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的省思

Refle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Truth”

摘要

后真相是指民众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立场、 情感解释事实， 而不是基于客观真相。在日趋多元的网络环境下， 算法推荐技术、 微叙事表达方式和网络圈层的形成促使网络中的“后真相”性日益凸显。作为高校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领域， 网络空间对青年学生的主流价值观教育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真假掺杂的信息内容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认知， 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冲击高校学生的价值认同， 极端化的情感共鸣稀释高校学生的价值共识。在“后真相”的网络环境下高校开展主流价值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 需要从教育主体、 教育客体、 教育内容和教育介体等方面发挥作用。

Abstract

Post-truth refers to the tendency of the public to interpret facts based on their own stance and emotions， rather than on truth. In the diverse online environment， algorithms， micro-narrative expressions and online circles have made “post-truth” more prominent. The Internet has had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duca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among young students： false information affects students’ value cognition， the fla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disrupts students’ value identity， and the extreme emotional resonance dilutes students’ value consensus. Conducting mainstream valu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post-truth” environmen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requiring joint eff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ors， students，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medium.

关键词

后真相 /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 价值观教育

Key words

post-truth /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value education

“后真相”是一个舶来词， 用来表示民众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立场、 情感解释事实， 而不是基于客观真相。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传递网络信息的各种智能终端设备， 逐渐成为高校青年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各类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形成的网络环境具有“后真相”性， 对高校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算法推荐技术、 人工智能的不断革新， 网络环境的“后真相”性特征日益凸显。 “以民主法制为精髓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制度的生命魂魄和内在精神， 维护着国家政治的基本稳定和社会大局。”^［1］ 同时， 它也对社会个体产生重要影响。网络空间作为当代大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要场域， 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认知、 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的形成产生了不良影响。基于此，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很有必要就“后真相”网络环境下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展开研究。

1 网络环境的“后真相”性特征

“后真相”的核心特征是“情绪在前， 真相在后； 认知在前， 真相在后； 成见在前， 客观在后”^［2］。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网络空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纵横的场域， 也使得信息的传播方式、 表达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微文化催生了微叙事的情感表达方式， 个性化算法推荐掌握了大众价值偏好， 网络圈层加速了信息的情绪化传播。如此， 民众参与网络活动时难免将情感带入其中， 使得网络环境中的“后真相”性特征更加凸显。

1.1 微文化催生微叙事情感表达方式

微文化是指在新媒体、 新技术的推动下形成的一种碎片化的文化形态， 表现之一是信息的碎微化。未经过审核处理的海量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分享到社交平台， 小到个体的家长里短， 大到国际的重大要闻， 这些碎片化信息推动微叙事表达方式的形成。微叙事的“主要特点是不设置前因后果， 直奔主题， 具有直接性”^［3］。随着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 民众生活节奏的加快、 碎片化表达需求的不断扩张， 微叙事作为一种既能快速传播信息， 又能与观众迅速产生情感连接的表达方式， 逐渐被高校青年学生所接受。与传统的叙事手法不同， 微叙事有自身独特语法、 语义原则， 其典型形态是只言片语， 掐头去尾， 突出片段， 其语法规则因信息压缩被打破， 其语义因过于概括而呈现出片面性和煽动性的特征， 即信息从特定语境中剥离出来， 原有的结构和框架变得模糊不清， 支离破碎的内容在其间交织混杂， 这“有可能歪曲或片面地反映社会和文化的真实事态”^［4］。也就是说， 微叙事在将信息实时迅速传播的同时， 也是以信息完整度的缺失为代价的， 可能导致信息接收者在处理信息过程中将被肢解过的“支离破碎”的信息误认为事件的全貌， 对真相进行错误解读， 甚至导致读者在思维定式的影响下， 只拘泥于自己掌握的片面真相， 对真相产生误判。作为网络使用主体的高校青年大学生， 乐于借助微叙事的方式参与网络互动， 侧重于使用简短的语言文字或符号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抒发情感和观点， 而对于“事实真相”则有所忽略， 从而使网络空间的“后真相”性日益凸显。

1.2 个性化算法推荐掌握大众价值偏好

个性化算法推荐是指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 计算机系统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对用户的兴趣、 行为、 历史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进行精准挖掘和深层次分析， 预测用户的网络使用偏好， 以提供个性化建议或定制化内容的技术。算法从来都不是中立的， 它在具有某种价值观念的设计者的操作下， 引导人们重塑各种社会系统中的行为。一方面， 算法推荐根据历史数据为用户画像， 精准掌握用户情感需求， 向其推送个性化内容， 力求提供舒适的情感体验。在这种情况下， 用户的深层次需求和情感被算法精准掌握， 他们无需进行搜索就能与自己真正乐见的内容进行互动， 满足自身的价值偏好需求。同样， 在“选择和确认偏见”理论的影响下， 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兴趣、 立场和价值偏好浏览信息， 因而承载各种情感的网络内容更容易得到用户的关注。在算法推荐和“选择和确认偏见”理论的双向推动下， 媒介利用文字符号、 影视音像等形式推送满足受众价值需求的信息内容。另一方面，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革新、 互联网空间的不断拓展、 网络空间容纳的信息日益庞杂， 一旦用户占据获取信息的主导权， 那么非同质化的信息将会在算法推荐机制的运行中被过滤掉， 媒介呈现的内容将与受众的个体价值趋同， 加剧“信息茧房”效应。作为网络使用主体的高校青年大学生受自身价值偏好的影响， 更容易陷沉浸在算法编织的“气泡”中， 长此以往， 他们不再主动获取多元的信息甚至拒绝接受多样化的观点， 主观偏见被不断强化， 思想的片面性日益加剧， 对主流价值观的认识产生动摇， 使得网络空间的“后真相”性日益凸显。

1.3 网络“圈层化”加速信息情绪化的传播

大数据时代， 网络传播的多元化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介的单一性， 承载着各类情感的信息更容易受到观众的青睐。网络“圈层化”是指在现代社交媒体环境中， 用户基于共同爱好、 情感或利益等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只在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传递的现象和趋势。圈层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价值观上的同频共振， 身处于同一圈层的高校青年学生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他们创造出一套只属于“圈内人”的话语体系， 同时通过圈内人认可的话语符号确认各自的在场。网络“圈层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学生社会交往关系的特征——分散性。现代社会关系的分散性导致社会成员精神上“空虚”， 尤其是正处于价值观塑造关键期的高校学生， 他们面对现实社会的“孤立”， 难以进行自我调节， 更容易感到无所适从， 迫切需要找寻一个能够释放情感、 缓解压力的场域。在同一圈层内， 高校青年学生因趣缘集结在一起， 彼此传递的内容以情感和立场为主， 而信息本身所承载的事实和真相显得不那么重要。他们在各自的圈层中寻求释放压力、 摆脱孤独焦虑、 表达自我、 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港湾”， 以相对封闭的圈层建立起共同的情感依归。基于此， 信息的“圈层化”必将加速信息传播的情绪化， 从而使得网络空间的“后真相”性日益凸显。

2 “后真相”网络环境下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

高校青年学生的价值认知、 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后真相”的网络环境下， 真假混掺的信息内容、 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模式、 极端化的情感共鸣引发高校学生在价值认知、 价值认同、 价值共识等方面的挑战。

2.1 真假混掺的信息内容影响高校学生的价值认知

“后真相”并非无视真相， 而是意味着真相相对于个人情感和立场而言， 并没有那么重要， 甚至需要经过事件的持续发酵或逐步冷却， 事件的原貌才能逐渐浮现。网络中呈现“后真相”性的信息通常真假混掺， 介于事实和虚假之间。一些舆论制造者通常采用“偷天换日” “移花接木”等手段， 将捏造的信息堆砌在原有事件之上大肆传播， 以事件原貌为基础， 借助虚构材料重新诠释真相； 并声称自己是热点事件的目击者， 按照个人意图将虚假素材与事实真相进行组合， 运用各种语言技巧煽动群众的情绪， 以“揭秘”的方式制造“亦真亦假”的信息内容， 再利用信息传播与接收的时差， 在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故意掩盖或删减关键信息， 从而误导公众对事实真相的认知。在网络上， 一些有心之人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 以“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抹黑历史英雄， 歪曲历史真相； 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用恶意揣测代替事件真相， 借助拼接过的不实信息在网络大肆炒作， 试图曲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如此对个别事件进行主观解读， 恶意肢解， 将网民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上升为政治事件， 挑起社会敌我矛盾， 制造政府和人民对立的行为， 是西方政客消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力，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转嫁社会矛盾的惯用伎俩。在信息碎片化时代， 各类信息纷至沓来， 高校青年学生很容易被这些铺天盖地的内容所包围， 甚至被其承载的情绪所左右， 以至于无法深入思考事件原本的面貌， 导致真相被“雪藏”。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高校青年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辨别真伪， 价值认知的塑造极易受到干扰或发生动摇， 进而解构高校主流价值认知。

2.2 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冲击高校学生的价值认同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 社交媒体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强势取代大众传媒， 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 传播信息的权力逐渐从政治权利的核心分散到普通民众手中， 信息传播呈现“扁平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能拿起麦克风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纷繁的信息不断挤占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交媒体的位置， 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相对减少， 进而形成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离散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多元价值离散价值认同。在当前的信息传播格局中， 传统的受众群体成为传播信息的主导者， 在民众身份发生转变、 信息传播权力下移的同时， 规则和权力分配没有重新规范， 导致一些落后、 消极的价值观念在网络上“横行”， 如网络暴力、 群体极化等； 二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稀释价值认同。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 大众开始掌握部分信息权力， 其所形成的力量不容小觑。一旦公众中的少数人通过使用信息权力而获得精神或经济上的满足， 对信息的传播欲望就会逐渐膨胀。 “人们习惯从情感认同与利益相通之处寻求共同的价值群体。”^［5］ 一些网络大V、 网红明星等为吸引大众关注， 其言论和行为往往带有娱乐化或商业化的性质， 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必然产生一定冲击； 三是舆论向次生舆论的转换冲击价值认同。自媒体快速发展， 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 都可在平台宣传个人见解， 使得原先由主流价值观为主导的舆论逐步转换为主观色彩强烈的次生舆论， 很大程度上消解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缺乏批判精神和判断力的高校学生在这种单方面接受信息的环境中， 更容易接受和认同那些未经深思熟虑的信息和观点， 他们开始“享受着思维惰性下的舒适， 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6］， 从而割裂自身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并产生动摇。

2.3 极端化的情感共鸣稀释高校学生的价值共识

“信任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信任含有对互惠的预期。”^［7］ 价值共识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对主流价值观高度认可基础上的价值取向。而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价值共识形成的基础。在“后真相”性的网络环境中， 多元的价值诉求挤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 所以个体通常或多或少地对主流价值观表现出不认可； 同时价值共识的形成不是完全建立于“事实性”的理性证据和个体间的义利自觉之上， 而是“更多地诉诸‘主观性’本位观念和群体内的宣泄式‘共情’。”^［8］ 网民利用互联网表达自身诉求， 与拥有共同经历或背景的社会成员“抱团群暖”， 群体观念在交流中逐渐扩大， 个体观念被群体意识裹挟直至消失， 最终形成群体间的“情绪感染”。 “情绪感染通过基本共鸣反映而产生”^［9］一些网络舆论制造者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 利用情感化的文字符号、 音像视频等手段， 有意识地向群体传播自身认同的意识形态， 意图刺激群体间的“共情”， 诱导各群体将自身的价值主张推向极致。部分渴望彰显个性、 追求新颖、 力求建构社会关系的高校青年学生极易受到群体“共情”的影响， 一旦网络中出现标榜“自由” “民主”的事件， 他们就会“跳”出权威对于真相和事实诠释的“牢笼”， 从自己的立场“阐释”事件的真相， 以至于出现造谣、 传谣、 歪曲事实、 质疑官方等过激言论和行为， 甚至集聚群体成员形成庞大力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殊不知， 这正是西方敌对势力瓦解我国主流价值共识的常用手段， 急于获得社会认可的大学生在将所作所为视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正义”之举时， 早已掉入有心者精心设下的陷阱。基于此， 主流的价值共识面临着被稀释的挑战。

3 “后真相”网络环境下加强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策略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 善的、 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 恶的、 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的。”^［10］230 当前高校学生主流价值观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 如何在“后真相”网络环境应对其挑战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不仅要在教育主体上下功夫， 还要在教育客体、 教育介体和教育内容上深耕。

3.1 推动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主体理念的更新

“教育工作的实质就是做人的工作， 就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11］ 如何使主流价值观在高校的施教中变得更加行之有效， 是身处“后真相”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思政工作者应从这几个角度着手： 一是强化教育信息传导和主流价值观引领的责任； 在“后真相”的网络环境中， 思政工作者依托专业素养和理论功底， 对学生关注的社会话题进行深刻剖析， 将主流价值观与网络热点相结合， 让学生更加认可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 适当运用网络热词， 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生活化， 既保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严肃性和思想性， 又拉近师生距离， 强化高校青年学生在思政课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把握媒介传播规律， 强化网络思维； “网络思维是指熟悉互联网运行规律， 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 在工作中时刻借助网络规则， 发挥网络作用。”^［12］ 思政工作者应及时抓住虚假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滞后”的特点， 提醒高校青年学生“理性吃瓜”， 不要做出过早地判断和表态， 而要在尽可能全方位确定信息源可靠性的基础上再发声。同时， 思政工作者也要用大数据对学生个体进行精准化分析， 时刻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 对具有“精神内耗”倾向的高校学生进行干预教育， 避免“信息茧房”的陷入； 三是立足学生情感需求， 发扬人文关怀， 思政工作者应准确把握高校青年学生参与网络互动的状况， 与学生展开情感交流， 获取学生信任， 与学生形成情感共振， 尤其是对“思想偏激”的学生给予高度关注， 通过找寻彼此的共鸣点， 拉近双方距离， 使得主流价值观教育内容更具吸引力； 四是利用算法推荐技术收集高校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可和接受状况， 对高校学生在网络中使用的隐语义进行分析， 研判大学生群体主流价值观亟需待解决的问题， 推动主流价值教育实现育人功效。

3.2 推动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内容传播效力的提升

在“后真相”网络环境中， 海量的未经筛选的原始信息充斥在各大界面， 大到重大要闻， 小到家长里短， 其中一些无效的、 虚假的信息不但干扰高校育人工作的正常进行， 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力。改变主流价值教育传播效力不佳的局面， 就必须在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将“四史”有机融入教育内容中。 “后真相”现象之所以在网络中甚嚣尘上， 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网络用户历史素养有待提升。近年来， 民粹主义等思潮的盛行说明遗忘历史的危害性。 “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 忘记历史是可耻的。”^［13］ 推进“四史”教育与主流价值观教育相融合， 以思政大舞台为依托， 以高校学生愿听愿信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做到言之有理， 让学生深刻理解“四史”背后的精神， 从中掌握历史发展规律， 汲取精神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 培养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从而推动主流价值教育观在“后真相”的网络环境中行稳致远。二是借助数字热度， 提升理论效度。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思政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重要平台， 我们可以借助教育系统、 数据资源和数据溯源图谱， 在网络开展小规模个性化教育。同时运用AI、 VR等人工智能技术， 将网络世界与校园、 教室相结合， 让高校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流教育内容的浸润； 三是强化学理积淀， 拓宽内容厚度。我们要在推动主流教育内容不断建构的过程中， 为其提供深厚的理论积淀， 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容纳更多与时代同行的元素， 促进主流价值观教育不生硬、 不过时； 还要同我国具体国情、 同传统文化、 同世界变局相结合， 使得主流教育的内容不脱离实际、 不落后于时代； 还要加强思想引导， 在对历史细节的精确阐述和现实诉求的及时回应中， 积极推动主流价值观教育内容的创新发展， 以适应高校青年学生的需求。

3.3 推动主流价值教育客体综合素养的提升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 民族的未来在”^［14］333。身处“后真相”网络环境中高校青年学生， 为摆脱“过滤气泡” “信息孤岛”产生的价值偏见就必须加强自身对主流价值的守望。对此， 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发力： 一是提高学生的智能算法素养， 加深对算法运行规则的理解。美、 英、 法等国已将培养学生的算法思维纳入学校教育文件中， 我国高校作为育人育苗的重要阵地， 必须将算法的核心理念作为课程学习的重要部分融入教学中，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让学生掌握算法推荐的运行机制、 原理机理， 揭开算法推荐在信息推送中的“神秘面纱”， 减少学生对算法推荐的盲目听从； 二是引导高校学生提升科学素养， 辩证、 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深化学生对算法、 人工智能的认识， 既要看到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也要及时认识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困扰， 摒弃“意气用事”的感性理念， 树立“追求科学”的理性观念， 自觉冲破“信息茧房”的束缚， 跳出“算法黑箱”的陷阱； 三是要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 其实质还是网络民粹化。”^［15］ 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是精英人士与草根群众的对抗和历史与虚构的交织。如网络上播放的抗日神剧， 将部分历史情节过度放大或随意拼接， 使得高校学生将注意力停留在足够刺激视觉的人物动作上， 而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委则有所忽略； 同时， 情绪优先的“后真相”特征加剧人们内心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部分民众以病态的、 自我毁灭式的消极价值观念诉说着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因此， 作为教育客体的学生要在参与网络实践活动中、 主流文化的宣传中， 加深对算法知识的理解， 深刻感悟当代主流观念的价值， 感受正能量和主旋律的洗礼， 摆脱对技术的迷思和依赖。在参与网络实践过程中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挑选者， 提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性， 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中感受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3.4 推动高校主流价值观教育介体的引导

在“后真相”网络环境中， 算法作为教育介体在为高校学生提供“专属画像”实现“千人千面”的同时， 也对高校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引导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要扭转这一困境， 必须着力于这三个维度： 一是摒弃算法中立的理念， 强化设计者的使命意识和政治责任； “算法不是公正的、 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 相反， 它们是不可避免地充满价值的。”^［16］ 算法的操作参数由信奉某种价值观念的开发者指定， 必定渗透着设计者的价值观念、 判断和取向， 因此必须破除算法中立的偏见， 加强设计者的伦理和价值观教育， 使其忽略算法的工具性， 凸显算法的价值性， 用主流价值观引领推荐算法； 二是实现主流价值观内容推荐与学生情感需求高度匹配。 “积极培育社会道德和主流价值观， 决定着算法平台的品性及其未来。”^［16］ 以算法推荐技术为依托， 侦测网络平台中学生对主流价值教育内容的浏览时长、 评论点赞量， 对学生的情感投入进行量化分析， 对高校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进行动态测量， 制定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算法服务， 营造有利于主流价值观构筑的“拟态环境”； 三是突破“受众本位”的功利驱动， 加强传统媒体把关人的主体责任； 在“受众本位”理念的驱使下， 算法推荐成为利益的“逢迎者”， 传统把关人的地位大不如前， 主流价值观信息供给与需求的适配出现失衡局面。这要求把关人必须突破“流量为王”的禁锢， 提升自身的审核水平， 在过滤不良信息、 保证信息安全的同时， 凸显彰显主流价值观的信息内容， 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 四是完善智能算法法规法制。 “滥用一种算法可能会破坏价值观， 并对我们的自由造成巨大损失。”^［16］ 对于智能算法， 除了从提高把关人、 使用者的道德水准等方面入手外， 还需在制度建设方面下功夫。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 关于智能算法的法律的出台需要不断完善。尤其需要从算法推荐、 算法决策、 算法公开、 反算法歧视等方面率先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确保智能算法在遵守伦理道德、 彰显主流价值等方面能够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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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般项目： 网络环境下思政课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研究——基于“后真相”时代的视角(2023JGSZ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