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与陈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各自的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文学的领军作家， 以其扎根农村、 深刻反映农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著称； 而陈彦则以描绘城市生活中的个体命运与情感纠葛见长。虽然赵树理和陈彦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 但他们都通过笔下的婚姻故事反映了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1 时代与婚姻观念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婚姻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作为各自时代的重要作家， 赵树理和陈彦通过他们的作品， 书写了婚姻在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影响下的多元化形态。赵树理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婚姻观念在新思潮冲击下的演变， 在他的笔下， 传统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逐渐让位于更加注重个人情感需求的新型婚姻关系； 而陈彦的作品则着重描写新世纪以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觉醒， 现代婚姻观念突破了传统的被动组合模式， 开始凸显个体自主选择的重要性。两位作家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 但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了婚姻观念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趋势。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新世纪的婚姻观念
赵树理的多数作品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那是一个深受战争与革命影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 婚姻观念处于旧传统与新文明交替的冲击之中， 注重个体在婚姻中的责任与义务， 强调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他的笔下， 婚姻被视为一种社会契约， 受到家族、 礼教等多重因素的严格制约。相比之下， 陈彦的作品主要创作于新世纪以后， 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展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人们对于婚姻的选择变得更加自由和多元， 并开始重视个体在婚姻中的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这种新型婚姻观念强调个人的选择与意愿， 注重男女平等、 个性解放以及对爱情的追求。其作品中的人物在面对婚姻时， 会更多地考虑个人内心的真实情感。
在赵树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品中， 农村的婚姻观念基本上承袭了传统的“包办婚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婚姻的选择权牢牢掌握在父母手中， 青年男女们只能遵从父母的安排。这样的婚姻缺乏坚实的感情基础， 因此很难在婚后获得真正的幸福。赵树理笔下的许多老一辈农民的婚姻都是悲剧性的。例如， 在《登记》中， 小飞娥原本在娘家东主庄有一个心上人叫保安， 但她却被迫嫁给了与她毫无感情交集的张木匠。张木匠偶然得知保安与小飞娥之间仍有联系后， 在旁人的嘲讽和母亲的唆使下， 对小飞娥大打出手。自此以后， 这段本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彻底降至冰点。 “小飞娥因为不愿多挨耳刮子， 也想在张木匠面前装个笑脸， 可惜是不论怎么装也装得不像， 还不如不装。”
［1］8 小飞娥与张木匠之间的夫妻感情正如恩格斯所定义的那样： “并不是主观的爱好， 而是客观的义务； 不是婚姻的基础， 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2］72 以小飞娥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村女性在传统封建婚姻观念的荼毒下， 放弃了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在《星空与半棵树》中， 温如风和花如屏就是一对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 他们共同经营着温家的一个磨坊， 每天一起劳作， 收入稳定。即使面对“盗树贼”“村霸欺凌”等困难， 夫妇二人也始终不离不弃， 共渡难关。花如屏拥有等同于温如风的家庭地位， 家庭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两人协商决定。正如安北斗所说： “温如风平常跟老婆关系很好， 做啥都商商量量的， 出门还有不给她打招呼的？”
［3］69 这样的夫妻相处方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这种平等观念使得夫妻间的婚姻关系更加和谐稳定， 双方能够相互支持， 共同成长。
从婚姻的目的来看， 赵树理笔下的婚姻往往是为了家族的稳定与延续， 而陈彦小说中的婚姻则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幸福和自我的价值。在《西京故事》中， 罗天福和淑惠夫妇为了供养家中孩子上学， 在西京城靠打饼谋生。尽管他们住在拥挤的大杂院里， 但夫妇二人相依相随， 互相鼓励， 共同经营着这个普通家庭的“西京梦”。面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罗天福总是尽力安慰妻子， 独自承担压力， 而淑惠也尽己所能地为丈夫分担重负。当罗天福因生活贫寒而感到愧对淑惠时， 淑惠却安慰他说： “我老汉虽然不富有， 可我老汉一辈子就我这一个女人， 天塌地陷时， 我相信老汉都会抓着我的手， 我知足得很。”
［4］204 这种深情的话语体现了罗天福夫妇之间的深厚情感。与赵树理笔下无爱无欲的包办婚姻相比， 罗天福夫妇在婚姻中不仅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还能在彼此的支持下实现个人的理想和目标， 共同创造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
1.2 农村与城市的婚姻观念碰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5］82 因此， 旧农村与新城市不同的劳动生产方式势必会造成人们在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差距， 这也会直接导致婚姻观念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产生差异。
赵树理被誉为“农民作家”， 他扎根于农村， 拥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他的作品深刻揭示了封建婚姻观念对农村年轻男女的毒害。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背景多设定在太行山区，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 该地区的村镇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封建遗留现象。进入新世纪， 现代城市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更多元的价值观念。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陈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笔触， 揭示了现代城市居民婚姻观念的转变。在他的作品中， 现代人更加追求情感的真实和心理的满足， 开始对婚姻有了不同的理解和选择。婚姻观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如晚婚、 不婚、 再婚等现象逐渐增多。
赵树理在其小说中揭露了农村经济状况对婚姻观念的制约。在贫困的家庭条件下， 婚姻往往成为经济考量与妥协的结果， 而非基于情感的选择。这种现象在《邪不压正》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地主刘锡元的儿子刘忠向贫农王聚财家提亲， 想要迎娶他的女儿软英。由于畏惧刘锡元家的财力和权威， 王聚财不敢拒绝这门婚事， 迫使自己年仅十七岁的女儿嫁给一个已有十二三岁孩子的财主当二房。人穷志短的王聚财只能在闲谈时向亲人发泄自己的一腔怒火： “这还用问？要不是强逼， 我还能故意把闺女往他刘家送？”
［6］407 若非日本人战败退走及群众斗争运动的兴起使得刘锡元家道中落， 软英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小宝将注定劳燕分飞。在另一部作品《三里湾》中， 农民马多寿明知儿子马有翼与同村女子王玉梅情投意合， 却仍然默许妻子为儿子包办婚姻， 并采取“软禁”和“公之于众”等一系列手段逼迫马有翼屈服。尽管马有翼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 但他自身的犹豫和软弱使他失去了直接拒绝包办婚姻的勇气。赵树理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落后婚姻观念的揭露， 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婚姻观念对农村青年男女的严重戕害， 使人们意识到改变农村传统婚姻观念势在必行。
较之赵树理的传统婚姻观念， 陈彦的代表作品“舞台三部曲”中涉及了大量晚婚、 不婚、 再婚等现代城市婚姻观念。小说《装台》在叙述伊始便交代了主角刁顺子两次“再婚”， “过几天给话剧团装台， 忙的两头儿不见天， 但顺子还是叼空， 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7］1。在小说的结尾， 刁顺子在面对女儿质问他是不是又找了女人时， 通过点头承认了娶第四个老婆的事实。与之相反， 女儿刁菊花则是秉持着“晚婚”的婚姻观念， 快三十岁了， 仍然不为自己面临的婚姻问题做任何规划， 反而觉得“找什么呀找， 一个人过着多自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谈婚论嫁的， 俗”
［7］57-58。刁顺子的哥哥刁大军则属于不婚主义， 他用他短暂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人生于世， 随心所欲”。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他， 眼里只有金钱和赌博， 身边的女朋友仅仅是陪他消遣的伴侣而已， 他从未有过结婚的打算， 只知快活一日是一日。 《主角》中的忆秦娥经历了结婚-离婚-再结-再离的曲折婚姻， 两任丈夫都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刘红兵的出轨给她留下了巨大的伤疤， 石怀玉变态的爱让忆秦娥失去了儿子
［8］。她的舅舅胡三元混迹半生， 在与有夫之妇胡彩香纠缠多年后， 最终选择了“不婚”， 独自一人安度余生。
从赵树理到陈彦， 他们通过其文学作品中的婚姻书写， 折射了中国社会婚姻观念的变化——即从传统的包办婚姻向自由恋爱转变， 再到强调个体价值和情感意愿的新世纪婚姻观念。他们小说中的婚姻书写都映照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 也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婚姻状态。
2 婚姻中女性角色的演变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 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及民主共和思想的广泛传播， 传统的封建婚姻观念受到了有力冲击， 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但碍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并未完全消除， 导致女性在婚姻关系中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进入新世纪以后，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女性角色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 在婚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赵树理和陈彦借助小说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 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婚姻中女性角色的演变历程。
2.1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 传统女性角色在婚姻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对于男性的依附性较强， 她们的婚姻和命运常常受到家庭、 社会及历史条件的多重制约。相比之下， 陈彦笔下的现代女性角色不仅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还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中。她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的角色定位， 而是积极争取在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与地位， 逐渐成长为更加独立自主的个体。
赵树理通过其小说中的婚姻书写， 塑造了一系列农村传统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不仅具备温柔贤惠、 勤俭节约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而且在各自的家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 她们虽然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责， 但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在《孟祥英翻身》中， 赵树理借孟祥英婆婆之口揭示了农村传统贤妻良母的标准： “头上梳个笤帚把， 下边两只粽子脚， 沏茶做饭、 碾米磨面、 端汤捧水、 扫地抹桌， 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 时刻不离， 唤着就到； 见个生人， 马上躲开。”
［6］216-217 孟祥英不仅受到这些严苛标准的束缚， 还经常遭受丈夫梅妮的暴力殴打。 “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 由人骑来由人打”
［6］207 这句俗语生动地概括了当时农村男性对待妻子的普遍态度。面对这种无人伸张正义的局面， 孟祥英感到深深的愤慨与无助。最终， 在悲愤交加的情绪下， 她选择了自尽。赵树理笔下以孟祥英为代表的这些传统女性形象， 由于逆来顺受的性格和缺乏独立自主的生存能力， 使得她们在婚姻关系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样的处境使她们在面对家庭和社会的不公时， 只能选择被动接受， 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婚姻观念的转变， 陈彦作品中的都市现代女性形象逐渐摆脱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 不再满足于传统家庭中的附庸角色， 而是更加注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主角》中， 忆秦娥凭借其卓越的秦腔表演技艺， 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大明星。她的知名度不仅提升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 也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影响力。在与刘红兵的婚姻中， 忆秦娥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甚至促使丈夫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西京办事处， 以便更好地陪伴和支持她。忆秦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练功场， 而刘红兵则承担起了家庭后勤保障工作， 确保她的生活无忧。 “忆秦娥回到家里， 刘红兵把饭都做好了， 还熬了骨头汤、 炒了鱼香肉丝。他看忆秦娥最近吃饭少， 一回来就瞌睡， 说要炖汤给她补一补。”
［9］498 然而， 当忆秦娥发现刘红兵与其他女人有染并捉奸在床后， 她果断选择了离婚， 并独自承担起抚养患病儿子刘忆的责任。虽然离婚后的生活充满了挑战， 既要进行各种秦腔演出， 又要照顾患病的儿子， 但忆秦娥并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相反， 摆脱了不幸的婚姻， 她感到更加自由和幸福。陈彦笔下的忆秦娥这类现代女性， 更加注重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幸福感， 她们不再将婚姻和家庭视为唯一的归宿， 而是追求更为全面的人生价值和个人成长。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落后女性形象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 强调她们在家庭中的奉献与牺牲； 而陈彦小说中的都市现代女性则更多地展现了现代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重视， 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和独立性。这种差异反映了婚姻观念在不同时期的变迁， 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观念逐渐转变为更加注重女性社会地位与人生价值的实现。赵树理和陈彦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视角， 但他们通过婚姻书写共同展现了中国女性形象从被动附庸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
2.2 女性意识的觉醒
虽然赵树理与陈彦活跃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于女性角色在婚姻中的地位变化都有着深刻的描绘， 共同反映了中国女性觉醒历程的不同阶段。在赵树理的小说里， 女性角色大多是传统社会中的“贤妻良母”， 她们通过对传统婚姻和家庭角色进行反抗， 显示出初步的觉醒意识； 在陈彦的小说中， 传统女性角色演变为具备独立自主意识的新时代女性， 她们不仅在职业上有所成就， 在情感和自我价值实现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追求， 已经彻底完成了觉醒。
新中国成立初期， 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制依然延续， 尤其是在赵树理集中描写的乡村地区， 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然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 女性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法律保障与权利。此外， 诸如扫盲运动和农业合作化等重要社会变革， 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还让她们得以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公共事务之中， 这些关键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正如恩格斯所言： “有觉悟的妇女对封建伦理观念产生怀疑、 动摇并且进行抗争， 她们的这种觉悟首先表现在争取爱情自由、 婚姻自主上。”
［10］56 这一思想在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小说讲述了一对年轻情侣小芹和小二黑为了追求婚姻自由， 勇敢地与封建势力及地方恶霸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试图按照传统习俗为她安排包办婚姻， 让小芹嫁给山西一个富豪军官， 并未经小芹同意就收了订亲礼。面对母亲的安排， 小芹坚决表示拒绝。 当物质诱惑未能奏效时， 三仙姑转而利用“下神”这一封建迷信来恐吓女儿。但这一切都无法动摇小芹追求自由恋爱的决心， 她与小二黑一同前往区政府寻求帮助， 在区长的帮助下， 双方父母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婚事。通过小芹的形象， 赵树理展现了一代农村女性对于婚姻自由的渴望及其初步觉醒的过程。在小说《登记》中， 一对自由恋爱的情侣艾艾和小晚面临着完成婚姻登记的重重障碍。根据张家庄的规定， 只有经过父母同意的婚事才能获得村公所出具的证明， 而对于真正自由恋爱的情况， 则不仅不予出具证明， 还要求进行自我检讨。艾艾不仅受到地方婚姻政策的压迫， 还要面对家中父母包办婚姻的紧逼， 但她始终没有妥协， 一直在努力寻求解决办法。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公布及区分委书记亲自向村民们讲解新的政策精神， 社会风气逐渐改变， 人们开始接受和支持自由恋爱的理念。最终， 在新政策的支持下， 艾艾与小晚成功完成了婚姻登记。此外， 在赵树理的其他作品如《传家宝》中的劳动模范金桂， 《三里湾》里的进步女青年灵芝和玉梅等角色， 都在各自的婚姻生活中展现出了觉醒的一面， 她们大胆地摆脱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 追求自由婚恋。
不同于赵树理笔下处于传统乡村环境中的女性角色， 陈彦作品中的女性身处现代都市环境中， 面临着更加多元和自由的婚姻观念与选择。这些女性大多在职场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实现了经济独立， 不再依赖于家庭或配偶， 从而展现了现代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觉醒。在《西京故事》中， 幼儿园教师赵玉茹是一位自尊心极强的女性。当她发现丈夫西门锁出轨后， 果断选择了离婚。除了带走女儿外， 她并未索要任何财产， 甚至多次拒绝了前夫提出的抚养费补偿， 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在《主角》中， 宁州剧团的女演员胡彩香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在丈夫降职为普通管钳工后， 她主动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着整个家庭。胡彩香的故事展示了现代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家庭职责， 不再单纯依赖于家庭或男性配偶， 更加注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星空与半棵树》中的杨艳梅是一位家庭条件优渥的卫生院护士， 她的丈夫安北斗是一名基层干部。由于安北斗工作的特殊性， 两人长期分居， 夫妻关系逐渐疏远。随着杨艳梅父亲的高升， 杨艳梅也被调到了县医院， 她与安北斗之间的差距也逐渐变大， 她对于县城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安北斗身处基层的现实背道而驰。面对二人难以逾越的现实鸿沟， 杨艳梅最终选择与安北斗离婚， 离婚后与新的伴侣一起去了省城过上了自己满意的生活。这一情节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自主性， 她们能够根据个人的情感需求及职业规划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赵树理和陈彦的小说都反映了女性觉醒的过程， 但各有侧重。赵树理的作品展示了女性在传统婚姻观念压迫下的主动抗争和自我价值的初步认识； 而陈彦的作品不仅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 还展示了女性在现代婚姻中如何实现自我价值， 追求个人发展和幸福生活。两位作家共同反映了女性逐步从自我意识觉醒到主体意识觉醒， 再到群体意识觉醒的成功转变
［11］， 歌颂了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
3 叙事手法与艺术技巧的异同
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以其质朴化的民间故事叙事风格著称， 贴近百姓生活， 语言通俗易懂， 矛盾冲突集中爆发。他的小说着重反映了农村地区的婚姻问题以及男女的生活状态， 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他也因此被称为具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农民领袖”“农民精英”
［12］。相比之下， 陈彦的小说则采用了更为现代的表现手法和文学技巧， 展现了当代社会婚姻观念的变化。无论是赵树理笔下乡村妇女的初步觉醒， 还是陈彦笔下都市女性的全面解放， 都体现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通过这些生动的婚姻书写， 他们不仅描绘了个体命运的变迁， 还反映了底层社会婚姻观念的整体变迁。
3.1 民间故事与现代表达
赵树理的叙事策略以朴实直接著称， 他通过贴近生活的场景和生动的人物对话， 展现了农村婚姻中的种种问题与矛盾。他擅长运用民间故事式的叙事手法， 将乡村婚姻中的传统观念与现实困境之间的碰撞描绘得淋漓尽致。陈彦的叙事策略则更加现代化且富有复杂性。他善于运用细腻的心理描写， 深入挖掘人物在婚姻关系中的内心世界， 展现出他们在情感与生活选择上的挣扎与成长。
赵树理善于借用传统民间故事中的冲突模式展开婚姻叙事， 例如善恶对立、 正义战胜邪恶等。在《小二黑结婚》中， 以小芹和小二黑为代表的变革派与三仙姑和二诸葛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斗争是婚姻书写的主线； 《登记》中的小晚和艾艾与民事主任之间观念的冲突同样是小说婚姻叙事的核心。两部作品都通过描写斗争双方婚姻观念的冲突， 巧妙地将新旧婚姻观念之间的博弈渗透于整个叙事之中。同时， 赵树理运用朴实的语言， 生动地描绘出农村男女婚姻的种种场景， 具有很强的民间生活气息。 《三里湾》中， 灵芝和玉生二人互相表达爱慕时的对话和动作纯朴而真诚。玉生面对灵芝的表白， 诚恳地回答： “只要你不嫌我没文化， 我还有什么考虑的呢？”
［1］185 “随后玉生伸出了双手， 灵芝把自己的双手递过去让他握住， 两个人四只眼睛对着看。”
［1］185 赵树理通过伸手、 握住、 对视三个简单的动作就将一对羞涩的小夫妻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在《小二黑结婚》中， 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迷信阴阳八卦及占卜， 并通过算卦得出“小二黑是金命， 小芹是火命， 恐怕火克金”
［6］153的结论， 他因此极力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的婚姻。另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三仙姑也被神上了身， 疯疯癫癫地唱道： “前世姻缘由天定， 不顺天意活不成。”
［6］155 算卦、 下神这些民间迷信元素的加入不仅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 还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 贴合农村的生活实际， 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陈彦小说中婚姻书写的文学表达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他运用了诸多现代文学技巧和表现手法， 如复杂的情节架构、 丰富的心理描写以及多样化的语言。他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 成功地展现出现代社会婚姻观念的多元与复杂。在情节架构方面， 陈彦打破了赵树理的传统线性叙事模式， 采用了更富有变化的结构， 包括倒叙、 插叙等。例如， 在小说《装台》中， 开篇便直接交代了刁顺子娶第三个老婆蔡素芬的事实， 而对二人如何相识相爱却并未提及， 随着故事的发展， 通过蔡素芬与刁菊花之间的矛盾， 巧妙地插入了刁顺子与两个前妻的感情经历以及与蔡素芬的相遇。这种预设的伏笔不仅增加了刁顺子这一角色的神秘感， 也激发了读者对其多次婚姻的好奇心。随后的插叙部分逐步揭示了刁顺子此前不幸的婚姻经历， 使得整个叙事结构既富于变化又引人入胜。此外， 陈彦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更为深入细腻， 他通过内心独白、 回忆等方式， 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西京故事》中， 当淑惠得知丈夫罗天福需要赔付巨额赔款后， 她不仅在行动和言语上给予支持， 更是在内心深处为丈夫担忧： “真的， 她现在啥都不怕， 就怕老汉倒了， 老汉一倒， 这个家就算把梁柱塌了； 在淑惠看来， 罗天福就是她金不换的宝贝。”
［4］203 淑惠在关键时刻的支持给予了罗天福巨大的动力， 陈彦通过心理描写透析罗天福夫妇的婚姻， 赞美了罗天福和淑惠这一对底层普通夫妇之间的伉俪情深。
赵树理的民间故事式叙事手法， 以其质朴直接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场景， 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婚姻观念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陈彦在叙述结构与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创新， 极大地丰富了其作品的艺术风格。两种叙事手法各有千秋， 赵树理的质朴叙事为我们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婚姻生活的珍贵记录， 陈彦的现代化表达则为新世纪当代小说婚姻书写带来了新的活力。
3.2 底层叙事的共同聚焦
赵树理作为山西“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 其小说中的婚姻书写多集中于晋西南地区的农村底层民众， 而陈彦作品中的婚姻书写重心虽然放在城市， 但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生活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身上
［13］。相同的聚焦视野使二人在小说中反映出的婚姻观念呈现出相似性， 他们的小说不仅关注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 更通过婚姻这一敏感而重要的主题， 揭示了底层社会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赵树理的小说以农村为背景， 通过婚姻书写展现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女性在婚姻中的遭遇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起伏。在《孟祥英翻身》中， 劳动模范孟祥英的故事尤为引人注目。起初， 孟祥英不堪忍受封建婚姻陋俗的压迫， 两次企图自杀但均未遂。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的晋西南地区， 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思想观念落后， 许多农村依然保留着与前清光绪年间相似的风俗习惯： 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挨打受骂， 一当了婆婆就会打骂媳妇
［6］207。这种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使得农村底层女性的生活苦不堪言。然而， 随着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 太行山区逐渐建立起新的边区政府和妇女政策。孟祥英被选为“妇救会主任”， 这标志着她正式摆脱了封建婚姻陋俗的束缚。从此， 孟祥英积极参与基层社会事务， 并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卓越表现被评为“劳动模范”。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孟祥英个人的命运转折， 更反映了整个底层社会对于女性地位和权益认识的进步。赵树理通过塑造孟祥英这一角色， 批判了封建家长、 乡村父权文化传统对底层女性的角色规约， 赞赏女主人公对这一规约大胆的僭越反叛
［14］。他不仅描绘了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 还通过对底层婚姻中女性家庭地位问题的深入探讨， 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思考。
陈彦接受采访时曾强调： “作为作家， 我们都要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书记员， 记录好我们在场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应该有在场的使命与书写自觉。”
［15］ 他和赵树理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 但他们都比较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 并通过婚姻书写来展现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在陈彦的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 北斗村的温如风和花如屏夫妇恩爱有加， 共同继承祖传的磨坊生意， 过着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然而， 村霸孙铁锤通过一系列恶劣行径， 如偷树、 殴打甚至强奸， 不断侵扰他们的生活。面对当地派出所的不作为， 不堪其辱的温如风开始前往市里、 省里甚至北京进行上访， 但收效甚微。花如屏逐渐对于丈夫温如风抛妻弃子去上访的行为产生厌恶情绪， 二人的幸福婚姻产生了裂缝。长期的独守空房， 使得花如屏在厌恶情绪的加持下， 甚至试图与温如风的朋友安北斗发生关系。若无村霸、 欺凌等底层社会不良现象的袭扰， 这对夫妇的婚姻生活本该美满幸福。陈彦借二人婚姻状态的变化， 揭露了底层人民的幸福婚姻在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下难以维系的问题。 《装台》中的装台工人刁顺子虽然拥有三段婚姻， 但皆以悲剧收场。第一任妻子因嫌弃他的职业而离家出走； 第二任妻子在婚后不久因病去世； 第三任妻子蔡素芬贤淑持家， 却因与刁顺子的女儿刁菊花之间矛盾不断， 最终选择自己离开。通过刁顺子的故事， 陈彦展现了城市底层工人婚姻的困境： 尽管他们辛勤工作， 却难以获得稳定的幸福婚姻。这不仅反映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 也揭示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压力对底层人民婚姻生活的深刻影响。
赵树理注重农村底层社会的变革与个体命运的关联， 而陈彦则更侧重于揭示城市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社会矛盾冲突。无论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还是陈彦笔下的城市居民， 他们都是社会转型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他们的婚姻状态都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两位作家在小说婚姻书写中对底层叙事的聚焦， 不仅体现出他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更展现了他们对底层社会的深刻洞察与认真思考。
4 结 语
通过对赵树理和陈彦小说中婚姻书写的比较， 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婚姻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深刻变化， 而且还能从中体会到社会转型期间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赵树理笔下的婚姻故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传统婚姻观念与新兴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而陈彦的作品则呈现了新世纪以后城市婚姻观念现代化的转型。两位作家的创作都深刻地揭示了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归属的问题， 更是与社会文化、 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的社会现象。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 从家族延续到个体幸福， 这些都反映了女性婚姻观念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我意识觉醒到改革开放后主体意识的觉醒， 再到新世纪群体意识觉醒的成功转变。婚姻观念的变化折射出女性地位的提升与社会价值观的进步， 也展现了中国社会婚姻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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