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剧中武舞文化的幻化与交融

Transformation and Blending of Martial Dance in Modern Dance Drama

摘要

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 舞剧《咏春》以同根同脉的文化纽带和自立自强的中华儿女本色为立意， 巧妙地将传统武术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 从功夫舞剧的独特视角重构武舞身体艺术并拓展传统武术文化边界， 成功实现了武舞交融的跨界创新。通过透视并阐释武舞同源的舞剧立新， 全面剖析《咏春》所开创的武舞融合“新路”； 并基于此进一步探究舞剧视域下武舞互嵌共融的艺术编创与武舞载道守正创新的价值升维， 旨在清晰勾勒传统武术耦合舞蹈舞剧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蝶变思路和实践进路，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开辟全新视角。

Abstract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dance drama Wing Chun takes the cultural bond of the same roo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eople who are self-supporting and self-strengthening as its purpose， skillfully integrate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nd dance art in depth， reconstructing the body art of martial arts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kung fu dance drama and extending the cultural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successfully realizing the cross-border innov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dance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me origin of martial arts dance drama，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new road" of martial arts and dance integration created by Wing Chu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the value enhancement of the innovation of martial arts in the field of dance drama， aiming at clearly delineating the idea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upled with dance drama， and opening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武术 / 《咏春》 / 舞剧 / 武舞融合

Key words

martial arts / Wing Chun / dance drama / fusion of martial arts and danc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5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武”与“舞”互鉴共融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人文积淀与民族文化记忆^［2］， 更在艺术流变中形成了独特的表达范式， 创造出功夫舞剧这类武术、 舞蹈和戏剧结合的艺术形式^［3］， 为武术文化、 舞蹈语汇的具象交融呈现提供了全新路径^［4］。不仅如此， 这种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武舞戏剧艺术， 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更是在世界艺术之林构建起中国气派的生动实践。

当前， 学界围绕武舞的历史源流^［5］、 形态特征^［6］、 审美范式^［7］及文化价值^［8］等宏观议题展开了多维探究。然而， 在诸多武舞学术成果中鲜见武舞当代发展与演进相关的研究， 尤其是戏剧艺术视域下武舞文化的现代转型、 艺术编创以及价值升维等微观层面尚缺乏系统阐释。此外， 当下武舞艺术创作呈现出与技击本源渐行渐远的趋势^［9］， 在追求“纯粹艺术性”的过程中， 武术内核面临消解， 武舞可能异化为华而不实的“伪艺术”。鉴于此， 本文旨在通过解构现象级作品， 立足于跨门类艺术融合视角， 深入剖析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之间互嵌与耦合机制及其实践进路， 以期推动武舞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肩负起赓续文化血脉的当代使命。

1 传衍蝶变： 武舞同源的舞剧立新

《释名·释言记》中“武， 舞也”^［10］23的经典阐释， 揭示了“武” “舞”相通的文化密码。二者皆为肢体语言，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武舞同源的古老命题^［11］。当这一命题投射于现代艺术场域， 原创舞剧《咏春》无疑以其创新性实践完成了传统武舞基因的当代解码。作为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打造的“两创”文化精品， 该剧由“舞坛双子星”周莉亚与韩真联袂执导， 通过叶问武学传承的叙事脉络， 构建起武术技击与舞蹈语汇深度融合的鲜活范本。自2023年启动全国巡演以来， 舞剧《咏春》已历经18省26城百余场淬炼。从B站（哔哩哔哩）跨年晚会2亿播放量的数字破圈， 到2024年央视春晚精编版的亮相出圈， 再到伦敦、 巴黎等境外巡演引发的跨文化共振， 见图 11

1 文中所有图片皆来源于深圳歌剧舞剧院。

， 这部作品不仅突破了传统武舞艺术的传播阈限， 更开创了功夫舞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全新样态。

1.1 从武舞到功夫舞剧的演进

从上古先民“执干戚以舞”的狩猎仪式^［12］545， 到汉代“时览卞射武戏”的军事演练， 从唐代“秦王破阵乐”的武舞交融， 到清代戏曲程式化的武戏归纳^［13］， 武舞互渗共生的文化形态始终深植于中华文明演进脉络之中。艺术作为极为活跃的因素， 其超越品格常常能使文化挣脱僵化束缚， 进而带来新的发展^［14］。如果说早期的武舞文化颇具仪式展演意味^［15］92， 逐渐兴起的功夫舞剧则通过加工和美饰的富于变化的身体动作、 华丽飘逸且蕴涵文化底蕴的民族服装、 和谐跌宕行云流水般的音符韵律， 让武舞艺术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样式和审美接受方式。

在中国当代舞剧谱系中， 武舞互融的创作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从中央实验歌剧院《宝莲灯》开创戏曲舞蹈化先河， 到上海歌舞剧院《小刀会》奠定民族舞剧范式， 再到郑州歌舞剧院《风中少林》成功实现武侠叙事剧场转化^［16］， 这些作品不断通过功夫题材的大众化演绎与武舞美学的舞台化重构， 持续探索武舞融合的艺术边界。舞剧《咏春》在继承武舞并行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 于范式革新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追本溯源， 诞生于岭南的咏春拳， 其国际化历程恰是中华武术现代转型的微观镜像。自叶问南迁香港开启其国际化征程， 经由李小龙截拳道的创造性转化， 再到“叶问”系列影视作品风靡全球， 咏春拳与粤音英译的“IP Man”（叶问）与“Kung Fu”（功夫）一道已然构建起跨越国界与代际的武术文化坐标。作为对经典的致敬与延续， 在叶问诞辰130周年的2023年， 叶问的功夫故事幻化为武舞交织的舞剧新作《咏春》。这不仅是“IP Man”形象首次以舞剧形式呈现， 更是对武舞同源命题的创造性回应。剧中的武舞融合亦倾向于广义的理解， 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舞台表演形式， 而是从武术与舞蹈的同源性出发， 探索二者在动作肢体上和情感表达上的互鉴互融， 进而达到武术之“形”与舞蹈之“韵”的和谐统一， 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范本。

1.2 “剧中剧”互文叙事革新

单一的武术动作由于审美主体缺乏类似的审美体验， 往往难以唤起审美感兴， 更无法进入内心营造的审美空间咀嚼玩味^［17］。舞剧《咏春》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某一个具体的武术门类或技击套路之中， 而是借由有根可循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 生发出可行的武舞艺术新语境。面对传统武术舞台化“审美隔阂”的难题， 《咏春》以互文编创为突破口， 基于叶问和咏春拳进行创作， 打破艺术边界的同时突破了武“可舞性”的极限， 特别是通过“剧中剧”的手法解构影视艺术逻辑与舞剧视听语言， 成功地将武舞融合转化为功夫戏剧美学。随着舞剧问世， 武术、 电影与戏剧之间又形成跨媒介互文， 进一步丰富了武舞文化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由此可见， 《咏春》不只是对曾经叶问与咏春拳历史故事的间离性“远观”， 更是从原有的人物故事中生发出时代的新思考^［18］。舞剧通过叶问电影故事与其拍摄过程的“剧中剧”双线叙事， 将叶问赴香港打拼的“旧时代”与深圳人湾区追梦的“新时代”串联起来， 而咏春拳则升华为一种精神、 一种信念。作为两条故事线的精神核心， 咏春贯通了两种理想的共鸣， 以“造梦者”与“追光者”的互文， 将叶问经典侠义故事的时空框架拉近至现代观众可感知的审美场域， 同时在个体经验层面构建起情感共鸣的深度解读， 见图 2。

换言之， 当武术经典挣脱“在场”的物理束缚， 以舞剧语法重构时空关系， 传统武术的“形意”便在现代性转译中迸发新生。

2 互嵌共融： 武舞结合的艺术编创

在文化创新语境下， 中华武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应该是多向度的^［19］。舞剧《咏春》在此命题下独具巧思， 以传统武术咏春拳为探索基底， 通过武舞结合的戏剧编创， 在恪守武术技击主体性的基础上， 巧妙地调和舞蹈所蕴含的抒情性身体与武术所展现的技击性力学， 生发出武舞新的想象与广袤的意境。剧中别具一格的武舞编创不仅突破了传统武术的套路程式， 还借助空间舞美与光影向量的解构与重组为武舞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2.1 “以武为本”恪守技击的身体程式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华武术以技击为肇始， 而技击所蕴含的武术本真^［20］正是武术身体叙事的文化价值之“根”。武舞作为一种身体文化， 以人的身体为载体， 既渗透于武术的技击之中， 也贯穿于舞蹈的肢体表现^［21］。因而， “武”与“舞”合， 功夫舞剧的核心价值并非停留于动作的演艺化再现， 而在于以舞蹈的时空重构武术的攻防程式。它强调的是“技艺”， 而非单纯的“演艺”^［22］， 是用“舞”的艺术来复刻“武”的动作、 承载“武”的精华^［23］， 在戏剧编排中完成武术身体主体性的回归。倘若“演艺性”追求超越了“技击性”的本质， 忽视了中华武术之本真， 那么武术就会失去其内在的“脊梁”， 而沦为“花架子”^［24］， 从而丧失武舞融合的基础。

在秉持多元开放的发展理念之下， 武舞应坚守“武”的本体， 探索并践行武术的艺术化呈现， 而非将其异化为艺术化的武术形态， 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艺术至上论”窠臼。也正因如此， 在《咏春》舞剧正式排练之前， 全体演员提前一年多时间就投入到专业武术学习中。最典型的当属剧中饰演叶问的主演常宏基， 他每天花超过六个小时练咏春拳， 再花四个小时练习舞蹈动作。舞者通过身体的规训， 使自身突破传统身体经验的二元对立， 在肌肉记忆层面完成武舞的双重编码， 既要精准复现拳法“寸劲截击”的技击身体， 又要内化舞蹈“形神兼备”的意象传达， 使身体达成“拳舞同频”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 编导团队才开始有意识地融入舞蹈的节奏和队形的编组。可以说， 《咏春》这种基于“拳拳到肉”真实武学技击的舞台演绎， 经由严谨的招式编排与精准的身体控制， 在一招一式中尽显中华武术的飒爽英姿， 见图 3。

2.2 “武舞合一”形意交融的审美表达

在审美价值的驱动下， 武术与舞蹈的融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和文化发展趋向^［25］。两者都讲究神形兼备、 内外同一， “武”的动作保留了“舞”的韵律， “舞”的编创蕴藏着“武”的套路。显然， 在此基础上功夫舞剧中武舞的共生性进化也并不满足于“技”层次的模仿或“艺”层次的表现， 而是以“形态美”与“意蕴美”为经纬， 在攻防的转换变化中得以定位， 在程式化武术套路及其艺术转向的舞美交融中归于一种与时俱进的蝶变。

2.2.1 武舞融合， 塑“形”之美

武术与舞蹈， 同为身体表现艺术， 在审美功能上共享着“形态美”的特质^［26］59。 “舞”以韵律化的身体柔化技击的刚猛， 成为武术艺术形态转化的催化剂， 而“武”以“寸劲”力量为舞蹈注入雄浑之气， 拓展舞蹈动态造型的表现谱系。从这一视角审视， 武术的攻防套路与舞蹈的艺术表现其实并不相悖。相反， 在身体语言的深层维度中二者以攻防逻辑与韵律视听的辩证关系共同建构起身体美学的新边界。换言之， 将舞武相融， 非但不显突兀， 反而能丰富视听体验， 提升武术表演的艺术层次， 这无疑是契合当代艺术发展趋向的^［27］。更进一步说， 若无武术所蕴含的刚劲之力， 舞蹈之柔美便难以得到充分的提炼与展现， 这正是武舞相融合所展现的艺术张力， 使武舞之美的生成与呈现从“单一”迈向“合一”。

诚然， 武术与舞蹈在“形”层面的融合提供了一种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身体动作美学， 而舞剧《咏春》的创作难点与创新亦体现于此。在武舞艺术创作的过程中， 编导对技击技艺与攻守程式进行了系统性解构， 将其拆分为基本动作元素， 并经由动作筛选、 身法提炼、 舞艺修辞、 编排重组等多重艺术加工， 紧密结合攻防转换的逻辑性、 节奏变化的韵律美以及刚柔并济的武术运动规律， 最终形成并输出一套连贯且富有表现力的武舞动作语汇体系， 从而凝练出武舞艺术最具普适性的“形”美特征。与此同时， 戏剧的章回篇章将武术“踢打摔拿”的技击维度转化为舞蹈“起承转合”的叙事语法， 进一步强化动作编排展演中的“造型性”， 并借由舞台布局、 舞美设计与光影效果加持实现对比与和谐的完美统一。此外， 舞剧音乐的精妙融入与节奏的错落安排， 也为武舞动作的美学表现增添了无限魅力。当拳脚的交锋转为武舞劲力的美学， 当手与桩的博弈化作舞美光影的韵律， 这种对武术动作的舞蹈化层叠“熔炼”， 彻底消弭了舞台上武者与舞者的身份边界， 让攻防套路在剧场时空中衍生出层层递进的舞艺层次。

在《咏春》“八卦掌掌门”与“叶问”的对决一幕中， 武舞融合的“形”之美臻至化境。 “叶问”的扮演者常宏基通过“贴身短打”营造身体语汇的压迫感， 上肢动作在水平面的快速切分形成视觉“寸劲”， 下盘则持续保持二字钳羊马的稳定， 这正是咏春拳的直观形塑， 而女子群舞以舞台化的“趟泥步”环绕主角对决的中心， 脚尖探地的微妙延展既契合了八卦掌对身法灵活性与变化性的注重， 又以肢体的旋拧效应放大攻防的张弛有道。力量在身体中持续聚集、 循环， 步伐的交替重复强调了身体的松紧结合， 加之舞者将自身的精气神与攻防程式融于一体， 气息汇于一处， 动作整体化一， 武术的筋骨气韵便在现代舞蹈的抽象表达中如获新生。由此可见， 武舞融合之“形”的本质并非“武”的简单形态模仿， 而是创生出最具力量感的“舞”。

2.2.2 舞象诠武， 呈“意”之蕴

意境， 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审美层面， 是生活图景与思想情感完美融合的一种艺术境界^［28］236。它基于时空中的境象构建， 是审美主体“情与景融”与审美客体“意与象通”共同作用的结晶^［29］。 《咏春》正是以技术外显的武术“实象”为表征， 在琢“形”的同时融入舞蹈抒情的“虚境”， 运用戏剧的情感流转与交织赋予作品深刻的写意性， 进而在剧场中建构起“意象共谋” “虚实共生” “感知共振”的三重意境场域， 最终达成“意贯其中” “破形通意”的至高审美境界。

初始， 舞剧《咏春》统一了“光影-建筑-身体”的意象链， 达成凝练符号的“意象共谋”， 将武术文化的玄妙阐释落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器”上。这些意象既是实现艺术审美目的的要素媒介， 又是展现和表达深邃意境的绝佳载体。最鲜明的就是身体道具的“实体性”与舞美光影的“流动性”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视听层叠。而“取象化生”的动作赋予武术独特的“意”， “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则外化为技击的收放自如与舞剧情感的细腻萦绕， 传达出一种身体意识上的体悟和思维意识上顿觉。正如舞剧《咏春》所呈现的“大春”与“叶问”在木人桩光影交错间共舞， 两人跨越时代的拼搏精神跃然眼前， 见图 4。这既体现了以咏春拳为代表的传统武术文化前承古人而后有来者的生生不息， 又传达出年轻一代对以叶问为代表的中华侠义经典的崇高敬意， 并在非概念空洞灌输中完成了武术精神的内化与文化记忆的焕新。

在“虚实共生”之间， 《咏春》通过舞美的施为赋予情意盎然的“象”以勃勃生机， 让观众深刻领悟咏春拳所蕴含的武学哲思之“意”。诸如舞剧中旋转舞台的创新设计， 运用蒙太奇技法消解了时空的物理边界。筒子楼的逼仄街巷经线条化透视处理， 转化为“72家房客”生猛而有烟火气的市井百态。香云纱的飘逸肌理与镬耳屋的剪影轮廓， 在光影的虚实投射下， 将浓郁的岭南风情融入武侠意境的肌底之中。当“叶问”的身影在天幕投影中幻化为巨大文化图腾， “扶弱小以武辅仁”的铿锵祖训便升华为中华武术代际传承的精神光谱， 武术的技击与攻防也在现代舞剧中完成了“由艺至道”的意境升维。这不仅是尼采所言“意志之醉”的舞蹈化显形， 更是中华武术历久弥新的生动展现。

相较于传统功夫表演， 舞剧《咏春》突破了武术的固态生硬传扬， 使剧场的舞台空间成为武术意蕴共时性转译与感知的共振场。恰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提到的， 当我们观看一场舞蹈时， 我们的知觉顺序会受到舞蹈本身的排列原则的制约^［30］。在这里， “第四面墙”被搭起又被打破， 舞者每一寸肌肉的震颤、 气息的流转、 招式起止的顿挫， 舞剧每一段经过精心编排的武术舞蹈化呈现、 武术动作韵律的演绎， 在表演主体与接受主体间搭建起情感共鸣的场域， 通过具身化的节奏性表达与富有张力的身体叙事， 实现从“物象”到“意象”的能指转换。此时此刻， 观众不再是武术奇观的旁观者， 而是武舞交融的在场见证者。有如剧中“执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的创编所体现的， 将武术的“古意”转化为剧场美学的“今声”， 从而构建起传统武术文化与当代审美主体的共时共鸣。

3 价值升维： 武舞载道的守正创新

传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者辩证统一^［31］2。武舞， 作为中华文明身体实践的重要载体， 其创新性发展亦应遵循守正创新原则。这要求创作者既要激活传统武术技击与现代舞蹈艺术相互融合的“有形”美学， 更需深入解读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 精神实质以及功能价值等“无形”精髓， 同时加以完善， 以提升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舞剧《咏春》的创作突破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范本。其创编所凝结的不止是武术与舞蹈的跨界融合新生， 更是一场关于武舞艺术如何在当代文化艺术语境下传扬中国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考量与价值升维。

3.1 “以民为本”的立意锚定

“以民为本”始终是贯穿文化赓续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32］的论断， 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逻辑。武术与舞蹈作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符号， 承载着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纽带。武舞融合的当代传扬， 既非简单的肢体技艺展演， 亦非个人英雄主义的符号堆砌， 而是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根植于人民， 根植于人民的生活。也正是《咏春》全剧“以民为本”的价值锚定， 主创团队方能沉下心来、 扑下身子， 到群众中去， 到实践中去， 到生活中去， 了解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其人其事， 观摩国家级非遗香云纱制作过程^［33］。这些努力无不彰显优秀作品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洞察， 共同指向场刊首句的开宗明义“致敬平凡人的英雄故事”。

于平凡见伟大。舞剧《咏春》摒弃了宗师传奇的史诗架构， 更多地聚焦于英雄写实化的凡俗困境， 诸如生计压力、 亲友离逝、 时代动荡等生存苦难， 将武学宗师的崇高性沉降为现代社会的奋斗哲思。猪肉荣之死更是将“平凡英雄”的微光推至最高处， 宣告“英雄性”并非超凡禀赋， 而是“武以成人”的武学追求与生命意义。准确来说， 舞剧《咏春》塑造的层次丰赡的人物群像以及贯穿在剧中关乎平凡与伟大的价值牵引， 让传统武术文化的普世解码生发出更具普适意义的人文关照。这不仅让传统武术文化更具象、 生动， 也最终升华为每个造梦与追光的个体找寻自身梦想、 回归自我的意义所指， 武舞之美由此进一步具有了人格化与人情的温度。

于家国明大义。 《咏春》对“平凡英雄”的艺术深描， 延续了叶问系列作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统摄。舞剧运用“剧中剧”的双线叙事， 让武术宗师与追光者共同构成时代精神的互文镜像， 这是站在时代高度对于历史与现代中普罗大众愈发立体的体认， 既突破了英雄史观的单向度叙事， 也使武术文化记忆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精神图式， 蕴含着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精神文明创造者”的深刻理解。契合时代发展需求， 强化国民担当， 夯实文化自信， 凝聚家国意识， 使武舞融合的《咏春》讲述的中华武术经典更有内容、 有深度、 有价值。恰如《咏春》总编导周莉亚在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上所强调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不是一句口号， 在作品中真实呈现人民形象， 才能真正践行这一创作导向^［34］。当武舞艺术不再局限于武术招式套路， 升华为自强不息、 拼搏向上的精神血脉， 当戏剧叙事不再聚焦个体神话， 转而讴歌平凡生命的集体光芒， 传统文化便真正扎根人民的精神土壤之中， 转化为滋养民族心灵的精神图腾。

3.2 跨界拓维的文化增殖

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常见的方式之一， 便是不断融入新事物^［35］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 武舞突破固有边界， 跨界互鉴不断吸纳新元素， 持续展现时代新价值。这既丰富了武术与舞蹈各自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探索， 又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出发， 深入挖掘武术与舞蹈的民族特色， 从而在审美文化多元化时代语境中生成武舞的全新表达方式。然而， 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文化价值的异化与文化精神内核的疏离。为此， 亟需打破“同质化”和“技术至上”的桎梏， 丰富武舞文化谱系， 有效激发并拓展其传扬的动力与势能。这不仅涉及武舞的“活化”创新， 更关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能级跃迁与话语体系重构。

舞剧《咏春》深谙此道， 其颇引以为豪的设计之一便是在剧中融入了咏春拳与香云纱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 “双非遗”旨在促进武术文化在“量”上的增殖， 而来自叶问故乡的香云纱的确有着天然的表达优势。从染整技艺的地域特色到技术传统的承载， 香云纱超越了服饰功能成为文化跨界的载体。其特有的质感不仅强化了“武舞合一”的视觉张力， 而且以“黑纱凝魄” “红绡寄情” “纱涌乡愁”的意象系统， 为咏春的选题赋予丰富的文化积淀， 显著提升了舞剧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 “双非遗”互嵌跨越了单一武舞技艺展示的表层传播， 达成文化认同的深层建构。特别是女子群舞中红云纱的飘逸舞动， 既解构了“武术即刚猛”的性别定式， 又以“刚劲藏于婀娜”的肢体语法重构了岭南女性的文化特质。从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36］， 到舞剧“技可触、 意可读、 情可感”的形意表达， 跨界拓维实现了武舞文化在“质”上的进阶， 至此“双非遗”便也完成从地方性记忆到普适性美学的擢升。

4 结　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37］。以《咏春》为代表的武舞戏剧创新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兼容并蓄特质的生动展现。舞台上的一步一拳、 一招一式都是武为本、 剧抒情、 舞释意的高度统一， 彰显着武舞互嵌共融在中国传统辩证哲思映照下的艺术生发。更关键的是， 武舞艺术通过解构、 重组与再诠释， 将两种文化形态创造性融合， 实现了文化基因的现代激活。这既呼应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 又完美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然， 武舞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不但需要构建多维度的传扬载体与融合形式， 而且必须深刻认识到武与舞之间绝非相互排斥的二元相悖关系， 武舞融合亦非武术的舞蹈化降维或舞蹈的武术化附会， 而是深深根植于武舞同源的历史渊源， 于武术技击本真的回归与坚守， 用“舞韵”重构“武势”的形态美， 以“舞律”激活“武意”的意蕴美， 借“舞境”承载“武道”的哲思美， 凭“舞格”彰显“武魂”的民族美， 使大众在沉浸式武舞艺术中感知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 在文化记忆共鸣中领悟其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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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4年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武术教育专项课题项目： 数智化场域下校园武术教育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创新路径研究(SDJSWS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