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16时许， 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持刀行凶事件。为保护日籍妇女儿童， 市民胡友平挺身而出阻止犯罪嫌疑人， 被犯罪嫌疑人连捅数刀， 6月26日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6月27日， 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申报， 市见义勇为称号评定工作小组评审， 提请市政府追授市民胡友平“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2］。
2025年1月23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的凶手一审判处死刑
［3］。虽并未公布其罪名和详细作案动机， 但时隔数月的后续跟进也让这轰动一时的突发事件有了明确定局。因其中涉及了民族主义、 突发事件、 中日关系、 见义勇为等复杂因素， 在事件发生之初， 舆情在网络之中便迅速发酵壮大。网络空间能够赋能新媒体传播更多的善意， 同样也难以避免阴暗面会被不法分子滋养、 极端民族主义风险面被放大。
极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杂音不应也绝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 我们的社会必须正面突破极端民族主义带来的风险挑战。社会治理过程中， 对网络舆情进行正确引导， 其作用至关重要。我们该如何审慎看待并妥善处理类似的网络舆情？未来又该如何借力新媒体， 更好地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进而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本文将聚焦“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 利用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视角， 对其进行多主体实践分析与多重时间轴解析。
1 研究缘起
“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发生至今， 经历了发酵期、 高潮期以及回落期的舆情发展阶段， 在政府、 媒体、 平台、 公众的四方高度参与之下， 社会舆情整体表达了对胡友平以及其所代表的见义勇为精神的肯定与赞颂、 对伤人者以及网络极端分子的愤慨， 宣示了正确的主流价值观。
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 本次事件也暴露出部分网络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偏激思想， 在事件发生而细节未公开的舆情发酵时、 在胡友平被追授为“见义勇为模范”的舆论热议时， 有许多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声音以质疑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方式危害着国家公共关系， 挑战着社会公德良俗。
历史不能被遗忘， 我们需要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但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感悟和平。近年来，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着“爱国”名号所作的罪恶行径产生的公共安全风险亟须重视。从西安“9·15”事件中打砸日系车的暴徒到苏州“6·24”事件中谩骂英雄的网络暴民， 这些少数分子往往以“锄奸” “当代义和团”的名号标榜自己看似“爱国”实则排外的狭隘思想， 其行为严重影响了国内社会安定与国际外交关系。由于互联网传播范围广、 开放性强、 互动度高等特征， 极端言论借助网络媒介得到了大量散播， 对清朗的网络环境造成极坏的影响。
本次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的社会放大风险最终在多方合力下得以化解， 但事实上， 风险沟通背后所关联的因素极为复杂， 社会背景、 事件性质、 舆情走向以及各方主体， 都让这场风险的沟通过程极具挑战性， 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 本文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以舆情发展时间脉络对“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进行梳理与深入探讨。
2 理论溯源： 从风险社会到新媒体社会治理
2.1 关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的研究
正如社会学家贝克所说， 当今社会已然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风险， 我们需要更加结构化、 前瞻性的认知逻辑以作出更果断而有效的风险沟通。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是指个体、 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与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
［4］。总体而言， 国外风险沟通研究起步早且相对成熟， 以风险认知研究为重点； 国内风险沟通研究起步较晚， 多从心理学视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5］。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SARF）是指信息传播过程、 个人主观感知、 社会群体行为和制度问题相互作用塑造的社会风险
［6］。该框架认为， 一个风险事件发生后， 信息会通过大众传媒、 社会网络和其他使用各种“信号”或阐述性信息描述事件的机制流动
［7］。其具备了主观臆想性、 不可预测性以及成因复杂性三个特征
［8］， 这些特征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理论框架为风险沟通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是一种结构化的认知逻辑与现有的最具综合性的研究工具
［9］。
目前， 国内关于该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了“议题多样化、 关注新媒体”的特征。一方面， “议题多样化”是指国内学者使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进行了不同议题的风险探讨， 主要有公共卫生、 食品安全、 环境风险、 突发事件等； 公共卫生方面， 张志安等人发现新闻发言人在新冠疫情中的风险沟通不足
［10］； 祝阳等人基于公共卫生事件探讨了风险本身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11］； 食品安全则是更为社会风险放大框架“老生常谈”的话题， 聚焦于媒体揭露的食品安全事件， 例如王宇及孙鹿童以“福喜问题肉”报道为例， 提出应让媒体的信息传输和建构二者兼得
［12］； 环境风险则关注了邻避效应， 如辛方坤发现邻避风险中的信息失衡、 回应失灵等因素会导致政府信任被消解的观点
［13］； 而王聪指出治理邻避风险应从邻避风险的弱化着手
［14］。突发事件往往以公众为基础进行研究， 同时与重大公共安全也有所交叉， 如徐文琪等人讨论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背后的污名认知形成过程
［15］。另一方面， “关注新媒体”则是指， 在提及上述多样化议题时， 研究者们往往会结合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进行研究， 如刘碧玉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机制进行分析， 发现其中的三大主体是政府、 媒体与公众
［16］。此外， 也有较多学者通过理论视角对风险的社会放大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分析， 如学者曾繁旭总结了中国语境下环境风险放大过程中的公众认知与舆论特征
［17］。
在国际学术视野下，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展现出广泛且多元的应用图景。具体而言， 国外研究成果涵盖健康传播研究、 环境传播领域以及社交媒体传播实践等。
健康传播研究是SARF应用的重要领域。学者Duckett等聚焦于“弹性素食主义”和“忌肉主义”， 使用SARF对英国报纸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 并发现“环境问题” “动物福利问题”和“健康考虑”是促使人们减少肉类消费的主要原因
［18］。又如， 在环境传播领域， Mase等人结合美国中西部农业顾问的调查发现， 加入信任和可得性启发法可以帮助解释社会放大和风险减弱的过程
［19］。
在理论的推进上， 学者Kasperson等介绍了2003年以来有关SARF的文献回顾， 这一框架被证明是设计有效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策略的有力工具
［20］。尽管SARF是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开发的， 但它仍然能够提供关于社交媒体动态的概念性视角。在社交媒体传播生态下， SARF与媒体实践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学者Comrie等通过风险框架和因果循环图展示了在健康风险事件期间，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所感知到的变量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
［21］。此外， 它还表明Twitter可用于监测公众看法， 但同时也存在诸如理解实时信息和资源限制等挑战。
有关SARF的研究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其理论解释力和适用性往往受到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Sarathchandra等以疫情期间的旅游动机为契机， 发现媒体信息特征对社会风险有调节作用， 媒体夸大和媒体体量与风险特征对感知社会风险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22］。
整体而言，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随数字媒体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虽然存在着风险社会放大对象不明、 判别风险放大认识模糊等缺点
［23］， 但是对于网络舆情风险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2.2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
民族主义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思考或行动， 是民族共同体成员为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统一、 民族富强、 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
［24-25］。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 当非理性情绪占据上风时， 极端民族主义便会给社会带来风险。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是指： 在网络信息空间中， 民众以自身利益与情感为基点， 围绕极端民族主义舆情因变事项， 对民族、 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所持有的态度、 看法、 意见和行为倾向
［26］。当网络极端民族主义泛滥， 而舆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 将会对我国乃至世界造成极大危害， 诱发整体性危机。
整体而言， 国内研究中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数量不多， 主要集中在政治学以及文学范畴， 而对于传播学及社会学的涉及较少。研究主题方面， 主要分为三个类别： 一是以不同国别为区分点， 对某国的民族主义进行哲学、 历史、 宗教或文学分析； 二是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民族认同等概念进行对比分析与探究； 三是以网络舆情为一大重点， 对媒介视角下的网络民族主义作进一步思考。国外学者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同样多聚焦于同一领域。学者Yunfeng基于CiteSpace对2015年-2024年间Web of Science收录的500篇国际语言与民族主义相关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发现语言政策、 身份认同及民族文化等议题仍是研究热点， 且研究集中于国际政治领域， 学科交叉较少
［27］。因此， 未来研究将更关注跨学科合作， 或从语言经济学视角探讨语言政策的影响。
此外， 学者Olsson还提出“隐性民族主义”分析框架， 指出某些事件、 符号及话语， 能在人们无意识感知与控制的情况下， 对民族主义态度和情感产生影响
［28］。学者 Dragoș则强调， 种族与殖民性是理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关键维度， 现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塑造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29］。其呼吁学界将研究民族、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分析视角， 转向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学者Lodhi等则运用理论分析法， 剖析了民族主义建设性与破坏性特征， 提出减轻其负面影响的系列举措， 涵盖了加强国际合作、 增进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 以及构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共识
［30］。
综上， 国际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持续深耕， 展现出相当的深度， 还积极开展方法论创新。鉴于此， 未来有必要从传播学视角进一步深化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以拓展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边界并回应复杂社会情境中的话语实践挑战。
2.3 关于新媒体社会治理的研究
在社会治理中， 新媒体担负着政策信息的传播者、 社会情绪的疏导者、 基层共治的枢纽器的作用， 推动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
［31］。李静认为， 新媒体更能凸显政府、 社会组织、 公民的责任， 在社会治理方面更强调信息的开放、 自由、 互动
［32］。近年来， 国内学者围绕新媒体对社会治理产生的作用展开深入研究， 成果丰硕。
整体而言， 新媒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正在不断地增强， 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不同媒介形式的兴起而获得更多维度的长足发展。例如， 张俊韦、 王新建从“上” “下” “深” “外” “内”的维度考究政务新媒体推动社会治理的客观效果， 使其更好地转型升级并发挥更大社会治理效能
［33］。贾哲敏则基于过程分析的微观视角， 指出政务新媒体社会治理在政府、 民众等多元主体的积极运用与创新下， 将不断发展变化， 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34］。
从研究的细分议题来看， 国内学者更偏向于从农村治理、 社区传播、 公众参与的视角出发讨论。孙信茹、 张露予研究大营街社区微信公众号发现， 新媒体可作为社区数字治理和联结技术的“电子档案”， 强化居民认同感。在网络舆情治理中， 社区新媒体可借助此功能增强居民凝聚力， 共同应对舆情风险
［35］。农村社会治理中新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受关注。苗建萍指出新媒体提高了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性
［36］。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罗自文研究发现， 媒体协调功能为社区传播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可能， 我国社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主要可通过传统媒体转型服务社区和社区运用新媒体尝试传播型治理两个方向实现
［37］。
然而， 现有研究中存在着一定局限。理论层面， 部分研究对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相互作用的研究较为浅显， 对于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治理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和指导实践。策略层面， 解决措施多为宏观建议， 缺乏针对不同类型舆情风险的具体可操作方案。方法层面， 以案例分析和理论阐述为主， 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未来的研究应着重探讨完善理论体系架构、 剖析微观问题、 加强实证研究， 以推动新媒体在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治理中的有效应用与持续发展。
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当今社会的潜在危害， 容易导致极端化与盲目排外， 进而威胁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同时也对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友好的国际交流甚至是世界和平产生了负面影响， 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正确引导。因此， 本文结合“6·24苏州持刀伤人”这一案例， 以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为指导， 对其中暗藏的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以及应对风险的新媒体策略进行分析， 以期从中归纳总结出更好地应对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的社会治理措施。
3 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的社会治理
3.1 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的风险
“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的舆情风险是社会放大的潜在隐患， 可分为暴力犯罪、 民族仇恨以及历史背景三部分。首先， 暴力犯罪的底色威胁着公共安全， 易引起社会恐慌。该事件发生在学校这一公共场域， 并牵涉到妇女儿童， 对当地乃至全国的教育安全、 社会稳定形成挑战， 必将引发社会的巨大关注。其次， 民族仇恨的情绪往往一触即发， 易激起极端行径。极端民族主义具有盲目性、 极端化的特点， 即便案情本身并未明朗， 极端分子也容易“借题发挥”， 进一步殃及无辜。不良的舆论压力一旦成形， 往往根深蒂固且管控难度增加， 互联网使其更容易被扩散。最后， 该突发事件与意义重大的纪念日相距甚近， 舆情风波的处理形势更为敏感复杂。此事处于“七七事变”这一民族伤痛的87周年纪念日节点之前， 牵涉中日关系的矛盾往往容易被激化， 因而妥善处理变得更加难以进行。
3.2 舆情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
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风险信息的传播过程（即信息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响应过程（即反应机制）
［38］。前者关注于社会和个人对风险学习的解码作用， 后者关注风险被传播后的社会反应及其“涟漪效应”
［39］。因此， 本部分按照舆情发展的时间脉络， 分析本次事件中上述两个风险社会放大过程的具体表现。
3.2.1 舆情风险放大的传播机制
该传播过程的主要时间点是： 2024年6月25日， 政府发布警情通报、 媒体报道， 后续的跟进报道和舆情波动也是围绕这一关键时间节点的官方通报所展开的。
6月24日下午， 伤人事件发生， 由于案情细节未被披露， 疑点重重、 猜测居多， 信息解读程度低， 此时并未出现较为明显的舆论。
6月25日下午， 苏州市高新区警方发布案情通报。苏州警方通报日本母子遇袭、 日本母子苏州遇袭事件中一中国女性重伤登上微博热搜， 浏览量达到了近1.1亿人次。 “苏州” “日本” “遇袭” “中国” “重伤”的关键信息被公开， 舆情进入发酵期。但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并未能够有效地引导舆论进行理性讨论， 舆论引导力不足， 且本次案件是近期第二起涉外伤人案， 舆情在此前已有所酝酿， 更是让极端分子有机可乘。此时， 网络上开始出现带有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言语， 认为这位行凶者的行径值得褒扬， 这些言论完全违背了社会公德。这一风险的社会放大传播机制， 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体的评论区之中， 以点赞、 转发评论的方式开展。
当正义被庸俗化， 官方政府、 媒体以及整个社会花费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 几千年所形成的正义观点， 在互联网中成为了宣泄情绪的工具， 只会让理性蒙尘， 让文明失焦。虽然本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友平在此时并非舆论的焦点， 但是民族仇恨的苗头已经出现。
3.2.2 舆情风险放大的反应机制
6月28日， 胡友平由于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
［40］， 这一悲报再次引发了大量网络讨论， 除了公众为胡友平的牺牲感到悲痛之余， 处于常识之外的网络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也有所行动， 此前所积攒的民族仇恨情绪爆发。同样是在评论区中， 胡友平被极端分子冠以“女汉奸”的恶名， 正义之人被肆意亵渎。
6月28日， 苏州警方发布公示， 拟追授胡友平为“见义勇为模范”
［41］。此举同样被极端分子在权威媒体的评论区中声讨， 如“救日本人也能算见义勇为？” “她为什么要去救日本人？”， 认为其并不配获得荣誉。社会反应机制的主要途径包括媒体传播与信息获取、 社会信任、 公众价值观、 社会群体关系以及污名化
［38］。这些行径将英雄污名化处理， 也成为了本次风险被放大的特征之一。
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的社会放大反应在此时达到了巅峰。不同主体的反应各有不同， 政府以追授荣誉的方式对胡友平予以肯定， 但对于涌现的极端言论并未更有力地正面回应； 媒体虽然及时向公众传达本次事件的关键信息， 但是没有进行更加有效、 正向的舆情引导； 平台方此时面对许多网络偏激行为也暂未开始行动； 以公众为代表的普通网民普遍对于胡友平离世感到悲痛， 但并未有任何组织有意识地对极端言论进行反击。
6月29日至7月2日期间， 在政府、 媒体、 社媒平台以及公众的多方努力之下， 这一社会风险得到了化解， 极端分子的言论也得到了遏制。
3.3 风险治理的应对机制
本部分通过分析以政府、 媒体、 互联网平台以及公众四个主体的相应做法， 来探究本次舆情中新媒体社会治理的应对逻辑。
3.3.1 政府及时发声， 正向引导
6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对胡友平女士的不幸离世表示哀悼， 向她的亲属表示慰问， “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敢， 反映了中国人见义勇为、 勇于助人的精神”， 并再次强调苏州市将追授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42］。外交部是国际形象塑造、 国际关系协调、 危机处理与冲突解决的重要阵地， 其能够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胡友平是英雄， 让本次风险舆情得到有力遏制； 对胡友平进行实事求是的嘉奖， 向国际表明我们崇尚正义、 渴望和平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许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对她的英勇行为表示敬意并致以深切哀悼。在28日当天， 日本驻华大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在馆内降半旗致哀
［43］。日本方面的表态， 也及时缓和了这次风险沟通中紧张的局势。以上政府层面的互相沟通、 及时强调， 同样也极大地安抚了民心。
在新媒体社会治理过程中， 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立场和引导作用。在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中， 政府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澄清事实， 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同时， 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的应用， 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机制，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3.3.2 媒体实时深挖， 呼吁理性
该案件刚开始在网络上传播时， 媒体在报道中使用了许多身份标签——犯罪嫌疑人为中国人、 遭遇袭击者是日本人、 见义勇为者是中国人， 这些符号的区隔无形中显现出国籍的区隔， 也容易导致舆论的失控。
随后， 许多媒体对胡友平也作了进一步的报道， 相比此前围绕事件本身对于国别的强调， 后续的描述更关注作为“人”的本身， 并以动人的描述让胡友平在公众心目中真正成为了一个“具体的人”。例如， 凤凰网在7月1日发表了《我们所认识的胡友平》一文， 该文阅读量已破10万+， 此文细致描述了她在小区邻居、 前同事、 老家人以及校车事件相关人不同的视角中的模样， 笔触温暖， 细致入微
［44］。在这篇文章之后， 其他媒体也一并发布了许多与胡友平相关的生活细节与可爱之处， 这让胡友平的英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让普世价值观得到具体表现， 也与充满戾气的偏激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评论称， 不会接受个别人炒作“仇外情绪”、 发表仇恨言论的行为， 这是中国主流社会和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
［45］。各大自媒体也纷纷利用自身影响力， 向社会发出了理性的呼吁。
在新媒体社会治理过程中， 媒体应恪守职业道德底线， 避免因身份标签等因素产生偏见和极端情绪。媒体不应仅满足于呈现事件的表象， 更要深入挖掘背后的社会价值， 理性反思。同时， 媒体之间要形成联动机制， 主流媒体在政府的“定调”下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自媒体积极响应， 共同营造理性的舆论环境。
3.3.3 平台紧跟介入， 惩处违规
与此同时， 平台方也开始着手规管平台秩序， 大力打击违规账号。6月29日， 网易号官方平台率先发布《关于处理煽动中日对立、 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相关违规内容的公告》
［46］， 随后凤凰网、 抖音、 今日头条、 腾讯， 微博、 豆瓣和百度等国内互联网平台相继跟进， 宣布对“煽动中日对立、 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用户予以处置。值得注意的是， 有多个互联网平台在公告中提到贯彻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的工作要求。事实上， 这一专项行动于2024年4月开展， 其中的整治重点之一是“在话题设置上预设狭隘立场， 散布偏激言论， 挑动群体对立， 破坏社会共识”
［47］， 也是本次舆情风险中所主要打击的内容。
在新媒体社会治理过程中， 平台的介入和监管也尤为重要。平台需善用先进的大数据算法技术， 精准识别具有煽动性的极端言论和不法分子， 做到及时预警、 迅速处理。此外， 平台还可以改进用户信用机制。对发布理性、 客观内容的用户给予适度奖励， 如增加其曝光度与内容推荐权重； 对违规用户则要加强约束力， 除了封锁账号、 删帖之外， 还应限制其部分功能的使用。平台相互间也要加强信息共享， 建立跨平台的违规账号“黑名单”制度协同治理， 让违规者无处遁形。
3.3.4 公众在新媒体平台疏导情绪， 自发追悼
在胡友平不幸离世之后，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国内还是海外， 年轻者还是年老者， 千千万万的人们真诚追思胡友平， 以送花等方式表达了敬意与缅怀之情。在网络空间， 人们也对极端言论进行有力抨击。7月2日， 吴友平女士的追思会在苏州高新区举办， 同时为了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苏州还将设立“友平见义勇为基金”， 让英雄的精神得到延续
［48］。
在新媒体社会治理过程中， 公众态度关乎舆情的基本走向。面对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 公众应坚守正确的价值判断， 提高自身明辨是非、 理性思考的能力。这不仅要求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学习相关知识观念， 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通过教育活动， 培养理性的民族观， 提升公众在网络环境中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 从而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
针对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褒扬英雄是行之有效的风险沟通方式， 并且这一路径需要各方参与，缺一不可。 在本次事件中， 国家权威授予荣誉， 晓之以理、 正确引导， 呼吁公众意识到英雄不分种族， 救人是美德， 也是值得歌颂的人性； 新闻媒体动之以情， 将胡友平称为一个“大写的人”， 意指她的大义不分国别， 是其人性中的善在发挥作用； 平台方强力介入， 结合此前的政策指示开展行动； 公众则身体力行， 支持公益， 让见义勇为的精神永存。
4 案例比较视角下的风险治理实践拓展
上述对“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的分析揭示了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的放大过程与应对机制， 但单一案例难以完全验证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解释力。为进一步考察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的预防与治理方式， 本节引入西安“9·15”事件、 印度“抵制中国制造”运动以及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三个典型案例， 旨在提炼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的共性规律与差异化治理策略。
4.1 西安“9·15”事件： 警惕爱国情绪异化的舆情风险
2012年， 中日双方因钓鱼岛问题引发了领土主权争议， 在事件发展初期， 国内多地民众自发组织起弘扬爱国主义的理性游行示威活动， 通过抵制日货、 不购买日系车来表达对日本当局政府作为的不满
［49］。然而， 在社交媒体的群体极化效应作用下， 相关舆情在后半阶段骤然转向， 原本理性自觉的爱国行为转变为打砸抢的恶性事件， 其中以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被打骨折为典型案例
［50］。这些过激行为将爱国主义情绪异化， 极大地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面对复杂而紧急的社会舆情， 媒体的正确引导至关重要。事件发生后， 各地媒体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对这类过激行为予以批判。未来， 政府需警惕爱国情绪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并强化公众教育， 提升民众对非理性行为的辨别能力。
4.2 印度“抵制中国制造”运动
2024年，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中印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 经贸合作的潜力不断激发。然而，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 贸易保护主义也在不断升级。2016年洞朗对峙事件以来， “抵制中国制造”逐渐成为印度媒体表达对中印关系不满的标志性话语。2025年3月21日， 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政府宣布中止一项价值230亿美元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
［51］， 该计划推出仅四年， 初衷在于吸引企业从中国转移至印度， 以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
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往往在讨论贸易问题时转移重心，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氛围的烘托使得反华声音被放大
［52］。特别是在涉及中印边境冲突的报道中， 印度国内的复仇性反华舆论达到高潮， 这种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舆论导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印度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将中国视为长期竞争对手乃至威胁者。
针对这一现象， 中国在国际传播场景中需采取以下策略： 一是从国家层面深化经贸合作， 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改善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局面； 二是在传播端口加强议题设置能力， 通过多边外交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增强国际交流与互信； 三是通过系统性传播策略， 构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 以抵制恶意民粹情绪的蔓延。
4.3 美国“弗洛伊德事件”
2020年5月25日， 美国非洲裔乔治·弗洛伊德在街头被白人警察“跪压”致死， 该事件引发全美范围的广泛抗议， 并迅速扩展至多个国家， 导致持续的示威游行与社会骚乱
［53］。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 还揭示了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合流趋势
［54］。种族主义的民粹化特征日益明显， 表现为极端种族主义者的顽固立场和对立情绪的强化， 这种现象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性表达具有高度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 社交媒体在该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信息扩散、 社会动员、 舆情监督的角色
［55］。事件发生时的多位目击者从多角度在多时段拍摄记录了现场情况， 并在事后他们将视频上传至互联网， 因而形成完整公开的证据链。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不仅成为事件发酵的起点， 也为全美范围内的抗议活动提供了动员基础
［56］。社交媒体的群体极化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公众情绪， 使得事件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社会运动。归根结底， 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分歧与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因素， 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则使得舆情风险成为社会矛盾的临界点。在此背景下， 社会需要通过系统性治理策略， 提前识别并化解潜在舆情风险， 避免其演变为社会冲突的催化剂。
本节基于跨案例的对比研究发现， 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呈现出差异化的放大路径， 其中网络传播、 媒体引导、 舆情监督等关键环节展现出鲜明的特性与复杂的互动关系。
5 总结与展望
整体而言， 在本次网络极端民族主义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中， 舆情发展呈现出了时间短、 热度高、 干预快的特点。从持刀伤人事件的发生到苏州市公安局发出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的公示， 前后花费时间不到三天， 可见苏州市政府对本次事件的重视程度。在阻止风险放大与扩散过程中， 政府、 媒体、 平台方及公众的积极作用意义非凡， 各方主体相互影响、 共同将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降低， 打击了互联网的不良风气， 也维护了我国崇尚友善、 正义的国际形象。
除此之外， 暴力犯罪、 民族仇恨以及历史背景等潜在因素同样会通过信息机制扰乱网络清朗空间的建设， 后续相关政府部门及官方媒体应该有所留意。
其一， 政府、 平台管理者要提高媒介素养与感知力， 要更明确地表达故意伤人行为需严惩的强硬态度。本次事件将重心放置在肯定胡友平女士的英勇行为之上， 但不能因此弱化了这是一起故意伤人事件的事实， 对于行凶者进行惩罚与适当披露是必须的， 同时应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犯罪， 不能让极端的民粹主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偏。
其二， 新媒体应持续跟进并落实亲属安抚， 并向公众有所交代。本次舆情中， 公安的案情通报及追授公示及时， 如若后续面向胡友平亲属的慰问与补助能够持续推进， 必然能够安慰更多的普通民众。
其三， “政府-媒体-平台”协作机制的可能性探讨， 在法规层面，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制定政策法规， 为舆情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在具体合作上， 政府可牵头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预警机制， 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舆情动态， 与媒体和平台共享必要的风险信息， 确保各方在舆情发酵初期即可介入；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枢纽， 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价值， 以理性报道引导舆论； 而平台则应凭借技术优势， 利用算法精准监测极端言论， 及时反馈给政府和媒体。
其四， 公众教育提升是长效机制的核心， 从社会层面来看， 推动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让公众自觉地共同营造健康舆论环境， 网络空间方可实现清朗， 社会主流价值观得以巩固， 为构建和谐的网络生态提供坚实保障。
致敬英雄， 致敬正义， 一个民族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良知的理性呼吁， 离不开社会治理措施的得当保持。未来， 当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舆情风险的社会放大出现苗头时， 需多方合谋， 以快速的反应关怀与果断的网络社会治理， 让中国社会的主流取向立稳脚跟， 向善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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