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 以下简称“纳卡”）冲突是冷战后欧亚大陆持续时间最长、 最复杂的地区争端之一。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围绕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 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也对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形成了威胁。为和平解决该争端， 国际社会曾寄希望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下简称“欧安会”，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前身）下设的“明斯克小组”（Minsk Group）这一国际多边调解机制。然而， 明斯克小组长达三十年的斡旋调解不仅未能有效促成两国达成和平协议， 反而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逐渐陷入停摆的困境。为什么这一国际多边机制在调解纳卡争端中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明斯克小组的失败又能为我们理解国际冲突解决机制的局限性提供哪些启发？本文将通过对纳卡冲突与明斯克小组和平斡旋历程的分析， 探讨国际调解机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不足与困境， 并尝试为“后明斯克时代”的地区安全合作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新的思考。
1 国际调解机制及其失败的理论解读
国际调解是当代国际冲突管理过程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非强制性干预方式。对于国际调解的定义， 目前学界并无较大争议， 可以将其定义为： 国际调解是一种通过第三方不具备强制力的斡旋， 旨在促成冲突方沟通， 以协调与和解为主要目标的和平手段。雅各布·伯科维奇和理查德·杰克逊在《二十一世纪的冲突解决： 原则、 方法和途径》一书中指出：“调解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方式， 起源于外交传统。”
［1］8 它强调第三方在不采用直接强制力的情况下， “利用激励与威慑手段、 程序控制能力和资源动员等手段， 来影响冲突双方行为与谈判进程”， 其目标在于“在谈判各方立场之间寻求平衡， 促进秩序的恢复”
［1］8。凯尔·比尔兹利和内森·丹尼曼也认为， 国际调解的主要特征包括非强制性、 中立性和程序灵活性。调解是第三方在冲突管理中以非暴力和无约束力的方式介入， 其核心功能不在于强制解决方案， 而在于为冲突各方创造对话条件， 帮助其在不诉诸武力或法律权威的前提下找到共同利益基础
［2］。
然而， 在实践过程中， 国际调解却时常不如其在机制设计与理论功能上那样有效， 国际调解实践中也屡屡出现调解失败的案例。因此， 学界围绕国际调解机制的失败逐渐形成三种维度的解释路径， 分别是机制内部的制度缺陷和一致性障碍、 冲突方国内博弈和政治文化阻碍以及调解时机是否成熟。
首先， 从国际调解机制本身来看， 机制内部的国家间博弈和利益冲突会对调解过程带来阻力。一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 国际调解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 而是大国通过制度平台谋求战略利益的操控性行动的延伸。学者艾拉·威廉·扎特曼和萨迪亚·图瓦尔通过对八个国际调解案例的分析后认为： 在国际调解的过程中， 调解方的行为往往并非出于道义或中立性原则， 而是时常考虑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计算与权力布局， 以期达成有利于自身的谈判结果， 因而将调解可以被视为一种“操控性行动”的延伸
［3］。正是因为调解者出于自身利益进行调解活动， 因此会出现国际多边调解机制中多个调解方因利益不一致而导致协调不力的情况。例如， 切斯特·克罗克等人就提出， 缺乏共识的多边调解机制容易陷入“赶猫困境”（Herding Cats）， 即调解各方因在具体的议程、 立场与推进方式上的分歧从而使调解过程低效甚至失败
［4］4-5。法里德·古利耶夫和安德里亚·高里奇则通过对国际调解机制在纳卡冲突和乌东冲突中的比较分析后指出： 国际调解机制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不一致、 组织能力薄弱且缺乏法律赋权， 这都会导致国际调解机制难以发挥其作用
［5］。
其次， 除了国际机制本身的缺陷外， 冲突方内部的政治结构、 社会生态以及政治文化亦是造成调解失败的重要根源。斯蒂芬·斯特德曼在一项关于内战调解的研究中指出， 在冲突环境中， 冲突方内部常常存在破坏和平协议的强硬派、 民族主义者或军事集团。这些群体可能因担忧和平协议削弱其权力、 影响其利益分配或触及其身份认同， 从而采取破坏性手段阻挠调解进程的推进
［6］。在国际调解实践中， 这类“内部破坏者”同样广泛存在， 构成对第三方调解干预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 冲突方的政治文化特性也是影响国际调解实际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雅各布·伯科维奇和奥勒·埃尔格斯特伦指出， 调解方与冲突方之间若存在显著文化差异， 尤其在政治制度、 宗教背景、 公民权利与地缘文化上， 极易导致认知错位与沟通障碍， 削弱调解过程的有效性。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文化维度的差异不仅会影响调解方案的接受度， 还会影响调解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7］。
最后， 第三类解释路径则认为国际调解机制需要在特定的冲突局面下才能发挥其效力。艾拉·威廉·扎特曼提出了国际冲突调解的“成熟理论”（Ripeness Theory）， 该理论认为： 一个“互相伤害的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的形成， 是调解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调解机制之所以能启动并进行下去， 是因为冲突各方同时意识到继续战争的成本高于和平妥协的收益， 且又缺乏单方面胜利的可能， 这意味着调解时机的“成熟”。如果调解冲突的条件不成熟， 即便调解机制再完备也难以发挥作用
［8］。艾伦·库伯曼则在扎特曼“成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调解方可以在调解条件不成熟时采用“强力调解”（Muscular Mediation）的方式， 即运用制裁或军事干预等强制力量来推动冲突方实现妥协。然而， 这种方式虽能通过外部压力强行制造谈判窗口， 但也可能引发反弹和暴力升级， 同时还会降低冲突方对调解方的信任度， 导致调解失败
［9］。
综上所述， 国际调解机制的失败往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 而是由权力博弈、 制度设计以及文化冲突等多重维度的复杂交互所共同造成的复合型问题。首先， 调解机制内部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冲突， 常常使机制成员国的共同行动缺乏一致性与执行力， 并削弱其有效性。其次， 冲突方国内的政治环境、 社会生态和文化认知对调解方案的接受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使得协议的落实充满阻力。此外， 冲突调解的“成熟理论”揭示了国际调解的有效性依赖于冲突各方的主观认知与客观条件的配合， 而非仅取决于调解机制本身的设计与意愿。由此可见， 多边调解方的协调一致性、 冲突方的国内博弈和政治文化以及国际调解的时机共同构成了决定调解能否成功的条件框架， 制约着国际调解进程的实际推进情况。
2 纳卡争端的由来与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实践
2.1 纳卡争端的历史根源
纳卡争端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在该地区采取的民族政策。1828年， 沙俄在俄伊战争中打败了波斯（伊朗）， 迫使波斯签署了《土库曼恰伊条约》， 将纳卡地区割让给沙俄。沙俄政府为了平衡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势力， 稳固在纳卡地区的统治， 鼓励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迁入纳卡地区， 亚美尼亚族逐渐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多数民族
［10］。
1922年，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所在的外高加索联邦通过《苏联成立条约》成为了苏联的一部分。1923年， 由于亚阿双方在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 苏联中央重新制定了划分纳卡地区归属的方案。根据苏联的分割方案， 亚美尼亚人占90%以上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被确定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
［11］。由于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 这一决定在当时并未在亚美尼亚引起强烈反弹， 但却为日后两国矛盾不断升级埋下了伏笔。
亚阿双方对于纳卡地区归属的矛盾在苏联时期是长期存在的， 只是由于苏联中央对民族问题的严格管控而被暂时压制， 未能通过协商达成真正共识。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才将长久以来的民族矛盾彻底释放出发， 并为两国带来了绵延数十年的战乱与冲突。1988年， 纳卡地区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表决通过了并入亚美尼亚的决议。这一结果导致了当地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间的流血冲突， 虽然苏联中央采取了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12］601-602， 但是并没有缓和两族间的对立情绪。1991年， 苏联中央放弃了继续在南高加索维持秩序的打算， 并于当年秋天撤出了内务部队， 这一事件造成的权力真空导致双方军事冲突风险迅速上升， 亚阿双方于1992年爆发了全面军事冲突
［13］159-183。由于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经济与政局双重危机， 俄罗斯难以独力承担斡旋停火与推动和解的全部责任， 遂同意多边机制介入
［14］。
2.2 明斯克小组在1994年至2020年间的调解实践
在亚阿两国冲突持续的背景下，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于1992年3月提出设立一个持续的谈判平台， 负责斡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停火， 以及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
［15］。
欧安会是冷战时期由苏联方面提出建立的， 旨在协调东西欧关系并维护欧洲安全的国际会议机制。欧安会成立于1975年， 此时正处于美苏缓和阶段。苏联希望通过召开欧安会来保障二战后边界的安全， 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欧洲安全和人权等领域对苏联施加影响， 因此欧安会成为了当时苏联同西方国家沟通的重要渠道
［16］。
正因如此， 作为连接东西的重要国际安全机制， 欧安会在纳卡争端这一严重危害欧洲安全的事件上也试图发挥其作用。1992年3月的欧安会赫尔辛基增补会议上， 理事会提出应召开关于和平解决纳卡问题的国际会议， 并成立专门的常设调解小组调解双方以达成和平协议。1994年， 明斯克小组正式成立。同年，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俄罗斯的斡旋下签署了《比什凯克协议》， 并由明斯克小组负责下一步的和解谈判。
明斯克小组成员来自当事双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共同主席国（美国、 俄罗斯和法国）， 以及包括白俄罗斯、 意大利、 德国、 瑞典、 芬兰、 土耳其在内的十一国。其中美国、 俄罗斯与法国三个大国在小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被称为 “三驾马车”。但是由于冲突双方在解决纳卡问题的方案上存在根本分歧， 即阿塞拜疆坚持“领土完整”原则， 亚美尼亚坚守“自决”立场， 因此双方很难通过调解达成共识。1997年7月， 明斯克小组提出了第一份关于解决纳卡地区冲突的全面协议草案。这是一个试图同时解决停火、 撤军、 难民返乡、 经济封锁以及纳卡最终地位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但这一计划最终因亚美尼亚时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内阁成员的反对而失败
［17］238-240。
1997年12月， 明斯克小组在“一揽子”方案失败后又提出了“循序渐进”方案
［18］。该方案设想通过逐步实现停火、 撤军和开放公路、 铁路、 电力、 通讯、 贸易和其他联系， 为后续谈判奠定基础， 起初得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原则接受。然而， 亚美尼亚国内政治局势随即发生剧变。1998年2月， 支持该协议的总统特尔-彼得罗相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辞职， 继任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则反对“循序渐进”方案， 转而主张恢复“全面性”解决路径， 这使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19］。
在前两次尝试失败后， 明斯克小组又于1998年11月提出了所谓“共同国家”方案， 即纳卡地区名义上与阿塞拜疆属于一个国家， 实则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20］。 “共同国家”方案是明斯克小组在此前和平计划失败后提出的一种创造性尝试， 意图在形式上维持阿塞拜疆的国家统一， 但实质上赋予纳卡地区高度自治地位
［21］。这一安排遭到阿塞拜疆的坚决反对， 原因在于其从形式和实质上都可能为纳卡地区未来加入亚美尼亚铺平道路， 因此该方案最终失败。
由于明斯克小组框架内的谈判长期无果， 冲突双方多次拒绝明斯克小组的和平计划， 这导致各方对于和平解决纳卡问题的悲观情绪不断增加。1999年4月和10月， 两国总统先后在华盛顿和纳希切万举行了两次正式会晤和谈判， 这也使外界对于该协议能在同年11月的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正式签署充满期待
［22］。然而， 在10月27日发生的亚美尼亚议会枪击案中， 时任总理瓦兹根·萨尔基相的突然遇害导致和平尝试又一次搁浅
［23］。
2004年， 亚阿两国又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发起了“布拉格进程”， 但由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 这一谈判仍不能达成协议。此次谈判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处理拉钦和克尔巴扎尔两地的地位问题， 以及纳卡地区人员流动问题
［24］。由于双方分歧过大而无法达成协议， “布拉格进程”最终被2007年的《马德里原则》文件取代。
《马德里原则》最初由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于2007年11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提出， 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外交部长讨论。这一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亚美尼亚从纳卡地区周围的阿塞拜疆领土撤军、 部署国际维和部队， 以及未来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纳卡地区的最终政治地位等。然而， 由于双方对于纳卡地区最终地位问题存在根本分歧， 这一协议框架仍未能达成共识。
2009年， 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又推动对《马德里原则》进行了修订， 试图在纳卡问题的最终解决上寻求更为务实可行的妥协方案。修订后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将纳卡周边被亚美尼亚占领的地区归还阿塞拜疆； 二是赋予纳卡临时法律地位， 以确保其安全和自治； 三是建立一条连接亚美尼亚与纳卡的专用走廊； 四是未来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投或其他方式， 确定纳卡的最终法律地位； 五是确保所有在冲突期间产生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均有权返回原居住地； 六是部署国际维和行动， 以提供安全保障
［25］。由于亚美尼亚坚持强调纳卡居民的民族自决权， 而阿塞拜疆坚持其领土完整与主权不可侵犯原则， 双方立场难以调和， 导致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9年后， 尽管明斯克小组仍然是解决纳卡冲突的官方多边框架， 但其实际功能发挥较为有限。共同主席国曾多次推动亚阿双方高层举行会晤， 如2011年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峰会。然而， 由于双方在纳卡最终地位问题上始终立场尖锐对立， 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
［26］。与此同时， 亚阿边界冲突依然存在， 尤其是2016年4月发生的军事冲突， 进一步凸显出明斯克小组机制的局限性： 冲突期间， 明斯克小组的作用更多体现为维持沟通渠道与发布联合声明， 在停火事项上的效果较为有限。
2.3 2020年冲突后纳卡争端的走向
2020年9月27日，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归属问题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最终， 双方在俄罗斯斡旋下于11月9日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停火条款， 阿塞拜疆收复了纳卡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失地， 并由约2 000名俄罗斯维和人员部署于纳卡主要公路及拉钦走廊沿线
［27］。俄罗斯的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局势的作用。
2023年9月19日， 阿塞拜疆发起 “反恐行动”， 迅速击溃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武装力量， 仅24小时便迫使纳卡当局（阿尔察赫共和国）宣布投降， 并全面控制了纳卡地区
［28］， 随后， 纳卡当局宣布将在2024年1月1日正式解散所有“国家”机构， 阿塞拜疆重新获得了对纳卡全境的实际控制权。此次军事行动事实上终结了延续逾三十年的纳卡主权争端， 也标志着阿塞拜疆通过武力实现了其恢复国家主权完整的目标。但是， 冲突的终结并不等于两国和两族矛盾的根除。战乱造成的两国居民大规模流离失所、 财产损失和人道主义困境， 加之亚美尼亚国内高涨的复仇情绪与反政府声浪， 仍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虽然早在2023年5月，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就已经明显调整了外交立场， 正式承认纳卡地区属于阿塞拜疆领土主权范围， 并表达了在尊重阿塞拜疆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推动签署和平协议的意愿
［29］， 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阻止9月军事冲突的再度爆发。阿塞拜疆方面在军事胜利后， 采取了更为自信和强硬的外交姿态： 一方面， 阿塞拜疆政府宣称纳卡问题已“彻底解决”， 拒绝任何重新讨论其地位的建议； 另一方面， 明确要求亚美尼亚修改其宪法中对纳卡地区的领土主张
［30］。
尽管仍存在一定分歧， 但双方均表现出结束敌对状态的政治意愿。2023年12月， 亚阿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有意在相互承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签署和平协议
［31］。随后， 两国和平谈判持续稳步推进， 两国政府于2025年3月宣布已对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协议草案文本达成共识， 且已完成所有条款谈判并将择机签署
［32］。
未来纳卡地区的局势将取决于和平协议的落实效果以及双边关系的具体演进。如果协议得以顺利签署并执行， 亚阿两国则有可能迎来久违的稳定局面。一方面，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将在法理上正式结束交战状态， 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相互承认主权和边界， 为日后两国和平共处建立制度性保障。协议内容还包括撤销在国际法院对彼此提起的法律诉讼， 并承诺不在共同边境部署任何第三方军事力量。另一方面， 区域交通与经济合作亦被提上议程
［33］。如果双方能在开放通道议题上达成共识， 将有利于阿塞拜疆东西领土的互联， 也有可能使亚美尼亚受益于过境经济并融入区域物流网络。如能落实， 上述举措将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突破因长期封锁和敌对造成的发展瓶颈。
尽管和平前景日益明晰， 真正的和解仍面临重重挑战。目前拟定的和平协议仅聚焦国家关系层面的正常化， 未提出有关战后正义、 流离失所者权利保障或民族和解机制的具体方式
［33］。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族群的大规模流散、 历史创伤与复仇主义如何处理， 仍将是一个长久困扰两国的问题。一旦出现新的摩擦， 如交通运输走廊控制权争议或边境小规模冲突， 可能仍需强有力的外部力量介入来阻止局势恶化。因此， 尽管纳卡冲突已经实现了由军事热战向和平谈判的过渡， 但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民族和解仍需时间、 政治智慧与制度建设的持续投入。因此， 在未来， 南高加索国家有望实现和平稳定并逐步摆脱对外部安全保障的过度依赖， 但长期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心理创伤仍将影响该地区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
3 明斯克小组在纳卡调解中失败的原因分析
明斯克小组作为欧安组织框架下调解纳卡冲突的主要国际机制， 运作长达三十多年却未能阻止亚阿两国武装冲突的再度爆发， 其失败反映了国际调解机制在某些条件下的局限性。综合来看， 导致明斯克小组调解失败的关键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机制内大国的利益分歧以及机制职责与能力的不匹配
明斯克小组由美、 俄、 法三国共同主导， 包括冲突双方和其他六个成员国， 这种组织设计虽然囊括了美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大国， 意在提供相对公正和可靠的斡旋， 但也使内部协调极为困难。冷战后， 由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利益存在分歧： 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出于历史、 文化等因素考量， 更同情亚美尼亚
［34］， 俄罗斯则视“后苏联空间”内的南高加索国家为其势力范围， 十分警惕北约势力介入； 同时， 俄罗斯希望对冲突双方都保持其影响力， 不愿对任何一方表现出明显偏袒， 倾向于维持现状
［35］。因此， 大国间的博弈使明斯克小组常常难以就关键方案形成统一意见。例如， 在纳卡最终地位问题上， 西方国家更倾向于考虑当地民族自决诉求， 而俄罗斯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逐步谈判， 以确保自身调控空间。这种利益的不协调， 导致明斯克小组框架内提出的调解方案往往顾此失彼， 难以同时被各大国和冲突双方接受。尤其是在亚阿两国冲突加剧时， 大国还可能会脱离多边框架， 各自采取单边行动介入， 削弱多边机制的权威性。比如， 2020年战事再起后， 美法呼吁停火但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最终还是由俄罗斯单独出面斡旋停火
［36］。这表明当大国难以协调共同行动时， 国际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多边调解功能。
欧安组织作为一个国际安全合作组织， 其自身权威和资源也较为有限。欧安组织的决策实行协商一致原则， 其决议在政治上具有约束力但不具备任何强制力
［37］。这一制度特征意味着即便明斯克小组促成了双方协议， 也缺乏强制执行力保障履约。1997年， 明斯克小组提出的“循序渐进”解决方案虽一度获得亚阿两国政府认可， 但因亚美尼亚国内政治变动而未能落实， 缺乏强制力的外部机制难以保证参与各方信守承诺。缺乏硬性执行力使国际调解停留在倡议和劝说层面， 一旦冲突方出现毁约或内部政局变化， 先前谈判成果便可能前功尽弃。欧安组织既无法以军事手段直接介入， 也没有经济制裁等硬手段辅助， 其作用更多是提供对话平台和斡旋建议。这种机制能力与所要解决的高烈度冲突极不匹配， 必然无法达到预期的调解效果。明斯克小组多年努力未果， 反映出一个无强制力的多边机制难以解决主权与领土等核心利益冲突的困境。
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 俄罗斯、 欧盟和美国都开始跳出明斯克小组框架对冲突双方施加影响， 导致该小组事实上名存实亡。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承认， 自2022年以来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已不再互动， “该机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38］。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也在2024年初公开呼吁正式解散明斯克小组， 他认为由于纳卡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因此明斯克小组已经“不再被需要”
［39］。这标志着这一运行了三十余年的国际调解机制终因大国博弈态势和地区权力格局的双重变革而走向解体。
3.2 冲突方受国内政治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制约
除了外部因素， 纳卡问题久拖不决更与亚阿两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民族主义在亚阿两国皆是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在因素， 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实践缺乏进展的一个核心原因正是双方国内舆论环境对妥协方案的强烈抵制。
在亚美尼亚， 纳卡地区被视作民族自豪和历史伤痛交织的象征。自独立以来， 几乎所有亚美尼亚主要政党都持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 将确保纳卡地区的“解放”视为国家使命的一部分。历届政府若在纳卡问题上表现出让步迹象， 便会被反对派和社会舆论指责为“出卖民族利益”。可以说，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使亚美尼亚领导人几乎没有政治空间去做出实质让步。即便2020年军事失利后， 帕希尼扬政府试图接受现实、 推动和解， 也招致国内强烈反对和抗议
［40］。
阿塞拜疆同样存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由于阿塞拜疆社会长期把纳卡问题视为合法领土被亚美尼亚占领的“国耻”， 因此，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任何对敌国的让步都会被斥为“民族叛徒”行为。事实证明， 阿塞拜疆在军事实力增强后， 更倾向于用“正义的反击”来夺回领土， 而非在谈判桌上进行协商。这种强硬立场在国内受到大众支持并强化了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因此， 在明斯克小组框架下， 无论提出何种妥协方案， 亚阿双方领导人都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推动落实， 因为这可能触发国内民族主义反弹， 危及自身执政地位。在民族主义长期高涨的环境下， 在纳卡问题上的任何妥协都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代价， 国际调解要求的让步与妥协在国内政治逻辑上行不通
［41］。
需要注意的是， 2020年后的新形势下， 双方国内政治也在发生变化。亚美尼亚社会虽仍弥漫着对失去纳卡的不甘和愤懑， 但现实压力使一部分民众支持政府的和平方针， 希望聚焦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
［42］。而在阿塞拜疆， 军事胜利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加强， 政府也进一步巩固了其执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政局相对稳定。尽管如此， 大众情绪对和平进程的制约依然存在， 两国领导人仍需在国内强硬派与务实派之间寻求平衡。
3.3 两国间的历史仇怨与进攻性战略文化
纳卡冲突并非单纯的现实利益之争， 更掺杂了深刻的历史记忆和族群仇恨， 使得冲突呈现“世仇”性质。南高加索地区处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界地带， 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经历过被对方残杀的惨痛历史， 如亚美尼亚人记忆中的哈米德大屠杀和阿塞拜疆人记忆中的霍贾利大屠杀。这些历史伤痕不断被民族主义话语唤起， 强化了双方的敌意与仇恨。几十年的冲突交织又累积了无数新的仇恨， 形成了典型的“以仇报怨”循环。美国学者亨廷顿曾以纳卡冲突为例提出“文明断层线冲突”概念， 指出文明交汇地区的冲突往往更持久且激烈
［43］227-229。纳卡地区过去三十年的激烈冲突正印证了这一点： 两个国家间的矛盾根植于民族身份认同的对立， 涉及彼此视为核心领土的争夺， 因此难以轻易地通过理性谈判来解决。在这种背景下， 任何调解倡议只要触及一方被视为神圣不可让渡的利益， 便极易遭到强烈抵制甚至暴力反扑。
伴随历史仇怨的是冲突双方业已形成的进攻性战略文化倾向。正如加拿大学者江忆恩在其战略文化理论中所言：“战略文化决定了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认识， 塑造了国家的战略偏好， 进而决定了国家的战略行为。”
［44］ 在长期武装对峙和零和博弈的影响下， 冲突双方往往形成了“只能用武力与对方互动”的认知框架， 这种框架进一步固化了通过先发制人和军事决胜手段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偏好。因此， 国家安全观念在此情况下趋向于对彻底打垮对手的依赖， 而非建立互信与长期均势。亚阿双方均认为对方充满进攻性， 妥协只会换来永久的损失， 因此更相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这体现在： 阿塞拜疆始终将重建军备、 收复失地作为国家战略目标， 而亚美尼亚则在失衡的军力对比下寄希望于外部力量介入以阻止阿方进攻， 而非主动让步。这种相互敌视、 习惯于以武力代替协商的战略文化， 导致双方很难回到谈判桌上平等协商， 因为协商即承认对手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权益， 这在心理和战略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 明斯克小组倡导的理性谈判在这样敌意深重的氛围下收效甚微， 双方不仅缺乏通过妥协实现共赢的信念， 甚至都在准备着通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来彻底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 明斯克小组调解失灵并非偶然， 它揭示了国际机制在应对某些类型冲突时的局限性： 当组织内大国缺乏共同行动意愿、 冲突方国内舆论强烈反对妥协且彼此陷入“零和对抗”的战略文化时， 即使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国际调解机制也在现实中难以奏效。明斯克小组的经验表明， 国际机制绝非万能， 其在主权与安全等高度敏感的问题上存在功能上限。当冲突各方尚未真正反思教训或权力对比尚未出现决定性变化时， 谈判调解往往难以撼动既有僵局。经过三十余年的多边调解努力后， 最终使冲突暂告终结的， 并非明斯克小组框架下的谈判成果， 而是军事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变化。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国际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中的实际作用边界， 并认识到某些冲突的解决可能需要超越既有机制的新路径。
4 结 语
明斯克小组调解纳卡冲突的历史表明， 国际机制在应对复杂领土争端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大国博弈、 民族主义和战略文化等因素相互叠加， 这一机制始终难以实现其本身期望的协调效果， 直至最终被又一轮军事行动所取代。然而， 明斯克小组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机制一无是处。相反， 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反思国际机制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 重新思考如何改进多边调解机制以适应不同形势。
纳卡地区的剧变充分说明： 虽然从实然角度出发， 冲突解决的现实路径可以是多元的， 既可能来自谈判桌上的妥协与让步， 也可能由战场上的胜负决定。但是， 从应然角度出发， 相互尊重前提下的平等谈判所带来的和平则更有益于地区稳定、 民族和解与经济发展。因此，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 更重要的是汲取教训， 在未来的类似争端中营造更有利于谈判解决的国际条件， 包括促成有关各方共同的政治意愿、 降低极端民族主义影响、 缓和仇恨与不信任氛围。当这些基础逐步具备时， 国际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协调利益、 解决争端的应有作用。否则， 明斯克小组的失败还将一再重演， 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与时间成本， 更无法阻止冲突的反复和无辜平民的死伤， 造成更多的历史悲剧。
随着硝烟散去， 我们既要对这一案例进行总结与反思， 也需要继续关注南高加索地区在“后明斯克时代”如何保持长久和平。希望各国可以探索出更加公正、 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 从而将饱受战火摧残的人民带入稳定与繁荣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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