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社恐”的祛序书写

The Preface Writing of Double⁃Sided “Social Phobia”

摘要

“社恐”是“社交恐惧症”和“社交恐怖分子”两种社交性格的简称， 以费尔克劳的三维程式来解读“社恐”的复义性内涵， 旨在揭示话语中被赋予的个性光芒。将“社恐”当作创造性的文本来看， 其双面讽喻策略和祛序结构成为人们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从话语实践的动态视野来分析， “社恐”以退为进， 以攻为守的两面都因彰显人类本性的不可定义性而出圈。把“社恐”看成社会实例会发现， 人类利用“社恐”展开反规训斗争， 表达了对纯粹社交的向往和重振个性的期盼。因此，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式剖析现代语境如何催生一个话语的形成， 又如何使之发生意义流变， 有利于启发话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保持高度的自反性并形成更为透彻的认识。

Abstract

“Social phobia” is the abbreviation of two social personalities， “social phobia” and “social terrorists”. Using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program to interpret the ambiguous connotation of “social phobia” aims to reveal the personality radiance endowed in discourse. Looking at “social phobia” as a creative text， its double-sided satirical strategy and deconstructive structure have become a special artistic resistance strategy for people.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practice， both sides of “social phobia”， which emphasizes retreat as progress and attack as defense， are popular due to the indefiniteness of human nature.Looking at “social phobia” as a social example， it can be found that humans use it to engage in anti disciplinary struggles， expressing a yearning for pur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a desire to revitalize individuality. Therefore， the us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analyze how modern context gives rise to the formation of a discourse and how it undergoes a change in meaning is beneficial for inspiring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discourse to maintain high-degree reflexivity and form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关键词

社恐 / 网络话语 / 个性 / 规训

Key words

social phobia / network discourse / personality / discipline

近几年， 人们纷纷关注到了在赛博空间诞生的网络热词——“社恐”， 它最开始是作为“社交恐惧症”的简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随着网络空间叙事的戏谑化， “社交恐怖分子”渐渐浮出水面， 同样简称为“社恐”的“社交恐怖分子”有着常人没有的胆量， 他们越在公众场合越敢表达自己。由此， 有着双面含义的“社恐”成为人们自我形塑、 交往互动、 戏谑祛序的叙事模式， 彰显了人们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言而喻， 话语是扎根于社会生活的表达， 它反映和描述了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因此， “社恐”意义的多元呈现、 广泛传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与互构。 “社恐”为何以一体两面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反映了使用者怎样的诉求， 为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症候， 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 都有着学术上的探究意义。

福柯的就职演讲“L'ordre du discours”^［1］是重要的学术文本。在这个文本中， 福柯揭露了话语中存在着不易察觉的压迫机制， 并提出了颠覆压迫的策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收录了“L'ordre du discours”一文， 并将其翻译为《话语的秩序》。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认为将“L'ordre du discours”翻译为“话语的构序”更能贴近福柯的原意——强调被建构出来的话语运行法则。张教授认为福柯直言不讳地揭示出存在话语中的隐性强制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福柯这一思想构境的良苦用心在于，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摆脱这种话语中存在的强制性构序呢？道路只有一条， 颠覆性地祛序”^［2］。因此， “祛序”是作为颠覆压迫性的“构序”而存在的。从这个维度上说， “社恐”的意义流变和强势流行正展现了存在于话语之中的造反和祛序力量。

以费尔克劳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结合了话语分析和社会理论， 力图穿越表面的话语形式研究为什么这样表达， “从多个角度揭示话语、 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包括意识形态对话语生成、 分布、 理解过程的影响， 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以及两者是如何受制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关系的复制的”^［3］177。因此， 采用费尔克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方式为解读双面“社恐”的祛序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1 文本的创造空间： “祛”意义定势

“文本可以看成话语的一个向度， 话语是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书写或者口头的‘产品’。”^［4］3 “社恐”具有费尔克劳所说的创造性文本的特点， 这种创造性文本的意义往往是不明确和模棱两可的， 其意义潜势便被当作一种可斗争资源。因此， 在意识形态的指挥下可以对“社恐”的意义进行解构和重构。

1.1 双面讽喻策略： 意义的解构与重构

“社恐”反映了一种社会参与性危机， 其多元意义是在解构和重构的动态演化中浮现的。从病理学范畴的“社交恐惧症”到大众婉拒心理表征的“社恐”， 再分裂出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社交恐怖分子”， 最后被重构的“社恐”开始以一体两面的形式出现。在这种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 人们使用的讽喻性话语策略便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抵抗方式。

“社交恐惧症”原是神经症中的一种， 指有社交障碍的病理性患者， 他们害怕与人交流甚至丧失了基本的社交能力。互联网时代刚开始流行的“社恐”解构了符合医学诊断标准的内涵， 并转向了具有特征性认知模式的广大人群。 “社恐”对社交规训的防御就像“躺平”对“卷”的防御。面对多变的社交环境， “社恐”宣称者选择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礼貌性策略， 从而形成微妙的自我保护机制。例如， 《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年轻人为何动辄给自己贴上“社恐”标签》认为当前“社恐”大多成了一个挡箭牌， “夹杂着对某些‘老一套’社会规则的无奈， 表达了回避社交的一种真切的心理诉求”^［5］。

随着网络空间叙事的戏谑化， 同样简缩为“社恐”的“社交恐怖分子”诞生了。李雪琴在脱口秀节目《很高兴认识你》中吐槽辣目洋子说自己是“社恐”， 李雪琴认为辣目洋子的“社恐”是让德云社恐惧的“社恐”， 网友纷纷留言这是典型的“社交恐怖分子”。此外， 抖音、 快手和哔哩哔哩等短视频平台， 《社恐的真正定义： 社交恐怖分子》 《什么是社恐： 社恐就是社交恐怖分子》 《重新定义社恐》 《社恐的本质是什么》等探究“社交恐怖分子”主题的视频一度冲上热搜。搜狐网的《社交新风·别解+反语： 一种网络新用法》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 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何同一个“社恐”却具有完全相反的意思。 “‘社恐’从‘社交恐惧症’发展为‘社交恐怖分子’则兼具了‘别解’和‘反语’”^［6］， 正是意义的巨大的反差才带来了如此强烈的讽刺效果。因此， 从“社交恐怖分子”的反讽层面来说， 它以张扬的姿态更为明显地表达对个性磨灭的反抗。与其说是“恐怖分子”不如说是“自由主义战士”， 这种悖论的张力暗含了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在自嘲反讽的表达之下， 潜藏着群体对现实世界压迫的反抗诉求和主体的叛逆特性。 “社交恐怖分子”的反讽意味还体现在语法结构的改变上， 选择被动语态还是主动语态隐含着多种动机， 从“你是恐怖分子”到“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反映了人们实现了从被动确立到主动贴合的转变。

于是， “社恐”的一体两面的形式便被重构了出来， 它开始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并暂时代表了保守和激进这两种较为极端的社交状态。在社交逐渐泛滥的情况下， 自称“社恐”的戏谑美学成为一种艺术的抵抗方式。总而言之， “社恐”的诞生、 解码和重构是对现实状况的敏感反应， 作为活的社会文化的表征。

1.2 双面祛序结构： 颠覆性与有效性的结合

在福柯的眼中， 话语分析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明什么句子是符合语法规范的， 而是考察变化的“话语结构”， “它们使得某些陈述而不是其他陈述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 地点和机构情景下出现”^［4］39。这意味着， 人们在复杂的话语场域中创造了双面的“社恐”进行表达不仅是赋予其颠覆意味， 更考虑到了有效性。

在《话语的秩序》中， 福柯启示我们理解话语如何实现祛序要坚持两种分析方法： 批判分析和谱系分析。批判分析是否定的过程， 而谱系分析是否定的实现机制。从这两个角度理解“社恐”为何以双面的形态进行颠覆又有了新的分析方向。首先， 批判分析的“颠覆原则”旨在推翻传统的逻辑并进行反向思考。显而易见， “社恐”的两种含义都是在彻底解构中表达出反抗意味的， 而后者是在前者的铺垫之下进行更为猛烈的颠覆。 “社交恐惧症”颠覆了有病和没病的状态， “我社恐”已经成为大众减轻压力的有效方式， 而不是有待解决的疾病问题。这种披着疾病隐喻外衣的表达方式彰显了拒绝顺承社会的个性。此时正常与不正常标准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理性和疯癫之间的对立也应受到质疑。此外， “社交恐怖分子”颠覆了“威胁生命安全”和“张扬生命自由”的界限， 以叛逆的形式传达了对自由个性的呼唤。其次， 从批判分析的非连续原则上看， “话语不应该再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行为， 而必须被看成是非连续的， 是彼此交叉并置的相互排斥的行动”^［7］。 “社恐”到“社交恐怖分子”的内涵异化便证明了话语的非连续性流变， “社恐”的双面是作为对立统一的样态而存在的。最后， 从特殊性原则审视“社恐”会发现， 它没有按照预设的解释空间进行演变， 也没有被先验的意指系统所束缚。 “社恐”映照了后现代语境中意义稳定性关系断裂的现象， 其文本结构成为一幅变化着的结构图画， 但恰恰是这种意义的动态变化表达了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潜在性和实时性的诉求。

谱系分析的重点在于探究话语如何通过限制系统而有效构成， 这种构成应该联系话语的内部和外部。 “社恐”为何以疾病隐喻或者反讽的形式搭载现代真实而焦灼的社交困境， 这证明话语文本不是封闭的结构， 而是被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网络中。 “在每个社会， 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 选择、 组织和重新分配的， 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 控制其偶发事件， 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8］3 这意味着“社恐”的文本构成受到时间和环境的限制， 话语成为必须控制的力量。人们以戏仿、 拼贴的方式创建了讽喻式的话语， 开展与社会现实的游戏化博弈。质言之， “社恐”以它独特的结构躲避了权力的逮捕而成为有效的祛序方式， 它的文本既有着话语类的可变结果， 更具有超话语类的颠覆结果——传达人们的态度和个性。

2 话语的出圈逻辑： “祛”个性压制

话语实践方向的分析着重于探究话语的生产、 分配和消费过程， 因而以社会流转的动态视野探究“社恐”的出圈扩散逻辑至关重要。 “社恐”的流行折射了群体反个性压制的典型表征， 从生产层面来说， “社恐”是后现代语境中人们张扬个性的生动体现； 从分配方面来说， 技术赋权加大了人们“自我赋权”的胜算； 从消费方面来说， 新的社会性格的形成和“社恐”的强势流行之间存在着互构共生的关系。

2.1 形成源由： 不被定义的个性光谱

后现代的人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 很难服膺于既定的、 图式化的标准范本， 差异而非统一成为社交共识。因此， 双面“社恐”的流行是赛博空间中群体高举异质与多元的旗帜的突出表现。

不言而喻， 人们在“社恐”的多元阐释及意义流变中介入了五彩斑斓的个性光谱。 “社交恐惧症”刚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之时带有社会赋予的贬义成分。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讲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刻像当下这样， 对人们的社交技能有着如此高的要求。”^［9］11 在这样的社交背景之下， 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大多被看作是无法跟上社会节奏的失败者或淘汰者。但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 他们不再顺从于绝对化的参照体系， 类似“我社恐”的自我贴合式和自我污名化的方式渐渐开始流行起来。他们往往不愿意成为高要求的社交背景下的傀儡， 也不愿牺牲个人的性格特色， 于是便开始了对“社交恐惧症”的正向解码。例如， 央视新闻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发表了一篇《社恐日常： 我有一千个理由不和陌生人说话》的文章。文章列举了众多网友逃避社交的现状， 指出大多数网友选择在自己的世界中安静生活， 是因为不愿意在无效社交中违心赔笑。

显然， 单单“社交恐惧症”不能涵括群体社交的复杂样态， 也不能回击社会对宣称者社交能力的质疑。因此， 有“社交恐惧症”必然会出现“社交牛逼症”， “社牛”同样不愿意顺从既定的社交范本， 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激进地表达着对个性自由的向往。 “从表面上看， ‘社恐’与‘社牛’是一种对立关系， 而实际上它们却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10］与此同时， 人往往是可塑可变的， 他们并不能服膺于“社交恐惧症”或“社交牛逼症”的单一社交状态。于是， 在“社恐”的意义流变之时将“社牛”的一端吸纳进了自己的体系， 这促成了“社交恐怖分子”的形成。 “社交恐怖分子”的反抗强度比“社交牛逼症”更为猛烈， 它塑造了“我就是我”的独立人格。如同一位网友发出《其实我想当一名社交恐怖分子》的心声所言： “TA直接将社交能力值拉到了最max级别， 是‘社交牛逼症’的+++倍。”^［11］

“只要话语变化的某个特殊的趋势‘变得流行’， 并且凝固成一个正在出现的新习俗， 那么起初被解释者作为风格上有矛盾的文本而接受的东西便失去了它们的拼凑物的效果。”^［4］90 “社恐”的双面含义本是以戏仿、 拼贴的形式被强行简化而成， 成为新的习俗后， 其拼凑物的效果渐渐消失了， 而成为人们的自然表达。此后， “社恐”开始以双面姿态回怼对能力的质疑， 以“可进可退”、 不被定义的双重自我形象凸显人们面对社交时的个体特色。不仅如此， 人们并不愿意以一种明确、 专属的可辨识的标签被定义。例如， 人是“社恐”的， 而嘴是“社交恐怖分子”的， “我社恐”以其混融特性让人猜不透， 从而为个性的自由赢得一席之地。

2.2 传播模式： 打破预设的网络互动

网络时代的互动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特征， 它使得各种预设并不会按照先验的方向行进。单向度的传播模式成为多元互动的交流模式， 由此人们可以自行选择、 加工话语并拥有一定的传播度。

“在传统社会， 权与势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而在现代化的今天， 网络强大的造势功能， 使得“权力”与“众势”分离开来，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关系。”^［12］ 信息时代， 人们交流信息和接收信息的渠道由单一走向多元， 网络通过各类终端将人们联结起来， 技术赋权为话语的多元互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往， 人们收获信息主要是依靠电视、 报纸或者广播， 这些往往遵循着一份预先制定的议程， 而议程的设定总体控制着话题的切入与转移。网络的普及逐渐打破了这一局面， 单向度的传播变成了双向度的交流。人们从倾听者、 接受者的角色渐渐转为参与者、 合作者， 共同参与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网络时代的互动控制确保了平稳的互动组织， 这体现在说话机会的分配、 话题的选择与改变、 互动的开始与结束等方面。 “社恐”的诞生与意义的流变印证了大众已经参与了话语的生产与加工。在“社交恐惧症”出现以后， “社交勇敢症” “社交牛杂症” “社交自觉症”纷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一时间“XX症”变成了框填式的话语游戏。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灵活的图式中进行话语生产和消费， “社恐”便被给予了能“引人注目”的先天优势。同样， 在“社交恐怖分子”出现之时， 网络空间开始了对“恐怖分子”的二次阐释意义。人们沉浸在“加冕—脱冕”的狂欢式交往互动中， 能够表达多面含义的“社恐”便得到了众人的追捧。

打破预设的网络互动特征还体现在人们的自我形塑上， 个人角色不是被社会赋予而更多是自我认同、 自我建构的。米德在《心灵、 自我与社会》中提出了“自我” “主我” “客我”的概念^［13］154。米德认为“自我”是在作为行动者的“主我”和作为他人社会评价的“客我”的互动中而产生。在新形态的网络互动下， 人们可以凭借匿名的身份摆脱实体的束缚而参与这种互动。这导致信息时代“主我”的个性逐渐实现了张扬， “客我”则受到了较小程度的约束， 而两种互动的产物——“自我”便得到了不断的流动与调整。因此， 网络中的“自我”往往是在超越时空、 实时互动的空间中产生的充满变动的“自我”。 “社恐”双面身份的出现就是人们在追求个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身份的结果。因此， 在网络互动中， 人们对“社恐”进行的一波又一波的加工和讨论为“社恐”在不同的圈层之间流动与扩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3 聚势动力： 衍生联结的社会性格

“社恐”本是社会性格的夹缝中生存的产物， 它反映了人们不愿顺承社会规训的性格特征。但“社恐”群体的强势集合又加速了新的社会性格的形成， 而新的社会性格的衍生又为“社恐”的快速出圈铆足了后劲。

“社会性格”是艾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所提出的， “社会性格源于人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 变化的社会环境导致社会性格的改变”^［14］200。当下， 我国处于第三产业、 服务业发展迅速的转型期， 与他人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成为必要命题， 而这种积极交流的社会性格的形成需要牺牲人们一定的自由。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最开始带有躲避社交意味的“社恐”是作为被社会性格挤压的一面而存在的。 “社交恐惧症”宣称者能在超出负荷的社交背景下， 采取婉拒的形式获得暂时的喘息。但是， 当这种退守的暂行策略越来越不足以抵抗强劲的规训势头之时， 人们便以“社交恐怖分子”强势输出、 张扬个性， 以此排解性格被规制的压力。如此， “社恐”的两面都是个体性格和社会性格发生矛盾的产物， 它成为社会性格的夹缝中的自由阵地。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性格并不是静态的， “它成功地将‘自上而下’的方法与‘自下而上’的方法统一起来”^［15］。社会转型时期也是多种社会性格共存的时期， 从底层大众抬上来的双面“社恐”聚合了群体的情感痛点已然衍生成了新的社会性格， 成为人们在规训背景下对多元性格结构期盼的表征。

大卫·理斯曼在弗洛姆的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 并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提出了顺承者和拒绝顺承的偏离者。理斯曼将偏离者划分为离异者和自主者。离异者是指不具有顺承能力的人， 而自主者则是有顺承能力并且能够自主选择是否遵循规范的人。大卫·理斯曼强调了自主者所具有的显著自我意识， “自主者是指那些在性格上保持充分自由的人， 不管他们能否能够或者愿意公然冒险偏离正常的顺承方式”^［16］254。显而易见， 宣称“社恐”的人属于自主者。他们重建自己的角色并拒绝成为演戏的傀儡， 进而实现了自我意识的彰显。 “社恐”宣称者并不是为了拒绝一切社交或者处处彰显自我， 而是以一种有选择性的社交态度迎接不同的社交情况。或是采取隐性态度的方式拒绝顺承， 或是以凸显自我创造性的方式塑造新的感觉。当人们感受到外界的接触压力时， 便以“社交恐惧症”伪装并筑起高高的围墙。例如， 《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中指出“社恐”成为年轻人个性化态度的彰显， “聊得来的人就疯狂地聊， 聊不来的就索性贴一个‘社恐’标签避而远之。其次， 它也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对‘社交泛化’的‘反制’”^［17］。当他们想要更加强烈地展现个人的独特性时， 便反其道而行之， 成为人群中极度显眼的“社交恐怖分子”。甚至， 当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或是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时候， 人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在“社恐”的两端反复横跳。例如， 网络上流行的“我在新认识的人面前和我在熟人面前” “我当年是‘社恐’， 现在却变成了时常发疯的‘社恐’” “线上‘社交恐怖分子’， 线下‘社恐’”等话题的流行都再次证明了人们在两种状态中具有自由转换的灵活能力。

3 社会实践的斗争思路： “祛”时代规训

作为三维分析框架的最外层， 以社会实践方向的分析重在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关注话语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演变过程。费尔克劳赞同被置于两种形态内的意识形态观： “一是结构， 它们构成了过去事件的结果和现在事件的条件； 二是事件本身， 它们再造和改变它们的条件性结构。”^［4］82 这表明既应关注“社恐”中意识形态的介入成分， 也应该重视意识形态的再造力量。

3.1 折射现实工具化背景的话语

以“社交恐惧症”自居是为了委婉逃避非纯粹的社交， 而“社交恐怖分子”的出现则是因为日常的纯粹社交被挤压而急于交流。这意味着“社恐”的两面都镜像地传递出对社会现有社交状态的不满， 人们并不排斥正常交往的本能需求， 而是期待剥离各种规训目的、 工具化的高质量交往互动。

马克思已经谈到了人的物质生产反过来统治人这一异化问题。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利益化， 人们努力交往、 共享往往是为了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内在的精神享受。弗洛姆在《自我的追寻》里也描述了人格市场化的倾向： “当人格成为类似商品的东西在社会市场上流通， 它被看重的将是使用价值， 一个人的自尊和他的使用价值成正比， 他关心的不是他的生活和幸福， 而是有没有销路。”^［18］126 由此， 人往往成了商品交往流通上的一环， 他们被置于人格市场上进行衡量和消费， 于是情感功能被经济功能不断地挤压。在如此超负荷的社交状态中， 人们已经很难有闲心参与没有利益相关的互动。

不仅如此， 互联网还将人们的自然人格储存为数字人格， 人们不断被记录、 被分类、 被安排、 被观察。人们在网上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可以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社会已然成了一个无死角的数字监狱。 “日常生活被数字技术实时全面监控， 并被困于算法权力所主导的‘硅笼’之中， 个体被迫臣服于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算法自动化决策。”^［19］ 因此， 从现实层面来说， “社恐”的一端以“少说话”的方式抵抗权力规训， “保持沉默是在不平等会谈中的典型防范手段”^［4］147。不必要的社交不参加便不会出错， 自然也不会被特别关注。它的另一端以“我就是我， 不怕被看”的张扬态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类人往往尽情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综上所述， “社恐”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对人格的异化的不满， 彰显着人类本性的不可压抑性。

3.2 作为民主反抗的话语

在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 话语的民主化已经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人们可以有策略地利用“社恐”此类的话语进行斗争， 旨在进行社会改造， 并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社恐”所体现的民主化模式首先表现在权力主体地位的民主化。在新权力主体地位上升所带来权力关系的动态调整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草根话语权的崛起。以往报道的主角和发表看法的作者都是在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人， 而现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探讨， 各级群体都有了话语表达的平台。 “社恐”的诞生和传播证明了普通民众以草根之魅炫亮着现实生活。在网络时代， 大众往往以戏仿、 拼贴的方式开展了话语命名游戏。布迪厄认为： “没有一个社会行动者不渴望……拥有命名的权力并通过命名创造世界。”^［20］105 命名本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如父母对子女的命名、 人类对动物的命名。福柯在《词与物》中也谈到人类如何以命名事物的方式建构世界的内在秩序。 “因为正是凭着命名， 表象才能作为辞格进入命题中。因此， 也正是通过命名， 话语才能在认识的基础之上得到表达。”^［21］160 “社交恐惧症”是对社交能力的重新诠释， “社交恐怖分子”是对“社恐”命名的再次更新。当这种新的认识出现的时候， 社会关系就会被重写一次， 而人们在这种自我张扬又自我贬低的命名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 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消失了， 反而大众能牢牢占领话语阵地， “力求孵化出以新的话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体系， 进而提升被遮蔽的特殊群体的社会影响”^［22］。

“社恐”折射的民主化模式还体现在各种主流机构对新兴话语的认可上。 “社恐”所掀起的巨浪有时候连权威部门都不得不进行关注， 传统媒体越来越频繁地引用“社恐”来解释当前社交的现状。例如， 人民网、 网媒头条、 人民论坛发布的《纾解年轻人“社恐”关键靠“自疗”》 《从社恐到社牛： 青年人社交议题背后的心理分析》 《当代年轻人社交恐惧的成因与纾解》等文章。 “官方媒体在政治报道中使用网络热词意味着承认该词的政治价值， 等同于赋予民众政治话语生产的主体地位。”^［23］ 在官方的认同下， “社恐”的极简表述中所浓缩的情感价值得到了更为丰富的体现， 民众的文化创新力量也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宣扬。

话语消除权力的明显标志与非正式性紧密相连。 “社恐”从原初的领域向公众领域扩散， 使得本应该专业的医学话语或政治话语具有了谈话的性质。主流话语所建构的话语秩序并不欢迎类似“社恐”式浅白话语的入场， 但人们却大肆传播甚至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它便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入侵了单一话语秩序。

3.3 权力反抗中的娱乐困境

“社恐”更多呈现的是一种碎片化的弱连接， 并不能完全消解现实社交的紧张关系。人们以“社恐”的名义戏谑地表达着对现实社交压迫的不满， 但娱乐化的解困方式却使得人们又陷入了重塑权力的困境中。

出生于网络时代的“社恐”， 事实上是作为一种想象性解困的方式而存在。 “网络中的话语抵抗是现实抵抗的一种话语表征， 但是这种话语表征却实践着一种代替现实权力实践的一种虚幻的替代性满足。”^［24］ 人们对“社恐”双面标签的解构和重构， 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承认目前的权力现状。从自我维度来说， 想象性身份认同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限制。线下宣称“社交恐惧症”转到线上却成为“社交恐怖分子”， 网络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产生断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众把对现实的不满转移到虚拟的话语场域中， 社交成为机械式点赞和空洞式的祝福。他们在虚拟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情感和倾诉不满的乌托邦， 却继续限制了现实高质量的交流， 从而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人们的社会属性逐渐弱化， “社交能力赤字”也由此而来。 从自我与他人的维度来说， 自我和他者之间缺少实质性的互动， 影像化的他者和想象化的自我之间不免存在身份误认的情况。沉迷大量同质化信息加大了认知的偏见， 这种对自我的认知既可能是过度理想化的自我， 也可能是贬低化的自我。不仅如此， 想象性身份认同还使得破圈交流成为难题。双面“社恐”的两极化趋势愈加明显， 而弱化了对异质性内容的包容度。

不可避免的是， 娱乐化的调侃会磨损进攻的刀刃而悬置了矛盾。 “社恐”以疾病隐喻和戏谑反讽的方式回避了话语的禁忌和躲避了权力的逮捕。在布迪厄看来， “礼貌的让步永远是政治的让步”^［4］152， 这种较为温和的协商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反抗规训的力量并不会强大。 “社恐”一面以退守而进行暂时自我保护， 一面以进攻进行短暂宣泄。大家在解构中获得了一时的放纵， 但并没有思考解构以后如何建构的问题。人们高呼带来“社恐”的种种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大众抵抗的激烈程度在时间的侵蚀下渐渐被弱化了。 “社恐”作为娱乐化的调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生命周期较短， 来得快、 发展猛、 去得快。它仅仅成为了时代快速发展的印记。经得起考验并且最终能沉淀下来的网络话语终究只是少数， 而大多成为人们颠覆后的残存物。

从娱乐化的个性宣泄而言， 网络时代赋予大众话语权的同时带来很多的非理性表达。人们往往采取以众暴寡的话语压制来抵制怀疑“社恐”的声音。 “道德评判成了廉价的攻击‘武器’， 网络暴力本质上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25］当“社恐”成为网络热词并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的时候， 否定“社恐”的言论会立马受到其认同群体的强烈排斥， 有时候甚至将这种矛盾上升到人身攻击。大众之所以采取粗暴的手段进行自我辩护， 是因为在暴力施予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权力的快感和真实感， 话语压制为排解现实规训的压迫提供了一条渠道。从这个层面上说， 人们采取宣称“社恐”的策略进行自我保护， 反而显示了人们反抗现实权力的无意义。

3.4 表征危机中的自反性

从事日常话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应该保持高度的批判意识， 以认识话语的流变现状。这种批判意识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 具有高度的“自反性”。 “自反性就是自我批评意识， 就是对任何知识包括自己生产的知识保持绝对的质疑。”^［3］256

“社恐”此类网络话语应当保持话语意义的延宕性与开放性， 从而摆脱圈层发展和身份认同带来的闭环。 “社恐”宣称者目前面临一个紧急的悖论： 一方面， 他们有能力揭示掩藏着的规训意识， 在话语狂欢中释放社交压力； 另一方面， “社恐”背后隐藏的社交策略并不能很好地改变目前的社交困境。因此， 当“社恐”的利刃刺向现实规训结构的同时， 应该立刻回马一枪刺向自己， 对自己生产的知识保持绝对的质疑。这意味着， 处在信息时代的个人拥有了批判的语言意识， 便有能力根据自我的话语和实践经历介入更多有意义的认识。以“社恐”自居的网民不应是简单粗暴、 跟随大众、 削足适履式的贴合。大家在重构自己角色并试图掌握自我生活的时候， 应该思考究竟怎样的社会角色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发展， 朝着哪个方向重构“社恐”的意义才更有利于大众的斗争。在此思路下人们便可以感知构成“社恐”的多方社会力量， 意识到它对社会身份、 社会关系的建构与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

除此之外， 保持高度的自反性还要注意权势的收编与利用。不得不承认， “社恐”的意义演变受到了物质生产层面的影响， 即哈马贝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谈到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哈马贝斯认为社会是由生活世界和系统共同构成， 系统从广义上来说为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保持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平衡有利于促进社会朝着理想状态进化。但事实上， 本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的系统不断扩张， 并且大肆入侵私人领域， 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社交恐惧症” “恐怖分子”从正式文体向“社恐”这样非正式风格的转变被权力机构所关注到， “社恐”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对话语控制的关注度是相吻合的。本属于个人层面的社交转移到公众领域， 并且常常作为一个特殊的话语被反复提及， 反倒凸显了目前的规训意识。 “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体生活连同其内在冲动现在也都顺乎合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个体捍卫自我的前提是适应系统捍卫的要求。”^［26］334 因此， 大众在进行话语的消费时应该对这种生活殖民化的策略性应用保持警惕的眼光。不仅如此， 传播环节对“社恐”的收编也尤为明显。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认为亚文化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包括两种方式， “商品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27］114。大众传媒对“社恐”的广泛传播及其特殊标识显然属于后者——意识形态形式。大众传媒频繁地将“社恐”的身份符号置于先扬后抑的语境中， 这导致“对抗式的身份认同”收编为“协商式身份认同”， 而削弱了本应存在的强烈抵抗性。走向协调立场的“社恐”， 由于自身的处境而被迫承认了当前规训的主导地位。正如霍尔所言： “协商立场的解码者保留权利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 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28］364

质言之， 大众作为话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应该保持清醒的状态看待话语的传播和演变并作出理性评价， 而不是滑向情绪化的批判， 如此才能使自己生产的话语兼具思想性和直觉性。

4 结　语

最新的话语表达方式的出现和现实权力状况的调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网络时代， 双面“社恐”的意义流变和快速出圈印证了人们对个性宣扬的脚步从未停歇。生命的形态本就在于运作和张扬， 人们在张扬个性的同时能感受到生命独特存在的意义。 “社恐”的出现是值得肯定的， 它既给现实社交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也凭借其新模态、 新结构给社会现实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与此同时， 人们也应该在“社恐”的斗争中汲取教训， 并思考如何理解话语的产生机制和运作策略， 如何在话语的流变中保持高度的自反性， 如何让话语发挥长久的斗争功效。如此， 我们才能实现新权力形态的真正崛起。

参考文献

[1] MICHEL F. L'ordre du discours［M］.Paris： Gallimard， 1971.

[2] 张一兵.从构序到祛序： 话语中暴力结构的解构： 福柯《话语的秩序》解读［J］.江海学刊， 2015（4）： 50-59.

[3] 胡春阳.话语分析： 传播研究的新路径［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 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5] 胡波. 年轻人为何动辄给自己贴上“社恐”标签［N］.中国青年报， 2020-09-11（08）.

[6] 佚名.社交新风·别解+反语： 一种网络新用法［EB/OL］.2023-10-22［2024-04-08］.

[7] 黄华.论“话语的秩序”： 福柯话语理论的一次重要转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6（2）： 90-92.

[8] 许宝强， 袁伟选.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9] 亨德森 ．害羞与社交焦虑症： CBT治疗与社交技能训练［M］.姜佟琳， 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10] 蔡骐， 赵嘉悦.作为标签与规训的隐喻： 对网络流行语“社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9）： 138-145.

[11] 佚名.其实我想当一名社交恐怖分子［EB/OL］.2022-03-28［2024-04-08］.

[12] 肖俊.从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看网络舆论带来的权力博弈［J］.新闻传播， 2013（3）： 113-114.

[13] 乔治·H·米德.心灵、 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14] 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15] 陈曦.“社交恐惧症”： 从疾病到网络热词［D］.杭州： 浙江大学， 2020.

[16] 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M］.王崑， 朱虹， 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7] 黄丹玮， 王帝.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N］.中国青年报， 2020-12-21（04）.

[18] 艾里希·弗洛姆.自我的追寻［M］.孙石，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9] 郑广怀， 朱苗.活在“硅笼”： 数字监视社会的基本逻辑［J］.新视野， 2022（1）： 115-121.

[20] PIERRE B.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 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2] 李欣， 刘汀芷.互联网空间的意义再生产： 对“打工人”概念的知识考古［J］.新闻大学， 2022（11）： 79-88.

[23] 王润泽， 常峥.网络热词的政治性调用： 一种政治传播的媒介化实践及其反思［J］.未来传播， 2022， 29（4）： 2-9.

[24] 张强.规训与抵抗： 福柯理论视域的网络话语研究［D］.沈阳： 辽宁大学， 2011.

[25] 赵丽瑾.以文艺批评话语反击网络暴力［J］.中国文艺评论， 2023（10）： 18-25.

[26]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7] 迪克· 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 胡疆锋，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8]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C］// 罗钢， 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基金资助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模式的新变(ZSD1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