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意涵、 生成动因及创新路径

Practical Connotation， Motivation and Innovative Path of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in Mainstream Media

摘要

建设性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生成的本土概念。论文基于D媒体田野调查， 探究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研究发现， 建设性舆论监督是指主流媒体借助多种媒介， 对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内社会各方事务中出现的违法违纪、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现象进行披露、 批评和建议， 形成舆论， 协调各方解决社会问题。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建设性舆论监督面临现实挑战， 主流媒体应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的科学性、 专业性、 可读性； 发展“人工智能+建设性舆论监督”， 促进全媒与融媒同发力； 发挥专业优势， 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为公共服务增效。

Abstract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is a local concept generated by Chinese new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D media，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mainstream media's practice of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ainstream media use various media to disclose， criticise， and provide suggestion for phenomenons that violate social order and moral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spheres， to form public opinion and to coordinate all parties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As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faces real difficulties， the new mainstream media shoul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and readable nature of their reports on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develo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to promote both all-media and integrated medi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关键词

主流媒体 / 舆论监督 / 建设性舆论监督 / 田野调查

Key words

mainstream media /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 field survey

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是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是我们党和人民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要求、 赋予的神圣职责^［1］。1950年4月， 《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提出： “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应负批评的责任。这种批评应当是积极的， 富于建设性的， 实事求是的， 和与人为善的。”^［2］62 1950年8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 指出： “必要时并组织读者集体力量， 实行群众舆论监督， 以达到批评的目的。”^［3］ 这是“舆论监督”概念首次出现。198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舆论监督”一词^［4］。新时代， 党和国家对舆论监督的管理更加规范化、 法治化。2024年6月28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部法律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采访报道制度。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做好新闻媒体服务引导工作， 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5］

观察实践可见， 负面新闻更容易引人注意， 凯伦·麦金泰尔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部分新闻媒体追求流量和利益， 舆论监督报道为揭丑而揭丑抑或是为监督而监督， 仅曝光社会阴暗面， 有时非但未解决问题， 反而带来舆论失控等风险。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 舆论监督内涵、 主体、 对象、 手段、 表征不断变化， 呈现出新特征。作为舆论监督参与主体之一的主流媒体基于制度、 结构、 文化、 技术等因素考量， 发挥自身能动性， 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 适应社会现实。建设性舆论监督提倡建设性， 反对破坏性， 促成问题解决， 推动社会发展。

梳理文献可知， 建设性舆论监督理论研究不及实践发展。针对当前建设性舆论监督存在研究边界不清、 理论建构不足的现状， 论文基于D媒体田野调查， 考察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 寻找理论建构起点及方向， 以期明确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意涵， 推动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积极力量主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

1 文献综述

1.1 建设性舆论监督从舆论监督发展而来

马克思、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 “报纸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 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 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 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 生动活泼的联系”^［6］115， 阐述报刊与人民的关系， 强调报刊联结人民和社会生活， 形成舆论， 作用于实践活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舆论监督”这一概念， 但已揭示出舆论监督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经典传播学理论指出， “监督是大众媒介的第一个功能”^［7］276。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对各种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8］。 《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将“舆论监督报道”描述为： “揭示社会存在问题、 维护公平正义、 促进时代进步的新闻作品。应事实准确充分， 报道客观全面， 富有建设性， 切实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9］童兵提出新闻舆论监督“复合主体说”， 新闻机构及新闻记者是新闻舆论监督主体之一^［10］。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中最重要、 最核心的理念和要素是“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同时， 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11］。丁柏铨概括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观内涵， 以舆论监督促进政治生态建设， 倡导积极、 建设性舆论监督， 坚持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相统一^［12］。新时代， 舆论监督发生变迁。网络舆论监督是公众借助互联网平台， 对国家政治、 经济、 文化等活动进行评价， 监督社会管理者行使管理权力的行为^［13］。李沁等学者调研18家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后发现， 作为舆论监督新形态， 网络舆论监督价值、 地位都有所上升； 舆论监督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愈加顺应新媒体传播环境^［14］。

在中国语境中， 舆论监督大多基于建设性目的， 承担社会责任。姜德锋认为， 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应取其建设性， 充分释放媒体功能， 努力避免“扒粪揭丑式”监督倾向， 这取决于我国社会体制及媒介体制^［15］。学界多维考察舆论监督， 探讨舆论监督与建设性舆论监督之间关系， 但是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缺少实证研究。

1.2 建设性舆论监督源于本土新闻传播实践

2008年， 丹麦学者乌瑞克·海格拉普在一篇新闻评论中提出“建设性新闻”^［16］。戈尔登斯泰德研究表明， 当信息带来积极情绪并减少恐惧和愤怒等负面情绪时， 有助于增添人们的福祉^［17］。建设性新闻与积极心理学相关联， 积极心理学聚焦积极的社会组织、 人格特质、 情绪体验等方面， 通过积极心理学促进群体与个体幸福进程，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18］。建设性新闻强调提供准确、 有吸引力的新闻报道， 用希望代替愤世嫉俗， 用公民参与取代冷漠^［19］。作为一种补充和拓展， 建设性新闻丰富新闻报道多样性， 满足社会对深入报道和积极解决方案的需求。建设性新闻深受西方社会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

建设性舆论监督是区别于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特色概念， 源于本土新闻传播实践。以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中并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建设性新闻， 但是新闻的建设性由来已久。问政节目、 服务新闻、 民生新闻、 新闻调查、 暖新闻等， 均具备“建设性”特征^［20］。中国语境下新闻的建设性通常与舆论监督联系在一起。不同于西方媒体揭丑报道， 作为新闻工作的一个方面， 舆论监督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之中。余跃洪、 芮必峰认为， “建设性”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对新闻批评、 舆论监督等议题的思考和总结^［21］。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 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获奖作品聚焦社会治理、 促进多方参与、 融入情感连接、 凸显未来视野， 展现出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特点和趋向^［22］。慢直播成为全时全景的舆论监督形式， 突破传统舆论监督形式。2020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新媒体平台推出《与疫情赛跑！见证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崛起》系列慢直播， 上线3天观看量即超2亿人次^［23］。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罪恶的手术刀” “缅北调查”系列报道、 “‘婴’险的谎言”等多组报道， 践行新时代建设性舆论监督， 将解决问题作为底线。南方都市报开展“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通过热点回应公众关切， 提出有价值建言、 建议促进问题解决^［24］。无锡广电《一访定心》栏目秉持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理念， 正确引导舆论， 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宁波电视台《第一聚焦》栏目注重建设性， 壮大舆论监督力量； 坚持解决问题， 指向舆论监督目标^［25］。

基于文献综述及实践考察， 研究问题如下：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呈现出哪些特征， 实践意涵是什么？哪些因素驱动主流媒体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如何进一步创新？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 研究人员深入D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 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增强代表性与科学性， 研究过程同时考察其他主流媒体的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

2.1 选择田野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田野调查地点为某省的省级媒体——D媒体。D媒体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 促进问题解决，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D媒体并不能全部涵盖各地的实际情形， 但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体制统一， 各地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虽有差异， 但是总体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因此D媒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适合作为田野调查现场。

2.2 进入田野

2020年上半年， 研究者通过D媒体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进入该单位。研究者角色为完全参与者， 以新闻工作者身份完全参与到“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中， 研究者身份不为他人所了解， 是一个隐蔽观察者。

2.3 研究对象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涉及多方， 并非个体行为， 而是表现出整体性， 是一种组织行为。因此， 论文以D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涉及的多个主体为研究对象， 兼顾对D媒体的整体考察。

研究对象的选取考虑到年龄、 性别、 从业经验等异质因素， 最终确定并访谈20位研究对象， 分为新闻工作者、 网民、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如表 1 所示。为保护访谈对象隐私， 所有访谈对象信息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

2.4 收集信息

为回答研究问题， 笔者参与式观察持续两年， 主要经验材料在2020年7月至2022年8月期间获得。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模式， 访谈形式包含面对面沟通、 电话沟通等， 访谈内容从日常聊天切入， 主要由五个板块构成， 分别是“主流媒体使用基本情况”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与舆论监督等相近概念的对比感知”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在实践中的意涵”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产生原因”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创新与发展”。当资料收集“饱和”时， 即参与式观察和后期访谈开始出现大量重复信息， 笔者决定结束田野工作， 进而开展持续性研究， 分阶段呈现研究结果。

3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意涵

3.1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新闻传播特征

3.1.1 媒体内部多方分工协作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主体并不局限于单一部门， 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个或几个部门为主， 其他部门提供协助的分工协作模式。D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部门是网络问政平台。受访者B表示： “网络问政平台联动省市县乡四级党政部门和单位， 累计回复网民留言47.8万余件， 还利于民资金总额超12亿元， 入选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1

1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B，文字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2年7月21日。

2022年， D媒体与另一家媒体进行深度融合， 在部门设置上融为一体， 共同推出新闻客户端。D媒体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性舆论监督力量得以壮大。此外， 短视频等部门也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 转载与建设性舆论监督相关的社会热点新闻。新时代， 舆论生态、 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主流媒体舆论监督更加强调建设性， 以“建设性”为取向的舆论监督报道实践成为新闻工作者的自觉追求。受访者D表示： “现在舆论监督报道追求建设性， 这一点已经融入具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建设性舆论监督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与素养要求， 也需要通力合作， 发挥各部门的独特优势， 采写出高质量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2

2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D，文字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1年9月16日。

3.1.2 监督范围不断泛化拓展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横向与纵向范围不断泛化拓展。受访者C表示： “D媒体网络问政平台固定栏目定期推出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 不仅揭示问题， 更注重解决问题。记者报道一县医院结果领取处窗口低矮， 给他人造成不便。当地卫生健康局责成该院立即整改， 通知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对此开展排查整改。”3

3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C，初级编辑；访谈地点D媒体、微信， 访谈时间2021年9月5日。

部分主流媒体已经将监督范围延伸至海外， 产生建设性舆论监督与国际传播的交叉领域， 如《每日经济新闻》发表的《婴儿之殇与“雅培母乳强化剂”召回疑云》^［26］直指雅培产品因细菌问题可能导致婴儿的夭折或重病， 中国的市场监管部门、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海关方面亦关注到此篇报道， 并协助中国家庭推动问题的解决。此外， 综合分析对多位记者的访谈内容， 建设性舆论监督范围比舆论监督范围更广， 聚焦社会公共事务， 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案。随着监督范围拓宽， 记者突破传统采编手段， 创新运用社交媒体互动、 在线社会调查等新手段获取广泛且深入的信息， 并将其呈现在建设性舆论监督新闻文本之中， 原有舆论监督的内容边界得以延展。

3.1.3 协调多方主体共同行动

建设性舆论监督涉及多元主体， 这些主体具有能动性， 共同构成行动者网络。受访者F说： “我们跨界协作， 与社会组织、 学术界、 专业机构等合作， 借助外部力量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专业性。在建设性舆论监督过程中并未局限记者这一方， 而是协调事件或问题涉及的各方主体， 寻求解决之道， 将建设性舆论监督做深做实。”4

4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F，初级编辑；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2年3月16日。

其他主流媒体也采取类似措施。2024年1月1日， 重庆卫视《今日关注》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在黄金时段开播。该栏目既把握好党和政府方针政策， 又深入基层发现问题； 既客观公正地掌握新闻事实， 又在此基础上， 精准研判， 妥善处理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的时度效。2024年5月，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成立以舆论监督节目《今日关注》为核心的“1+41建设性舆论监督协作体”^［27］。

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访谈对象对舆论监督及建设性舆论监督中的行动者认知不一。田野调查中， 研究者经常参与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采、 写、 编、 发。实际情形是， 建设性舆论监督对象及传播对象更加多元： 建设性舆论监督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监督对象； 对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涉及劳动者权益维护等议题； 教育、 交通等公共服务机构也在建设性舆论监督视域之内。

3.1.4 借跨媒介叙事增能传播

不同于舆论监督较为倚重报纸、 广播、 电视等单一媒介， 建设性舆论监督将跨媒介叙事嵌入自身传播渠道之中。传播媒介具有不同特性， 各自吸引着异质的受众群体。D媒体基于此， 为报、 网、 端、 微、 屏打造差异化的建设性舆论监督传播形态。受访者D指出： “网络问政平台是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核心和关键。平台运用新模式、 新机制、 新技术， 打通全媒体渠道， 广泛地联结群众， 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5

5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D，文字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0年11月3日。

主流媒体以丰富的形式呈现问题和解决方案， 提高报道吸引力和影响力。D媒体改变以往舆论监督量多面广、 不痛不痒， 看看很热闹、 实际没份量的做法， 以“时度效”为要求， 在“建设性”上下功夫， 创新舆论监督表现形式。受访者I指出： “D媒体网络问政能够为百姓办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 很实用， 因此我经常关注这个媒体。平时， 我可以通过短视频、 微信、 网站等各种渠道接触到他们发布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6

6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I，家庭主妇；访谈地点办公电话，访谈时间2020年8月7日。

部分信息及新闻线索不宜公开。受访者F解释： “我们建立舆情监测、 分析、 判断、 预警、 回应机制， 了解群众所思所愿， 定期分析研究网民留言， 及时发现和掌握带有公共性、 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通过日报内参、 理政专报、 舆情报告等报送给各级领导， 推动问题切实解决。”7

7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F，初级编辑；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0年8月11日。

3.1.5 致力于“帮忙不添乱”

D媒体舆论监督报道不仅停留在问题表面， 而是由表及里， 解释问题原因， 提出解决方案。当然， 不是所有问题都会被解决， 针对这种情况， D媒体网络问政采取长期关注的做法， 积极推动问题解决， 做到“帮忙不添乱”。

建设性舆论监督不追求“流量至上”， 而是在协调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受访者E表示： “2020年8月18日， ‘一农村养殖场逃出数百条眼镜蛇’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屏。我和同事迅速奔赴现场进行直播， 及时联系相关部门调查核实， 回应网民关切， 全网实时直播浏览量超1 000万人次， 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解决问题。”8

8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E，出镜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0年9月1日。

建设性舆论监督已形成“曝光—回应—解决”良性循环。网民G表示： “反映问题之前本来不抱希望。但是仅用3天， 我们村五保户老人便被安排住进养老院。”9

9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G，个体工商户；访谈地点办公电话，访谈时间2022年6月15日。

网民K表示： “小区不动产证迟迟不能办理， 求助之后， ‘难产’5年的不动产证终于办下来了！”群众反映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被建设性舆论监督推动解决10

10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K，服务员；访谈地点办公电话，访谈时间2022年6月17日。

。

3.2 中国新闻传播学特色概念舆论监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建设性舆论监督属于舆论监督， 两者均为中国本土新闻传播概念， 有别于“建设性新闻”， 见表 2。 “建设性舆论监督”从“舆论监督”衍生、 发展而来， 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暂未形成清晰的轮廓与边界。

实施主体发生变迁。舆论监督主体以公民为主； 建设性新闻主体涉及商业媒体、 官方媒体等； 建设性舆论监督由主流媒体主导， 发挥媒体专业功能， 协调各方广泛参与。 《湖北日报》发表的《保护之举何以结涩果 ——梁子湖“鱼草较量”启示录》^［28］一文指出， 梁子湖出现鱼类过多、 水草锐减， 记者调查发现， 这是由于局部合理政策叠加造成的负面效应。新闻发布后， 相关部门联系专家寻求解决之道， 省农业、 生态等部门负责人率核心业务团队赴梁子湖调查， 湖北鄂州市颁布《梁子湖水质改善工作方案》， 开展生态修复。

报道议题范围不同。建设性舆论监督对象更广， 倾向于关注纷繁复杂、 关涉大众的社会问题。建设性新闻既关注政治挑战、 冲突和社会问题， 又注重赋予受众权力， 关心受众福祉^［29］。受访者E指出： “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和舆论监督、 民生新闻等有所区别， 前者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加宏观， 不局限于生活琐事。”11

11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E，出镜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2年6月14日。

实践逻辑存在差异。舆论监督意在揭露问题、 曝光不当行为。建设性新闻记者具有高度干预性， 关注未来诸多可能性。受访者B说： “建设性舆论监督强调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并解决实际问题。”12

12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B，文字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2年6月21日。

《浙江日报》“一线调查”专栏在建设性舆论监督上下功夫，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目的在于推动问题解决。

情感价值取向不一。舆论监督报道和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前提是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表现出“理性、 中立、 客观”的形式与内核， 但是记者编辑并不会完全不掺杂情感及价值取向。相较而言， 舆论监督负面性更鲜明， 甚至带有破坏力。建设性新闻使用积极心理学中多种方法技巧进行报道。建设性舆论监督倡导积极地解决问题， 强调稳中求进。

形式及语言有区别。舆论监督主要通过传统媒体报道和评论实现， 如报纸、 电视、 广播等； 新闻语言以书面语为主， 整体风格严谨、 深刻， 用语考究。建设性新闻形式多样， 技术手段丰富多元。建设性舆论监督以跨媒介叙事为主。多位编辑认为， 建设性舆论监督新闻语言融入口语、 网络用语， 风格个性， 富有创新， 语言贴合受众。

基于实证研究及对比分析， “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意涵尝试作如下界定， 即： 主流媒体借助多种媒介， 对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内社会各方事务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现象进行披露、 批评和建议， 形成舆论， 协调各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舆论现象。

4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生成动因

4.1 作为一种稳妥提升媒体影响力的策略

之前以传者为主的格局演变为传受双方的平等模式； 主流媒体由“事业单位”的市场化经营转而优化商业体制、 借鉴混合经营模式， 主流媒体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面临不同以往的局面。主流媒体生存与发展等内部因素驱动建设性舆论监督的产生。作为一种稳妥地提升媒体影响力的策略， 建设性舆论监督既可以规避舆论监督可能带来的破坏性， 还能发挥主流媒体自身专业优势， 使其在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 实现采编与经营、 上级管理与媒体发展之间的平衡。

受访者B表示： “D媒体是‘事业性质、 企业化运营’， 既需要做好采编， 也得搞好经营。其一， 我们注重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 将其与正面宣传相统一； 其二， 提供有深度、 专业的建设性舆论监督， 有利于建立媒体公信力和专业形象， 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 提升媒体知名度， 为媒体经营业务提供前提条件。”13

13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B，文字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2年6月21日。

4.2 外部因素催化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

新时代， 舆论生态、 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外部因素催化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

人民群众常态化关注主流媒体揭露的社会问题。除了知晓问题， 百姓也希望了解问题本质、 解决方案， 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受访者L指出： “当代社会， 大家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渠道很多， 门槛降低， 比之前更加关注公共事务， 而且可以便捷、 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14

14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L，销售；访谈地点办公电话，访谈时间2020年10月16日。

北京广播电视台《向前一步》栏目构建官民平等对话空间， 推动“现场解决”问题， 深刻诠释群众利益无小事。该新闻专栏转变以往舆论监督曝光形态， 融监督者、 解决者、 服务者三种身份于一体， 引领舆论监督新趋势。

建设性舆论监督提供多方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作为一种随时间和实践灵活变化的新闻报道类型， 建设性舆论监督通常会进行在地化调试， 缓和主体间的关系， 减少被监督对象对舆论监督的心理压力， 增加监督主体提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机会， 较好实现舆论监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受访者T表示： “2021年初， 我公司所经营的饲料等生产物资运输困难， 种畜、 雏禽、 鸡蛋、 肉鸡等运不出去。随后， D媒体工作人员联系我了解情况。”15

15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T，经理；访谈地点办公电话，访谈时间2021年2月19日。

记者E说： “我们分别采访多个主体， 得知确实存在养殖场原料物资断供、 活禽等运输通道不畅等情况， 提出建立有效沟通协调机制、 简化民生保障企业通行证办理流程等建议， 保证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两不误’。”16

16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E，出镜记者；访谈地点D媒体，访谈时间2021年2月20日。

综合受访者M、 Q、 R、 S观点， 可知主流媒体的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政企之间搭建了和谐的沟通桥梁与问题解决机制。

信息不对称促使建设性舆论监督有更多的作为。信息分散、 可变、 多样， 分布不均衡。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重大问题如果未获得监督与曝光， 百姓将难以获取相关信息， 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数位企事业单位访谈对象均指出， 建设性舆论监督接近、 调查事实真相， 对事实进行监督、 分析和呈现， 将之公之于众， 提升信息清晰度与透明度。受访者N强调： “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反映的社会问题呈现在社会面前， 使得多元主体‘可见’相关信息， 减少信息不对称， 共同参与社会治理。”17

17 访谈者：杨轲；受访者N，党政机关综合管理人员；访谈地点办公电话，访谈时间2022年3月22日。

5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创新路径

当下， 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面临挑战。建设性舆论监督对利益相关方具有挑战性， 这些主体会施加压力， 部分建设性舆论监督成为相互博弈、 相互妥协的产物； 建设性舆论监督有“先入为主”之嫌， 侵蚀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建设性舆论监督置于众声喧哗之中， 存在舆论失控风险。建设性舆论监督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创新。

5.1 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的科学性、 专业性、 可读性

建设性舆论监督应揭示事件全貌， 透过现象看本质， 提供准确、 全面、 深刻的事实及意见； 采集各方声音， 丰富信息来源， 包括受影响群体、 社会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等； 多维分析和评估问题， 确保客观性和权威性； 优化记者、 编辑专业技能及素养， 提升舆论分析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 全媒体表达与传播能力。

5.2 “人工智能+建设性舆论监督”， 全媒与融媒同发力

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介领域的深入融合， 也在日益影响网络传播格局和舆论环境。人工智能可用于建设性舆论监督， 发现潜在新闻线索， 提供准确、 全面的信息； 大数据分析能帮助主流媒体了解读者兴趣；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创造沉浸式、 互动的报道形式。人工智能正在催生建设性舆论监督实现全流程创新， 主流媒体需要把握AIGC赋能下的变革与挑战， 培养不忘赶赴现场采访求证的“脚力”， 敏锐观察技术创新应用的“眼力”， 提升分析与把关的“脑力”， 创新人机协作内容风格与质量的“笔力”， 运用全媒+融媒赋能建设性舆论监督。

5.3 发挥专业优势， 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为公共服务增效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主流媒体模仿平台公司“跨界接合”“再造平台”， 将电商、 社交、 短视频等功能及技术可供性集于一身。然而， 部分主流媒体特有的正面宣传、 舆论监督、 网络问政等特色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也没有在新闻传播中区分人民、 群众、 用户、 粉丝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应凸显自身专业的功能与优势， 为公共服务增效。受访者J表示： “主流媒体熟悉当地风土人情、 地域文化， 信息灵、 反应快、 接地气。”18

18 访谈者： 杨轲； 受访者J， 教师； 访谈地点办公电话， 访谈时间2022年5月18日。

受访者P认为： “与自媒体相比， 主流媒体有记者、 编辑、 把关人等专业人员。”19

19 访谈者： 杨轲； 受访者P， 党政机关综合管理人员； 访谈地点办公电话， 访谈时间2022年5月10日。

受访者B称：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长期接受媒介伦理与法规教育， 有严格管理制度、 专业记者团队、 强有力社会资源作保障， 具有权威性和严谨性。”20

20 访谈者： 杨轲； 受访者B， 文字记者； 访谈地点办公电话， 访谈时间2022年5月26日。

6 结　语

“建设性舆论监督”在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中均有其实践脉络和理论逻辑。深入考察建设性舆论监督， 推动这一概念与舆论学、 建设性新闻、 新闻专业主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中外新闻传播理论形成有效对话， 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建立既富有中国意蕴又能联通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意义。

建设性舆论监督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媒介中心主义， 与其他监督形成合力。作为主要的监督力量和监督要素， 纪委监委监督发挥着协助引导推动的专责监督功能， 同党委（党组）全面监督、 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 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 党员民主监督， 以及与人大监督、 民主监督、 行政监督、 司法监督、 审计监督、 财会监督、 统计监督、 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同^［30］。建设性舆论监督及时发声、 客观呈现、 理性引导， 还能荡涤积弊、 激浊扬清、 解决问题， 在与其他监督的贯通融合中推动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积极力量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 继续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上贡献主流媒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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