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态正在经历着传播权利重构与公共话语空间转型的双重进程， 平台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
［1］在体育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重塑体育迷群的社交习惯， 又推动体育迷文化向饭圈文化的范式转移。 “饭圈”是指基于数字平台组织化运作的具有严明纪律、 明确分工、 行动力强的追星社群
［2］， 而体育饭圈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围绕赛事主体展开的符号生产活动、 情感动员与数据竞逐等文化实践行为
［3］。平台算法通过兴趣图谱将分散的体育迷群重组为可视化的数据集群， 并与商业资本联合促成体育偶像的消费符号转化， 使得弹幕评论互动、 购买代言、 图像应援等数字劳动
［4］成为体育迷群参与的主要方式。
然而， 算法的深度参与不仅在宏观层面重构赛事传播范式， 更在微观层面影响着体育迷群的认知图式与行为模式。个性化推荐促使具有孤立效应
［5］的体育迷群分化， 又因为过滤掉异质性内容
［6］， 将体育迷限制在偏狭的信息场域中。目前， 算法权力已高度渗透体育文化产业链， 大数据算法通过结构化规制作用于体育迷群的情感实践， 使得群体情感投射呈现算法驯化特征， 加速群体意见极化， 催生对立性身份认同形成， 围绕着竞技表现、 裁判判决、 赛事结果为议题的网络暴力话语滋生。此类暴力话语的常态化不仅消解着体育赛事公共领域的对话理性， 更侵蚀体育精神的价值根基。因此， 解析算法赋权下体育赛事的网络舆论暴力生成机制， 建构多元协同治理的路径， 成为维护体育文化生态的迫切课题。
1 文献综述
1.1 算法驱动下的网络舆论暴力
网络舆论暴力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 多数网民通过网络言语和现实行为对网络最新事态中的当事人表达非理性的基本一致意见， 从而造成人格侵权的不公正力量
［7］， 是一种兼具线上攻击和线下辱骂的双线行为。研究发现， 以大数据、 算法为核心的技术在宏观上从场边界消解维度和场边界再融合的维度重塑着舆论场边界， 并在微观上从智能功能延伸维度和智能功能性联结维度重塑着舆论形态
［8］。算法技术正在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决策（如工作、 贷款、 社会福利、 司法等）
［9］179-195， ［10］和新闻信息的生产
［11］中， 传统的信息传播交往形式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是单线的， 信息的获取与接受方式处于被动地位， 而在算法技术的影响下，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形态发生变化， 算法成为社会信息枢纽的新中介， 时刻掌握着信息的可见性
［12］， 而算法通过对网络信息进行标签化分发与推送， 使用户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趋于同质化， 进而加剧用户的认知偏见
［13］， 推动网络舆论走向极端化， 算法也因此成为网络暴力事件的幕后推手
［14］。
群体极化和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 网络舆论在算法的推动下能够迅速聚合，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压制少数意见， 强化多数意见
［15］。算法的运行实质上受到平台开发者的主观意愿、 经济资本、 数据偏差等因素的影响
［16］， 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改变了网络社群的联结方式， 通过趣缘共同体将弱势群体异化为“数字劳工”， 将其现实焦虑转化为可量化的情绪流量。只需一些小风小浪就能制造出声势浩大的“舆论广场”
［17］。在算法建构的拟态环境中， 情感动员优先于事实判断， 非理性表达获得算法赋权， 异见声音在网络舆论狂欢中被逐渐边缘化
［18］。
1.2 粉丝文化影响下的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
作为粉丝文化在体育领域的延伸， 体育迷群围绕着赛事主体展现出了强烈的身份认同
［19］。在算法驱动下技术中介影响着体育迷的信息认知框架， 同时潜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扭曲的风险。平台算法与商业资本利益共谋， 以参与式赋权为名完成了对迷群情感劳动的异化收编， 通过选择性放大赛事碎片激发迷群间的对抗性解读， 催化民族主义情绪
［20］， 实现流量数据指标。因此， 在媒介生态学视角下体育赛事传播仪式走向冲突性展现
［21］， 体育迷群非理性实践已成为了数字时代的社会侯症
［22］， 对体育赛事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近几年来， 学术界对于如何治理饭圈乱象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既有研究提出了包含价值引导、 技术治理等多维治理框架： 在价值维度倡导体育精神的价值理性回归
［23］与提升迷群主体意识。在技术维度认为以数据为驱动的算法治理成为各平台治理饭圈乱象的重要手段
［24］。美国学者伊莱·帕里泽提出平台可以通过设计“可证伪性”算法以增加用户发现兴趣之外信息的内容
［25］， 让大数据推荐兼具个性化与多样性。国内李宗耀等学者从信息处理技术的角度提出舆情检测工作模型
［26］， 有利于及时发现体育舆情危机并有效转化。从整体来看， 现有的研究深入探讨了算法与体育的深度融合， 以及算法治理饭圈乱象的可行性， 但是这些措施是否适用于体育网络环境， 仍需要进一步论证。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将从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出发提出三个研究问题：
RQ1： 在技术、 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是如何形成的？
RQ2： 在算法的驯化下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呈现出哪些传播特征？
RQ3： 如何构建政府、 平台、 迷群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治理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可行性措施有哪些？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为研究对象， 采用虚拟民族志（包括自我民族志）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选取国内主流社交平台（如微博、 抖音、 小红书等）作为网络田野， 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田野观察体育迷群的日常展演行为和观点态度（观察时间为2022年10月至2025年2月）。
鉴于微博是目前年轻体育迷群交流互动的主社区， 其中90后、 00后用户占比近八成， 本研究选取微博作为主要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 笔者通过自我民族志， 以创作者的身份发布乒乓球赛事内容与乒迷互动， 在民族志的过程中始终带着研究问题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与记录。为了更加深入、 全面地了解乒乓迷群的行为态度， 笔者就上述问题先后对20位乒迷进行深度访谈，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如
表 1 所示。
3 失衡的体育圈：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现状与成因
3.1 微博作为主场域： 乒乓球成为巴黎奥运会的热议焦点
2024年巴黎奥运会， 全民关注奥运和参与奥运观赛讨论的热情空前高涨。根据微博《巴黎奥运会观赛热点报告》公布的数据， 本届巴黎奥运会期间， “爆”款热搜频出不断， 其中乒乓球项目的热度在所有项目中稳居榜首， 比赛相关热搜高达1 435个（占比26%）， 如孙颖莎（8%）、 王楚钦（7%）、 樊振东（6%）、 马龙（4%）、 陈梦（3%）等乒乓球参赛选手受到了更多网友的关注，如
表 2 所示。热搜话题涵盖了赛事热点、 科普、 讨论、 情绪等类型， 围绕着运动员的讨论视角相较以往更为多元化。
研究如
图 1 所示， 巴黎奥运会期间围绕乒乓球项目展开的舆论焦点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 一是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与比赛结果。
其中“陈梦金牌”和“王楚钦男单爆冷出局” “球拍”是本次舆论关注的重点， 选手的竞技状态、 技术发挥、 心态调适以及伤病情况构成了舆论评价的核心要素， 被广泛讨论与剖析。二是赛事观众与体育迷群行为模式。具体而言， 乒迷对陈梦与孙颖莎的支持力度及热情展现出了显著的差异和偏见倾向， 女单金牌战后， 部分乒迷对孙颖莎的深切惋惜与高度追捧， 与双方运动员所遭受的恶意攻击形成了鲜明且强烈的对立态势。三是媒体报道导向与突发事件。媒体对乒乓球赛事的报道角度和报道倾向塑造着公众对比赛的认知框架和情感态度， “王楚钦球拍”作为最受关注的赛事焦点之一， 在事发瞬间便引发了舆论哗然， 媒体口迅速成为追踪事件后续的主要信息来源。
4.2 算法作为主推手：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成因分析
4.2.1 技术环境： 算法权力重构与体育舆论秩序失衡
算法技术通过社会信息权力结构的范式转移实现了网络主体—客体关系的权力让渡， 个体从传统意义上网络空间的“主体”转变为可被计算、 可预测且可控制的数字化客体
［27］151-160， 而掌握着算法设计权的商业主体则因此获得算法决策权力
［28］， 这反映了算法对人的主体性存在和发展的消解和异化
［29］。在体育传播场域中， 这种主体性异化现象尤为明显。研究表明， 体育内容的分化机制已超越个性化服务初衷， 异化为平台实现数据指标与商业化利益的操控工具。算法的自主决策边界不断扩展， 甚至在多数场景中超越了人工判断成为调配网络空间秩序的主要力量
［30］。为了更大程度地分化、 曝光体育内容， 算法推荐以情感动员策略持续激活体育迷群的对抗性情绪， 以话题曝光的流量逻辑裹挟体育迷群参与其中， 形成商业化价值变现闭环， 深刻揭示了工具理性与主体价值的结构性矛盾。对此受访者F8提到： “我和很多看球搭子都跟黑粉对峙过， 发现平台是会推流量的， 越是这样我们接收到的黑帖就越多。”受访者F5也提到： “我觉得微博上的极端言论很多， 哪怕我自主减少微博使用频率， 拉黑禁言， 还是一样， 我感觉失去了自我权利。”
此外， 平台借由“算法黑箱”加大对信息和用户的控制， 实质上形成布尔迪厄（Bourdieu P）所言的“象征性暴力”
［31］190-191， 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着公共话语， 同时以不透明和不可见的方式实时监控着用户的社交使用行为
［32］24-25。在巴黎奥运会周期期间， 为了给支持的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添砖加瓦， 体育迷群自发通过数字劳动生产赛事应援内容， 如微博打卡、 活跃话题、 制作视频， 支持代言等， 在社交空间展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但当赛事结果不如体育迷预期所至时， 如“王楚钦止步32强” “孙颖莎奥运银牌”， 乒迷的护短心理和排他情绪在赛后逐渐升级， 算法通过框架设定强化对抗性叙事。双方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最终引发舆论场域的结构性秩序失衡和公共讨论空间的崩解。
4.2.2 社会环境： 体育迷群民族情绪极化与道德缺失
在大型国际体育竞技场域中， 体育迷群间的群体极化
［33］会由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加持而进一步放大。已有研究发现算法在催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具有破坏性作用
［34］， 算法通过情感分析技术捕捉并放大民族主义情绪符码， 形成基于民族、 国家认同的对抗性话语框架。乒乓球项目基于历史因素形成的“国球”叙事， 使得中国球迷在中日、 中韩等国际对决中的民族情绪格外高涨。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针对日籍华裔选手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的竞技表现讨论引发了二元对立的话语建构： 一部分球迷能够兼顾技术理性和民族认同， 认为抛开国籍来说， 两位张本选手的竞技水平和体育精神值得肯定， 另一部分球迷则转向非理性的人身攻击， 认为中国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支持日籍选手。
此外，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生成机制还与社会教育的不足密切相关。体育迷群道德素质教育的缺失是导致体育舆论场秩序失衡的重要社会因素。信息消费的两极分化， 既有算法的参与， 也是个人主动选择过滤气泡的结果， 即人的作用与算法是一样多的
［35］92-95。青少年作为体育迷群的主力构成， 其道德认知体系尚未成型， 在心智尚未成熟之际便以爱之名加入“粉丝大战”中。学生时代的体育迷正处于偶像崇拜的阶段， 在算法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更容易陷入偶像崇拜的符号异化， 而由于过度神化运动员， 无法理性面对比赛输赢， 又呈现出显著的情绪化特征。受访者F3提到： “现在整个互联网的用户普遍偏低龄化， 他们还不能非常独立自主地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 容易听风就是雨。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 以及性格缺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2.3 媒介环境： 传统把关缺位与媒介伦理责任失范
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 把关人始终控制着信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流通
［36］。传统的媒介环境下把关主体和把关客体之间具有明晰的边界， 把关人被认为是创造和生产信息的唯一利益相关人， 而把关对象不具有生产和创造信息的能力， 只是被限定为单向的信息接收者
［37］。算法技术的迭代发展消解了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 形成了技术逻辑主导的新型把关机制。
“把关人”是控制和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 掌控着舆论的发展与走势。巴黎奥运会期间， 面对“选手失利事件”时， 非理性群体和媒体机构主动参与并制造了一系列衍生的冲突性话语斗争。针对“王楚钦球拍被踩断” “孙颖莎再度不敌陈梦遗憾夺银”等备受关注的舆论焦点， 广大球迷难以接受赛果， 他们深信运动员一定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才会在四年一度的奥运赛事中留下了遗憾， 因此失控的球迷转向无端指责选手、 教练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甚至编造并散播不实信息。由于把关机制的失效和情感机制诱发下的群体认知偏差， 围绕赛事结果的争议话题出现了事实判断让位于价值判断的倾向。受访者F6表示： “当你在浏览热搜内容时， 可能一秒钟就能收到数十条营销号跟风的视频， 他们正是利用了球迷对这个事情的激进情绪来获取曝光量。”
4 失控的迷群：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主要特征
4.1 遭受算法歧视： 信息围墙下的身份标签与偏见强化
算法歧视是指由于平台提前设定的算法逻辑存在着对目标群体进行标签化分类的程序， 进而人工智能在决策时实施不合理差别对待的行为， 形成系统性偏见。在体育传播场域中， 算法歧视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特定运动员或者球队内容进行选择性偏好推荐， 二是对体育迷群进行过度简化的身份标签化。传统意义上的体育爱好者身份属性划分为“体育迷”与“全国观众”两类， 区分标准为是否对体育项目具有特定消遣的狂热兴趣
［38］。然而在粉丝文化与体育文化的深度碰撞下， 当代体育迷群的行为模式更带有“追星色彩”
［39］175-240， 其身份认同出现了新的认知与标准，如
表 3所示。
事实上， 体育迷群的身份属性是存在动态变化的， 但是算法推荐通过降维处理将体育迷群强制纳入单一的分类体系中， 这种技术暴力加剧着体育迷群的认知隔阂， 深化偏见与歧视。受访者M5表示： “早在里约周期时， 张继科的粉丝与马龙的粉丝之间就水火不容， 我当时就是因为张继科的粉丝攻击谩骂马龙， 我才慢慢对张继科这位运动员无感的。我会因为粉丝行为， 不会再去喜欢一个运动员。”实质上， 群体边界的强化是平台资本实现商业利益诉求的技术手段， 体育迷群在主观认知层面自发的“争议声讨”行为， 客观上早已成为算法操控的具身实践。平台为体育迷群构建的“参与式幻觉”， 不仅使体育网络舆论场沦为算法歧视与群体极化的共生空间， 更让体育迷群成为算法操控的网络舆论战下的牺牲品。
4.2 进入算法茧房： 信息筛选下的群体规训与情绪操控
在算法网络监视与信息茧房等控制下， 网络社交空间演变为“算法规训”的现实映射。由于长期处于算法规训的“信息茧房”中， 体育迷群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被不断扼杀， 这种认知窄化对体育网络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算法的行为追踪能够精准识别到用户对特定运动员的关注情况， 当体育迷长期支持某一运动员或球队时， 算法会持续地定向推送针对性内容， 一方面固化体育迷的单一认知框架， 另一方面建构起迷群间的社交边界。受访者M5表示： “其实不喜欢王楚钦的运动员也就那么几个， 但是你会发现全网都是， 我认为是其他人的粉丝或者是营销号买了黑帖黑他， 目的就是要保持他的争议性。”
相似观点的体育迷经过算法推荐聚集起来， 形成舆论孤岛， 产生显著的“回音室”效果
［40］， 部分体育迷倾向于认为个人项目更能彰显运动员的竞技实力与荣誉价值。这种观点与足球、 篮球等团体作战的球类项目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更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基于项目差异所形成的球迷文化差异， 会在算法的干预下影响着体育迷群间竞争性认同观念的形成。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金牌赛时， 孙颖莎与陈梦在竞技场上展开激烈对决， 各自的迷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持续升级。随着奥运冠军决出， 冲突性内容开始大幅度增加， 此时即使平台意识到舆论秩序失控并着手管控， 迷群的规模效应也可在短时间内实现对舆论场的定向干预。受访者M1表示： “他们非常团结， 作为粉丝群体， 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存在着利用他们集合起来的力量， 产生的话语去改变舆论的可能。”
4.3 陷入算法逻辑： 信息陷阱下的内容偏颇与谣言扩散
网络舆论的跨时空扩散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呈现出高速传播效能
［41］， 算法逻辑定义了平台的构建机制， 对体育迷群产生了新的社会控制能力
［42］。具体而言， 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 抖音等）依托算法实现对体育迷群的三重操控： 一是通过话题热度排序引导体育迷群将注意力向预设议题（如赛事热点、 运动员动态等）集中； 二是建立流量博弈规则， 使体育迷群通过策略性地买热搜、 带话题来争夺体育话语的可见性； 三是利用情感分析技术将体育迷群的互动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资本指标。
然而， 当算法过度追求量化指标来判断体育迷群的行为和情绪反应时， 会陷入“参与度悖论”， 反而训练出具有偏颇的信息筛选模型。涉及运动员隐私（如伤病细节）和道德争议（如私生活传闻）等内容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 但是也是最重要混杂虚假信息， 并被机器批量生产推送的部分。大众出于猎奇心自然对泛化信息有较高的关注度， 相比于记者的专题报道， 体育迷群更容易相信机器批量生产的混合内容
［43］。而体育迷群基于混合、 片面信息所作出的推断， 就是谣言的初始阶段
［44］， 在算法的推送下极易造成大众对内容的认知偏差与谣言扩散。受访者M5表示： “尽管过去在里约周期， 马龙和张继科的粉丝也会通过百度、 头条、 贴吧等平台去引战， 但还是会从竞技技术去争论。但是现在球迷粉丝争论的都是意见， 甚至上升到了家人、 私生活等竞技之外的事情。新媒体的发展对我们看比赛、 理解比赛规则和了解赛果提供了很大捷径， 但是我认为广大粉丝球迷使用新媒体平台的目的出现了偏差。”
5 成为算法的主人：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治理对策
5.1 主体规制： 构建体育乱象专项治理框架
网络平台作为体育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 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着体育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当前， 体育网络舆论暴力的治理不能依靠单一主体， 需要整合其他政府、 技术部门等多元主体的力量进行协同治理。
首先， 平台需要创新专项治理框架来提升治理效能， 将责任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干预。巴黎奥运会后， “体育饭圈乱象”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微博、 抖音、 小红书等主流平台积极响应国家网络清朗行动， 在平台治理的算法决策层面表现出较强的同构性
［45］。通过开展体育饭圈专项治理行动对奥运期间的侮辱、 非法传播隐私、 造谣、 煽动等各类违规行为实施分类管控。各平台纷纷发布关于体育饭圈乱象的治理公示， 推出更完善的举报、 一键防护、 网暴预警功能， 并定期加大站内巡视， 邀请广大用户携手共治， 共同维护体育网络清朗空间。此外， 运动员群体的正向引导对平台专项治理形成重要补充， 潘展乐、 郑钦文等明星选手主动解散微博粉丝群， 王昶、 樊振东、 何济霆等人发布理性观赛倡议， 既发挥了平台的技术优势， 又激活了体育明星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 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打通体育、 技术等部门的数据壁垒。治理“体育饭圈乱象”是一场不容懈怠的持久战。近年来， 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多次召开会议， 明确提到治理体育饭圈乱象需要多部门协同赋能。早在2022年， 国际层面在体育舆论生态治理的优秀案例证明了跨部门治理与工具创新是破解体育网络舆论暴力碎片化“困局”的关键。为了精准打击种族歧视、 侮骂等体育仇恨言论， 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共同发起了“打击体育仇恨言论”项目， 整合多部门资源制定打击策略， 欧盟反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ECRI）通过技术工具采集言论数据对运动员的舆论环境进行实时监测， 取得一定成效。
最后， 建立人机共审范式， 将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于赛事监管中。大型语言模型能够识别文本背后的感受与意图， 在人工智能与网络暴力交杂的舆论空间里能够帮助网暴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体育界已有不少应用先例， 威胁矩阵（Threat Matrix）是一项由英国人工智能公司Signify Group开发的可用以监控球员在社交媒体平台收到的辱骂和威胁的专业服务。2024年初， 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联合三大国际网球组织推出打击网络暴力的服务， 将该系统覆盖所有相关的国际网球赛事以及参赛球员。国际奥委会为此训练了一款名为Threat Matrix的系统， 能够识别超过35种语言的海量文本并理解不同语言和地区细微的含义差别。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Threat Matrix与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和X合作， 针对性地识别对运动员、 随行人员和官员的辱骂、 歧视等有害评言论。
5.2 媒介治理： 打造人机协作内容生产模式
人工智能与信息生产、 分发的深度融合促使着平台、 记者、 用户与机器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目前， 平台上的内容生产主要有机器生产、 媒体生产和用户生产三种形式。互联网体育内容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用户对体育生态的认知， 因此治理体育网络生态， 体育内容治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其一， 通过算法托举多元叙事， 丰富体育新闻报道议题。在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机制下， 平台热点运营和媒体报道需要通过技术干预来打破“唯金牌论”的流量逻辑， 为广大体育观众呈现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体育叙事框架。与过往的奥运报道框架相比， 本届奥运主流媒体对小众项目、 群众参与、 体育精神和理性观赛等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各平台热榜上出现了许多金牌以外的人文故事。 “去流量中心化”算法推荐策略纠正传统推荐机制对竞技成绩的过度聚焦， 让金牌以外的故事通过智能分发获得更多关注。
其二， 鼓励参与式内容生产， 挖掘优质创作者给予扶持。如今， 用户生成内容（UGC）与专业生产内容（PGC）的协同创新正在重塑着体育传播生态， 为体育内容生产带来新的力量。为了鼓励体育达人持续地生产优质内容， 抖音、 小红书等主流平台通过给予创作指导和专属流量扶持与不同类型的创作者建联。以小红书为例， 2024年底发起“2024动的都懂”年终总结话题活动， 吸引了超130万人次参与， 浏览量突破4亿人次。平台与创作者的双向输出助力优质体育内容生态全面开花， 能够有效应对算法偏见导致的叙事窄化。
其三， 提高记者与机器混合协作的生产质量， 重视新闻伦理规范的培养。机器参与体育新闻报道已成为常态， 能够以低成本高生产的优势为体育新闻业带来巨大的劳动力解放
［46］。人工智能与真人记者的混合写作是一种综合互补的工作模式， 让机器处理如比赛赛果、 比赛数据、 赛程安排等标准化体育内容， 让个别记者专注于深度、 调查性报道以挖掘更有价值的体育人文内容， 既能保证内容生产效率， 也能满足体育受众精神层面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 机器与人类之间的新闻报道责任边界需要明晰， 以此规避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风险。
5.3 素质教育： 引导体育迷群认知回归理性
如今， 体育文化与饭圈文化正处于强烈的交融碰撞阶段。对体育迷群实施素质教育， 是破解算法社会体育传播异化的关键举措。因此， 引导体育迷群回归理性与和谐势在必行。
首先， 创建普法教育内容推荐池。以抖音为例， 抖音2024年体育运动潮流趋势报告显示， 18岁-23岁的年轻群众在体育内容生态领域展现出最显著的活跃度、 影响力特征。这个年龄群普遍是在校大学生， 处于学生与社会人士身份转变的关键阶段， 因此普法教育十分重要。利用算法推荐将普法教育渗透在日常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 能够在无形中逐渐培养体育迷群辨别信息真伪、 评估信息价值的能力， 引导体育迷养成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的习惯， 形成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行为的自我约束意识， 让竞技体育在和谐理性的讨论声中进步。
其次， 将体育精神纳入思想教育案例， 推动体育进校园。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游泳运动员张雨霏提到要让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 加强青少年体教融合。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奥运健儿代表进校园与学生交流分享成为了中国体育精神输出的重要方式， 学生在校园里能够近距离与奥运代表交流， 切身感受体育的魅力， 将运动员的成长故事内化于心， 增强抗挫折能力与对体育内核的认同感。
最后， 响应全民健身计划， 鼓励体育迷走进运动场。想要对一项运动有更全面的了解， 光看比赛是不够的， 当体育迷从观众席走向运动场开始学习、 训练一个项目时， 才是对这个项目有更深刻认识的开始。随着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网球女子金牌， 中国网球迎来了新的热度。不仅媒体加大了网球赛事的报道宣传， 不少体育迷也因此走进网球场成为业余爱好者， 了解网球规则， 学习网球技术。当体育迷拥有了运动员视角的体验时， 也更能以理性的心态面对比赛输赢和判断比赛价值， 从而有效规避网络极端言论对其造成影响。
6 结 语
算法技术的发展在为体育迷群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的同时， 也在体育场域催生了网络舆论暴力治理的新课题。算法的深度参与让体育迷群获得了新的观赛体验与互动机会， 但随之而来的体育舆论乱象对体育观赛个体、 体育内容产业甚至是整个体育文化生态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需要各方重视并及时干预。
正如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所言， 机器本身不应该被视为目的， 而应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 成为人类机械系统中的一部分
［47］505-506。技术为体育迷群带来新的观赛互动的同时， 也存在着效率提升与伦理失范的悖论。本研究揭示， 体育赛事网络舆论暴力的生成与体育观赛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息息相关， 阻碍着体育精神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发展。在大数据推荐的影响下， 相似观点的体育受众迅速聚合成高度同质化的体育迷群， 表现出显著的排他性。体育饭圈乱象实质上是技术逻辑对体育文化场域的殖民， 从个体认知异化到产业生态扭曲， 构成了复杂的体育舆论生态治理挑战， 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应对的难题。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法制的日益完善， 我们有理由相信， 智能传播将会为我们找到一个体育文化与饭圈文化交融的平衡点， 在保障体育用户的信息权益和网络安全的基础上， 营造一个安全、 有序、 和谐的体育网络舆论环境， 促进体育文化生态更长远持续地发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机制研究(21VMZ004)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1108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