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北京世妇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社会性别主流化”之后， 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被正式引入我国， 并逐渐成为妇女决策和妇女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和不可或缺的视角。社会性别理论弥补着以往妇女研究中存在的性别盲点， 对于深化和拓展妇女研究视野、 提升妇运史研究质量也是大有裨益。因此， 各个时期的妇女运动开始被学界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妇女运动， 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囿于革命史观的限制， 研究成果只突出其作用， 而忽略了其更深刻、 更重要的对性别革命的建树， 没有全面客观地揭示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考察， 二十世纪初妇女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建树是对传统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进行质疑和批判。这一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以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 广泛运用近代科学知识、 人类历史知识， 对“男智女愚天生论” “男尊女卑天生论”等性别本质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反复强调男女两性的某些特征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 较明确地反对性别问题的本质主义。这一挑战与质疑， 不仅有助于人们认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女性的压迫， 还有助于女性正视自己的权利与价值， 对于清除传统性别文化中宿命论的错误和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
1 性别本质主义： 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性别存在的理论基础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作为一种哲学理念， 是指“认为事物均有其本质， 可以通过现象的认识加以揭示的理论”
［1］148， 其源头可远溯至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来作为思考性别问题的视角， 便形成了所谓的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性别本质主义运用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观点来解释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差别， 通常将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属性， 强调正是由于这一不可改变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抱持这种观点的人， 不仅有男性中心主义者（androcentrist）， 也有一部分女性主义者（feminist）。前者以此来为这种性别存在状况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辩护； 后者则试图以此说服男性要同情、 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以改变这种性别存在状况。尽管也有某些当代西方激进女性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s）试图证明女性在生理上便是优越于男性的“第一性”， 而不是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谓次等的“第二性”， 但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的各个人类文明中， 几乎全部呈现出男性中心的社会状态。性别本质主义是这些传统性别文化的理论核心， 也是维护男性文化控制女性的最得力的手段。
近代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与对抗。与此一致， 在性别问题上， 近代西方文化则是“把女性特征归纳为温柔的、 感情型的、 依赖的、 非理性的； 把男性特征归纳为勇猛的、 理智型的、 独立的、 理性的； 并且认为， 这些两分的性别特征是与生俱来的”
［2］。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卢梭的观点可谓颇有代表性。他曾明确提出， 妇女体力天生比男人弱， 所以女性天生就应该是软弱的， “只能取悦和从属于男人”
［3］580， 因此， “女人应当使自己在男人看来觉得可爱， 而不能使他感到不快”
［3］585， “两性之间相互的义务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 而且， 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 “绝不是人为的， 或者说， 至少不是由于人们的偏见造成的”
［3］585。总之， 在《爱弥儿》全书贯穿的一个主题思想： 自然本身要求等级， 妇女生来就是为了取悦于人， 做男人的附属品。
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并不像西方传统那样强调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而是视男女两性关系为协调互补的关系： 天人合一， 阴阳互补， 刚柔相济， 夫妇合和。然而， 这并未使中国人摆脱本质主义的立场。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传统性别文化里， “乾、 强、 大、 尊贵”等特性归之为“阳”， 属于“男性气质”； 而“坤、 弱、 小、 卑下”等特性则归之为“阴”， 属于“女性气质”， 并且认为， 阴阳两种气质特征的形成是天生的。
“阴阳乾坤说”从哲学本体论高度上对这一性别定型伦理要求的天然合理性进行论证， 使之最具中国特色的本体化和本质化， 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 贵贱俭矣； 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
［4］2； “乾， 阳物也； 坤， 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人体”； “夫乾， 天下之至健也； 夫坤， 天下之至顺也”
［5］121。这样， 男强女弱、 男尊女卑、 男主女从被赋予先验的性质， 而且是凝固不变的。被誉为“女圣人”的班昭在《女诫》中进一步强调： “阴阳殊性， 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 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 女以弱为美。”
［6］12 因之， 广大妇女天生就是卑弱、 谦恭， 无条件服从丈夫。《女诫》对后代女教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代女教书说均奉此为圭臬。男尊女卑、 男刚女弱、 男主女从、 男主外女主内等， 渗透在广大百姓意识之中， 已经内化成为男性中心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势。
尽管中西方性别文化有所差异， 但两者都是从男女生物差异论角度证明了男尊女卑、 男主女从的天然合理性。这种“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调， 根深蒂固、 深入人心， 成为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 中外女权主义者均不约而同地对男性本位的传统性别文化的核心——“男女差异生理决定论”这一性别本质主义论调进行猛烈地批判与清理， 尽管两者批判程度有所差异。在西方， 以玛丽·沃尔斯通克拉伏特为代表的西方早期女权主义者， 率先对性别本质主义进行系统批判。她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 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男女社会差异并非先天生理决定而主要是由后天教育塑成的， 她认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 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该书成为西方女权运动第一部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经典著作， 为此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近代中国， 在“欧风美雨”浸润下， 二十世纪初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将锋芒指向了性别本质主义， 以“男女社会差异教育形成论”批判“男智女愚天生论”， 对当时女权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近代西方女权学说： 二十世纪初对性别本质主义批判的思想武器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以后， “外患日迫， 政权渐侵， 迥非光绪初年之旧。时局已非常局， 则政事岂可仍拘常格”
［7］1622。为此， 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 开始调整统治策略， 实施所谓的“新政”。受此影响， 思想文化界也开始走出自戊戌政变以来持续两年多的低点， 由“举国避西学若厉”变为跟戊戌维新时期相类似的“举国慕西学若膻”
［8］48， 学习欧美、 日本富强之道的思潮重又掀起。就留学来讲， 以往人数少、 规模小， 所学也多局限于语言、 军备方面。但至此时期， 人数骤增。仅就留日学生而言， “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的五六年间， 留日学生达万余人， 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
［9］46。就译书来讲， “昔年官译诸书， 只有同文馆所译《法国律例》、 制造局所译《佐治刍言》数小种， 余皆不及政治”， “现在举行新政， 凡学校、 科学、 军政、 财政诸大端， 钦奉明诏， 一皆参酌中西， 以议施行”
［7］1715。据统计， 在1901至1911年期间， 以“译”字为报刊或书社名称者多达23种， 大量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哲学等著作被翻译并出版。
这一时期， 马君武将斯宾塞的《女权篇》与达尔文的《物竞篇》合刊， 并以《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为书名在中国出版发行， 它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本关于女权的译著。此后， 他又将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 约翰·弥勒《女人压制论》等女权理论译入中国。这些西方女权思想的大量涌入， 为二十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反思中国妇女问题提供了思想理论渊源。正如署名亚特在《女子世界》所说的那样： “‘天赋人权’、 ‘男女平等’学说， 既风驰云涌于欧西， 今乃挟其潮流， 经太平洋汩汩而来。”
［10］272 当时士人也形象描述道： “迩来风会日新， 自由平等之说昌言无忌”， “方如横流不可遏抑。”
［11］5636 金一在《女界钟》中也描绘了西学的影响： “今者天旋地旋， 风起云行”， “卢梭、 福禄特尔、 黑智尔、 约翰弥勒、 赫胥黎、 斯宾塞尔之学说， 汽船满载， 掠太平洋而东至于中国。我中国二万万同胞兄弟起步庭心， 摩挲自由之树， 灌溉文明之花， 曰‘天赋人权’， 曰‘不自由毋宁死’， 盖日养养于民， 而昌昌于口也”
［12］3。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也写道： “今者约翰弥勒、 斯宾塞尔之学说， 方渡太平洋而东来， 西方空气不自觉而将渗入于珠帘绣阁之中……女界桎梏亦稍脱矣。”
［12］85 《北洋学报》亦宣称： “自十九世纪以来， 若弥勒约翰， 若斯宾塞尔， 创为‘天赋人权’、 ‘男女平等’之说， 风驰云涌于欧西……今欧人已挟其潮流， 航太平洋滚滚而来。”
［13］78 不难看出， 西方天赋人权说以及西方政治学等学说的广泛输入， 给予求知欲旺盛的资产阶级先进之士以极大的启示和警醒。他们在对女性的人格和地位进行重新认识及评价的过程中， 开始意识到男女差异生理决定论是奠定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基石， 支撑着男权性别机制数千年运行。基于此， 他们立足于男女平权、 个性解放， 抨击传统性别伦理对女性的摧残， 并要求全面恢复女性的自然权利， 解构在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
3 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判： 两性社会差异实乃男权社会“强抑女子”的结果
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一直宣扬“男智女愚天生论” “男尊女卑天生论”。二十世纪初， 针对这种普遍潜在于人们思想深层的性别本质主义， 浸润于“欧风美雨”下的先进知识分子， 在批判和反思传统男性本位性别制度时， 开始将锋芒指向了性别本质主义， 以西方男女平等为参照系， 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 广泛运用人类历史知识和近代科学知识， 用“男女社会差异教育形成论”对“男智女愚天生论” “男尊女卑”本质主义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3.1 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质疑男优女劣论， 从哲学高度强调“男女平等， 乃世界之公理”
先进知识分子受天赋人权说的启迪， 认识到女性与男性都同样为人， 因此应同具天赋人权。康有为在1903年的《大同书》中指出， 男女不平等完全违反了“天赋人权之公理”。书中认为， 男女之间虽有形体、 性别之差别， 但并不能从形体差别推导出男女在其他方面具有根本差别： “既得为人， 其聪明睿哲同， 其能执事穷理同， 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 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
［14］166。康有为还列举大量事实证明， “男女贵贱不在身体脑度”， 而“在才智之高下”。然而， 男权社会“恐女子之胜于男子”， “即不得界划鸿沟”， “强抑女子， 一切摈斥， 仕宦、 公民不准预列， 科举、 议员不准预选”， “乃至绝其往来、 交接、 宴会、 游观， 囚、 刑、 奴、 私”
［14］190。康有为的这些观点， 至今看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
柳亚子在《哀女界》一文中， 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痛陈男权制度对中国女权的摧残和压制， 反复强调“夫权利去者， 与有生俱来， 苟非被人剥夺， 即终身无一日之可离”
［10］933， 大声疾呼女界奋发自立， 摧倒魔障， 恢复天赋之权。激进无政府主义者更是以天赋人权相号召进行“女权革命”， 他们认为， 男女同为人类， 均有平等权、 独立权、 自由权等三大权利： “此三权者， 吾人均认为天赋”， 强调“夫男女同为人， 固无尊卑贵贱之分”
［15］。觉醒的先进女性也无一例外地把“天赋人权”说视为冲击传统性别制度、 性别伦理的有力武器。其说法很多， 诸如： “男女平等， 乃世界之公理， 不可不知。同具神经， 同负肢体， 神明之裔， 国民之母。天赋权利， 尔当享之； 人类之义务， 尔当尽之”
［16］330； 有人质问道： “同此圆颅方趾， 同此气血神经……而令其为牛马为奴隶、 为玩具、 为傀儡、 为生殖机器， 以不得与人类同等， 则诚何也？”
［16］333 不难看出， 西方天赋人权说对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天赋人权学说虽然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和时代局限， 但却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二十世纪初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质疑男优女劣论， 反复强调男女平等乃“天赋人权之公理”
［10］190。显然， 这是对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的颠覆， 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3.2 运用人类历史知识质疑男尊女卑天生论， 强调男女两性“人身虽异， 其所含原质则同”
先进知识分子还援引历史事实质疑男尊女卑的本质主义， 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女性并非天生就是卑下， 从而为男女平权寻找历史依据。何大谬的《女界泪》可谓其中代表之一。他认为， 女子与男子并不是天生就有尊卑之别的， “为妇人女子者， 其得于父母， 与男子初无少异”
［17］1。从历史上看， 也有过男不尊女不卑的时代。远古时代， 男子积威未张， 女子主权未去， 不乏英嶷特出之女子， 徒首奋呼， 攘臂而起， “主持号令为天下雄”
［17］1。 “伏羡即世则女蜗践祚， 穆王当阳而王母割壤”
［17］1， 这就是明证。何大谬并不否认长期以来历史上“男尊女卑”的事实， 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后天人为造成的。首先， 他认为男尊女卑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远古时代男女之别甚微， 秦汉以后， 诸生粉饰遗经， 以为女子柔弱， 所以摧抑而剪裁之。晋唐沿其弊， 但从一之说尚未大昌， 幽闭之令亦未尽行。宋代之后， “乃举女子之生路皆从而塞之， 以无违为美德， 以更适为秽行， 坚执己意， 厚诬古人， 乖僻悖谬， 不可言状”
［17］3。男尊女卑乃是秦汉以来男权文化精心塑造的结果。其次， 他认为男强女弱是后天压迫造成的。 他在《女界泪》写道： “阃内之妇， 其质不刚， 非初质也。”
［17］3 这是因为， “闭之塞之， 垂天之翼， 有时而劳弊矣； 幽之囚之， 走旷之足， 有时而疲矣； 摧之折之， 拔山之质， 有时而坏矣。自古而兹， 数千年于此矣， 其所以处女子者， 优之游之， 使自柔之， 束之缚之， 使自弱之。聪明才力， 久弗用则退； 耳目股肱， 久弗习则衰”
［17］3。于是本来与男子一样刚强的女子终于变得柔弱了。这些批评， 围绕男尊女卑、 男强女弱问题， 善用譬喻， 分析中肯，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对性别不平等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解释， 指出男女“人身虽异， 其所含原质则同”
［18］， 两性不平等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不合理的现象， 并非全部历史的内容“上古之初， 行共夫共妻之制， 未尝有女下于男之说也， 亦未尝以女子为私有也”
［18］。然而， “男女不平等”问题的产生是由“两部相争， 战胜之民， 对于战败之族， 系累女子， 定为己身之私有”
［18］造成的。这种观点， 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深刻把握两性不平等的形成根源， 但却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问题， 是对传统男尊女卑性别本质主义的反动， 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
囿于时代条件所限， 先进知识分子关于男女平等之社会地位的历史考察及其结论， 虽有偏颇之处， 但不容否定， 这一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的认识， 也是对当时“男尊女卑”思想的颠覆， 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批判意义。
3.3 运用近代科学成果质疑传统“男女差异生理决定论”， 强调男女两性“脑力程度值无差异， 或更有优焉”
金一在《女界钟》第四节“女子之能力”中肯定男女两性在生理结构、 禀赋、 能力方面“殆无分秒之异”
［12］24， 并运用近代生理学知识来质疑男智女劣的本质主义。文章开门见山地反问道： “女子有能力乎？是欧洲十数位心理家、 哲学家所辩论、 所考验而得之问题也。能力之伸乃由其人之不善， 则或并其禀赋与构造之已成而摧折之， 而归咎于其生， 此非论理之言也。”
［12］24 接着， 他运用近代生理学的知识来论证男女脑子的构成并无明显差异， 而智慧取决于脑子， “智慧者， 脑之花也”。 “今女子体量之硕大或者不如男人， 至于脑力程度直无差异， 或更有优焉。此世界所公认也。又脑髓之大小， 与其身之长短重率有比率。凡身体愈大者， 其脑之比例愈绌。是故鲸之脑居三千三百分之一， 象之脑五百分之一……而人之脑则四十五以至四十六分之一也。夫鸟与猿之不如人， 仅其身体构造缺乏者多， 而灵性则既若是敏捷。然则女子身量弱小， 正其能力可以发达之证。”
［12］25 因此， 女子智力并不比男子差， 男女“能力之程度殆无分秒之异”
［12］25。金一还用当时欧洲科学家具体数据证明男女脑围并无明显差别， “女子者， 天所赋使特优于男子者也”， “女子教育发达， 则其脑量又必加增， 无可疑也”
［12］26。总而言之， “能力者随良知而来， 良知者天所赋， 使人人同具。其身体之构造同， 则脑筋之维系同； 脑筋之维系同， 则一切聪明才智无不同， 特其高下之间或有异耳”
［12］33。既然男女“能力之程度殆无分秒之异”， 女子智力也不让须眉， 那么， 现实生活中“两性不平等”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金一认为， 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 并非与生俱来的， 而是“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和“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之使然
［12］49， 从而把男女不平等与专制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觉醒女性巾侠在《女德论》中运用近代科学成果质疑和抨击“男刚女柔”性别本质主义， 一针见血地指出， “男刚女柔”之说， 究其实质就是“欲以锢女子”， “既欲利用其性而便于私， 又欲其性之遏抑而不我抗”
［16］271。她指出“男刚女柔”说大抵出于《周易》： “《周易》言乾父道也、 夫道也， 坤母道也、 妻道也， 乾为天， 坤为地， 天尊地卑， 乾坤定位。今者地球为一行星之说既明， 天地既不成对待， 男女之道岂有异同哉？”
［16］271 进而试图对现在男女之间在体质、 智力等方面差别作出合理的解释， 认为： “女子之体魄、 意志为男子所锢者数千年， 积久愈弱， 弱则愈减。所谓女子体量不若男子之高重， 以少用力故； 女子脑脏不若男子之广多， 以少虑事故， 安得谓天之生是使独哉！”
［16］271 这是对女弱男刚本质主义观点的有力否定。
较为保守的《东方杂志》刊出的《女学刍议三则》一文， 运用男女脑质无优劣短长之医学成果来质疑本质主义的“男智女愚天生论”： “愚窃谓男女脑质， 实无优劣短长之区别。脑之在各动物体， 为至高极重之特别官能， 大脑为思虑记忆及意识储藏之府， 人之所以为动物冠者， 因大脑之发育， 最为完全健康故也。人之大脑， 后叶广延， 几掩小脑之全面， 此动物所不逮， 而男女脑质之赋受， 初未尝有丝毫之差， 西国医学家屡经试验， 不得因其大小轻重， 各不一律， 且推理速悟， 时或互有短长， 遂以意为之轩轾也。彼谓女弱于男， 其谬尤不待辩矣！”
［13］627 女弱于男之谬， 不容置疑。
先进知识分子运用近代最新科学成果对以往“男智女愚”本质主义质疑， 强调男女生而平等， 这种质疑很有说服力和前瞻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近代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学习和吸纳， 有力地推动了女权思潮的深入发展， 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3.4 运用“男女差异教育形成论”质疑“男智女愚天生论”， 强调两性差异“实因无学识而未受平等之教育也”
二十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不仅运用人类历史知识、 近代科学成果质疑男尊女卑、 “男智女愚”等性别本质主义， 而且还能敏锐地洞察到， 中国妇女之所以处于低劣与从属地位， 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缺乏后天教育。他们开始用“男女差异教育形成论”质疑本质主义的“男智女愚天生论”， 从而有效地撬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基石。
当时著名女学运动鼓吹者竹庄通过比较男女学生之性质， 敏锐地洞察到两性现存差异并非因为男女天生智愚有别， 而是女才被埋没： “吾尝考验女学生之性质， 而知年幼女子之锐敏于学， 远过于男学生； 而其感觉之灵捷， 爱力之团结， 则又非男子之性情涣散、 各私其私之可比。”
［16］301 可惜， 现在众多女性“虽有英杰之姿， 亦不可得见”， 而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 并非“中国女子不可教”， 而是那些“鼙儒陋士”， 他们宣扬天高地卑、 乾则坤顺， 使女子以无才为美德， 以服役男子为天职， 致使妇女“埋没数千年”
［16］301。因此， 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缩小两性差别， 必须要破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条， 使女子受教育， 增长知识。
先进女性程耀直截了当地宣示： “天生男女本无所谓优劣也， 无所谓不平等也。”
［13］581 男女“所以有优劣、 不平等也， 实因无学识而未受平等之教育也”
［13］581。以“男女差异后天教育形成论”彻底否定了天生男女优劣的本质主义。她进一步指出， 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原因是男权本位的性别制度， “吾国男子皆不以人道待女子， 使女子处于九幽地狱之中， 不令读一书不识一字， 遂使女子不知国家大事为何物， 终生沉沦， 自居废物”
［13］581。
《兴女学议》一文也明确指出， 与男子相比， 女子聪明知觉未尝稍弱， 男女脑质也实无优劣。但是， 女性与男性这种现存认知结构的差异， 并非“生而已耶”， 乃是“未尝读书明理之故也”： “历代以来， 帝王坚贤， 创制兴学， 独不为妇女立教育之科， 而野蛮之徒， 竟倡为扶阳抑阴之偏论， 女子无才为德之谬说， 务使女子不读一书， 不明一理， 畜之如奴婢， 玩之如花草， 使数千载聪明灵秀之才， 无才、 无教、 无权， 毕身如处罗网中。”
［13］569 男女两性差异， 乃是传统性别制度剥夺女子受教育权， 对女性实行性别压制的结果。这可谓一语中的。
在炼石看来， 男女生理上的构造虽然不尽相同， 但那心性脑力并无大差异： “天生女子， 本来是与男子同为万物之灵长， 合力把世界组织起来的。虽说生理上的构造不同， 那心性脑力， 终无大差异， 自然就接近于同等地步。”
［13］783 然而， 中国传统的“服从主义”把女子的人格抑制到尽头， “把天然的知识丧去”
［13］783， 久而久之， “那二万万妇女， 和废物和罪囚似的， 淹淹无生气”
［13］783。现实中男女才智差异是“服从主义”陈腐道德教条对女性进行“钳制太深”的恶果。这一分析无疑是深刻的。
早期著名女权主义运动者唐群英对传统“女子天生弱智论”痛加驳斥： “说者谓弱为女子之特质。斯语也， 颟顸实甚。”
［19］26 “天之生人， 男女无异”
［19］26， 女与男同一脑力， “同一立于地球之上”
［19］26： “是其所谓人强弱之或女自弱之， 天固未尝弱之也， 此理久为世界公认。”
［19］26 在她看来， 女子并非天生的弱者， 而是后天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 “女子程度不齐， 由前此教育之不平等。男子与女子既轨入同等之文明， 即增进同等之智识， 是男女之程度， 必不再有轩轾。”
［19］26 上述说法虽有不同， 意思却是一个， 就是男女之间差别并非天生的， 而是后天教育和环境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 二十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广泛运用人类历史知识和近代科学知识， 用“男女社会差异教育形成论”对“男智女愚天生论” “男尊女卑”本质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与挑战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其一， 它有助于人们认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女性的压迫。传统男权性别文化认为， 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的， 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由女性的自然本位决定的， 而且是不可更改的。 “男女差异教育形成论”则揭示出， 男女两性之间种种社会差异， 并非源于女性生理构造， 而是由社会文化后天的文化教育所塑造而成。毫无疑问， 这种批评是颠覆父权制性别文化的尝试。其二， 它有助于女性正视自己的权利与价值， 构建起女性主体地位。在男权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 广大女性受到不平等的社会规范限制， 不能正视自己的种种权利。她们在两性关系中只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存在。先进知识分子的“男女差异后天形成论”试图确立起女性的主体地位， 还回女性应有的权利。显然， 对“男智女劣天生论”的批评对于增强女性摆脱传统性别定位、 树立恢复女权的信心具有积极的意义。
4 结 语
从二十世纪初至现在， 历史跨越一个世纪有余。历史在前进， 社会在发展， 女性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但是， 与男性相比， 女性仍然处于较低下的地位， 传统社会性别定位仍然在制约着女性的发展。“女人有天生的母性” “女人对生命天然的热爱” “永恒的女人气质”等性别观念随处可见， 并且仍然是衡量女性的主要标准。诸种说法表达虽有各异， 但均蕴含着“本质主义”内核： “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 因而， 女人对生命有着天然的热爱。”
［20］15 这种“天生的母性”使得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独特的社会作用。很明显， 此种强调人的“生物性”的说法， 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 是“缺乏实验的证据支撑的”， 而且“还广泛渗透在广大百姓意识之中， 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
［1］148。只有从根本上证明其荒谬性， 彻底颠覆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形成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 男女两性和谐共处的社会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经典著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则为彻底颠覆男性中心社会编织的男性优势神话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人类学实证材料。
米德在对新几内亚位处一百英里之内的三个部落： 阿拉佩什（Arapesh）、 蒙杜古马人（Mundugumor）和德昌布利人（Tchambul）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探究后发现， 这三个原始部落， 虽然地理位置相差不远， 但“气质”迥然相异： 阿拉佩什人部落， 性情温顺柔和， 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均为西方人眼中的“女性气质”； 蒙杜古马人部落， 男女性情暴躁， 行为方式粗暴强悍， 男女均属于“男子气质”； 德昌布利人部落， 女人拥有“男性气质”， 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男人则很少有责任心， 并且情愿抚育儿童这些被我们视为是女人所特有的气质
［21］266。米德由此分析得出结论： “人格气质与性别并无多大关系， 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特征都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 性别之间标准化的人格差异也是由文化‘监制’的。”
［21］266 也就是说， 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即两性的社会差异， 并非直接由生理特征决定的“自然秩序”和稳定化的， 而是文化作用的结果。
毫无疑问， 米特的发现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颠覆， 它不仅揭示出两性差异与社会文化的深层联系， 同时也启迪人们： 男女两性的气质特性并非天生就有差异， 而是在后期的社会设定中被不断塑造； 要构建男女两性和谐共处的社会模式， 推动两性之间的均衡发展， 必须彻底颠覆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形成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当然， 要完全瓦解、 消除性别本质主义观念， 建构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性别文化， 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但也正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二十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挑战性别本质主义留给后人的历史意蕴与现代价值。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2ADJ007)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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