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1044年）在北宋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 由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 枢密副使富弼、 韩琦参与， 宰相杜衍， 右正言、 知制诰欧阳修等人支持的“庆历新政”还没有完全失败。如果说“新政”开始的标志是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实行“择官长”， 那么“新政”彻底失败的标志应该是庆历五年（1045年）九月废除“抑侥倖”。但在庆历四年， 改革已受到重重阻碍。标志性事件有二： 一是此年四月， “（夏）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 目衍、 仲淹及修为党人”
［1］3580； 二是此年六月， 夏竦诬告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
［1］2881欲谋废立。虽然“新政”人物前后上疏论辩， 但并未打消仁宗疑虑。于是， 六月范仲淹以巡边为由自请出任陕西、 河东宣抚使， 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 以避谤陷。早在这年四月， 欧阳修也因麟州存废问题， 以右正言、 知制诰被命“往河东， 与转运使议之”
［1］3158。这一年， 范仲淹56岁， 欧阳修38岁。
河东路在北宋同样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作为防守北部少数民族的北大门， 河东在唐朝地位最高， 号为“北都”， 与西都长安、 东都洛阳并称“三都”， 李靖、 李勣、 娄师德、 崔神庆、 张说、 李光弼、 马燧、 李德裕、 令狐楚、 郑从谠等能臣都曾被派往并州镇守。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改河东道为河东路， 治并州（今太原）， 统太原、 隆德（治潞州）、 平阳（治临汾）三府， 并、 代、 忻、 汾、 辽、 泽、 潞、 晋、 绛、 慈、 隰、 石、 岚、 宪、 丰、 麟、 府等十七州（麟、 府二州今属陕西）， 以及平定军（治今平定县）、 火山军（治今河曲县）、 定羌军（治今保德县）、 宁化军（治今宁武县）、 岢岚军（治今岢岚县）、 威胜军（治今沁县）六军及永利监（治今太原小店区）、 大通监（治今交城县）二监。河东路北接辽境， 西部又与陕西接壤， 是防守辽国和西夏的重要军事基地。范仲淹庆历二年（1042年）曾与韩琦同充陕西四路沿边总管经略招讨安抚等使， 此次又以陕西、 河东宣抚使出巡， 正是因为河东路的防守问题与陕西路同等重要。
欧阳修于庆历四年四月到达河东路， 七月回京， 历时四个月； 范仲淹则于庆历四年八月出京到达河东路、 陕西路， 次年正月转任邠州， 历时六个月。二人在河东路的行程没有重合， 只能说是“前后脚”。但二人在庆历四年都曾到达河东路， 其间的文学创作所蕴含的心路历程以及与“新政”的关联， 就颇值得考察。以往有学者对二人在山西期间的政绩和行迹分别加以考论
11 如张捷夫《范仲淹在山西》，参见《山西历史札记》，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丁建军，原朝《欧阳修奉使河东考论》，参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8-15页。
， 但未在比较视野中考察二人河东路诗文创作的心态及其与“新政”的关联， 因而尚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对二人在这一特殊年份、 特殊空间里同题诗文的考察， 或也有补于宋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1 晋祠题咏： 开国史反思与“新政”愿景
正因为河东路军事地位重要， 二人对河东路都极为重视。欧阳修四月出抚， 离京之前请求朝廷就以下方面降旨： 一是“不得令官吏及诸色人出城迎送， 及不得作乐筵席”， 以免扰民； 二是准许自己“采问官吏， 就近召与相见， 所贵询访兵民利病”； 三是准许自己调阅各州文书， 因为“一路州县赋租、 户口、 兵马、 钱帛及公私财用利害， 要见本末文字”； 四是希望能调阅河东路官员上报给朝廷的奏章， 以便“参验利害可否， 回日闻奏”（《画一起请劄子》）
［2］1737。这些“条件”使欧阳修能够看到各州文书， 了解到河东路的真实情况。范仲淹虽然是为“避谤”宣抚河东， 但对河东路的边事和民生却是认真的， 出行前朝廷所赐的黄金百两， 他都“悉分遗边将”
［3］7284。他一路上也处理了不少积案， 《宋史》卷三三三《张焘传》记载： “（张焘）从范仲淹使河东， 至汾州， 民遮道数百趋诉， 仲淹以付焘。方与客弈， 局未终， 处决已竟。”
［3］7552这种重视和认真， 也是二人河东路所有诗文的心态基调。两人在河东路时间都不长， 但行迹都极广， 可谓马不停蹄。据范之柔《范文正公年谱补编》， 范仲淹至河东， “其行程为： 绛、 晋、 并、 忻、 代、 宪州、 岢岚、 保德、 火山军、 府（州）、 麟州”
［4］824。欧阳修也先后走访了晋东南的泽州、 潞州、 辽州、 威胜军（今沁县）， 晋南的晋、 绛、 慈（今吉县）、 隰四州， 晋中的太原、 汾州， 晋北和晋西北的忻、 代、 岚、 宪四州及宁化、 岢岚、 保德三军， 还有河西的麟州， 贯通南北， 几遍全晋。
河东路治所并州（今太原）是他们必到的一站。并州不仅是战略要地， 还是宋初太祖、 太宗“四下河东”攻灭北汉，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的最后一地。欧阳修到达的具体月份不详， 范仲淹到达是在九月。在并州， 两人先后考察了位于今太原城南的古太原城， 并在晋祠题诗。当时河东路政治军事机关都在城北， 因而他们的古城之行， 与其说是考察， 不如说是游赏和凭吊。他们的晋祠题诗， 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
欧阳修《晋祠》：
古城南出十里间， 鸣渠夹路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马谒， 退即祠下窥水源。地灵草木得余润， 郁郁古柏含苍烟。并儿自古事豪侠， 战争五代几百年。天开地辟真主出， 犹须再驾方凯旋。顽民尽迁高垒削， 秋草自绿埋空垣。并人昔游晋水上， 清镜照耀涵朱颜。晋水今入并州里， 稻花漠漠浇平田。废兴仿佛无旧老， 气象寂寞余山川。惟存祖宗圣功业， 干戈象舞被管弦。我来览登为叹息， 暂照白发临清泉。鸟啼人去庙门阖， 还有山月来娟娟。［2］27
范仲淹《晋祠泉》：
神哉叔虞庙， 地胜出嘉泉。一源甚澄澈， 数步忽潺湲。此意谁可穷， 观者增恭虔。锦鳞无敢钓， 长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 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思， 致主愧前贤。大道果能行， 时雨宜不愆。皆如晋祠下， 生民无旱年。［5］45
欧阳修咏晋祠而及泉， 范仲淹咏泉而及晋祠今昔， 相同的是写景诗中勃发的议论， 只不过欧阳修的议论穿插在诗歌中间， 范仲淹的议论在最后六句。从体制来看， 两首诗一为七古二十四句， 一为五古十六句， 而且用韵相同。二诗的思路也颇为相似， 都以写景和咏史开篇， 略为不同的是欧诗前三联写景， 从第四联开始转入咏史； 范诗开篇便咏史， 二到四联写景。两人所写之景大致相同： 晋水潺潺， 澄澈如镜。欧阳修写晋水离城十里， 并写出泉有“鸣”声， 还写草木葱郁、 古柏苍苍； 范仲淹则写水中有水仙一样的鱼。两人都写到晋祠的历史渊源， 即曾是唐叔虞封地， 有着久远的历史。对于唐叔虞， 二人都表达了致敬之意， 欧诗说“行人望祠下马谒”， 范诗说“观者增恭虔”。也许正因为这份“恭虔”， 才不敢钓取水中锦鳞， 使其如长生的水仙。二人也都写到了晋祠长得很好的稻田， 欧诗说“晋水今入并州里， 稻花漠漠浇平田”， 范诗说“千家溉禾稻， 满目江乡田”， 一方面这确实是他们当时所见， 另一方面， 这里包含着他们对北宋开国历史的反思。
欧阳修所说的“古城”， 春秋时期由董安宇修建， 后经西晋刘琨， 北魏高欢， 唐代李勣、 马燧等人历代修建， 却在宋初攻灭北汉的战争中被毁于一旦。从开宝元年（968年）到九年（976年）， 赵匡胤三伐太原， “决晋祠水灌城”
［6］10。这也是晋剧、 秦腔、 蒲剧《下河东》的本事。赵匡胤去世后， 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亲征再讨北汉， “长围四合， 矢石如雨， 昼夜不息， 城无完堞”
［7］。北汉灭亡后， “诏毁太原旧城”
［8］81， “尽徙余民于新城， 遣使督之， 既出， 即命纵火”
［3］38， 彻底夷平了古城废墟， 并在很长时间内禁止人们在晋阳城旧址上居住。赵光义又环统平寺建“平晋城”， 令百姓迁入城中， 百姓纷纷逃往城南的三交村和唐明村。北宋不久后撤太原府， 降为紧州， 驻军管理， 将并州治所设在相邻的榆次县； 但不久发现太原位置的重要性不可被取代， 于是授潘美为太原行府判官兼三交都部署防守北边的辽国。潘美在三交、 唐明村基础上加以扩建， 使今天的太原城初具规模。
欧阳修“顽民尽迁高垒削， 秋草自绿埋空垣”两句， 写的正是这段历史。对于北宋政权来说， 那些抵抗激烈的百姓就是“顽民”， 朝廷令他们迁出太原城， 这里成了一座空城； 紧接着决水灌城， 将高城夷平。欧阳修在这里看到的已经是历史的遗迹， 只有秋草自绿， 掩映着断壁残垣。第二联则通过晋水的今昔对比， 对这里的变化表达感叹。李勣、 马燧等人曾改筑河道， 引水入城， 沿河植柳， 使这里成为风光旖旎的游憩场所。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太原）井苦不可食， 贞观中， 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东城， 以甘民食， 谓之晋渠。”
［9］660 《新唐书·马燧传》则记载唐德宗时， “北边数有警， 河东节度使马燧念晋阳王业所基， 宜固险以示敌， 乃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 潴为东隍， 省守陴万人。又酾汾环城树以固堤”
［9］3814。当年人们在晋水游玩， 水清如镜， 游人以照颜为乐； 而今这里已成为广漠的农田， 晋水也成为浇灌农田的实用之水， 曾经繁华的都城已不复存在。不过令欧阳修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诗歌成为晋祠种植稻田的最早记录。 《（雍正）山西通志》卷四七《物产·稻米》： “稻米， 出太原晋祠者佳……欧阳修诗： ‘稻花漠漠灌平田。’米洁白纤长， 味殊精美。”
［10］543册， 524 这倒是一场意外了。
从“废兴仿佛无旧老”开始， 欧诗生发兴亡感叹， 说这里经过改朝换代， 已经看不到前朝故老， 只留下寂寞的山川与人相对。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留存的话， 那就是宋朝开国的光辉历史， 可以被人们配着管弦反复唱诵。后四句写自我感受， “叹息”一词可谓是全诗的诗眼。除了叹息， 诗人也只能在清泉之上暂照白发， 听听黄昏的鸟啼， 看看关上的庙门和缓缓而出的山月。诗歌的总体情绪是沉郁怅惘。值得注意的是， 庆历四年（1044年）距离北宋攻灭北汉（979年）也不过六十五年， 欧阳修以本朝人论本朝事， 而且是对开国帝王的委婉批判， 极为难能可贵。这应该是文学作品对北宋毁灭太原城的最早批判。
相较而言， 范仲淹表达的这种情绪较为隐晦。他在末三联生发议论， 说自己在此地只感觉抱愧前贤， 因为“大道”难行。他设想如果“大道”能行， 全国都会如晋祠一般， 满目良田， 百姓安居乐业。诗句的背后， 依然是对“新政”受阻的失落情绪， 却也可以看出他对“新政”也即“大道”有利于天下生民的信念。范仲淹写于河东路的《谒帝尧庙》同样带有这样的情绪。诗云：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禹终平洚水， 舜亦致薰风。江海生灵外， 乾坤揖让中。乡人不知此， 箫鼓谢年丰。”
［5］60 诗歌通过对帝尧的赞颂， 表达了百姓安居乐业、 箫鼓丰年的愿望。诗歌巧妙融入了孔子“巍巍乎！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的赞美之词， 并写由尧首倡的禅让制， 不但成就了舜致薰风、 禹平洚水的美名， 也开创了清明政治的先河， 成为百代后世的典范。 “乡人不知此”， 正是帝尧时代百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帝力与我有何哉”安居乐业生活的写照。百姓不知有帝而“箫鼓谢年丰”， 或正是“新政”希望达成的目标。但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样的信念是游移的， 假设性语气使诗歌整体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他甚至不时产生归隐之想。同样写于这年太原的《和并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晩书事》一方面勉励郑侍郎“定应松柏心无改， 自信云龙道不孤”， 另一方面又在末联说“应笑病夫何所补， 独能安坐养桑榆”
［5］105， 有着明显的“退”意。这位郑侍郎即郑戬， 《宋史》有传， 庆历年间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
欧阳修、 范仲淹晋祠题咏的思路和声气， 也对十年后到来的韩琦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形成了启发。他们的晋祠题咏， 颇可看出欧、 范的影响。
韩琦知并州是在至和二年（1055年）， 同样到晋祠游赏凭吊， 写有《晋祠》 《晋祠鱼池》 《难老泉》 《过太原旧城》等诗。其中《晋祠》颇接近于范仲淹的“箫鼓丰年”： “唐叔祠推晋域雄， 乘春来谒想遗风。前庭树古圭曾剪， 近垄禾新颖未同。山峻尚存维翰德， 泉深长泻及人功。愚民不识邦君重， 岁岁西神酒食丰。”
［11］6册 与范诗类似， 同样从唐叔虞写起， 将咏史与写景融为一体。景是百姓安居乐业、 五谷丰登之景， 史是陶唐遗风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末二句又与范仲淹《谒帝尧庙》“乡人不知此， 箫鼓谢年丰”同义。 《过太原旧城》却是对欧阳修《晋祠》诗的呼应： “车书从此九区同， 雉堞坠云百载空。欲把金汤角天命， 却惊禾黍满秋风。虽余墟落人烟悄， 不改山河气象雄。何必坏城心可坏， 祖宗恩德浸无穷。”
［11］6册， 4023 诗歌同样表达了对宋太宗毁坏太原故城的批判。第二句状写攻力之猛、 破坏之重， 第四句表面是说破坏庄稼， 实际上是指惊扰百姓。第三联说虽然百姓撤离后村墟悄无人烟， 但不会影响山河气象之雄。一座千年古城， 历代修建， 文化重重积淀， 百姓代代繁衍， 却以火烧、 水灌、 迁民之法， 使千年积淀化为乌有， 怎不令人感慨唏嘘。末二联接着反问： 既然如此， 又何必毁城呢？皇恩浩荡， 为什么不能有保留一座古城的胸襟呢？城可毁， 百姓之心也可毁， 伤了百姓的心， 又如何让百姓感戴祖宗的恩德呢？韩琦在其他文章中对此事也颇多微讽， 如《并州新修庙学记》说宋太宗因“一天下”而“坏太原故城， 徙州榆次”
［12］40册， 40， 可见到北宋建立七十年后， 批判毁坏太原城已经成为士人共识， 而欧阳修无疑是首开其端者。
到金元之际的元好问过晋祠时， 这样的批判已经不需要有什么隐晦， 因而更为力大声宏。其《过晋阳故城书事》所选意象， 不是范仲淹、 欧阳修的清澈碧波、 稻花漠漠， 而是极具动荡感的麦浪， “望川亭上阅今古， 但有麦浪揺春风”。正是这样的麦浪， 搅起诗人一腔的怨愤： “君不见， 系舟山头龙角秃， 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 屋瓦乱飞如箭镞。汾流决入大夏门， 府治移著唐明村。只从巨屏失光彩， 河洛几度风烟昏……鬼役天财千万古， 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 死恨河南往来苦……”
［13］18 元好问比范仲淹、 欧阳修、 韩琦的诗歌增加了更多细节， 如相传赵光义担心太原有“龙气”而下令磨平了山上的“龙角”， 把十字街改为丁字街等， 如百姓不愿出降而奋力抵抗， 又如决汾水灌城后百姓逃往河南， 其惨烈之状， 都是宋人所不能写的。元好问在诗末表达了“后人复哀后人”的心痛： “官街十字改丁字， 钉破并州渠亦亡。”
［13］18 将北宋破坏太原城与其灭亡加以关联。
欧阳修、 范仲淹的晋祠题诗， 使我们看到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避谤”之地， 在北宋开国史上具有英雄史诗般划时代意义的河东路， 二人的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欧阳修的失望和批判， 范仲淹的愧疚和憧憬， 以及诗歌在体制方面的不同， 则与二人当时所处位置及对“新政”的态度有关： 欧阳修是奉命出使， 因而理直气壮； 范仲淹是为“避谤”， 因而谨慎委婉， 但对新政“大道”的实行仍怀希望。
2 绛州行吟： 对富弼的隔空致意
如果说同咏晋祠代表着二人对北宋开国史的反思和对“新政”有望继续实施的愿望， 那么在晋南绛州（今山西新绛县）的题咏， 则更多表达他们不畏时议， 向“新政”同道富弼的隔空致意——富弼比范仲淹晚两个月出京， 此时正在河北路宣抚。十年前， 富弼曾任绛州通判， 绛州有祠，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六七《祠庙·绛州》引宋代正平县（今新绛县西南）令孙申《富公祠记》： “富公以将作监丞开决绛郡， 即便厅事植竹赏咏。”
［10］548册， 184 富弼在绛州任职期间还增修了绛守居园池。
富弼的出道源于范仲淹的推荐， 苏轼《富郑公神道碑》记载， 范仲淹初见富弼即誉之为“王佐之才”， 荐于宰相晏殊， 晏殊以女妻之。 “时晏殊为相， 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杜衍为枢密使， 韩琦与公（指富弼）副之， 欧阳修、 余靖、 王素、 蔡襄为谏官， 皆天下之望”
［14］309。富弼被贬绛州也和范仲淹有很大关系。据《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 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议废郭皇后， 范仲淹因进言反对废后遭贬， 富弼替范仲淹求情， “不听， 通判绛州”
［3］7268。富弼在绛州的治绩，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所撰《富郑公行状》记载较详： “除通判绛州。时天下久安， 四方弛武备， 因东南岁凶， 民多失职， 或散为盗贼， 公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阅将……二曰聚兵……三曰救农……四曰弭寇……”
［12］70册， 313 四事关涉百姓存亡、 郡县安定、 武科制度， 可谓利国利民。富弼的政绩也为后人感念， 元人王沂《李公荣祖政绩碑》历数绛州史上名宦云： “若郡守之贤者， 惟唐之樊宗师、 宋之富郑公、 金之高汝砺， 三数人而已。”
［10］549册， 417 增筑绛守居园池， 无疑是其政绩之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功绩。
绛守居园池遗址今存， 在其修筑增建历史上， 可以载入史册的有功人物， 第一位是隋代临汾令梁轨。宋薛宗孺《绛州正平县新修梁令祠堂记》记载梁轨在开皇十六年（596年）“以亢阳频灾， 遂迹晋之故道， 审势逗绝， 疏源分派， 乃开渠十二， 率灌田五百顷”
［12］48册， 206。梁轨引水入绛州， 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第二位是唐人樊宗师， 他修筑了绛守居园池并写作了文学史上以佶屈聱牙著称的《绛守居园池记》。因为樊《记》晦涩难懂， 宋代绛州通判孙冲作《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序》以作释读。他“观《园池记》， 其石甚卑小， 文字多摧缺”， 且记文“辞句隐僻不明”， 于是“熟读及游览园池， 考其亭台、 池塘、 渠窦、 花木、 堤原、 川河、 井闾、 墙墉、 门户， 凡为宗师笔记处所者”， 别写为序， “冀后来者知文之指归”
［12］14册， 58。孙冲通判绛州是在咸平六年（1003年）七月， 比富弼早三十年， 因而可以算作是绛守居园池值得纪念的第三位人物。那么第四位便是富弼了。
富弼对绛守居园池的贡献， 一是扩建了观德堂， 二是增修了嵩巫亭。 《（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绛州》： “观德堂， 在州治内， 宋富郑公弼增而广之。”
［10］544册， 127 明道年间（1032—1034年）知绛州军州事的李垂写有《观德堂》诗， 其中有“园池气象明， 池沼春波平”
［11］2册， 1140 句， 所描绘的或为扩建后的观德堂。嵩巫亭是富弼在绛守居园池内增修， 《（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绛州》： “嵩巫亭， 在居园池内， 宋富郑公弼建， 有诗。”
［10］544册， 126 富弼《嵩巫亭》诗云： “平地烟霄此半分， 绣楣丹槛照清汾。风帘暮卷秋空碧， 剩见西山数岭云。”
［10］544册， 126 嵩巫之名， 当是嵩山和巫山的合称， 极言其高。诗歌也描绘了山之高可以切断平地烟霄， 描丹绘彩的亭槛与清澈的汾水相互照映。当秋风吹拂、 暮云卷空， 极目西望， 只可看到层层叠叠的西山岭上稀稀落落的云。前二句开阔雄健， 后二句空灵悠远， 也可照见诗人心情之好。
《登绛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是欧阳修在众人陪同下登临嵩巫亭所作， 详诗中“秋雨”句， 或作于庆历四年秋七月回京之前。诗题称嵩巫亭为“富公嵩巫亭”， 正是对富弼的修筑之功予以确认和称扬。诗歌从“嵩巫”之名写起， 先写自己在洛阳任职时整日与嵩山相对， 常看到“阴晴无朝暮， 紫气常浮泊。雄然九州中， 气象压寥廓”
［2］28， 而自己也曾登上嵩山， “培塿视四岳”， 也即视四岳为培塿； 接着说自己后来到南方做官， 见到巫山， 产生了有关开天辟地的神奇想象， “长江泻天来， 巨石忽开拓。始疑茫昧初， 浑沌死镌凿。神功夜催就， 万仞成一削。尤奇十二峰， 隐见入冥邈”
［2］28。嵩山留给他最深的印象， 是希望能和隐士为友， 一起终老山林， “终期友幽人， 白首老云壑”； 巫山的遐荒诡怪， 却令他“至今清夜思， 魂梦辄飞愕”。到最后他才回到眼前的嵩巫亭： “偶来玩兹亭， 尘眼刮昏膜。况逢秋雨霁， 浓翠新染濯。峰端上明月， 且可留幽酌。”
［2］28他说自己偶然来到这里， 昏膜被一刮而明。何况是在秋天雨霁之际， 亭的周围被植物铺染得一片浓绿。伫立亭中， 看到明月姗姗而上， 他建议众人不妨在此小酌。诗歌既是与同行诸人交流， 也是在向修建此亭的富弼致意。
范仲淹《绛州园池》诗同样写到自己游览绛守居园池、 登临嵩巫亭， 同样表达了对富弼的隔空致意：
绛台使君府， 亭阁参园圃。一泉西北来， 群峰高下睹。池鱼或跃金， 水帘常布雨。怪柏锁蛟龙， 丑石斗驱虎。群花相倚笑， 垂杨自由舞。静境合通仙， 清阴不知暑。每与风月期， 可无诗酒助。登临问民俗， 依旧陶唐古。［5］45
绛台使君， 或指十年前的绛州知州富弼。由“清阴不知暑”句， 可知诗作于庆历四年（1044年）夏。他坐在亭中， 看亭阁园圃， 看泉水群峰， 看池鱼水帘， 看怪柏丑石， 想象富弼在此园中之惬意。 “群花相倚笑， 垂杨自由舞”二句道出了他在此地的心情之好， 似乎京城龃龉已完全可以抛至脑后。诗歌最终依旧落脚于对民俗、 民生的关注， “登临问民俗， 依旧陶唐古”， 他情系苍生， 希望大宋能像陶唐时代一样， 国泰民安， 繁荣昌盛。或许， 这才是“范仲淹本色”。这首诗和他的《晋祠》 《谒帝尧庙》在主题和所表达的愿望上如出一辙。写于富弼曾施行善政的绛州， 则在表达“新政”愿景的同时， 表达了向富弼的隔空致意。
当然， 樊宗师依然是诸人绛守居园池题诗中不能绕过的话题。欧阳修《绛守居园池》除了赞颂园中美景“荒烟古水蔚遗墟， 我来嗟只得其余。柏槐端庄伟丈夫， 苍颜郁郁老不枯。靓容新丽一何姝， 清池翠盖拥红蕖”
［2］36， 主要是对樊宗师文章的奇涩古奥以及韩愈的推崇加以戏说： “尝闻绍述绛守居， 偶来览登周四隅。异哉樊子怪可吁， 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 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已出不剽袭， 句断欲学盘庚书……我思其人为踌躇， 作诗聊谑为坐娱。”
［2］26 语言生涩古奥， 颇有樊宗师风调。樊宗师在前， 富弼在后， 激发了欧阳修、 范仲淹对绛守居园池的极大兴趣。他们的题诗为绛守居园池增添了几分人文气息
22 韩振远《隋代花园与文人雅集》称富弼、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与绛居守园池相关的诗歌产生于一次雅集，并且是富弼作为东道主邀请众人雅集于此，各自赋诗（《太原晚报》2015年11月23日），当属臆测。各人至绛的时间不同，而且梅尧臣诗题是《寄题绛守园池》诗，由末二句“仍寄河东薛太守，更与斟酌无闲扃”可知是寄给当时绛州知州薛向的， 本人未必亲至。
。
值得一提的是， 十年之后， 富弼再次来到河东路任职。韩维《富文忠公墓志铭》记载富弼“至和二年（1055年）拜宣徽南院使， 判并州， 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
33 《全宋文》第49册，第227页。按《（雍正）山西通志》卷六七“职官”：“富弼， 庆历中判并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4册，第602页），或误。
， 他是否重回绛州并对欧、 范之诗有所回应， 就不得而知了。
3 河东奏议： “新政”实践与同道连声
考察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 范仲淹的河东路创作， 他们的奏议不能不提。某种意义上， 这些奏议才是他们“奉使”的使命所在。在“新政”并未完全失败之际， 他们的河东行政与奏议写作， 正是他们对自己提出和坚守的“新政”主张的实践。当然这些奏议也是文学文本， 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一席之地。
到达河东路后， 他们“亲见民间疾苦”（欧阳修《倚阁忻代州和籴米奏状》）
［2］1739， “河东人民疲弊， 道路怨嗟”“调敛繁重”（欧阳修《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
［2］1771， 因而都致力于兴利除弊， 并写作了系列公文， 向仁宗报告他们所见民间的真实情况， 继而为河东请命， 提出系列请求。欧阳修甚至连上三十多道奏折， 后合编为《河东奉使奏草》， “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 奏罢十数事”（《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3］7348。对此， 丁建军、 原朝《欧阳修奉使河东考论》一文从“关心民生， 减轻河东百姓负担”“为国荐贤， 整顿吏治”“整饬军备， 加强边防”三个方面加以论析
［15］。比对二人的河东路奏议， 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 他们都是前呼后应， 互为支援。
其一， 在边地防守问题上， 二人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高度一致。
欧阳修河东之行， 主要是为考察麟州存废问题。西夏进攻期间， 朝中多有主张废弃麟州者。欧阳修经过调研后上《论麟州事宜劄子》， 先“辨众说”， 对朝议“废麟州以省馈饷”之说进行辩说， 他认为“兵冗不独麟州， 大弊乃在五寨， 若只减麟州而不减五寨， 与不减同”； 继而“较存废”， 比较存废方案哪个更可取， 他提出麟州一旦移废， 则五寨势亦难存， 兀尔府州便为孤垒， 唇亡齿寒， 河东危矣。之后他提出了“减寨卒”“委土豪”两个解决方案， 即分麟州之兵到旁近诸堡， 麟州有敌情时再调兵前去救援， 可省平日传输之费； 而此地的防守要依靠当地的豪杰， 他还向朝廷推荐了当地人王吉， 其人“材勇则素已知名”， 当时“蕃、 汉依吉而耕于寨侧者已三百家”
［2］1752。在这一问题上， 范仲淹与欧阳修持同样意见， 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麟州新罹大寇， 诸多请弃之， 仲淹为修故砦， 召还流亡三千余户， 蠲其税， 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 河外遂安”（《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3］7284。在欧阳修、 范仲淹的共同努力下， 麟州得以保存， 河东有了牢固的屏障。
又如在晋北与辽接壤处招募弓箭手耕种的问题上， 二人的观点同样一致。宋初潘美驻守河东时， 曾将与辽接境的忻、 代等地居民迁往内地， 这样可免于被辽军侵扰和掳掠。但时间一久， 弊端也随之凸显： 一是大量空地无人耕种， 很容易被辽人侵占； 二是边地禁人耕种， 备边军粮就得由内地供应， 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欧阳修经过考察后提出： “忻、 代、 岢岚多禁地废田， 愿令民得耕之， 不然， 将为敌有。” （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3］7348 他提出在边地招募弓箭手垦田， 以达一兵两用之效， 仁宗“诏宣抚使范仲淹议， 以为便”， 于是“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 得二千余户， 岁输租数万斛， 自备弓马， 涅手背为弓箭手”。可惜未行多久， “既以并州明镐沮议而止”（《宋史》卷一九○《兵四·乡兵一》）
［3］2930。明镐是并州知州， 反对有效。十年后韩琦到任， 再提欧阳修、 范仲淹前议， 并予以落实， “琦以为此皆良田， 今弃不耕， 适足以资敌， 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 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 垦田至九千六百顷”（《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3］7252。
欧阳修考察河东边地时， 发现军械物资存在严重问题， “弓弩无十数枝可施用者”
［2］1752。他亲自立草人试箭， 发现“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 或箭干飞掉不至， 或箭头卷折不入甲。此乃临阵误事之物， 十无一二堪者”
［2］1752。倒是有一些旧竹箭， 虽然翎与镞残损生锈， 但还能入甲， 可惜数量不多。所以他希望每州各选一员干事官， 上京支请做箭需要的物资， 并派官员监察修补更换旧竹箭损坏的部件， 以减少战场败亡的几率。他还发现岢岚军的城壕存在问题， “岢岚军地接草城川口， 无险可恃， 而城小壕浅， 须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挥下河东， 那打白草厢军及本军系役兵士， 早并力修葺”（《论西北事劄子》）
［2］1749。他也考察诸州练兵的情况， 发现“所用阵法， 除四官阵旧法外， 亦有自为新阵者， 大抵只是齐得进退， 不乱行伍而已。诸处所较不多， 其阵法则皆未可用”
［2］1752。其中有“主将不一， 器械不精”的原因， 也有安排不合理之处。他提议， 一是在河东现有厢军三万人数内选择少壮有勇力者增置清边， 而于京师差拨禁军充足一万人数； 二是派河东都转运使亲至诸州， 将短小怯弱者先拣退充厢军。其余可教者， “令逐州军教一二年， 必渐可用”（《论宣毅万胜等兵劄子》）
［2］1752。
范仲淹此次任务是巡边， 因而边境防守问题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支持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张亢在河东路增设堡栅。 《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 “范仲淹宣抚河东， 复奏亢前所增广堡砦， 宜使就总其事。”
［3］3780 虽然遭到明镐反对， 张亢并未停止行动， “及堡成……蕃汉归者数千户， 岁减戍兵万人， 河外遂为并、 汾屏蔽”
［3］3780。在视察晋西北防守情况时， 他认为“宪州、 岢岚城小而低， 矢石可交， 火山孤绝， 城中无水”（范仲淹《与韩魏公》）
［5］530， 计划第二年春天抓紧解决。他又向朝廷为火山、 岢岚、 保德军申请拨款。此三地当时兵马所需之军储， 都是商人用铜钱从北边辽境采买粮食， 每日计出铜钱数百贯， 长年累月， 铜钱大量流入北界， “河东铜钱不日将尽”（《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5］824。因此， 他向朝廷提出下拨绢帛五万匹给此三军， 用以博籴军储， 防止铜钱继续外流。
关于对辽和西夏的防守问题， 范仲淹曾上有《奏乞宣谕大臣定河东捍御策》。针对庆历四年（1044年）辽将举兵讨伐西夏， 当时朝臣有称辽宋之间有盟约， 必然不会对宋不利。范仲淹则提出了“六可疑”“三可忧”。他认为辽与西夏不可能绝盟， 而辽宋之盟也绝不可取信， 朝廷必须有所防备。尤其边探得知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宁化军、 岢岚军后面， 觑步谷口道路， 同样大为可疑， 设或二国不守盟信， 卒然奔冲， 以数十万众乘不备而来， 河东兵马不多， 名将极少， 众寡不敌， 谁敢决战？所以他希望朝廷定出御捍之策： “抽何路军马？ 用何人将帅？ 添若干钱帛？ 据何处要害？” 他提出“如此定策， 犹恐后时不能当二敌之势。若更因循度日， 直候大寇入境然后为谋， 则河东一倾， 危逼宗社”
［5］530。欧阳修到河东路后， 也听到了关于战事的种种说法， 如辽与西夏会合力来攻、 秋冬必有大战云云。欧阳修上《论西北事宜劄子》， 认为西夏若出兵， 未必即攻河东， 但河东却不可不备； 即便西夏与辽交战， 因涉宋境， 河东亦不可不备。所以， 河东“惟当持重以待， 未宜便若寇至， 而大集穷边， 虚诚自扰”
［2］1740。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屯兵备战方略： “但训兵练卒， 于并、 忻、 岚、 宪， 屯结以俟。太原去忻州， 一日半可至； 忻州去代州， 一日半可至； 岚州去岢岚， 一日中可至； 宪州亦然。今以兵屯忻、 并而应援代州， 屯岚、 宪而应援岢岚。贼至， 则使代州、 岢岚坚壁清野， 待其师老， 徐以忻、 岚等兵击之， 此用兵之法也。”
［2］1749 以静待动， 动而有备， 足以起到“虏来不失应敌， 不来不至虚惊”的作用。
其二， 在边地官员任用及提高官兵素质方面， 二人也各自发力， 颇有建树。
欧阳修经过详细考察访问， 向朝廷举荐了“各有所长”的文武官员二十五人， 包括战将八人， 武臣中有才干者四人， 通判五人， 知县令、 州县官职材干可用者十人（《条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2］1764。其中的米光濬、 孙直方、 陆询武、 张旨等人， 他又另写奏折极力举荐。米光濬是岢岚军使， 欧阳修为之《举米光濬状》 《再举米光濬状》 《米光濬斩决逃军乞免勘状》三道奏折。岢岚与辽接壤， 他认为米光濬是难得的边将之才。尤其第三封奏章说米光濬斩杀逃兵遭人弹劾， 欧阳修为之乞免勘罚， “所贵沿边将率知朝廷委遇之恩， 尽心效用， 兵戎畏肃， 不致骄恣生事”
［2］1742。孙直方原任平定军和乐平县事、 著作佐郎， 欧阳修保举其任代州通判， 替换原来到任二年却不胜其任的原代州通判李舜元。他认为， “代州最为要地， 尤借得人”， 而孙直方“为性明敏， 有吏材”， 自己到河东路后又亲加访察， “备见直方治县事善状”（《举孙直方奏状》）
［2］1764。陆询武是在米光濬、 张亢等六人共同举荐后， 欧阳修又亲召询问， 得知“其人曾应进士举， 熟知边事， 通习兵书， 善弓马， 有胆勇”（《举陆询武奏状》）
［2］1773， 希望朝廷加以录用。他还举荐了“长于星历、 术数”“观天象而知人事”的泽州人刘羲叟， 刘羲叟后与宋祁、 宋敏求、 吕惠卿等人共修《新唐书》， 并参与了《资治通鉴》的编纂。举贤也罢不能。欧阳修奏请罢免代州知州康德舆， 认为其“老懦不济事”； 又听说朝廷要让康德舆充并、 代钤辖， 欧阳修认为“只此职， 亦非德舆所堪”， 建议“与一近里小处知州， 钤辖别选差人”。对于代州诸寨主及监押三十余员， 他经过多方察考， 认为“内无三四人能干而晓事者”（《论西北事宜劄子》）
［2］1749， 请求朝廷早行替换。欧阳修又有《论不才官吏状》， 请罢泽州知州、 度支郎中、 直史馆鲍亚之， 认为其人“年老昏昧， 视听不明， 行步艰涩， 本州职事全然不治”； 汾州知州、 虞部郎中范尹， 其人“年老昏昧， 不能检束子弟， 在州贩卖， 搔扰人民”； 宪州通判、 国子博士刘与， “年及七十， 行步艰难， 精神昏昧”； 平定军乐平县监酒借职石贵， “不识字， 又是独员”（《论不才官吏状》）
［2］1768， 他认为都是朝廷未加细察所致。
范仲淹也举荐了一些合适的边地人才， 如九月十五日在太原时， “举夏安期充河东转运使”， 十六日“举张子奭等五人赴河东任使”
［5］823； 十二月又上疏称太常博士赵拯、 秘书丞刘奕、 冯浩等十人“并有才称”， 希望朝廷派他们“充陕西、 河东大郡通判”（《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5］827。但他的一些奏议更多着眼于边地的制度建设。如《奏乞将边任官员三年满日乞特转一资》提出， 陕西、 河东二路边地， 官员五年一调时间太长， “欲乞朝廷别立条制， 应陕西、 河东沿边州军满三周年者， 并与特转一资， 不隔磨勘， 所贵边上例各得人， 为经久之备”
［5］534。他又上《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 一方面说“国子监不须别立武学之名， 如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 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 即密令听读”； 另一方面又提出陕西、 河东路有很多人虽然弓马精强、 谙知边事， 却因为没有读过兵书“不知为将之体”难以擢用， 所以他提出“指挥陕西路、 河东逐路经略司， 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拣选识文字的， 有机智勇武久远可以为将者， 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书， 讨论胜策”
［5］487。朝廷与边地双向发力， 培养既弓马精强、 谙知边事又懂得用兵策略的高层武将。
在举荐人才问题上， 两人都表示愿意同罪保举。欧阳修《论举官未行劄子》催促朝廷早日擢用贤能， 并再次强调自己是“同罪保举”
［2］1773。他也在其他荐人劄子中说， 如果所举之人此后不职或有贪赃不法等事， 自己“并甘同罪”（欧阳修《举孙直方奏状》 《再举米光濬状》中都有“并甘同罪”之语）。范仲淹也说： “自来两府臣僚无同罪举官条例， 臣出使应所举过官员， 恐朝廷未赐施行， 如任用后犯正入已赃， 臣并行同罪。”
［5］827 这种搭上身家性命的举荐人才， 既是为了河东， 更是为了国家边防。
其三， 为民请命是二人奏议中同样重要的问题， 也体现了二人的同气连声。
欧阳修《义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奏状》说道， 他在河东路看到“下等人户常有劳役， 最豪富者独得宽优”， 而差役贫富不均主要在于“义勇”制度。宋朝在河东、 河北、 陕西等沿边路设义勇， 按比例抽丁， 手背刺字， 又称“刺手义勇”。义勇农闲时教阅， 战时防守， 还要服事差役， 秋冬还要去边境交纳赋税， 往往出现重叠服役的情况， 百姓不堪其苦。特别是按照财力将百姓分等， 义勇正副指挥使均由上等人户担任， 可享受特殊待遇， 而“州郡事多， 差役难减， 往往将第三、 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 加剧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因而他希望允许实行“一例差役”， 正、 副指挥使不得独免于差役， 从而“贫富均济， 稍宽已困之民”
［2］1740。又《乞罢刈白草劄子》说， 河东路每年秋天要派兵士收割白草， 但由于近处山地多开垦耕种， 兵士只能去远处草地收割， 山险路远， 担运艰难， 兵士多有逃亡； 州县官就将此差事分配给农户承担。农民也苦于长途担运， 只好将自己按照税额上交后剩下的秸秆再次上交， 形成一种新的配料。由于白草喂马不及秸秆好， 运回的白草大量堆放， 造成霉烂， 又占用许多差役去处理此类问题， 修补城壁等处缺少人手， 于是请求朝廷降旨“速令止绝”
［2］1769。其余如《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 《乞免乐平县课额劄子》 《乞免蒿头酒户课利劄子》等多类此， 都是为了缓解民生疾苦。 《论矾务利害状》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则是奏请罢停官方矾务、 酒务， 还利于民。
二人也有不少先行处置的举措。欧阳修到宁化军考察， 有军户拦马， 联名陈诉配银数多， 难以承受。北宋军需粮草等物资的补给手段， 除当地的赋税支移及军兵百姓的运送， 还大量使用中央调拨、 地方筹措的财富经费开展购买， 由转运司监察州军实施。但朝廷发放配银以收籴粮食时只按州县摊派， 给人口较少州县的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接状后， “取索本军人户、 物力次第及前后配敛数目看详”， 发现宁化军“人户全少”， “去年共配银三百两， 数月枷棒催驱， 方能了纳； 今年所配一千两， 比常年三倍”。欧阳修还了解到， “本军地寒， 民不种麦， 又无夏籴仓”， “地高不种二麦， 无可收籴去处”， 如果一例配卖， 只会“横困疲民”。于是他先行处置， “已牒本军， 且令配卖五百两”（《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
［2］1743。不久他发现朝廷并未采纳自己的建议， “只与减得些小价钱”， 于是再次上奏， 说“晋、 绛、 并、 汾、 石、 隰等处， 系种麦地分， 并只熟及三五分， 其秋稼寻遭夏旱， 垂欲焦死， 近方得雨， 只可救得四五分。见今物价甚高， 民间窘急， 无异凶岁”， 而“配卖银、 绢， 乃是缓急不得已之事。今诸州军幸各钱粮不阙， 不必非时抑配， 重扰人民， 只可留之以备缓急”（《再乞减配银状》）
［2］1744， 具体情况待自己回到朝廷后再详论。范仲淹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在并州， 也“出榜晓示诸州军， 应坊郭乡村入户， 今日已前带即配卖物色或包二税移逃者， 并令与放罪， 各令归业。其元欠二税， 并与免除” （《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5］824。
总之， 欧阳修、 范仲淹庆历四年（1044年）的河东路行政， 正是他们“新政”主张的实践和延续。学者认为“欧阳修奉使河东期间的作为正体现了庆历新政时期， 革新派官员以天下为己任， 为国分忧， 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 “可以这样说， 范仲淹等人在朝廷主持的庆历新政是自上而下地改革宋朝吏治， 而欧阳修奉使河东路的行事则是在地方层面对庆历新政的积极呼应”
［15］。实际上此语同样可以移评范仲淹。他们的河东奏议， 从内容上来说， 正是他们对自己“新政”主张的接续和实践； 从艺术性来说， 则是奏议写作的典范。奏议篇幅短小、 语言晓畅， 句句切中要害， 与南宋时真德秀、 魏了翁等人动辄万字的奏议形成鲜明对比。
4 结 语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和范仲淹的河东路诗文创作， 是他们在“新政”受阻时期的一段心路历程。无论是对晋祠景观和历史情感复杂的题咏， 还是在绛守居园池高调致敬富弼， 抑或是他们直接为河东边防和百姓请命的公文奏议， 都表达着他们对国家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积极作为。如果说在朝廷的全面布局属于对“新政”的理论探索， 那么河东路的行政和书写无疑是他们的“新政”实践， 他们的诗文也表达了“新政”能够继续实施的期许。然而， 时事并不以他们的期望为转移， 他们离开朝廷使反对派的力量更为强大。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 诏罢范仲淹参知政事， 令出知邠州； 诏罢富弼枢密副使， 令出知郓州； 紧接着诏罢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 令出知兖州。三月， 枢密副使韩琦上疏为“新政”人物说情， 不久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也是在三月， 已在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上的欧阳修上疏再为“新政”人物论辩， 八月即被贬出知滁州（今属安徽）。至此， “新政”人物全部被罢官远谪， “新政”也宣告失败。然而， 无论身任何职、 身在何地， “新政”人物始终同气连声， 遥相致意， 体现出同声相应、 相互支援的同道情怀。欧阳修、 范仲淹在河东路的诗文书写， 或许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片断和侧影； 而他们对河东路边防、 民生、 人才等方面的建设， 则对当时的河东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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