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视剧： 抗战记忆的生成、 变异与意识形态的变迁

From Fiction to Television： Generation， Vari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of the Memo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摘要

小说《吕梁英雄传》是承载吕梁人民原初抗战记忆的经典作品， 体现了人民性与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人民性是抗战胜利的基础， 党性是抗战指引的方向， 它们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对抗战记忆进行了改写， 一方面突出了传奇性， 虚构了康有富的英雄传奇； 另一方面， 以汉奸王怀当为中心， 凸显了故事的喜剧性， 抗战记忆由此发生变异。究其原因，在于电视剧《吕梁英雄传》深受消费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刻意彰显的喜剧性与传奇性叙事是后革命时代意识形态变迁的症候。抗战记忆的历史书写关乎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文艺创作者应当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严谨、合理的改编，让吕梁英雄的抗战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葆青春。

Abstract

The Legend of Lüliang Heroes is a classic work that carries the memories of the people of Lüliang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nd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oriented nature and the Party spirit.People-oriented natur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nd the Party spirit is the guiding direction of the war， so they are inseparably integrated and closely intertwined.On the one hand， it highlights the legendary character and fables the heroic legend of Kang Youfu； on the other hand， it rewrites the mem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aking the traitor Wang Huaidang as the center， the comedy of the story is highlighted， and the memory of the war is changed.The reason lies in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ism and the ideology of new historicism on the TV drama.The drama The Legend of Lüliang Heroes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comedic and legendary narrative is a symptom of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memo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s related to the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ors should carry out rigorous and reasonable adaptation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original works， so that the hero’s memo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 Lüliang can remain vibrant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关键词

《吕梁英雄传》 / 文化记忆 / 消费主义 / 新历史主义

Key words

The Legend of Lüliang Heroes / cultural memory， consumerism， new historicism

马烽、西戎创作的《吕梁英雄传》是一部记录抗战记忆的通俗小说， 比较真实而又鲜活地记录了晋绥边区人民抗战的英雄事迹， 可谓抗战记忆的一颗“活化石”。电视剧《吕梁英雄传》于2005年开播，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六十周年的献礼之作。该剧播出后，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如果说小说版的《吕梁英雄传》奠定了吕梁人民抗战记忆基础的话， 那么， 电视剧版《吕梁英雄传》则普及、 更新了“抗战记忆”。时过境迁， 六十年后， 抗战记忆的改写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然而， 记忆改写只是时代变迁的表征， 在其背后， 依然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

1 作为小说的《吕梁英雄传》： 人民性与党性的辩证

《吕梁英雄传》是一部真实地反映抗战原始记忆的小说。马峰、 西戎于1945年春天开始写作（抗战尚未结束）， 1946完成初稿。小说题材来自民兵英雄的日常生活， 《晋绥大众报》的消息和通讯为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比如民兵碉堡内活捉日军的故事（第六十一回）即根据最近发生的利润战斗改写而成。 《吕梁英雄传》铭记的是鲜活的抗战史实， “小说叙述的是那一时期的‘当代生活’， 也就是说‘现实’和‘历史’还并没有拉开距离， 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几乎没有历史背景的交代， 而是直接展示‘当下情境’， 这与作家和读者共同置身于革命斗争的‘当下生活’有密切的关系”^［1］96。因此， 小说有着一种召唤我们进入抗战生活的现场感， “当代最好的作品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召唤，一种奇特的充满回忆的召唤”^［2］68。讴歌共产党领导下普通人民勇敢的抗战精神是小说的主旨， “我们的创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吕梁山区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的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 热情歌颂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功绩 ， 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作‘一枝一节’的形象化记录”^［3］。

《吕梁英雄传》对人民性做出生动的阐释。所谓的人民性， 是指“必须渗透人民的精神， 体验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 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 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 去感受人民所拥抱的一切质朴的感情”^［4］83。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家要站在农民的立场来看待问题， 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抗战文学中的人民性， 指的是作者要原原本本地还原人民的本色， 从平凡的人民群众中挖掘独特的闪光点。 《吕梁英雄传》塑造了许许多多平凡的人民英雄形象， 这些抗日英雄们并不像后来小说所塑造的传奇侠客形象（比如《烈火金刚》中的肖飞）， 而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平凡人物”。他们有的爱占小便宜， 康有富和张有义为了一件日本大衣而相互殴打； 有的组织纪律性较差， 李有红晚上执勤睡懒觉， 使得汉奸吴有才得以逃脱。小说真实地展现出部分思想落后的人民与抗战政策的矛盾， 细致地描写了矛盾的生成、 转化、 解决的过程。民兵张有义号召全体村民学地雷， 但无形之中耽误了农时， 遭到老农民康天成老汉的抱怨：

“你说完啦？不怕， 有理不在高言， 山高遮不住太阳。我给你说， 那天你叫变工组的人限三天都买下地雷， 我们说那是个地雷， 又不是颗鸡蛋， 那样容易买？到这阵还不过七八天工夫， 你天天说我们是老顽固。再说你教大家学埋雷， 一学就是半天， 我说了句把工夫可耽误了， 你就说我破坏爆炸工作， 给我盖了顶‘特务’帽， 我可担不起这罪名！”^［5］157

尽管工作作风上有粗鲁之嫌， 但在关键时刻， 张有义却能以大局为重， 看到康天成老汉被伪军围攻， 立刻上前解救， 赢得了民心：

天成老汉定了摊开两臂， 激动地向众人说： “孩子们， 千不是， 万不是， 是我死老汉的不是！你们救了我的命。今天我可认识了民兵的用处啦！回去， 老汉杀只羊慰劳你们！”雷石柱说： “那天那事情， 是民兵们的不对！”张有义也接着说： “不对！第一， 是我态度不对， 第二，作风不好， 第三， ……”康老汉连声嚷道：“不能不能， 主要是我老汉的缺点！”说着就叫大家快回， 中午要请民兵在他家吃饭。民兵们嚷着：“不用！不用！”民兵们扶着康天成老汉， 赶着羊群回村来了。^［5］171

正是这些平凡的无名之辈， 在战争中逐渐成长， 最后用生命诠释了为国捐躯的意义，无数民兵像张有义兄弟一般， 战死沙场：

敌人直追过来， 民兵张有才， 一刺刀捅死了一个敌人， 自己头部受了重伤， 也光荣牺牲了。张有义见兄弟牺牲了， 仇恨怒火， 一时狂烧起来， 两眼通红， 叫道：“同志们， 我打掩护。你们都往后退。”这时扑来四个敌人， 一个抓住了他的枪， 一个在他臂上捅了一刺刀， 另一个却拦腰抱住了他， 端着刺刀的一个敌人， 又向他凶狠地刺来， 张有义用了一股猛劲， 将抱他的敌人摔倒在地， 转身就跑。一跑跑到沟畔， 到了绝地， 下面是几丈深的沟， 他也不管高低， 跃身跳了下去。^［5］180

晋绥边区的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体革命老区人民浴血奋战才取得的伟大胜利。因此， 人民性和党性之间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 人民的利益是党的政策的中心， 党的政策必须服务、 符合人民的要求； 同时， 党的政策又是指导人民抗敌的重要纲领。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党和人民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构成了我们对抗战精神的原初记忆。

在小说中， 作为八路军领导， 武得民是党的意志化身， 然而， 他并不是完美的英雄，而是在自我批评、 自我纠正中不断成长的优秀党员。武得民曾经犯过重要错误， 他刻板执行当时“宽大为怀”的政策， 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对汉奸的痛恨之情， 释放了大汉奸康顺风， 结果酿成了更大的祸患。康顺风后来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因此而受到重创。小说用很长的篇幅对之进行了反思：

老武没去看枪毙汉奸， 一直坐在桌后的凳子上， 两手支着头沉思。今天的大会， 给了他很大的教育， 他听了群众的诉苦， 听了揭露桦林霸、 康顺风的罪恶事实， 想到自己过去工作不深入， 群众观点不够， 在执行宽大政策上犯了错误， 给群众带来了这样大的祸害， 几乎伤心地流下泪来。^［5］226

总之， 小说留给我们抗战的原始记忆是质朴而又充满生机的， 抗日英雄无不来自日常生活， 他们有着各种小毛病、 小缺点， 但人心善良， 平易近人， 在生死关头能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无论是民兵还是干部， 作者都能一视同仁， 实事求是。小说写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缺失以及勇敢承担后果的自我批评精神， 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和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民性是抗战胜利的基础， 党性是抗战指引的方向， 人民性是党性的内核， 两者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 这大概就是《吕梁英雄传》带给我们最初的记忆。

2 作为电视剧的《吕梁英雄传》： 喜剧性与传奇性的杂糅

如果说小说版《吕梁英雄传》讲述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抗战记忆的话， 那么， 电视剧版的《吕梁英雄传》则讲述关于喜剧性和传奇性的抗战记忆。

与原著相比， 电视剧《吕梁英雄传》更加注重对反面人物喜剧性的营造。原著中， 反面人物并不出彩， 康锡雪、 康顺风作为两大汉奸， 在第四十二回（整书八十回）就被消灭， 而邱则世和王怀当连对白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民兵杀死。日军指挥官太君则根本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总之， 敌人始终只是作为“恶”的符号而存在。然而， 在电视剧中， “敌人”的演出可谓各擅胜场。电视剧用两条线索贯穿始终： 第一条是人民武工队（以雷石柱、 武得民为代表）与日军汉奸王怀当、 康锡雪之间的斗争； 第二条则是敌人内部之间的争斗，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犬养太君与王怀当、 邱则世之间的勾心斗角， 二是王怀当与康锡雪、 康顺风之间的明争暗斗。这种改变极大地丰富了反面人物的阵营， 从而彰显了斗争的复杂性， 敌人之间的内部争斗为喜剧的表演提供了丰富的舞台。

所谓的喜剧性是指通过夸张的手法、 荒诞的结构、 诙谐幽默的台词， 以滑稽的动作，丑怪的行为引起人们对丑恶的嘲笑、 讽刺、 批判， 从而达到对正常人生和美好理想歌颂的效果。弗莱总结的喜剧类型中有三种适合该剧： “一种是自欺欺人的骗子或吹牛者（alazons）； 另一种是自我贬低以求煞人威风者（eirons）； 第三种是滑稽丑角（bomolochoi）。”^［6］246 第一种类型当属王怀当和邱则世， 他们属于骗子或者吹牛者。王怀当每次信誓旦旦向犬养太君保证自己的每一次出谋划策都是精心密谋， 然而， 事实证明他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则笑话——几乎所有的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 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嘲笑。邱则世狂妄自大， 发誓要娶二先生的女儿梅英， 却在娶亲时钻入了雷石柱精心设计的埋伏圈， 近乎全军覆没， 而自己成了灰头土脸的光杆司令。康顺风属于第二种类型——自我贬低， 以求煞人威风。奴隶有两面性，在主子面前是奴才， 在奴才面前是主子。康顺风的喜剧性就表现在摇尾乞怜和作威作福之间的无缝转换。每次在王怀当面前受气， 他都是自打耳光， 摇首乞怜； 在剥削、 役使人民群众时， 又趾高气扬、 穷凶极恶。第三种滑稽丑角当属王臭臭、 康肉肉、 康佳碧。这类丑角往往智商较低，且自命不凡，野心和能力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王臭臭偶然的一次机会发现卖货郎武得民是八路军， 兴高采烈地报告给康明理，声称要告诉日军， 领五百大洋的赏钱， 结果中了反间计， 成了替死鬼。康肉肉和王臭臭在看守武得民时， 中了康明理调虎离山的圈套， 为了推卸责任， 康肉肉提出用石头砸自己头（苦肉计）脱身， 从而形成独特的喜剧效果。康佳碧的愚蠢在于他被别人利用还自以为是——他中了康明理的借刀杀人之计， 无意中帮助民兵除掉了王臭臭。在这些喜剧性角色中， 居于核心位置的当属王怀当， 他向上勾结犬养太君， 向下指挥康顺风和康锡雪， 与平级的伪军队长邱则世勾心斗角。王怀当属于“圆形人物”， 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一方面假意向犬养太君宣誓效忠， 另一方面又游走于民兵之间， 为自己将来留更多后路。他的每次出场都是一场令人捧腹的小品剧， 比如他伪装成八路军潜入康家寨， 被孟二楞发现， 以现场搜查为名勒令他脱裤、 脱鞋、 脱袜， 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日本翻译官在冰天雪地里哭爹喊娘， 令人捧腹。每一集王怀当的戏份都占近乎三分之一， 因此， 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不是雷石柱， 而是王怀当。从某种程度上说， 电视剧完全改变了原著的走向， 从原著以武得民、 雷石柱为代表的民兵为中心， 转向以王怀当为代表的反面人物为核心。难怪有学者认为反面人物的形象生动、 有趣， 使得作为正面英雄形象的雷石柱、 武得民依然逃不过“高、大、全”的窠臼， 因而相形见绌^［7］。

所谓的传奇性， 指的是主人公通过超越常人力所能及的手段来完成抗战任务。康有富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在原著中， 康有富是一个有着重大污点的民兵， 是被恶霸康锡雪有意利用的棋子。康锡雪为了更好地打探民兵的情况， 让康有福参加民兵； 他使用美人计， 教唆儿媳勾引康有福， 以此加以要挟、 利用。康有富不但放哨期间给民兵送康锡雪混有迷魂药的酒， 导致哨岗瘫痪， 敌人得以进村展开血腥杀戮； 而且听任康锡雪摆布， 谎报军情， 民兵因此受到敌人伏击， 近乎全军覆没。更有甚者， 他提前在地雷上撒尿， 导致不能爆炸， 对作战失败负有重大责任。在小说中， 康有富看到民兵伤残的情形， 心里极为内疚， 在指导员的耐心询问下， 吐出了实情：

康有富这才把牙一咬， 边哭边骂， 把桦林霸、康顺风的特务活动， 从头讲了一遍， 老武们三个听着， 气得脸色都变白了。^［5］211

康有富品格上卑劣不堪， 尽管他自首有功， 但作为胁从犯， 对人民群众遭受大屠杀负有首要责任。然而， 在电视剧中， 康有富的形象却突然高大起来， 成为扭转全局的大英雄。为此， 编剧不惜为康有富减轻“罪责”（比如在手榴弹上撒尿的不是康有富， 而变成了康顺风）。康有富在牢狱中坚贞不屈， 宁可自尽也决不出卖战友。难怪雷石柱感慨康有富在狱中的表现没给康家寨丢人。康有富经过牢狱之难， 已经成长为“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大英雄——他孤身一人， 潜入汉家山， 杀死康锡雪， 为民除害； 面对敌人的包围， 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 终于洗清自身的清白。如果说小说中的康有富只是有污点的民兵战士的话， 那么电视剧中的他用为国捐躯的方式为自己救赎， 从而成为极具有传奇性的大英雄。

3 抗战记忆改写的背后： 消费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漩涡中生存

抗战剧在叙述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的同时， 无时不在承受着意识形态的压力。文艺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生产， 任何想要将文艺固化为纯文艺的想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与所有文化表现形式一样，文学都是作品创作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产物，无论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8］66-67。相对于文学，影视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影视致力于文化与娱乐的结合， 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 “文化产业的机构需要把艺术创意转化为成功的商业产品。”^［9］417 电视剧《吕梁英雄传》是文化商品， 必然受限于影视产业的生产逻辑， 其目的在于生产利润。众所周知， 影视产业的利润来自收视率， 因此， 迎合观众的心理， 提高收视率必然是影视产业所遵循的一条规律， 影视产业本身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任何一种产品， 它赢得的消费者越多， 它在文化工厂现有的流程中被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它得到的经济回馈就越高。”^［10］10

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 抗战记忆在不断改写中变得面目全非， “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 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 第二次， 它们的意义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 因而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 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11］。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上文所说的喜剧化处理方式。电视剧是将王怀当作为喜剧的中枢来进行构思， 几乎所有的搞笑桥段都来自王怀当。

将敌人进行恶作剧式的搞笑处理是抗战影视的模式化手段， 在《地道战》 《地雷战》 《烈火金刚》中都不乏对敌人的调侃——日军长官大都资质愚蠢， 汉奸伪军擅长卖萌搞笑。抗战影视剧中的搞笑情节的设计可以缓释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战争中过分惨烈的死亡宣泄一旦成为屏幕的主要镜头， 必然会给观众带来过分沉重的观赏体验。因此， 运用喜剧化的手法来缓释、 消解死亡带来的沉痛感， 将敌人戏谑化， 对之进行调侃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 显示我军的英勇、 机智， 人民的战无不胜； 另一方面， 又调和了战争本身带来的死亡之痛， 增加了票房收入。因此， 在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适当加入喜剧因素是抗战剧本身结构协调的需要。

然而， 一旦将喜剧作为影视剧的卖点时， 又会消解抗日战争的艰难性与神圣感。敌人如果真如影视作品中所彰显的那样愚蠢的话， 那么整个抗战过程为何进行得如此之艰苦卓绝？对于电视剧版本《吕梁英雄传》来说， 搞笑的处理确实过头了。在小说中仅仅出现一两回的小角色（如王怀当之流）到了影视剧中则成为每集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 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几乎所有的喜剧桥段都压在了王怀当身上， 当然是考虑到扮演者李永健的观众影响力。每个喜剧性的桥段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小品， 不难看出编剧在改编中的良苦用心。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将喜剧演员作为抗战剧的中枢， 对整部小说进行翻转式改编， 其目的在于片面地提高收视率， 消费主义文化的气息可谓无孔不入。

如果说喜剧化是迎合观众喜好， 深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话， 叙事刻意营造传奇色彩则是新历史主义影响的表征。新历史主义认为在历史叙事中， 史学家对无序的历史事件进行裁剪、 拼贴， 必然会带有“虚构”色彩， “同样的历史事件， 通过不同的情节编排， 完全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12］672。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 新历史主义主要对传统的大历史观进行重新叙事， 更加侧重挖掘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声音， 对于长期以来固化的历史观念有着不小的冲击。 “新历史主义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人物的边缘性， 土匪、 地主、 娼妓、 姬妾， 以及一切皆在正面描写之列。”^［13］158

新历史主义更加注重对“欲望”的书写， 在他们看来， 欲望才是历史的推动力量。 《红高粱》中土匪余占鳌之所以进行抗战， 与他和戴凤莲的情欲有着密切关系； 而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 长工陈茂之所以参加革命， 则完全是对地主女人的占有欲所驱使。康有富之所以抗日， 与其说是民族大义， 毋宁说是为了报私仇， 个人的情欲构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这一点从对康锡雪之死的改写可以证明。在原著中， 康锡雪是整个康家寨人民的公敌， 因此， 处死他的行为是全体康家寨人民的意志。小说详细描写了在公审大会上， 人们纷纷走上前台控诉康锡雪的罪恶（这是后来土改文学经常出现的高潮部分）：

康老汉头上暴起青筋， 棍子在地下捣的“通通”地响。忽然他站了起来， 扑到桦林霸跟前， 抡开棍子没头没脑就打。接着， 许多人都诉起苦来了。三四个人齐声讲话， 听不清在说什么， 从他们那愤怒的眼睛里， 可以看出是在倾吐压在心中多年的仇恨。^［5］222

这种公开审判有着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 它宣告了任何胆敢挑战民族正义（卖主求荣）和阶级正义（残害贫民）的恶行最终会死无葬身之地， 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合法性。然而， 在电视剧里， 康锡雪则死于康有富的“私仇”。因此， 一段关乎“公意”的审判最终沦为只有“私仇”的暗杀。换言之， 在电视剧叙事中， 编剧费尽心思让康锡雪“续命”， 活到最后一集， 其目的在于给康有富留下充足的“辗转腾挪”空间， 以便完成从“裙下之臣”到“传奇英雄”的华丽转身， 而小说中的“斗地主”环节却被完全删去。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最终导致了主题的改写， 个人的英雄主义（康有富的传奇之旅）掩盖了党的集体领导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这也导致了次要人物的出彩之处远大于主角。电视剧《吕梁英雄传》肆意增加康有富的传奇色彩， 将他和地主儿媳妇之间的情欲作为整个故事的枢纽， 完全压倒了主角雷石柱的戏份。

新历史主义对电视剧的影响还体现在挖掘新的抗日主体——书写地主的抗日传奇上。众所周知， 新历史主义叙事是对传统正史叙事的刻意反叛， 着力挖掘被正史叙事压抑的边缘人物（如土匪、 妓女、 地主、 间谍等）。在红色文学的正史叙事中， 地主无疑是被批判的对象， 其反动性、 腐朽性深入骨髓。土改文学（比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骤雨》等）的高潮就是开批斗会， 斗争地主。在小说中， 审判康锡雪、 康顺风成了康家寨节日般的狂欢。然而， 在新历史主义的语境中， 地主的形象得到了改写， 他们不再是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如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等）， 而是成为大仁大义的民族脊梁。在《白鹿原》中， 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而是荣辱与共的手足关系。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 二先生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原作中， 二先生是一位地主， “说起家产来， 在全村也算二等富户， 出租土地一百来垧。”^［5］25 这个小地主胆小如鼠， 面对日本人的屠杀， 吓得面如土色： “说了吧！死上几个民兵就能救下全村人！”^［15］116 他与康锡雪之间有着一种藕断丝连的联系：

路上二先生低着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唉！又垮了两家！”二先生的话被走在后边的周毛旦听见后， 被反问道： “你知道他们过去搞垮过多少人家？按罪过， 千刀万剐都应当！”二先生忙改口道： “我不是说不应当。罪所应得！罪所应得！”^［5］215

在查抄康锡雪家的账本时， 他有意躲开康锡雪老婆：

二先生忽然想到： “康锡雪和自己都是一流的人物， 这阵跟上众人来抄他的家私， 见了锡雪嫂该说个什么？多不好意思！”他脚已踏到门里， 又退了出来， 假装解手溜到了茅房。^［5］229

然而， 在电视剧中， 二先生完成了一个传奇性的蜕变， 从一个胆小如鼠、 战战兢兢的平凡之人变换成一个舍生取义的悲剧英雄。二先生主动与康锡雪划开界限， 严辞拒绝康锡雪提出的一起为老百姓请戏班子过年的建议（康锡雪设计这个阴谋，企图通过唱大戏使武工队放松警戒， 从而为日军扫荡康家寨鸣锣开道）， 坚决反对康锡雪为自己女儿说媒。最终， 在康家寨被日军清洗时， 二先生选择与仇人同归于尽。

二先生形象的转变绝非偶然， 在剧本版《吕梁英雄传》（马烽钦点的编剧， 但不知何故电视剧并没有选用这个版本）中， 作者张石山就明确表示要为地主正名， 他说： “凡地主就天生爱当汉奸， 是不真实、 欠公允的。”^［14］3为何在十七年文学中几乎所有的地主都是汉奸， 而到后革命时代， 地主又进行了华丽的转身， 变成了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文艺形象的改写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成为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力量。后革命时期， 阶级斗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新历史主义对于地主形象的改写是意识形态变迁的重要症候。

4 结　语

从小说到电视剧， 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 《吕梁英雄传》讲述的抗战记忆已经被大面积改写， 增删， 从中可以洞悉意识形态的变迁。作为原著， 《吕梁英雄传》承载着晋西北人民抗战的原初记忆， 它讲述了普通老百姓的抗战故事， 每个抗日英雄都有平凡人的缺点， 但却在关键时刻能舍生取义， 以身殉国。小说关乎人民性与党性的辩证法， 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 党性是人民性的升华， 来自人民，又为人民服务。作为电视剧的《吕梁英雄传》淡化了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 着力打造传奇化英雄康有富的形象， 在反面人物的塑造方面凸显了喜剧性特征。过分喜剧化的人物塑造， 是该剧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表征。求新、 求变、 风趣、 幽默当然可以扩大收视率， 但是也可能带来形象所指偏移（过分喜剧化冲淡抗战题材的严肃性）、 喧宾夺主等缺陷。电视剧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将次要人物英雄化、 传奇化， 刻意将情欲-复仇作为叙事动因， 同时又有不乏美化地主之嫌。

抗战记忆的历史书写关乎整个民族的创伤记忆， 既是历史的重述， 又是创新。随着时代的变迁， 一定会有原有的记忆被删减、 抹去， 新的记忆重生。对红色经典抗战文学的影视改编， 一定要慎重。一方面， 要保持原著的精髓， 另一方面， 要与时俱进， 创造出为人民所喜闻乐道的新的记忆， 这就要求编剧在穿梭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河流之时， 要有慎重的历史观念， 以人民性和党性为宗旨， 在人物塑造方面， 力求丰满、 生动， 不能进退维谷、 有所偏失， 沦为空洞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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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1年山西黄河文化生态研究院项目： 双重视域下《吕梁英雄传》叙事话语研究(HH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