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来的中国电影史上， 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 农民形象就成为中国电影塑造的人物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确立， 农民从银幕的边缘走向中心， 电影中的农民形象开始大量涌现， 其中的一些农民形象通过银幕成为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的经典。他们具有鲜明且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 诸如“务实思想和狭隘的功利观念、 团体本位和个性的压抑、 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和安贫乐道的保守心理、 眷恋故土情感和自我封闭观念、 强调人际和谐和轻视竞争、 均平思想与特权理念共存一体、 重义轻利与追求功义并存”
［1］15。这些特征深植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 多样而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 悠久的历史文化等现实土壤之中。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大众化的艺术形式， 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更容易受到技术水平、 意识形态、 文化传统、 社会潮流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因而这些农民形象的特征是诸多因素共同用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梳理和研究农民形象的典型特征及其生成语境， 对于我们认识和反思百年来的中国农村电影创作和农民形象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
1.1 和睦、 和谐的处事观念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几千年来， 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并塑造着农民的行为和心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规范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他们对调控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基本上也是要求人们遵循名分， 协调关系， 缓和矛盾， 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经济、 政治和伦理文化诸方面因素决定了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人们特别重视人际和谐、 合作， 倡导克己奉公、 真诚待人、 互相扶助、 解贫济困、 尊老爱幼等品行； 对于大胆竞争、 争强好胜、 出人头地等品行则往往予以贬抑或排斥。”
［2］27 其中， 儒家“仁”与“和”的思想是农民为人处事的重要理论依据。孝悌观念、 和合理念影响着农民的处事方式和行为习惯。由于农村的封闭和偏僻， 特别是处于山区的农村， 村庄的规模相对较小， 农民单个家庭很难实现婚丧嫁娶和建房整地等重大事件的独立完成。因此， 家族邻里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帮互助就成为维系共同利益求得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生活上的根本依赖为推动乡村人际关系的和睦、 和谐奠定了现实基础。和睦、 和谐成了农民基本的人际理想。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唱妇随” “邻里和谐” “安居乐业”成为农民处事的基本准则和幸福生活的高级追求。赵焕章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农村三部曲”就是对农民的这种处事观念的经典诠释。 《喜盈门》中的薛水莲和王强英是一对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大嫂强英的自私、 蛮横、 无德与弟妹水莲的孝顺、 大度、 宽容形成了强烈对比。影片通过对水莲善良、 大度、 谦让等诸多美德的肯定， 对推崇家庭和睦和尊老孝敬的儒家文化传统给予了有力褒扬。 《咱们的退伍兵》中的致富带头人方二虎从部队转业回来没有接受哥哥安排好的个人致富门路， 而是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在他带领之下得以整合， 一众闲散村民通过炼焦走向了富裕。整部影片洋溢着其乐融融、 一派祥和的气氛。而方二虎“舍小家为大家”的可贵精神则是出于对乡亲们曾经给予过自家恩惠的回馈和报答。 《咱们的牛百岁》中的牛百岁也是一个热心肠、 肯奉献又常怀恻隐之心的作业组组长。他不怕吃亏， 相信“人性本善”， 相信落后分子也有上进之心， 恶习也能够改正。他用真心感化了被人嫌弃的“问题社员”， 带领他们一起努力上进， 开启了美好生活。农民“仁慈” “宽厚” “善良” “包容”的品格在牛百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2 淳朴仁义、 牺牲奉献的品格
乡土社会中， 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土地求得生存发展， 靠家庭劳动实现自给自足， 实际意义上的竞争关系相对薄弱， 不存在根本利益的竞争与冲突，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互利互助和彼此相依的人际模式， 加之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让长期处于乡土文化氛围中的农民形成了淳朴仁义、 无私奉献和宽厚博大的品格和情怀。 “一直以来， 中国人都是重义轻利， 轻视个人利益， 强调群体利益。这种心态积极的一面在于， 他树立起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家族、 社会、 国家的强烈的义务感和使命感， 自觉担负起各种社会职责， 形成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
［3］正所谓“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 农民身上有着土地一般默默奉献又不求回报的品质， 他们身上淳朴仁义、 勇于奉献和牺牲的品格凸显了他们精神的崇高和伟大。有人曾这样概括和评价当代农民对于国家的贡献： “农民最有奉献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 他们种着粮， 守着粮， 却吃不饱、 挨着饿。农村的人一旦考上大学， 就再也不回农村了， 农村的精英和人才都进了城， 为建设城市去服务了。战争年代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生命， 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为国家和城市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 现在他们又为国家、 企业和城市奉献土地。”
［4］19 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不少具有崇高而伟大的奉献与牺牲精神的农民形象。 《乡情》中农村妇女田秋月收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当儿子田桂与亲生父母相认后将他拱手相让并独自默默返回乡下， 这种胸怀不可谓不博大。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 曹茂林、 李克明同时爱上了同村女青年孔淑贞， 但当曹茂林让高占武替他向孔淑贞表白心迹时， 他虽然内心十分矛盾， 但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向孔淑贞传达了曹茂林的心意。这种胸怀的赤诚坦荡和宽广博大无不突显了人性的熠熠光辉。 《九香》中九香奉献一生， 独自将几个子女养大成人， 自己却不求回报并默默承受孤独和病痛的牺牲精神凸显了农村单亲母亲的无私与伟大。 《人生》中的刘巧珍遭到背叛后依然维护“负心汉”高加林， 不允许姐姐去报仇， 这种博大的胸怀是令人折服的。 《桃花泣血记》中长工陆起被主家解雇， 但当强盗来牧场打劫时，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并以“宁可人家负我们， 我们不要负人”的话语诠释了他的高尚动机。 《落叶归根》中的老赵一路靠肩背手扛， 护送工友尸体回家的精神让人动容。 《咱们的牛百岁》中的牛百岁一心想着带领落后分子走致富路， 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品质也极为可贵。 《李双双》中的李双双一心为公的高尚品格更是农民无私品格的体现。 《图雅的婚事》中图雅招夫养夫的执拗要求更是对农民仁义精神的讴歌。
1.3 重礼尚节的行事风格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 生于斯、 长于斯、 死于斯的社会。”
［5］60 长期以来的封闭自足和匍匐于土地的现实导致农民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 又因为乡村属于熟人社会， 一个村庄里世世代代相依相偎， 农民之间互相了解， 知根知底。而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让个人的荣辱与家族整体的利益紧密勾连。由此导致个人的犯错成本极高， 舆论对人的约束力就变得尤为强大， “贞洁” “名声” “口碑”被农民看作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种文化语境缔造了农民好面子、 爱惜名声、 自尊感强的性格特点。 “对于农民来说， 其主要的社会生活‘场域’是村落。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中国人要处理的是在村落中‘做人’的问题， 其所针对的对象也并非某个个体， 而是要在村落中立足。因此， ‘面子’就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 它更是中国农民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立足的重要依据。”
［6］ 这种性格特征由来已久， 作家林语堂就曾将“面子” “命运” “恩典”概括为统治中国的三大女神。中国人， 直到今天， 事业上取得成功以后都希望荣归故里， 衣锦还乡， 为的就是给家族赢得面子。同时， “家丑不可外扬” “打掉门牙往肚里咽” “有苦不对外人说”的行事风格也就成了防止丢面子、 维护尊严的重要表现。 《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素芬因为生活艰难想要去做佣人， 婆婆担忧让人知道张家的媳妇出去帮人， 丈夫回来了没脸见人。 《被告山杠爷》中强英吊死在山杠爷家门前也是因为山杠爷当着全体村民的面揭露了她虐待老人的丑行， 折了她的面子。 《乡民》中的韩玄子为了维护自己在村里的地位， 翻修照壁， 请客办席， 抽高档烟等一系列撑面子的行为导致家里入不敷出。 《hello！树先生》中的树被同学二猪奚落， 被逼迫当众下跪道歉， 他死活不肯， 但当他被拖进房间后他又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打官司的终极目的也是“面子”问题， 跟村长要个“说法”， 事实上就是要挽回丈夫庆来被踢伤的面子， 仅此而已。而作为被告方的村长王善堂之所以拒不道歉， 也是拉不下“村长”的老脸。 《白鹿原》中的农民更是十分看重面子。白嘉轩作为族长维护白鹿村的伦理秩序， 能以身作则执行各项族规和乡约， 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 在儿子白孝文败坏家风后更是狠心将其逐出家门， 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就连长工鹿三也十分看重面子， 黑娃与田小娥因偷情而被武举人逐出家门的事迹传开后， 他勃然大怒， 将黑娃和田小娥逐出家门， 与其彻底断绝了关系， 并在黑娃当土匪后亲手杀死了田小娥。
2 坚韧刚毅、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1 土地情怀与乡土情结
“孩子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7］208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名诗。这首诗深刻揭示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事实上， 在农耕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 土地作为最核心的资源， 是权力、 地位、 财富的象征， 国家政权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时常发生战争， 农民在土地上劳碌一生奉献一生。 “耕者有其田” “男耕女织”一直是农民幸福生活的理想形态。这种土地情怀衍生出了中国人普遍的乡土情结。 《汉书·元帝纪》里说： “安土重迁， 黎民之性； 骨肉相附， 人情所愿也。”
［8］63 “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是守土安居意识强， ‘父母在， 不远游’。宗族集聚， 家庭意识浓厚， 群体与土地紧紧绑在一起。”
［9］151 “农民的一个最本质特点在于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是从物质的或生产方式上表现出来， 更深的是从文化上反映出来。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与对土地的依存性形成了农民的文化观念与理想追求， 对土地的历史依恋已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历史地积淀在农民的思想深处， 土地的区域性与地块性也导致其文化的局限性、 封闭性。”
［10］ 由这种对于土地的特殊情感生发出了农民的家国情怀和家园情怀。 “衣锦还乡” “落叶归根” “魂归故土”成为农民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困境， 在文学史上被广泛书写的乡愁也由此而生。 《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 楚霸王项羽在攻占咸阳以后， 并没有在咸阳定都， 而是急于东归， 说出了“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锦夜行， 谁知之者！”
［11］45的千古名言。这其实是中国人文化基因里的土地情怀的折射。
改造土地、 守卫土地、 回归土地， 是农民终其一生的重要命题。农民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讨生活， 春种秋收， 不断改造土地和培育作物， 一年又一年， 一代又一代， 实现了生存技能的传承和家族血脉的延续。百年来， 农村的社会制度和经营方式不断变化， 但农民改造土地的核心议题却始终未曾改变。 《老井》中老井村世代缺水， 为了打井， 数代老井村人都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牺牲， 造成了数十人丧命， 不少人伤残， 却始终没有成功， 哪怕是不断失败， 老井村人也要坚守阵地， 一代代接续奋斗， 坚持打井。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咱们的牛百岁》《生财有道》《月亮湾的笑声》《失信的村庄》等影片都是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农民在修水利、 扩生产、 增产量、 经营方式转变等改造土地的重要议题。
在和平年代， 农民看似一盘散沙， 可当外敌入侵、 国家主权遭受践踏， 我们的民族就会异常团结， 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 齐心协力保卫领土主权， 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抗敌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壮志凌云》《红高粱》等电影都是讲述农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保卫家园的故事。 《壮志凌云》中顺儿和德厚原本是一对情敌， 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但面对日军入侵家园， 两人便瞬间冰释前嫌， 相互配合， 合力组织农民武装进行抵抗。 《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这个杀人越货的土匪二流子面对民族大义， 更是毅然举起了抗日的大旗， 显示出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勇敢、 血性和强悍的爱国情怀。
回归土地是农民的理想归宿。中国农民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在他们看来， 生命最圆满的结局便是寿终正寝， 然后被安葬在家乡的土地上。 《告诉他们， 我乘白鹤去了》中因政府号召， 农村传统的土葬制度渐渐被火葬代替， 木匠老马为了实现土葬的愿望， 哄骗年幼的孙子和孙女将自己活埋。 《落叶归根》和《高兴》中， 农民工老刘和五富意外死在城里， 但按照乡俗， 人死后要葬在老家的土地上， 而按照法律规定， 城市里， 人死后要就地火葬， 不允许将尸体运输。为了满足死者意愿和逃避检查， 工友老赵和同乡刘高兴费尽周折、 千辛万苦也都要将老刘和五富的尸体运回老家安葬。
2.2 勤俭节约的生活观与消费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但农业发展却受到诸多先天不足的限制。众所周知， 中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复杂多样， 这为富饶物产和多元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同时， 我国的平原面积占比较小， 耕地人均保有量低， 季风气候显著， 寒潮、 水灾、 旱灾、 蝗灾时有发生， 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构成不小的威胁。这些先天不足决定了我国只有通过精耕细作、 培育高产作物、 不断提高产出效率才能提高粮食产量。我国是多民族的人口大国， 历来的人口压力都比较大。在中国历史上， 农民多数时间都在温饱线上挣扎， 很难有历史性的突破， 人口规模也很难有大幅度的扩张， 根源就在这里。直至明代以后， 在红薯、 土豆、 玉米等高产杂粮作物传入并大面积种植以后， 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才使得人口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最为核心的粮食生产是一年甚至几个月一个周期， 无法做到一劳永逸， 也不能像茶树、 林果等作物能够一次种植连年收获。这就决定了农民必须勤劳肯干， 不懈付出才能维持生活， 灾害的频繁发生又让农民需要有一定的积蓄储备， 以应对灾害来临时的危机。所以， 中国农民在适应这种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的生活观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 《春蚕》里的老通宝看见别人丢掉一个烟头要碾碎了装进自己的烟斗里去。 《野山》里的灰灰上厕所要蹲在自家猪圈墙上实现“废物”利用。 《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为付了九块钱住宿费而心疼不已。 《月亮湾的笑声》里的江冒富即便是成了冒尖户依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这种观念还引发了农民对于辛勤劳动的推崇和对好逸恶劳的不齿。 《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勤快能干， 一个顶俩， 才受到雇主的青睐， 破例收她做了佣人。 《阿Q正传》里的阿Q被未庄人看不起，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游手好闲和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 背离了农民的生活法则。 《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堕落也是从放弃勤劳踏实的生产劳动， 走向贪图享乐的糜烂生活开始的。
2.3 奋斗不息、 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与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易经》里说：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12］233 中国的上古神话有很多也都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和精神。夸父逐日、 精卫填海、 愚公移山、 大禹治水等这些神话里的英雄人物都是这种精神信仰的化身。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凭借着这种精神不断跨越艰难， 渡过危机， 延续了种族繁衍和生存发展。这种民族性格首先体现为抗争精神。不管是抵御外敌入侵， 还是抗击自然灾害， 亦或是反抗暴政和阶级压迫， 农民都曾经是主力军。影片《老井》塑造了孙旺泉这个接续先辈遗志， 带领老井村全体村民筹集资金给老井村打出一眼水井的“当代愚公”。他是抗击自然灾害，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人。无独有偶， 《图雅的婚事》中图雅的两任丈夫巴特尔和森格都是为了打井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矢志不渝， 终得成功。 《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 《红高粱》中的余占鳌、 《地道战》中的高传宝、 《壮志凌云》中的顺儿都是抗日战争中展现出中华儿女英勇无畏精神的反抗者形象。他们机智勇敢、 血性阳刚、 不屈不挠， 用智慧、 勇气、 大无畏精神甚至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白鹿原》引领“交农事件”的鹿三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以及《暴风骤雨》里赵玉林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者的典型， 他们都是经过几代人接续斗争或几年几十年的苦心孤诣， 最终赢得了胜利。
这种民族性格还体现在农民不断改革创新， 实现人生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上。 《野山》中的禾禾经过多次的尝试， 开砖窑、 卖豆腐、 养蚕、 养鼯鼠， 在饱尝失败的痛苦后， 终于实现了致富的目标。 《香香闹油坊》中的香香改变了传统的榨油方式， 引进了先进的榨油技术， 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帮助乡亲们走向了富裕生活。
3 人格依附、 宿命论与消极人生观
3.1 无知与自卑的心理
农民世世代代跟土地打交道， 以牛、 马、 驴等牲畜为劳动伙伴， 社会交往简单， 人际关系单纯。这种封闭的自然空间和稳固的社会结构以及缺少文化教育导致的认知缺陷让农民的见识浅薄， 对于外界的认知也极为有限， 由此造成了他们身上较为普遍的无知和自卑。通常情况下， 城市作为先进、 文明、 高端、 现代的象征， 多数时候是农村仰望和向往的存在。 《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第一次住进宾馆， 醒来后缩作一团， 怕弄脏了被子不敢动弹， 怕坐瘪了起不来不敢坐沙发， 怕踩脏了地板不敢穿鞋等一系列动作正是他因无知和缺乏见识而产生的深重自卑感的折射。 《吴二哥请神》中的吴二哥进城后面对千元大餐中的山珍海味不敢动筷子。 《乡情》中陶春临死前最大愿望是看火车。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荒妹一行人看见火车时激动到欢呼雀跃。 《高兴》中的五富进城后看到高楼大厦时感到迷茫无措……
这种无知和自卑也体现为对人性复杂性和阴暗面的认识不足。 《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带着几年打工的工钱坐火车回家， 为了证明世间无贼， 竟然站在火车站门口直呼： 你们谁是贼呀？ 《我是刘跃进》中的刘跃进因捡到一个U盘而卷入官员、 富商、 黑恶势力等错综交织的利益纠葛之中， 被几方势力围追堵截却不明就里。
这种无知和自卑很大程度上还根源于文化知识的不足， 由来于没有文化的底层劳动者对于实行文化垄断的地主阶级的过于仰视所造成。 《祝福》里的祥林嫂不识字便深信礼教文化那套说辞， 听了柳嫂的建议去土地庙捐门槛， 赎自己的罪孽。 《阿Q正传》中的阿Q跟祥林嫂一样都是文盲， 对于封建礼教那一套没有辨别能力， 也不具有反抗的意识， 称自己姓赵， 参加“革命”等抬高身份的行为都是自卑心理驱使的结果。 《人生》中的刘巧珍起初不敢与当教师的高中生高加林交往也是因为文化程度上的差距所产生的自卑。
3.2 功利、 短视的价值观与盲目保守的生活态度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 农民世代生活在封闭自足的环境之中， 社会结构稳定， 加之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刻意为之的思想禁锢导致“农民自出生起就习惯于固守在狭隘的空间里， 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面的广阔世界， 守着一方故土生老病死， 难以看到可能的机遇与前景”
［13］。此外， 由于农耕生产的收获是用务实劳动和辛勤汗水浇灌出的，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的基本经验造就了农民的价值观念非常注重实际， 就连宗教信仰， 也都是实际和功利的， 因为烧香拜佛都是有回报预期的。这就造成了农民功利和短视的行为观。 《阿Q正传》中未庄人对阿Q不断变化的态度显示出了农民普遍的短视和势利。阿Q离开未庄前人人都嘲笑他， 等他从城里回来变阔以后， 未庄人便对他出奇的客气和尊重， 就连赵老太爷也要将他请到府上去， 还破例为其点灯。而当阿Q变阔的真相被戳穿以后， 大家又很快恢复了对他的鄙视和不屑。 《失信的村庄》里辛庄几十户农民跟瓜匠丁云鹤签订合同种植西瓜， 等西瓜成熟后如愿赚了钱， 村民却见利忘义， 在村支书的撺掇下不愿按合约支付瓜匠的提成， 瓜匠伤心离开后， 来年村民又看到了种瓜的好处时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瓜匠。 《月亮湾的笑声》中的庆亮对于女儿与贵根婚姻的态度随着贵根父亲江冒富政治地位的起伏不断翻转。江冒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子”时， 他坚决退婚， 但很快， 江冒富成了先进典型， 他立马又十分后悔， 腆着脸上门求婚。不久， 冒富被打成“资产阶级暴发户”， 再次跌落低谷， 庆亮又再次悔婚。最终， 冒富终得平反， 庆亮又再次上门求婚。反反复复， 将农民的短视与势利发挥到淋漓尽致。 《人生》中的刘立本也是一个势利眼。起初因高加林家里穷看不起他就坚决阻止女儿巧珍跟他交往， 但当高加林的二叔当了地区劳动局副局长来老家探亲时， 刘立本便立马转变了态度， 还主动拿出自己珍藏的高级碗碟让巧珍拿到高家去招待客人。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乡村文化始终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培育农民盲目顺从国家的臣民性， 以确保国家政治统治的稳定。如： 通过以孝顺为核心的家庭教化， 培养农民的愚忠愚孝人格； 利用传统的习俗和宗教迷信， 使农民对国家和政府忠顺， 安分守己， 循规蹈矩”
［14］8。在封建社会， 农民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刻意蒙蔽之中，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人民当家作主， 普及性的文化教育推及全民， 农民意识中的盲目才逐渐得以削弱。但这种盲目性依然没有彻底根除。 《阿Q正传》中的阿Q对于社会对于自我都是极其盲目的， 他随波逐流， 赵老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 他就说他也姓赵。听说革命党让白举人举家逃窜， 他便觉出革命的厉害， 于是宣布自己也革命了， 但他将“革命”视为报仇、 抢东西、 玩女人等实现私欲的手段， 完全与“革命”的本意无关。 《月亮湾的笑声》与《月亮湾的风波》中的江冒富是政治风波的被卷入者， 只能随之起起伏伏， 但对于不断反复的政治风潮却没有清醒的认识， 甚至摸不着头脑。 《我叫刘跃进》里的刘跃进卷入官商争斗、 江湖仇杀的风波里， 成为一个棋子， 自己却不明所以。 《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官司打得极其盲目， 对于法律和维权之道根本没有清醒的认识。 《二嫫》里二嫫对于物质消费的极致追求也同样是盲目的。她拼命赚钱， 甚至靠卖血攒起来的钱买电视， 目的仅仅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她对于消费时代来临后消费观念对人的异化和伤害也没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被队办工厂派遣为采购员， 稀里糊涂买到了原料， 拿到了570块钱的奖金， 他不信这是真的， 好一阵心里不踏实， 想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整个过程都蒙在鼓里一般， 更是将盲目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 中国农民身上也有非常顽固保守的一面。而这种顽固保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有很大关系。 “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群体价值取向在强调群体价值至上、 个人服从群体、 克己奉公的同时， 又不合理地压抑了个人的价值和创造性， 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遵行这种价值规范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进行统治的心理基础。在家庭中强调父权至上， 崇拜祖先， 在社会生活中盛行‘出头椽子先烂’等反对冒尖和创新的古训， 在个人生活中要求遵守‘存天理， 灭人欲’，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三纲再常’等封建伦理规范。这些方面都反映出传统群体价值取向的消极作用， 它要求农民个人被动地接受现存群体规范（如各种礼仪）， 消极地保护群体既得利益（主要是家庭利益和宗族利益）， 而不是创造性地发挥个人才干， 为群体和社会作出新贡献。同时即使是合理的个人利益和愿望的满足也是微不足道的。因而， 农民的创造性、 进取心常常被压抑而无从发展和发挥。”
［2］19新中国成立前， 文学与电影对农民的塑造大多以启蒙的视角介入， 农民成为启蒙的对象， 他们往往是愚昧、 麻木、 保守的代名词。而直至今日， 农民身上的保守依然没有彻底消除。 “小富即安” “知足常乐” “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多数农民的生活追求， 他们惧怕冒险和探索未知世界， 缺乏开拓性和创造性。 《春蚕》中的老通宝， 《阿Q正传》中的阿Q，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 《黄土地》中翠巧爹， 他们身上都有旧时代农民的保守生活态度。然而， 即便是新时期以来， 这样的意识依然没能从部分农民身上彻底根除。 《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 《野山》中的灰灰， 《高兴》中的五富， 这些人依然是顽固保守生活态度的持有者。
3.3 畏权、 奴性与消极人生观
新中国成立以前， 农村的教育被地主阶级长期垄断， 普通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在知识、 文化、 信息上存在极大的不对等。农民缺乏接受教育和学习知识的渠道和手段， 此种劣势让农民在很多事情上难以获知真相， 时常被地主豪绅蒙蔽和欺骗。地主阶级借助文化和信息上的绝对优势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对农民实行压迫、 蒙蔽、 欺骗、 勒索。长此以往， 在经济、 文化、 地位上都处于劣势的农民形成了畏惧权势， 顺从和忍耐的性格， 甚至极端表现为一种奴性， 缺乏人格上的独立性。正如有论者所言： “传统农民带有畏官怕权、 顺从权势的政治人格和对公共利益、 政治生活漠不关心的消极心态。”
［15］ 加之儒家的礼文化所造就的等级观念的深刻影响， 农民对自我的定位低矮化、 压抑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正如有论者所言： “儒家之礼是有弊端的， 讲等级则压抑个性， 人不成为人， 异化畸形， 缺乏平等、 自由、 民主， 培养奴性。”
［16］138鲁迅说过：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 到现在还如此， 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 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 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 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 就属于官， 当然该被杀掠； 官兵既到， 该是自家人了罢， 但仍然要被杀掠， 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17］198 农民身上的这种奴性根深蒂固， 在20世纪前半叶农民身上普遍存在。 《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具有奴性的典型人物。被赵老太爷打耳光， 他只是摸了摸脸颊， 假洋鬼子打他他也站着挨打， 不敢逃， 而在王胡和小尼姑跟前他又换了一副张狂嚣张的模样。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身上也带有浓重的奴性思想残余。 “老爷” “恩典” “做主”等口头禅以及下跪、 磕头的行为显示出他们身上奴性的残留依然很重。 《暴风骤雨》中的老田头被韩老六压迫多年， 受的苦处最大， 但他畏惧权势而胆小怕事， 当工作队和农民让他指认韩老六的罪恶时， 他却说“情屈命不屈， 没什么可说的”， 拒绝诉说自己的苦处。 《好大一对羊》中的德山老汉将县乡村三级官员的话当圣旨， 为了养好上级政府赠予他家的两只“扶贫羊”让自己陷入更深度的贫困， 但他却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从不去质疑和反思这件事本身的不合实际和荒唐可笑。
与此同时， 农民身上还有很深重的宿命观念及其催生的消极人生观。农民在逆境和悲苦之中往往将苦难和困顿归结于“命”。 “命不好” “命苦”成为农民在危难困苦中诠释苦难和寻求安慰的说辞和依据。儒家的“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与道家的“委天知命”观点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被这种思想束缚的农民在遇到危难和不公时也很少选择反抗并反思根源， 而是选择接受和顺从， 从而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受传统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影响， 农村女性的地位低且承受着更多的苦难， 她们的宿命论观念也表现得更为严重。 《香魂女》中的香二嫂和环环都是这种宿命观的受害者。香二嫂七岁被卖给了瘸二叔当童养媳， 时常遭受瘸二叔的毒打和虐待。但无论如何， 香二嫂始终还是选择维持现状， 将苦痛默默吞下。当负面情绪实在无法排解时， 她会将船划入四处无人的芦苇荡中大放哭声， 哭完回来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开启新一天的忙碌。环环为了给家里还债嫁给了香二嫂的傻儿子墩子， 但墩子不仅痴傻， 还没有性能力， 甚至还会时不时对环环施暴， 但当婆婆劝说她和墩子离婚时， 她还是选择认命并维持现状。 《等郎妹》中的润月是民国时期南方山区“等郎妹”婚俗的受害者， 她十岁开始做等郎妹， 顺从父亲、 顺从婆婆、 顺从丈夫， 又为下南洋后没了音讯的丈夫守活寡几十年。在封建婚姻制度下， 她始终顺从和适应， 委屈自己的情感、 压抑自己的欲望， 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合理的需求并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4 结 语
百年来的农民形象流变折射出了农民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沉浮及农村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上说， 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是农村社会发展变迁与城乡关系变化的“反光镜”。例如， “十七年”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电影创作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前的缓慢发展、 新世纪以来的式微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依。阿Q、 老通宝、 田秋月、 高占武、 李双双、 孙旺泉、 余占鳌、 刘巧珍、 秋菊、 二嫫、 傻根……这些已经清晰地刻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册上的农民形象， 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风貌和塑造手法的差异。但农民身上固有的一些特征始终贯穿着发展中的中国电影史， 诸如淳朴仁义、 自强不息、 勤劳勇敢、 乐观向上等， 这些特征既是优秀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承续和发扬， 但也不乏一些封建文化遗留和国民劣根性（诸如畏权、 短视、 自卑、 奴性等）的显现。在当下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从农民身上反思中国的文化和精神， 梳理和总结农民性格特征中的优缺利弊， 为当下农村电影塑造新的农民形象提供依据。唯其如此， 农村题材电影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 继承创新， 迎来新的艺术高峰。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形象流变研究（1905-2020）(20CC171)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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