之间是并列关系^［22］。随后， 周裕锴从逻辑层面抉发端倪， 重点关注“以意逆志”各个句式之间的逻辑关系^［23］。但惜于其在文中仅关注到句式相同的“不以文害辞”和“不以辞害志”这一组短句， 而对“不以辞害志”和后半句“以意逆志”之间的逻辑关系未作深入论述， 故而尚遗留有未尽之处可待补充。从“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这前半句话来看， 确如周裕锴所言， 因排比而构成一种递进关系。但后半句“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却显见较为突兀地插入了一个“意”的概念。如果说前文“文” “辞” “志”概念是“无一字无来处”， 那么“意”从何而来？囿于“意”在孟子话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可知“意”之于“以意逆志”， 正如开启谜题的锁钥， 需进行细致分析而非轻易放过。因此， 对于丁秀菊提出可将铺垫的“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从逻辑上进行排除的主张^［24］， 似有再甄别的必要。故下文将首先对“意”概念的提出逻辑进行讨论。

2 “意”与夸饰虚写

2.1 “意”的双向逻辑理路

当今学界大多将“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同“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划分为两个意群、 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结论可以从直观的句式特点得到支持。据此， 孟子的阐释思想中就有“文-辞-志”和“意-志”两个逻辑层。那么， “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论中就有两条不相交但殊途同归的逻辑思路线， 如图 1 所示。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在孟子与咸丘蒙的讨论中， “文”和“辞”均指向《诗经》。无论“文” “辞”的具体含义究竟何解， 既然出处均来自《诗经》之例， 那么就提出逻辑而言， 皆有理可循。然而， 作为阐释方法论核心的“意”概念， 在对话中却较显突兀。在上文里， “辞”和“志”均出现两次， 且都是由层层推理得出的重要概念， 而“意”却似乎凭空而来， 在前文中没有任何铺垫。对此， 郭英德也认为： “就这段话而言， 在同属于作品的‘文’‘辞’与‘志’之间， 从逻辑上说， 很难再插入一个‘意’的环节。”^［8］27 以上种种， 正说明对“意”概念来由探讨的必要。

郭英德考虑到在孟子、 咸丘蒙二人的对话内容里， “说诗者”是下文长句的主语， 故而他主张“意”属于“说诗者”， 即读者一方。这样把“意”解为“读者之意”的观点， 除却上文梳理出的反驳意见外， 从逻辑图出发亦可发现结论的龃龉之处。 “文” “辞”由可见的实物姿态呈现， “意”若属于读者之意， 那么获得“志”的方法就同时遵循着从作品、 从读者出发两条逻辑思路。在这短短的一句中， 要先以作品作为视角， 再转到读者视角， 最后还需到达作者视角， 显得太过跳跃。 “读者之意”， 与上文的“文” “辞”之间缺少衔接， 与下文“作者之志”之间又过于省略， 故而本文认为“意”不应从属于读者。

在所绘逻辑图里“文” “辞”是一条逻辑思路， 而“意”似乎单属另一条逻辑思路， 考虑到作者作为“文” “辞”的创作者， 它们之间是使用关系， 则“意”应表现为某种作者对文辞的“意”， 体现的是作者对“文” “辞”的创作构思。如果正确把握作者处理文辞的这份“意”， 便可以推理出“志”。在逻辑图中， “文-辞”和“意”之间存在一条双向链接关系， 实现阐释视角从文本超脱到作者的转化， 如图 2 所示。

基于此， 孟子的逻辑思维则没有表现出过度的跳跃， 句子中的重要概念皆有所出， 文本也没有断裂， 阐释达到了顺理成章的效果。这一猜想可与“‘意’是动词”^［20］107 “‘意’作意度讲是动词”^［19］104的理论思路相互印照。不同的是， 本文认为“意”仍为名词， 指代的是作者通过文辞所表达出的作者之“意”， 与“以……”构成一组介宾结构句式。综合来看， 对于呈现为作品的存在而言， “文” “辞”可见， 属于“显于外者”， 而“意” “志”不可见， 需从可见的“文” “辞”出发进行探讨， 属于“蕴于内者”。要实现由外到内的转化， 就需要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通过媒介建立起相应的沟通渠道。此时， “以意逆志”全句可译为： 不要因为文而妨碍理解辞， 不要因为辞而妨碍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思想； 要从作者通过文辞表达的意思去把握作者的思想。

由“意”与“文” “辞”的关系来看， 可以明确孟子强调读者在阅读时， 应从中领会作者在创作时对文辞的用意， 进而带着作者通过文辞表达的意图去把握作者要表达的“志”。按照孟子这一观念， 若读者采取了正确的阐释方法， 体会到作者创作的目的， 就可以免去被字面文本遮蔽的可能， 达到理解作者创作的目的。可见， 孟子除了强调接受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更意在强调掌握适用的阐释方法。据此， “意”的双向提出逻辑理路便昭示着“意”与上文“文” “辞”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指代作者通过文辞所表达出来的作者之“意”。

2.2 “不以辞害意”异文及其意义

今日距孟子生活的先秦时期已经“去圣久远”的事实有目共睹， 当下要对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思想进行溯源和探讨， 不仅应警惕该概念流传的准确性， 还应对“以意逆志”的其他异文版本进行整体观照， 以期获得更完整、 客观的研究视野。因此， 姑且不妨将目光移向《孟子章句》之外， 抛开后世洋洋大观的阐释成果， 审视“以意逆志”在不同表达背后所反映出的联系和区别。

例如， 在赵岐逝世约二百多年后的《文心雕龙·夸饰》篇的引文中， 就有着与《孟子章句》不尽一致的异文：

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 论狭则河不容舠； 说多则子孙千亿， 称少则民靡孑遗， 襄陵举滔天之目， 倒戈立漂杵之论， 辞虽已甚， 其义无害也。且夫鴞音之丑， 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 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 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 以垂宪章。孟轲所云，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意”也。^［11］332

刘勰在《夸饰》篇中， 开篇即声明夸饰对于表达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发现， 刘勰于此也采用了“文辞”的字样。在他看来， 夸饰作为艺术手法， 是附着于文辞字句之上的。接着， 他便在下文排比罗列《诗经》 《尚书》的例子， 以证明夸饰是一种“辞虽已甚， 其义无害也”的修辞手法， 意在说明夸饰的运用是“意深褒赞， 故义成矫饰”。需要指出的是， 此句同样有一个“意”字。将《文心雕龙》形容夸饰的这两句与《孟子万章》“以意逆志”句群进行对照， 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所采用字词的重合度之高。这会是一种“纯属巧合”吗？论述同样的语言问题——夸饰； 采取同样的字词——“文辞” “意”进行表述， 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 《夸饰》篇此“意”即取“用意”的涵义。至此， 刘勰引出了那句“孟轲所云，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意也’”。

刘勰为何没有沿用“不以辞害志”而是要说“不以辞害意”呢？范文澜、 周振甫等注者均主张二字互训。但首先纵观《文心雕龙》全书， 有约两百处用到“意”字， 四百多处使用“志”字， 从二字的使用频率很难看出混杂使用的情况。其次， 刘勰倾向将“志”理解为高于“意”的一个思想概念， 如《原道》篇“元首载歌， 既发吟咏之志”^［11］12、 《宗经》篇“诗主言志， 诂训同书”^［11］28、 《诸子》篇“诸子者， 入道见志之书……身与时舛， 志共道申”^［11］163、 《情采》篇“况乎文章， 述志为本， 言与志反， 文岂足徴”^［11］290等。因此， 从《文心雕龙》一书对“志”的使用倾向也可以看出， 刘勰心中的“志”指向明确， 不能用“意”随意进行替换。加之刘勰一向精于炼字， 在重要引文中出现互训字使用的可能性， 实有待斟酌。

对于《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法中“意” “志”互训的解释， 本文认为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互训的情况。理由有二： 其一， 如邓新华所言， 从孟子的话语语境出发， 孟子在一句话中将“意”和“志”进行前后对举， 其含义应有一定差别^［25］305； 其二， 《孟子章句》中“意”和“志”字的出现次数及用法也大相径庭。经统计， 《孟子章句》中出现两次“意”， 除“以意逆志”句群外， 就仅有卷七《离娄章句》“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26］199中出现“意”字。在《离娄章句》这一句中， “意”为“意料、 料想”之义。 《孟子章句》全书中， “志”字出现的频率高达50次之多。杨伯峻曾统计出“志”取“心愿、 意志”释义的有42次， 作动词“有志于”使用的有四次、 作“以……为目的”含义的有两次、 作书名引用的有两次。可见， “意” “志”在孟子的逻辑观念中， 指代各不相同； 使用时， 作者的情感倾向也相去甚远。因此， 综合各方分析来看， 对二字不互训的反驳称得上有理有据。

但应注意的是， 不互训的情况仅针对“以意逆志”四字， 而在之前的“不以辞害志”短句中， “意” “志”对举的情况则不复存在。且如果按照刘勰的表述， 孟子的逻辑就十分清晰——“文”推导出“辞”， “辞”推导出“意”， 最后从“意”探究“志”。由此“文-辞-意-志”几个概念之间形成了一条递进的、 完整的逻辑链。那么， “以意逆志”两条逻辑思路线实为一条， 与上文所推导“意”可向“文” “辞”转化的逻辑路径相一致。

自刘勰后， 后世文论著作袭用异文的例子甚多， 这一现象及背后的原因尤值得注意。例如， 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言道： “然则公与侯燕则异姓， 为宾复言族燕不得有异性也。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辞害意’此之谓也。”^［27］ 宋代之后， 更为多见。如《欧阳文忠公集》： “不知郑氏之说， 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意’， 非如是， 岂能通之乎？”^［28］ 又如蔡模注《孟子集疏》、 郭知达注《九家集注杜诗》。一直到明清时期， 还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胡应麟《诗薮》和《杜诗详注》等， 甚至连官方所修四库版《庾开府集笺注》也都采取“不以辞害意”的异文句式。的确， 《孟子》是在宋代之后才开始渐为人重视， 但大量文学理论著作均采用“不以辞害意”表述的背后， 或许恰恰反映了后世文论论述者潜意识中对“意”概念的理解心理。可见， 无论是刘勰《文心雕龙》还是后世的文论著作， 异文的使用都可谓一种“存在即合理”的现象。

2.3 从夸饰虚写到作者“真意”的“三步走”阐释法

在理解了“意”的相关提出逻辑后， 不妨再将目光回到《孟子章句》语境中来。由咸丘蒙、 孟子所举运用了夸饰手法虚写的《诗经》之例， 结合上文逻辑图来看， “意”即进一步表现为作者通过夸饰“文” “辞”要表达的“真意”。

在常规的写作中， 未运用写作手法的朴素文辞可以直接反映作者“真意”， 那么阐释便可以遵循简单的“文-辞-志”路径。但在运用了修饰技巧的文章中， 文辞已被修辞手法伪装， 此时表达出来的是被放大和夸张的“假意”。盖因作者或出于表达效果的美文需要， 或出于“怨而不怒”的隐蔽需要， 在创作时会对文辞以夸饰手法进行外在包装。这份“假意”是作者有意识地使用修辞手法所制造出来的， 具有一定迷惑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需额外增加一个对“意”的理解步骤， 阐释表现为“文-辞-意（假意-真意）-志”路径。从中可以看出， “意”作为沟通“文” “辞”与“志”之间的枢纽，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理解“意”的关键又在于对修辞的把握程度。归根结底， “真意”属于作者之意， 具有真实且深层次的特点。作者希望读者能将夸饰“文辞”的外包装去除， 不停留、 不局限于表面的“假意”， 而是去还原、 去重现他的“真意”。这份“真意”必须由剥离修辞的“文辞”所得， 此即凸显“逆”作为“还原”之义的由来。因此， 在阅读《诗经·北山》时， “说诗者”唯有撇去浮华， 在辨明“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1］的“文” “辞”是运用了夸饰这一修辞手法之后， 才能透过夸饰的“文” “辞”去进一步思考作者运用夸饰背后的目的、 效果， 理解背后的“真意”， 把握作者怨刺上位的创作主旨。

可以看出， 在孟子的理想阐释状态中， 阐释者需做到以下三步： 第一步， 日常需具备一定的修辞概念及知识。如理解夸饰文辞不受限于生活真实， 而是一种追求艺术效果的表现手法。与实写相对， 夸饰属于虚构， 因为“夸饰的本质决定了夸饰运用时， 艺术诗情与客观事理必然产生矛盾”^［22］。它以增强表达效果作为目的， 具有延展想象力、 放大情感力量的功效。第二步， 在阅读时， 阐释者能对运用了修辞的“文” “辞”进行分辨。如意识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里“全天下没有不是”即“全天下所有都是”， 这样一种笼统且夸张的说法是虚写而非实指。解决了这一步便不会落入斤斤计较的阐释误区。第三步， 体会文辞“假意”背后的真实意义， 并基于对修辞使用目的的思考， 还原作者的实际表达主旨。如对《诗经》里的句子进行处理， 可知其仅仅是为了增强作者哀叹“王事靡盬， 忧我父母”^［30］162的语气， 解决了这一步就不会“逆”错作者之“志”。通过以上三步， 即可达到从字面文本出发去理解作者视角的转换目的。在这三步中， 第一步作为阐释者的知识素养基础， 决定了阐释者的理解起点； 第二步则对阐释者的能力提出要求， 要求阐释者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这决定了阐释者的阐释方向； 第三步是阐释者的突破点， 如果突破成功， 便可得“志”。咸丘蒙究竟是错在“不知道”的第一步， 还是错在“看不出”的第二步， 抑或错在“办不到”的第三步， 由于文字有限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将“意”理解为作者通过夸饰“文” “辞”所表达的“真意”， 能更好地体现阅读是一个需要读者由文字揣摩作者创作意图的活动过程。这既显示出读者参与的必要性， 也更贴合孟子的语境。

诚然“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2］的路径并不轻松， 然而就当下而言， 文本形式的“文” “辞”却是当今可以接触到远逝作者的唯一实体依据。流变的语音、 字形的确会影响阐释， 但古今在修辞手法的运用方面却是具有时代共通性的。因此， 孟子指出的阐释路径即表现为， 从作者创造并遗留的“文” “辞”出发， 去还原他重重掩盖、 层层妆点之下的“真意”， 进而理解他的创作目的。诚如郭绍虞所说： “他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之时， 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 类此之处， 都不可泥于字面求之。”^［6］32此时， “以意逆志”全句便翻译为： 不要因为文而妨碍理解辞， 不要因为辞而妨碍理解作者通过夸饰文辞所要表达的真意； 要从作者通过夸饰文辞表达的真意去还原他的真实思想。

丁秀菊曾梳理出创作者的结构系统是“志-言-文”， 接受者结构系统是“文-辞-志”^［31］， 此结论确为洞见。但这两个系统均明显忽略了“意”之所在。通常而言， 文学创作者需要首先被外物引发情感激荡、 产生意欲所表达之“志”后才开始构思行文， 运用修辞手法调“辞”遣句而成“文”。故具体而言， 于作者端， 结构顺序应为“志-意-辞-文”。然而就读者的阅读过程而言， 却是先看到作品形式的物质实体， 在观“文” “辞”后， 由修辞手法以体会作者的“真意”， 最后理解作者的表达目的。因此于读者端， 结构顺序应为“文-辞-意-志”。此二者程序正好相反， 再次佐证了“逆”作为“还原”的意义所在。至此， “以意逆志”中“意” “逆”概念的涵义均已明晰， “三步走”阐释法及阐释顺序也已明了。

3 夸饰修辞接受史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 在“以意逆志”的理论逻辑中蕴含着孟子对夸饰手法的认识。就咸丘蒙所举例的《诗经·北山》来看， 诗虽短， 却同时运用了对比、 排比和夸饰等手法， 说明至迟在先秦时期， 古人已能认识并熟练使用部分修辞手法。

除《诗经》外， 还有神话、 传说等典籍存在运用夸饰手法的痕迹。夸饰语言现象的出现， 标志着夸饰修辞史的诞生。只不过在这时， 古人对修辞的运用尚处于无意识的过程， 对夸饰的理解更无从谈起。随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 对夸饰修辞手法的认识开始逐步完善。在《周易·系辞》中，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32］397的表述即认为朴素无华的“言”无法表达清楚作者的“真意”， 故而需要借助“立象”的形容手段进行辅助说明。除却“象其物宜”的方式之外， 对“言”加以修饰也能够更好地“尽意”。随后， 通过《诗经》里不少自然生动的诗句实例可以看出， 先民对夸饰修辞手法的运用已达到收放自如的水准； 而涉及各个地域和风格的诗歌， 则可佐证夸饰语言现象在当时已普遍存在。诸如《大雅·崧高》篇“崧高维岳， 骏极于天”^［30］433即以天作比， 极言山之高， 而古人不可能不知道天比山高的现实； 《卫风·河广》篇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30］84设问， 极言黄河之窄， 而黄河绝不会窄到连一艘小船也容不下， 如此夸饰不过是为了表达无法回到故土的无奈怅惘； 《王风·采葛》篇“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30］98为表思念程度之深， 将一日夸张为三年； 其他例子还有《大雅·假乐》“干禄百福， 子孙千亿”^［30］401及孟子所举例的《大雅·云汉》“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30］429等。

从另一角度同样可证， 先秦时夸饰语言现象并不鲜见。因稍后时期， 诸子纷纷针对语言修辞发表了见解。如老子提出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33］， 这是一种针对虚写“美”与实指“信”的语言观。儒家的孔子则从修辞的功用目的和使用标准出发， 提出“辞， 达而已矣”^［34］， 强调语言表达应以清楚明白作为主要目的。在解释《周易·乾卦》时， “子曰：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 所以居业也’”^［32］113， 这里的“诚”即“真实”之义。可见， 在孔子的观念里， 语言修辞的使用应与真假、 诚伪相关。以“诚”为本的修辞使用标准， 反映出儒家早期修辞语言观中的道德色彩。另外， 庄子“得意忘言”说与孟子“以意逆志”说颇有相通之处。二者均认为阐释可借助工具辅助把握中心思想。据此， 他们的理论便表现为一种得“志”之“鱼”则可忘“文” “辞”之“筌”、 得“志”之“意”则可忘“文” “辞”之“言”的阐释“工具论”。无论是《周易》， 还是稍后的《老子》 《论语》 《庄子》， 先哲们对修辞的运用都比较谨慎， 一再强调“诚” “信” “达”， 不要“伪” “美” “不达”， 均格外注意语言表达的“度”。但细思之下， 这恰恰正说明当时存在“言过其实”的语言现象， 且极有可能已经出现滥觞， 故而才会引起诸子的关注甚至反感。惜于先秦时期留存的资料有限， 并没有太多古人误解夸饰语言的实例记载， 直到咸丘蒙的出现。

咸丘蒙对夸饰语言的误读是夸饰修辞接受史上的关键转折处。对于《诗经·北山》， 显见咸丘蒙相信了其中的激昂之语、 夸大之辞， 才会以此为例向孟子提问。然而， 这首诗所欲表达的“志”并非展现全天下所有人都是王的臣民、 表现周王权力之广， 咸丘蒙抓住这一句字面文辞的“假意”不放， 忽略了夸饰手法背后作者的怨刺“真意”， 显然是对《诗经》里的夸饰手法还把握不足， 钻入了断章取义、 计较文辞表面意思的牛角尖。是以孟子在《尽心》篇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26］364 《万章》篇所表述的语言观与《尽心》篇一致， 均强调阐释时应注意剥去文字诞生、 发展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修辞手法的运用， 以把握作者的真实意图作为理解之旨归。于“以意逆志”的提出背景来看， 孟子与咸丘蒙的主要区别在于， 孟子对先秦文学作品中所运用的夸饰修辞手法已经十分熟稔， 且能明确地进行鉴别。此即“虽然他未明确指出， ‘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是夸张手法， 但已认识到这种表达手法中的修辞艺术了”^［35］。

于修辞接受史而言， “以意逆志”的提出便具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质： 一为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中夸饰手法的运用， 一为指明了理解夸饰修辞的阐释法则。自先秦至春秋战国、 从无意识运用到精确识别并简要论述， 孟子的“以意逆志”可谓具有开启夸饰接受新纪元的特殊意义。

若理论阐述延续下去， 对夸饰修辞的认识将臻于完善， 修辞史将进一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在孟子之后， 形形色色的文人虽承续了语言发展的脉络， 广泛运用夸饰手法于文学创作， 却均未对该修辞手法进行更详细的阐述。例如在《楚辞》 《汉大赋》中， 运用夸饰的语言描述屡见不鲜， 在当时却几乎无人对这一修辞手法进行说明。稍后的王充虽在《论衡》的《语增》 《艺增》等篇中将夸饰手法表述为语言上的“增”， 但其否定夸饰、 认为夸饰是“增其实也”^［36］381的结论， 又因其浓重的“疾虚妄”个人写作目的而显得较为片面。因此， 令人遗憾的是，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夸饰修辞虽一直见于文学作品， 却于文学理论中再度淡去。这直接导致魏晋时期对夸饰修辞手法的认识长期停滞不前。钱锺书先生在谈及《诗经·河广》时曾言： “《论衡》之《语增》 《艺增》 《儒增》， 《史通》之《暗惑》等， 毛举栉比， 衍孟之绪言， 而未申孟之蕴理。”^［17］166 这番话极具鉴识地指出一个夸饰修辞接受史问题， 即中国古代对夸饰的理解接受曾发生断裂。在孟子提出对夸饰修辞的认识理解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夸饰修辞理论在文论作品中未见延展。

这一脉络直到几百年后才由艺术敏感度极高的刘勰接续， 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形成对夸饰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夸饰》篇中， 刘勰肯定和强调了夸饰修辞的积极作用， 用较多笔墨描绘了夸饰的艺术效果， 对夸饰修辞进行了详细探讨。但客观地说， 其对夸饰修辞的理解仍有未尽之处。如对夸饰手法的定义不甚清晰， 部分观点如“夸而有节， 饰而不诬”和“夸饰在用， 文岂循检”等使用标准也稍显模糊等。对此， 曾有学者指出刘勰存在“对夸饰发生的主体的情感因素重视不够”^［37］的问题。尽管如此， 作为夸饰修辞理论体系的建立者， 刘勰仍是夸饰修辞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那么， 《文心雕龙》以《夸饰》独立成篇的意义即凸显为： “他把夸张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手法确实下来， 称为‘夸饰’， 并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解放、 进步和超越。”^［38］

时至今日， 不管是“以意逆志”抑或《文心雕龙·夸饰》， 两个方向的阐释成果都已颇为可观。两个方面的阐释却似乎“各自为政”， 仅仅在各自的论述中将对方作为辅助材料进行简要摄取。如前所述， 对“以意逆志”的探讨业已有着两个“人”（作者与读者）、 两种“理论”（读者接受论与“知人论世”论）、 两个维度（文本与史实）、 两种词性（动词和名词）、 两种关系（父子与君臣）等丰富视角， 却独未将“以意逆志”与《夸饰》篇内在的逻辑牵连梳理清楚， 对作为引文出现的“不以辞害意”异文及后世沿用现象鲜少注意， 对二者间承继与发展关系也疏于理解。但如果研究忽视了这二者的联系， 对前者“以意逆志”而言， 阐释将会表现为孤立、 片段式的信息截取， 最终导向各说各话的纷扰局面。有趣的是， 除综述部分所提及的文献外， 还有不少对“以意逆志”的阐释恰恰出现了孟子所反对的误读现象——这样一种阐释学上的“墨菲定律”， 恐怕是理论提出者孟子也未曾料想到的。

4 结　语

透过夸饰文辞识破作者的虚写伪装， 还原作者的实际“真意”及志欲表达的实指真“志”， 是“以意逆志”说的中心思想。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体会到孟子对夸饰修辞独到的语言观， 而且还能明晰一条重修辞理论基础、 重修辞知识积累、 重修辞辨识能力的阐释路径。作为“千古谈诗之妙诠”^［39］， 无论“意” “志” “逆”何解， 都无法否认孟子超前的阐释观念。如今讨论“以意逆志”的意义早已不再局限于澄清孟子的说诗思想， 还在于一览中国传统阐释学、 修辞学在历史各阶段所发生的思想嬗变及其背后成因， 欣赏由“以意逆志”四字所生发出的无限精彩——这些都已超脱出将概念辨明的初衷本身。毕竟唯有反复阐释， 才能找到无限接近逝者的路径。翻来覆去的意义不仅在于无形之中引发了阐释史的形成， 更涉及形成过程的意义， 即阐释史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动态地看待“以意逆志”命题， 将它视作一个形成、 发展、 改写、 使用和演变的长期过程， 那么阐释就会不断涌现出新的惊喜。

参考文献

[1] 孟子注疏［M］.赵岐， 注. 阮元， 刻.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C］//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3] 邓新华.“以意逆志”论： 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9（4）： 106-112.

[4] 刘化兵.“以意逆志”辨析［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100-103.

[5] 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7] 李凯.“以意逆志”： 中国阐释思想的开山纲领和文论解读阐释模式［J］.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1（4）： 273-289.

[8] 郭英德， 谢思炜， 尚学锋， 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一卷）［M］.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 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卷）［M］.2版.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0] 尚永亮， 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 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J］.文艺研究， 2004（6）： 42-50.

[1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2] 顾易生， 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3] 黄鸿秋.“以意逆志”辩证［J］.文艺理论研究， 2020（2）： 80-90.

[14] 刘运好， 陈先涛.“以意逆志”说再考释［C］//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三辑）， 2005： 55-69.

[15] 王向峰.间性理论的原生态： 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71-75.

[16] 周甲辰.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意义指向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 2006（10）： 132-135.

[17]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M］.上海： 三联书店， 2019.

[18]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十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19] 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20] 王先霈.原形批评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1] 彭永海.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 以“亲亲” “尊尊”为视角［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0（4）： 1-5.

[22] 胡如虹.“以意逆志”辨［J］.理论与创作， 1998（6）： 58-60.

[23] 周裕锴.“以意逆志”新释［J］.文艺理论研究， 2002， 22（6）： 71-78.

[24] 丁秀菊.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 基于修辞理解角度［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141-146.

[25] 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0.

[26]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7]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C］//十三经注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8]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外集卷第十）［C］//四部丛刊景元本.

[29] 冯学勤.夸饰在用， 文岂循检： 论《文心雕龙·夸饰》中夸饰的涵义［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2（6）： 39-43.

[30]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1] 丁秀菊.先秦儒家修辞研究： 以孔子、 孟子、 荀子为例［D］.济南： 山东大学， 2007.

[32] 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M］.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33]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3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35] 袁晖， 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36]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7] 张连武.夸而有节 饰而不诬： 刘勰夸饰论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9（4）： 89-94.

[38] 金春兰.“夸张”艺术表现手法的发展形成： 王充“三增”与刘勰“夸饰”比较研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5（5）： 97-101.

[39]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M］.新1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