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演进， 人类正在步入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 崭新的智能社会已然成为人类现代化的必然远景。如何通往势所必然的智能社会、 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人类变局， 成为摆在中国式现代化面前的一项现实议题。一段时期来， 学界从不同视角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样态以及现代化方法策略作了探讨， 然而作为历史中的新生事物， 智能社会的全貌显然当下尚难完全预知。面向智能社会进行现代化前沿探索， 理应结合人类现代化历程把握发展大势， 寻求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变局中的行稳致远之道。
价值取向反映现代化的根本立场、 发展方向和路径抉择， 在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长期历程中， 正是始终坚持明确的价值立场、 价值选择和价值原则， 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并实现了对于先发现代化的追赶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 突出改革重点， 把牢价值取向， 讲求方式方法
［1］。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从跟跑、 并跑转向领跑， 面对智能社会这一必然但又未知的远景， 推动现代化事业不仅要坚持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而且要面向智能社会进行价值定向， 赋予价值取向以明确的具体内涵， 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精神指引。
1 中国式现代化一贯的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取向， 指的是主体在面对矛盾关系时所秉持的伦理倾向和行动偏好。价值取向以内化的思想观念为判断机制， 所谓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正意味着对于人类现代化的一系列复杂认知和行为倾向， 构成“现代化运动的内在精神之魂”和“定向现代化运动的指示器”
［2］。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 价值取向的差异直接反映了现代化探索中根本立场、 发展方向和路径抉择的差异。早期的先发现代化国家遵循的是资本主义价值取向， 走上了一条资本逻辑主宰的对外扩张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在外部列强刺激中被动起步， 价值取向一度处于混乱动摇之中， 历经对于器物、 制度、 文化等的追求却始终不得要领。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终于运用马克思主义逐步把握了中国革命和人类现代化大势， 树立起坚定的价值立场、 方向和原则，引领了长达百余年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历程。可以说， 中国现代化事业起于被动而成于主动， 明确的价值取向正是现代化探索走向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 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精神指引。
首先， 作为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 现代化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作为决定性力量， 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取向。长期以来，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人们对于现代化认识中的疑难问题。然而， 在唯物史观看来， 与其将现代性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抽象性质， 不如说现代性就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本身， “是完全物质的、 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 需要吃、 喝、 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3］541。这个过程并不神秘， 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推动的。在《共产党宣言》的描述中， 资本主义是人类生产力累进的产物， 它“把一切封建的、 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从而“第一个证明了， 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4］34，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4］35， 并且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构建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4］36。把生产力视为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决定力量， 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取向。中国式现代化起于后发， 相当长时期内以先发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超越对象， 然而其落脚点仍然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试图经由物质生产推动全社会的整体性进步， 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
现代取向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贯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追赶超越历程中。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现代社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事业的明确目标， 只不过面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现代化”尚且难以提上日程。直至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专门谈到“现代化”， 认为“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 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5］1430。新中国成立使现代化事业站到新的起点上， 现代社会成为直接的建设目标。从生产力视角看， 新中国牢牢把握重工业这个中心开展建设， 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随后又逐步明确为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化目标， 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算起， 新中国实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战略， 通过五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各方面事业取得明显进步。从生产关系的视角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完成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度， 为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 又实现由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到开放灵活的市场经济的转轨， 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以及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正是面向现代的价值取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大踏步赶上时代，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关系的理顺，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迎来腾飞巨变， 中国社会整体性步入现代文明， 前所未有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次， 作为人类历史除旧布新的变革活动， 现代化在实践中发展进步， 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取向。实践是一种现实地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行动， 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与外界进行物质变换， 也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改变与自身、 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通过实践来看人类历史进程， 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6］22， 可以说人的存在就是不断地通过实践改变现实， 社会现实始终处于自我否定的通往未来的进程中。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实践历程， 人类社会在实践中加速发展和持续更新，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察中， “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3］34。把现代化视为从现实出发的历史性实践，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空前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 中国社会在几十年间持续革故鼎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是实践活动的丰硕成果。
实践取向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则， 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现实中逐步推进的， 多次历史性抉择标注了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里程碑。第一次是在1956年， 面对早先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引发的弊端， 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找到一条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明确主张拒绝照抄外国的经验，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 力图“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7］418。第二次是在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果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第三次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 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在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和变革性实践中取得了发展。可以看到， 中国式现代化本就是在实践中推进的， 持续的艰辛求索和重大关口的路径抉择， 汇聚成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最后，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人的生存、 发展和享受始终是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取向。马克思深刻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3］519， “现实的个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劳动。需要激发人的劳动， 劳动又进一步扩大人的需要和社会联系， 需要和劳动间的持续互动构成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也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演进的内生逻辑，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3］196。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无论现代化蕴含包括器物、 制度、 文化、 思想等在内的多少变迁， 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人、 为了人、 围绕人而发生，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在需要的满足和劳动的创造之中。始终将人作为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人的历史主体地位， 不断围绕人的需要和劳动推动社会发展， 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推动了人的现代化。
人民取向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 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西方现代化缺乏对于现代化根本问题的正确取向， 发展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资本逻辑主宰和两极分化对立， 而中国式现代化则立足人民立场， 发挥出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相比目前世界上达成现代化的国家数量不超过30个、 人口总量不超过10亿， 中国式现代化在一个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 走出了一条惠及14亿多人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不少先发现代化国家长期陷入金钱至上、 贫富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几十年时间从“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到“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再到“全面摆脱贫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比西方现代化话语偏重经济数据指标、 忽视人的精神建设， 落入虚无主义、 消费主义、 极端利己主义的窠臼， 中国式现代化“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相比于不少西方国家历史上固守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严重生态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致力于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和解共生。相比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大搞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人类互利共赢， 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人的现代化”
［8］， 人民立场可谓两种现代化的最显著差异， 常被学界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取向、 根本取向。
2 智能社会是现代化的崭新阶段
明确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秘诀， 如今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袭来，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数字化、 智能化为标志的数智革命， 人类现代化步入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崭新发展阶段， 面向智能社会进行价值定向成为接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沿议题。
人类的现代化本就是在生产力进步中阶段性演进的。在最直接的意义上， 现代化就是将人类历史、 人类社会、 人的发展划分为传统与现代， 二者既有阶段性差异， 又构成无止境的连续进程。前现代和现代分属不同发展阶段， 现代社会又有发展阶段之分。前现代通常都是农业文明， 以铁器和手工业作为生产力演进的持续动力， 阶级关系通常以地主和农民为主， 与之相对的现代则是一种工业文明， 现代化将人类引入生产力进步的快车道， 生产关系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 全球构成整体性的大市场。现代社会的生产最具标志之处当属科学技术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作为劳动客观条件的机器脱颖而出， 每一次重大科技突破都会增进机器的自动化和高效化， 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十八世纪中叶瓦特蒸汽机改良为标志， 现代化步入蒸汽时代，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 电的发现和运用又将人类引入电气化时代，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又将现代社会带入信息时代。可以看到， 人类现代化进程既不是断裂跨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不过是经由生产力进步推动的阶段性演进， 现代社会始终在过去、 当下、 未来的贯通中持续进步。就此而言， 现代化其实是一场由生产力驱动的持续向前的连续进程，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就有学者预言人类即将步入“后工业社会” “后现代社会”， 如今新一轮科技创新引起生产力蓬勃发展， 势必将人类推向更高级的工业文明。
经由数智革命的引领， 人类现代化正在步入新的技术社会样态。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阶段性演进， 都以广泛而深入的科技变革为先导， 并伴随全社会的整体性变革， 以“技术社会形态”指称这种变革， 突出了科技对于形塑社会形态的特殊意义。如果说人类祖先探索制造和使用石器迈步的是渔猎社会， 运用铜、 铁器等工具从事生产进入的是农业社会， 机器的发明和大规模运用是工业社会的标志， 那么如今人类正在步入的则是“数字化、 智能化、 人机一体化的智能社会”
［9］。某种程度上， 数智革命甚至是自人类现代化以来科技创新的一次质变。其一， 数智革命带来一个数字化时代， 打开了万物存在的崭新维度。有学者主张用“信息思维”
［10］来理解数字化时代， 数字化不是简单地用数字连接万物， 而是构造了一个平行于物理世界的数字世界、虚拟世界， 由此拓展了人的需要和劳动的互动空间， 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增强。其二， 数智革命带来一个智能化时代， 改变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智能化最具标志之处当属智能体的发展。智能体究其本质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能够作为生产要素而深度参与劳动过程， 但是， 智能体又不同于一般的机器， 而是具备深度学习、 跨界融合、 人机协同、 自主操控等智能属性， 显著提高了劳动过程的自动化、 无人化程度， 展示出现代社会机器自动化的极致演进。
智能社会意味着人类历史又一轮除旧布新。数智革命对于人类的变革是广泛深远的， “不仅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从自动生产向智能生产转变， 而且从技术上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思想观念和价值逻辑”
［11］。一方面， 智能体某种程度上可谓一种崭新的存在者。智能体既与人共享智能， 又具有物的形式， 但是又不同于人和物， 属于一种特殊的人造物， 使得世界的人物二分被拓展为人机物三元， 深刻改变人与物、 人与人、 物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 数智革命推动实现万物智能互联。人与物之间本来存在诸多天然界限， 然而经由数智革命的塑造， 人机物之间实现了跨越时空、 超越虚实的相互联系。有学者称数智革命带来一个“小世界”
［12］， 这个小世界正是经由万物智能互联形成的。可以想见的是， 数智革命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创新， 已然革新了传统的物质观、 理性观、 时空观， 不仅为现代社会带来新事物， 更是具有强大的赋能效应， 能够嵌入现有社会关系推动逻辑重组， 从而根本性重塑人类生产生活、 组织方式、 社会秩序、 道德法律、 思想观念， 带来一个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协同、 物理空间与赛博空间汇通、 人机物三元智能互联的超复杂技术社会形态。
智能社会将呈现怎样的图景呢？从当前已展露的迹象看， 进行一定的勾勒是可能的。一是从经济体系来看， 人工智能凭借其自主学习、 决策和执行能力进入社会生产， 能够推动劳动者更高技能、 劳动资料更趋复杂、 劳动对象更加多样， 带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高端化升级， 明显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极大促进物质财富涌流。值得一提的是， 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工具， 足以深刻影响生产、 交换、 消费、 分配等各环节， 经济活动如今已经出现了免费化、 共享化、 平台化、 个性化等趋向。二是从社会生活来看， 人工智能凭借其“高质量人机交互、 高精度劳动替代和高效率自主决策”
［13］， 将把社会带入人机交互、 虚实交融、 时空压缩的奇妙境地， 个人借助智能工具和服务能够增强自身智能， 提升信息搜集和任务处理能力， 组织能够经由智能技术优化内部流程、 打破信息壁垒、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社会信任关系和家庭关系将出现新的互动模式， 虚拟社群、 媒介化生存成为主流生活方式之一。三是从公共治理来看， 依赖专家和精英的、 权力按照金字塔形排布的、 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科层制度将遭遇挑战， 智能社会的治理内容将拓展到人机物三元和虚拟空间， 治理方式上人工智能平台有望发挥中枢性作用， 推动公共治理的扁平化、 分布式、 去中心、 跨时空实践。四是从人类文明来看， 全球化借助新兴技术实现更大范围、 深层次拓展， 人类在多元共生中将结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将孕育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崭新文明样态。当然， 智能社会时至今日仍然只是初露端倪， 具体细节的展望仍有待持续进行。
智能社会势必要求现代社会的新一轮变革， 这些变革归结到人的存在方式上， 就在于需要和劳动的底层革命。一方面可以预见的是， 社会生产力向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将带来人类劳动的巨大变革。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6］210 智能体的出现使数据和知识取代土地、 自然资源等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对于高重复性、 可编码性工作具有明显优势， 这意味着劳动客观条件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有学者甚至将智能社会称之“社会经济部分活劳动甚至大部分活劳动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的时代”， 一旦“物质生产劳动被人工智能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所取代， 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力就会从该部门游离出来”
［14］， 由此节省出的大量自由时间或将使得人的劳动将逐步摆脱自然必然性特征。另一方面， 如恩格斯曾乐观预计的， 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 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 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 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 艺术、 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5］258。的确， 随着生产力的加速累进， 人的吃穿住用之类自然必然性需要将得到极大满足， 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艺术、 精神等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将愈加凸显， 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有赖个性化、 多样化的劳动。总之， 智能社会是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人的生存、 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将伴随劳动的变革而得到更大的拓展和满足。
智能社会是人类现代化的必然远景，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时代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从探索之初就是以未来回照现实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中， 现代社会必然通往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并经由公有制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一贯坚持的人民取向、 现代取向、 实践取向， 正是对于人类通往未来理想社会而进行的价值定向。智能社会固然难以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但是毕竟身处于人类现代化的未来进程中， 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题中之义、 实践探索的必然要求。智能社会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全方位更新， 也势必触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道路、 制度和文化， 把中国式现代化带入新的发展境界。然而应该承认， 过往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总体上属于后发对于先发的追赶超越， 毕竟有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 而面对智能社会这一必然且未知的远景， 眼前的却实实在在是一场充满不确定的大变局， 不仅无法勾勒新社会的细节特征， 更难以把握变革的具体过程， 这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来说无疑构成巨大挑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外部实践经验的缺乏尤其需要内在精神的指引， 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立足前沿通往未知， 尤其应当在一系列复杂认知、伦理倾向和行为偏好中明确恰当的价值取向。
3 面向智能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所通往的智能社会， 既是当前现代社会的连续性演进， 又是经由变革而达到的阶段性发展。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探索智能社会前沿， 必须坚持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并面向智能社会加以具体定向， 赋予价值选择、 价值立场、 价值原则以丰富的明确内涵。
第一， 坚持价值选择的现代取向， 围绕智能社会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推动现代社会由工业文明向更高级的转型。生产力及其相伴随的生产关系变革是现代化的决定力量， 科技和机器的变革始终是人类现代化的变革先导。马克思曾经譬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3］602 如今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新材料技术、 新能源技术蓬勃发展， 势必产生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智能社会，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正是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一方面， 在物质生产劳动领域， 人作为劳动的基本要素为智能体所替代， 由此引发劳动过程不同要素的重新分布； 另一方面， 智能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摆脱必要劳动并结余大量自由时间的前景， 人类由此应当思考如何从事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活动。面向智能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要顺应生产力进步变革社会关系， 既要求培育未来产业和新兴社会关系， 也要求对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深层次改造， 从而推动现代工业文明走向更高级阶段。
面向生产劳动的变革， 发展智能生产力和相应生产关系。近年来， “新质生产力”备受瞩目， 作为由关键性、 颠覆性技术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突破所形成的生产力， 直接地看正体现为数智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智能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突破， 亦可以称之为“智能生产力”。所谓智能生产力， 不是传统生产力由于量的累积而来的局部优化和简单迭代， 而是“得到智能技术加持、 增强和提升的生产力”， “是作为基底技术的智能技术被工具化进而生产力化的产物， 是智能技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
［16］， 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一次质的跃升， 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根本上决定于智能生产力的塑造。如马克思所言， “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
［3］622。智能社会重构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 必然冲击当下的生产关系， 比如劳动资料数字化智能化挑战现有生产组织形式和产业布局， 对于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挑战现有劳动力结构， 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的虚实结合也呼唤现有生产、 交换、 消费、 分配机制的变革。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围绕生产劳动推动转型， 在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同时， 注意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 调整生产关系以不断适应生产力进步、 调整上层建筑以不断适应经济基础。
面向自由劳动的拓展， 推动劳动时间和社会分工的变革。马克思在考察现代大工业生产时曾注意到， 人正在退到机器所主导的劳动过程的外围， “这只是在机器的运转， 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 防止它发生故障”
［17］91。可以想见的是， 智能社会的生产劳动中， 智能体或将完全取代高重复性、 可编码性工作， 人类有可能进一步退至生产劳动过程的外围。人一定程度从劳动过程中退出， 长期来看无疑有助于人类从自然必然性劳动中解放， 从而前所未有地取得自由时间， 但是短期来看却可能导致人类为机器人所替代、 人类沦为无用生物的隐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如何推动所有制和私有财产观念革新， 使现代社会能够让技术、 数据、 知识、 管理、 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充分涌流， 进而言之， 如何顺应生产劳动之外自由时间扩大的趋势， 推动人类利用闲暇发挥自由个性， 从而能够经由自由时间而不断拓展自由王国， 正在成为现代化前沿探索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二， 坚持价值立场的人民取向， 围绕智能社会扩大和满足人的需要， 推动人的更大程度的现代化。智能社会呈现为人的劳动的变革， 同时也意味着人的需要的扩大。一方面， 人类有吃穿住用之类物质需要， 这类需要来自人的本能要求， 由自然必然性所外在规定， 但长期以来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关系阶级对立而难以完全满足。如今伴随数智革命所推动的生产劳动变革， 人类已然有广泛的前景满足这类物质产品需要， 这就使得推动人类在摆脱旧的分工基础上取得足够资源分配的议题更加具有紧迫性。另一方面， 伴随社会物质产品丰富和人的自由时间拓展， 人的需要显著转向精神、 科学、 艺术等自由全面发展方面， 这种需要由于摆脱了外在规定而更适应自由个性的释放， 但也由于出自每个人自身而难以通过大工业生产满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智能社会展现出广阔前景， 但如何推动全社会在每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发挥自由个性， 正是人类现代化面临的崭新议题。应该注意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向智能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回应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面向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适应，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智能社会的必然要求。长期来制约人类共同富裕的一大原因在于物质产品的资源稀缺性， 智能社会将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更高水平， 在提升劳动效率的同时带来物质产品极大充裕。然而， 人的需要并不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提升而自然满足， 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劳动之间往往经由等价交换的中介， 资本主义现代化甚至将社会交由资本逻辑统辖， 造成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错位。智能社会以人工智能实现对于生产劳动的替代， 一定时期内这种替代具有双刃剑效应， 既从长远上展示出扬弃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的广阔前景， 又可能为资本逻辑所利用成为对于活劳动的系统性歧视， 导致大规模失业以至引发人道灾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 也不是平均富裕， 而是注重以均衡协调的社会生产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面向智能社会推动共同富裕， 着力点正是在于使分配能够更好地适应生产、 使得生产更好地适应需要， 从而使得人的需要能够得到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满足。
面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事业， 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智能社会只能实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智能社会是一个人机融合共生的社会， 也是一个万物智能互联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的出现深刻冲击近代以来形成的主体观和自然观， 个人与人类的界限被消弭了， 人与物的界限被消弭了， 理性与自然的界限被消弭了， 甚至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也被消弭了。如果说， 现代社会意味着人的共同需要和生产的体系， 那么智能社会则不仅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了这种共同体， 更是使之扩展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的自由全面发展， 固然是每个人需要的满足， 却深刻有赖于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有赖于共同体更广泛的人机协同、 虚实相融、 时空交互。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面向智能社会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就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 这就要理顺国内与国外、 人机物、 现实与虚拟的关系， 把智能社会实现在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中。
第三， 坚持价值原则的实践取向， 围绕智能社会进行现实的社会革命， 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起于外部刺激而成于主动求索， 在坚定的价值取向中大踏步赶上时代，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制度、 理论和文化， 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时代潮头接续探索的新起点。然而如果说过往的发展历程毕竟有先发经验可循， 智能社会则是人类从未历经的崭新样态， 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只能大胆、坚决地进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 因循守旧， 畏惧变革、 抱残守缺， 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
［18］ 智能社会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智能世界、 数字世界、 虚拟世界， 但是其变革的具体细节尚属未知， 作为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前沿领域， 对于主体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 唯有通过广泛、 深入、 细致的实践， 方能寻得发展的正确的方向和路径。面向智能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从现实出发的实践导向， 顺应历史规律引领数字化、 智能化治理创新， 在每个人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变革创造， 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智能社会的崭新阶段。
智能社会是人类现代化的远景， 也是基于现实所进行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指出：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4］592 当前， 智能社会变革已经降临， 人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 国内和国际治理复杂性不断增加， 面向智能社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好高骛远， 而只能从现实所提出的要求出发开展实践。这就必须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 攻克智能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经济、 政治、 文化、 生态等重点问题， 解决智能社会与现有治理体系、 市场体系、 法律体系等相结合的疑难问题， 特别是掌握变革的力度、 强度和节奏， 处理好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作恶、 数字鸿沟、 道德失范等突发问题， 在回应现实问题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智能社会实践。
现代化是有规律的历史进程， 通往智能社会的历史进程亦有迹可循， 这就要注重自觉掌握历史规律， 顺应历史大势推动实践求索。毛泽东认为， 思维“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 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 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19］103。面向智能社会的实践， 必须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 加强对于智能社会的深度研究和逻辑展望， 站立在时代前线进行科学预见。这就要注重总结人类历史自我否定的规律性认识， 研究智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体系、 运行机制和规则安排， 分析智能社会的共同体特征和内在组织结构， 厘清智能社会的技术、 国家、 市场、 社会之间相互关系， 在把握人类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智能社会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 新生事物的产生、 思想认识的深化、 改革发展的突破， 无不来自人的实践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 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20］441 智能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图景， 也是当下难以预料的崭新生活样态， 这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调动政府、 企业、 家庭、 个人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 鼓励全社会迎接数智革命大胆创新， 集纳群众智慧合力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智能社会。
4 结 语
明确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指引，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大踏步赶上乃至引领时代的重要秘诀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在长期发展历程中， 一以贯之坚持价值选择的现代取向、 价值原则的实践取向、 价值立场的人民取向， 实现了对于西方先发现代化的追赶超越， 站立到人类现代化探索的时代前沿。如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变革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自身的关系， 智能社会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远景。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又一个“超级风口”， 面向智能社会做好战略谋划“是我国抓住机会实现‘跟随-同行-领跑’和‘由大变强’的最佳良机”
［21］。智能社会是一种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技术社会样态， 带来人的需要和劳动的底层革命， 意味着经济体系、 社会生活、 公共治理、 人类文明等方面的新一轮除旧布新， 然而， 由于仍然处于变革初期， 尚无法预知智能社会完整样态。这就要通过明确的价值取向引领现代化探索， 不仅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而且要面向智能社会进行具体的价值定向， 赋予价值取向以更为丰富的明确内涵。一是坚持价值选择的现代取向， 面向生产劳动的变革， 发展智能生产力和相应生产关系， 面向自由劳动的拓展， 推动劳动时间和社会分工的变革， 实现现代社会由工业文明向更高级的转型。二是坚持价值立场的人民取向， 面向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适应，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面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人的需要的更大程度的满足。三是坚持价值原则的实践取向， 面向现实问题、 面向历史规律、 面向群众首创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行稳致远。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时代英雄观的理论建构与传播体系研究(21&ZD016)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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