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原始编码， 从《山海经》的奇幻想象到《西游记》的世俗化演绎， 构建起华夏文明的精神谱系。其中， 上古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世叙事、 大禹治水的英雄史诗、 精卫填海的伦理寓言等， 不仅承载了先民对宇宙规律的朴素认知， 更以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等哲学内核成为国漫创作的永恒母题。二十世纪中期， 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1941年）首次实现神话的视觉化转译， 通过孙悟空形象传递抗日救亡的时代呐喊， 标志着神话母题从口头文本向现代媒介的范式转换。这种以古喻今的创作传统，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闹天宫》 《哪吒闹海》中升华为民族文化， 使神话母题重构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视觉图腾， 印证了神话作为文化原型的动态演化本质， 其创世、 抗争、 崇拜等叙事内核始终通过代际传承实现层级化再生。这种母题的流动性， 为后世文艺创作提供了可解构、 可重组的叙事空间， 成为国漫重构神话的底层逻辑。
“2015年不仅是国产电影动画的崛起之年， 更是国产电视动画的再造之年， 在国家多项优惠政策之下， 影视动画生产结构出现优化， 创作质量有所提升， 市场回报也十分可观， 甚至出现了与国际优秀动画正面碰撞而凸显光彩的时刻。也许正是这一点， 舆论方谓2015年为国产动画元年。”
［1］ 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以优异票房表现点燃国产动画市场信心， 到《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实现票房量级的跨越式突破、 成为现象级文化产品， 再到《白蛇：缘起》（以下简称 《白蛇》）、 《姜子牙》、 《白蛇 2：青蛇劫起》（以下简称《白蛇2》）等作品拓展神话动画的叙事版图， 直至2025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承载行业厚望， 向更高票房目标与全球市场影响力发起冲击， 中国动画以神话母题为载体， 完成了从文化寻根到时代镜像的范式转型， 步入现代性转型的文化进程。此类作品虽以《山海经》 《封神演义》等经典文本为原型， 但“重写神话绝不是对神话故事的简单重复， 它还叙述故事自己的故事， 这是互文性的功能之一： 在激活一段典故之余， 还让故事在人类记忆中得到延续”
［2］108， 其本质是文化认同机制的时代重构。神话母题在Z世代语境中采用“解构—重构—现实化”的叙事逻辑， 在神性祛魅、 权力解构、 个体觉醒等母题的碰撞中重塑集体记忆仪式场域， 实现原型、 载体、 精神的三维传承。这种旧神新说的创作浪潮， 不仅重塑大众对神话的认知框架， 以现代性姿态为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化表达， 更在票房与口碑的双重认证中， 印证了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生命力。
1 从神话神性到人化神性： 权力解构与英雄重塑
“当代社会所流传的神话， 其神圣性渐趋淡化， 已演变为一种讯息、 精神、 符号及意义构成方式。神话要复兴时代的活力， 就需要再次经历‘神话化程序’， 即重新建构可供人们想象的神话空间。”
［3］ 创作者通过祛魅与重构的双向运动， 对故事叙事结构与神话人物形象进行颠覆式改写， 权力架构从等级森严的三界秩序转向流动共生的伦理场域， 神话英雄则从天人中介降格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个体， 既消解了传统神性的威权特质， 又通过人性维度构建新神性话语。在新神性空间中， 聚焦人的自我意志与超越精神， 实现人神互通， 展现两者统一的可能， 完成现代审美的神话重述。
1.1 伦理叙事中的反传统权力架构与反规训叙事表达
神话的权力书写本质上是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化投射， 与世俗权力建构形成互文关系。 “周人有意识地将受命范围聚焦于政治领域， 并将受命者与‘德’相联系， 作为解释王朝鼎革和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促使天命观念由商代的自然宗教发展为一种国家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 表现出鲜明的神道设教的色彩。”
［4］ 统治者通过施行德政来契合天命， 并通过“明德慎罚”与“祥刑”等制度实践， 将神话思维中的神意落实为维系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神话与权力的共生性在明清《封神演义》 《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在文学上的描绘类似于人间皇帝的宫殿， 是天界秩序的象征； 仙界等级制度与科举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隐喻关系， 反映当时社会对权力结构的理解； 渡劫修仙的叙事母题则暗含对官僚系统晋升规则的隐喻。天尊所建构的宿命论体系， 实为封建社会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等等级秩序通过天人感应的神圣化投射。与此同时， 神妖身份的转换叙事， 则隐喻传统社会身份制度与权力再分配的深层矛盾。
中国传统神话的权力结构始终与儒家礼法秩序同构。 《国语》中所谓“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序列， 在神话叙事中被具象为“神—人—妖”的金字塔式的三元架构。神作为统治者象征绝对权威， 神界通过“天命论”垄断道德解释权， 如《封神演义》中元始天尊以天道之名发动战争； 人间以君权神授强化统治合法性； 而妖界则沦为被规训的他者， 被污名为秩序的破坏者。这种以天、 地、 人划分的宇宙秩序， 本质是自上而下的不可动摇的权力体系， 通过神性不可侵犯、 君臣父子伦理固化等叙事， 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神圣化。
当代国漫通过神性祛魅、 妖界平权、 父权重构三重策略， 将这种神话与权力的共生性进行系统性解构， 让传统的不对等关系朝着平等甚至倒置的方向发展。这种解构并非单纯否定传统， 而是以“破”为“立”的辩证过程。其本质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批判性激活， 既剥离封建伦理的规训内核， 又通过人性化叙事重构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文化主体性， 表达解构权威、 追求正义的主题以及人文精神价值， 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赓续开辟新的话语空间。
“董仲舒把封建等级制度、 政治秩序神圣化为不可抗拒的天意， 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认为君主的统治顺乎天意， 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5］ 这种将统治合法性诉诸超验维度的叙事策略， 在传统神话体系中形成了更具象征性的表达。传统神话中的神权叙事本质上是一种通过道德编码实现合法化的话语装置， 它将等级化的权力结构转化为具有天然正当性的宇宙秩序。当代国漫通过剥离神权的道德合法性外衣， 对这一叙事进行了深刻的解构和反思。 《姜子牙》中天尊以拯救苍生之名发动封神大战， 与九尾狐族勾结覆灭商朝， 制造维持三界等级秩序的暴力工具宿命锁， 这一系列行为揭露了神权话语的虚伪性与权力运作的暴力本质。姜子牙以“一人即苍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重构天道逻辑， 将传统天命论转化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使神性从统治工具升华为普世伦理， 完成对神性统治的根本性质疑。 《白蛇》中蛇母以诛杀暴君、 振兴蛇族为道德外衣， 实则将族群利益异化为权力工具。其刻意隐瞒珠钗为吞噬法器的真相， 借刺杀国师之名， 迫使白蛇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在与国师的对决中， 蛇母露出吞噬同族的原形以巩固自身权力。白蛇最终以珠钗为媒介， 将许宣的魂魄封印其中。这一行为具有双重反叛意义， 其拒绝成为剥削工具， 解构了传统神话中为集体牺牲的道德绑架， 又拒绝成为新的权力主体延续压迫。其通过对个体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坚守， 打破权力异化的循环。
其次， 传统神话通过“神—人—妖”的等级架构与正邪对立的伦理编码， 构建起森严的文化规训体系。当代国漫则通过身份流动性叙事打破这种固化的话语结构。哪吒从祸世宿命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我命由我的主动定义者； “哪吒的‘魔丸’身份从出生即被元始天尊的‘天劫咒’定义， ‘魔丸必为祸’的预言被权力主体反复强化， 隐喻着权力体系对个体的暴力命名与社会控制。哪吒的魔性本无善恶， 却在规训中被异化为‘必须消灭的威胁’， 由此魔童哪吒作为一种生物性存在被转化为社会性符号， 通过集体凝视与污名化， 将非常态个体建构为危险‘他者’。”
［6］ 敖丙与哪吒从对立到共生的关系演变不仅消解了仙魔二元论， 更暗含对阶级固化与身份歧视的现实批判。 《哪吒2》中原型为福禄寿之一南极仙翁的无量仙翁， 从赐福符号异化为权力阴谋家， 通过炼丹术操控申公豹的父亲， 派出捕妖队杀害无辜再栽赃抹黑等行为暴露出被神化的修道体系背后的原始野性与仙界资源掠夺的暴力本质。 《姜子牙》中天尊与九尾狐族暗中勾结， 导致商王朝覆灭， 一统三界后却出尔反尔， 诛灭狐族， 九尾狐族沦为宿命锁的受害者。妖的污名化叙事转化为对权力压迫的控诉。当申公豹为守护姜子牙牺牲， 九尾狐族揭露神界谎言时， 传统认知中妖必为恶的规训逻辑被彻底瓦解。妖获得人性， 神显露私欲， 凡人掌握神权， 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政治被重估， 正邪立场、 妖神身份、 权力归属始终处于动态博弈中。
更具突破性的是影片对父权制规训机制的揭露与反抗。法海名字中的“法”代表教义和规则， 法的绝对性建构宗教威权的合法性， “海”则象征着无边无际与不可测性， 其名号的神圣性暗示权力体系对个体的精神规训。 《白蛇2》中建构的修罗城实为父权制社会的微缩模型， 男性群体通过暴力争夺维系权力的顶端地位， 女性生存危机被放大， 指向对父权制弱肉强食逻辑的批判。青蛇实现从依附者到独立主体的蜕变， 女性在原始杀戮中通过互助来打破男性主导的权力金字塔， 实现自我救赎， 构成对男性中心主义规训的颠覆。 “一入无池， 一切皆空”的仪式， 更是将传统的忘情修仙的规训逻辑转化为对父权制精神控制的彻底反抗。
国漫构建起异托邦的叙事空间， 将抗争焦点从传统神话的宏大天命论转向个体生命体验。在这个空间中， 哪吒的灵魂突破终将湮灭的宿命， 姜子牙以个体良知对抗神权机制， 青蛇在父权废墟中重建主体性等， 共同构成对传统权力规训的多维突破。封神榜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静虚宫沦为权力阴谋的场地， 被解构的不仅是神话叙事的表层逻辑， 更是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等级秩序。此类叙事使神话从维护权威的工具转变为反思权力的镜像， 使观众在熟悉的神话外壳与陌生的现代内核间获得共鸣， 最终完成对伦理叙事中反规训主题的当代诠释。
1.2 平民视角下神话英雄的当代形象蜕变
中国神话英雄的塑造始终植根于农耕文明社会的生存需求与宗法社会的伦理结构的双重土壤。 “神话本身寄托着人们借由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的愿景， 神话中的各类神祇， 也是人类对宇宙奥妙和自然力量的具象化呈现。”
［7］ 传统神话语境中， 神祇的全知全能属性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威权的想象投射。 “神话的世界为一神迹的世界， 其中神与半神的英雄活灵活现， 所行所为， 无一不光怪离奇， 惊人魂魄， 动人心趣。这种人物， 说他们不是凡人吧， 却与凡人无二， 有爱憎， 有情欲， 有生老病死， 且不时往来人世， 喜则和好， 怒则争斗。 ‘民神杂糅’（《国语·楚语》）， 不可分辨。说他们是凡人吧， 却又不同于凡人， 他们能变化， 可永生， 具有超人的意（毅）力； 且自成神国， 歧视凡人， 不可登入。民神不杂， 界限甚明。总之， 在这个‘神话时代’， 神人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
［8］ 无论是拟人化的自然现象， 如创造雷神、 雨神， 赋予英雄超自然能力， 还是以大禹治水、 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等传说故事解释世界运行规律， 寄托对秩序的渴望， 神性特质分解为天道与人道， 服务于天人同构的伦理框架。华夏先民将自然力与部族祖先融合， 形成神祖合一的崇拜体系， 如炎帝神农兼具太阳神与农耕始祖双重神格。及至周代， 礼制趋于成熟， 神话被纳入天命观的框架， 黄帝、 颛顼等神话帝王被赋予道德典范的形象， 大禹从治水之神转化为德配天地的圣王， 形成神话历史化的独特路径， 即神性褪去超验性， 转而成为宗法伦理、 道德规训的象征载体。 “中国式的‘帝系’与印欧式‘神系’的形式不同。表面上看， 它不是‘神话’， 而是‘古史传说’。其核心人物不具神格， 而是古代的圣君贤臣。”
［9］ 哪吒从佛经中析骨还父的暴力形象向宋元时期的忠孝双全演变， 正是神话叙事主动调适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这种神人同形同性的思维模式， 使英雄始终凌驾于凡俗之上， 成为不可撼动的权威象征。然而， 当多元价值观发生碰撞、 后现代社会解构权威、 工业化与科技发展等浪潮出现， 传统神权的解释力削弱， 神话功能发生根本性位移， 其从解释世界转向建构意义， 从神圣叙事转向文化消费之中。
在传统的动画语境中， 人相较于神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 但当代新神话动画改变传统的神的信仰， 通过世俗化重塑， 设置人物的现实伦理困境， 将神性符号纳入现代认知框架。全知全能的神开始具备人性化的英雄特质， 逐渐向社会普遍的个体形象靠拢， 甚至有些沦落至社会的边缘地带， 而“观众可以从此类作品中得到某种‘超越现实’式的‘成长’体验， 对照主人公的境遇（令人钦慕或招人唾弃） 来实现自我慰藉， 进而达到内心情绪的发泄， 满足自己成为英雄的情感消费诉求与想象力消费诉求”
［10］， 完成从崇拜者到共情者的转变， 实现共鸣。
创作者首先通过视觉符号的颠覆性设计消解传统神性的崇高感。 《大圣归来》中孙悟空以落魄形象登场， 褪去齐天大圣的鎏金战甲与火眼金睛， 转而以蓬乱毛发与黯淡眼神传递中年困顿； 《哪吒》以哪吒的烟熏妆、 豁牙等反传统造型解构灵珠转世的完美预设， 魔童的暴戾与孤独直指现代社会的边缘群体困境。这种视觉降维并非对神格的亵渎， 而是通过肉身凡胎的具象化， 为英雄注入人性的温度。在内容叙事上， 《大圣归来》中齐天大圣被降格为凡俗， 他面对自己被打败， 直言“管不了”，并且最终依靠江流儿的本真人性突破法印禁锢。传统“神救世人”的叙事逻辑被转变为“凡人唤神”的救赎结构。在《哪吒》中， “削肉还母、 剔骨还父”的反抗者被重构为与偏见抗争的魔童， 原著的外部冲突转为现代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问题。
但“弃神”后引发的权威消解并没有带来意义的缺失， 平民化重构也并未消解英雄内核， 英雄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这样的身份认同其实并没有脱离民众对‘英雄’正义、 道德品质上的认知， 仍然被拉回‘英雄性审美’范围之内”
［11］。共同的人性价值观深植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与文化结构中， 同时通过人性维度拓展其精神厚度。姜子牙从求道于昆仑山到辅佐周室伐纣， 从神权执行者转变为旧制反叛者， 在此过程中， 他深陷理想与现实、 个人与集体的取舍困境。他“不救一人何以救苍生”的抉择， 超越“苍生为大”的神性全知视角， 将传统神话中舍生取义的集体主义伦理转化为对个体价值的辩证思考与对生命平等的人道主义观照。姜子牙断天梯时， 断裂的不仅是神权统治的物理通道， 也是牺牲小我的伦理枷锁。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 颠覆了天命不可违的传统逻辑， 注入现代自我认同意识， 但其抵抗性的民族文化基因始终存在。这些形象虽褪去神圣光环， 却通过凡人承载反叛偏见、 守护弱者、 追寻平等的普世价值， 最终在人性维度重建英雄性。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所有的英雄故事， 归根结底都是关于自我转化的故事， 其“英雄之旅”理论在此呈现东方化诠释， 传统“启程—启蒙—回归”结构被赋予“破神—立人—超越”的新内涵
［12］23。人物经历艰难的困境， 重新寻找自我， 完成重新选择， 获得人性品质的历程转变， 最终被遗弃的神重新恢复往日的荣光， 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回归， 在人性与神性的共生中建立起新的信仰秩序。 “读者在人物的无形、 人性与神性的鉴赏中反观生命的指涉， 以求在道、 理、 情的反复纠葛中得到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满足感。”
［13］ 观众在代入中完成情感消费到价值共鸣再到精神超越的体验闭环。
2 传统神话的现代性变奏： 文化赓续与本体思辨
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叙事母体， 既以象征系统凝聚族群集体记忆， 又以仪式结构映射社会关系网络。在当代视觉文化场域中， 国漫通过影像重述激活了这一古老文本的现代性潜能， 传统文化寻根与现代性表达的交织， 既构成中国式文化话语的生成机制， 也形成传统赓续与本体思辨的双重建构。国漫一方面通过文化基因重组的方式实现传统精神符码的当代转译， 将性别政治、 阶层分化等社会征候编码为神话冲突； 另一方面借助原型叙事展开对存在本质的哲学追问。这种双重变奏既回应着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性重构的迫切需求， 也折射出技术时代人类对终极命题的持续关注， 展现出全新的神话类动画电影面相。
2.1 影像叙事的社会现实映照与文化话语表达
在《中国神话哲学》中叶舒宪强调指出：“神话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精神状态， 是人类精神形态发展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神话同人类其他精神形态处于相互联系、 渗透、 转化的辩证关系之中。人类的精神形态归根到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 实践和历史性质制约着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特点及其形式。”
［14］ 这正验证了神话作为社会现实的动态镜像的当代转化能力。在当代动画影像中， 神话通过主题改写与叙事创新深度融合传统神话体系与当下社会现实， 形成一种兼具批判性与疗愈性的文化表达。影片通过人物困境的塑造， 映射出内卷焦虑、 阶级差距、 性别偏见等社会征候， 并将女性主义、 家庭关系、 权力秩序等议题嵌入神话框架， 使影像叙事成为社会结构的动态镜像， 直击时代情感痛点， 引发大众共情。
动画影像在进行社会现实映照时， 通过情感共鸣机制的建构， 激活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记忆， 并赋予其现代性转化。 《白蛇2》将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化为叙事主体， 打破了传统以男性视角构建故事逻辑的模式， 其突围过程既是对父权制下弱肉强食逻辑的批判， 也是对职场性别歧视的隐喻， 直击当代女性的生存与身份焦虑问题。 《哪吒》系列中李靖夫妇对哪吒的无条件接纳， 颠覆了传统家庭教育中矫正规训的功利化育儿逻辑， 转而以发现与共情消解标签化偏见； 敖丙背负的复兴族群使命， 折射出当今现实中家庭“望子成龙”的焦虑对个体自由的剥夺； 申公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的控诉， 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同样与现代社会中阶级跃迁的焦虑紧密相连。影片通过哪吒从反抗天命到自我救赎的成长弧线， 将亲情、 友情等普世情感嵌入抗争叙事， 既满足了受众对合家欢结局的情感需求， 又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引发青年群体对个体价值的共鸣。 《白蛇》中为爱化身为妖的阿宣， 被村民驱赶、 孤立， 但他依然以妖的身份保护了村落安全， 通过消解偏见为被边缘化的现代人提供了情感慰藉。这种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情感冲突的叙事策略， 使观众在代入角色命运的过程中， 完成对现实压抑情绪的想象性释放， 也完成对文化根脉的隐性认同， 实现观影疗愈与文化寻根的双重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 动画影像通过神话重构， 积极参与到全球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建构中。 《哪吒2》中， 天界以封神榜作为操控众生命运的工具， 将龙族镇压海底剥夺其升仙资格。龙族的这种困境影射出旧秩序下的牺牲者形象， 也暗喻着全球化背景下被霸权体系边缘化的群体。阐教仙界被塑造成垄断资源的霸权象征， 其以“秩序维护” “斩妖除魔”之名行资源掠夺之实； 无量仙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建立捕妖队将妖怪炼化成丹， 深刻揭示当代国际秩序中的权力不对等现象。天元鼎的碎裂、 哪吒从迎合规则到质疑仙魔二元论的转变、 哪吒与敖丙联手挑战神界特权的反抗， 象征西方霸权的动摇， 隐含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解构， 体现了非西方文明拒绝接受霸权定义的命运， 追求自主性的强烈诉求。最终， 哪吒以莲花重塑肉身， 这一非暴力血腥的重生方式区别于以往的霸权主义模式， 象征着一种和平共生、 合作共赢的新文明形态的构建。这不仅为影片赋予了积极的价值导向， 也为全球文化身份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 国漫对神话的现代性改写始终以传统文化基因的谱系化传承为根基， 其通过精神内核的延续对中华文明核心精神进行原型唤醒与价值重释， 实现传统的再生。 《哪吒》突破传统故事中“剔骨还父、 削肉还母”的激烈对抗， 转而以李靖以命换命的沉默牺牲重释父子伦理。这种将孝亲尊长的礼制规训转化为情感共同体自愿承担的叙事策略， 既延续了血亲纽带的文化基因， 又将孝道升华为代际间的理解与救赎。同时， 通过身体符号的改写实现从规训身体到解放主体的现代转向。 “儒学的核心是‘仁’， ‘仁’又包括‘忠’和‘恕’两个方面， 尽己为人谓之‘忠’， 推己及人谓之‘恕’。 《哪吒2》中， 哪吒为拯救敖丙去参加升仙考试并一路斩妖除魔， 面对各种阴谋诡计， 体现了‘尽己为人’的忠之仁德和价值观； 而哪吒对战申正道时， 申正道斩断自己的臂膀， 哪吒说‘我并非取你性命， 何必自断一臂’，则彰显了‘推己及人’的恕之仁德和宽容心； 最后， 哪吒为救母亲殷夫人， 毅然对抗穿心咒， 不惜牺牲自身生命， 体现了‘杀身成仁’的奉献精神， 是落实‘仁’的方式和方法。”
［15］《姜子牙》中“不救一人， 何以救苍生”的诘问与兼济天下的情怀， 既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救世理想， 又注入了对权威的理性反思， 在个体价值与集体主义的辩证中激活了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命力。 《大圣归来》中孙悟空从法力尽失的迷失到重获信仰的历程， 通过本真性叩问将道家精神转化为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隐喻。在此过程中，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道家的自然观与民间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共同构成对抗异化、 寻求认同的文化符号， 最终在大团圆叙事中完成对真善美价值观的当代诠释。
“当代文化体系并非废弃了神话与非理性以后的新发明， 而是传统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复生。”
［16］75 神话通过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叙事冲突， 将文化记忆重构为情感纽带， 将传统精神再编码为现代价值， 完成对现实议题的批判性回应， 同时实现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在这一过程中， 神话不再是封闭的历史文本， 而是成为连接个体命运、 社会结构与文明传承的动态话语场域。
2.2 从根源回溯到未来向度的世界本体思辨与文明重构
神话精神的演变始终映射着人类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中国传统神话以“寻根”为核心，通过追溯族群起源构建文化认同与世界认知。 《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的图腾叙事， 将玄鸟神圣化为商族的始祖神， 本质是通过天意的具象投射完成族群合法性的建构。叶舒宪指出： “创世神话具有人类思想范型的重要功能。创世神话通过讲述宇宙起源和人类由来的故事， 形塑族群最基本的文化观念和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17］ 个体通过神话与族群记忆的传递获得在世界秩序中的初始定位， 形成稳定的文化身份。周文化对祖先神灵的溯源同样印证这一逻辑。 “从哪里来”的追问本质是对自身起源与世界存在方式的终极叩问。然而， 这种单向度的溯源叙事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挑战。当代国漫的创作实践通过将“寻根”转化为“问道”， 将神话母题从对过去的追溯转向对未来的思辨， 以“去往哪里”为核心命题， 构建起传统精神与现代性之间的动态对话。
这一转向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哲学命题形成呼应。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质上就包括： 存在世界之中。因而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会就同样源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了”
［18］16。这意味着， 此在不是世界的一个孤立旁观者， 人并非一个孤立的主体， 而后才去认识一个客体的世界； 相反， 人与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体共存、 不可分割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先验地决定了个体自我定位的可能性。当代神话叙事正是通过解构传统天命话语， 重新定义个体与世界的关系。若说传统神话通过“回家”， 即回归族群起源确立存在意义， 那么当代语境下的家已然从一个物理空间升华为动态的精神隐喻， 转变为一种对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的追寻。姜子牙在静虚宫的封神荣耀与个体良知间的挣扎与抉择； 小九通过牺牲消解半妖半人的身份困境以挣脱宿命枷锁， 均指向个体在不确定世界中寻找精神归宿的尝试。 《白蛇2》中修罗城的混沌空间， 通过无池这一消除记忆的符号， 暗示个体唯有挣脱身份执念方能重构存在意义。此类叙事揭示出后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 传统秩序瓦解， 个体身份边界模糊时， 个体如何在流动的世界中锚定自我。国漫的回应是： 将“回家”作为对世界存在方式的回应， 通过消解“我执”重构自我， 实现与世界本体的共生。
但这一哲学转向并非对传统的割裂， 而是对儒释道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道家主张吾丧我， 否定独立于自然的小我； 儒家以克己复礼规范个体行为， 将我纳入君臣父子的伦理网络； 佛教则以无我的观念解构身份固执， 以轮回认为个体身份在转世中被不断重置。三者都强调个体与宇宙、 社群的整体性关联， 弱化了现世个体的主体性与独特性， 共同指向一种超越个体局限的宇宙观， 预示着“我”不再是一个需要执着定义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海德格尔的“此在”局限于个体生存视域， 他将安提戈涅的“无家”状态视为存在论上的自由。相比之下， 儒家以家庭为意义源头。张祥龙指出： “在儒家看来， 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原初和真切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家关系、 特别是亲子关系之中。人类的根本所在并非是社会性的， 而是家庭性的。”
［19］ 儒家将“家”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个体身份的本质并非孤立的自我， 而是被界定为亲情纽带中的关系性存在。若个体完全脱离这种伦理关联， 将没有真态的家和诗意的历史栖居可能。这种对家庭伦理的强调， 恰与海德格尔个体化的“向死存在”形成对话张力。当代国漫以此为基底， 重构神话的本体思辨维度。 《西游记》中孙悟空被描述为“仙石孕育的石猴”， 无父无母， 出于石卵， 化身为猴却天生神力； 《大圣归来》中江流儿从河里漂来， 师父法明问他“从哪里来”； 白蛇被救后想不起自己的来历， 见过谁、 去过哪、 做过什么； 法海要小青去寻找无色无我的境地以达到涅槃重生……这些故事都围绕着“我是谁， 我来自哪， 我在哪” 的问题展开， 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种对自我根源的悬置与模糊化处理， 恰恰揭示了中国神话叙事的深层哲学指向， 即身份的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 而是流动的、 关系性的存在。 “无我”也并非对个体价值的否定， 其超越性的身份设定是试图超越狭隘的小我执念， 重要的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未被文化规训的个体在后天的经历中被塑造成什么模样， 要去往何处， 会如何构建未来。这种动态的身份观， 正是中国哲学精神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生动诠释。
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提出： “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未来。”
［18］329 “未来在时间性的统一性中占有优先地位。因此， 他称生存为‘能在’或‘被抛的筹划’。人始终是自我形成中的未完成存在。未来在现在中起作用， 未来推动此在的形成。人总是通过现在从过去走向未来， 不断进行超越， 决断自己的总体存在， 洞悉存在的真谛， 到达本真的存在。”
［20］ 这种对时间流动本质的认识与《周易》的哲学智慧形成共鸣。 “《周易》卦象虽然似乎‘有形’， 但它们从本质上就是‘唯变所适’的流动之象， 所以首先是生存时间之象。”
［21］ 变不仅是自然规律的体现， 更隐喻着个体在时间性中不断重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实践过程。这一哲学观点与中国传统神话叙事所蕴含的对个体发展与世界秩序构建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孙悟空突破佛印桎梏， 直面混沌本源； 小青在修罗城斩断执念， 挣脱轮回枷锁； 哪吒以血肉之躯对抗天劫等神话叙事中， 个体超越具体身份性的“我”， 将本体思辨从“服从天命”转向“重构天道”， 指向一种去中心化的未来图景。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不断超越自我、 主动塑造未来”的过程相契合， 与他强调的未来推动“此在”形成相呼应。在传统神话语境下， 这种对未来的主动构建体现在个体面对世界固有秩序时， 以自身行动诠释“能在”， 通过对天道的重构来决断自己的总体存在方式， 从而完成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范式跃迁。当“一人与苍生并无分别”， 世界的存在方式不再由单一权力定义， 而在个体与集体的动态博弈中不断生成。个体在融入更宏大的世界秩序之中时， 不断探索和塑造存在的真谛。个体在这一过程中， 就像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实践主体， 在与集体的互动中， 推动自身思考世界最终将走向何处， 究竟该如何变得更好。
这种未来向度的思辨， 最终指向“爱”作为连接根源与文明的终极智慧。 《大圣归来》中江流儿以死亡激发孙悟空挣脱法印枷锁； 《白蛇》中阿宣为守护村民自愿化妖； 《哪吒》中李靖以命换命的沉默牺牲， 均以爱消解了宿命论的不可逆性。儒家仁爱伦理观在此被转化为跨越界限的共情能力， 道家齐物论升华为对差异的包容。敖丙与哪吒携手对抗天劫， 抑或青蛇在修罗城以女性互助突破父权桎梏， 神话叙事展现出一种世界的未来不在等级秩序的固化中， 而在个体与群体、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的超越对抗的共生哲学。这种重构既是对天人合一传统的现代诠释， 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东方智慧。爱被视为指引途径， 唯有通过爱的联结， 才能消解对立实现你我一体的共生，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延续文化根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图谱。由此可见， 当代中国神话叙事通过“爱”的伦理纽带与共生哲学， 实现了从天命论到主体性美学的转变。这种植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价值重构， 为人类文明突破现代性困境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它通过爱与共生的智慧， 消解对抗性思维， 超越传统的文化界限， 构建了一个既根植于本土文化又面向世界的新的文化想象共同体。
3 结 语
神话母题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最小叙事单位， 在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具有根源性意义。中国动画对神话母题的现代性重构， 本质上是从文化基因解码到文明形态重塑的创造性实践。在“祛魅神性—重构人性—超越神格”的叙事转型、 根源与未来的双向探索中， 传统神话实现了现代转化。这种重构既不是对传统的断裂式反叛， 也不是对西方叙事的简单效仿， 而是通过文化基因重组实现文明内核的延续。在与时代精神需求契合的过程中， 传统神话的神圣性逐渐淡化， 转而拥有独特的时代内涵、 社会功能及意识形态隐喻， 逐渐演变为一种精神、 符号及意义构成方式， 并沉淀为人类文化深层的记忆。 “神话不仅是‘记忆’， 更是‘未来’， 是‘意识形态’， 是‘社会缝合的文化符号’。”
［22］ 那些被重新编码的母题以流动的现代性姿态在银幕上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之网。神话这一尘封已久的题材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这种对本土文化资源重访的背后， 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重构。这种重构并非偶然， 而是文化自信在当代社会的真切彰显与有力回应。善用这个符号、 这个记忆， 不仅有利于培育受众对中国电影的新型审美喜好， 推动传统文化表达， 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还能够增强观众对文化的认同感， 促进现实意识的传递。
纵观这一历程，“国产动画在‘技术-平台’驱动下正在书写文化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场转型实践始于视觉表达、 成于文本创新、 归于文化本体， 是对时代机遇的深刻把握， 也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具体表现。”
［23］ 展望未来， 国漫作为具有民族属性的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还需找准中国神话与当代影视市场的有机结合路径， 实现国际化的内容生产与文化表达， 形成文化价值的有效传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 国家文化安全观视域下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BLA22023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中国电影的公共外交与海外营销策略研究(SWU1609129)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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