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得以产生与发展， 广泛地借鉴与改造精神分析学派、 新历史主义、 解构主义、 后殖民理论等其他批评理论， 形成了各种流派及主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 女性主义批评颂扬当今世界上女性身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热衷于通过大众文化如文集、 网络和视像传媒等方式表达观念诉求， 使女性主义理论被赋予了开放性与实践性等表征。在此前提下， 学者们将重点讨论的问题转向种族、 社会性别、 阶级等遭受遮蔽的领域， 并将这一转向形象地概括为“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
［1］11。女性主义的兴起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学、 政治学、 文学以及教育学等跨学科讨论， 逐渐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与鲜明政治倾向的批评话语体系。特别是在伦理转向的背景下， 这种巨大的网络包含着对权力抵抗与主体性的解放， 在新的阐释路径中不断寻求社会身份的自由与平等。这一时期， 同为享誉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玛莎·努斯鲍姆与朱迪斯·巴特勒围绕着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论题与阐释路径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与交流， 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显示出女性主义批评的复杂现状， 使得理论的阐释空间得以延伸。
众所周知， 后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巴特勒在学术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影响力。其作为后女性主义最前沿的代表人物， 研究兴趣涉及政治哲学、 电影批评、 文化研究以及伦理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以恢弘博大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学术界颇负盛名。她的成名作《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被节选入美国乃至于西方世界最权威性的文艺理论选集、 高等院校常用的文论教科书《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2010年版）， 成为了一部在文艺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著作。不仅如此， 作为对其学术成就的肯定， 巴特勒与涂尔干、 韦伯、 福柯、 布迪厄等享誉世界的25位理论家一并入选了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编著的《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一书。在这部重要的社会学指导书中， 纽约市立大学昆斯学院妇女研究教授帕特里夏·克拉夫结合巴特勒的学术背景与具体作品展开了深入的阐释， 明确指出： “巴特勒的作品不像被认为的那样是反基础性的； 更恰当地说， 它的目的是对基础的再思考。当必须允许社会理论与后现代性转型接触时， 这是必要的哲学工作。”
［2］771 巴特勒对于主体性的认知构成了性别批判的哲学基础， 为探讨当今女性主义的生成提供了新的阐释话语。故而， 随着后现代进程的发展与女性主义问题的显现， 她的相关理论在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等范畴内逐渐名声大噪。
作为学界泰斗的努斯鲍姆对巴特勒这位后起之秀就语言文体、 女性主义理论路径等层面发起了激烈批判， 引发了一场美国学术界的持久论战。1999年初， 努斯鲍姆围绕着巴特勒的《身体之重》 《权力的精神生活》 《性别麻烦》 《激动的话语》等著作展开解读， 在《新共和》（
New Republic）杂志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戏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种合评》
［3］， 并选取了巴特勒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作为实例， 言辞犀利地指出巴特勒在语言文体、 女性主义理论路径等层面存在的种种弊病， 深入地考察了巴特勒理论建构的规范度与合法性， 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打开了新的思路。
一个理论的生成， 既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与实践检验， 也是一个充满阐释与接受、 质疑与争论、 对话与反思的推陈出新的过程。特别是面向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特质， 文学批评家查尔斯·布莱斯勒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同批评流派之间客观存在的分歧， 为文学理论的传播与接受带来了便捷： “由于各种不同的批评流派（以及他们所凭借的理论）对同一个文学作品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这些理论流派就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机会， 读者可以进行以此扩展他们对文本、 社会、 文化和自身人性的理解。”
［4］14 一言以蔽之， 文学观念的争鸣对于读者的阅读活动是有利而无害的， 各种思想的对话不断挑战、 更新着彼此洞察世界的方式， 使之形成了理解他者境遇的全面性视域。可以说， 努斯鲍姆与巴特勒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分歧有待于展开深入的考察与省思， 这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是不可或缺的。
1 语言文体的分途： 蒙昧主义的把戏
围绕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与阐释问题， 努斯鲍姆将批判中心聚焦于巴特勒的学术写作层面。她从写作语言与学术文体等外部形式出发， 对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观念与话语修辞进行了激烈的反驳， 期望为女性主义跨越现实困境寻求可能性路径。
在写作语言上， 努斯鲍姆明确指出巴特勒的行文语言向来是“晦涩”， 存在借此弥补其思想缺失的倾向： “当巴特勒的观点清晰而简洁地陈述时， 人们容易发现， 如果没有更多的阐释和论证， 这些观点难以深入人心， 也不是特别新鲜。所以， 晦涩弥补了缺乏深邃思想与论述而余留的空间。”
［5］ 她认为这样的写作策略使得学术语言趋于抽象化， 导致读者对巴特勒的行文风格“带着对其深度的敬畏”
［5］， 最终聚合成为一种理论建构的权威性。而且， 巴特勒故作高深的表述并非其理论的观点是多么新颖或高明， 主要是因为“她的写作语言总是沉闷而艰涩， 并且对其他理论家典故的引借俯拾皆是， 而这些理论的资源来自广泛差异的文化传统”
［5］。概言之， 这些借鉴的典故形成了巴特勒写作话语中常见的引述， 并且她所援引的弗洛伊德、 拉康、 克里普克、 福柯以及阿尔都塞等的理论本身有着不少分歧之处。众多自相矛盾的观念熔于一炉， 描摹出五光十色的思想图谱，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与阐释的障碍。努斯鲍姆甚至将此类行文策略视为迷惑读者的“蒙昧主义的把戏”： “巴特勒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文学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一些慕名者将其写作风格与思想深邃性结合起来。然而， 一旦读者细究起来， 这到底是从属于哲学体系， 还是与修辞传统更贴近一些呢？”
［5］ 在此， 努斯鲍姆从文艺研究者的专业化背景敬告读者， 在阅读巴特勒的理论文本时， 要拨开一些生僻概念组成的丛林迷雾， 审视她所惯用的“操纵伎俩”
［5］， 进而对女性主义的生成语境与实践限度保持批判性的精神。
在学术文体方面， 努斯鲍姆论证了巴特勒“居高临下的等级策略”
［5］以及写作过程中“随意的引述方式”
［5］， 甚至认为她在著作中的术语堆叠形成了“糨糊一般的行文方式”
［5］。在努斯鲍姆看来， 当今学术场域内各种不规范的概念混用与阐述存在着“欺负”读者之嫌： “作为门外汉的读者很难从少数的细节中走近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假若不理解阿尔都塞的‘interpellation’这个术语， 读者在好几章的阅读中都可能一头雾水）， 或者帮助那些初学者掌握剖析这些晦涩的观念的方法。”
［5］显然， 在互为矛盾的概念丛林中， 读者想要准确地把握巴特勒的理论内核， 亟须具备较高的学术涵养， 这就为受众群体设定了必要的学术门槛。在充满预设性的构想中， 巴特勒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剖析汇聚起理论实践的重重迷雾， 努斯鲍姆对此发出了令人沉思的质疑： “巴特勒究竟在对谁说话？”
［5］ 而且， 努斯鲍姆反感巴特勒在杂糅的思想体系和高深的概念中游离穿梭， 使得女性主义陷入了理想化的幻象——“隐含的受众被想象为极度驯服的”
［5］。通过上述有力的例证可知， 努斯鲍姆对巴特勒学术论文的模糊性概念以及晦涩的写作语言深感不满， 并认为工春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理论的权威性与实践性也值得推敲。
不仅如此， “艰深晦涩”作为巴特勒行文风格的显著表征， 在美国学术界业已是不争的事实。著名学术期刊《哲学与文学》（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在1998年赞助举行的年度“糟糕文体奖”评选活动中， 她力压众多学者， 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第一名
［5］。可以说， 努斯鲍姆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从巴特勒的相关著述中找到很多实例展开了举证， 为其坐稳了“糟糕文体奖”的头衔。具体而言， 她还列举了巴特勒在分析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过程中的谬误， 对于他们在权力理论的差异性给出了另一套通俗易懂的说辞， 以此证明可以借助其他更为贴切的文体表述方式。诚如努斯鲍姆所分析的那样： “（巴特勒）选择了另一种繁琐的陈述， 这种方式让读者费尽心思解析她的写作奥秘， 使得没有工夫再去评断思想的价值。”
［5］这种看似精明的巴特勒式的冗长文体虽然独具特色， 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读者的阅读精力， 其深层的意图似乎在于掩盖观念上的缺憾， 使之相关的论述陷入了本末倒置的处境。从理论的价值层面而言， 努斯鲍姆认为她这种充满随意性的写作方法既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性规范， 也很难真正提出颇具建设性与启发性的理论主张， 这反而阻碍了当今女性主义的实践探索。
面对努斯鲍姆等学者对其写作语言与文体的严厉批评与责难， 巴特勒没有选择置若罔闻， 而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蹩脚作者”的反击》（
A ‘Bad Writer’ Bites Back）的短文予以了回应。在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中， 她不仅戏谑了“文化上保守的小型文化期刊《哲学与文学》” 授予其“糟糕文体奖”的事件， 而且以相当犀利的言辞与努斯鲍姆展开了直接对话， 试图为自身的学术语言与文体风格做出合法性的申辩： 其一， 艰深晦涩的语言并非她的原创， 而是在西方学术史上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传统， 但它可以打破服务于社会现状的常识性观念（这种现状有时将不公正的社会等级制度视为正常现象）。而且， 一些尖锐的社会批评话语通常透过晦涩的语言作为挑战常识的方法， 使得“接受这一挑战的语言可以帮助指向一个更加充满公正的世界”
［6］。在此基础上， 她肯定了艰深晦涩的学术写作语言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功能——“质疑常识， 质疑默认的假设， 激发新的方式来看待熟悉的世界”
［5］， 并通过援引阿多诺“没有什么激进的思想是来自常识”
［5］的论断， 赞赏他构建的词语、 句法使读者能够认真审视语言的影响力。其二， 巴特勒极为重视语言为当代社会带来的反抗性力量。在她那里， “语言在塑造和改变我们共同的或不确定的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6］， 甚至认为语言具备变革现实社会的能力， “晦涩的语言可以改变残酷的世界”
［6］。在此， 巴特勒以马尔库塞的哲学批判作为这一观点的有力例证。他通过描述捍卫常识的哲学家与那些持激进观点的人群之间关于语言的差异化论述， 使得艰深的语言成为了一种抵抗文化霸权的有效方式， 这为人们消解权力中心的构想提供了有效途径。可见， 巴特勒的策略是以哲学史上的典型案例驳斥外界的质疑， 为自身独特的写作风格与思想阐释寻求合法性的位置。
作为以批判性理路闻名于世的哲学家， 巴特勒对自我学术语言与文体层面的饱受诟病之处有着清醒的认知。于是， 她在著作《性别麻烦》的序言部分给予了中肯的回应： “《性别麻烦》的批评者和读者朋友们都显然注意到了它在文体上所表现出的晦涩。阅读这本书， 从学术标准的视角而言， 难以消化而导致不容易‘普及于大众’， 确实会使读者感到迷惑， 也让一些人大为恼火。”
［7］xviii她认为众多评论家们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一致的认识，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主观主义思维占据了主导性位置， 而低估了大众读者对于阅读复杂性文本的能力与欲望。阅读具有挑战性文本的意图在于形成了一种抵抗性的姿态， 不断解放那些被视为理所应当的真理所带来的压迫， 故而， 艰涩的行文风格本身有着其内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 基于宏大开阔的哲学理论视野， 巴特勒对于学术文体的书写标准和价值予以了辩证的考察： “我想写作文体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并非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单方面选择或控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早期讨论萨特的著作中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然而， 那些扭曲了文法或者含蓄地质疑命题意义的主谓的要求显然使得一些人为之恼火。这样的表述方式为读者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有时候阅读大众会对这样的要求深感不快。”
［7］xviii-xix 巴特勒将詹姆逊在《萨特： 一种风格的起源》所采用的写作风格作为一种可靠的论据， 确信晦涩的文体对以往的文法规则发出了挑战， 特别是在艰涩的语言经验里可以获得深邃的文化思考。在这样认知思维的指导下， 巴特勒在政治哲学论证包括女性主义批评层面独辟蹊径， 使得艰深晦涩成为其写作风格的显性标签， 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
2 能力进路： 对“文化转化”的超越
随着彼此思想论争的深入， 努斯鲍姆对巴特勒著述的批评由语言文体转向了关键论点与研究方法等层面， 一时间将后者推向了理论界的风口浪尖。这场论战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主要论点、 表述策略等理论建构上， 更延伸至当代女性主义的实践路径层面， 使得她们之间的话语交锋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 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上， 努斯鲍姆对巴特勒女性主义的主要论点发起了抨击， 特别是对性别操演理论的批判最为激烈。她通过回溯柏拉图性别的去本质化、 穆勒的“女性特质”概念、 南希·乔多罗关于性别差异能够代际复制的论断以及盖尔·鲁宾对屈从的人类学阐述等一系列性别问题的认知与建构， 借以证明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并没有表现太多的新意， 并且这些考察女性现实困境的视角过于单一， 使得浮于表面的论点无法为理论阐释带来颠覆性的冲击。同时， 努斯鲍姆深谙理论批判着重聚焦的论述区域， 言简意赅地指出巴特勒的疏漏之处： “性别操演理论是巴特勒最具代表性的主张， 它值得认真地审视。巴特勒几乎凭借着直觉在《性别麻烦》中提出了这个观点， 并且忽视了思想层面的前辈们。不久， 她拒绝承认在此指向的是与戏剧相类似的表演， 且将自身的主张和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中的语言行为观念结合。实际上， 奥斯汀的‘述行’观念趋于语言学领域， 是被视为行动而非陈述性的句式。”
［5］她从理论生成的源头与思想资源出发， 质疑巴特勒在观点陈述上的矛盾性与合法性部分， 认为其在各种场合不管多么排斥将其理论与戏剧联系起来的解读， 都无法摆脱她的理论从戏剧表演中获取灵感的事实。
在努斯鲍姆看来， 巴特勒的著述多是在重复前人已有的思想观念， 运用了一种“换汤不换药”的表述策略。 《性别麻烦》 《身体之重》并未对反抗“自然”差异的生物学观念赋予翔实的论述， 也并未涉足性别的复制机制等内容。故而， 努斯鲍姆情不自禁地发出诘问： “巴特勒的工作到底为它们增添了什么……她究竟给予了哪些在早期女性主义著作中没有得以充分讨论的问题？”
［5］ 努斯鲍姆向来主张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给予充分的描述与关注， 以求不断地变革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发展的方向： “女性研究并非一个单独的话题。其话题广泛而互相关联。学术界力图提高这些领域的教学， 为此， 正在努力对现实状况进行更充分的描述。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女性并对她们的生活状况进行更充分的描述而进行的努力使得各个学科发生了改变， 也使得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发生了改变。”
［8］210 由此可见， 努斯鲍姆有意识地拉开与巴特勒的距离， 显现出自身在理论建构上的“雄心”——她不只是将女性主义囿于特定的政治领域范畴， 而是积极探索使女性主义发生公共性转向的路径， 试图为当代女性的普遍性困境做出实质性的变革。
另一方面， 在当代女性主义的实践层面， 努斯鲍姆意识到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女性在获得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层面受到了不平等待遇， 并将其上升至关乎社会正义实现的问题上： “世界多数地区的女性都因为身为女性而遭受损失。她们在选择和社交方面的人类能力常常受到她们所在社会的阻碍， 在这些社会， 她们必须作为他人目的的附庸和仆役来生活， 并且她们的社交能力因恐惧和等级制度而被扭曲。”
［9］280她曾数次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 考察了当代女性的生存权利的获得与走出困境的必要性举措。努斯鲍姆在写作女性主义哲学的《女性与人类发展： 能力的进路》一书时， 先后远赴印度（1997年和1998年）对当地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田野调查， 以叙事话语阐析了两位女性——瓦桑蒂和贾亚玛争取繁盛生活的案例， 尤其表现出以她们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在家庭与社会领域面临的艰难处境。相较之下， 巴特勒所采取的象征性的口语政治令人难以认同， “女性主义迫切渴望的， 同时也是它们真正能够提及的， 是在差异性的身体和彼此作用的文化建构中所进行的精微探究。但是巴特勒的那些悬浮在所有事物上的抽象性宣言， 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切实所需的事物”
［5］。这构成了努斯鲍姆与巴特勒关于女性主义论争的焦点性问题——前者认为后者的理论研究脱离了女性主义社会斗争的现实性问题， 那些流于空谈的宣言根本无益于女性的公平与正义问题的解决。颇为糟糕的是， 如此姿态性的抵抗却容易形成一种精神层面的幻象， “巴特勒理想主义的思维倾向于认为象征姿态走向了政治实践的革新， 实际上， 此类大胆的构想带来的是一种漂浮表面的想象”
［5］。故而， 努斯鲍姆对于巴特勒近乎“画饼”式的理论想象充满了抵触情感， 甚至认为晦涩性的语言表达大多是图一时口舌之利， 并没有为身处苦难的全世界女性带来处境的实质性变革， 即女性主义理论不应被建构成一座缥缈的空中楼阁， 而是需要把它转化成投入斗争实践的理论武器。
面向努斯鲍姆对其性别操演说以及“无为主义”的批判， 巴特勒以“文化转化”的理路展开了回应与辩驳。她希望读者摒弃写作优劣性的争议， 将学术视野集中于理论资源的运用与政治道路的建设上： “我们不再争论写作的好坏问题， 也不再争论霸权是否是一个不友好的词语。更为确切地说， 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即使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分歧， 但在走向新的政治道路的过程中， 必须要准备好理论的资源。”
［6］ 巴特勒坦言自身的学术批评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意图借助一些外来的资源打破传统文化观念的禁锢， 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现状的变革探索一些新的模式， 这些积极性的尝试构成了她所宣扬的别具一格的理论的范式——“文化转化”。她曾在女性主义代表作《性别麻烦》（1999年）的再版序言中， 对“文化转化”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展开了简要的申辩： “我在《性别麻烦》中的相关研究， 结果趋于某种形式上的文化转化。美国的性别理论倾向于借助于后结构主义来变革女性主义的现实困境。实际上， 我的论证中心并非将后结构观念强行挪用到女性主义之上， 与之相反， 更希望运用新的女性主义立场重构其他理论。”
［7］viii-ix 按照巴特勒的观点， 后结构主义既是一种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 使其能够面向本土社会现状的迫切需求， 也是作为一种介入当代女性主义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与其他女性主义的建构范式可谓是殊途同归， 本质性的出发点亦是关注女性生存权利的问题， 为解决她们的普遍性困境寻求广泛的路径。
对于巴特勒“文化转化”的说辞， 努斯鲍姆致力于探索“能力理论”的思维范式。这一观念受到亚里士多德和当代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她希望借此改变落后地区女性社会生存能力相对匮乏的现状， 使她们以多元的能力走向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能力理论的最早也最重要的西方历史本源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亚里士多德相信， 政治规划者必须理解人类过一种丰满的生活需要些什么。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 他有关丰满人生的伦理学论述， 意图在于为他所在社会的未来执政者提供指导。”
［10］87 基于人类生活品质要素的前提， 努斯鲍姆试图绘制出一幅“能力进路”的理论图谱， 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有能力应对人类生活和奋斗的复杂性”
［5］。
在努斯鲍姆看来， 能力进路的现实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 她希望人们充分尊重女性的基本权利与能力要求， 在道德层次上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 “她们拥有人类能力和基本的选择能力， 她们有权在道德上要求获得自我实现和繁荣生活的机会。因此， 女性不平等地未能获得更高层次的能力——在这个层次上， 人类核心功能的选择对她们才是真正开放的——这是一个正义问题。”
［9］280 显然， 她将相关能力的清单视为“继续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 这也意味着核心能力与女性权利理论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 二者构成了女性主义实践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论题。另一方面， 能力进路明确地将能力清单指向人类尊严的精神层次， 同样表明主体的生存能力和功能具备实现多元主义的重要方式。行文至此， 亦可看出， 努斯鲍姆深刻地意识到当代女性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实践难度， 但是她始终捍卫以能力进路为基础的社会正义， 为世界各国女性发展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变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这些举措既彰显出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对于社会问题的现实关切， 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巴特勒“文化转化”的思想超越。
3 对努斯鲍姆批判的辩证性思考
努斯鲍姆与巴特勒的理论争鸣曾在西方学术界轰动一时， 这场激烈的对话使得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问题引人注目。努斯鲍姆向来以深邃犀利的批判精神闻名于世， 但是， 为了增强理论批判性的现实价值与影响力， 她的一些论断与批评策略难免会有失当之嫌， 这也构成了其内部思想的误读与盲视。
首先， 努斯鲍姆有些批评的言辞过于苛刻， 甚至存在引发轰动的意图大于阐释内容的倾向。举例而言， 她在概述巴特勒著作的总体性特征时指出： “神秘化与等级化皆是巴特勒惯用的写作策略， 这种范式可以逃离外界的批驳， 原因在于它遮蔽了具体性的观点。”
［5］ 众所周知， 巴特勒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 在性别批评、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等研究领域成就斐然， 提出了“性别操演”“激进民主”等颇具代表性的理论。 《21世纪批评述介》一书特别肯定了巴特勒女性主义的思想创见与学术价值： “她不仅指出了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彻底割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即身体的能指成了所指， 她还首次对‘生理性别’本身的概念所形成的途径提出了质疑。”
［11］50 可以说， 巴特勒在女性主义理论上所构建的一些关键概念与论证方法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极具现实意义。回归于努斯鲍姆充满尖锐性的批评话语， 巴特勒却被贬抑为借助神秘化与等级化之类的行文策略以掩盖论点空洞的“取巧者”。事实上， 这些类似的论断在努斯鲍姆那里并不鲜见， 使得读者无法完全信服她对于巴特勒批判的公正性。
不仅如此， 努斯鲍姆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出巴特勒行文语言的糟糕程度， 曾以文学性话语描述了自己旅程中阅读巴特勒著作时的身心感受： “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的下午， 巴特勒的著作使我精疲力竭、 难以卒读。于是我开始阅读学生写作的一篇关于休谟的人性同一论的论文初稿， 瞬间觉得倍感精神。我满心欣喜且有些骄傲地想到， 这篇文章是如此地明晰。”
［5］ 这段绘声绘色的对照难免会让理性的读者心生疑虑： 此处的“精疲力竭”究竟是源于长途旅行的疲惫还是巴特勒语言晦涩带来的消耗？或许这些疑惑很难得到确定性回答。但是， 努斯鲍姆忽视对批评对象的理论文本的分析， 而纯粹以自我的主观感受作出评价， 甚至将巴特勒的写作比之学生而不如， 这样的表述策略很难发挥出批评的效应。
其次， 努斯鲍姆善于“扬长避短”， 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巴特勒观点的主观性部分， 而对后者在女性主义中提及的实践构想置若罔闻。面对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所宣扬的“以颠覆性、 戏仿性的行动进行抵抗”
［5］的形式， 努斯鲍姆深表不满， 甚至将其看作是一种“失败主义的象征”
［5］。在她看来， 虽然巴特勒有着颠覆性的提议， 但是又希望人们不要对抵抗怀有过多的期望， 使得“这里潜伏着一种危险的无为主义”
［5］。她聚焦于巴特勒抵抗意识的模糊性， 认为此类“颠覆性”的提议缺乏可供施行的方案， 以至于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女性所遭遇的难题。这里批判的不妥之处在于， 她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看作是普遍性的适用法则， 从而导致二者在女性主义建构路径上的差异性。特别关键的是， 对于当今有些地区的女性身处不公平的社会情况， 巴特勒并非始终无动于衷， 曾试图提出一些维护女性政治权利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设想： “对女性主义理论来说， 发展一种语言， 来完全地充分地再现妇女， 对于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的显示度很有必要。考虑到普遍存在的文化状况是妇女的生活或者是被错误地再现， 或者就是根本没有得到再现， 这一点就显得尤其明显和重要。”
［12］554 换言之， 巴特勒的出发点在于发展出一种新颖的阐释女性主义的语言， 从文化语境的视角改变女性的观念以及生存处境。暂且不论这种方案的可行性与完成效果， 至少其理论初衷和努斯鲍姆在女性主义的实践上是殊途同归的。
最后， 努斯鲍姆极力拒斥理论建构中的众多概念的堆叠与交织， 对外来欧陆哲学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她透过对巴特勒女性主义阐述策略的分析， 审视了欧美哲学传统中某些部分的错误倾向： 社会氛围刻意地将哲学家塑造成明星， 往往采取了“晦涩令人着迷”
［5］的论证方式， 努斯鲍姆将此类现象称为“晦涩造就了一种重要性光晕”
［5］。在她看来， 这种令人炫目的“光晕”中隐藏着重要的意图： 一方面， 借用过时的观点增加了读者认知的难度， 将“隐含的受众被想象为极度驯服的”
［5］， 以极为不平等的方式向他们展开观点的论证与言说； 另一方面， 她从接受美学的维度推断这一策略的生成逻辑： “当思想保持神秘化的时候（实际上， 当作者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 读者相当依赖于最先造就它们的权威。理论家卓越的感召力（charisma）因而会受到深刻的关注。悬而未决， 往往期待着接下来的行动。”
［5］ 可以说， 努斯鲍姆由巴特勒杂糅众多哲学家思想生成的概念阐释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出发， 延伸至当代欧陆哲学中故作高深的写作实践的现状，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反思性的视域使得读者对纷繁的理论阅读具备了独立的思考： “英美哲学的苛刻和情感上的沉默寡言， 尤其是哲学的学术化和职业化， 导致每个人为了获得尊重以及在通常的期刊上发表文章， 都像其他人一样写作。”
［13］21 但是，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阐述中， 她希望借助人类的感性因素去影响不同文化观念的实践， 时常会招致其他理论家对其陷入理想主义幻想的不满， 构成了一种话语的交锋与张力。
4 结 语
努斯鲍姆与巴特勒的论争有着诸多的闪光之处， “理论热的降温也冷却了努斯鲍姆和巴特勒之间的论战。在二者的立场分歧中， 两种理论话语各行其是， 却最终在现实关切中实现对话”
［14］。一方面， 这两位当今世界重要的哲学家围绕女性主义批评展开了持续性论战， 将她们深邃的思想洞察力以及批判精神展露无遗； 另一方面， 充满了思辨性的研究范式为女性主义批评敞开了多元化的阐释空间， 在客观上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反思与完善。特别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学说、 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观念等作为考察当今女性生存权利与发展路径的重要理论， 已然成为了国内学界探索女性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论题。事实上，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学术实践蓬勃发展， 建构起一个跨领域的巨大网络， 在相互关联的视域下思考权力和抗争， 寻求与那些拒绝随遇而安并向往自由、 正义和快乐的人所组成的群体结成统一战线。”
［15］ 努斯鲍姆和巴特勒以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勾勒出女性主义的美好图景， 她们毫无疑问是“自由、 正义和快乐的人”
［15］。二者虽然在写作语言、 观念表述与学术文体等阐释策略上矛盾重重， 但是， 彼此间长期的对话与争鸣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完善， 在此意义上， 她们仍然能够“结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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