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思维的学理性阐释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富含深刻的辩证思维，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 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辨和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文化建设实践为主要来源； 以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科学破解“四个之问”理论难题。对其辩证思维进行学理性研究旨在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辩证思维的科学内涵， 彰显其理论独特性、 真理性和时代性魅力。

Abstract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as rich and profound dialectical thinking. It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the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in the long-stand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r a hundred years. With the dialectical ideas of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gr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integration of party and people” and “integration of criticalness and constructiveness”， his cultural thought scientifically answers the theoretical problem of “the four question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is aim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better demonstrate its theoretical uniqueness， truthfulness and contemporaneity.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 辩证思想 / 马克思主义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 dialectical thinking / Marxism

国家之魂， 文以化之， 文以铸之。2023年10月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构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 确立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1］。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辩证观的运用， 他强调：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 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2］ 由此， 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辩证思维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思维进行学理性阐释， 主要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辩证思维的生成逻辑、 理论呈现和当代意蕴， 旨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分析， 深入把握理论“何以来” “以何立”到“为何立”的逻辑发展脉络， 力图在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基础上， 哲析其原创性理论的磅礴力量。

1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辩证思维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凭空而来， 是在继承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基础上， 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辨并结合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百年实践汇聚而成。其文化理论中的辩证思维既有历史传统的厚度， 又不乏现代文明的底蕴； 既有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 又不乏辩证思维的实践特质。三大理论来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石。

1.1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之源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 其理论体系的架构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批判吸收基础上得以呈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在他（黑格尔）那里， 辩证法是倒立着的。”^［3］22 马克思之所以说是“倒立着的”， 是因为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一种将意识与存在关系颠倒后的错觉。他认为“必须把它倒转过来， 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22。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转在文化理论领域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层面： 一方面， 马克思从文化本体论层面分析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597 通过语义学比较不难看出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社会意识与经济结构这对辩证发展的哲学范畴揭示了社会经济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规律的发现是马克思深入人类历史考察基础上的沉思， 颠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将人类历史抽象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的唯心主义思想禁锢， 破除历史“宿命论”神话。另一方面，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思想告诉我们： “人类的一切想象、 思维活动以及诸多精神交往， 无外乎就是人类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结果。”^［5］151 这表明文化来源于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实践活动。人们是在丰富多样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塑造自己的语言， 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 深化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反过来， 物质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理论再一次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 形成“实践-认识（文化）-再实践”的辩证实践文化观的理论公式。这种辩证实践观打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6］205的唯心主义窠臼。马克思将人类的劳动实践确立为扬弃异化， 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有效途径， 纠正黑格尔将异化的扬弃视为一种纯粹的思维活动的认识歧途。彻底解决自古希腊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迷思。从此将历史运动的主体深入到人和人的生产实践本质维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 一方面强调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供深厚的生长土壤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将马克思文化理论辩证法贯穿其理论体系始终。

1.2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辨为文脉之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 这一点也成为打通二者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 《易经》中六十四卦象的相辅相成、 刚柔相推中蕴涵着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萌芽； 《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7］377也表达了物极必反、 阴阳调和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的辩证思维。 《周易》中“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8］610的思想彰显了中华文明主动求变、 自我革新的发展辩证观。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精神所在、 气魄所在， 是体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9］， 这些辩证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实践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体现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10］344的民生情怀、 “和而不同”^［11］147的战略胸襟、 “俱收并蓄”^［12］90的世界韬略。 《荀子·王制》中提到：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13］105的君臣子民的辩证关系， 警醒各朝各代执政者不忘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才能安定天下。在这种重民思想的影响下， 孕育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14］307的仁爱之心。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贵和”的传统。 “礼之用， 和为贵”^［11］49， 但求“和”的同时不乏对其否定意义上的辩证思考，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11］20， 体现中华文明坚持以和为贵与和谐共生的辩证气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藏着中华文明绚烂夺目的文化色彩，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人情风俗和道德情操的生动体现， 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构建撑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辨的品质， 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

1.3 以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辩证实践为理论之本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用辩证的眼光领导革命、 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具有时代性、 创新性的文化建设理论， 主要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文化主体来看， 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从文化底色来看， 流淌着以红色精神和革命基因为特征的文化血脉； 从文化来源看， 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智慧滋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贯彻到文化建设实践中去， 提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5］708-709} 他认识到文化建设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将文化作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后， 他深刻思考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掀起“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高潮。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全新开启文化建设新路程。邓小平同志提出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坚持两手抓”^［16］707的大政方针， 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论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阐释了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 将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确立为衡量党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标准。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以及文化建设的和谐关系， 丰富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整体性继承党的文化建设实践探索， 提出“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的系统性文化建设方针，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发展。

毋庸置疑， 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练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浴血奋战和百年奋斗的征程中淬炼的宝贵文化经验， 继承了伟大建党精神、 革命精神， 发扬革命红色文化、 爱国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这种理论生成逻辑注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革命性、 先进性和党性底蕴。

综上所述，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个来源相互联系， 相互贯通。马克思主义文化是魂脉， 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 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依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文化根基， 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养的源泉；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再生再造和凝聚升华， 并在革命实践中得到熔铸”^［17］。三者具有赓续传承、 创新发展的关系， 共同构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实的理论基石。

2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辩证思维的理论呈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三大理论渊源的基础上， 形成了以“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科学回答“中国之问”、 以“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科学回答“世界之问”、 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科学回答“人民之问”、 以“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科学回答“时代之问”的辩证思维理论布局。

2.1 以“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科学回答“中国之问”

“中国之问”作为“四个之问”理解的逻辑起点， 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不同历史时期， 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 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谋断， 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投射到中国具体实践层面的伟大探索。

首先，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继承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具有社会构建性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产物。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9 这一重大判断， 正是根据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带动人民文化需求日益加深的矛盾关系作出的科学决断； 另一方面， 作为意识形态因素的文化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力量。在深刻洞察文化工作的政治影响力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9］ 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局性和根本性转变形势， 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力。这一系列文化建设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辩证规律。

其次，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阶级论的理论沿袭与实践。马克思认为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178， 资产阶级的文化始终站在被剥削、 被奴役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要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就要有自己阶级的文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使命。以文强国、 以文兴邦、 以文化人， 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民族繁荣发展的条件和推动人类解放事业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必经之路。

最后，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系统观的承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运用系统观念分析社会发展中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 以此揭示事物发展和运动规律。我们党自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提出“五位一体”的科学布局， 推进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 有力地证明了文化建设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前瞻性。其中以经济建设为根本， 以政治建设为保证， 以文化建设为灵魂， 以社会建设为条件，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才能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条件。在审视资本文明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将资本增殖侍奉为人类文明的永恒真理的西方世界只能培育出赤裸裸的拜物教迷信。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兴盛的经济发展才是健康的， 突出文化建设的灵魂作用才能形成经济富裕、 政治民主、 文化繁荣、 社会公平、 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精髓并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 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丰富理论内涵的循环上升的发展逻辑，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以“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举旗定向的“中国之问”。

2.2 以“主体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科学回答“世界之问”

面对世界各种文化在相互激荡中构成一幅机遇与挑战共生、 合作与博弈并存、 借鉴与冲突同在的世界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以家国天下的胸襟谋划人类文明发展， 以“主体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原则破解“世界之问”谜题。

首先， 文化多元性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化深入， 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日益频繁， 文化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西方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苦苦探索摆脱贫困道路的发展空白期乘虚而入， 吹捧文明“成分论”， 故意将自身美化为“文明国度”， 将其他非西方国家贬低为“野蛮人”的低劣民族， 从而顺理成章地实现从经济层面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层层把控。倒戈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寻求发家致富之道的发展中国家， 非但没有摆脱贫困之境， 反而失去自身独立性而成为任人宰割的附庸。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困境，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 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四个共同倡导”破译人类文明基因密码。谱写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0］的文明共赢思维， 达成世界文明多样性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统一， 文明传承与文明创新的辩证统一， 各民族文化特殊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展露出从关心本民族文明发展前景的人民情怀向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类情怀的理论升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决定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 “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证明现代化发展道路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各国要立足于本国国情， 发展本民族文化， 创造人类文明形态多样性， 探寻适合本国的现代化之路。

其次， 在文化互鉴中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定力？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课题。面对西方国家借助政治渗透、 经济扩张、 文化输出等途径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 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 凝聚力、 塑造力、 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1］。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 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于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的滋养， 经历了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大文明形态， 形成以儒释道为特征的文化意识形态， 以诗歌辞赋为主的文学样式， 以琴棋书画为艺术表达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样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是树立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而“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唯有对自身文化保持高度自信， 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出鲜明的主体性， 散发出独一无二的魅力”^［22］。因此， 习近平强调“盛世修文”^［23］， 通过对典籍的修订， 使古代先哲的智慧得以青史垂名， 后人在瞻仰民族文化的钟灵毓秀中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接受和认可， 由此树立强大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架构文化主体性的前提， 文化主体性要通过文化自信得以外显和强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守正”中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在“创新”中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 在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基因的谋篇布局中抒写辩证思维的理论特色。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密匙打开“世界之问”大门， 指引人类文明发展冲出迷雾走向光明， 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全球视野的战略胸襟， 为人类文明描绘了一幅和谐与共的文明新样态。

2.3 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科学回答“人民之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将这一重大决议投射到文化层面就反映了新时代“人民之问”的具体要求， 即人民在精神文化生活追求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如何回答“人民之问”是党治国理政和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

首先， 强调党对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符合正确的政治目标， 把握人民立场。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可以看出，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水深火热， 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这一丰功伟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九个坚持”的重要论述将“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放在突出位置， 深刻回答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到达新高度， 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指明了方向。 “十四个强调”的文化建设工作指导方针， 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党全面领导新征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求。

其次，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就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他提出的“明体达用”的方法论就是以人民性为最高原则的生动体现。他明确指出“明体达用”的“体”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建设宗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的百年经验一再表明， 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 做到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权为民所用才能永葆党性的青春， 这一宝贵的经验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精髓所在。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改革开放及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明确“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服务宗旨； 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革命誓言。这一切思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 共命运历史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视为党的主体依靠和价值旨归， 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决定了将人民性贯穿于文化实践的“用”。人心向背事关文化事业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 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0］ 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的主体理念。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24］70 文化建设的成效要由人民来决定， 必须把人民认可不认可、 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文化建设成果的最高标准， 让人民成为评价文化建设的评判员和创作者。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的、 玄奥的概念， 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止步于思想环节， 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5］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贯穿于文化建设工作始终。他提出的文化主体论、 文化自信论、 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无不以造福人民、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成为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189的人为己任。只有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出发创造的文明才是符合人的本性的， 而回归人的本质又是共产主义的最高追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明体达用”的辩证观实现了文化认识论与文化方法论的统一， 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群众的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科学地回答了文化建设“为了谁” “依靠谁” “由谁评判”等重大问题， 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实现了解答“人民之问”的理论创新。

2.4 以“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科学回答“时代之问”

当今世界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 “世界何处去， 人类怎么办”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洞察人类文明新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基础上， 提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沉着应对“时代之问”谜题。

首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批判性之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衍生的文明形态， 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塑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是建立在私有制剥削基础之上， 尽管“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4］36， 但西方文明始终走不出资本剥削劳动、 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怪圈。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871， 其血腥暴力、 贪婪成性、 妄自尊大的丑恶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惨遭西方列强蹂躏，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入侵、 割地赔款， 资本主义列强打着输送“文明”的旗号， 干的都是杀人放火、 烧杀抢掠的勾当。同样， 这也是其他亚非拉被殖民国家人民共同的血泪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 殖民、 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那种损人利己、 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20］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视野， 通过分析世界历史进程精准揭露资本文明中的“不文明面”， 将批判原则深入到历史本质的维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构新世界， 实现从“破”中“立”的辩证发展。

其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性之维。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决摒弃西方文明外壳掩盖的资本嗜血本性， 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的逻辑凌驾于资本逻辑； 坚持党的领导， 以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超越为“特殊群体”牟利的政治体制； 坚持“五个文明”协调统一， 以全面发展代替单向度畸形发育的发展观； 坚持包容开放， 以文明互鉴逾越文明冲突的狭隘文明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资本文明的批判性超越， 打破资本文明自反性限度， 纠正了“言现代性必看西方”的历史偏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 又是对现代文明创新性发展的独辟蹊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批判性和构建性相统一”的辩证观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预设， 是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可行性发展路径之后， 破解“时代之问”谜题的智慧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的局限性，为世界上希望加快发展、 追求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文化发展方案，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总之，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和批判性与构建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科学解答“四个之问”理论难题。其中“中国之问”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举旗定向的问题， 对其回答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实践观的运用； “世界之问”指涉人类文明未来方向问题， 对其回答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矛盾分析的理论原则； “人民之问”是关于党群关系的提问， 对其回答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唯物史观的贯彻； “时代之问”直指新时代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风险挑战， 对其回答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对“四个之问”的科学回答完整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辩证思维特征和理论创新。

3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辩证思维的当代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不同维度、 不同层面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问题， 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新高度， 拓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维度， 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向度。

3.1 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高度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发展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科学回答“四个之问”基础上，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首先，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两个结合”的提出集中体现了其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 “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尝试。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将中国具体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 因地制宜、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华民族大地上落地生根。 “第一个结合”达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崭新叙事。 “第二个结合”突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代化的理论特色， 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论与中国探索的方法论相结合的实践。 “第二个结合”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突出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脉的可行性进路， 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的辩证关系。 “两个结合”的提出， 科学阐释了“根”与“魂”的辩证统一关系。纠正了单纯将马克思主义“魂”的指导地位教条化、 神圣化的思想偏颇， 打破“抽离了扎根中华文化的’本体’， 从而消解了中华文化的主体特质和根本性”^［26］的理论窠臼。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魂”的作用滋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的角度推进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知建构上升到新层面。 “两个结合”思想辩证地揭示“培根铸魂”的辩证统一关系， 创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

其次， 促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代化新高度。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只要科学地认识、 准确地把握、 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27］235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基于新时代世情、 国情和党情深刻变化而作出的整体性部署和系统性回应。当今世界大国间博弈异常激烈， 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逆袭、 强权政治大行其道， 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该何去何从， 是每个国家亟须深刻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应世情之变， 在变局中立新局， “九个坚持” “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新时代党对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性认识和对文化建设工作新时代新问题的全局性把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文明倡议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张， 这一系列思想的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世界变局作出的深刻回应。

最后， 实现全党、 全国人民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达到历史新高度。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在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的创新性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 将文化自信推向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的核心地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 与时俱进、 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铸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人民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熔铸了中华儿女不畏艰险、 铁骨铮铮的精神气节。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 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 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触碰的底线原则。

3.2 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新维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体系完备的有机整体， 其丰富的理论内涵深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认识、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规律认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规律认识的新维度。

首先， 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认识规律新维度。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地位，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百年浴血奋战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 意识形态领域的把控远比经济建设困难得多。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必须先做好党的思想建设， 首先要“打造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 求实创新、 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28］， 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当前，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进行腐蚀渗透， 不乏有些人产生了崇洋媚外的思想变化。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甘愿充当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俘虏， 长此以往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立场坚定地锻造党的思想引领力，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文化思想上将执政党的精神境界引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19］， 将党的理论水平上升到事关党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上来， 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重要性的理论拔高。 “在当今社会， 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 生态虚无主义三种虚无主义形态来势汹汹， 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 为有效回击这三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29］， 保证了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建成具有高度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其次， 提升文化视阈下人的全面发展规律认识新维度。 “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 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 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6］184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人的本质复归意义上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吸收并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文化理论中人本学的价值取向。首先， 他强调“文化发展为了人民， 文化发展依靠人民， 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0］， 将人民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主体性地位。其次， 强调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旨在消除以“物的占有”单向度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探索一种更高的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窥破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与社会生产方式相关联的重要意义。 “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6］192才能将人从赤裸裸的唯灵论存在物中解放出来， 扬弃非道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因此，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指出： “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31］19 同时，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实现人的个体层面发展推升至共同体层面发展维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学说的思想藩篱， 进而达到人民情怀与人类情怀的合二为一。

最后，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阐释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坚持什么样的原则、 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等重大问题， 深化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 是指导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遵循和科学指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 文化建设工作布局有了明确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九个坚持”形成以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为统领， 七项国内举措和一项对外工作举措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为宣传思想工作适应传播格局新变化、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提供了系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32］。 “十四个强调”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突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中的战略地位。 “七个着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深入文化建设工作， 强调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角色，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两创”发展， 提出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要求。 “九个坚持” “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共同谱写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逻辑严谨、 科学辩证的有机统一体。始终以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为统领，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己任，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呈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本学理论向度、 系统思维的整体观念和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课题， 实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纵深发展。

3.3 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向度

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民族焕然新生， 开创中华文明的民族性与人类文明世界性共同体携手共进的文明新向度。

首先，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样态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新向度。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血雨腥风， 之所以能够在列强侵略、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金融危机、 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面前屹立不倒，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熔铸的文化底蕴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智慧构筑了经久不衰的文化基因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危机中涅槃重生， 从文明蒙尘、 人民蒙难， 走向文明复兴新征程， 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复兴伟业，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以文化助力， 以文明之炬照亮复兴之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提升，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1］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魂脉， 成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塑形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象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指示锚定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起点新方向上开展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根本任务与战略方向^［33］， 赋予民族文化世界化，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生机。

其次，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丰富人类文明发展新向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文化多元化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他提到：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 凝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 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34］ 世界各国多彩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明的绚丽多彩。我们要坚决抵制“文化霸权的争夺”^［35］， 破除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错误思想，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封闭自守， 也不能崇洋媚外，尊重文明多样性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要求。在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包容的姿态对待世界不同文明。这种提倡文明交流、 文明互鉴的主张彰显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类情怀和世界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倡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种的长处来丰富传统文化内涵，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既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 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为世界人民创造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提供中国方案。

4 结　语

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独特的理论品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上，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辨理念， 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孕育而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蓝图和科学指南， 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发展内在规律， 创造符合中国特色、 时代特色的现代文明样态， 不仅提升全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提升文化软实力， 构建文化强国， 更为世界人民提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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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态虚无主义批判(18BZX011)

2020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与规律研究(WZOO70220210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