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中期以来， 文人在诗文创作中的参政意识逐渐加强， 并与学术思潮紧密联系。宋代议论风气随着儒学复兴思潮的兴起， 深刻浸润在文人们的诗文创作中。理学的兴起， 一是提倡经世致用， 如欧阳修、 苏轼等人； 二是加强道德修养， 讲求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 如陈襄、 朱熹、 杨万里等人。李觏则在这两方面兼而有之。李觏《礼论》有对“崇先圣之遗制， 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筮， 生民之耳目”
［1］5理想抱负的追求， 《易论》充满忧患意识的同时， 还十分强调“利”在他心中的地位， 其忧患意识和排佛信念在《礼》 《易》思想的指导下， 使其诗赋作品带有强烈的淑世精神。
目前， 关于李觏复礼兴儒及其诗赋作品中淑世精神方面的研究， 只是关于其儒学思想和《长江赋》中有关政治倾向问题的论述。例如， 顾明佳《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2］6-11重点从君王和臣两方面探讨李觏的治国理念； 赵腾《李觏功利思想从人性到“礼”论的内在逻辑》
［3］70-74对李觏重功利的思想进行系统的伦理学的逻辑整理， 诸如此类， 都是针对李觏哲学思想方面的论述。辞赋方面仅有张帆《由〈长江赋〉》论北宋政治中的“重北轻南”》
［4］100-109和罗伽禄《浅论李觏的赋》
［5］15-18。前者仅以《长江赋》 作为重点论述对象， 探讨北宋政治“重北轻南”的具体表现等； 后者虽涉及李觏全部辞赋作品， 却只是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方面的探讨， 而没有结合其儒家思想探讨其思想内涵的深层原因。诗歌方面大都是关于其思想内容及其创作方面的研究， 较少涉及其哲学思想及针对淑世精神内容的探讨。例如， 欧婷婷《李觏诗歌创作研究》
［6］、 段守艳《李觏诗歌研究》
［7］等。鉴于此， 本文尝试结合李觏《礼》 《易》之学中的思想内涵， 通过论述其哲学思想和诗赋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 深入理解李觏思想及其诗赋作品的重要意义。
1 复礼兴儒： 李觏《礼》 《易》之学中的淑世精神
李觏（1009-1059年）， 按《宋元学案》载： “字泰伯， 南城人， 学者称为盱江先生。俊辩能文， 举茂才异等， 不中。亲老， 以教授自资， 学者常数十百人。”
［8］155 李觏《礼》学借鉴孔、 孟之路， 独辟新径， 其《易》学则反映儒家一贯主张的关怀社会现实和外王之道， 与政治关系极其密切。李觏的《礼》 《易》之学充满强烈的排佛信念和忧患意识， 体现其对淑世精神的追求。
北宋中期辞赋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 辞赋在汉代就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宋代重用文臣， 使得文人的参政意识日益加强， 在经世致用呼声主旋律的影响下， 切中时弊的辞赋文体也就成为文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宋仁宗亲政后下诏力戒浮文， 范仲淹、 欧阳修等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针砭时弊。宋初柳开等人通过古文创作来复兴儒学， 从而实现接续唐代古文运动和宣扬儒家道统思想以及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宋仁宗在政治上实行变革， 文学上倡导明道、 载道之文， 为政治服务。宋初辞赋夹杂散文风气， 宋中期后辞赋与古文渗透， 欧、 苏二人古文运动后， 其创作主张也直接深刻地影响到辞赋创作。对于理学家而言， 他们通过创作辞赋参与政治， 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淑世精神。例如， 李觏《疑仙赋》 《麻姑山赋》等直陈时弊， 邵雍《洛阳怀古赋》讨论治乱兴亡之理等。
李觏在《礼论》序中交代了他写作《礼论》的原因及方法， 表达他对先贤的仰慕： “予幼而好古， 诵味经籍……故作《礼论》七篇。”
［1］5 其开篇就表达了“礼”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和标志， 并将其视为儒家维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源： “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 修身正心， 无他， 一于礼而已矣。”
［1］5 他并且认为， 礼无所不包， 各种行为都应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
是皆礼也。饮食， 衣服， 宫室……曰仁， 曰义， 曰智， 曰信， 礼之别名也。是七者， 盖皆礼矣。［1］5—6
可以看出， 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等到君臣上下、 宾客往来等行为， 它们都将受到“礼”的约束和引导。 “礼”被统治者视为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的伦理大纲， 在李觏心中有着神圣的不可撼动之地位。
李觏对“礼”有着非常精当的形容： “苟礼之所之， 止于器服物色， 升降辞语， 而无。仁、 义、 礼、 智、 信之大则， 是琐琐有司之职耳。何圣人拳拳之若是乎？”
［1］16 李觏认为， 繁琐的礼教形式， 内容空洞神秘且微妙， 民众理解起来颇为困难。对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和百姓生活， 李觏担起民族重任， 他痛下决心要将礼制度化为复兴儒学的外在制度保障， 从而使其成为经世济民的手段， 并建议将其作为基本国策。他在《富国策》中郑重提出“用四代之礼， 备四夷之乐”
［1］134的观点， 还将“礼”视为人的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 世人的性情之需， 应包含实在内容， 不能以玄妙论欺骗人民。李觏的这些礼论思想对反对当时空浮的学风有实际意义。
处于宋仁宗执政期间的李觏， 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 还有着深厚的忧患意识。为此， 《易论》篇末说：
作《易》者既有忧患矣， 读《易》者岂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以忧患之心， 思忧患之故， 通其变，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则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矣。［1］51
李觏《易论》十三篇， 注重以人为本， 主要阐述其哲学思想， 重点论述对国家人民有利的经世致用之学。 《易论》分别从“为君之道”等十四个方面论说国家人事之道， 用辩证法来阐述事物发展的规律， 使人们适应各种变化情况， 从而更好地处理事情。李觏还认为人们要利用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斗争， 趋利避害。他不仅借《周礼》诠释其儒学观点， 还在《易论》中多次强调“利”的重要性：
夫上之利民， 以财则不足也， 百姓安堵而不败其业， 利之大者也。［1］28
若夫分有所定， 义不可去， 则莫若守正之为利也。［1］38-39
《大过》九二曰： “枯杨生稊， 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1］42
李觏认为有“利”的话， 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 可以使国君大得民心， 而“不言利”是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他还有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 使其在哲学中表现出鲜明的“经世济民” “富国强兵”的思想倾向， 大都通过《易论》 《富国策》以及与好友的书信往来中予以体现。此外， 李觏还强调财政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如将“食货”等问题看作是治道之本： “愚窃观儒者之论……然《洪范》八政， ‘一曰食， 二曰货。’”
［1］133 李觏在《礼》 《易》中所体现出的忧患意识和重利观念使其更加重视儒家倡导经世致用的济世思想。北宋中期， 社会出现严重的“冗兵”现象， 致使积贫积弱的北宋财政状况日益紧张， 此时已无力为发展佛道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李觏站在功利的理财治国的角度上认为佛道十分耗费人力和物资， 于治国无益且有害， 北宋复兴儒学的社会风气促使人们从功利角度达成排佛抑道的共识。如此一来， 复兴儒学便成为其排佛抑道思想的内在动力。李觏作为一位经世致用的儒者， 在综合“宋初三先生”和欧阳修等人排佛思想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坚定的排佛抑道信念。
2 “经世济民”： 排佛抑道， 体恤民瘼
李觏《长江赋》 《麻姑山赋》 《疑仙赋》受到宋初复礼兴儒的社会风气和《礼》 《易》之学的思想指导， 体现出强烈的淑世精神， 即坚定的排佛信念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他通过诗文创作来对抗佛道以及构建礼制， 从而实现其忧国忧民的淑世精神。
李觏从理财治国的角度出发， 认为佛老占用财务和人口， 造成资源的浪费， 对现实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说： “民之欲善， 盖其天性。古之儒者用于世， 必有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有所生， 其与异端何暇及哉？后之儒者用于世， 则无以教导之， 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无所主， 将舍浮屠何适哉？”
［1］322 他还希望通过复兴儒学从根本上杜绝佛老： “礼职于儒， 儒微而礼不宗， 故释老夺之。孝子念亲必归于寺观， 而宗庙不迹矣。……彼寺观何义哉？”
［1］246李觏认为佛道对政治、 经济、 风俗等方面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道义理进行批判。他还认为佛道泛滥的原因在于佛道的“仁”有名无实： “仁者不为也。抑将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乎？”
［1］215 这表明李觏心中的“仁”是建立在人与人、 人与兽之间的差异关系上， 这就区别了儒家之“仁”与佛道不杀生之“仁”， 并认为佛道是伪善且不道德的， 应及时加以排斥， 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李觏着眼于排佛抑道的言论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 他在给修建麻姑殿和梓山寺殿之类的记文中指出佛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困惑： “其称天宫之乐， 地狱之苦， 鬼神之为， 非人可见， 虽明者犹或疑焉”
［1］255， 以致于给人民造成“货贿竭天下， 宫室僭王者， 而皇冠师穷智役辩， 终弗能及”
［1］255的后果； 用强有力的语言批判佛道给人们带来劳民伤财灾难的原因： “盖佛之威灵赫赫于世， 僧之辩慧有以得之。故国不爱其土， 民不爱其财， 以割以裂， 奉事之弗暇。”
［1］267 兴建佛道场地， 必然会广占良田， 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甚至总结出佛道对社会产生的十害之处：
男不知耕而农夫食之， 女不知蚕而织妇衣之， 其害一也。男则旷， 女则怨， 上感阴阳， 下长淫滥， 其害二也。幼不为黄， 长不为丁， 坐逃徭役， 弗给公上， 其害三也。俗不患贫而患不施， 不患恶而患不斋， 民财以殚， 国用以耗， 其害四也。诱人子弟， 以披以削， 亲老莫养， 家贫莫救， 其害五也。不易之田， 树艺之圃， 大山则薮， 跨据略尽， 其害六也。营缮之功， 岁月弗已， 驱我贫民， 夺我农时， 其害七也。材木瓦石， 兼收并采， 市价腾踊， 民无室庐， 其害八也。门堂之饬， 器用之华， 刻画丹漆， 末作以炽， 其害九也。情农之子， 避吏之猾， 以傭以役， 所至如归， 其害十也。［1］141
与之相对应， 李觏认为如果去掉发展佛道所带来的这“十害”， 便是“十利”：
果去之， 则男可使耕， 而农夫不辍食矣， 女可使蚕， 而织妇不辍衣矣。其利一也。男则有室， 女则有家， 和气以臻， 风俗以正， 其利二也。户有增口， 籍有增丁， 徭役乃均， 民力不困， 其利三也。财无所施， 食无所斋， 民有羡余， 国以充实， 其利四也。父保其子， 兄保其弟， 冠焉带焉， 没齿弗去， 其利五也。土田之直， 有助经费， 山泽之富， 一归衡虞， 其利六也。营缮之劳， 悉已禁止， 不驱贫民， 不夺农时， 其利七也。良材密石， 亦既亡用， 民得筑盖， 官得缮完， 其利八也。淫巧之工， 无所措手， 弃末反本， 尽缘南畝， 其利久也。宫毁寺坏， 不傭不役， 惰者猾者， 靡所逋逃， 其利十也。［1］141
佛道寺院僧徒占用土地并向皇帝征用民力等行为， 会带来男人不耕不食， 女人不蚕不衣， 骗人布施的不良影响。发展佛道只会给百姓带来建佛寺、 造佛像等劳民伤财的困顿生活。李觏从经济利益出发， 通过列举佛道给社会带来的“十害”之处， 说明发展佛道只代表出家人的现实物质利益， 于百姓而言，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这同时也是李觏经世思想的反映。
李觏排佛抑道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主张要满足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 将其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 倡导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李觏还着重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批评佛老： “去十害而取十利， 民人乐业， 国家富强， 万事之策也， 何惮而不为哉？”
［1］141李觏还认为佛道兴盛在于它具有“自大其法”的力量， 能够迷惑百姓：
汉代初传佛道， 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亦循汉制……外国之神而已。及东晋宋氏， 其法乃大……儒者尝为弟子， 其人得不尊乎？［1］264
因此， 李觏分析佛道兴盛的原因有二： 一是儒者的失职， 二是佛屠“自大其法”。他甚至认为佛道的一些行为于贪官污吏无异： “有吏于人上者曰： ‘尔无为孽， 且夫大刑。’虽妇人幼子， 咸信而惧矣。若曰： ‘多贿予， 罪大不问。’则天子必降诛， 时人将指而唾。”
［1］218李觏对佛道的批判深恶痛绝， 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辟佛抑道， 就必须复兴儒学， 恢复重建礼教秩序。
李觏对佛道的排斥和评判， 是当时社会要求重建伦理纲常的结果。宋初学者和思想家主张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复礼兴儒， 重振伦理纲常， 从而更好地重建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这代表了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与社会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当时的北宋， 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官吏昏庸无能， 民不聊生， 国家面临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李觏作为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支持者， 在庆历四年（1044年）给范仲淹写信的同时， 给富弼写信要注意东南地区的安全。后来新政失败， 李觏心情非常沉重， 对国计民生体现出深切的忧虑之情。
《疑仙赋》开门见山指出作赋原因： “儒者不言仙， 盖患乎伤财舍生以之者也”
［1］4， 开头先是用一连串疑问来想象仙人的模样， 读来有排山倒海之势：
噫噫仙乎， 为有为无？为天之居？为地之庐？为山之国？为水之都？为古为今？为智为愚？为崇为卑？为肥为臞？与人类乎？与人异乎？将天下之利乎？将一身而已乎？既匪闻而匪见， 我焉知其所如。［1］4
作者在此想象仙人的模样， 怀疑它的存在， 即使是有天地之大， 为古今所存在。作者在序中认为自己是“仙人”之子， 有着高贵的出生环境： “系我之生， 卓茕环怪。地气殊绝， 神休合会”
［1］4； 认为自己出生自命不凡： “导愚心之趋骤， 犯古人之畿界， 攀或无高， 博或无大。戏均天之遗音， 冒庆云之渥彩。意灵物之所右， 幸速成于当代。”
［1］4出生如此美好的命运， 却到三十八岁， 科举都两试不中， 只得发出对自己年华易逝、 功名无就的感慨。他还不甘心自己的出世， 突然梦到李白， 认为李白也是仙人所生， 能够“收拾中兴还圣主”
［1］4， 或是以文名世； 而自己却是“今之生我岂无意”
［1］4的命运， 并在赋末发出强有力的呼喊“二者他年终一得。仙人若在金银宫， 归去来兮谁阻隔”
［1］4， 强烈表达他对人生的信心和希望。
宋真宗及后世统治者大兴土木建造庙宇， 宣扬佛教和道教等思想， 造成国库亏空、 经济不稳等不良局面。 《麻姑山赋》紧扣“异”字， 极尽铺叙之能事， 开篇赞美麻姑山的景色极为异美：
巍乎高哉！兹山之为异也……验地势之所极， 固亦东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郁， 前后相失。岡峦崒律， 左右驰突。鸣泉百雷， 跃下云窟。乔杉万矛， 舞破烟骨。灵奇恍惚， 变见出没， 匮耳目之观听， 曾不究夫万一。［1］2-3
李觏的家乡有一座麻姑山， 在宋代已是声名远扬。麻姑山景色迷人， 却被一群求仙访道者所占有。如上所言， 其高独有着“顶天而直上”
［1］2的危耸； 其面积有着如“几百千里之广”
［1］2的空旷； 其空间上有着“土老而石顽”
［1］2的深邃； 其地势有着“验地势之所极， 固亦东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藩郁， 前后相矢”
［1］2般的险阻。作者还用比喻、 拟人、 夸张等手法描绘了麻姑山上的事物， 如冈峦是“崒葎”般“左右驰突”， 鸣泉如“百雷”般“跃下云窟”， 乔杉如“万矛”般“舞破烟宵”， 生动形象地展示出这些事物“灵奇怳惚， 变见出没”
［1］2、 若隐若现的特点。不仅有美丽的静态景物， 无论天气怎样变化， 麻姑山上都能有很多动物和景色与之相呼应， 更显其美丽， 无论是“鹤群戏凤”般的嬉闹、 “舞羽跚跚”般的可爱、 “老猨抱子”般的滑稽， 还是“怪物参差……是曰蛟龙之所止。嬾而为旱， 怒而为水”
［1］2 般的凶煞， 都能为其增添几分色彩和灵气。麻姑山本应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游山玩水之地， 却逃不过被那些求仙访道者占据“高台曾瑶”的命运。
李觏在《长江赋》中， 先是用铺排夸张的手法写长江的变化莫测： “时清气和， 无涛无波， 千丈一席， 可眠可歌。变动顷刻， 四天怒色， 凶烟暴云， 对面漆黑”
［1］1， 这就为后文长江会给百姓带来潜在的危险， 作者大量议论其政治主张作铺垫。作者描摹景物并不是为了写景， 其主要目的还在于更好地“体物写志”， 即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 更好地做到情景交融。作者欲抑先扬， 用大量的议论手法将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忧写入《长江赋》中， 通过写长江的声势浩大， 其目的是为后文提醒处于“生之难， 成之难”状况中的百姓， 将无情的长江作为生存依托的同时， 却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危险： “不幸而死者， 何可胜纪？鱼腹未消， 艣声相继， 岂非利欲之牵人， 而危亡之不避。”
［1］2 于是， 作者紧接着畅论其忧国忧民之心， 以体现其“智者虑乱于治， 愚者谓治不复乱”
［1］230的“备乱”思想， 且要防患于未然。他还特别强调“伏惟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
［1］2 所带来“彼之官也特举， 此之官也累资”
［1］2的弊端， 从而得出“官以资则庸人并进， 敛之竭则民业多隳”
［1］2的结论。如果百姓遇到“为贪为暴”只贪图享乐的官员， 则陷入民不聊生的状况， 长此以往则会被迫成为盗贼， 这并不是作者想要看到的结果。李觏在赋末仍在表达对国家和社会深深的忧虑之情， 他只好将“安得为太平”的千秋美好愿望寄托于“草木” “雨露”等大自然的一点一滴之中。
3 劝百讽一： 李觏诗赋中对“康国济民”的书写
李觏所处的北宋中期， 与他所倡导的“康国济民”等经世思想和淑世情怀是格格不入的。李觏通过阐发义理和议论解经来表达其“康国济民”的思想： “诵孔子、 孟珂群圣人之言， 纂成文章， 以康国济民为意。”
［1］296 李觏“康国济民”的淑世精神在其诗文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例如， 体现作者喜中掺忧的复杂心境： “人皆喜膏泽， 我独忧丰年。岁凶已贱糶， 年丰安得钱”
［1］383； 强调仁义礼乐的重要性： “仁义礼乐之教浸淫于下， 自乡徂国， 则皆有学”
［1］282； 在学习中推崇孔子之道： “以古人之性授之， 读书属文， 务到圣处， 其言周公之作、 孔子之述， 盖多得其根本”
［1］283， 并将复兴儒学之道作为自己一个强烈的心愿： “使三代之道， 珠连玉绩， 尽在掌上， 所大愿也”
［1］283 ……李觏用大量铺排的手法来达到其体物写志的目的， 较诗歌而言， 更具感染力。李觏诗文同时也具有赋的一般特点， 正如刘勰所言： “赋者， 铺也， 铺采摛文， 体物写志也。”
［1］270李觏赋铺叙细腻， 气势壮阔， 读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李觏在政治上虽不得志， 但他却能发愤著书， 在其诗歌中能处处体现“以康国济民为意”的思想， 突出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真正实现儒家“立言不朽”的士大夫情怀， 加强了他对文学功能价值的认识， 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李觏在文学中的经世致用观， 促使其作品体裁的多样性和题材的广阔性， 尤其大量体现在其排佛抑道和体恤民瘼讽谏方面的同类型诗歌作品中， 如《佛迹峰》 《七佛石》 《袈娑石》 《八角殿》 《丐僧》 《梁帝》 《喜雨》 《甘露亭诗》 《闵雨诗》 《感事》等古体诗及《村行》 《有感三首》 《感事》等近体诗。这些诗歌广泛反映了北宋时期残酷的现实生活和作者“哀民生之多艰”的伟大情怀。例如， 李觏《村行》诗借题发挥， 描写民间的疾苦之声和赋税之重： “产业家家坏， 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 执事彼何人。朱户仍奢侈， 柴门转窭贫。若非衢室畔， 无用说悲辛。”
［1］408 《有感三首》辛辣讽刺官吏横征暴敛： “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 几多率敛是无名。”
［1］431 “白刃刼君君勿言， 人生祸难俱由天。君家岁计能多少， 未了官军一饭钱。”
［1］431 “庭下缧囚何忿争， 刀笔少年初醉醒。黄金满把未回眼， 笑杀迂儒欲措刑。”
［1］432 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政策， 军队松弛致使对外战争连年战败， 李觏为此深感忧虑， 以致他在《感事》中云： “太平无武备， 一动未能安。庙算何时胜， 人生到处难。役频农力耗， 赋重女工寒。秪有旴江守， 怜民不爱官。”
［1］407李觏体恤民瘼的情怀通过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感来实现， 如其《喜雨》诗： “人皆喜膏泽， 我独忧丰年。岁凶已贱粜， 年丰安得钱。赋役忽惊骇， 仓廪甘弃捐。铢铜苟可换， 富贵宁我怜。归来官事了， 相吊柴门边。农夫未尽死， 谷价应常然。王心幸仁圣， 分职当忠贤。谓谷贱为美， 咄咄无欺天。”
［1］383 再如《获稻》写农民在秋收时辛勤劳作的场景： “朝阳过山来， 下田犹露湿。饷妇念儿啼， 逢人不敢立。青黄先后收， 断折伛偻拾。鸟鼠满官仓， 于今又租入。”
［1］381 他通过细节描写， 无一议论之语， 尽在客观冷静地叙事， 将农民爱惜粮食与酷吏的残酷剥削形成鲜明对比， 引起读者对劳动人民的怜悯以及对朝廷酷吏的憎恶， 字里行间溢于言表。
李觏针砭现实的诗歌不仅有对酷吏的憎恶， 而且也有对贤官良吏的期待。例如， 其在《甘露亭诗》中表彰刘公的勤政爱民之举：
国子刘公好仁者， 惟时假守兹军麾。民生在我不在命， 告舟往救无敢违。童儿赤立妇女困， 载之刳木何累累， 泥沙外冷内饥渴， 口噤不语如狂痴。牵挛坐卧满府舍， 赋以酒饮加饘糜。随流往往亦不死， 远在百里无人知。损金购得问氏姓， 召使亲族携之归。司农仓廪尽发出， 不待奏报先施为。有馀况可补不足， 大贾蓄家如响随。来瞻去察夜继昼， 赤热不忍荫华榱。由斯一郡十万户， 饿肤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没者葬， 唐虞仁寿重敲跻。［1］399-400
以上语言描述郡守刘公指挥抗灾的情形， 将一个廉吏形象如在目前， 跃然纸上。刘公能够敢为人先， 派船急救， 舍己屋救灾民， 其体察灾情的爱民之心一举得到李觏的赞赏。此诗声情并茂地展现出百姓对他的爱戴， 并建亭为念：
欲令事迹绚久远， 筑亭其他高巍巍。公之归朝不可借， 松树至今犹未衰。我作此诗揭亭上， 他年坠泪如羊碑。［1］400
李觏在诗中塑造了一个为国为民的廉吏形象。此外， 他还在送别诗中告诫做官的朋友： “贫甚须清节， 亲安莫远行”
［1］410 （《送君俞》）； 并赞扬朋友的美好德行： “居官无藉手， 选部岂知贤？廉善虽由己， 亨通亦在天”
［1］415 （《送张评事》）； 抑或是肯定朋友的爱憎分明之举： “赋役贫中减， 鞭笞恶处施”
［1］416 （《寄周寺丞》）……此外， 李觏赞扬士人节操的诗歌还有《读儒行》 《寄怀三首》 《三贤咏》 《感义》等。李觏将拯救黎民的希望寄托在这些诗歌中的贤官良吏身上， 反映出广大人民的心声。
李觏辞赋较诗歌而言， 在“劝百讽一”功能上更具优越性， 且境界上体现得更为壮阔， 更具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 在批判统治者热衷佛道上， 辞赋较诗歌而言更具全面性： 作者在《麻姑山赋》对这种为发展佛道而劳民伤财的不良行为表示极其愤慨之情， 借麻姑山来劝诫统治者放弃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 劝诫统治者要以民为本， 社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李觏在《麻姑山赋》中用议论的笔法写如此美丽的麻姑山， 却有着“安之亿万人， 尘衣飞瘙虱”
［1］3的惨相。究其原因， 此山寺庙林立， 为修建如麻姑殿、 三清殿、 真君殿等寺庙， 背后天天都上演着“嗟我力耕之民， 辍衣食之资， 而为祷祠之费”
［1］3劳民伤财的故事， 而佛道僧人在麻姑山上却过着“叛稼穑之功， 遗家室之乐， 越天常而慕冥漠， 宜乎白首于丹灶之下， 幽死而无所托”
［1］3神仙般的生活， 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赋中认为长此以往， 是麻姑山“岩岫
， 古无人行。百兽讥死， 虎狼夜鸣”
［1］3的悲惨命运。为此， 作者不由发出了对佛道“是何假上真之明， 而神奸之所凭”
［1］3的大胆质疑。此赋通过营造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 刻画出清冷幽深的麻姑山的外表下， 统治者和僧人敬神不体恤百姓的荒唐。诗歌由于篇幅限制， 却只能就一点展开议论： 如在《和育王十二题》组诗中竭尽佛道批判之能事， 批判寻求佛心的荒唐： “佛迹空在兹， 佛心无处所。寻迹以求之， 似学邯郸步”
［1］393； 批判石头作为佛道之体的荒谬： “何必石岩岩， 方疑金色臂”
［1］393“土石至无情， 也作披缁状”
［1］393； 揭露佛道的虚假： “若教龙有灵， 此鱼何足道”
［1］394 “尝闻有为法， 佛说如梦幻”
［1］394 ……《八角殿》和《麻姑山》类似， 先是赞扬八角殿表面上有着“晋后千百年， 兹殿俨如昔”
［1］395般历史悠久和保存完好的原貌， 背后却是对统治者“梵宇若皆然， 应须省民力”
［1］395的规劝。再如《丐僧》辛辣讽刺不劳而获的僧侣： “靡靡步康衢， 喋喋问流俗。谁将今日财， 愿易来世福？休论身善恶， 佛眼重金玉。”
［1］396 由此可见， 作者要用多首诗歌联合起来加以体现， 才能达到像辞赋那样强有力的讽谏意义。
另一方面， 在作者体恤民瘼层面， 辞赋较诗歌而言， 在铺叙用典方面更具特色， 从而更好地实现辞赋“劝百讽一”的文学功能。李觏想到长江一带还有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如当地风俗、 物产等因素如果治理和利用不好， 则易于作乱， 会给作乱者提供可乘之机： “扬、 荆、 巴、 蜀， 交、 广、 瓯、 闵， 地有常产， 物有常珍……孰贤孰才？贪哉鄙哉？重装疉载， 踰江越淮。然则视长鲸之怒东海， 不啻如蠛蠓之浮杯。”
［1］1-2 这说明长江一带的物产和风俗等客观因素所存在着潜在危险之外， 表达李觏对贪官的憎恨之情， 体现其在用人方面“官， 名也。事， 实也。有名而无实， 天下之大患也”
［1］231的“效实”思想。李觏用犀利的笔端指出长江一带有着先天有利的地理资源优势： “山川之阻， 土地之富”
［1］2， 如果能够做到“天下有道”， 则是“王外之府”； 如果“天下无道”， 则会变成“奸雄之处”。此道理使李觏不禁穿越时空， 他用大量用典来以古鉴今： “盖足于材用， 而利于守御， 故周之衰也， 有吴有楚。汉之乱也， 曰策曰权。琅琊因之， 以建大号。刘裕得之， 以入中原。道成萧衍， 迄于霸先， 自取自守， 人谁敢言？赤壁之败曹操， 寿春之走符坚， 虽历数之有在， 亦事势之然。及夫孙皓之虐， 叔宝之昏， 而后能灭焉。”
［1］2 李觏在此用这些典故来劝诫当今统治者要以史为鉴， 警惕统治者有压迫的地方， 就会有反抗。相较于李觏“劝百讽一”方面的诗歌作品， 由于诗歌篇幅限制却显得略微单薄， 只能就某方面抒发感慨： 如体现执政者严厉搜刮百姓， 揭示造成社会“朱户仍奢侈， 柴门转窭贫”
［1］408般贫富分化的事实； 嘲讽汉武帝想要通过饮露服丹求得长生不老的虚妄： “欲知千载金人泪， 为耻君王不得仙”
［1］431； 讽刺世俗之人认为以饼补天的荒诞愚昧： “只有人间闲归女， 一枚煎饼补天穿”
［1］443……诸如此类诗歌， 在描摹事物方面较辞赋而言就稍显逊色了。
李觏诗赋体现其强烈的淑世精神， 结合其“复礼兴儒”和“康国济民”等思想， 其辞赋均体现出他的治国思想和方法， 即国家要想长治久安， 就要做到“备乱”和用人“效实”等方面， 不可热衷于佛道等伤害社会稳定等行为。鲁学军认为李觏的排佛思想是在“吸收、 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作了更有力、 更具体的论述， 并把对佛道批评推进到了学理领域， 开启了后来张载从形上学的立场， 反对佛学， 去建构儒家自己的义理系统的进入”
［9］97， 有几分道理。
李觏的辞赋在当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得到后世文人的认可， 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如元代刘壎认为： “至李泰伯赋长江， 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 风骨苍劲， 义理深长， 驾六朝轶班， 左足以眀百世矣。”
［10］9 “直至李泰伯《长江赋》， 黄山谷《江西道院赋》出， 而后， 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 六朝赋体风斯下矣。”
［11］193 李觏的辞赋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 都可算作是宋代辞赋的佳作。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李觏诗赋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对宋代反对浮艳文风， 重视学习汉唐（尤其是韩愈、 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李觏诗赋中的淑世精神进一步说明文学要为现实服务， 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道理。李觏在其诗赋中深入分析社会现实， 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 用强有力的证据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加上词约义丰和富有节奏感的语言， 实现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目的， 旨在维护北宋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 李觏是一位以辞赋为武器进行排佛抑道、 发扬其淑世精神的儒者。总之， 较诗歌而言， 李觏辞赋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价值上， 在当时都可算作上乘之作， 影响深远， 当引起学界的关注， 这对于提高李觏的文学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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