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墓志撰者署名演变及其原因略论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uthors’ Signatures of Goryeo Epitaphs and the Reasons

摘要

918年， 王氏高丽在朝鲜半岛建立， 其时间跨度对应了我国的五代至明初。自高丽前期开始， 其墓志发展与我国宋代不同步， 且存在较大差异。就撰者署名位置演变来看， 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初生期， 撰者署名源于奉宣撰文， 并受到高丽碑铭的影响， 沿袭了碑铭署于文前的格式； 发展期， 撰者署名实现了格式书写与礼仪书写的并行， 但更多地采取礼仪性署名； 衰退期， 政局动荡、 隐逸思想的兴起、 文人地位下降等因素， 影响了墓志的署名， 但此时撰者更多地是遵从礼仪性书写规则； 复兴期， 高丽墓志与元代墓志接轨， 实现了署名意识的复归与强化， 基本实现“志必署名”， 署名位置趋于固定。书丹也开始打破礼仪规则， 实现了墓志文体的格式化署名。

Abstract

Wang’s Goryeo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918， and its time span corresponds t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of our count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Since the early Goryeo period， its epitaph development i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Song Dynasty in our country， and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uthor’s signature posi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 its infancy， originated from the writing of articles by the Emperor’s orders and was influenced by Goryeo inscriptions， following the format of inscriptions， the signature was placed before the tex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 the author’s signature achieved parallel formatting and etiquette writing， but etiquette based signatures were more popular.During the period of decline， political turmoil， the rise of reclusive thoughts， and the decline in the status of literati， factors such as the decline in epitaph authorship were affected， but at this time， more emphasis was placed on ceremonial writing. During the revival period， in line with the Yuan Dynasty epitaphs， the consciousness of signature was restored and strengthened， and the basic implementation of “signature is necessary for records” was achieved. The position of signature tended to be fixed， and the calligrapher began to break the rules of etiquette， realizing the formatted signature style of epitaphs.

关键词

高丽王朝 / 墓志文体 / 署名 / 撰者 / 朝鲜半岛

Key words

Goryeo Dynasty / epitaph writing style / signature / author / the Korean Peninsula

高丽王朝自天授元年（918年）太祖王建推翻弓裔， 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废恭让王， 朝鲜王朝建立， 共475年。其时间跨度对应了我国的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初。

墓志起源于汉代， 盛于唐代， 是中国古代丧葬礼制与“不朽”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交往密切， 我国的墓志文化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宋朝是与高丽维持国家交往最久的中国朝代， 两者之间虽然隔海相望， 但两国始终保持密切的交流。故有学者认为高丽墓志来源于宋代江南地区： “从外形和文本两个特征看， 影响到高丽的墓志全都指向中国江南地区的墓志。”^［1］ 但若以墓志署名义例的角度考虑， 墓志署名之风早在我国盛唐时期开始流行， 至中晚唐国内墓志已经基本形成了属于题下文前的固定格式， 至宋代则更为完善， 绝大多数墓志均有署名， 且署于文前为常例， 不署名者几为特例。国内墓志的撰者署名， 学界研究成果已多， 详情可参阅孟国栋^［2］、 江波^［3］、 李贞^［4］等人的专论， 此处不再赘述。反观高丽， 自前期开始， 高丽墓志撰者署名与我国宋代不同步， 存在较大差异。故笔者认为“高丽墓志师法于宋”的观点尚有待商榷。同时， 国内学界对王氏高丽的关注较少， 针对高丽墓志诸多层面、 角度的研究还有一定的空间。本文以韩国学者金龙善《高丽墓志铭集成》 《续高丽墓志铭集成》所收353篇高丽墓志为研究样本， 对墓志撰者署名情况进行考察， 梳理总体演变脉络， 并对其演变原因加以讨论。

1 高丽墓志及其署名概况

据金龙善收录的高丽墓志情况可知， 最早的高丽墓志是收录于《庆州金氏族谱》推测撰于光宗十九年（968年）的《金殷说墓志》， 而现存最早的墓志石本则是辽太平四年（1024年）的《蔡仁范墓志》， 后者已至我国北宋中期。总体来看， 高丽墓志均用汉文记录， 且是两班贵族阶层的专属品， 未发现平民使用的墓志。这应当与高丽缺少本国文字， 直接借用汉字记录本国语言， 并将汉字视为上层贵族文字有关。此外， 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 下层百姓文化素质的低下， 也是重要的因素。关于墓志撰者署名位置的著述， 我国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王芑孙曾在《碑版文广例》卷八“书撰人列名括例”中说道：

唐碑不列书、 撰人名者最多。或有书无撰， 或有撰无书， 或以撰人居文前、 书人居文后， 或书撰皆居文后， 或竟题于碑侧。其撰文或曰纂、 或曰制、 或曰文、 或曰造此文。初无一定， 尚未有三行排列文前之事。类而聚之， 亦可以得其体制矣。^［5］441

王芑孙所言似乎更适用于初唐， 高丽建国之初“悉从新罗之制”^［6］， 仿唐制。我们发现高丽墓志也有类似上述唐代墓志撰者署名的情况， 但细看其发展轨迹， 与唐代墓志同样存在些许差异， 故以下对高丽墓志署名发展演变进行着重讨论。

2 高丽墓志署名发展分期

学界通常将高丽王朝分为高丽前期、 武人政权时期、 高丽后期三段。就墓志撰者署名情况而言， 笔者认为其经历了初生期、 发展期、 衰退期、 复兴期四个阶段。

2.1 初生期： 太祖至肃宗 沿袭碑铭署名格式

自太祖王建建国起至肃宗末（918-1105年）， 总共有12篇墓志存世， 其中无撰者署名9篇， 有署名者3篇， 分别为《李子渊墓志》 《李颋墓志》 《（僧）王释煦墓志》， 撰者署名均在题下文前， 后两者同时有书丹署于铭后。王释煦墓志， 题下署： “朝散大夫秘书少监知制诰赐紫金鱼袋臣朴浩奉宣撰”^［7］31， 铭后署： “宣德郎秘书郎赐绯臣高世偁奉宣书”^［7］32， 明确了此志为奉宣撰文。李子渊、 李颋二人的墓志署名没有“奉宣（奉教）”的字样， 且《李颋墓志》里有“惟阜早以寒微过叨温待， 论撰见托， 逊辞罔由课虚， 虽昧于妙辞， 摭实幸无于媿色”^［7］30的撰者独白， 可以确定是非官方撰文。柯昌泗在《语石·语石异同评》谈到碑志撰书人署名时说： “表风义者，沿汉碑之体， 姓名叙于文内。昭恭恪者，开唐碑之式， 姓名于文前别题一行。隐居之用此式， 且手书姓名者， 亦以崇至敬也。藉重文名者， 或题于文后。”^［8］385 “奉宣”体现君王意志， 命撰者必须另起一行署于文前， 属于礼仪书写， 表“恭恪”。那么李氏父子的墓志， 不是奉宣撰文， 撰者又不显贵于志主， 若按尊卑礼仪， 撰者不应署名于文前， 这是为什么呢？韩国学者李贞任从碑志文学的叙述方式角度论证了高丽的碑铭和墓志之间存在相似性^［9］15-24。新罗高丽时代的碑铭多由奉宣（奉敕）撰写， 撰者署名于题下文前， 如681年《新罗文武大王陵碑》、 941年《高丽鸣凤寺慈寂禅师凌云塔碑》、 945年《奉化太子寺朗空大師塔碑》等。李贞任认为高丽墓志的产生受到了碑铭的影响。故笔者认为早期墓志署名位置受到了碑铭署名习惯的影响。再看志主身份， 初生期的志主身份大多数为“三省宰臣”， 但这三位志主身份则更为显赫， 《李子渊墓志》： “考之长姊安孝国太夫人， 是为□德、 靖二宗与今上之外祖母也。”^［7］20 《高丽史·诸臣·李子渊传》又记载： “三女皆配文宗， 长仁睿太后， 次仁敬贤妃， 次仁节贤妃。”^［10］ 仁睿太后生顺宗、 宣宗、 肃宗， 李子渊为国丈， 李颋为文宗的妻兄， 故二人实为外戚。王释煦， 即大国师义天， 为“文宗仁孝圣王之第四子， 妣仁睿太后”^［7］31， 身份是宗室。结合这3篇志主的身份， 相比同期大多数无署名的墓志， 志主拥有撰者的署名不失为一种身份的标识呢？对比撰者的署名于铭前， 此时书丹则署于铭后， 这是书丹卑于撰者， 遵从前尊后卑书写礼仪的体现。杨向奎在论及唐墓志撰者署名位置演变时说道： “署名于文前的撰者往往是长者、 尊者， 而署名于文后的撰者常常是卑者、 晚辈。”^［11］ 细看高丽早期撰、 书人前后分署确是如斯。

总之， 我们认为， 初生期的高丽墓志署名， 除了奉宣撰志的署名体现了“恭恪”礼仪， 其他多数非官方撰志的撰者署名则表现出对碑铭署名格式的沿袭， 是格式书写。墓志既拥有署名又是皇亲国戚的专属， 对志主来说是一种等级与荣誉。另外， 撰、 书人的前后分署则体现了书写礼仪的尊卑有序。

2.2 发展期： 睿宗至毅宗 格式与礼仪并行

初生期的墓志数量较少， 署名形式也较为单一， 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高丽在文宗以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对外与契丹、 女真的战争结束后， 高丽采取了和平的外交政策， 与宋朝的交往也更加频繁， 国内经济逐渐繁荣。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为墓志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另外， 文教的兴盛， 为撰志风气的兴起提供了人才基础。统治者崇尚文教， 大力发展儒教， 形成了官学“七斋”与私学“十二徒”并立， 又创置“育英财团”——养贤库， 文学生大量增加， 科考上更是形成了“视制述科（文艺）重于明经科”^［12］188的风气。故从睿宗朝开始， 高丽墓志数量迅速增加， 志主群体开始下行， 撰志风气兴起。

此时的墓志署名情况， 睿宗至仁宗末时（1105-1146年）， 34篇墓志中， 无撰者署名20篇， 题下署名者9篇， 文中或序末铭前署名者2篇， 署名位于铭后或无铭文末署名者2篇。毅宗朝（1146-1170年）存志87篇， 无署名者44篇， 除去残志1篇， 占50.6%， 题下署名者16篇， 占比18.39%， 文中或序末铭前署名者11篇， 署名位于铭后或无铭文者14篇。相比初生期， 墓志署名的风气流行起来， 无署名墓志比重下降， 而撰者署名的位置， 更多地出现了以“前尊后卑”为原则的礼仪性书写， 具体表现为撰者署于文中、 铭后的新形式出现， 到毅宗时期更是形成了署于题下文前、 文中、 铭后的三足鼎立之势。

对碑铭格式的沿袭依然存在， 即不符合“前尊后卑”礼仪的署名情况， 但总体在渐趋减少。这里试举几例， 如作于1138年的《李公寿墓志》题下署“男朝散大夫翰林侍读学士枢密院右承宣尚书左丞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之氐撰”^［7］63； 1152年的《许谅墓志》题下署“文林郎前试太学博士金渭夫撰”^［13］102。志文写道： “其长子尊□ 与予同榜于成均， 与同僚于太学……来请铭于予， 予不能得□为之。”^［13］104 可知撰者为志主儿子的同榜、 同僚， 官位又不甚显赫， 但却署名于前。1161年的《权正平墓志》题下署“将仕郎宝文阁校勘吴世功撰”^［13］142。志文记录： “世功本君之同斋后生也， 又与其子安国友善， 乃窀穸有期， 乃请予为志。”^［13］143 吴世功虽为“海左七贤”吴世才的兄长， 但在此志中更多强调的是他作为志主晚辈、 儿子的朋友身份。以上所举， 均为撰者身份较低， 但依然署于题下文前者， 当属沿袭了前一阶段格式化署名的套路。相比之下， 书丹的署名发展是缓慢的， 仅有7篇墓志标有书丹， 且位置趋于固定， 署于铭后或文末。

简言之， 发展期的撰者署名， 实现了格式书写与礼仪书写的并行， 但作为后起的礼仪性署名逐渐受到人们欢迎， 并胜过前者。书丹的位置则趋于固定。

2.3 衰退期： 明宗至元宗 礼仪书写

仁宗以后， 高丽长期处于繁荣稳定， 致使统治阶层骄奢淫逸， 两班贵族相互倾轧， 积弊已略显端倪， 国内先后爆发李资谦之乱、 妙清之乱。史臣金莘夫曾评价仁宗朝：

祖宗之业几于坠地……又惑于净心（妙清）、 寿翰阴阳之说， 卒致西都之叛逆者， 何也？盖以天性一于慈爱， 优游不断故耳……又深信浮屠， 增益生民之弊， 惜哉！^［14］

待到毅宗即位， 群臣称之为“太平好文之主”^［15］。毅宗热衷于文学创作， 《高丽史》记载他“游幸无度， 每至佳境， 辄驻辇， 吟赏风月”^［16］， 以至于“失踪”， “王被酒， 径入归法寺。日已暮， 侍从失王所之， 夜半乃还。”^［16］ 武人政权时代的李奎报也曾以《过延福亭》^［17］ 托古讽今， 感慨毅宗以来的兴衰变迁。

毅宗重文轻武， 长期优待文臣和宦官， 致使武臣不满， 最终引发了武臣政变。

二十四年， 王幸和平斋，又与近幸文臣， 觞咏忘返， 扈从将士饥甚。仲夫出旋， 牵龙行首散员李义方、 李高从之， 密语仲夫曰： “文臣得意醉饱， 武臣皆饥困， 是可忍乎？”仲夫曾有燃须之憾， 乃曰： “然。” 遂构凶谋。^［18］

武人政权时代， 高丽王权被架空， 形同傀儡。到了权臣崔忠献执政， 史书更是记载： “史臣赞曰： ‘神宗为崔忠献所立， 生杀废置皆出其手。徒拥虚器， 立于臣民之上， 如木偶人耳， 惜哉！’”^［19］这一时期的墓志署名进入了衰退期。

此时的高丽墓志虽数量不少， 共有96篇， 但撰者署名情况却呈现出停滞衰退的趋向。首先， 无署名墓志的比率相比前一阶段有较为明显的回升。除去残泐不能辨认、 文集收录的篇什， 明宗至康宗朝（1170-1213年）有33篇无署名墓志， 占同期比重的64.7%。到了高宗至元宗朝（1213-1274年）， 无署名比率达到了58.6%。撰者署于题下的情况几近消亡， 100年间仅有4篇， 占比为5%， 且均作于明宗朝。署于文中、 铭后则更受欢迎， 分别为13篇、 13篇， 明显高于前者。可见当时的文人似乎不太愿意署名， 倘若署名也是偏向较为隐秘的文中， 或“位卑”的铭后。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相比初生期、 发展期出现了撰、 书人合一的情况， 不同于此前的二人分工， 即《徐恭墓志》铭后署“文林郎试尙书吏部员外郎知制诰赐绯鱼袋洪伦叙并书”^［7］647。

由于衰退期高丽墓志署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其原因。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2.3.1 政局的混乱与文人隐逸思想的兴起

郑仲夫、 李义方、 李高等武臣在反叛的途中与把持朝政后， 基于对重文轻武的不满， 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 杀戮文臣， 《高丽史·叛逆·郑仲夫传》记载：

至昏， 驾近普贤院， 高、 义方先行， 矫旨集巡检军。王才入门， 群臣将退， 高等手杀宗植、 复基于门……凡扈从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 皆遇害， 积尸如山……又入泉洞宅， 杀别常员十余人， 使人呼于道曰： “凡戴文冠者， 虽胥吏， 杀无遗种！”^［18］

《申甫纯墓志》记录了文臣被肆意杀害的惨状：

即位之初， 撗刀突出， 斩去权贵。 乱兵所及， 无辜士大夫并及焉。公在关东， 不与其事。癸巳秋， 兵乱复起， 大执戈者， 生之死之皆出己意， 以至于荡覆家室无所不至。^［7］261

武臣不但大肆杀戮文臣， 其内部也是明争暗斗， 自相戕害。

郑筠密诱从军僧宗旵等， 斩李义方， 分捕其党， 杀之。^［20］

面对这样混乱的时局， 文人们纷纷逃往山林， 或遁入佛门， 以求自保。以李仁老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更是效仿魏晋“竹林七贤”， 史称“海左七贤”。

郑仲夫之乱， 祝发以避， 乱定归俗……与当世名儒吴世才、 林椿、 赵通、 皇甫抗、 咸淳、 李湛之， 结为忘年友， 以诗酒相娱， 世比江左七贤。^［21］

虽然时局不定， 但文人在撰写墓志时内心仍有署名的冲动， 这点表现在撰者于志文中的内心表白。杨向奎在《唐代墓志义例研究》谈论“撰者的自我表白”时说道：

随着撰者署名的增多， 志文中也频频出现撰者的影子， 他们或说明撰志原因， 或表明写作原因， 或抒发哀伤之情， 均以“吾”“余”等第一人称出现， 本文将之称为撰者的自我表白。^［22］68

纵观高丽墓志的发展， 志文中的撰者意志是逐渐增强的。经笔者统计共有119篇高丽墓志中出现了撰者的表白， 而在此之中有102篇墓志有撰者署名。这意味着撰者的表白与署名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即撰者意志的增强， 署名的意愿也会增强。通过一些墓志中的撰者表白， 我们可以看出撰者原本有署名的打算， 但在特殊时期最终放弃了署名。如《金有臣妻李氏墓志》： “（子）光祖曾从予学， 时在原州闻讣将奔， 略具行迹， 属予曰： ‘既至即葬， 请铭之。’乃为铭曰。”^［7］272 可知撰者是志主儿子的老师。 《张允文墓志》： “其孤某泣涕， 请志其墓， 余曰： ‘公之忠义劲节， 凛然若冰玉， 可以垂不朽， 而脆石荒词， 适足以为之累耳。然晩接交游， 知公平生出处甚详， 宜叙始末， 以慰陟岵之哀。’”^［7］306 从独白看出， 撰者身为志主的朋友， 内心是矛盾的， 原本并不愿意承担撰志， 但碍于情义， 勉强为之， 选择不署名。

无论是署于文前还是铭后， 都意味着要另起一行， 撰者单独成行显得格外凸显。柯昌泗在谈到碑志署名于后时说： “而彭城王造寺一碑， 末题仆射魏收造文，此则造寺者以伯起名高， 特为表著， 而非收所自署者矣。”^［8］385 撰者单列会有“特为表著”之意， 而署于文中， 则相对隐秘， 外人不易察觉， 这也是撰者选择自保的一种方式。

墓志撰者意志不断增强， 但撰者最终不署名， 这是文人迫于对时局混乱的恐惧， 而采取的一种“隐姓埋名”的自保。选择署于隐秘的文中， 又昭示着撰者内心的矛盾和无奈， 文人在署名与自保之间选择了一种折中式的妥协。此外， 对比武人政权倒台以后， 署名情况的逐渐恢复也可以印证上述两点。

2.3.2 武臣得志与文人地位下降

武臣在掌握朝政后， 除了对文臣大肆杀戮外， 在选官任用方面也展开了对文人的全面打压。

自郑仲夫作乱， 文臣沮丧， 鳞瞻与武臣同事， 每被掣肘， 只为自保而已。^［23］

白任至， 蓝浦县人， 业农。初以骁勇被选…… 郑仲夫之乱， 武人得志， 遂贵显。^［24］

旧制， 以义州为两国关门， 使价往来， 文牒出入， 皆由之， 必择文臣调之。其分道官， 亦以常参官有名望者遣之。自武臣用事， 戍边将军， 皆带兵马之任， 为分道故， 昌、 朔二城皆以将军委之。义州则以文牒交通， 须有儒士， 兼置文、 武二人， 由是， 州人困于供费……詝然之， 具奏请以文官为义州分道， 隶灵州、 威远镇， 武官为静州分道， 隶麟州、 龙州， 制从之。诸将军闻之， 相谓曰： “此欲因以夺武臣权也。”大怒， 请王斩詝。王惊骇， 亲谕解之， 遂贬詝巨济县令。^［25］

以上三则材料均说明在武人执政后， 文臣的社会地位下降。墓志署名的位置具有特殊用意， 前文引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语段已说过， 署于题下文前意谓“恭恪”。前文谈到发展期署名实现了格式书写与礼仪书写的并行， 但礼仪性署名更为流行。而紧接毅宗朝的武人政权时代， 撰者署于文前突然变得罕见， 同时署于铭后增多， 笔者认为这与文人地位的下降有关。对比前一阶段， 有一部分撰者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署名于前的， 比如撰者是志主的挚友、 同僚、 同窗、 儿女亲家等。这些人基本与志主年龄相仿， 拥有相近的社会地位， 但却署名于后。这些撰者的署名于铭后， 又反证了这一阶段高丽墓志署名因遵从礼仪规范， 使得撰者更多地选择了署于位卑的铭后。故文人既卑， 则不再署于“尊位”。

2.4 复兴期： 忠烈王至恭让王 墓志文体格式书写

1231年， 蒙丽战争的爆发， 间接导致了武人政权的倒台。1270年， 元宗与世子王谌（后来的忠烈王）借助元军彻底铲除了林衍集团， 实现“大政奉还”， 武人政权时代结束。随后， 王谌迎娶元朝公主， 《高丽史》记载： “王与公主， 同辇入城， 父老相庆曰： ‘不图百年锋镝之馀， 复见太平之期。’”^［26］ 高丽彻底归顺元朝， 成为“驸马国”。从忠烈王至高丽亡国（1274-1392年）这段时间， 学界称为高丽后期， 墓志署名进入了复兴期。

这一阶段， 撰者署名逐渐恢复， 无署名墓志数量持续下降， 除去文集收录与残泐的篇什， 可确定墓志需有撰者署名为常例。忠烈王至忠宣王（1274-1313年）时期， 无署名者有8篇， 占比仍有47.1%， 到了忠肃王至忠惠王（1313-1344年）时， 仅有1篇不署撰者， 往后则基本上都有署名。至于署名位置， 忠烈王至忠宣王， 署于题上者1篇， 署于题下文前者有3篇， 同期占比为17.65%， 署于铭后或文末者5篇， 未发现署于文中者。忠肃王至忠惠王， 署于题下文前者13篇， 同期占比为48.15%， 署于文中者1篇， 署于铭后或文末者12篇。忠穆王至恭愍王（1344-1374年）， 署于题下文前者11篇， 同期占比为78.57%， 署于铭后或文末者3篇， 未发现署于文中者。禑王至恭让王（1374-1392年）的13篇均为文人别集收录， 未见志石， 署名情况暂且不论。这一时期， 书丹署名的数量增加， 共有17篇标有书丹。书丹与撰者分行并列于文前者有6篇， 主要分布于忠肃王及以后， 同时有少量书丹兼职篆额。

概之， 复兴期的高丽墓志， 实现了撰者署名意识的复归与加强， 高丽末期墓志基本实现“志必署名”。在署名位置的选择上， 呈现出礼仪书写与格式化书写的结合， 这与第二阶段——发展期有相似之处。礼仪书写无需再说， 而署于文中的减少， 与我国元代墓志相似。张丽楠在谈及元代墓志撰书人署名位置时说“到了元代， 大部分墓志主要是文前、 文后两个位置”^［27］53， 印证了高丽在“元干涉期”墓志署名受到了元朝的影响。但这里要强调的是， 格式化署名相比之前是加强的， 而不是复刻， 理由如下：

其一， 撰者署于文前的墓志数量多于文中、 铭后二者， 且存在一定数量不符合礼仪书写规范而明确署于文前的固定格式书写。这里试举两例， 如《崔瑞妻朴氏墓志》， 撰者崔洳署名于题下， 但志文撰者的独白曰“予有旧于夫人之子壻， 故志其墓而铭之曰”^［7］436。可知撰者崔洳是志主子婿的朋友， 属后生晚辈。再如《王昷妻寿宁翁主金氏墓志》， 题下署“敕授将仕郞前辽阳路盖州判官鸡林崔瀣撰”^［7］482， 撰者独白曰： “予客长君， 久而性又鲁， 于其征铭无敢辞， 直叙氏族颠末而及其士议， 无有隐也。”^［7］483 此志是请托撰文， 崔瀣曾为淮安府院君王珣的门客， 王昷、 王珣都是宗室， 若按照尊卑礼仪， 崔瀣理应署名于后。纵观全局， 高丽宗室墓志若为奉宣（奉教）撰文， 署名于文前， 是为了体现君王意志， 而作于明宗元年（1171年）的《王源墓志》， 非奉宣（奉教）， 王源为宗室， 撰者高惇谦则署于铭后， 以示礼仪。如果说奉宣（奉教）撰文要求撰者必须署于文前是以君王至上， 非奉宣撰文的宗室墓志署名于后是以尊卑礼仪， 那么崔瀣的署于文前， 则是因文体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文章固定格式。

其二， 出现撰、 书人分行并列署于文前的现象。书丹历来因卑于撰者， 而署于铭后， 这符合礼仪书写的规则。至复兴期， 书丹的署名打破了这种规则。这一行为的代表， 主要是李齐贤。如《权溥墓志》， 题下署“子壻推诚亮节佐理功臣三重大匡金海府院君领艺文春秋馆事李齐贤撰； 曾孙宣武将军合浦等处镇边万户府万户重大匡玄成君权镛书并篆”^［7］529。此前忠肃王时期出现了撰、 书人均署于文前的《元瓘墓志》， 但该墓志署名顺序是书丹、 撰者。张丽楠在谈论元代墓志撰书人署名及影响因素时提到： “撰人、 书人、 篆盖人均分列于志文前乃是常例。”^［27］52 故至李齐贤， 高丽墓志完成了与我国墓志在署名格式上的接轨， 这应当与李齐贤的人生经历有关。李齐贤， 号益斋、 栎翁， 朝鲜半岛著名文人。他深受高丽忠宣王器重， 久留大都， 又随忠宣王周游元朝， 回国后担任要职， 长期来往于元、 高丽之间。忠宣王于燕邸筑万卷堂以招徕各路名士， 李齐贤应其选， 遂与姚燧、 阎复、 元明善、 赵孟頫、 张养浩、 朱德润等元代著名文人交游。李穑《牧隐文稿》卷七记载：

高丽益斋先生生是时， 年未冠， 文已有名当世， 大为忠宣王器重， 从居辇毂下。朝之大儒搢绅先生， 若牧庵姚公、 阎公子静、 赵公子昂、 元公复初、 张公养浩咸游王门， 先生皆得与之交际， 视易听新， 摩厉变化， 固已极其正大高明之学。^［28］

另外， 李齐贤的《益斋乱稿》收录不少他与元朝文人唱和的诗篇， 如《和赵学士子昂》 《奉和元复初学士赠别》 《张希孟侍郎见示江湖长短句一编以诗奉谢》等。可见李齐贤与元朝友人的交情深厚。

李齐贤长期留元， 与元代文士的交游， 使其很大可能接触到了元代墓志的创作， 故使得高丽墓志有机会受到元代墓志的影响。

3 结　语

高丽墓志对比我国同期存在较大差异， 就撰者署名位置演变来看， 可将其分为初生期、 发展期、 衰退期、 复兴期。初生期， 墓志撰写者署名源于奉宣撰文， 并受高丽碑铭的影响， 沿袭了碑铭署于文前的格式。墓志拥有署名是皇亲国戚的专属， 体现了一种等级与荣誉。书丹则遵从礼仪署于铭后。发展期， 撰者署名实现了格式书写与礼仪书写的并行， 但礼仪性署名更为流行。衰退期， 政局的混乱、 隐逸思想的兴起、 文人地位下降等因素， 影响了墓志的署名， 但此时墓志更多地是遵从礼仪性署名。复兴期， 墓志实现了署名意识的复归与强化， 高丽末期墓志基本实现“志必署名”。在署名位置的选择上， 受到元朝墓志的影响， 撰者更倾向署于文前， 但仍有少量墓志署于文后。书者打破书写礼仪规则， 出现了撰、 书人分行并列于文前的署法。整体来看， 复兴期的高丽墓志署名呈现出礼仪书写与格式化书写的结合， 但墓志文体格式化署名的倾向是进一步强化的。总的来讲， 高丽墓志署名演变的主体脉络为： 沿袭碑铭格式-格式与礼仪并行-礼仪书写-墓志文体格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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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八： 世家第二十八： 忠烈王一）［M］.首尔： 首尔大学奎章阁档案馆本.

[27] 张丽楠.元代墓志义例研究［D］.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23.

[28] 李穑.牧隐文稿（卷7）［C］//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首尔： 景仁文化社， 1991. □为志文中短缺文字。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传状碑志交互关系研究(24BZW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