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主题性绘画图像的“文化化”建构

The “Cultur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matic Painting Imag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摘要

主题性绘画作为承载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图像艺术， 其图像符号的“文化化”是时代发展赋予主题性绘画的一个新命题， 意在主题性绘画中塑造具有政治属性的“文化图像符号”， 实现“以文教化” “以文化民” “以文化物”。通过营造文化环境、 塑造文化图像符号以及藉由文化政策引导艺术创作导向等路径来建构实施。其价值在于能够打破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壁垒， 促进国家认同， 夯实民族国家一体化基础， 对引领文明型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Abstract

As a visual image art that carries mainstream values， the “culturalization” of image symbols in thematic pain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culturalization” means creating “cultural image symbols” with political attributes in thematic painting， aiming to “educate with culture”， “enlighten the people with culture”， and “transform things with cultur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matic painting has undergone a policy shift from the cultural politicization to the political culturalization. As an image strategy of political culture， it is construct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ways such as creating a cultural environment， shaping cultural image symbols， and guiding the orientation of artistic creation with cultural policies. Its value lies in the ability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national conscinusness among peoples，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 - state integration. Moreover， with “culture” as the core value orienta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ivilized socie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全球化 / 主题性绘画 / “文化化”建构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 thematic painting / “culturalization” construction

“主题性绘画是以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为创作基调， 将图像内容与政治组织、 政治文化相连接， 传播政治价值导向， 获得社会民众对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拥护， 推进政治社会化的图像生产。”^［1］ 20世纪以来， 中国主题性绘画创作以工农兵为核心描绘对象， 着重凸显人民性。其艺术价值评判， 是以工农兵群体的认同为重要标准， 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在艺术表达上， 其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着力追求崇高的艺术境界， 通过塑造典型人物、 展现现实范例， 体现出典型性的艺术特征。其创作目的在于价值引导与思想教化。

这种艺术创作框架伴随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一直持续至今。作为美术创作类型， 学界从题材、 内容等不同视角对主题性绘画进行了定义， 有过“重大题材创作” “情节性绘画” “历史画” “革命历史画” “主旋律绘画”等多种提法。然而无论哪种视角， 体现政治文化导向的价值坐标始终存在于这类型绘画中， 并成为区别于其他写实绘画的核心。

新时代以来， 多种价值观念体系在紧密联结之时， 相互间的碰撞也日益加剧。美术作品因其视觉特性， 艺术意蕴潜藏于审美过程中， 当观众在欣赏作品的色彩、 造型、 空间、 线条这些艺术本体因素而获得审美共鸣时， 作品所要表达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也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实现了对观众的投射， 这种视觉特性决定了美术作品可以不受语言的限制， 突破各民族国家思维观念的壁垒， 跨越语言和理性的屏障来促进文化价值认同。对于价值理想建立在血缘、 土地、 民族认同基础之上的民众而言， 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是缔结价值同盟的纽带， 当“文化纽带”以美术作品的形式呈现， 审美共鸣就会成为其大众化传播的助推器。可以预见， “以文化物” “以文化人”的创作导向， 将会成为全球化时代主题性绘画创作的一个方向。

1 政策转向： 主题性绘画从文化政治化到政治文化化

作为政治文化价值体系中教化和宣传的文艺类型， 主题性绘画经历了革命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 到建设时期“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 再到发展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导向的变化， 主题也相应地经历了由建构革命理想主题到建构精神号召主题， 再到建构文化引领新时代发展主题的嬗变。这期间， 主流价值观借助艺术作品进行传播的方式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 虽有形态上的变化， 然而其进行政治整合和社会教化的功能基本不变。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 文化场域发生重大变局， 各种思潮、 思想观念并存。当作为经度的主流文化与诸多维度之上的多元文化交汇时， 源自文化本性的“主流化”争夺， 使原本居于主流位置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框架面临危机。主题性绘画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 以何种形式引领时代精神的发展导向， 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主流话语建构和传播遇到的现实问题。

从现实发展来看， 文艺系统的价值导向进入到历史新阶段。时代变革促使文艺创作转向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目标，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2］108。自此后， 以文艺形式助推中华文化， 用文化塑造国家形象， 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方向。新时代对中华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进行倡导， 是在多元价值普遍存在的当下， 藉由民众的文化根性记忆， 重新进行政治文化整合和主流价值引导的抉择。突出文化主题， 以“文化”化人， 表明政治导向上已将文化政治化调整为政治文化化的决策转变。

2 时代选择： 主题性绘画图像的“文化化”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契机

首先， 时代发展的诉求。主题性绘画的教化功用已表明其政治图像生产的性质， 而这一功能的实现， 则借助于图像的象征性来传播政治文化信息和价值导向。在此语境下， 主题性绘画图像符号的“文化化”， 是通过塑造具有政治属性的“文化图像符号”， 借由可见的图像符号表达不可见的内涵意义， 达到“以文教化” “以文化民” “以文化物”的目的。可以说， “文化化”就是主流文化渗透、 主导民俗文化、 大众文化、 娱乐文化、 消费文化的过程。不可否认， 政治文化在“一体化社会结构”中易于贯通， 这种情况下主题性绘画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然而， 全球化时代不仅带来空间上文化的发展和扩张， 更是引发自西向东经济、 政治、 文化多维度的交融， 这也致使本土政治文化无法与多元文化认知一一契合。

所幸文化可以作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彼此。正如国际法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 “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 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 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去着手， 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同样， 这些转型所改变的恰恰就是文化体验的构造。”^［3］1 在众多文化形式中， 美术作品无疑是文化体验最直观的类型。如我们从霍珀的现实主义绘画中可以了解20世纪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社会现实， 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普通民众在经济危机下的生存遭遇； 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作品中我们既可以得知美国后工业时代大众消费文化的狂欢状态， 又可以看到大众文化背后所折射出的平庸与肤浅； 而巴塞利兹作品所传达的迷茫与挣扎， 则是德国在二战创伤和战后重建背景下， 人们对德国历史和文化记忆伤痛的表达。这些艺术作品通过艺术语言和审美感受跨越种族、 文化与信仰的差异， 在不同文化社会之间搭建起了认知和交流的桥梁。

由此可见， 文化艺术易于实现沟通， “它是社会成员形成相同价值与认同的主要途径”^［4］。由于认同是“行动者对认同对象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 本质上是精神的和文化的， 所以， ‘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特定社会类型的文化机制的认同， 故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5］7-8。全球化时代是信息化和图像化高度发达的阶段， 借助具有文化内涵、 文化精神的视觉图像符号， 以感性的视觉传播理性的价值观念， 寻求文化的认同， 体现出时代发展的诉求。

其次， 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全球化进程中， 科技发展、 交通革新、 资本流动、 国际教育交流等共同发力， 推动多元文化快速传播， 本土文化也因此遭遇价值观念碰撞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此宏观背景下， 强化民族身份认知， 实际上是在深化对所属政治架构下文化体系的理解与接纳， 同时也是对该政治架构运行逻辑与治理效力的肯定与支持， 最终推动社会层面达成更为广泛且深入的认同整合。

对民族群体内部成员而言， 民族身份认同是对群体的情感依附， 是归属感的核心支撑， “是关于共同地域的共同历史经历、 关于这种历史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和文化传承”^［4］的接纳。这充分表明群体成员的归属感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紧密相连， 也揭示了文化认同与社会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具体而言， 一方面， 借助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图像符号获取文化认同， 能够同步实现对文化所属政治实体的认同以及社会认同； 另一方面， 利用民族文化符号可提升民族自豪感与自我认同感， 进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这正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主题性绘画图像中突出“文化”属性的关键意义所在。

当代先锋艺术家徐冰和蔡国强的艺术实践为主题性绘画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徐冰的艺术虽不属于主题性绘画范畴， 但其以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符号， 遵循西方当代艺术的表达逻辑， 在国际艺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徐冰在西方艺术价值体系中被接纳， 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 艺术形式契合了西方艺术发展的时代脉络； 其二， 他运用艺术图像符号有效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 在图 1《鸟飞了》中， 通过对“鸟”字的字体演变直至“羽化”为鸟形飞走的呈现， 展现了中国象形文字与西方线性文字的碰撞与转换； 在图 2《天书》里， 运用活字印刷术创造出独特的“伪汉字”， 使文字这一传统中国文化符号转变为促进跨文化理解的艺术符号。徐冰的作品具有两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对文字表意系统的解构， 回归形象文字的视觉传统， 有力推动了跨文化交流； 二是在表音符号盛行而视觉品质被弱化的全球化时代， 成功保留了文字的视觉特性。由此可见， 蕴含中国文化的视觉艺术作品， 能够推动跨文化交流， 获得国际认同。

同样地， 蔡国强选取火药这一极具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 如图 3《天梯》及《为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第十号》 《红旗》 《草船借箭》等作品， 将火药与当代观念艺术手法相结合， 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为中国文化符号与现代艺术手法的融合树立了典范。以上两个案例说明在全球化时代， 具有民族身份标识的文化元素更能在文化同质化时代取得辨识度， 书写东西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进程。

再次， 国家形象塑造使然。时代发展决定了主题性绘画既包含面向国内进行文化价值整合、 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功能， 又包含面向国际展现国家综合实力、 传播国家形象的效用。相较革命时期和经济建设时期， 主题性绘画反映革命奋斗精神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主题而言， 新时代主题性绘画的属性和功能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主题要与展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形象相匹配。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国家形象作为软实力， 是体现综合国力、 参与国际竞争、 争取国家利益的无形资产。主题性绘画以视觉形式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图景， 以艺术审美传播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 社会新变、 文明发展， 已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和力量。

近年来， 在文艺政策导向下， 主题性绘画围绕“古老的文明大国、 崛起的东方大国、 热爱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和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6］166 四个面向， 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绘画中的形象符号、 场景符号、 文化符号所传达的意涵汇聚成国家形象， “国家是不可见的， 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 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 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7］。故而， 借助绘画中国家形象“源象”（民族英雄、 神话、 民族节日、 文化遗迹等）的象征意义， 完成对艺术受众的投射， 并逐渐在被感知和接受后形成国家的“形象”。在当代文化语境中， 传统文化主题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 是从生硬的政治宣教转变为文化熏陶， 是建立在“文化认同与社会认同的一致性上”^［5］。

具体来讲， 是将意识形态柔化为文化图像符号， 塑造具有文化内涵、 体现中国文化精神、 聚焦时代发展新貌的艺术视觉形象， 藉由文化符号的象征和隐喻特性， 将所描绘对象的外部特性， 转移到内部隐喻领域。例如， 将“拼搏、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黄河图像奔涌向前的特性， 以及黄河船夫激流勇进等视觉特性相联系， 将形象的视觉特性通过黄河图像符号这个载体转移到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隐喻中， 由此在艺术想象中廓清对国家形象的想象， 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认知。

3 图像策略： 主题性绘画图像符号“文化化”构建的路径

第一， 营造“文化化”环境。进入新时代以来， 主题性绘画再次受到重视。由中国文化部、 中国文联于2012年推出“中华文化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率先拉开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序幕。此后， 由国家以及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并给予资金支持的美术创作工程陆续展开。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中华家园”美术创作项目、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创作项目、 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 陕西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美丽湖南·三湘巨变、 湖南省美术创作工程等一批美术创作工程， 围绕“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中国魅力、 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 ”^［8］创作出一批主题性绘画作品。例如： 赵奇的中国画《商鞅变法》（见图 4）、 何红舟等人的油画《满江红》（见图 5）、 章仁缘的油画《大禹治水》、 唐勇力的中国画《唐宋书画艺术》、 冯远的中国画《楚辞》、 林蓝的中国画《诗经——长歌清唱》、 王宏剑的油画《楚汉相争》、 戴政生与黄静的木刻《孝治天下》等。从这些主题性作品里不难看出中国道德文化、 历史史实、 经典诗书跨越数百年所铺陈出的经典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 中华史诗美术大展、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创作展、 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 新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览、 我的延安——全国主题性美术作品展、 “红船颂”全国美术作品展、 “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展等一系列国家专题美术展览， 突出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主题的内涵， 也让我们看到， 主题性美术展览已经成为凝聚主流观念形态、 展示和传播思想体系的空间。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 从文化部门组织到美展主题的设定， 都反映出对主题性绘画“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营造“文化化”创作环境， 传播中国文化， 树立本国参与全球化秩序建构的身份标识和独特性， 成为促进多元文化价值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

第二， 塑造主题性绘画图像的“文化符号”。具有传统文化标识的人物、 事件、 遗迹， 携带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观念的文本、 节日庆典， 凝聚革命文化的遗址、 故居等图像都在主题性绘画作品中化身为携带政治信息的“政治图像”， 既是思想意识领域的“文化化”， 又是价值观念体系的视觉化。引导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价值方向的另一条路径就是借助“文化符号”的渗透力和感召力， 完成话语塑造和对社会的政治整合， 形成时代新的主流文化。例如， 在主题性绘画中对于中国精神的弘扬， 就是通过视觉形式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图像的过程。如油画《文天祥》（见图 6）象征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英雄人格， 构建爱国主义精神； 油画《大禹治水》象征公而忘私的实践主体形象， 构建集体主义精神； 油画《王安石变法》象征勇于变革的政治体制形象， 构建创新精神； 《宋慈〈洗冤集录〉》象征崇实求真的法律制度形象， 构建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画《隆中对》象征鞠躬尽瘁、 忠于职守的形象， 构建奋斗精神； 油画《贞观盛会》（见图 7）所代表的协和万邦景象， 构建和谐精神； 版画《孝治天下》象征传统美德精神等。这些作品使我们看到主题性绘画是如何藉由“文化符号”的意涵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时代表达”^［8］ 这一命题。

此外， 以中国画《中国京剧-徽班进京》、 版画《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油画《良渚文化》、 版画《甲骨刻文》（见图 8）等作品所象征的中华传统文化标识， 从民族文化源流唤起民族成员的归属感， 进而增强整个民族、 国家的凝聚力。这些主题性绘画借用“文化符号”的塑造， 对内凝聚人心， 对外彰显中国精神内涵， 既助力文化自信树立， 又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桥梁， 推动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步伐。

第三， 以文艺政策引导艺术创作形式。新时代主题性绘画延续了建设时期的“双百”方针， 注重对艺术形式语言的探索， 尤其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挖掘。不可否认， 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中， 以传统文化图像作为国家自塑形象的元策略， 是构建“国家内涵”和“国家引力”的有效途径。在将传统文化图像融入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艺术图像符号因其象征意义和想象空间， 便于在图像符号象征与政治文化象征之间产生意义的融通， 正如有学者认为：“政治象征既是在意识中把握一个超出个体直接感知能力之外的国家的必要手段， 也是培养理智认同和激发情感认同的关键方式。”^［9］ 从第十一、 十二、 十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以及第七、 八届全国美代会提出的“弘扬社会主流价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10］ “举精神之旗、 铸时代之魂、 展人民形象”^［11］ “‘熔铸中国气派， 塑造国家形象’”^［12］ “为人民泼墨挥毫， 为时代描绘画卷”^［13］可看出， 这一时期文艺政策在倡导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 突出了美术创作中的中国精神、 中国气派。这是主题性绘画在艺术精神层面向民族文化艺术的再一次寻源问道。体现在内容上， 除了延续以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为主要表现对象之外， 又将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物列入其中。形式上，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向民族艺术样式吸取营养。如中国画《甲骨刻文》 《文景之治》、 版画《周初诸侯大分封》等作品借鉴画像石拓印效果， 突出平面剪影的图像形式， 注重轮廓形状的趣味就是传承了中国线性造型的传统； 而油画《王安石变法》、 中国画《火药的发明》 《张居正改革》（见图 9）等作品则取法中国古代壁画历经自然风化脱落后， 形成的斑驳、 残缺的形式美感， 将作品线、 面的隐现与古代壁画的视觉观感进行对应， 借用肌理、 材料、 技法的表现， 从视觉形式层面传达出现代对传统的借鉴与传承。

在文艺政策引导下， 当代主题性绘画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即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内容导向， 日渐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探索， 尤其表现在对中国传统艺术样式的形式语言借鉴上。相较20世纪后半叶， 全球化背景下的主题性绘画在内容和表现手法所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看到时代发展、 社会结构变革对主题性绘画的影响。原因有两点： 一是艺术接受群体发生结构性改变。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人口89.36%是农民^［14］， 2022年中国乡村人口为4.9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4.78%^［15］。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后， 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已逐步融入都市群体。这也是近年来全国美展上反映农村生活内容的作品日渐减少的主要原因。二是形式风格多样， 多元化审美盛行。西方自塞尚开始推翻了几百年来形成的古典主义写实再现手法， 转向平面性回归， 内在形式的追求代替了对表象真实的摹写， 其引发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一直影响到当代。对画面形式风格的创新成为辨别艺术家创造力强弱的关键因素， 对于主题性绘画的创作者们而言， 这一点也不例外。在国家文艺政策引领下， 向中国传统艺术样式寻求当代绘画形式语言和风格样貌的创新性养料， 成为当代主题性绘画创作者解决西方艺术本土化和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条路径。由此而言， 文艺政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结构性引导， 它通过设定价值导向、 传播途径， 构建起艺术创作与社会文化生态互动的基本秩序， 为艺术实践场域中的文化资源沉淀与文化成果升华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4 主题性绘画政治符号“文化化”的当代价值

华夏文明底蕴深厚， 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所在。它涵盖了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 具有普适性价值。这些价值观通过各类文化载体与传承方式， 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 将不同背景的各民族紧密凝聚， 形成了稳固的文化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里， 尽管遭遇了诸多内外冲击， 华夏文明却始终一脉相承， 从未出现过文化断层， 这得益于其强大的包容吸纳能力与灵活的调适能力， 这些为主题性绘画的“文化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题性绘画图像的“文化化”， 本质上是将绘画图像与文化内涵深度融合， 通过植入并传递文化价值， 让作品承载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 实现从单纯视觉形式向深厚文化内涵的升华。

总结起来， 主题性绘画的“文化化”具有以下几点当代价值：

其一， 夯实民族国家一体化基础。提出“文化化”导向的前提是承认多元文化格局的现状， 允许其他民族文化存在与繁荣。如前所述， 文化能够作为价值认同的重要因素， 它不需要借助强硬的法律约束和政治规定就能在各个民族文化之间达成共识， 具有强大的团结力量甚至是强制力量。对民族内部而言， 文化认同伴随着群体认同， 具有强烈政治导向的主题性绘画以视觉形式传播主流文化价值， 以文化促进交流与融通， 这样的“文化化”策略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成为夯实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其二， 引领文明型社会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进入到科技文明的快车道。城市化进程推动着中国社会朝着现代都市社会转型， 建设文明型社会成为发展趋势和目标。文明型的社会必将要有与之匹配的道德和精神尺度， 有学者指出， 文明社会的基底在于“个体的发展朝着文化高层次、 精神高境界、 道德高品质的方向发展， 社会朝不断精神化、 文化化方向发展， 即精神文化的不断提高， 而不是仅仅在物质资料方面不断丰富和积累”^［16］。登霍夫同样认同社会物质财富的繁盛并不能引领人民精神世界走向充实， 如其所言： “文化总是由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所决定的。只不过直到科学工业时代开始以后， 这些价值逐渐才被占统治地位的成绩和技术所取代。人文的东西遭到了排挤， 而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集中成为人民追逐的目标， 并使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17］92 在物质世界日益繁荣、 精神世界匮乏的当下， 通过主题性绘画图像的“文化化”建设， 以“文化”为核心价值导向， 引领社会崇尚精神价值、 道德价值的追求， 朝向文明型社会发展具有时代意义。

其三， 拓宽了主题性绘画已有的图像表达语言。主题性绘画作为一种图像艺术， 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主要表现的是革命主题和社会主义建设主题， 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化和传播效果， 现实主义题材和具象写实表现手法成为主题性绘画的风格特色。但随着文艺政策对“文化化”的引导， 借鉴传统绘画艺术形式语言， 主题性绘画的表现手法和图像风格日渐丰富， 如造型的浮雕感突破了源自苏俄的现实主义立体塑造法则； 空间叠加和拼接打破了源自样板戏的戏剧化舞台效果和三突出创作原则； 材料语言上在国、 油、 版画之外增加了综合材料的物性语言。这些艺术本体语言的尝试和突破， 拓宽了主题性绘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正因为文化与争夺意义和社会权利的斗争纠缠在一起， 所以文化虽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总和， 但却具有意识形态性， 这是意识形态‘文化化’的内在依据。”^［4］主题性绘画作为政治文化的视觉形式， “文化化”的提出， 体现出主流价值观念体系传播策略的时代性、 创新性。尤其在信息传媒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 主题性绘画以艺术性图像开通视觉认知通道， 增进了解与共识； 以艺术审美打破文化隔阂与误解， 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 以文化为纽带， 促进不同文明类型的普遍交往， 激发出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参考文献

[1] 唐萍. 主题性绘画“人民符号”的政治建构与传播［J］. 西部文艺研究， 2023（6）： 96-103.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5.

[3] 约翰·汤姆林森. 全球化与文化［M］. 郭英剑，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 林滨. 当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化”［J］. 教学与研究， 2011（4）： 31-37.

[5] 李友梅. 社会认同： 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7] 马敏. 政治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 10-14.

[8]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10-20（02）.

[9] 王海洲. 国家形象塑造的象征政治学阐释［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10）： 63-70.

[10]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中国画作品选［J］. 美术大观， 2015（8）： 28-31.

[11] 专访|徐里：新时代美展的新气象——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复评收官在即［EB/OL］. 2019-09-03［2024-12-09］.

[12] 高洪， 庞茂琨， 刘堂江， 等. 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 首届全国美术教育教师作品展览（上）［J］. 当代美术家， 2017（6）： 76-79.

[13] 郝斌. 为人民泼墨挥毫 为时代描绘画卷 谱写我国美术事业新篇章 刘奇葆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J］. 美术， 2014（1）： 7-10.

[14] 毛中明.推动农业农村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 2019-12-20（12）.

[1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3-02-28［2024-06-20］.

[16] 陈超群. “文化化”的内涵与文化化社会的构建［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2，14（2）： 85-91.

[17]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转型： 多文化多民族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红色主题绘画中的“政治符号”研究（1942-2022年）(22XJA760002)

西安市202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项目： 西安红色主题绘画研究(24TY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