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限度与效度

Limits and Validity of Labour Emancip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摘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虽非以劳动解放为初衷， 却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 在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提升了劳动者自觉、 自愿、 自主支配劳动的可能性。但人工智能通过研发、 辅助、 替代和隐性非物质劳动重塑劳动过程， 压缩了活劳动空间， 重构了剩余价值创造路径， 催生出新型异化劳动， 加剧了劳动解放的困境。人工智能推动一般智力向集体智力转化， 开源社区等协作模式对资本的智力垄断形成抵抗， 为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提供可能， 但协作模式难以在根本上突破资本对技术的掌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制度和价值导向， 为劳动解放提供全新实践场域， 通过“以人民为中心”和新型举国体制破解技术异化困境， 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编织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新图景。

Abstrac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is not initially aimed at labour emancipation， i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technological preparations for it， and enhanc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workers to consciously， voluntarily， and autonomously dispose of their labour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production. However， AI reshapes the labour process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ubstitution and implicit immaterial labour， compressing the space for living labour， reconfiguring the path of surplus value creation， giving rise to a new type of alienated labour， and exacerbating the dilemma of labour emancipation. AI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into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collaboration models such as open-source communities resist the intellectual monopoly of capital，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for workers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collaboration models to fundamentally break through capital’s control of technolog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its unique system and value orientation， provides a brand new practice field for labour liberation， solves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rough “people-centered” and a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promot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destiny for humanity， thus weaving a new scenario of labour liberation in the era of AI.

关键词

人工智能 / 劳动解放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集体智力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labour emancipation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技术进步与劳动解放之间始终呈现出矛盾性的张力。从蒸汽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信息时代， 每一次技术的跃迁都使“劳动解放”这一议题重新焕发活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 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1］527 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新， 都是对处于落后劳动方式中的人们的进一步解放。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 技术进步的“解放性能”与资本增殖的“潜在意图”却始终存在冲突。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 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是劳动解放的催化剂， 还是劳动异化的升级载体？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限度和效度边界何在？

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具有解放和异化的双重路向， 人工智能一方面减轻了劳动负担，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劳动解放准备了生产力条件； 另一方面又迫使人被机器奴役， 表现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和强制^［2-3］。人工智能的技术内核蕴含着推动劳动解放的潜能和指向，为劳动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但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产生了新形态的异化劳动， 为劳动解放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

1 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的限度

在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技术图景下， 高度发达的机器体系通过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 演化出超越传统机器范式的“自动化”“自主化”人工智能机器体系。学界普遍认为， 数据、 算法和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要素”。然而，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定义， 却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部涉及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 但官方却并未对人工智能做出严格且明确的定义， 大多只能基于其技术特性和应用场景给出笼统性的定义。从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看， 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 科技人员通过“人工智能科学”对智能系统进行研发， 可形成“人工智能产业”、 制造“人工智能产品”； 从概念内涵出发， 人工智能是依托算力基础， 通过算法处理输入的数据， 模拟人类某种理性功能， 并在目标约束下反馈修正， 最终输出结果， 完成预设任务的信息系统； 从其概念外延出发， 人工智能既包括软硬件兼具的“智能机器人”， 也包括单纯的“智能系统”或“智能体”^［4］。马克思认为， 劳动解放的核心是使人从异化劳动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关系中挣脱出来， 使劳动从被迫的、 受支配的“谋生手段”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使人获得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 从而实现“自由劳动与自由个性的统一”^［5］。因此， 劳动解放的实现蕴含着双重解放逻辑的辩证融合： 一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 消灭部分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 扬弃异化劳动， 使“劳动获得无束缚的存在”^［6］， 回归于人自身， 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 二是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依靠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裕的自由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勃兴， 在双重解放逻辑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技术潜能， 为劳动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

人工智能技术为劳动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 但首先需要阐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劳动解放工具的可能性究竟何在。马克思认为， 技术的进步具有双重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7］580。马克思首先批判地指出， 机器的应用一方面能减少工人劳动量并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科学技术却因被资本垄断并臣服于剥削逻辑， 成为资本压制工人的工具。因此， 在资本应用逻辑中， “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 都使工人畸形发展， 成为局部的人”^［8］743。与此同时， 马克思又认为， 这种资本应用生产的历史趋势必然“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因为资本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9］465。尽管马克思反对资本逻辑的生产原则， 但它却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同时， 为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 更有利于个体潜能的发挥。所以，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生： 一方面， 从资本逻辑的剥削本质出发， 马克思曾指出， “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 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 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 资本才采用机器”^［10］192。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机器体系的最高级形态， 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既定的工作日长度内， 它能有效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为资本增加剩余价值。在这一视角下， 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其初衷是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 并非为了解放劳动。另一方面，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 人工智能技术内核又蕴含着推动劳动解放的巨大潜能和指向。通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大幅度减少必要劳动时间， 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 为人类摆脱生存束缚提供了可能， 也为生产者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 人工智能在劳动解放层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技术潜能， 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成为劳动解放工具的潜力， 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向劳动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物质生产领域， 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生产体系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变革， 压缩了资本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的空间， 提高了“劳动获得无束缚的存在”， 扬弃异化劳动与“自觉”支配自己劳动的可能。一方面， 劳动所受的“束缚”， 从根本上讲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性质”^［5］。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 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使劳动有可能从被迫谋生的手段， 转成为满足新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自觉”劳动。马克思认为，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8］698。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 通过提升生产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等， 显著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财富的积累， 使人类的发展重心从“谋生”转向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物质的丰裕使劳动者个体有了摆脱为生存而劳动的异化状态的可能。

在非物质生产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所创造的时间盈余和生产力的飞跃， 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新空间， 进一步提高了人“自愿”“自主”支配自己劳动的可能性。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本质上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 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 “生产者也改变着， 他炼出新的品质， 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 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造成新的交往方式， 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0］145。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要求生产者具有更高的智力水平和教育水平， 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 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不断地练就出新的品格和本领， 积累新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型的劳动模式， 使“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11］311， 这样， 传统的“奴役式”劳动就逐步转化为兼具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意义的劳动形式， 使劳动有可能变为“自愿”性劳动， 使“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1］311。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 减少了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 压缩了必要劳动时间， 创造了更多自由时间。尽管资本的本意是为了使“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0］199， 但客观上， 其仍然成为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 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 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0］199。在时间维度上， 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使劳动有可能变成“自主”性劳动， 让人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1］537。

综上， 无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还是在非物质生产领域， 人工智能都能使劳动实现有限度的解放， 但尚不足以实现劳动的彻底解放。在资本应用下， 人工智能既被用来加强剩余价值的抽取， 也为劳动者争取更大发展空间提供了技术基础。所以从历史辩证的视角看， 人工智能技术虽然本身蕴含着劳动解放的潜能， 但在现阶段， 它更多地承担着为劳动解放提供必要技术准备和物质条件的任务， 而非直接实现劳动的全面解放。

2 人工智能重塑劳动： 劳动解放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物质与非物质生产领域为劳动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和物质条件， 然而人工智能以多重方式融入、 渗透并重塑着劳动者的劳动过程， 也为劳动解放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融入劳动过程可以分为四种形式： 研究开发人工智能的劳动、 借助人工智能开展的劳动、 由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和隐蔽于人工智能中的非物质劳动。在资本应用下， 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但其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效能， 使得劳动解放在实践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与挑战。人工智能在研发、 辅助、 替代以及隐性非物质劳动等不同层面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也引发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代替以及剩余劳动时间无限延长等问题。

人工智能机器体系的产生， 验证了马克思对于自动机器体系的预言。 “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 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 或者更确切些说， 是自动的机器体系。”^［10］184 “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中介要素， 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 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8］209。马克思将劳动资料分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 而前者“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8］210。在智能时代， 智能机器和智能技术则充当了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8］210。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数据-算法-算力”的技术框架。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动力“燃料”， 是存储和处理信息的基本载体；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大脑”， 决定了如何处理数据、 如何进行推理和决策； 算力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动力”， 能够支持人工智能快速处理海量数据、 执行复杂算法。基于人工智能三要素， 生成了一系列智能技术、 智能模型、 智能系统、 智能体等智能产品， 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也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逐渐融合， 赋能工业、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交通业等各行各业呈现新的业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能力边界的持续拓展， 使其深度融入了劳动过程之中， 改变了劳动者角色地位的同时， 也重塑了劳动的具体过程。

第一， 研究开发人工智能的劳动使生产资料越来越不被劳动者所占有。在数字时代， 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 塑形着社会经济形态向着“数字化”方向不断迈进， 数据成为了新型的生产资料， 平台资本也成为了人工智能时代新的资本剥削形态。随着研究开发人工智能的劳动的不断增加， 产生了大量的人工智能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为了获得这些人工智能产品与应用的服务， 用户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个人信息， 将使用智能应用产生的数据等信息交付给平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平台掌握了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 并且对数据生产资料的垄断日益增加， 数字资本家和平台通过技术的绝对优势， 充分攫取用户的原始数据， “通过设置‘围栏’等进入壁垒垄断数据耕地， 抢夺数据‘地盘’， 从而实现‘数字圈地’”^［12］， “平台资本通过对数据生产劳动、 数据加工劳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服务劳动的剥削获取剩余价值”^［13］。作为人工智能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体化的科技人员和作为数据生产者的普通用户， 却丧失了对于数据生产资料的掌控。因此， 在私有制下， 研究人员为数字资本家开发人工智能产品和迭代升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 造成了新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进一步分离， 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越降低， 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愈集中。

第二， 借助人工智能开展的劳动使劳动者主体性逐渐消解、 机器附属物逐渐生成。 在马克思看来， “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 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 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8］438。当劳动资料呈现出自动机器体系这一最后形态时， “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0］184， “是没有意识的、 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 有意识的附属物”^［14］155。人工智能的引入改变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人工智能机器区别于传统机器， 它具有更强的自主学习、 自主决策与自主优化能力， 以及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工业社会和自动化社会中的生产机器不具有“意识”， 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仍然依赖人工的干预和改进， 在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中， 劳动者直接参与生产活动，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而人工智能机器虽然不具有“意识”， 但却能通过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等先进技术， 呈现出一定的“意识”现象， 能够模拟人类的理性“意识”， 自主分析数据、 优化操作， 实现更高效、 更精准的生产， 而不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指导。所以人工智能机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对于自动机器体系的判断。在人工智能机器辅助生产的过程中， 一方面， 劳动者虽具有意识和思维， 但却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性， 无需进行独立决策和判断， 甚至受到人工智能的指导和监控， 成为机器彻底的附属物； 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机器也逐渐突破无意识边界， 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体， 使劳动者失去自主性劳动的同时， 也失去了自由意志。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 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 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8］486-487} 人工智能机器辅助劳动虽减轻了劳动者的劳动压力， 但在马克思看来， 这也成为另一种折磨人的手段， 因为它并没有使工人摆脱异化劳动， 而是在劳动者主体性消解的同时， 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 变得更加碎片化。

第三， 由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代替和转移。马克思指出： “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 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10］111这意味着活劳动就是劳动者的活生生的劳动， 是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脑力和体力消耗， 是劳动者自己的生命表现和感性活动。而与活劳动相对应的， 则是死劳动、 物化劳动或对象化劳动。 “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 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 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8］487所以死劳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过去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资料。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 “资本在它不使用活劳动的期间， 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本身当然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15］64。活劳动能“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 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10］110， 死劳动必须依靠活劳动的驱动， 才能发挥作用， 通过活劳动改变自身的形式， 凝结为新的使用价值， 并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与应用， 改变了传统的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 使得大量“活劳动”被“死劳动”所取代。在马克思所指意义上， 人工智能机器仍然是过去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 是“死劳动”的形式。然而， 人工智能机器却不再是单纯的“死劳动”， 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原来的活劳动才具有的能力， 虽然其作为固定资本不能像活劳动一样创造剩余价值， 但它能不通过活劳动的支配， 就将自身的价值过渡到所生产的产品中， 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在此过程中， 人工智能机器脱离了活劳动， 成为生产的主体， 更多的劳动者也被机器所取代而退出劳动的具体过程。

第四， 隐蔽于人工智能中的非物质劳动使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无限延长。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 依托于工厂制的空间规训，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空间通常受到严格限制。而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使劳动剥削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通过“去劳动关系化”实现了资本家对于数字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马克思曾指出， 机器的使用是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 “在资本统治下使用机器不会缩短劳动时间， 而会延长劳动。它所缩短的是必要劳动， 而不是资本家所必需的劳动”^［15］235。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 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 但资本的不变趋势是将“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0］199。因此， 当人工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机器、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算法， 以及数据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时， 就催生出以“技术剥削”为特征的新型剩余价值抽取方式。智能技术和智能应用的普及， 带来了非物质性的劳动， 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边界变得模糊， 使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智能技术吸引用户将大量时间投入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在线活动中， 并不断地产生数据和信息等使用足迹。这些活动看似是个人的娱乐与休闲活动， 本质上却是资本家对于数字劳动者的隐蔽剥削。因为数字劳动者的非物质性劳动所产生的新的数据、 信息等新型生产资料， 使得资本家能够在劳动者的非工作时间内获取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种剥削的隐蔽性， 用户无意识地成为了数字劳动者， 并且处于被资本家剥削的状态之下， 在非物质劳动中无限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全方位渗透， 本质上是资本借助数字技术重构剩余价值剥削形态并加深或产生新的异化劳动的过程， “直接导致劳动者面临着比传统生产劳动更为严重的异化问题”^［16］。研究开发人工智能的劳动成为新型异化的起点， 智能算法和技术等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占有， 其产生的生产资料也与劳动者愈加分离， 形成了数字时代的脑力劳动异化； 借助人工智能开展的劳动重构了传统剥削关系， 表面上解放了劳动者的“肌肉组织”， 实际却通过算法规训深化了精神和意志剥削； 由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 减少了活劳动的作用范围， 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异化； 而隐蔽于人工智能中的非物质劳动， 打破了活劳动的生理界限， 带来了更隐蔽的剥削形式。人工智能扮演了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 虽然它并没有使“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8］438， 但人工智能以更隐蔽、 更彻底的方式实现了对劳动过程和劳动者主体的双重占领， 以其独特的“魔力”重塑了劳动的具体形态， 既压缩了活劳动的存在空间、 转化了活劳动的在场形态， 又重构了剩余价值的创造路径， 产生了智能时代新形态异化劳动的同时， 又不断为劳动解放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但同时， 劳动解放也不能通过抵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 而是需要将人工智能等持续进步的科学技术从资本逻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使之转变为推动劳动解放的有效工具， 切实促进劳动解放的实现。

3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现实求索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有效的劳动解放， 取决于社会主体对技术应用方向的历史性选择。在私有制框架下， 人工智能是资本剥削的有力武器， 若技术主权回归劳动者共同体所有， 则可能转化为突破异化的革命性力量。当前， 开源社区等一系列的劳动者协作模式， 正演绎着一般智力向集体智力转化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以其独特的制度与价值导向， 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提供了全新实践场域， 探寻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可能范式， 在辩证运动中构建劳动解放的文明图景。

3.1 技术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困境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 不具备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历史经验表明， 每一次技术工具的革新， 都曾对劳动方式、 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技术的转变是劳动解放中的关键一环， 技术虽是一种生产工具， 但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具有推动劳动解放、 改造旧有生产关系的潜力。工业革命时期， 蒸汽机和纺织机械的发明使用标志着人类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 第二次工业革命借助电力和自动化技术， 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使工人得以减轻繁重的劳动。智能时代， 为了模拟人的“智能”状态而产生的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技术成果， 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10］198， 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10］198， 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其本身也不预设价值倾向。

然而，技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必然遭遇系统性扭曲。技术本身不预设价值倾向， 源于其物理构造与科学原理的特征——正如蒸汽机的热力学效率不受工厂制影响， 深度学习的数字本质亦不因开发者立场而改变。但当技术被嵌入资本主义框架下， 其应用逻辑必然遵循资本增殖的强制性法则。在人工智能时代， 这体现在技术与算法实践的深刻悖论。资本家通过数据垄断与算法私有化， 将其潜在目的通过算法施加到使用者身上， 使人工智能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资本家手中“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8］501， 只不过镇压形式从蒸汽时代的物理规训升级为智能时代的算法规训。技术在资本逻辑下陷入异化困境， 算法则成为“数字泰勒制”的规训工具。

因此， 人工智能时代， 能否有效实现其解放潜能， 取决于人工智能由谁控制， 取决于社会主体对技术应用方向的历史性选择， 取决于把它当做一种统治工具还是解放力量。当技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技术便被异化为统治工具； 若技术主权回归劳动者共同体， 则可能转化为突破异化的革命性力量。本来被少数人用来统治多数人的工具， 应当轮到所有人来使用， 成为解放的力量。当人工智能技术算法开发由劳动者共同决策、 数据资源由劳动者共同体共享时， 人工智能就有可能从“资本增殖的加速器”转化为“自由时间的发生器”， 人工智能蕴含的解放力量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的桎梏。

3.2 人工智能助力一般智力超越资本自我增殖逻辑

技术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 本质上是人类一般智力的客观化呈现。马克思曾指出：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 一般社会知识， 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0］198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一般智力被物化成为机器的形态， 而机器又被资本所垄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 一般智力逐渐发生结构性改变， 其存在形态与资本控制之间呈现出新的张力——一般智力的物化过程突破了传统生产场域的空间限制， 逐步以数据、 算法、 智能技术等非物质实体的形态出现， 蕴含着一般智力转化为集体智力的潜力， 其中集体智力表现为劳动者共同体内部的智力合作与共享， 呈现出相对独立于资本意志的趋势， 使技术主权回归劳动者共同体成为可能， 支撑起反抗资本统治的实践。

当前， 资本通过专利制度、 数据圈地等垄断手段， 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继续纳入私有的轨道， 并形成“数字地租”这一新型的地租形式。但是， 人工智能时代一般智力却并没有被资本完全吞没， 反而展现出超越资本掌控、 转化为集体智力的潜能。在马克思看来， 一般智力的物化过程始终与资本逻辑紧密交织。传统工业社会， 一般智力通过机器体系的物质形态被固定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劳动者被迫与凝结自身知识成果的生产资料相异化。而在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 算法、 模型等非物质实体成为知识物化的新载体， 资本增殖也主要依赖于劳动者的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化的形态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 使知识生产从封闭的工厂车间转向开放的协作网络， 因此一般智力也就有可能被体现为劳动者共同体内部的智力合作， 使集体智力的生成成为可能。一般智力向集体智力的转化， 根植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运动。一般智力一旦被体现为劳动者共同体内部的智力合作， 就超越了资本的自我增殖逻辑， 赋予了知识以合作和社会化的特征。

事实上，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垄断也正在遭遇集体智力的抵抗。作为人工智能时代资本增殖工具的算法和模型， 需要不断吸收用户数据等社会化的智力成果， 依托平台实力， 资本巨头做到了早期的“数据圈地”和算法模型垄断。例如Facebook（现Meta）利用庞大的社交平台用户数据， 开发出高度精准的广告推荐和内容分发算法， 通过掌控用户行为数据， 不断地对算法进行优化和迭代， 进一步强化了对市场的统治。但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开源社区、 开源项目、 开源平台被建立， 数据、 代码、 模型、 算法等越来越多被共享给所有用户， “开源创新强调利用数字技术， 通过网络化和平台化的合作模式， 形成一个价值共创的、 可持续迭代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17］， 这些成果的公共性与可复制性不断消解着资本的独占能力。例如今年爆火的DeepSeek先后开源了FlashMLA解码内核、 DeepEP通信库、 DeepGEMM计算库、 优化并行策略算法等核心技术。劳动者共同体通过开源社区进行智力合作， 形成了具备自组织特征的知识生产体系， 而资本也无法再完全占有这些非物质劳动成果。开源作为一种技术共享与协作的模式， 理论上有助于打破资本垄断， 为劳动者提供重新掌握生产资料的可能性， 有助于形成“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 在这个“合作工厂”中，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被扬弃， “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 也就是说， 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18］499，从而有助于改变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统治地位。

尽管开源及其他协作模式使技术主权和劳动资料回归劳动者共同体所有成为可能， 但在资本逻辑下， 资本巨头依然凭借其在数据、 算力、 市场和资本积累方面的绝对优势， 将开源成果吸纳进既有的垄断体系。所以仅靠开源实现集体智力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难以在根本上打破资本对技术的控制， 实现劳动的真正解放。唯有打破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 将算法、 数据、 技术等纳入社会化占有体系， 集体智力才能进一步突破资本逻辑的束缚， 充分发挥出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劳动解放的潜力。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

近年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重要论述， 在政策引导、 技术创新、 伦理治理、 技术监管等方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行了战略布局，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超级计算、 传感网、 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 呈现出深度学习、 跨界融合、 人机协同、 群智开放、 自主操控等新特征， 正在对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制度与价值导向， 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潜能与劳动解放目标之间的辩证统一提供了全新实践场域， 编织着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新图景。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劳动解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 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 学习、 生活中的深度运用， 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1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导向， 坚持技术服务人民、 改善生活、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拓宽人民的实践领域， 把人民从琐碎重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 有更多闲暇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 结束异化劳动对人们生活的钳制，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增进人民福祉”^［20］。为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劳动解放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 加强构建人工智能学科体系与专业建设， 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到专业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提高社会整体的人工智能知识水平， 为促进劳动解放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 另一方面， 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的劳动关系创新， 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 着力破除“算法黑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确保劳动者能够共享人工智能技术成果。

以新型举国体制破解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21］35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指出：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研发。”^［22］ 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既非对资本逻辑的技术改良， 也不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的简单复归， 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形成动态调整的互动机制， 从而促使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创新发展的优势”^［23］。以新型举国体制， 推动破解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的状态： 一方面， “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职能， 引导和促进市场配置资源， 避免和减少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波动”^［24］，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稳步发展； 另一方面， 加强国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资源的统筹分配， 避免资本对技术的绝对垄断， 例如在“东数西算”工程中， 为了应对急速飙升的算力需求、 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 促进东西部技术协同联动， 依托于中国移动“九州”算力光网-400G骨干网， 海量数据在东部与西部之间高速、 安全地穿梭， 实现了数据与算力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地域高效协同，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纳入公共体系， 打破了资本对核心技术的垄断， 成为遏制技术异化的有效实践。

4 结　语

总之，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始终处于技术赋能与新型异化的漩涡之中。劳动解放的实现既需要依托制度优势破解资本垄断的桎梏， 更亟待构建全球化的协同治理框架。中国的实践表明， 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供给， 能够在人机协同、 知识共享与算法治理等层面开拓劳动解放的可行路径； 然而， 这场关乎人类劳动本质重构的历史命题， 也需要通过国际合作， 形成以人类福祉最大化、 促进有效的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共识的技术发展范式， 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编织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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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创新研究(23CKS053)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的促进研究(23CGA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