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与根柢： 论郭象升对桐城派古文观念的接受与救偏

Yiqi and Foundation： On Guo Xiangsheng’s Acceptance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Tongcheng School’s Classical Chinese Concepts

摘要

郭象升是晚清山西著名的古文研究专家， 现存其古文研究专著、 古文作品、 藏书题跋等文献中， 多有对桐城派古文思想及其创作的评点和批判。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 郭象升继承了桐城派古文“气味”说， 同样主张以“因声求气”作为学习古文之门径， 并将“气味”作为批评古文之标准。对于姚鼐提出的古文“意气”之说， 郭象升有接受， 更有深入的理论阐释与批评实践。在古文创作和批评实践中， 他提出， “意”是主导， 是古文家内在道德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的体现， “气”是“意”的外化。针对桐城派古文创作中重“意”而导致的文章空疏之病， 郭象升主张古文家应重考据、 重学问、 重小学， 以筑牢知识根柢。郭象升的古文思想， 贯穿其核心的是作为封建末期的士子对社会的道义担当和拳拳为民之心， 是对韩愈以来“古文”真谛的异代回响。

Abstract

Guo Xiangsheng was a renowned exper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Shanx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his existing works， including monographs on classical Chinese studies， classical Chinese compositions， and inscriptions on book collections， there are numerous critique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literary thoughts and creation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Guo Xiangsheng inherited the Tongcheng School’s doctrine of “odor”， advocating “seeking qi through sound” as a pathway to learning classical Chinese， and using “odor” as a criterion for criticizing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garding Yao Nai’s proposition of “yiqi” in classical Chinese， Guo Xiangsheng not only accepted it but also provided in-depth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critical practices. In his practice of classical Chines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he proposed that “yi” is the leading factor， reflecting the internal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i， while “qi”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yi”. In response to the issue of emptiness in Tongcheng School’s classical Chinese creations due to an overemphasis on “yi”， Guo Xiangsheng advocated that classical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focus on textual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primary education to solidify their knowledge foundation. Guo Xiangsheng’s thoughts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re permeated by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at the end of the feudal era towards society and their sincere concern for the people， are the echoes to the true ess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since Han Yu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s.

关键词

郭象升 / 桐城派 / 意气 / 古文

Key words

Guo Xiangsheng / Tongcheng School / Yiqi / classical Chinese

桐城派， 清代文坛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 “桐城文何以能成派？桐城文之成派， 即因桐城文人之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故。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 而古文家的文论， 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 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 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先驱， 在‘桐城派’以后的古文家， 又都是桐城的羽翼和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 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 论到它散文的部分， 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1］310 郭先生所言极是， 讨论清代古文， 必然绕不开桐城派。

郭象升， 山西晋城人， 是晚清及近代著名的古文研究专家， 著有《五朝古文类案叙例》 《古文家别集类案》 《文学研究法》等古文研究专著， 深得时人赞誉。他在其《五朝古文类案叙例》中说：

桐城姚氏《古文辞类纂》一书， 所为继昭明而有作也。吾生四十年矣， 自幼耽玩辞章， 尤尽心于唐以后所谓古文者， 迨今二十余年， 粗能识其利病， 尝自憾文不副意， 欲以论定自任， 附于述者之林， 以为姚氏之后犹缺一书。^［2］1882

可见， 郭象升“自幼耽玩辞章， 尤尽心于唐以后所谓古文者”， 且有“二十余年”沉潜研究的工夫。他结合自己对“古文”发展史的梳理， 多以桐城派经典作家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 对桐城派古文观念有接受也有救偏， 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古文”创作和批评主张。本文尝试论之， 以就正于方家。

1 气味： 郭象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认同

桐城派论文讲究“神气”， 从其鼻祖戴名世， 到桐城三祖的姚鼐、 方苞、 刘大櫆， 无不对这一术语加以推崇。在此基础上， 桐城派发展出了“因声求气”的古文学习方法和赏鉴标准。郭象升对桐城派古文的“神气”理论， 持认同的态度。

首先， 郭象升认同桐城派“因声求气”的古文学习方法。 “因声求气”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主张。在对古文的学习中， 他们将声音节奏作为入门之法。例如， 姚鼐说： “声色之美， 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 是安得有定法哉！”^［3］85 又说： “大抵学古文者， 必须要放声疾读， 又缓读， 只久之自悟。”^［4］94 刘大櫆是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的极力倡导者， 他说：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 音节下则神气必下， 故音节为神气之迹。”^［5］14 可见， 在桐城派的这些经典作家看来， 学习古文必须从文章的声音入手。而具体如何入手呢？姚鼐认为， 声色之美在文章中往往会随着作家主观的“意”和“气”的改变而发生多种变化， 这就决定了由声色节奏而进入文章的世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此， 姚鼐阐释其具体的方法是： “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模拟， 此似高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 何由得入？须专摹拟一家， 已得似后， 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 自能熔铸古人， 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 先求脱化， 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4］129 对此， 郭绍虞先生解释说： “讽咏之久， 而且讽咏时又须随其精神以为抑扬， 这正是后世古文家所谓以声求气的方法。”^［6］366 显然， 在姚鼐看来， 从吟诵朗读中， 由声音节奏的感性层面进入到对作品内在精神的理解， 往往是一个“摹拟”的过程。但“摹拟”本身并不是目的， 通过这样的过程希望得到的是在多次感性经验的重复中， 逐渐实现与作品“神韵”的沟通和契合。对此， 郭象升有着类似的主张。他认为：

明清以八比取士， 于是为古文者， 必競競自异于时文。然山林孤介之儒， 非有科举臭味也， 所作顾往往不能入格， 而当世所推为名大家者， 乃多在曾工时文之人， 此又何也？文章之事， 当从吟诵入手； 吟诵入手， 则文有音节； 音节乃所谓格也。而绝意科名之士， 每勤于批阅， 简于吟诵， 且懒散不受驱迫， 造述亦稀， 而文之甘苦有不尽者矣。扬子云谓能诵千赋即能赋矣， 欧阳永叔谓文章之妙， 莫过于熟， 此虽粗谈， 不当忽视。^［2］1889

郭氏同样认为， 学习古文当从吟诵入手， 要吟诵就必然会涉及文字的音节， 而音节就是所谓的“格”。明清时期很多“为古文者”， 往往将自己学习古文的功夫下在了“批阅”上， 对于“吟诵”则关注不足， 自然也就很难真正学习到“古文”的气味。他在恽敬的《大云山房文稿》的题跋中说：

文章之道本美术也， 当魏晋六朝时， 骈俪之词曲尽其美， 而散形之作乃官文书所用， 或家书小简（试观《淳化阁帖》所摹晋宋人尺牍有一、 四、 六对偶之文乎？）、 不及运思征典加意刻画者亦用之， 故曰笔。然笔亦有佳恶， 当时颇不薄视， 但不视为美术耳！唐世初复古文， 如元次山； 宋世初复古文， 如柳仲涂， 只似六朝人之笔， 彼以美相竞， 我以丑独居； 彼以华相竞， 我以朴独居， 矫而已矣， 未得文章之理也。六朝、 三唐、 五季之浮艳也， 有其恶劣也； 战国、 二汉之高简淳古也， 有其优美华瞻矣。韩柳知之， 欧苏知之， 其文一出， 举世耳目为之丕变， 以其不以笔与文争， 而自以散行之美夺骈偶之美也。散行文之不讲音节者乃笔耳， 故韩柳欧苏并于此加意， 此非韩柳欧苏创之也。西京文字载在班书者有一不如此乎？司马子长， 西京第一大作手也， 《报任安书》铿锵如金石， 舒卷如云霞， 固有音节入神也； 至于《史记》一书， 体大物博， 错错落落， 蹇蹇仡仡， 固古文之所可也， 而美不在焉（此指《史记》一半言之耳）。今观恽子居文， 多学《史记》之了无音节者， 此其一生之失计也， 幸不至元次山、 柳仲涂耳！然以望韩柳欧苏远矣。^［7］398

以上是郭象升就恽敬的文集而发的对古文运动的认识。针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史， 一般学者都会提到元结和柳开。在郭象升看来， 二人所谓的古文运动的先驱， 其所作的文学改良在于对六朝浮靡文风的矫正。矫正的措施则是使得自己的文章表现出“丑”和“朴”， 这实质上还停留在文章外在形态上的改良，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未得文章之理也”。事实上， 针对古文的问题， 在郭象升所处的时代， 骈文派提出了针对性的观点进行论争。以阮元为代表所提出的“文笔”之争， 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对文笔概念的界定， 而确立骈文正宗的文章地位。郭象升在此对“文”和“笔”的区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即并非所有的散行文字都是“笔”， 只有其中那些“不讲音节”者才可以划归“笔”的范畴。郭象升认为， 古文家并非在重道的同时而忽略了文章自身的美感。相反， 音节本身所具备的表现功能， 对于构建古文自身的情感系统及审美效果，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 古文之所以为“古”的特色和气息，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需要音节本身来传达。进而， 郭象升又举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为正例。恽敬作为阳湖派古文的开创者， 在这一点上却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 所以郭象升批评他“多学《史记》之了无音节者， 此其一生之失计也”。然恽敬的古文宗尚王安石， 自有其特色所在， 所以“幸不至元次山、 柳仲涂耳”。但是最终对其的评价也只能是： “以望韩柳欧苏远矣”。也就是说， 古文家真正对音节的关注， 并不是其核心， 而是希望在对文字音节的长期吟诵和涵泳中， 体会其声调韵味， 从有形把握无形， 最终实现对其神气韵味的掌握。郭象升在以上对历代尤其是两汉及唐代古文家的简评中， 所强调的音节正是这个意义。

不仅如此， 郭象升还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自己教授学生写作文章的实践中。他在《散体文简说》中说：

我们作文时， 欲活跃而不沾滞， 其难不在笔仗之灵巧； 而难在气味之清醇。气味是徐徐地体验而来， 与写字一样， 用笔巧易能， 而雅不易得， 所以气味雅俗， 全看你能与古人为伍与否耳。梁任公之文， 淋漓痛快之至， 然仍不能与古文相埒， 不过是普通应用之随时体罢了。

我们在学校中， 文章只可重笔力， 至气味则当徐徐揣摩耳……《左传》 《汉书》气味最高雅， 果能留心， 自然可入佳境……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便于科举气味， 不甚高古； 东坡天才豪迈， 故辞气不凡。

又古文中之熟字， 亦足以致用。人但能留心——处处留心， 我们与其用俗语俗字， 何如书籍中之所共知者， 但文不一定能作古。所以昔日讲文有两说： 一、 笔仗难； 二、 气味难。其实要能细心体验， 处处留心， 本“文从字顺”之心， 向于承接处稍微提挈转动， 作文之方法思过半矣。^{［8］237-239}

这篇文献是郭象升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寒假讲学会上的讲义。这里所谓的文章， 指的就是古文。郭象升在教育学生作文时， 也主张能够写出气味清醇的文章。进而， 郭象升还提出了古文气味获得的具体途径。他认为， 要想在写作中能够体现出古文之“气味”， 要在对文学史上的典范古文的长期涵养中才能获得， 这和写字一样， 想要取巧并不是难事， 而想表现出“雅”却是很难。只有在对古文的不断揣摩之中， 让自己能够与古人“为伍”， 才能写出气味清醇的真正古文。但是， 具体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或者说应该从哪一部古文名著揣摩呢？郭象升认为是《左传》和《汉书》。如果能对这两本经典仔细揣摩， 自然能得其“高雅”之气味， 渐入佳境。否则， 即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大作家， 虽然能做到“淋漓痛快之至”， 但仍旧不是古文， 只是普通的应用随时之体罢了。同理， 如吕祖谦的《东莱博议》， 虽号为古文， 但郭象升仍批评其科举气太盛。苏轼则有天纵之才， 所以也能做到“辞气不凡”。郭象升对如何习得古文气味的阐释， 与上文我们所论桐城派主张通过对古代经典的不断诵读而潜移默化地习得古文神韵气味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卫洪平所说： “郭象升论文重‘气味’。”^［9］7 气味确为郭象升衡文的重要标准。郭象升曾言文章： “必须在社会上发生效力， 而且别具气味， 始得谓之文章家。”^［8］95 他在论述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第二十卷《枝隐轩记》时说：

谢山之古文以表率遗民之作为最工， 此篇尤神气滂沛， 此亦归方一派所未窥之境也。李祖陶论清代古文， 以谢山为六大家之一， 亦有见也。^［7］472

再有， 其论梅曾亮的文章说：

伯言之文元在本师姚氏之上， 其句法字法无不入古， 不似姬传惟以章法为古也。然姬传文有担承， 伯言则多是旁观冷诮之言语， 故字句古矣， 而气息不古也。不但非两京气息， 且非八家气息。八家之文， 子由为最下矣， 在伯言平生自命， 固当远出其上。今试取《栾城集》太原《柏岘集》相较， 觉子由气息尚非伯言所逮也。此不以字句工拙论， 亦不以笔法变化出没论也， 但论气息而已矣。姬传气息亦非甚古， 然犹稍古于伯言。伯言密， 姬传疏也。^［7］394

就这段文字来看， 此处的气息大概包括两层意思： 其一为文字是否有担当。众所周知， 古文运动所要恢复的就是先秦两汉文章对世道人心的关注和士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姚鼐的文章或许能做到这一点， 而梅曾亮虽然常有对世道人心的讥讽， 但总显得冷诮。其二为文章写作中的疏密问题。疏与密的区分，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本人主观写作的状态造成的。古文重意， 从而以意驭文， 所以少结撰的痕迹； 而梅曾亮则有意为文，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针线细密， 多人工之构思。另外， 在张裕钊的《归震川评点史记后序》有曰：

司马氏生当汉定百年之间， 惄焉伤之。重值汉武， 侈心多虑， 任用武力， 酷烈导谀之臣， 毒乱海内。又身遭刑辱， 抑郁侘傺， 发愤著书。其孤远之旨， 深痛之思， 轶荡谲激之辞， 乃至微微妙难识。^［10］12

郭象升在评论这段文字时说： “桐城学派多持此说。姚惜抱之于伪古文， 亦自谓词气间可以别之， 较考据者为尤得真云。燕超。”^［10］13 同样， 郭象升此处对桐城派姚鼐所主张的以词气论文， 同样表示出赞同的态度。

综上， 郭象升在纵观古文发展史的基础上， 论古文注重“气味”， 实质上是认同了桐城派提出的古文“神气”说。同时， 他将“气味”作为古文批评的重要标准， 并自觉运用到自己的古文批评和写作教学实践中， 结合作品深入阐释了古文“气味”的深刻内涵。

2 意气： 郭象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深化

“因声求气”以寻求古文之“气味”， 可说是郭象升与桐城派的理论共识。然而， “气味”之说还显得有些玄虚无当。在这一问题上， 姚鼐提出了“意气”的概念， 郭象升则对“意气”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批评实践。

姚鼐在以神气韵味论文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意”与“气”结合， 从而以“意气”论文。如其在《答翁学士书》中说：

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 则观其文也， 虽百世而后， 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 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 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 反复进退之态， 彩色之华， 故采色之美， 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3］85

显然， 在姚鼐的理论中， 文章之气是主导。因为有“气”充斥在文字间， 即使是百世之后读之， 也能感到像与活生生的作者在对话。如果没有“气”， 文章将会变成单纯的文字的堆积。在阐明“气”的重要性之后， 姚鼐又强调了“意”的作用。 “意”指的当然是作家的主观上的情志， 正是因为“意”和“气”的相辅相成， 才能化诸为语言和文采， 而最终体现于文字的声音节奏和高低抗坠， 以及文势的曲折变幻之态。可以说， 对“意”和“气”的强调， 体现出的正是桐城派古文家在以神气韵味论文的审美标准下对作家主观情志和精神状态的重视。这也足以体现他们对作家古文创作过程中所进入的审美境界的理性思考和认知。关于“意气”， 方苞也时有论述， 如对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评曰： “子厚《天说》， 似类《庄子》， 若退之为之， 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11］623 可见， “意气”也是其衡量文章内在情感意蕴的重要标准。然而， 方、 姚二人对“意气”的阐释， 稍显粗略。

然而， 郭象升在《文学研究法》中， 对“意气”作了专门的阐发， 其曰：

是故章文之士， 区其质性， 盖有四焉： 一曰意气， 二曰迷溺， 三曰孤僻， 四曰捭阖。^［12］1943

这是郭象升专门论及“文心”时的一段集中概括， 他将“意气”列为文心的主要种类之一。那么， 什么是“意气”呢？郭象升首先下按语说： “意气二字， 汉、 晋人恒用之， 即今俗所谓礼物人事也。今作性情浮躁解， 非古训。”^［12］1943 郭象升接下来进一步解释说：

恒人之性， 有犯必校。然所谓犯者， 特切身之利害耳。其在他人， 则熟视而漠然也。夫是非羞恶之用， 只于自了一身， 文之在人者亦寡矣。惟夫感慨之士， 忮求未泯， 而悲愉不恒， 而后不平之鸣出焉。^［12］1943

此处所说的“意气”， 指的是那些所谓的“感慨之士”所具备的特质。 “感慨之士”与“恒人”则是相对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其与“恒人”的对比中， 体会所谓“感慨之士”的意气为何？恒人即是常人， 也就是说一般人。一般人“有犯必校”， 是因为其切身的利益受到了某种损伤的缘故。这种自身利益的受损， 激发了其计较的冲动。但是， 如果“在他人”， 一般人的态度往往就是“熟视而漠然”了。也就是说， 他们会去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当别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往往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这自然不能称之为意气。因为他们“是非羞恶之用， 只于自了一身”，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可能把这种一己之情化诸为文字， 所以就是“文之在人者亦寡矣”。相对的， 感慨之士则不是这样。他们的情感郁积和爆发， 并不一定是来自自身利益的受损。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郭象升其后的阐释中看得更加明了。其曰：

昌黎《送高闲上人序》曰： “为旭有道， 利害必明， 无遗锱铢， 情炎于中， 利欲闘进， 有得有丧， 勃然不释， 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 一死生， 解外胶， 是其为心， 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 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 颓堕委靡， 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也， 得无象之然乎！”则是一切动作， 生于有情， 情之不挚， 文于何有？世儒讥昌黎《谏迎佛骨》， 气盖一世。一遭贬窜， 即上书乞恩， 有儳然不可终日之意， 是诚其道力薄弱处。然矫情之事， 昌黎固忍为也。假使当贬窜之时， 而力能箝制本性， 自重其言， 则当迎佛骨时， 举国若狂， 或己弢锋敛刃， 不犯众怒， 而逆龙鳞矣。^［12］1943

这里郭象升引用的也是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 正好可以作为上引方苞言论的注脚。韩愈通过对张旭书法技艺的分析得出结论： 如果想要学习张旭的书法， 不能如高闲一样只是摹拟其外在的形， 而应该学习其精神。张旭书法的真精神正是在于其利害分明， 由内而外生发出最真挚的情感。所以， 郭象升接着阐释说： “则是一切动作， 生于有情， 情之不挚， 文于何有？”其后， 又引用韩愈《谏迎佛骨表》的写作为例来证明其观点。韩愈因为上《谏迎佛骨表》而最终被贬， 表现出“气盖一世”的豪迈。当然， 其后韩愈确实“一遭贬窜， 即上书乞恩”， 表现得似乎没有气节， 而郭象升也承认“是诚其道力薄弱处”。这确是无须讳言的。但是就其文章而言， 我们今天读来， 仍然为之激荡而动容。其原因正是在于， 韩愈“当迎佛骨时， 举国若狂”之时， 不能做到“弢锋敛刃， 不犯众怒， 而逆龙鳞矣”。显然， 国君迎佛骨， 从现实情况来看， 并没有威胁到韩愈个人的利益， 韩愈如果是一般人， 本可以对此置之不理。然而， 韩愈的身份正是“慷慨之士”， 他的情感并不是以一己的得失为转移的， 这就显得很可贵。也就是说， 当他面对当朝国君的荒唐之举时， 有一种挺身而出的冲动， 而他对这种自我的情志和个性又不加收敛。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度和豪迈， 正是能够打动后世读者的最核心因素。这种“气”的发泄， 正是来源于作家主观上的一种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 即作为“意”的内驱力。对此， 郭象升进一步论述说：

朱元晦晚年以韩侂胄乱政， 具疏欲劾之。门人恐其贾祸， 更进力谏。元晦布筮占， 不吉， 遂焚其草。儒者举措， 期于无悔， 顾不可以是律豪杰也。贾生欲以三表五饵制匈奴； 杜牧之欲复府兵之法， 以摧折藩镇； 胡邦衡谓斩王伦、 秦桧之头， 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 陈同甫谓孝宗御驾一出， 中原即可恢复， 世儒笑其术疏久矣。然彼忠愤填胸， 岂暇记此？迄今读其文者， 勃勃犹有生气， 初不问其可行不可行也。阳城贬道州， 国之诸生诣阙请留之， 无与柳子厚事也。而子厚贻诸生书千余言， 至云“抚手喜甚， 震忭不宁， 不意古道复行于今”。范仲淹贬饶州， 高若讷于张方平座上诋诮仲淹， 无与欧修永叔事也。而永叔贻若讷书数千余言， 斥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以世故言之， 可谓遇事生风， 口舌招祸矣。以文章言之， 固不当挫此锐气也。太史公谓， 虞卿穷愁， 而后能著书。后世亦谓《史记》为太史公自摅悲愤之书， 夫岂不以意气也。庄周之言， 至萧寥遗世也， 而梅曾亮说之曰： “周之为人， 于富贵利达之见， 固未能忘于心， 而仪秦妾妇之道， 又所不屑为， 故汪洋自恣， 务为伸比屈此之言， 以自适其意。”可谓观其微矣。不然， 身将隐矣， 焉用文之？介之推语。 《南华》三十三篇， 亦桎梏伤生之事矣。^{［12］1943-1944}

在这段文字中， 郭象升一口气列举了朱熹、 贾谊、 杜牧、 胡铨等例证来证明士人因意气而作文的观点。朱熹虽然最后未能真正上表弹劾韩侂胄， 但是其见韩氏乱政而奋笔作疏的勇气， 当也是为意气而激发的。贾谊面对匈奴对西汉王朝的骚扰， 提出“三表五饵”^［13］134的对策， 虽然这显得有些书生气， 在实际的政治运用中， 难免有些文人迂腐， 但是其为求国家安定而勇于献策的忠心， 后世看来也是为之动容的。杜牧针对唐代藩镇割据的乱局， 甚至提出要恢复府兵， 胡铨则上疏力斥秦桧等人的投降叛国行径， 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 “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 并主张“羁留虏使， 责以无礼， 徐兴问罪之师”， “不然， 臣有赴东海而死耳， 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14］卷二}？ 再有诸如陈亮的《上孝宗皇帝书》中甚至主张孝宗应该抓住机遇， 御驾亲征， 以此来号召士民， 恢复中原。虽然这也被历来的儒者讥其疏浅， 但是其“忠愤填胸”的情怀， 却使得这些文字充满了感召力。这些奏疏， 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以至于“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 更有如“迄今读其文者， 勃勃犹有生气， 初不问其可行不可行也”， 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也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意气”。唐代的阳城因事被贬， 太学诸生上书为之请留， 这本与柳宗元无涉， 但是柳氏则作《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这也是为太学生的义举所激荡而专门作文表示支持和赞赏。范仲淹因上书得罪权相吕夷简被贬饶州， 当时职为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能对范仲淹大肆诋毁， 这本身也不干欧阳修什么事情。但是， 欧阳修却怒不可遏， 作《与高司谏书》， 痛斥高若讷。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奏仁宗， 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这些， 都是文人意气所致， 也正是因为有了意气的存在， 这些文章才“勃勃犹有生气”。所以， “以文章言之， 固不当挫此锐气也”。最后， 郭象升又以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为这一连串的例证作了总结。郭象升认为， 司马迁的文章创作也是因为意气所致。

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例证来总结一下“意气”的内涵， 郭象升一再强调的是， 这些文人无论是上书还是作文， 所引起之事， 似乎都没有涉及他们本人的一己私利， 但是他们往往因为内心情志的激荡而奋笔作文， 有些甚至还因此获罪。他们为何如此呢？显然， 驱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 正是其内心中怀有的强烈的道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换句话说， 就是君子谋道。这正是传统儒家“士志于道” “舍生取义”精神在文本中的集中体现。这就不难看出， 这种意气的出现， 往往是来自作家主观上的志道情怀和忧世之心。古文，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意气作为内在情感意蕴的支撑， 才能真正成为后世士大夫传承和崇拜的一种文体。明白了这一道理， 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在桐城派“以诗为文” “以诗论文”的理论主张背后， 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儒家之道在作灵魂性的支柱。

最有意味的是， 在这段文章的最后， 郭象升专门引用了梅曾亮对庄子文章的评析。历来庄子的文章旨意玄远， 看似“萧寥遗世”， 但是梅曾亮却认为其“于富贵利达之见， 固未能忘于心， 而仪秦妾妇之道， 又所不屑为， 故汪洋自恣， 务为伸比屈此之言， 以自适其意”。也就是说， 庄子达观的外表下， 隐藏着的是一颗悲哀愁苦的心。否则， 庄子如果真的能做到遗世独立地归隐， 那就没有必要作文了。郭象升很赞赏梅曾亮对庄子文本这种深层次的解读。梅氏正是桐城派的古文名家， 显然， 在以意气论文， 深入挖掘和发现古文文本背后的深邃意蕴这一点上， 郭象升和桐城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以“意气”论文， 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韩愈“不平则鸣”的另外一种理论表述。正是因为有了主观上的情绪郁积， 才能真正出现书写时的“下笔如有神”。这种“气”贯注于文字之间， 才能使其带给读者某种情感的冲击。这一点， 郭象升深有体会， 其曰：

著书者不得已而后有言则味深， 若执笔思索， 必至横生是非矣。韩非子《难篇》多 是可已而不已之言， 使其从容定稿， 以彼聪明， 当有删汰者也。^［7］258

郭象升认为， 《韩非子》的文章多是不得已而发， 这从其《难》篇文字的“可已而不已”就可以明确看出。众所周知， 韩非本人也是一个怀才不遇之士， 其内心郁积着一种不平之气。正是因为如此， 其文章所表现出的， 才正是这样一种难以掩饰和遏制的愤懑情绪。在内心这种“意”的驱使下， 其“气”贯注于文本的字里行间， 从而成就了其千古奇文。正如郭象升所评价： “如万马奔腾、 千军并足， 汉以下但一贾生得此奇气耳！”^［7］237 如果是从容写定， 那韩非必当仔细斟酌， 而其间很多“意气”十足的文字可能就要因为某种政治忌讳而被删汰， 这势必会大大损伤文章的感染力。郭象升以下的言论， 对我们上文的分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佐证。他说：

有问王弇州《四部稿》于顾大韶者， 曰： “弇州之文， 何其多意气也！”大韶答之曰： “弇州诚有可议， 然意气非其病也， 无意气则文不立矣。”岂独弇州， 古今作者皆然。凡此诸说， 皆学者所宜参取也。今世之士， 仰而见光， 俯而见土，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理乱既不关怀， 《诗》 《书》亦为长物耳。昔之人有读乐毅《报燕惠王书》而废书流涕者， 有诵诸葛公《出师表》而慷慨悲歌者， 彼呻吟简之子， 宁能以是望之乎？读文尚不动心， 属文之时可知矣。且所贵乎文章者， 心中跃跃有言， 而借题事以发抒之也。今也不限题目， 则终年不一把笔， 此与科举时代何异？因循岁月， 才品且愈趋愈下， 非但文章而已也。有志之士， 可勿奋袂而兴乎！^{［12］1944-1945}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 郭象升自己就是一个有“意气”的文人。他首先以王世贞为文多意气及顾大韶对其的评价为例， 进一步印证自己为文当有意气的观点。接下来， 他有感于当世之士“仰而见光， 俯而见土，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现状， 对其进行批判。这些人“理乱既不关怀， 《诗》 《书》亦为长物”， 可想而知， 他们读乐毅《报燕惠王书》和诸葛公《出师表》应该也是无所动心的。这样的读书人， 当然也就难以写出真正有意气的文字。长此以往， 这些人不仅文章不会有成就， 即便是才品也必将愈趋愈下。所以他号召有志之士应该“奋袂而兴”！郭象升这里对这些士人的批评， 表现出的正是其忧世之心。 《文学研究法》本是郭氏为学生授课的讲义， 但是他却在此大发对士人的议论， 同样可见其意气风发而不可遏制的情态。百年之后我们读来， 仍然也不禁为之动容。于此， 郭象升何尝仅以意气论文， 他更以意气作文、 以意气为人！

可见， 郭象升将“意气”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指出了“意”作为古文写作主体所必须具备的独特精神内涵， 实质上也进一步阐释了“气”在古文写作中的产生机理。这种细致、 深刻的批评实践， 为我们理解桐城派的古文“神气”“韵味”之说， 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3 根柢： 郭象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救偏

作文而重“意气”， 自然能突出作家的主观情志， 是“不平则鸣”在古文写作中的体现。其好处在于以“意”驭“气”， 从而达到摄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意”的表达和被接受。然而， 正因为“意”本身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所以需要给予足够警惕。古文的品格在于“道”， 而“意”正是从“道”中流出。因此， 要保证“意”的合法性， 自然就需要“道”来统摄和规范。桐城派以“学行继程朱之后， 文章介韩欧之间”作为圭臬， 而其后学往往因空疏不学造成的放言高论而不切实际。郭象升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漏洞。所以， 在其古文思想中， 他希望通过强化古文作家的“根柢”来实现对桐城末流空疏之弊的救偏。郭象升所谓的“根柢”， 主要是考据、 学问、 小学等方面所构建的深厚知识基础。

首先， 郭象升论文重根柢表现之一是主张古文“重考据”。他明确表示不认同理学家之文。其在《夏峰先生集十四卷补遗二卷》的题跋中说：

余不甚乐理学家文集， 故“渊照楼”书无此集。顷有豪家之仆持此集及李二曲、 尹元孚遗书登门者问其卖否？曰： “以相奉耳， 望觅一啖饭为酬。”乃与洋币二元留之。三集皆理学家也。二曲遗书旧有二部（友人见赠者）， 余甚不喜其文词。……尹元孚最平庸， 然是一循吏， 后来陆朗夫似之。朗夫文集却高雅不俗， 彼曾与讲考据者游也。^［7］386

如上， 郭象升对理学家之文是无甚好感的。原因正是因为理学家之文容易出现空疏孱弱之弊病， 以至于在自己的藏书楼都不收相关的文集。文末言及陆耀（字郎夫）文集高雅不俗， 归因于其“与考据者游”， 可见“考据”是对空疏之文的疗救之方。在《文学研究法》中， 也能见到他对考据的强调， 其曰：

然故典之学， 断不可从此着手。至于故事故制， 尤当大其门径， 多读书而善于参证， 久则自知之矣。南皮张氏《书目答问》所举为词章、 为考据入手各书， 迄今犹可遵用也。^［12］1954

这段文字是郭象升对当时文坛、 学坛情状的现实情况而发。时人空疏不学之风日盛， 造成的结果是国学的沦丧。他主张真正的文人学士首先应该多了解故实。而具体的途径就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倡导的为辞章、 考据入手的各种书。尤其是他在论述杂记类文体容易出现俗笔， 提出的纠偏策略说：

欧阳永叔工于为容， 风韵溢于行墨， 后之作记者多慕之， 龋齿捧心， 或取憎贱。余谓欲远于俗， 当稍以考据为经纬。曾子固《长渠》 《齐州二堂》两记， 最其善者； 陈后山、 罗端良、 陈止斋、 朱竹君颇得其意。若刘原父、 戴东原取法《公》 《谷》 《考工》， 斯尤高卓可法者也。^［2］1912

也就是说， 杂记类文章因为其内容涉及的范围驳杂， 容易流于散漫， 往往变得杂乱而无中心。甚至受到道听途说等杂闻的影响， 显得文格俗鄙。要在具体的写作中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就要适当地引入考据， 并以此作为整个文章结构的主体框架， 围绕此运思行笔， 自然能够不落俗套。曾巩的《齐州二堂记》等， 便是如此。另外， 宋代的陈师道、 罗愿等人作文， 便深得曾巩这一精髓； 而如刘敞、 戴震这样的经学大师更是在做这类文章的时候能够取法《公羊传》 《谷梁传》和《考工记》等儒家经典， 这就更加能够增强杂记文体的魅力。

其实， 郭象升自己就是考据大家， 且为时人称赏。他在《西青散记》的藏书题跋中曾记录说：

余知有《西青散记》由楚北熊芰堪。芰堪好填词， 一以幽秀为主， 客于贾煜如（景德）家， 曾见余寿煜如贺新郎一阙， 曰： “门外汉也， 苏、 辛本非倚声正宗， 况郭君之学苏乎？寄语郭君， 古文、 诗歌、 考据之学已占许多胜场， 不必再谈此事。”贾让叔即以语余， 余极心折其言， 不谓其为相轻也。^［7］338

可见在时人的眼中， 郭象升不仅在古文的创作上成就斐然， 于考据之学也是深有造诣。由此可见， 郭象升论古文“重考据”， 也可谓是冷暖自知， 总结自身写作实践的结果。

郭象升论文重根柢的表现之二是“重学问”倾向。其论诸子文章说：

论诸子文章高下者， 或以《孟子》第一， 或曰《庄子》第一， 或曰《论语》 《道德经》乃真高耳。然太高则超出文章地位， 不如仍从《孟》 《庄》论之。 《孟》 《庄》外， 人多首及《韩非》。至于荀卿， 亦时时有人列入一等作家， 而不曾专论之。但曰《左》 《国》 《荀》 《孟》 《史》 《汉》如何如何耳。吾谓荀子才刚明， 气高迈， 其发之于文也， 拔起千仞则如山， 长驱万里则如水， 比孟稍烦， 此如柳宗元之视韩愈， 或让一筹， 而视韩非则远过之。义理精熟， 学殖富有， 非不能及也。试观《荀子》书中奇字之多， 引证之博， 即知韩非所长惟在笔力耳。至于学问， 则何敢望其本师哉？^［7］124

先秦诸子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奠基期和辉煌期。作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 人们历来称道的， 往往是《孟子》 《庄子》， 也有人首推《论语》 《老子》 《韩非子》。这些作品各有千秋， 都可谓是经典。至于《荀子》， 虽然也偶被论者提及， 真正对其进行肯定的却很少。然而， 郭象升则表现出对《荀子》文章的高度称誉。他认为： “荀子才刚明， 气高迈， 其发之于文也， 拔起千仞则如山， 长驱万里则如水”。 《荀子》和《孟子》皆为先秦儒家散文的代表， 他们的关系就如同唐代古文的韩柳， 虽然郭象升说《荀子》“或让一筹”， 但是其实两者地位是相当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荀子》文章要远远超过其弟子韩非。原因正是在于《荀子》文中“奇字之多， 引证之博”， 这显然是其学问深厚的体现。相形之下， 韩非子的文章则“所长惟在笔力耳”。其在先秦诸子中努力揄扬《荀子》文章的价值， 原因也正在于此。通过两者的对比，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的正是郭象升对有学问根柢之文的推崇。这方面， 郭象升对刘开的评价最为典型。其曰：

孟涂在桐城为一别派， 才气如长江大河滔滔东注， 而学问未足， 发之太猛， 若似乎一片浮辞者， 此其传之所以不远也……何以知其学问不足耶？如所作“刘先主得人说”， 举数诸葛、 关、 张之后， 乃及赵子龙， 此是世俗小说见地耳， 若是通人上流， 不应遗却庞士元、 法孝直而数到一裨将军也。子龙在当时名位极低， 不敢与黄汉升、 魏文长齿， 况马孟起曾主庞西， 身列群雄者乎？又所引先主语言马谡不可用一事， 为病骂之嘱， 亦误于小说演义也。^{［7］385⁃386}

刘开十四岁以文章拜会姚鼐， 姚鼐赞曰： “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 望溪、 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 吾乡幸也。”后遂收为弟子， 教授诗文之法， 与同乡方东树、 上元管同、 上元梅曾亮并称姚门四大弟子。然而， 在郭象升看来， 其才气确实如“长江大河滔滔东往”， 但是因为学养不足， 也最终造成了其古文成就有限。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一片浮辞者， 此其传之所以不远也”。

郭象升论古文重根柢的表现之三是重“小学”。文字学、 音韵学、 训诂学， 在中国古代合称为“小学”， 同时也被学者称之为“根柢之学”。郭象升就是一个很注重中国传统小学根柢的学者。他说：

今世人喜称道者两书， 一为崔述之《考信录》， 一为章学诚之《文史通义》， 北平教育方面尤推尊之， 此何以故？以此两人从来不说及训诂、 音韵， 故学界不识字之人大便之也。^［7］47

众所周知， 崔述及其《考信录》、 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 都是晚清近代学术界颇负盛名的学者和著作。两部书皆对文史学界影响巨大， 前者重史实考辨， 后者重理论阐释， 所论可谓精博。然而， 在郭象升看来， 两人虽然为学界称道， 但是其学问却从来不及音韵、 训诂， “故学界不识字之人大便之也”。他对两者的贬抑之情也是非常明显的。郭象升从一个传统学问家的角度， 认为学术一定要有音韵、 训诂这样的根柢之学作为基础。否则， 即使是如崔述、 章学诚这样的人物， 也是不值得推崇的。

他在评点《庄子·知北游》时说： “此庄子《尔雅》之学也， 通训诂而后可以言文， 其来古矣。若各凭其方言， 又何异名同实之有？”^［7］120 “通训诂而后可以言文”， 正是郭象升论文重小学的明证， 也是他衡文的一贯标准。如《五朝古文类案叙例·叙例下·表志类》曰： “姚、 梅有作， 务在简峻； 曾文正时有新理； 张、 吴继之， 其为四言韵语益精， 由其知小学也。”^［2］1911

可见， 对于桐城派学有根柢的作家， 郭象升提出了肯定的评价， 而对那些学问不足之人， 则往往抱以微词。其曰： “明有卢楠， 欲复古体， 未修小学， 造语或龃龉不安。”^［2］1913

对于古今文字、 语言差异不能了然于心， 一味追求单纯的语言复古， 往往出现生造词句的笑话。郭象升此处批评的卢楠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这也是无小学根柢之人写作“古文”常见的问题。还有， 其在评价刘大櫆时说： “刘才甫才分， 盖与潜虚相次， 稍取望溪所吐弃不为者， 祓拭而更荐之， 于彩色声音， 颇有妙会； 而昧于小学， 词不雅驯， 则与望溪一也。”^［2］1903

这可以说是郭象升对桐城派不重小学的直接批评。在他看来， 就连刘大櫆、 方苞这样的桐城派代表人物， 也因“昧于小学”而常出现“词不雅驯”的问题。

总之， 郭象升敏锐地注意到桐城派作家往往因为“根柢”不牢， 而出现将古文创作变成“文字”复古的庸俗倾向。这最终不仅在文字上连“雅驯”的基本标准都达不到， 更难以实现“意”和“气”的一脉贯注， 当然也就丧失了“古文”应有的精神内涵。他提出重考据、 重学问、 重小学的救偏之道， 试图从形而下的创作和批评层面为“古文”筑牢根柢， 可谓是切实之论。

4 结　语

综上， 郭象升在新文化的大背景下， 作为晚清专注于“古文”研究和创作的重要学者， 在总结和审视“桐城派”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基础上， 构建了自己的古文思想。他不仅熟谙桐城派的利弊， 同时将其置于整个“古文”发展史的背景中进行检视。他将桐城派古文思想上溯到韩愈乃至先秦两汉古文， 并做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尤其对“意气”的检讨颇具文学理论价值， 同时他又从小学尤其是考据方面对“意气”论文容易产生的弊病做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郭象升对桐城派的批评， 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桐城派古文在北方的传播和影响。在新旧交织的复杂文化大势中， 郭象升有坚守也有创新， 贯穿其理论的核心是作为封建末期的士子对社会的道义担当和拳拳为民之心。郭象升对“古文”源流的梳理、 研究及构建的古文批评理论体系， 可以溯源到整个北方学术尤其是三晋学术文化传统的滋养。他的“古文”创作及其理论的建构， 是非常系统且深刻具体的。本文仅对其一二核心观念作粗略的梳理，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引起学界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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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太忻地区历代长城诗文收集、 整理与研究(2022YJ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