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域下晋系青铜编钟纹饰研究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Jin Bronze Chimes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摘要

晋系青铜编钟是先秦礼乐精神的重要载体， 晋系青铜编钟纹样是研究“三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皮尔斯符号学所构建的三元关系对于研究晋系青铜编钟纹样有着重要作用， 首先揭示了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符号所具有的图腾崇拜与政治谋求的文化价值； 其次总结了晋先民灵感创造下以抽象提炼与重复排布为主的异化表现方式； 最后， 还需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纹样造型、 工艺、 展示的创新， 让青铜艺术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Abstract

Jin bronze chimes are a significant carrier of the pre-Qin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and the patterns on these bells are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ree Jin Cultures”. Peirce’s triadic model in semiot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ying the patterns of Jin bronze chime. Firstly， it reveals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otem worship and political aspirations embedded in the symbolic patterns of these bells. Secondly， it identifies the unique expression of alienation—primarily through abstraction and repetitive arrangements—rooted in the creativity of the Jin ancestors. Finally， incorpo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study of pattern shapes， craftsmanship and display innovations can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art of bronze culture in the modern era.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晋系青铜编钟 / 符号学 / 纹样 / 晋文化 / 青铜艺术

Key words

Jin bronze chimes / semiotics / patterns / Jin culture / bronze art

青铜器作为国之重器， 是中国古代留存至今的令人印象至深且极具魅力的艺术遗产， 在奴隶制社会时期作为物质文化的结晶， 不仅承载礼法、 制度、 社会等级等信息， 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精神观念、 审美情趣与艺术价值， 为人类创造了高度文明。审美意识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创造的一种自主状态， 并受到存在和概念化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晋系青铜编钟的审美意识牵涉一条历时性和精神性的文脉遗绪， 包含模型化的精神形象与纹样造型， 暗含先民对客观生存环境的朴素认知， 表现出一种纯稚的认知反映和对生命宇宙的关注。

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收录整理， 山西省境内出土先秦时期青铜编钟遗址共12处， 共312件， 是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晋国辉煌灿烂音乐文化的见证^［1］59-91。青铜编钟上的纹饰种类繁多， 既有装饰在钟鼓部、 甬部上的夔龙纹、 凤纹、 蝉纹、 蟠螭纹等动物纹样， 也有表现在钟旋、 钟枚等器身上的云雷纹、 麟纹、 羽纹等几何纹样。这些纹饰虽然都是当时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表现形式和装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对图案意义的追寻， 游离在视觉表象和精神实质之间， 更加强了视觉时代所赋予的文化力量。

早期对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的研究多基于考古学的分析方法， 随着文物出土数量的上升与研究的深入， 逐渐出现了单个纹样的专题分析研究， 但研究方法仍以类型学为主^［2］。得益于中外研究者对符号学的研究， 符号学目前已进入中国的许多领域， 但与语言和哲学等领域相比， 符号学在晋系青铜编钟中的应用研究还相对有限。晋系青铜编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 在当下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符号化盛行的时代， 我们迫切需要分析和阐释其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的工具和方法， 因此， 将本义和转义相关联、 直指和涵指对接的符号学方法较表象的艺术学方法显得更有价值。

1 符号学介入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研究

在视觉挖掘阶段， 对青铜器上的纹样图式进行分类整理、 以形式分析为视角的内涵解读， 已有部分研究， 其重点在于青铜器上的纹样只是纯粹的装饰图案， 并不存在丰富内涵^［3］。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以往对青铜器纹样内涵的阐释虽有独到的见解和启发， 但都无法为青铜器纹样的形式结构、 风格变化与信仰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近几十年， 随着考古学的进步发展， 逐渐出现了领域划分更加细致的专门研究， 但大部分学者对青铜器纹样内涵的研究探讨仍囿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4］41-43。因此， 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纹饰的形式结构和风格， 成为研究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的逻辑起点。

符号学作为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系统和复杂发展史的分析方法， 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奠基人之一皮尔斯以符号的指称关系和表意机制为基础， 首次明确对符号构成进行了三元划分， 即“符号=再现体+对象+解释项”^［5］22。尤其是“解释项”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强调， 凸显了符号诠注过程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提示了人类在面对象征时主体创作的可能。根据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分方式， 对晋系青铜编钟上的纹样符号进行解析， 并将不同母题通过探寻其内在相关性加以规整。从晋系青铜编钟的纹饰来看， 其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 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 由于当时青铜工艺的发展和青铜兵器的出现， 使得这一时期晋系青铜编钟的纹饰开始增多， 多以兽面纹与夔龙纹为主； 第二， 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动物纹饰与几何纹饰的组合方式， 以蟠螭、 蟠虺纹为主， 严谨富丽， 盛行将甬部或钲部也作全面装饰， 宗教的威严与神秘减少， 是贵族钟鸣鼎食生活的侧面反映； 第三， 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六国之后， 编钟纹饰基本定型。从晋系青铜编钟的纹饰来看， 也与中原地区的青铜编钟纹饰风格不同， 主要是以变形为主， 更为生动活泼^［6］53。晋系青铜编钟纹样具有丰富的造像方式与符号内涵， 是晋文化的重要载体， 运用符号学理论能够为其精神意象的研究提供思路， 为理解先秦精神文化提供更多助益。

2 符号学视域下晋系青铜编钟的纹样分析

晋系青铜编钟造型规整， 纹饰神秘瑰丽， 刻录在钟面上的纹样符号让世界领略到古晋先民物化关照中的非凡创造力。附属在青铜器物上的纹饰寄寓着对万物的体悟与对自然意象的捕捉， 自然是人们最初的艺术启蒙。卡西尔曾指出： “人是符号的动物”^［7］6。人类各项实践活动都需要借助符号这一媒介得以进行， 就晋系青铜编钟而言， 它涉及到制模、 校音、 纹饰、 工艺和铭文几个子系统， 在这些子系统中， 纹饰这一社会性图像符号汇集着人类文化的深厚沉淀， 反映了近千年时代变迁下的艺术风格变化。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符号是研究古晋人民思想意识和雕刻成就的重要内容， 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意义的表达往往依赖于一定的对象。因此， 符号就从与对象的关系上作了划分： “像似符号（icon）” “指称符号（index）”和“规约符号（symbol）”。选取晋侯稣钟、 楚公逆钟、 曲村晋侯93号墓编钟、 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赵卿墓蟠虺纹编镈、 山西省万荣庙前贾家崖素命镈钟为研究样本， 通过独特的成分与图像造型、 丰富的题材与纹饰种类， 变化的构图与布局方式呈现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视听艺术。

2.1 像似符号： 成分与图像造型

“像似符号（icon）”是以模拟与写实为手段实现语义表达的。 “它的再现品质是它作为第一位的第一性。”^［8］51-52 在以物质生产为生活重心的阶段， 人类社会在最早二元对立转换结构向三元结构发展的过程中， 神灵观念逐渐萌芽， 直接影响人类经济生产的自然力与自然现象， 云、 雷、 风等成为最早被神化的符号对象， 寄寓人们对风调雨顺的美好期盼与对自然神的敬畏。其中， 云纹在早期占较大比重， 连续重复是这一图案的基本形式。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 云纹既可与主纹融为一体， 也可充当背景纹饰， 其在晋系青铜编钟上多出现在舞部与篆间。

古晋人民对自然的依赖与崇拜， 表现在编钟上便是从羽翅纹、 蝉纹、 小兽纹各类动物意象， 到地纹、 卷云纹、 勾带雷纹辽阔天地表达， 符号意象的建构赋予纹样象征性的创造。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与翼城县交界的曲村—天马遗址， 又被称为西周晋国都城遗址， 遗址内北赵村南晋侯墓地为诸侯级墓葬遗址， 涵盖9组共19座晋侯与晋侯夫人的墓葬及车马坑 陪葬^［9］。晋侯墓8号墓地出土晋侯稣钟大钟与中小型钟两组共16枚， 大钟纹饰浅而细， 小钟纹饰深而阔。据墓中器物断定年代为西周晚期^［10］。山西博物院所藏为这套编钟最小的两件， 只有尺寸与铭文有微小差异^［11］。两件钟的纹饰同为第三种式样， 均在正面鼓部饰对称云雷纹， 侧面以凤鸟纹作第二基音， 篆间为略狭长的对称云雷纹， 舞部刻云纹， 枚上除云纹外还有4枚乳钉， 见图 11

1 山西省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拍摄于山西博物院， 2023年。

。云纹这个再现体只能具有一个像似的对象——就是“云”， 作为第一性的符号是“云”这个对象的一个图像。云纹作为主要母题纹饰， 流动变化的线条是原始农业阶段古晋人民与自然朝夕相处的产物。与之相似， 在粤系的青铜鼓器上， 云纹符号也被用作鼓中央太阳图案周围的主要装饰， 寓意天空中太阳与云共存。虽然地域不同， 但先民对云的敬畏却是同出一辙的^［12］。

2.2 指称符号： 题材与纹饰种类

“指称符号（index）”和“像似符号（icon）”有一定的关系， 但“指称符号（index）”和对象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比喻关系， 而是更加复杂的因果关系和间接关联， 需要有一定的认识。晋系青铜编钟纹饰的创作与发展作为统治者理念的映射， 始终与当时的政治需求保持同步， 主要题材为动物纹与几何纹， 底纹大部分为云雷纹， 是将自然界动物高度概括化后整合创造众灵于一体的物像形式， 如表 1 所示。

西周时期， 青铜编钟形制、 纹饰与铭文均承袭殷礼， 受生产力条件限制， 纹样多从自然提取， 表达对自然之力的原始崇拜。王室政权的合理性藉由青铜礼器及其纹饰所代表的诸神赐予， 周王通过祭祀占卜获得的决断力、 通过祈祷拥有的影响力、 个人的政治权力便从祖先神灵的旨意中获得， 在“无礼不乐”的礼制社会中， 青铜编钟作为祭礼的重要一环， 其上的纹饰自身即是通神渠道^{［13］109-111}。至春秋时期， 王室及王臣之器锐减， 诸侯列国之器剧增， 神秘奇诡的兽面纹、 龙凤纹逐渐被细密工整的蟠螭纹、 蟠虺纹所取代， 纹样脱离为宗教礼制所规定的旧制， 威严性降低。

西周至春秋时期盛行的凤鸟纹、 夔龙纹， 将虚无的神灵演化为一种超越自然的符号力量， 以狰狞可怖的意象隐喻其代表的超世间的权威神力。山西省天马—曲村晋侯93号墓出土的16件编钟， 据考证应属春秋早期^{［14］378-379}。该编钟纹样分两式： Ⅰ式正、 侧鼓部均饰夔龙纹； 舞部饰相背夔龙纹； 旋部饰云雷纹； Ⅱ式正鼓部饰夔龙纹， 侧鼓部饰小云纹； 舞部与旋部纹样与Ⅰ式相同， 见图 22

2 山西省曲村晋侯93号墓出土， 来源于薛睿： 《山西出土编钟研究》， 2020年。

。人格化的龙祖神作为一种图腾象征的精神符号， 延伸了人神灵魂的沟通方式， 在神话图腾符号的构成中， 可以发现人类与自然生物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15］。图腾符号的再现主要依托的不是与真实物象的相似或相近， 而是指称对象的一般性特性。夔龙纹所呈现出的长身一足， 头顶一角的侧身形象， 仅现于神话传说中， 衍生出的龙神崇拜为晋先民共享的信仰和永恒庇佑提供保证。

2.3 规约符号： 构图与布局方式

“规约符号（symbol）”则与索绪尔研究的语言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并不要求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在外表上有什么相似之处， 也并不存在既定的联系， 而是以某种社会惯例、 规则等方式与它所指的对象相连接。晋系青铜编钟的功能决定了其纹样的构图与布局方式， 从视觉角度看， 晋先民构建感知图像的主要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创造视错觉效果， 而是智能地构建具有再现特性的感知图像及其视觉元素， 如方位和空间^［16］。受编钟形制限制， 纹样根据构图形式主要分为单独纹样与连续纹样。单独纹样遵循对称的构图原则， 常用于西周时期动物纹样， 分布于鼓部、 篆间、 舞部等部位。连续纹样通过几何、 动物等单独纹样进行四方连续重复排列， 常见于春秋时期蟠螭纹、 蟠虺纹等纹样， 分布于舞部、 钲部篆带等部位。

纹样与晋侯稣钟相似的还有出土于山西省北赵村晋穆侯墓M64的楚公逆钟， 据考证断定年代为西周晚期^［17］。墓中编钟一套8件中前6件形制相似， 铭文内容也基本相同， 而后两件形制不同且无铸铭， 据其纹样差异， 可分为三式。一式与二式旋上、 篆间、 正与右鼓部纹饰完全相同， 旋部饰突目变形云纹， 正鼓部饰龙、 凤、 虎纹， 侧绘小兽， 钲、 篆间均以双阴线界隔， 篆间以蝉纹或云纹装饰， 特色鲜明^［18］。唯一不同的是， 二式的钲、 篆间以双阴线夹小乳丁界隔， 这种纹样间隔方式在西周晚期的关中地区几乎没有， 显示出楚公逆钟的独特性。在繁缛华丽的纹样符号结构中体现楚公逆祭祀祖先的庄重与敬畏， 是最高神权的象征。

三式的钲、 篆间均以粗单阴线界隔， 正鼓部为典型两两相对简洁式单阴线云纹， 右鼓部饰有阴线勾喙、 垂尾的小鸟纹， 见图 33

3 山西晋穆侯墓M64号墓出土， 拍摄于山西博物院， 2023年。

。

纹样与前两式有明显区别的原因， 李学勤认为“可能是当时馈赠， 也可能是战事所得”^［19］， 但最后两件与前六件显然不属于一套， 而为晋人选配使音律相谐， 加之楚国国君不可能赠给晋侯一套不完整的编钟， 因此高西省指出， 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战争所得。鼓部所饰凤鸟纹为引颈鸣叫状， 如《国语·周语上》所言： “周之兴也， 鸑鷟鸣于岐山。”^［20］29 鸣鸟作为鸟占的方式源于商代卜辞， “凤鸣岐山”的传说更表明武王兴周灭商不仅带有明显的信仰属性， 而且成为周朝政权建立的象征形式。凤鸟符号作为“见则天下大安宁”的象征被刻饰于晋楚两国交往的礼器上， 所承载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其信仰属性^［21］。

3 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符号的意义

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22］1。青铜礼器的尺度及其固有的贵金属价值决定其生产技术的精密度与过程的复杂性， 这个过程对于青铜编钟象征地位的形成亦具有重要作用， 礼器的生产过程本身既是物质的生产， 也是精神的生产， 这些都清晰表明其绝不是为日常生活需求而造， 只能为王室成员所有， 用于隆重的典礼^{［23］42-43}。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祀有执膰， 戎有受脤， 神之大节也。”^［24］15 青铜时代早期的纹饰， 无论是结合多种元素的图像， 或者是统一在钲部中的动物群， 其立足点和生命力都源于史前晚期“泛神动物”的崇拜和共享以及西周春秋“建国受命”的政治谋求， 这是一个从感知的个别性， 推进到意义规律性的过程^［25］。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符号不仅给纹样以实用意义， 而且作为联通古今的通道将古晋人民的文化与历史通过视觉符号的形式展现， 这不仅具有艺术意义， 而且具有文化价值。

3.1 图腾崇拜

在过去， “装饰” 一词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以审美愉悦为目的的视觉艺术。然而， 在解释晋系青铜编钟的纹样装饰传统时， 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纹样装饰艺术并不排除审美愉悦的功能， 但强调视觉效果并不意味着信仰和思考的缺席。方闻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曾指出： “非再现或‘抽象’艺术如果有美学效力的话， 也不可能是任意和偶然的， 而应源自服膺某些有价值的限制或源头”^［26］。晋地是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考古资料表明： 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暖湿， 河湖密布， 草木丰茂， 适宜各种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生存。襄汾陶寺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鳄鱼皮鼍鼓和中国最早的彩绘龙盘^［6］22。凤鸟作为商代的图腾符号， 不仅《诗经·商颂》中有“玄鸟生商”的记载， 《史记·殷本纪》等早期文献记载中也有鸟作为图腾符号的描述^［27］。龙与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源流最为久远的图腾元素， 含融“祭祀之器”中抽离现实世界中的信息， 并附属于晋系青铜编钟上的纹样符号， 在独特的装饰图式结构中体现古晋人神灵崇拜的族属意象。

西周末期至东周， 龙纹与凤鸟纹作为动物纹样中最常见的两种， 不仅在装饰部位居于主体地位， 亦因其形式结构的排布积淀深沉的神灵力量。凤鸟作为商代青铜器常见纹饰， 常用作饕餮的陪衬。春秋中晚期开始， 凤鸟在晋系青铜器上重新涌现， 与其他地区相比， 晋式凤鸟打破庄重肃静的范式， 融合异域文化后宽阔蜿蜒的身躯， 显得别具一格， 见图 44

4 来源于李夏廷： 《晋国青铜艺术图鉴》， 2009年。

。龙， 最初即以图腾身份出现， 作为社会群体与个人的标志和象征^［28］461。龙纹符号在青铜编钟纹样的位格结构中， 其神性高于鸟祖自然神， 地位也更高。不同于陶器活泼粗简的几何图案， 象征众神的图腾符号以一种比甲骨卜辞更权威的方式， 使人们接受礼乐的制度及其背后代表的王朝的统治。

太原晋国赵卿墓经鉴定为晋国卿大夫赵简子之墓， 这一高等级的墓葬， 为我们了解晋国的历史和文化，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5

5 因墓主位高权重， 故墓葬规模大， 遗迹丰富， 随葬品不但品种多、 数量也大， 上承礼器、 下启生活用具无所不包， 达31 00余件。

。出土的青铜编镈有19件， 形制相同， 尺寸大小依次递减， 经文化部音乐研究所测音， 音质完好如初。其上纹样作为编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带有强烈的图腾符号色彩。全套分为两式： Ⅰ式5件， 舞部饰蟠龙纹， 舞顶的钮两侧， 各有一回首蹲伏的猛虎， 虎口张开， 双目圆睁， 状极威猛。钲部有饰夔凤纹的篆带两条， 篆带上下及之间有团身螭首的枚， 鼓部饰卷身的蟠虺纹， 繁密工整且四方连续， 更为灵动， 见图 56

6 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赵卿墓出土， 来源于李夏廷： 《晋国青铜艺术图鉴》， 2009年。

。Ⅱ式的14 件蟠虺纹钮镈， 身饰羽纹、 鳞纹及云纹。舞部、 篆部及鼓部皆饰蟠虺纹， 与I式5件镈钟共同组合成一套编镈。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已被诸侯忽视， 夔纹作为龙纹的衍生， 代表了晋文公重耳回晋国重新执政后的最高王权， 神权与王权的观念在庞大的生产过程和严密的组织中得以彰显， 表明编钟的生产也是社会等级结构的生产^［29］。

3.2 政治谋求

春秋以降，“龙纹”逐渐“世俗化”， 僭越阶级身份的各地诸侯对周王室的世袭权力发起挑战。以经济及武装实力支撑的王权需要的是体现地位的权力符号， 而不只是代表宗族力量的图腾象征。张光直认为人与天地、 与神沟通只能通过巫师与巫术， 掌握了这两者就可以与天地、 与神对话， 从而获得政治的权威^［30］58。周朝已有天子穿龙袍的相关记述， 《礼记·礼器》： “天子龙衮。”^［31］451 《司马法》：“周以龙，尚文也。”^［32］4 衣服上画龙， 表明天子是龙之子， 从而树立地位， 巩固王权。至春秋， 龙作为神化君王的权威符号， 不止绣于衣服， 食器、 乐器、 居住场所等均布有龙纹， 龙纹作为地位的象征符号， 逐渐与帝王崇拜结合， 塑造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编钟作为礼乐器的重要代表， 其上纹样是传达君王权威的重要路径。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素命镈钟， 1987年采集于山西省万荣县庙前村贾家崖， 呈上大下小的合瓦状， 据考证， 年代为春秋早期^［33］83。镂空扁钮作双龙吞兽状， 兽的上半身已被吞入口中， 仅留长尾在外， 器身两面有微凸螺状枚36个， 篆间、 鼓部均饰有云雷纹， 见图 67

7 山西省万荣庙前贾家崖出土， 来源于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青铜器全集9： 东周3》， 1997年。

。这里龙纹的祖神属性逐渐由虚幻的图腾意象转变到以龙喻帝的统治者自身， 以一种维护地位合法性的符瑞，将龙纹作为一种“社会‘深层’文化符码”^［34］17。新晋的王公贵族不仅把曾经作为殷周正统传承之力的祖神饕餮完全抛弃甚至丑化， 更是将“龙”从神圣的祭坛上移入了错综复杂的政治争斗之中， 将其作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力的文化手段， 从而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至战国末期， 龙的形象已经从青铜器上彻底消失， 其符号指向也由最初的祭祖指示标志转变为王权的实际象征。

4 晋系青铜艺术与新美学的建构

中国是图案文化的大国， 图案纹样是人类记录生活经验和表达审美意识的特殊语言， 是传承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晋系青铜编钟便是其上雕饰纹样的物质载体， 无论是晋侯稣钟上的云纹， 楚公逆钟上的龙纹、 凤鸟纹、 虎纹， 春秋编镈上的蟠虺纹， 还是其他晋系青铜编钟上的饕餮纹、 蝉纹、 羽翅纹、 蟠螭纹等等， “这些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纹样形式以抽象性、 符号化的特征凸显， 演绎着动物纹样的神性之美， 几何符号的抽象之美”^［35］， 凝聚着古晋礼乐精神与文化信仰。韩愈言“文以明道”， 周敦颐称“文以载道”， 晋系青铜编钟可以说是“纹以载道”的典型代表， 这既是一种超现实的“异化再现”的视觉表达方式， 更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深层“灵境”启示， 于物质与精神之间对纹饰意义的寻求中强化了视觉时代注入的文化力量。古今的对话让我们更加关注晋系青铜艺术中的象征符号， 这些有意味的纹样符号随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特有的意识形态的消失， 而逐渐成为一种直观的民族标识符号元素。少了传统象征寓意的纹样符号， 但多了视觉意义上的联想与想象， 传统纹样以跨越文化断层的现代演绎， 为我们提供形式与表达方式上的美观与借鉴性， 感召世人的灵魂回归^［36］。 空间距离与精妙纹样经过几批人反复提炼而形成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象征符号语义， 同时也是丰富设计语汇， 将周身环境与文化基因融入设计的表现手法之一。继承不应只是遵循旧例， 更应随着时代发展， 充分利用当下的社会环境做到“创新”， 实现纹样造型的创新， 工艺的创新， 展示的创新， 从而使符号的应用符合现代的审美需求， 让青铜艺术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表现方式、 制艺技术， 还是精神观念， 中国美术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互联网时代下， 中国的美术与公共艺术都在蓬勃发展， 并逐渐为大众感知与接受， 中国美术家肩负的使命在于开拓当代与时俱进的美学理念与美学语汇。从美术史角度看， “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 中国美学系统亟待从自身的文化脉络出发， 建构“新美学”， 以凝聚中国人的精神，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扬其艺术精华与时代活力， 力求将中国最美的文化基因与当下的社会情境相和， 建构先进的文化传承体系， 延续历史文脉， 培育带有中国基因的“生力军”， 为民族美术的永续发展提供了一支永不枯竭的力量。

5 结　语

晋系青铜编钟是我国的重要音乐文化遗产， 在征战、 朝见、 祭祀等重大活动中不可或缺， 具有美观与实用的双重价值。晋系青铜编钟作为中国器物的重要代表， 根植于古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反映了先民的思想观念与艺术追求。学界以往对于先秦青铜编钟纹样的解读多以综合研究为主， 对单一国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对晋系青铜编钟纹饰的研究更多局限于简单的材料征引。对晋系青铜编钟纹样符号的解读， 是对晋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通过符号学提炼晋文化符号， 突破以往单维度技法研究的方法局限性， 促进了符号学与地域文化的联系， 为把握古晋美学认知， 理解中国礼乐精神提供了思考价值。人工智能时代下， 新的科学技术此起彼落， 构建晋系青铜艺术符号与当代新美学的沟通桥梁， 以数字技术体悟传统晋文化精髓， 推动我们思考文化延续的视觉表现， 让华丽奇诡的青铜艺术带着生命的气息走进人们的生活， 成为视觉呈现中的那份荣耀， 为纹样符号的审美特色寻求内涵诠释增加意义驱动， 为民族美术的永续发展提供一支生机盎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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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3年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符号学视域下晋系青铜编钟的数字化研究(23BD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