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 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日常生活、 政治与社会生活、 文学艺术生活、 生态环境运动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 性别也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提到它， 人们就会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使得人类不断怀疑自我、 反思自我。正如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麻烦”这一醒目的字眼作为著作的名字， 暗示着男女性别的现代性裂缝， 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性征与思维方式的麻烦， 以及哲学、 人类学与整个世界看待女性方式的不确定性。东西方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生活与文化中的女性， 然而其共同点显而易见， 那就是认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 父权制贯穿于不同社会与世界历史。女性通常被指责为男性理性成功之路上的不祥之物与绊脚石， 带来痛苦与“恶”， 性别不平等日趋加强。直到19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兴起， 女性才真正为自己的性别而呼吁， 表达不满、 申诉需求与希望。女性主义流派纷呈， 主张各有不同， 但其最终目的都指向女性的解放、 女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对世界存在的意义。
1 父权制与二元对立论的思维同构
文明的发展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使得男性承担了大部分农业劳动， 而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在孕育、 哺育和抚养孩子， 这是父权制产生的背景。父权社会下， 男性是拥有主导权力的优等物， 女性则是丧失了基本权力的附属物。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她们弱小胆怯、 孤立无援， 无法反抗； 同时父权制不断强化父亲与男性的强势地位， 男子气概体现为强大刚毅、 说一不二、 威权不容置疑。在世界历史上， 不同的古典文明有着不同的性别体系， 父权制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也有差异。斯特恩斯在分析世界范围内性别体系相互传播与相互影响时， 认为父权制的差异在三种古典文明中表现突出。一是古代中国贯彻了最彻底的父权制度， 与社会等级秩序一致， 家庭中的男性相当于社会中的皇帝， 他们主宰一切。女性要顺从， 勤俭持家， 养育儿子。二是印度有着长期的父权制度传统， 为了确保家庭利益， 父母包办婚姻， 女性要先后忠诚于父亲与丈夫， 印度教生殖崇拜对女性情爱极为重视。三是古希腊文明对哲学理性主义和科学的重视， 催生了男女区分的理性传统， 认为男性是理性聪明的， 女性则是情绪化的、 智力水平有限的。无论是公共职责还是体育竞技都仅限于男性
［1］17-18。父权制度在男女之间制造了紧张关系， 男性迫切地要维持其统治地位， 并找到合法性依据。女性虽无力反抗， 但她们一直表达着对命运与家庭生活的不满。由于男性有更多机会通过贸易和战争与外界接触， 男性是性别观念传播与接收的主体， 他们往往夸大或扭曲其他社会的性别模式。因此， 尽管不同文明的性别角色定位有差异， 但对于性别问题的处理主要是强调对父权的巩固， 并且将父权制度与各自社会的文化、 体制相联系。
父权制是女性主义者首先要批判的强大根基。关于父权制， 凯特·米利特认为， 整个历史是父权制的历史。她说： “我们的军队、 工业、 技术、 大学、 科学、 政治机构、 财政， 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社会一切通往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文明本身， 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
［2］34 父权制还表现出两重支配关系， 即男性有权支配女性， 年长男子有权支配年少男子。父权制下的两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 为保障男性的权利而呈现为支配与从属的关系。亚伦·强森阐释了父权制的内涵： “一个社会是父权的， 就是它有某种程度的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 认同男性（make-identified）、 和男性中心（male-centered）。这样的社会造成对女性的压迫， 这就是父权社会的关键面向之一。”
［3］22首先， 男性支配表现为在各领域内男性占据权威的位置， 如在政治、 经济、 司法、 宗教、 教育、 军事、 家庭中， 国家元首、 董事长或总裁、 政府各级立法官员、 宗教领袖、 学校校长、 正教授、 将军和司令， 甚至“户长”都由男性包办。只有少数女性在各部门中任职来充当门面。男性支配制造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 男性较之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男性被认为是优越的群体， 他们对权威的垄断加强了每个男性对每个女性的优势关系。
其次， 认同男性的核心文化呈现为好的、 完美的都与男性、 阳刚气概有关。人们习惯用“男人”代表人类， 男人是前景、 女人是背景， 女性总是被边缘化为规则的例外。人们会把男性的生活当作评比标准， 来制定正常的准则。男性特质被肯定， 女性特质被贬低。当然， 女性常因美丽而被赞美， 但这只是她们引起男性欲望、 被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之一。女性只有在很狭小的职业范围内活动， 如被认为适宜于“照护”的职业： 教师、 护士、 保育员。如果女性像男性一样在政府与公司任职， 并获得了一定公共权利， 她们并不会和男性一样得到同等对待、 赢得赞美， 反而被另眼相待， “不温柔、 不性感、 太强势”的评价扑面而来。即使无能的男人被其他男人掌控， 他还是觉得自己优越于一切女性， 包括有才智、 高贵美丽的女性。再次， 父权制还包括男性中心， 指的是焦点与核心都在男性及其作为上。生活中或影视情节中， 都是关于男人在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或者他们对所做或没做的说辞， 而女人们则被嘲笑因为一些家务事而吹毛求疵。男人的经验通常被父权文化当成人类普遍经验和受苦受难生活主题的代表， 其事实反而是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影视中单亲爸爸带小孩更容易引起关注和同情， 但现实社会中更多的是单亲妈妈在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很多男性抗议说自己并没有感到成为中心， 但父权文化实质上处处强化其中心位置。男人以其成就来肯定自己， 而女人就是映照男人成功的镜子。男性喜欢关注自我， 专注于保护、 增强自己的地位， 女性乐于关怀他人， 同情并体验与他人的情感关系， 这些都不断强化了男性的支配与中心地位
［3］23-31。
自然万物包括人类在内， 本就是多种多样的， 具有差异性， 由我、 你、 他、 她、 它共同构成。每一个体作为主体都有其自在存续与发展的自由选择权利。然而， 父权制造就了男性统治与男性中心， 男性是“我”， 女性在“我”的遮蔽下， 失去了主体性， 成为了背景、 阴影与影子。以男性为中心， 向外辐射出去的所有事物都处于对立的位置， 是控制与压制的对象。这种中心与边缘、 控制与被控制、 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揭示了深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哲学形而上学基础。 “齐美尔指出在一对二元概念中， 总是有一方获得突出地位， 以此作为客观、 绝对的象征。根据这个观点， 齐美尔认为主流文化中关于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规范都衍生于一种特定的男性存在模式。男性表达‘具有规范性意义， 因为它们代表了客观真理和正确性， 并适用于所有人， 无论男女’； 然而， 这种论断在根本上是不现实的。这种说法本身是由权力结构决定的， 它让主宰者用自己的利益代表普遍利益， 而不承认本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 被主宰者不得不面对她自己的差异性现实。”
［4］59 女性总是被描述为另一类人， 与男性相反的那一极。女性的自主性无从表达， 因为必须以男性原则为参照， 男性经验与原则通常伪装成普适价值原则来规范女性， 女性无法找到合理的立足点进行自我评价。几乎所有场景下， 相对于自己而言， 女性什么都不是； 只有相对于男性， 女性还有点价值。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古已有之， 它是伴随着古希腊理性传统逐渐形成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对自然实现了从模糊认识到清晰把握， 文明演进的历程意味着“分化”作为一种解读方式渗透于自然与人以及二者的关系。起初， 自然本体与变化流动是合一的， 比如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与始基， 一切事物在火中产生， 最终复归于火。变化流动与矛盾性是自然万物的本质， 在变化性与短暂性中发现意义、 找寻理性法则与逻辑是一种必然。然而， 巴门尼德竭力排斥“变化性”，宣扬存在与思想至上。通过区分自然-思想、 变化-存在的对立， 认为前者对于存在与思想无意义， 甚至是一种虚幻骗人的“意见”阻碍， 只有“存在”具有永恒性。巴门尼德抬高本体、 思想、 一般、 统一、 永恒， 并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把一个没有变化流动的存在作为宇宙的本体， 其“存在说”成为柏拉图“理念论”的先驱。柏拉图吸取了巴门尼德存在与非存在的绝对对立， 将世界区分为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 认为只有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 感官所接触的具体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是虚幻的世界。柏拉图还将灵魂与肉体、 理性与情感、 普遍与个别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人类控制自然、 主人控制奴隶、 理性控制情感、 男性控制女性这些二元化关系联系起来， 对前者为何能主宰后者做了等级与目的性论证。 “通过诸如变化与规律、 本质与存在等关于‘自然’的不同定义与两性范畴的相互交叠， 希腊人创造出了一套标准……这套标准包括如下内容： 对女性和对变化性、 短暂性事物的贬抑； 将女性等同于生育； 在‘消极-阴性-自然’与‘主动-阳性-精神’之间建立二元对立； 将女性特征描述为非正常、 疯癫、 非理性， 同时又将男性抬高到标准、 规范的地位。”
［5］64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认为， 自然、 身体、 情感、 女性服从是关于二元论“极端排斥”这一特征， “柏拉图主义、 亚里士多德主义、 基督教理性主义和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中对心智-身体和理性-自然关系的描述， 就展示了极端排斥， 还有其他二元论特征”
［6］64。极端排斥的两极化效应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类极为不同的事物或秩序。在推崇理性美德的阐释逻辑中， 情感与自然、 女性与生育等“低等”特质或部分遭到排斥。 “这一模式把这些领域看成是人性的残缺， 并宣扬诸如理性、 自由和对自然的超越这样的理想典范， 因为它们标志着一种精英男性身份。这种极度区分的概念展现的是主宰的视角和欲望——把女性、 奴隶和动物排斥出去， 并与它们保持最大的距离。”
［6］66 普鲁姆德认为， 在相互交织的二元对立结构中， 包含了人类的性别偏见、 对女性和自然的历史性贬低等问题。理性-自然、 灵魂-身体、 男性-女性、 自我-他者， 反映了西方文化的统治-服从的二元压迫形式。性别二元论与其他二元关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 只有在其他二元关系解体的基础上， 性别二元论的解体才能真正实现。
2 女性的“不洁与恶”批判
二元对立观的根基是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强调本体的基础与本质主义、 理性的中心与至上主义， 在后现代多元化与差异性的理论主张中屡遭批评， 颠覆与解构成为流行的话语。基础主义者或本质主义者通常认为， 揭示世界真相所预设的基础与前提是不受质疑与毫无疑问的， 与此相反， 一切阻碍探索真理的虚幻的现象、 情感、 非理性、 诱惑、 不洁与污秽， 都将被视为“恶”， 应当加以抑制与规训。若想挑战基础主义必须撼动其根基， 基础主义有着明确的自我服务的目的， 导致其理论起点与出发点是有偏见性的。实体与本体是其信奉的唯一； 解释方式与方法无可动摇； 基本概念与框架自成体系。传统形而上学理论无疑是男性至上主义理论， 女性始终被当作不会发声的哑语人。断言女性弱于男性， 女性的从属地位是适宜的， 在哲学历史发展的体系与脉络中从未缺席。以男性特征为规范与标准、 从男性视角研讨哲学主题与建构其他社会制度， 忽略女性特征与女性视角， 这种理论是具有大男子主义偏见的。性别认知是影响世界观的重要要素之一。历史传统通常系统地贬低女性和女性气质， 比如女性被认为是情感化的、 不理智的， 男性则不同。在男性至上主义制度正当化的影响下， 传统力量将女性和有色人种描绘为“不同的”， 生来就是劣等的。男性与女性共同属于自然界中的人类， 有其本质与共性； 男女性别的区分仅仅表明其在生物学与解剖学意义上有着自然差异。然而， 男女性别的社会建构却将这种自然差异上升为哲学与文化、 道德与政治上认知偏见的依据。换句话说， 男女性别的区分扭曲了自然事实， 完全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体制建构与文化意图的实现。
传统的自然-文化二元论在向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愈益表现为区分与排斥， 这种分裂同样在性别秩序中体现出来。女性被排除在自然科学研究之外， 其表象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所占人数比例增加， 然而， 在探索世界本质与灵魂归属的哲学与宗教的抽象思辨领域， 男性依然是主导。女性始终在公共话语权领域无法占有足够的席位， 而教师、 护士、 保育员等边缘化职业领域是其栖身之地。科学研究与知识获得通常认为适宜于男性而非女性， 性别编码渗透其中。 “标准、 规范、 比例、 精确”为科学研究过程的核心词语， 形成了各知识领域的经典范本。经典的理想比例通常无法明确界定， 那么“不合标准与比例”的“非经典”就成为经常被列举的对象以区别于“经典”。在性别秩序中男性代表着完美的“经典”， 女性是有缺陷的“非经典”。除此之外， “纯洁”概念对科学研究和知识领域的确立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纯洁’几乎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都占据了关键位置， 这些领域包括宗教、 政治、 性、 语言、 文化、 心理学， 等等。‘Reinheit’在每个知识领域中都有不同的含义， 但这些含义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起到了区别与排斥的作用。”
［5］5 “纯洁”是通过与“不纯洁”相区分来定义的， “污秽”与“杂质”不断被命名。在西方， “纯洁”一词有宗教方面的渊源。 “一般而言， 任何一种宗教都会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提到有关纯洁的律法， 或者提到超验之物的‘纯洁’和尘世之物的‘不洁’。而‘纯洁’在每一种宗教中的含义都不尽相同。例如在犹太教中‘纯洁’与仪式方面的教规有关， 根据这些教规， 犹太教徒必须在特定食物之间进行严格区分， 并以此来区分神圣与世俗； 而在基督教传统中， 这种区分则往往表现为相似但又有着严格区别的图像之间的对照： 例如在一些绘画作品中， 殉道者的‘圣洁’之血与‘性’或‘有性身体’的‘不洁之血’构成了鲜明对比。”
［5］6 在今天的世俗化社会中， 有关纯洁的话语依旧在各领域中得以重现。人们普遍认为， 清洁、 卫生、 健康是“好”的， 邋遢、 肮脏、 恶疾等污秽之物则被视为异类。 “纯洁”与科学联结起来， 内含了这样一个观点， 即纯粹的知识是可量化的、 可证实的， 只有排除了主观性的情感因素才能成立。因此， 情感本身被视为“杂质”， 而性与性欲往往由激烈的情绪情感所诱发， 它们就成为了有待规训与清理的“不洁之物”。作为性与性欲象征的女性身体便等同于“不洁”的诱惑力与繁殖力， 一种观念逐渐形成， “即女性身体会对‘知识’的‘纯粹性’构成一种危险的玷污”
［5］9。
不洁与污秽被当作求真向善道路上的障碍物， 它们已然成为“恶”的帮凶。一直以来， 恶与痛苦、 不幸、 苦难、 毁灭和恐怖相关。暴风雨、 干旱、 地震、 疾病与自然死亡等非人力所带来的苦难， 属于自然之恶； 暴力、 压制、 规训、 战争与杀戮等人为意图所带来的痛苦， 属于道德与文化之恶。自然之恶， 如火灾、 地震、 雪崩、 海啸的出现会危及人们的生命， 所以恶的显现深深令人类恐惧， 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纷纷选择逃离。诗歌中大海的惊涛骇浪、 神话中的危险巨兽， 虽然是种种自然实体， 但它们又隐喻与揭示了人们的心理与精神恐惧。孩童时期， 人们躲在父母温情怀抱的庇护下驱除恐惧； 成年时期， 离开了父母怀抱的人们寻求灵魂与精神上的家园以消除恐惧。人们将对自然的心理恐惧比附到对人事的精神恐惧上， 痛恨不公平与非正义， 并力求找到根治的方法。自然意义上的纯粹恐惧逐渐演变成了伦理恐惧， 对自我、 对他人的不信任， 幻化成心中之魔， 并习惯性地预设一种不存在的“恶”。内尔·诺丁斯在其《女性与恶》著作导言部分说， 人类喜爱虚构恶， 用不洁、 恐怖、 酷刑以及神的报应等故事去恐吓彼此。在这种痴迷与半病态的娱乐表象下， 却是视恶为实在和找寻征服它的方式的意识。荣格认为， 我们需要一种恶的道德及其方案， 以便借助它去对付存在于我们自身、 他人以及我们所设想出来的各种神灵那里的恶。关于恶的传统观点是男性的而且是雄性的， 这些恶在意识上坚持甚至颂扬那些性别形成过程中有利于男性的特征和观念
［7］1-2。 “人们总是为恶——那种伤害我们抑或威胁我们的恶所迷惑。原始人设法借助魔法、 仪式以及妥协去逃离恶。哲学家们则竭力通过精心设计的分析显示出恶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以使恶得到救赎； 而神学家却就‘恶的问题’炮制出了一大摞的著作。关于恶， 女性至今仍然是相对沉默的； 不过大部分原因还是由于在传统的观点中， 她们自身始终被迫等同于恶。”
［7］1在父权制下， 违背了父亲或首领律法、 上帝召唤、 国家意志， 就是传统意义上最大的恶， 而且是一种亵渎。 “人类的精神史上充盈着恶棍、 魔鬼和女巫， 而女性长久以来一直是以亵渎的形式与恶联系在一起的。”
［7］6人们经常将恶投射到女性身上， 女性被认作是“恶魔的通道”， 那些原本是女性的爱与善意的行为， 却被当作有害于男性成人与精神道德发展的坏行， 要严加监督和限制。一首打油诗表明了女性的卑微、 凄凉与有口难辩， 内心滴着血忍受着莫须有的评价。斯蒂芬在《一种思考》中写道：
假若女性制造的所有伤害
被放进一个包裹捆扎起来，
地球亦难以将它禁受
天空亦无法将其覆盖，
太阳亦无法将其照亮和温暖。
如许繁多之恶啊
令恶魔亦深感迷惑
且为其火上浇油于时光轮转之中。［7］32
自古希腊时代起， 有欲望的身体就是被贬损的对象， 心智、 理性与精神是被推崇的一端。女性与天性、 物质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天生的灵魂表现为无知与无意识， 其物质的身体诱惑男性放纵性行为， 女性的“破坏性”使其似乎惭愧于道德弱点， 承受“道德之恶”的论断。对女性身体及其功能的诋毁， 是男性惯用的方式， 因此， 把女性挡在伦理之善门外的是她们的身体。对肉身女人的恐惧产生了诸多禁忌， 比如经期妇女被认为是被某种邪恶的精灵感染了， 或者为本身的恶而付出的代价。月经是对女性之恶的诅咒， 它同亵渎联系在一起， 被列为第一个莫名其妙的禁忌。对经期妇女的原始恐惧继续在基督教传统中延续着， 古老的恐惧与禁忌在基督教仪式中得以强化与制度化。经期妇女不应该领圣餐， 也不能进入教堂。经血被认为对恶魔和不洁的精灵具有吸引力。内尔·诺丁斯认为对女性及其机能的恐惧与诋毁一直持续至今。她与其他学者一起指责萨特将女性与洞口和黏泥等同起来。萨特发现女性的性欲是淫秽的， 并且性行为是对男性的阉割。这种态度明显是对古代伴随着性狂欢的瞬间非理性恐惧的一种怀旧。萨特将人的身体，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均界定为最强烈的恶的心源。萨特还格外厌恶女性的生理结构， 称之为洞口的淫秽
［7］36。女人作为身体， 作为容器， 一直被崇拜着、 被垂涎着、 被恐惧着、 被憎恨着。这种憎恨的极致便是人类恐怖的自相残杀。 “女巫”作为物质性与感官性的肉体存在， 对于超自然的东西更为敏感， 容易被恶魔和魔鬼入侵和共享， 必须驱除或毁灭。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 难以计数的巫师被控告、 折磨、 处死。巫师大迫害中的受害者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女性， 它复兴并夸大了早期女性与恶的联系。对女巫的残害是由性别而非种族炮制出来的， 巫师审判是男人残忍对待女人的典型范例。神话、 宗教、 哲学和科学中的男性传统， 给人类留下了二元对立与等级制度， 也让父权与男权作为威权控制着女性的生活与命运。男性对自身与世界的恐惧， 伴随着复杂的征服与憎恨情绪， 投射到无辜的女性身上， 使她们成为历史文化传统与科学知识发展的替罪羊。
3 从女性的反抗、 觉醒到女性主义运动
传统思想将女性与伤害、 威胁人类的东西--恶联系在一起， 殊不知全面威胁人们的其实是男性及其利益与文化传统。男性在外部世界里叱咤风云， 为利益的获得不惜凭借暴力， 其实质却成为利益的奴隶。男性在宗教世界里为上帝不惜牺牲肉身， 臣服于上帝的同时也使女性臣服于自己。然而， 男性真的是女性的敌人吗？ “他们”与“她们”原本是最亲密的一族啊！正是虚无的“文化与道德之恶”揭示了性别无知， 这种恶是真知与善的缺席。男性之于女性的种种不公正历史对待， 不正是严重的无知导致的吗？男性伤害了女性， 也损伤了自己。女性因其未被合理地认识而被忽略、 被伤害。 “当妇女未被认识时， 男人存在一种无知--就像波伏娃所说的‘主观精神之贫乏’（subjective deficiency of mind）。偷懒的办法就是认为无知不是无知主体的错误， 而是未知客体的错误： 妇女是活生生的神秘人物。如果妇女是个未知领域， 那就不是无知男人的错误而是未知妇女的错误。”
［8］143在诸多关于女性的神话中， 女性“不可探测”的“神秘”匣子牢固地竖立在男人心目中。男性不承认自己的无知， 而是将所有费解的、 有罪过的都归功于“神秘”， 显示了男性的懒惰与不负责任。
自以为是的男性将女性教导为“无知而天真的尤物”， 男性不是尖刻地挖苦女性放纵的情欲和奴颜婢膝的恶习， 就是埋怨女性的愚蠢和善变。无知与偏见蒙蔽了人的双眼， 毒害了人的心灵。在女性最初觉醒的时刻， 她们悲愤于自身的处境， 男性竭力贬低女性， 将其变成感情的依赖和玩物。男性需要女性心甘情愿地做受其“宠爱”的奴隶， “他们因此采用一切办法奴役其头脑。其他一切奴隶的主人为了保持奴隶的顺从， 靠的是畏惧， 或是对他们自己的畏惧， 或是对宗教的畏惧， 妇女的主人需要比简单的顺从更多的东西， 他们动用了教育的全部力量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有妇女从最年轻的岁月起就被灌输一种信念， 即她们最理想的性格是与男人截然相反的： 没有自己的意志， 不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 只有屈从和顺从于旁人的控制。一切道德都告诉她们， 女人的责任以及公认的多愁善感的天性都是为旁人活着， 要完全地克己， 除了同她们喜爱的人之外， 没有其他生活”
［9］268。温室与鸟笼中的女性又怎能在成长中增长理智与才干？无知的教育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女性的恶性评价， 让男性更有理由与借口指责女性的软弱与低能。早期女性主义者认为， 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是她们未能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 被剥夺了男性所具有的知识。艾斯泰尔认为男性可以正常获得的知识， 对女性来说则存在很多障碍， 她提道： “男孩在教育方面可获得很多的时间、 努力、 关怀和成本， 而女孩可获得的就很少或没有。男孩很早就被传授科学方面的知识， 熟悉古代和现代的发现， 他们研究书籍和人类， 拥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鼓励……女孩就是受限制的、 不被赞同的、 受打击的， 除了缪斯女神外没人受到称赞； 设立嘲笑和奚落这些永不绝尽的吓人东西就是设法使她们远离智慧树。但是尽管存在诸多障碍， 人类的本性战胜了这一切， 女孩们不可能总是处于无知中， 尽管主宰者们希望她们如此， 但她们已经崛起并成为主宰者……”
［8］143如果女性被剥夺了对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认知， 她们被忽略乃至被伤害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 矫正女性的知识匮乏， 就是让其接受全面的教育， 消除各个知识领域对女性或明或暗的歧视。女性主义者将其称之为女性解放首要和最基本的行动。
女性在历史上所受的压迫如此让人震惊， 她们反思着、 警醒着， 动摇着之前所有的信念。当笼罩世界的黑色之幕揭去之后， 女性的伤痕累累曝晒于阳光下， 令男性沮丧， 女性则带着最深的痛楚思考与反抗。原来， 女性一直过着的是他人的生活， 这个社会没有给她提供任何自由选择的平等机会， 除了做家务和养育孩子， 她没有未来， 她的“未来”其实是丈夫的未来。十八世纪中期， 工业革命兴起， 工业化迅速向全世界传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劳动分工和经济变革改变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及家庭生活。 “从妇女史的视角来看， 早期工业革命最有趣的特征之一是， 它最先发生的经济部门--纺织业， 正是女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因此， 在世界上任何特定的地区， 工业革命在最初阶段就对妇女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0］103 从最开始被动卷入工业化过程， 女性逐渐依靠自身的力量组成政治的、 社会的、 教育的和文化的组织， 为自己发声。女性除了在家庭中抚育孩子， 还在各行业中参与劳动， 并开始思考周围的世界。教育机会的增加使得女性拥有了反思自身生存状态的思想能力。 “工业化社会中中产阶级人数的日益增多意味着更多受过教育的女性有足够的闲暇为变革而努力。妇女进入工厂劳工行列的入口的敞开， 赋予了许多人一种新的意识， 意识到她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角色， 并激发她们参加和发动劳动运动。”
［10］116 她们或者参与男性操纵的运动， 或者开始自己发起运动。即使她们没有以女性的名义直接组织起来， 也会作为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不断指出女性的利益与需要。
女性终于行动起来， 并形成了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 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是较大的两次浪潮， 而第三次浪潮是否存在则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始于十九世纪后半叶， 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是其兴起的源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妇女协会在各国涌现， 第一次浪潮进入高峰期。1848年7月19日， 在美国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韦斯安卫理公会教堂， 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 会议起草了《权利和意见宣言》， 通过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决议， 标志着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目标是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其聚焦点在于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 选举权以及就业权， 特别是已婚妇女的就业权。这次浪潮主要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 如果说第一波女权主义者是受到废奴运动的鼓舞， 她们的曾孙女则被民权运动、 随之而来的平等正义等原则的讨论， 以及反越战抗议引发的革命骚动卷入女权主义运动。这次浪潮致力于消除两性差别， 并认为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主义运动强烈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的屈从与被动地位， 要求缩小男女差别； 主张通过立法保障同工同酬、 平等工作机会和扩大儿童保育服务以支持工作女性。在美国， 1963 年的《同工同酬法》为女权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保障， 1964 年的《民权法》进行了修订， 以禁止雇主基于性别进行歧视。这次浪潮规模宏大、 影响深远， 波及各主要发达国家。在英国，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拥有了9 000多个妇女协会； 在法国， 则出现了新女权运动， 将妇女解放的阵地转向堕胎、 性骚扰、 家务劳动等私人领域。1979年12月18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这是女性主义运动最重要最全面的一项文件。公约的成员国须承诺履行一系列的措施， 中止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
［11］116-142。这次浪潮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最为活跃。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最早兴起于美国，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1992年， 美国黑人女作家丽贝卡·沃克发表了《成为第三次浪潮》一文， 其中提出了“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一词。 “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 主张应从性别、 种族、 阶级及性倾向的交叉性中关注女性的地位， 反对对妇女身份的本质主义建构， 主张解构固化的性别身份。”
［12］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深受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大多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得以锻炼、 成长起来。第三次浪潮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 赛博女性主义， 以差异化角度诠释了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境遇下妇女的社会现状， 并探索两性平等的实现方式与途径。
4 女性主义流派的异曲同工
在女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 各次浪潮的共同特征都是以争取男女平等为目标， 女性在获得各项平等权益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与丰富， 关于女性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正规的研究领域。女性研究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界的延伸， 反过来说， 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研究也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学术武器。工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者， 希望通过女性研究达到一定的学术目标与政治目的。女性研究不仅仅是分析女性自身， 更重要的是关注其政治意义。通过挑战传统观点推动变革， 增强女性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引导全体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 改变自己， 也改变社会。毋庸置疑， 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 改造着人们周围的世界。女性主义在英文中是“Faminism”一词，它的最早使用源自法国， 在女性“femme”一词后面加上代表一定政治立场的词缀“ism”， 用来表明女性解放的新观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女性主义”指称当时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 开始在英美国家流行。自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以来， 这一词语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含义。然而， 女性主义一直是歧义百出、 争论不休的概念。一方面印证了各个女性主义流派的理论分歧，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多样性、 开放性、 动态性。正如王政所说： “Feminist有别于各种‘主义’， 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 更不是排斥异己、 追求占据思想领域霸权地位的‘真理’， 而是一个开放的、 动态的、 涵盖面极广的、 各种思想交锋、 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
［13］8肖巍认为： “女性主义就是以性别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女性主义也可以分为政治、 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在政治上， 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 一场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斗争； 在理论上， 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 肯定女性的价值观念、 学说或方法论原则； 在实践上， 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
［14］3再也没有什么理论比女性主义更为复杂与多彩了， 女性主义理论既有鲜明的独立特征， 又是诸多理论的集合体与结合体。它们有着不可取代的唯一女性立场与视角， 同时在不同时期与自由主义、 激进主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生态主义等， 进行交叉与融合， 形成了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 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深受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认为人是有理性的，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平等的和独立的。他们主张天赋人权， 人人平等享有一切基本权利。也就是说， 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 每一个成员都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 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适用于所有男性和女性。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直为获得选举权、 财产权、 受教育权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权等各种权利而斗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实践中以法律为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 首先向男性中心主义发起挑战。激进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 认为它形成了一整套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就是以权力、 统治、 等级制为标识的父权制存在， 它必须被连根拔除。男权的统治不仅存在于经济与政治、 工作等公共领域， 而且存在于家庭和性的私人生活领域。父权制和性别压迫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 其他种族主义、 阶级压迫均与性别压迫有关。激进女性主义将理论重心放在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暴力统治， 以及男性在性和生育问题上对女性的控制。这一流派攻击异性恋制度， 认为各种性暴力都源于异性恋的实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一定的差异， 但其在理论基础、 精神主旨与方法论原则方面具有一致性， 因此， 将二者列在一起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两个流派认为对女性的压迫不仅来自父权制， 而且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妇女受压迫与资本剥削劳动具有相同的形式， 因此阶级压迫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就是维护男性对女性的优势地位， 因此， 女性解放不仅要反对父权制， 更要反对私有制， 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处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 构成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因此， 妇女解放的斗争首要是从私人领域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 参与公共生产。
随着西方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 后现代主义理论兴起。后现代主义否定和批判一切宏大的理论体系， 反对本质主义、 普遍主义、 基础主义， 倡导多元性、 差异性、 边缘性、 异质性。女性主义深受福柯、 拉康、 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思想影响， 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解构本质、 知识、 主体， 反对权威与理性崇拜等方面， 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从来没有将女性包括在内， 以理性、 普遍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理论暗中支持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现代性的话语中， 男性是人类的典范， 女性是一种附属的性别， 这种二元对立将男性置于优势地位， 而女性始终处于劣等地位。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性别的二元对立， 反对性别是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思想， 注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与男性、 阶级、 种族、 民族、 国家间的差异与多样性。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 生态问题不断产生和升级， 人类生存环境和自身健康发展不断受到威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维护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一系列环保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理论上， 生态学、 生态哲学、 环境伦理学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 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各界的环境保护活动， 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实现了深度结合，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应运而生。1974年， 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抑或死亡》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一词， 后来这个词迅速成为讨论并批判历史和现实中自然和女性象征关系的学术用语。她出色地看到了女性主义之中的生态维度， 女权运动的本质即是生态运动的， 二者有着共同的起因与目标。她阐述了女性特质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号召女性起来领导一场拯救并恢复地球的生态革命， 维护女性的权利。这场革命将建立全新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体系， 形成男性与女性、 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5 结 语
男性与女性本应是这个世界中相互体验、 相互成就的两种生命， 然而， 在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塑造中， 一方对另一方的奴役竟然反复变换了面貌， 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 一直持续到女性的觉醒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父权制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 理性、 文化、 心灵总是被认为是男性的区域， 而情感、 自然、 身体则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这两两相对， 是理性主宰、 父权与男权的体现。二元对立论预示了一种严重的文化危机， 是西方世界观的悲剧。关怀伦理以关系性思维为本位， 关注正确关系的培育与维持， 是打破二元对立论的有益尝试。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关爱， 有着对对方的关注、 对对方细微疼痛的体察。如果说正义保护自由和平等， 而关怀则培育社会凝聚力和协作能力。无论男性或女性， 一生都要与他人相互依赖、 相互关怀， 这是他或她的根本生存方式， 是无法改变的“共在”。
2018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比较研究(18CX04015B)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658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