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耕文化资源的生存智慧与多元价值

Survival Wisdom and Multiple Values of Shanxi’s Agricultural Culture

摘要

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 农耕文化资源丰富， 品类众多， 在数千年的演进中呈现出分布的区域典型性、 存续的普遍自洽性、 延续的可持续发展性等特征。文章围绕典型的农耕文化发展案例群进行阐释， 在此过程中揭示山西农耕文化资源的生存智慧与发展特征并深入挖掘其价值， 既有利于推动山西农耕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 同时有助于赋能乡村振兴事业。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Shanxi， locat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re are rich and diverse resources of agriculture culture in it.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se resources have sh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gional typicality in distribution， universal coherence in continu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a group of typical c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revealing the survival wisdom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hanxi’s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delving into their value， which not only helps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hanxi’s agricultural cultur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empower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

关键词

农耕文化 / 生存智慧 / 发展特征 / 多元价值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ulture / survival wisdom /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 multiple values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并且提出“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1］290。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底色， 其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是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资源， 积极传承、 弘扬农耕文化， 有助于加快中国建设农业强国。近年来， 学界对于农耕文化的关注也逐渐加强， 综合而言， 对于农耕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农耕文化的内涵、 价值研究。学者们不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剖析农耕文化的内涵与传承价值， 而且注重挖掘区域典型农耕文化的独特价值。此外， 学界尤其关注农耕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伦理价值、 生态价值、 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2） 农耕文化的存续、 传承研究。学者们在对现代与传统农业发展的宏观对比中， 客观展现其传承历史， 同时系统分析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问题。 3） 农耕文化的保护、 发展实践研究。近年来， 学界针对农耕文化的保护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等专业术语。学者们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永续价值与保护实践， 内涵变迁与体系建构以及具体发展模式等进行了系统阐释1

1 相关代表性研究论文例如夏学禹.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古今农业，2010（3）：88-98；朱志平， 王思明.价值挖掘与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研究［J］.中国农史，2021（6）：134-146；曹东勃，宋锐.农耕文化：乡村振兴的伦理本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44-153；骆世明.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智慧［M］//孙庆忠，主编.农业文化遗产与乡土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213-254；张灿强.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N］.光明日报，2022-12-03（11）；高国金.民国农业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7-11；张灿强，龙文军.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传承路径［J］.中国农史，2020（4）：115-122；孙庆忠.植根土地的文化追寻：农业文化遗产的永续价值与保护实践［N］.光明日报，2021-02-10（11）；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J］.中国农史，2019（6）：113-121；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新契机［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6）：663-667.

。综上， 学者们不仅从宏观视域探讨中国农耕文化的发展理论， 同时通过具体的区域个案进行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讨论， 体现出对农耕文化的自觉传承、 保护意识。但客观来看， 相较于宏观的理论研究， 微观的农业文化个案研究， 某一地域内农业文化整体发展的中观研究较少。因此， 本文着力于对山西农耕文化资源的智慧内涵、 发展特征以及多元价值进行整体性分析， 以期客观展现山西农耕文化的传承、 发展历程。

1 山西农耕文化中的生存智慧

山西农耕文化资源分布广泛分散， 种类多元交叉， 内涵丰富深刻， 不仅反映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发展轨辙， 同时也见证了数千年来民众宝贵的生存智慧。山西农耕文化蕴含的生存智慧， 按照农耕文化资源满足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生存发展需求的不同层面可以分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技艺文明层面、 满足较高级生存欲求的民俗审美层以及满足可持续生存愿景的生态智慧层面。

1.1 山西农耕文化中的技艺文明

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 恩格斯提出了“两种生产”制度， 即物的生产与种的繁衍^［2］3， 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中称得上“决定性因素”^［3］。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国， 在现代工业文明未兴起之时， 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决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 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 农耕文化中的技艺智慧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关键， 这一层次的农耕文化智慧多为传统的劳作生活模式与经验总结， 即利用相关耕作、 营造技术等来满足民众（以农民群体为主）衣食住行的原始生存需求， 以技与艺的存在形式为主。 “传统农耕技术所使用的基本动力来自自然， 几乎可以做到无本经营。它在满足农村加工业、 灌溉业所需能量的同时， 也有效避免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4］291 那些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无本经营”， 恰恰体现出农耕文化发展中沉淀着的技艺文明。孕育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技艺文明， 所依托的是自然力的馈赠， 所依凭的仅是祖祖辈辈的智慧、 执着与靠天地吃饭的生存伦理。结合山西省农耕文化整体发展情况， 具体而言， 可以分为生产农具、 作物品种、 民居营造、 织耕技术、 耕作习俗（制度）、 农书知识、 农副产品加工技艺等类目。例如， 以连枷、 阳城犁镜、 荫城铁器等为代表的传统农具； 以沁州黄、 交城骏枣、 清徐葡萄等为代表的作物品种； 以地坑院窑洞、 靠崖式窑洞等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以襄子老粗布、 潞绸等为代表的传统手工织造技艺； 以深耕、 轮作等为代表的耕作制度； 以《马首农谚》为代表的被记录成书的农业知识； 以山西陈醋、 平遥牛肉等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技艺等。

山西农耕文化中的技艺文明， 充分展现了在较为原始的生存环境与简单的生产资源中“人的智慧”的价值。例如， 山西地坑院民居2

2 晋南平陆是山西地坑院的主要分布地域，此外典型的地坑院建筑还有运城绛县郝家窑地坑院、晋中寿阳南东村地坑院等。

是传统农耕文化中着力于和谐调适“人—地—水”关系的典型产物， 体现了人在有限的客观环境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类生存与居住的物质环境通常与整个文明史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 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早期发源地之一， 在这里所发现的最早的房屋遗址， 主要是窟室建筑^［5］127。作为黄土高原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形态之一， 地坑院既是人类居住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 同时也是中原农耕文化的重要产物。从自然环境属性来看， 地坑院的建造与黄土、 气候、 水资源等密切关系， 如黄土的厚度、 土质结构， 半干旱的气候等为地坑院的建造提供了先天条件， 其营造技艺充分展现了“无本经营” “天人合一”的智慧。人们选择最少量的耗材和最低廉的成本， 充分依靠人力与黄土资源， 在不紧不慢的时间里于黄土塬上掘地为室。在建造过程中， 地坑院的选址、 开挖； 门窗、 土炕、 土灶等窑洞基础设施的建构； 院内储水、 排水系统的设计； 农作物的保存、 运输通道等营造技艺都充满着智慧。尤其是依靠匠人经验建造的地坑院“自支撑的土拱结构体系”^［6］229， 是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精华， 对于现代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此外， 地坑院也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其建筑选址通常选在有山梁大塬的地方， 谓之“靠山宅” “背靠金山面朝南， 祖祖辈辈吃不完”^{［7］前言3}。可见， 地坑院营造技术不仅体现着农民群体的生存智慧， 而且反映出他们对于土地世世代代的深切依赖。

1.2 山西农耕文化中的民俗审美

中国农耕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叙事， 民俗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与文化生活”^［8］11，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与农耕文化发生着密切的交融与互动， 农耕文化中的“民俗相”具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山西农耕文化中民俗审美的发现， 以农耕文化与民俗审美的结合为中心， 重点体现民众在主动认识自然、 反映自然、 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借助民俗的形态挖掘美的本质特征的历程， 充分体现了民众朴素的生存美学。农耕文化语境下的民俗审美在特定地域内具有认同性、 持续性与实用性， 民众通过主观能动性赋予物以美、 情感与希望， 推动农耕文化在传统技与艺的基础上朝着更加丰富、 文明的方向进步发展。山西农耕文化中蕴含的民俗审美范畴主要包括： 农业图像， 如稷山稷王庙、 新绛稷益庙的农事壁画， 平陆县枣园汉墓壁画等； 农业手工艺术， 如以农事内容为题材创作的剪纸、 皮影、 炕围画等； 农耕信仰， 如后土祭祀、 商汤祈雨、 龙王信仰、 炎帝祭祀等； 农耕理念，例如“耕读传家”等优良家风家训等； 饮食惯制， 如傅山“八珍汤”、 山西非遗面食等； 民间文学， 如嫘祖传说、 神农传说、 后稷传说、 万荣笑话等。此外， 还有服务于乡土社会自治的民间组织、 根植于农业文明的节令习俗等， 都是农耕文化的直接产物。在民俗审美视域下， 农耕劳作不仅仅是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 更是获得富足精神体验、 审美体验的诗意实践。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农业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 曾长期饱受自然灾害的侵袭， 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后羿射日” “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 都揭示出早期农业社会发展遭受的巨大灾难。长治是山西重要的米粮产地， 这里紧邻太行山，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象灾害较多， 围绕农耕文化形成了以“求雨” “驱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耕信仰体系， 体现出当地民众朴素的生存愿望。例如旧时的蝗灾， 《清史稿》中就记载过清顺治四年（1674年）“七月……长治飞蝗蔽天， 集树折枝”^［9］340， 据邹文卿所著《清明山西自然灾害及其防治技术研究》一书统计， 明代蝗灾发生较为频繁的县为太原、 榆次、 长治、 长子、 太平、 蒲县、 垣曲、 稷山和大同， 这些县发生的蝗灾次数都多于明代山西各县发生蝗灾次数平均值的2倍^{［10］53-60}。这一数据言及长子、 长治在明代曾遭受严重的蝗灾侵扰历史。民众对于灾害治理的民俗记忆通常寄予着美好的祈愿， 如在当地流传的一则民间传说《河南蝗虫山西冰雹》中则言及人们何以战胜蝗灾的原因。传说中讲到， 因三嵕爷与蝗虫爷斗法， 导致山西各处蝗灾严重， 三嵕爷急忙施法下冰雹驱赶蝗虫， 于是“冰雹遍地， 死蝗虫遍地。后来三嵕爷和蝗虫爷二仙人相遇， 蝗虫爷惭愧地立誓， 从今往后蝗虫再也不过黄河了”^［11］119。在今山西长治县上秦村三嵕庙中发现的蝗虫爷庙信息足以侧面反映出上述传说中三嵕爷与蝗虫爷交情甚笃传说产生的地域“真实性”。该则民间传说反映出在传统农业发展环境下， 民众尽管对于自然灾害无能为力， 但是他们仍饱含着乐观精神， 将冰雹这种自然现象视为三嵕神“以冰雹战胜蝗灾”的神灵救世行为， 寄托了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激。这些记录在地方传说中的“灾害民俗记忆”， 在反映地方独特民俗文化的基础上， 不仅可以为地域内农业文化发展史的建构提供资料， 而且也总结了民众世代传承的生存智慧与生产经验。同时， 这对于当代农业发展中灾害的预警也有着积极启示。

1.3 山西农耕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山西农耕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集中体现在农业文化生产、 发展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能动、 自觉地维系与资源平衡性为特点的生产生活模式中3

3 生态智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上，此外还有特殊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此处不赘述，主要集中于讨论可推广的生态农业发展方面。

。山西农耕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如壶关旱作梯田系统， 展现出山西有机旱作农业在因地制宜耕作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新型农业文化景观。神池莜麦种植系统、 沁州黄小米种植系统的发展， 依托传统生态环境与优良作物的优势契合条件， 实现了农耕文化资源智慧化的保护与利用。又如阳城蚕桑文化系统， 其高效的资源利用率体现出基于地方知识形成的农业可循环模式的生态意义。生态农业是民众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结合地域生态资源优势， 经过不断试验、 不断改进而选择、 发展的优秀农业生产模式， 是民众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山西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不仅是可持续推广的农作物生产方式的总结， 更是一种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方式， 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可借鉴的有益模式。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沁州黄小米的传统种植基地以长治沁县檀山为中心， 这里海拔较高， 气候低寒， 适宜小米作物的种植。据当地民众说， 沁州黄传统种植系统可追溯到神农氏炎帝时期， 并且在当地流传有檀山顶曾经栖息着凤凰， 某年大旱作物干枯， 唯有凤凰台几株野谷长势良好， 秋收喜人。从此人们在此播种， 经年培育， 谷子越来越圆润晶莹、 香甜可口， 因此， 人们认为这个谷种是凤凰衔来的神种^［12］。在《沁县农业传统种植文化遗产》一书中， 作者详细介绍了沁州黄小米的种植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遵循的种植原则： 种前要三选（选地、 选种、 选肥）， “三墒”整地下种， 种谷把三关， 挽谷三原则， 谷地过“三锄”， 防病有三法， 割谷有三法等。例如， “三墒”整地下种环节， 包括秋耕壮垈、 耙耢保墒、 浅耕踏墒、 镇压提墒； 种谷把三关， 包括抢墒种谷、 摇耧种谷、 砘蛋砘谷； 谷子防病方法， 如结合播种情况， 在来年四月底前， 彻底清除谷茬、 谷草和杂草， 可以大大减轻病虫害的发生4

4 此处有关沁州黄种植技术内容的论述，均来自沁县王向明先生尚未出版的《沁县农业传统种植文化遗产》一书手稿。

。这些小米种植技术都是符合生态文明、 节气规律的绿色可推广种植经验。此外， 小米作物对于干旱气候和日渐恶化的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对于全球粮食危机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 所以小米种植事业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12］。同时， 有机旱作也是山西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技术支撑^［13］， 因此， 沁州黄小米的种植系统不仅是因地制宜生态化种植的典型， 而且对于推动山西省现代特色绿色农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山西农耕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存智慧， 在传承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技艺与知识的基础上， 伴随着民众审美认知的发展， 农耕文化成为了寄予民众生活信念与情感的载体， 并且逐渐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 为农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2 山西农耕文化资源的发展特征

山西农耕文化资源的形成与发展受客观地域因素影响较深， 所以呈现出分布的区域典型性， 并且在资源的存续过程中， 因农耕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包容与开放特点， 故而表现出普遍的自洽性。从发展的眼光来看， 农耕文化资源的延续既有对传统农耕文化经验的坚守、 弘扬， 也有为适应客观规律生发的创新。

2.1 资源分布的区域典型性

目前， 山西省内的区域划分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准， 清代山西省辖九府， 分别为太原府、 大同府、 汾州府、 潞安府、 泽州府、 平阳府、 蒲州府、 朔平府、 宁武府。现在山西省通行的地理区域划分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由北向南总体上可分为晋北地区、 晋西北地区、 晋中地区、 晋南地区、 晋东南地区等区域， 农耕文化资源分布的区域特色基本按照此区位逻辑形成。

在山西文化地理格局以及影响农业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地势、 气候等多种条件的型塑下， 山西境内的农耕文化资源分布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典型性特征， 如农作物种植、 民间艺术传承与民间信仰的分布等。总体来看， 结合各区域最典型的自然地形条件， 山西农耕文化区域大致可以分为晋北高原区， 晋西北高原丘陵区， 晋中盆地、 平原区， 晋南盆地区， 晋东南高原盆地区。与之对应的， 形成了极具区域典型性的农业资源分布情况。以农作物为例， 山西省南部、 东南部以种植棉花、 冬小麦、 谷子、 玉米为主； 中部以种植杂粮为主， 部分地区有忖麦和棉花； 北部和西北部农作物则以马铃薯、 胡麻、 莜麦等高寒作物为主^［13］。不同区域的主要农作物直接决定着各地的主要饮食类型， 如晋北民众多食用杂粮， 莜面、 黄糕、 荞面等食物较为常见； 晋南平原宽广， 多产小麦， 以小麦为主要原材料加工而成的馒头、 饼子、 麻花等面食种类齐全； 晋东南因广泛种植谷物， 所以小米稠饭在普通人家的饭桌上最为常见。

不仅是依赖于土地的农作物资源， 农耕文化资源中的民间信仰、 民间音乐的地域分布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山西民间信仰分布整体上呈现出“北疏南稀， 北部单一， 南部多样”^［14］的特征。例如， 距离中原核心农耕地区较近的晋南、 晋东南地区的农耕民俗信仰发展较为繁盛， 这里遗存着华夏农耕文化发源的基因， 与男耕女织传统相关的炎帝、 后稷、 嫘祖、 蚕姑传说皆在晋南、 晋东南地区分布； 而向北的晋北地区则较为稀缺， 几乎没有关于农耕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民间信仰流传。围绕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水资源形成的水神信仰在山西的分布同样具有区域典型性， 《逝去的水神世界： 清代山西水神祭祀的类型与地域分布表格》一文根据《雍正·山西通志·祠庙》对山西水神庙的分布进行了统计^［15］， 水神庙分布最多的为平阳府（44座）， 平阳物产丰富， 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种植大府， 自然对于水资源的需求极大， 也直接导致了水神信仰的发达。潞安府次之（36座）， 潞安物产亦称富饶， 水神信仰中较为普遍的是灵湫庙与三嵕庙， 其中灵湫庙信仰的起源即依赖于哺育上党的“母亲河”——漳河水。水神庙宇分布较多的地域， 一方面说明当地对水资源的需求大， 另一方面也客观说明了地域内降雨的条件比较充分， 因为只有求雨活动灵验， 民众才会积极建庙以祭祀。例如， 清代县域内水神庙宇分布最多的为忻州静乐县， 据统计静乐县境内大小河流总计2 370余条， 人均占水量900立方米， 属于晋西北典型的水资源丰富区域。代州五台县水资源亦十分充沛， 所以水神庙数量仅次于静乐县。

民歌作为广大劳动人民在劳作中创作的口头文学， 同样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与上述地域分布格局相匹配， 山西民歌艺术传承也呈现出典型的区域特色。 “晋东南的民歌调式古朴， 晋北民歌高亢辽阔， 晋南的民歌委婉、 细腻； 晋中地区的民歌则灵活自由、 富于变化。”^［16］这些民歌的演唱风格与特定的地理、 风土人情密切相关。

2.2 资源存续的普遍自洽性

自洽性的主要表现是稳定性和自我调适功能。 “自洽性不意味着超稳定结构和一味守成， 恰恰相反， 它意味着很强的历史适应性和形式灵活性。”^［17］ 一方面， 农耕文化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天地人“三才”的伦理基础， 农耕文化资源存续与衍生活动中天地人这种自洽性、 系统性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 农耕文化资源传承与发展的主要空间是乡村， 乡村是一个复杂且较为封闭的文化场域， 自洽性就是在稳定性中积极进行自我调适， 以此来维护农耕文化稳定地传承。

2.2.1 物质遗存与精神文化的统一自洽

与农耕文化传承中的物质体系相辅相成的是丰富的精神文化体系， 它们既印证了历史的发展， 同时也丰富了历史的内涵。物质与精神自洽中的山西农耕文明成果， 见证并且奠定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基本实践形态——男耕女织。在山西晋南、 晋东南的农耕文化资源中， 对于农耕文化起源的追溯， 既有历史的、 考古的佐证， 也有基于民众自觉意识产生的精神文化活动。

山西农耕文化考古遗址丰富， 如“沁水下川文化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晚期残缺石磨盘、 锛形石器、 砺石和槌形器， 说明早在16 000年—23 000年前， 这里就有原始农业的萌芽”^［18］。晋南、 晋东南作为山西农业文化发展重地， 民众对于农耕历史的自觉追溯， 在炎帝发明谷物、 农具耒耜， 后稷教民稼穑这些关于“先农”形象的塑造中得以延续。晋东南围绕古庙宇、 碑刻、 传说、 仪式、 风物遗迹等形成了发达的炎帝文化圈， 晋南稷王文化与陕西岐山后稷信仰相映成辉。对于先农文化的追溯， 也奠定了中华民族重农重耕的古老传统。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桑蚕是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团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化石， 此后考古团队又相继在师村遗址发现了石制、 陶制的“蚕蛹”， 力证了这里的先民们早期曾从事蚕桑业的史实^［19］。目前， 晋南夏县西阴村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条件， 建有千亩桑树种植园区和大型的蚕桑产业示范园， 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密切关联的是当地传承的“蚕桑民俗文化”——情节丰富的蚕神嫘祖传说、 远近闻名的西阴嫘祖庙、 流传千年的正月二十嫘祖诞辰庙会等， 这里因此也被誉为“嫘祖故里”。与夏县相距不远的晋东南阳城， 蚕桑发展也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 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栽桑养蚕加工链， 并且衍生出丰富的蚕神信仰与蚕桑文化习俗。山西境内丰富的农耕文化习俗， 在物质与精神资源的自洽发展中延续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态。

2.2.2 观念与行为的自洽

农耕文明中观念与行为的自洽表现， 在地方社会水利资源的运用上体现得极为典型， 正是这种自洽性， 使得“治水社会”变成了“水利社会”^［20］。例如， 山西霍州四社五村关于用水的案例， 反映了孕育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礼”文化与用水行为在地方内部生存秩序调节下的自洽性。中国古代传统水利秩序的基本理念是“均水”^［21］， 但是四社五村延续千年的用水不均行为， 却被民间礼治秩序形成的稳固文化观念牢固维系着， 形成了水资源分配不均但众社和睦相处即“用水差序”中的自洽。弥合这种“用水差序”的正是民间礼俗社会中基于伦理、 人情、 权力、 道德、 宗族等形成的内部复杂却运行简单的一套秩序。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民间组织、 民间习俗孕育出的文化观念促成了用水“无序”行为与礼序观念的自洽， 使得供养当地百姓的珍贵水利资源可以在“无序分配”中得到有序的利用。

2.2.3 地方性与公共性的自洽

农耕文化资源传承中体现出的地方性与公共性^［22］的自洽特征， 简单而言， 就是那些被全民认可、 接受的公共性知识与被地域传统文化改造、 型塑的地方文化知识间具有某种和谐性。

灵湫信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布，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大庄乡前庄村有古灵湫， 据说其能兴云致雨， 每逢旱灾， 地方官员立祷辄应。苏轼有诗云： “春旱忧无麦， 山灵喜有湫。”^［23］106 从公共性知识以及灵湫的本原语义上看， 灵湫就是神奇的水潭。山西长治长子发鸠山下有漳河源头， 附近建有灵湫庙。灵湫庙所供奉之神， 当地俗称为炎帝之女精卫， 这种说法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流传。明弘治年间《潞州志·长子县·山川志·发鸠山》记载道： “……今山下有泉， 漳水源也。士人旱祷有应， 古曰灵湫。或以为炎帝女为神于此， 则亦误矣。”^［24］254 灵湫之名， 同样源于祷雨灵验。结合各地灵湫信仰传承环境来看， 灵湫庙所在之地多有高山、 水源， 多属高山气候区， 易形成降水， 故可求雨灵验。长子灵湫庙在太行山脉发鸠山脚下， 且为漳河源头， 时人祷雨灵验也得益于此。

然而， 对于将精卫视为灵湫女神的行为， 上述地方志的态度为“误矣”。此说应是立足于灵湫的公共性知识立场， 即湫为深水潭之意， 灵湫本为发鸠山东麓之泉——“四星池”^［25］254。其神性体现除祷雨灵验之外亦有其他来源， “池有鱼曰湫疑作鳅， 色青黑。每逢祭日， 投羹馔， 群出就食。人莫敢取， 传为神鲋”^［25］66， 或可理解为祭祀神物。然而， 到了明万历年十五年（1587年）的“苏公祷雨文”碑刻中则发生了变化： “神曰灵湫……况神乃炎帝神农之女。”^［26］51 这些已经言明灵湫神即精卫。此后， 清代乾隆、 嘉庆等各版本县志中基本采用此说， 证明了地方性知识从产生到逐渐被普及、 接受的过程。将两者嫁接的原因， 在碑文中其实已经有所体现——即“炎帝播种， 以遂民生， 而神不为之降泽以救百姓， 是岂所谓善继述邪？”^［26］51 同为神灵， 父女神职功能相继。精卫成为灵湫女神在地方性知识语境下的自洽表现之一即为此。上古神话中， 精卫在东海溺亡与雨神本毫不相干， 但是泉为灵湫， 出自发鸠山之下， 神话中的精卫鸟则衔发鸠山之木石， 故而产生了合理的地理勾连； 同时精卫溺水而亡， 具有愤怒、 抗争、 复仇的精神， 其死而为神， 具有治水、 镇水、 司雨的职能也合情合理。地方性知识的发明源于地域生活， 本作为公共性知识的灵湫， 具象化、 地方化为精卫， 更加适合在晋东南炎帝文化信仰发达的农耕文化语境下生存。

2.3 资源延续的可持续发展性

山西农耕文化的发展有极强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不仅体现在人们眼光向后对于农耕历史的追溯与继承上， 同样也体现在农耕文化的创新发展上。农耕文化资源的自我调适功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寻平衡， 体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性。

晋东南上党地区药材种植历史久远， 据说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人参出自上党的记载，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 “薓， 人薓， 药草， 出上党。《本草经》作‘人参’”^［27］66的记录。在长治长子曾有规模宏大的鲍店药材交易庙会， 每年农历九月十三至十二月二十三， 全国各省市客商云集鲍店。本地药农与药商在庙会高喊： “长子药材地道货， 先祖神农品尝过。丹参产自发鸠山， 精卫用它治病患……”^{［28］1506-1509} 可见上党区种植药材历史悠久。太行山的生态环境适宜人参等中药材的生长， 目前山西省现代特色农业六大发展区域布局中上党盆地区域重点发展之一就是中药材^［12］。上党平顺县、 壶关县等地积极开展潞党参药材种植， 在合理保护野生药材资源， 积极发展培育、 种植、 加工药材等技术中传承着党参栽培文化。

农耕文化的发展依赖于脚下的土地， 在世代传承中生生不息地得以发展。但是变革与更新也在延续， 适宜传统农业环境的新品类也在衍生。依靠太行山区独特的气候、 水文环境， 当地产生出“鱼‘跃’太行山”的新农业。晋城市沁水县处于太行、 太岳、 中条三大山系接壤处， 地势较高， 全年平均气温在11℃左右， 且境内水系众多， 水资源充沛。县域内的张峰水库依托适合冷水鱼类生长的良好水质、 水文条件， 在郑庄镇建立了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开展从丹麦引进的三文鱼养殖产业， 打开了太行山区新型的养殖业模式。同时， 当地又依靠水库资源吸引了周边省市游客的旅游参观， 为传统太行山区农业文化发展开创了新局面。近年来， 山西创新发展农业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运城临猗县孙吉镇薛公村黄河滩建立的大闸蟹养殖基地。作为“流动的土地”^{［29］1506-1509}， 黄河滩涂地利用曾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 薛公村附近的黄河滩涂地经过规模性的治理后， 解决了长期因环境脏乱差而闲置的问题， 满足了南方大闸蟹品种的养殖条件， 实现了真正的“南蟹北养”。当地人说： “黄河滩涂地土质肥沃， 黄河水营养含量高， 气候适合大闸蟹生长”^［30］。变废为宝的黄河滩地， 是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模式， 形成了因地制宜创新性发展的农业新业态。

由此可见， 山西农耕文化资源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 其发展深受地域环境影响， 因此形成了各地丰富的、 极具地域特色的优势农耕文化类型； 另一方面， 不同的农耕文化资源在发展中互相影响、 和谐共生， 不断丰富着山西农耕文化的资源体系。同时， 农耕文化资源又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在尊重农业生产资源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积极发挥， 使农耕文化资源在传承与创新中得以延续。

3 山西农耕文化的多元价值

作为世代传承、 从未间断的文化类型， 农耕文化凝聚了数千年来华夏民族的生存智慧。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 农耕文化的价值发现是资源高效利用的前提， 深入挖掘山西农耕文化蕴含的多元价值有助于推动乡村政治、 经济、 文化等的全面发展。

3.1 传承农耕文化有助于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

传承、 保护农耕文化同样需要回答“传承谁的文化、 为谁传承文化”的问题， 农民是农耕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 传承者、 享有者和保护者， 只有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 明确、 尊重并稳固农民的主体地位， 才能保障农耕文化的发展之路、 保障乡村振兴高质量地发展。农民文化自信的提升， 需要从他们最擅长的文化和活动中获取内部动力， 乌丙安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动情地提到保护遗产是一种情感的学问与实践^［31］。农民对于土地、 对于农业的情感， 正是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动力源泉。

农耕文化所显现出来的传统智慧， 是农民群体由经验中凝练、 从耕作实践中总结的生存智慧， 这种创造的智慧正是当代农民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基础。其中， 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农业谚语是农民耕作智慧的总结， 它并不是什么知识精英的杰作， 而是农民自己的宝贵知识。这些农业谚语总结了丰富的生产经验， 指导着一代代农民的耕作实践， 它们具有的实践性、 科学性与生活性， 可以有效激发当代农民群体对于自身的认知， 找到属于他们的知识体系。山西的农谚中不仅有农民自己的“天气预报”， 如“鸡儿上架早， 明天天气好”^［32］122 “虹淹雨， 下一指； 雨淹虹， 下一丈（运城）”^［32］119 “磨儿雷， 雹成堆（阳曲）”^［32］122。还有关于节气耕作习俗的谚语， 如“秋分早， 霜降迟， 寒露种麦正当时（临汾）” “小满麦挑旗， 芒种麦秀齐（吕梁）”^［33］12， 这些知识是传统社会保障农业丰收的秘诀。此外， 还有源于农耕文化的民众处世哲理农谚， 如“劈柴看纹理， 做事凭道理”^［33］3 “云厚下大雨， 理真说服人”^［33］4 “赖瓜籽多， 赖人多理”^［33］5， 它们既是源于生活的智慧也是指导生活的智慧。

丰富的智慧农谚只是农民群体文化成果的一部分， “农民”并非“落后” “乡下人”的代名词， “男人不忘秋搬地， 女人不忘夜纺花”^［34］的男耕女织文化型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逻辑。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耕作的具象化展示， 正是这种劳动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注入了坚韧不拔、 脚踏实地、 勤劳朴实的优良基因。传承农耕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 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就是提升乡村的文化面貌， 就是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3.2 保护农耕文化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进程， 农耕文化资源中孕育的以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统农业技术的智慧成果， 可以推动现代农业的可持续、 生态性发展。 “深耕”是传统科学种田技术中的法宝， 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还可以有效抵御病虫害， 对于无公害、 有机绿色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深耕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培养地力， 提高土壤的肥沃性、 透气性和透水性。农谚有云： “庄稼不认爹和娘， 深耕细作多打粮（长治）” “瘦地深翻， 多打一半”（闻喜）^［33］23。据研究， 深耕一尺的麦田， 第二年春季可吸收的氮素增加46%， 磷酸增加27%^［32］24。同时深耕的另一大好处就是驱虫， 据原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调查， 深耕三寸的麦田， 冬前金针虫危害率为10.7%， 深耕七寸的是5.2%， 深耕九寸的基本上没有^［32］25。 “重拾绿色传统”已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利用“深耕”技术， 可以保持土壤肥力， 减少化肥、 农药等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 降低对耕地、 土壤、 水资源的损害， 进而提高农作物的绿色健康性， 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典型的生态智慧农业模式， 可以有效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如阳城蚕桑发展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 将整棵蚕树的资源充分利用， 桑树中人不可食用的部分粉碎后仍可作为猪饲料， 系列蚕桑附属品的产生有效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再如传统地坑院建筑被称为“原生态的能源自维持住宅”^［6］271， 利用黄土的特性发挥出了建筑冬暖夏凉、 保温隔热、 防风避沙的居住优势， 是现代人向往的绿色环保理想型居住环境。地坑院的营造特点还便于开展回填复垦工作， 这种取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建造文明可以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 确保资源的有效再利用。传统农业发展的宝贵经验为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如何在其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 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3.3 弘扬农耕文化可以促进乡村良好秩序的重建

依托农耕文化形成的道德体系是维系乡村秩序、 实现乡风文明的有效利器， 在某一社会群体中， 内部运行的文化机制总是要比公共知识更加行之有效。从先秦农业文明发展的初期形态来看， 由于生产工具与技术落后等原因， 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两人甚至多人协作5

5 学者们对于先秦“耦耕”农业耕作方法的相关研究证明，在先秦时期两人互助的劳动模式就已经普遍存在。

。时至今日， 乡村传统农业劳作模式中， 邻里互助的形式依然在延续。无论是人力的辅助还是畜力、 生产工具的借用， 都需要依靠乡邻之间的人情关系来达成， “协作”的劳动关系在无形中促进了和谐邻里关系的形成。这种乡村内部的人际交往模式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最纯粹的自觉维护乡村秩序的行为。

孕育、 形成于农耕文化中的耕读文明， 同样充分发挥了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作用。在培育民众优良品质的层面， 耕与读二者相辅相成， 分别从实践与理论的维度共同促进了个体道德素养的提升。 “耕读文明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方面靠的是劳动技能的培养， 另一方面靠的是价值观念的弘扬、 道德教化的滋养。”^［35］ “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 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 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36］605-606}良好的家风家训是耕读文化的代表性产物， 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被称为“宰相村”， 成册于清末的《河东裴氏家训》， 记载了裴氏家族68代族人的谱牒、 历史， 既是众多裴氏先贤族人德行观念的集中反映， 同样也是裴氏后人行为实践的重要准则。裴氏家族自秦汉而起， 后代“名卿贤相， 摩肩接踵”^［37］， 正是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家训。家风家训对内部成员的行为规训， 保障了以家庭、 家族为单位的乡村社会成员的道德秩序， 如“裴家族规有， 凡贪腐奸淫、 鸡鸣狗盗之辈， 生时禁止参与祭祀， 死后不能入祠堂”^［38］， 以严苛的标准约束了裴氏族人的行为， 引导族人积极从善。裴氏家族传承的优良文化， 其影响不仅止于裴柏村的乡风建设， 更可以辐射到山西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3.4 发展农耕文化可以推动乡村经济的创新发展

农耕文化具有发展的自洽性与适应性， 在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 传统农耕文化同样可以衍生出新的业态， 可以有效推动乡村经济的新发展。例如， 依托多样的农业资源进行乡村旅游开发。传统聚落乡土文化景观的重要核心元素包括建筑环境景观要素、 农耕文化生存景观要素、 非物质文化要素^［39］192， 这些长于乡土、 成于乡土、 兴于乡土的资源， 可以为城市游客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建筑环境景观如平陆地坑院等民居本身就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 “见树不见村， 见村不见房， 闻声不见人”的地平线下的民居建筑可以使游客产生强烈的猎奇心理， 为乡村旅游业的开发提供了天然的优质资源。依托农耕文化生存景观要素如传统农具等打造农业文化主题博物馆（博览园）、 利用农耕节俗举办农业文化节庆活动等， 在传承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元素的同时可以为城市游客普及农业文化知识。非物质文化要素如传统非遗美食、 民俗活动等能以浓郁的地方特色为城市的人们带来乡村文化盛宴。此外， 还可以利用传统农业资源发展新型农业， 如在省内的城郊农业区域发展休闲旅游农业， 诸如观光采摘、 康养保健、 体验研学等形式都是实现乡村经济振兴的有效方式。传统农业生发出的新业态可以有效推动乡村经济的新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 乡土社会中农耕文化经济价值的挖掘， 要在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乡土文化本色的前提下注入创新动力， 将传统农耕文化元素与现代农业发展技术相结合， 进而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提升农耕文化的市场竞争力。

优秀农耕文化资源是参与山西省农村、 农业、 农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精准揭示农耕文化资源价值与“三农”主体之间的契合点， 对有效传承农耕文化资源并推动山西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结　语

作为既古老又现代的传统文化资源， 农耕文化的发展承载了民族的记忆， 同时又启迪着民族的未来。只有厚植中国农耕文化传统， 尊重资源传承规律， 提升农民群体的文化自信， 才能激活其内生动力， 从根源上逐渐摆脱农耕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地位， 真正将农耕文化融入农业强国建设战略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山西农耕文化资源的现代传承， 要在保护与发展共进、 传统与现代互构、 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农民主体化、 路径多元化、 科技创新化的发展思路下推进， 要对农耕文化在传承主体、 传承空间、 传承样态、 传承保障、 传承观念等方面不断完善体系， 因类施策、 精准探索农耕文化的保护模式与创新发展路径， 才能真正发挥农耕文化在农业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编.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 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 林锋.正确领会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观： “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质疑［J］.哲学动态， 2020（3）： 17-19.

[4] 苑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C］//孙庆忠， 主编.农业文化遗产与乡土中国.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2.

[5] 李学勤， 徐吉军.黄河文化史［M］.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3.

[6] 童丽萍， 崔金晶.地坑院窑洞民居［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7] 王徽， 杜启明， 张新中， 等.窑洞地坑院营造技艺［M］.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8]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9] 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M］.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97.

[10] 邹文卿.清明山西自然灾害及其防治技术研究［M］.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1] 《屯留三套集成》编委会， 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屯留民间故事集成［M］.长治： 王庄煤矿印刷， 1988.

[12] 郝霄虹.一谷绝唱沁州黄——致敬“2023国际小米年”［DB/OL］.2024-02-04］.

[13] 和芳芳.山西省农业发展专题报告［DB/OL］.2024-02-04］.

[14] 张俊峰， 董春燕.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与差异性分析［J］.中国地方志， 2006（7）： 45-52.

[15] 李峻杰.逝去的水神世界： 清代山西水神祭祀的类型与地域分布［J］.民俗研究， 2013（2）： 87-100.

[16] 陈甜.山西民歌的地域文化特色［N］.光明日报， 2013-04-28（07）.

[17] 朱士群， 李远行.自洽性与徽州村庄［J］.中国研究， 2006（1）： 121-146.

[18] 胡泽学.山西传统耕犁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J］.古今农业， 2011（1）： 73-80.

[19] 李莹， 曲家伟.吉林大学考古代溯源农桑文明： 探杂古桑蚕之源［N］.中国教育报， 2024-05-18（01）.

[20] 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J］.读书， 2005（8）： 55-62.

[21] 祁建民.山西四社五村水利秩序与礼治秩序［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 15-31.

[22] 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76-80.

[23] 苏轼.苏东坡全集（第1卷）［M］.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24] 马暾， 纂辑.潞州志［M］.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5] 长治市炎帝文化研究会.炎帝在上党［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23.

[26] 长治市炎帝文化研究会， 编.长治炎帝碑拓石刻解读［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23.

[27]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 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8] 《长子县志》编撰委员会.长子县志［M］.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29] 胡英泽.流动的土地： 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0] 运城市农业委员会.大闸蟹烙上“河东印”［DB/OL］.2024-02-04］.

[31] 乌丙安， 孙庆忠.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乌丙安教授访谈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1）： 28-44.

[32] 张亮， 辑.山西农谚［M］.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4.

[33]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山西卷》编辑委员会， 编.中国谚语集成·山西卷［M］.北京： 中国ISBN中心， 1997.

[34] 白羽茜.中华谚语中的纺织文化研究［D］.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22.

[35] 李长生.把耕与读传下去［N］.人民日报， 2023-03-23（09）.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7] 李建斌.山西闻喜裴氏家族家教传承两千年［N］.光明日报， 2017-07-17（09）.

[38] 李 锐.裴氏家风彰显当代价值［N］.光明日报， 2022-01-30（12）.

[39] 霍耀中， 刘沛林.黄土高原聚落景观与乡土文化［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证研究(19ZDA185)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3至2024年度重点课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观视域下山西农耕文化的价值发现与创新发展(SSKLZDKT202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