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之两端： 高叔嗣《二张集》探析

Exploring the Both Ends of Emotion： Analysis on Gao Shusi’s Er Zhang Ji

摘要

《二张集》是明代高叔嗣专选张九龄与张说两人诗、 赋编纂而成的唐人作品选本。该书成书耗时逾十年， 收诗多而有序， 删汰有度， 以类相从， 添补唱和诗， 评注少而精。特意加赋并非体例不纯， 而是体现了其辨体本义视角下对“诗赋同源”观的认同态度。高氏诗风清澹悲郁， 提出缘情之两端的诗学观念， 并以此为标准编选《二张集》， 寻求“大礼议”前后心灵的慰藉。接受史方面， 该书的问世， 体现了自唐至明二张诗作关注度逐步提升、 在嘉靖朝形成接受高峰的过程， 及其对清朝二张接受的影响。文献学层面， 该书选录的二张诗作有利于相关考证工作的开展， 其翻刻亦是明代出版印刷业的生动个案。

Abstract

Er Zhang Ji is a selection of Tang Dynasty works compiled by Gao Shusi of the Ming Dynasty，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poems and odes of Zhang Jiuling and Zhang Shuo.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book took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it contains numerous poems organized in an orderly fashion， with appropriate deletions and additions. The poems are grouped by category， and the commentaries are few but concise. The intentional inclusion of odes does not indicate impure style， but rather reflects Gao’s recognition of the view that “poetry and odes share the same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iterary forms. Gao’s poetic style is of tranquility， sorrow， and melancholy. He proposed a poetic concept of recording both ends of emotion， and compiled Er Zhang Ji based on this standard， seeking solace for the soul during the period surrounding the “Great Ritual Debate”. In terms of acceptance history，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reflects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attention towards the works of Zhang Jiuling and Zhang Shuo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reaching the peak of acceptance during the Jiajing reign，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ir works in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level of philology， the poems of Zhang Jiuling and Zhang Shuo selected in this book are conducive to the conduct of related textual research， and its reprinting is also a vivid case of the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industry in the Ming Dynas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二张集》 / 编选章法 / 编选动因 / 成书价值

Key words

Er Zhang Ji / principles of complication and selection / motivation of complication and selection / value of the published book

《二张集》是明代高叔嗣（1501-1537年）专选张九龄（678-740年）与张说（667-730年）两人诗、 赋编纂而成的唐人作品选本。国家图书馆、 天一阁、 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等机构可见全本。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本内容与国图09045号藏本基本一致。两个藏本的不同之处在于， 日藏本别集名称标注更具体： 分册封面左上分别书“张曲江集” “张燕公集”， 右下书“二张诗集”， 见图 1。高叔嗣， 字子符， 号苏门山人， 河南祥符人， 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 授工部主事， 改吏部稽勋， 历山西左参政、 湖广按察使， 卒于官。别集《苏门集》、 选本《二张集》传世， 另有《选诗句章法》被《万卷堂书目》^［1］43收录， 今不传。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钱基博、 闻一多、 刘立介、 廖可斌、 孙学堂、 余来明、 常新、 徐立贤、 王春翔等大家时贤的论文、 专著问世， 学界对高叔嗣及其人其作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依托前人研究成果， 本文以国图藏《二张集》 《二张诗集》为例进行探析， 尝试探讨该书问世的必要前提、 成书价值， 编选章法以及编选动因。

1 《二张集》成书背景与价值

嘉靖朝之前， 唐诗选本专选两人或多人的体例已经成为选本范式之一。例如， 宋代佚名撰《寒山拾得诗》专选寒山、 拾得两位僧人诗作； 赵师秀（1170-1219年）撰《二妙集》专选贾岛、 姚合作品； 刘辰翁（1232-1297年）《王孟诗评》分体评价王维、 孟浩然律诗、 绝句。要弄清《二张集》的成书前提， 需要从“二张”并称的接受史入手。

1.1 并称归属与诗作关注度

《二张集》能够以“二张”为书名， 与“二张”并称的认知过程息息相关。检索现存史料可知， “二张”最早使用的时间在唐武后时期， 指武后男宠张昌宗、 张易之， 含贬义。唐德宗时期， “二张”一词的使用语境由政治领域转向书法领域。逮及两宋， “二张”一词的指称对象逐步专指张九龄、 张说， 使用语境由政治领域逐渐向文学领域过渡。政治领域如曾丰（1142-1224年）《通交代琼州梁倅启》： “意其晋六卞， 相陆续而进位公卿； 否则唐二张， 自剂量而分权将相。”^［2］254 上句“晋六卞”指东晋卞粹兄弟六人， 他们刚正不阿， 都在朝为官。下句含义顺延， “唐二张”和“分权将相”， 明确指向张九龄和张说， 借两人的政治功绩和为人夸赞梁倅。在谈论文学的语境里， 用“二张”提及张九龄、 张说的典型例子出现在滕宗谅（991-1047年）的笔下。他写信请求范仲淹为岳阳楼手书墨宝， 信中记叙了自己整理相关诗文的过程： “乃分命僚属， 于韩、 柳、 刘、 白、 二张、 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 或古或律， 歌咏并赋七十八首。”^［2］187 此后， 人们提起“二张”， 除了重视他们的政治贡献， 还注意到了他们的文学成就。

明代如高棅（1350-1423年）《唐诗品汇》总结排律发展历程时指出： “贞观初， 作者犹未备。永徽以下， 王、 杨、 卢、 骆之于前， 陈、 杜、 沈、 宋继之于后， 苏颋二张又从而申之。”^［3］2371 他认为苏颋、 张九龄、 张说三人， 是继杜审言、 沈佺期、 宋之问后， 推动排律发展的重要作家。陆深（1477-1544年）结合郑虔（691-759年）《七贤过关图》， 更是构建起唐代诗人群体中的“七贤”形象： “世传《七贤过关图》……云是开元间冬雪后， 张说、 张九龄、 李白、 李华、 王维、 郑虔、 孟浩然出蓝田关， 游龙门寺， 郑虔图之。……又有槎溪张辂诗： ‘二李清狂狎二张， 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 摩诘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4］63 清朝吴景旭（生卒年不详）《历代诗话·癸集》对七贤进行再讨论。吴景旭分别从任官、 求学、 卒年时间、 晋唐衣着风俗、 历史七人群体名称惯例等方面较为理性地反驳了孟浩然、 郑虔与刘禹锡、 柳宗元、 李华同入“七贤图”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反驳张九龄、 张说并提的内容。此外， 陈沆《诗比兴笺》、 乔亿《剑溪说诗》均娴熟使用“二张”来提及、 评价张九龄、 张说的诗作。可见《二张集》之后， 文学领域“二张”并称， 已经成为清代人的共识。要之， “二张”称呼的适用范围由书法领域、 政治领域转向文学领域， 语词内涵由不定指到专指张九龄、 张说， 实际上反映出后世对张九龄、 张说诗作接受的起落变化。这一过程， 正是高叔嗣选本得以用“二张”命名的必要前提。

1.2 嘉靖中后期： 二张接受高峰

两宋以降， 张九龄、 张说诗作在后世的接受情况起伏不定： 在宋元两朝， 以及明朝前期， 张九龄、 张说诗作的接受情况并不火热； 嘉靖中后期（1537-1554年）出现二张诗作接受高峰； 万历年间至嘉靖末期复归低谷， 后又逐渐走高。

从选本视角看， 《二张集》问世之前， 人们对“二张”并称、 二张诗作接受， 处于相对冷落的阶段。根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记载书目查验^［5］1-105， 唐宋元三代传世选本收录二张诗不过寥寥， 也鲜有二张并邻的编排意识。例如， 芮挺章（约生活于开元、 天宝年间）《国秀集》^［6］选张说诗5首， 张九龄诗3首， 二人诗作未前后相邻编排。洪迈（1123-1202年）《万首唐人绝句》^［7］选张说诗22首， 张九龄诗16首， 不相邻。李存（元朝， 生卒年不详）《唐人五言排律选》^［8］选张说诗22首， 张九龄诗33首， 不相邻。杨士弘（元朝， 生卒年不详）在《〈唐音〉名氏并序》^［9］1-12中将张说、 张九龄排在相邻位置， 但未录二张诗。明代前期， 二张诗的接受热度有所提升， 但并未产生二张并选的编纂意识。高棅（1350-1423年）《唐诗品汇》^{［3］2014-2020} 选张说诗47首， 张九龄诗48首， 不相邻。高棅《唐诗正声》^［10］仅收张九龄诗7首，张说诗12首， 不相邻。康麟（生卒年不详）《雅音会编》^［11］律诗、 绝句部分编选二张诗， 不相邻。

高叔嗣《二张集》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成书， 不仅专选二张诗赋， 而且先后刻印两版， 被黄榜模仿再次翻刻， 足见其流行程度。值得注意的是， 《唐诗选本提要》所列明代专选二家诗的选本， 除《李杜律诗》 《李杜诗选》 《评选李杜诗》 《李杜二家诗钞评林》外， 仅剩《二张集》与《念二家唐诗》（仅存书名）。从唐诗选本层面看， 《二张集》的问世及翻刻是嘉靖中后期二张接受高峰的实物标志， 亦是二张接受热度与李杜选本接受隐隐比肩的脚注。嘉靖末期的唐诗选本中， 二张诗作的收录热度出现断崖式下跌。张之象（1507-1587年）《唐雅》^［12］选张说诗3首， 张九龄诗7首， 张说绝句《蜀道后期》与张九龄绝句《照镜见白发》编排相邻， 其余不相邻。顾应详（1483-1565年）《唐诗类钞》^［13］选张说诗4首， 张九龄诗6首， 不相邻。杨慎（1488-1599年）所编唐绝选本， 唯《唐绝增奇》^［14］选张说诗1首， 且将题目《送梁六自洞庭山作》脱文， 仅剩“送梁六”三字。李攀龙（1514-1570年）《唐诗选》 ^［15］选张九龄诗9首， 张说诗6首， 不相邻。李默、 邹守愚（生卒年不详）《全唐诗选》中， 二张诗作数量也属“余皆不满十”^［5］119之行伍。以上， 二张诗作接受度在嘉靖前期、 中期、 末期的变化， 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细化武雅欣明中期唐选本的统计结论。此外， 有赖于武雅欣对于《唐诗归》 《石仓唐诗选》 《唐音统签》等选本收诗情况的统计^［16］， 明末清初， 二张诗逐渐走高的接受脉络， 较为直观地被勾勒出来。

1.3 个案与补遗

从版本学角度看， 《二张集》的翻刻是明代出版印刷业的生动个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张集》两个版本的善本书号分别是09045、 06488， 《二张诗集》的善本书号是15781。另有01853号《张曲江集》， 从属于09045体系， 为高叔嗣先编选张九龄诗作的版本实证。根据添加痕迹、 刻板添加、 刻板断裂、 刻印重影、 断口细节等实物佐证^{［17］16-26}， 错诗修改、 错字剜改、 补充诗篇等内容修改， 可知09045号《二张集》与06488号《二张集》间存在同一版本系统的先后刻印关系。

首先， 09045号刻本与06488号刻本使用的是同一套刻版。09045号与06488号刻本均是半页11行， 行18字， 白口， 四周单边， 单鱼尾。版心镌卷次、 页码。

其次， 09045号刻本先印， 06488号刻本后印。实物佐证层面， 相同书影， 09045号刻本无刻版断裂痕迹， 09045号刻本刻版断裂痕迹明显， 详见图 2、 图 3。

对比同一界栏， 06488号刻本书影中出现了09045号刻本没有的断口， 09045号已有断口痕迹， 也在06488号刻本书影内更加明显， 详见图 4。

内容修改层面， 如09045号漏刻张说《喜渡岭》 《清远江峡山寺》 《相州冬日早衙》 《岳州作》， 06488号刻本补录。张说《赦归在道中作》在09045号刻本中出现错简， 误将《岳州作》“……长沙。物土南州异， 关河北信赊。日昏闻怪鸟， 地热见修蛇。远人梦归路， 瘦马嘶去家。正有江潭”， 系于“陈焦心息尽， 死意不期生。何幸光华旦， 流人归……”后， 丢失“……上京。愁将网共解， 服与代俱明。复是三阶正， 还逢四海平。谁能定礼乐， 为国著功成”。06488号刻本对此进行了修正， 详见图 5（引文据图片内容整理， 故不再出注）。

另有黄榜（生卒年不详）选录《二张诗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后出， 国图善本书号15781， 半页10行， 行18字， 白口， 四周单边， 单鱼尾。版心镌卷次、 页码。15781号刻本以09045号刻本为底本， 如《赠赵公》， 09045号、 06488号、 15781号刻本均阙文“侘傺”二字， 均有双行小字解释“迹参前马圣”典故。 《二张诗集》虽因抹去高叔嗣序跋而存在“盗版”嫌疑^{［18］351-373}， 但字体工整清晰， 间距疏密适当， 较之《二张集》更为美观。

从文献学角度考量， 观察《二张集》收诗样态， 亦有利于展开相关考证工作。例如， 《二张集》中收录的唱和诗署名不全， 未署名的诗作如《同刘晃喜雨》 《奉和山城》 《耗磨日饮》 《先天应令》等， 基本包含季振宜（1630-1673年）《唐诗》 《全唐诗》误系张说名下诗作^{［19］171-185，295}， 由此可进一步推论两书误系原由。又如， 张说《赠崔公》文本字句样貌， 与清代总集及熊飞《张说集校注》字句样貌均有差异， 可梳理相关异体字并结合上下文对比优劣。综上所述， 高叔嗣不仅诗作被蔡汝楠（1514-1565年）至推“本朝第一”^［20］7369， 其选本《二张集》的学术价值也位于嘉靖朝唐诗选本前列。

2 《二张集》编选过程与章法

专选二张诗赋结集成书， 这是高叔嗣内心笃定的目标。故《二张集》编选过程耗时长， 编选章法明晰有巧思。

2.1 十三载寻书终不负

高氏自述编书过程为：

亳州薛考功采尝以《曲江集》旧本借余，因次其诎，手定各从其类， 加冠二赋， 倩（请）人录出， 别存之。嘉靖甲申苏门山人题于吏部稽勋官舍。

——《二张集》卷二后高叔嗣自跋^［21］

余曩岁得《曲江集》京师， 盖丘文庄公目录阁本， 刊传之。求燕公集， 亡有也。后再至都， 始获写本。友人大理评事应君子阳有宋刻， 然不完。二集缺谬， 亡复可考。……嘉靖丁酉夏四月朔。

——《二张集》高叔嗣自序^{［22］303-304}

“始获”表示才算得到， 形容自己历经嘉靖十年（1531年）归乡养病后返京、 嘉靖十三年（1534年）山西试院任上朝京^{［23］162，171}等阶段坚持留心寻书的不易。 “嘉靖甲申”即嘉靖三年（1524年）， “嘉靖丁酉”即嘉靖十六年（1537年）， 《二张集》缘起于高叔嗣对《曲江集》的借阅校订， 过程长达十三年。坚定的决心与充足的时间， 是高叔嗣精心对待编选各环节的有力保证。根据卷二跋文可推知， 他先着手张九龄作品的择取， 并确定了选本分类加赋的主体架构。

“加冠二赋”并非高叔嗣思虑不周。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认为： “九龄前有赋二首， 说前有赋五篇， 似为例不纯。”^［5］105 一方面， “加冠二赋”是高氏在确定整体各类后的专门补充； 另一方面， “加冠二赋”反映了他基于辨体本义视角， 对“诗赋同源”的认同态度。 此种表述符合嘉靖朝辨体诗学的主流认知。例如， 吴讷（1372-1457年）明确表示赋者属“古诗之流”^［24］19， 徐师曾（1517-1580年）在“唯假文以辨体”的绝对优先原则下指出： “赋”源出“诗之六义”； 作赋要得正体合本义， 就要与诗一样， 体察“天机”、 感发“人心”， “兼出六义”^{［24］78，100-101}。同时期书籍也有类似排布章法。选本如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张之象编选《唐雅》除诗外， 亦选太宗《小山赋》、 张说《喜雨赋》、 梁肃《受命宝赋》等赋作^［12］。别集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陈凤等人刻《王摩诘集》按照“赋、 四言诗、 五言诗、 七言诗、 五言律诗、 五言排律、 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的顺序依次呈现王维诗作^［25］。又如，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郭云鹏校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文》^［24］“古赋”与“乐府” “古风”前后衔接， 而非同“书” “序” “记”等文体一起位于诗后^［26］。

2.2 以类相从， 裁汰有度

《二张集》共四卷， 因获取别集时间先后的缘故， 前两卷录张九龄诗赋， 后两卷录张说诗赋。从收诗数量看， 《二张集》共选录张九龄诗183首， 赋2篇； 张说诗333首， 赋5篇。据顾建国、 陈祖年统计， 张九龄现存诗222首， 文261篇^［27］200； 张说现存诗350首， 文250篇^{［28］封底}。 《二张集》选录张九龄、 张说诗作数量分别占其现存诗作总数的82.43%、 95.1%， 近乎全部囊括。从诗篇数量分布看， 高叔嗣选张九龄、 张说诗作五言律诗最多， 五言古诗次之。从体例排布看， 《张燕公集》分类章法则后出转精， 更符逻辑， 寻找张说别集近十年时间里， 高叔嗣的辨体意识逐步完善， 最终形成“赋-五、 七言古诗-五、 七言律诗-绝句”这一较为成熟整饬的分体章法， 详见表 1。

高叔嗣保留近八、 九成二张诗作， 绝非不加分辨胡乱塞入选本的应付之举， 《二张集》也实为选本而非合集。高氏收诗虽多， 却编选有序， 裁汰有度。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无法典型体现高叔嗣诗学主张的二张作品不选。比对熊飞《张九龄集校注》 《张说集校注》， 《二张集》未录二张诗作包括： 张九龄《使还湘水》 《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 《登总持寺阁》 《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 《登总持寺阁》 《晚憩王少府东阁》 《西山祈雨》 《答王维》 《谢公楼》 《游洞门题陈氏丹台》 《读书岩中寄沈郎中》 《九度仙楼》 《飞廉煞》 《答陆澧》 《岳州九日宴道观西阁》； 张说《奉和幸凰泉汤应制》 《奉和送赴集贤殿书院上学士赐宴应制赋得辉字》 《奉萧中令酒（并诗）》 《奉宇文黄门酒（并诗）》 《奉裴中书酒（并诗）》 《岳州别姚司马绍之》 《岳州送李十从军归桂川》 《岳州别（子）均》 《送敬丞》 《见诸人送杜承诗因以成作》 《幽州别阴长河》 《幽州别随军入秦》 《幽州送尹 成妇》等。二是同题组诗按体拆分， 如张说《岭南送使（三首）》 《岳州守岁（三首）》均是第一首被分到五言律诗内， 第二、 第三首被分到五言绝句内。 《巡边在河北作（两首）》分别归入五言古诗、 七言古诗中。三是同题组诗有所取舍， 如张说组诗《 湖山寺》只录第二首， 不录第一首。高叔嗣选与不选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将在下文第三部分详细揭示， 此处不再赘言。

2.3 添补唱和诗， 评注少而精

除以类相从、 裁汰有度的选诗章法外， 高叔嗣编选《二张集》时还特别注意唱和诗的补充。李林甫《秋夜望月忆诸侍郎》、 裴耀卿《敬酬当涂界留赠》、 崔颂《和张荆州九龄晨出郡舍林下》、 孙翃《奉酬张洪州九龄江上见赠》、 宋鼎《张丞相与予有孝廉校理之旧又代予为荆州故有此赠》、 裴耀卿《再酬使风见示》、 李隆基《同刘晃喜雨》 《先天应令》、 韦嗣立《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诸大僚》等诗作被一一排布在二张相关诗作相邻处， 帮助理解二张深意。

高叔嗣《二张集》评注以夹批小字形式呈现， 与诗文一同刻印， 并非“笺注、 评点皆无”^［5］105。评注有三种作用： 一是备考归属作者， 如张说《深渡驿》小字注： “一作曲江”^［18］346； 与张说《岳州山城》并列的和诗《奉和山城》小字注： “失名氏”^［18］346； 《岳州晚景》小字注： “别作公子均诗”^［18］346。二是解释典故， 如张说《伯奴边见妇归田赋因投赵侍御》“尔家叹穷鸟， 吾俗赋归田”每句后有小字注解， “穷鸟用赵台赋故曰尔家”^［18］346， 归田“用张衡”^［18］346。如张说《赠赵公》“迹参前马圣”， 小字注： “黄帝遇牧马童子， 称天师而退”^［18］346。三是诗文点评， 如高叔嗣在张说《岭南送使》诗后刻印： “若昌黎赋二鸟之意”^［18］346。这些评注集中在《张燕公集》部分， 可见后出转精的不仅是体例， 还包括高叔嗣的诗文点评意识与能力。

3 《二张集》编选动因

高叔嗣编选《二张集》， 花费了许多心血： 留心找书十余年， 以类相从， 精心删添。 他为什么要专门编一部这样的书？我们不妨从创作风格、 时代经历、 诗学主张三方面入手探究。

3.1 不傍门庭的遣怀异调

个人创作风格影响其选诗偏好。高叔嗣“少受知邑人李梦阳” “虽为梦阳所知， 不宗其说”^［20］7369。即使在李梦阳家里做客， 和李梦阳本人一起饮酒、 赏花、 切磋诗文， 高氏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风格， 没有摹拟盛唐格调。例如， 《空同宅海棠树下赋（花下一壶酒为韵）》： “良辰随系马， 仰靣看名花， 二月芳林畔， 春风柔且嘉。不惜花阴薄， 愁窥日景斜。”^［29］576 良辰晚景， 海棠成林， 目前有如此的绚烂春光， 也无法消散高叔嗣心中的惆怅。 “花覆金杯中， 客坐磐石下， 芳条媚晓堂， 新雨惊春夜。……游丝挂花片， 烧烛坐庭隅， 懽至不知醉， 唯忧竭玉壶。……主人龙门才， 今日成白首。”^［29］576 他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又担忧着壶中酒尽仍不醉， 甚至诗句末尾夸赞主人李梦阳“龙门才”的结语， 都因惜“成白首”的感慨， 沾染上挥之不去的伤感气息。

清澹悲郁， 正是高叔嗣不傍门庭的遣怀异调。其作《生日》： “少怀沧洲心， 壮损青霞志。淮禽终异化， 魏瓠始同弃。五游存予欢， 三费亡吾忌。达生庶不疚， 乘流随所寄”， 充斥着壮志难酬， 忽忽又一岁的自嘲与自解^［29］567。 《送别伍库部谪居》“贫病忧方集 无能具一觞”^［29］571， 弥漫着久病的哀愁。 《腊日》“安能久持禄， 先民有逸行”^［29］567， 显露着高氏厌倦官场， 欲早日归乡的渴求。王世贞评价其诗“如高山鼓琴， 又如卫洗马言愁， 憔悴婉笃， 令人心折”^［29］7369， 所言不虚。

高叔嗣创作风格亦是其诗学审美的体现。陈束题《苏门集》序认为高叔嗣诗歌“有应物之冲澹， 兼曲江之沉雅， 体孟王之清适， 具岑高之悲壮”^［29］563。韦应物（约737-约791年）、 张九龄、 孟浩然（689-740年）、 王维（701-761年）、 高适（700-765年）、 岑参（717-770年）等都是唐代山水诗派名家。高叔嗣熟悉、 欣赏并模仿他们的诗句。以韦应物为例， 从选本角度看， 《二张集》中张说《送薛植入京》“款言人向老， 饮别岁方秋”， 后有高叔嗣批注“韦苏州亦云： 窗里人将老， 门前树已秋”^［18］346。他由张说句联想到韦应物诗句。从别集角度看， 高叔嗣有诗句“开秋庭树落， 旅馆日已凉”^［29］571， 其用词、 意象亦与韦应物诗句相似。高氏对韦诗的喜爱可见一斑。高叔嗣并没有编选一部中唐诗选集或者清澹诗风选集， 也没有刊刻一部韦应物的作品选集。他专门编选的， 反而是《二张集》。对于张九龄、 张说诗赋的看重， 与其亲历大礼议有关。

3.2 “大礼议”前后的心灵慰藉

高叔嗣专选二张结集， 主要契机源自仕宦嘉靖朝， 亲历大礼议事件之冲击。嘉靖三年（1524年）， 他由吏部稽勋司主事调任吏部考功司主事^［29］564。明代职官划分规定， 考功司管辖“官员课考， 黜陟”^［20］1737事务， 工作流程是针对“内外官员弹章”， 先调查涉事官员功过， 再拟去留意见， 最后随奏章附送、 “以请上裁”^［20］7369。亲眼目睹马理等故旧被当廷杖责， 杨维聪等友人被下狱羁押， 甚至自己身居考功主事， 要亲手草拟相关去留决议， 情感何其忧惧愧疚， 身心何其煎熬， 可想而知。据孙学堂考证， 高叔嗣在大礼议期间虽然保持沉默， 态度模糊， 没有同马理、 薛惠、 李舜臣等师友一起明确站在张璁、 桂萼等主张“加皇考”的对立面， 但实际与张、 桂不合^［23］154。

《二张集》的编选点评也呼应了高氏不欲与之为伍， 为避祸而无奈谦卑的内心想法：

秋天碧云夜， 明月悬东方。皓皓庭际色， 稍稍林下光。桂华澄远近， 璧彩散池塘。鸿凤飞难度， 关山曲易长。揆予秉孤直， 虚薄忝文章。握镜惭先照， 持衡愧后行。多才众君子， 载笔久辞场。作赋推潘岳， 题诗许谢康。当时陪宴语， 今夕恨相望。愿欲接高论， 清晨朝建章。

——李林甫《秋夜望月忆诸侍郎》^［30］68

清秋发高兴， 凉月复闲宵。光逐露华满， 情因水镜摇。同持亦所见， 异路无相招。美景向空尽， 欢言随事销。忽听金华作， 诚如玉律调。南宫尚为后， 东观何其辽。名数虽云隔， 风期幸未遥。今来重馀论， 怀此更终朝。

——张九龄《和吏部李侍郎见示秋夜望月忆诸侍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后行之戏因命仆继作》^［30］67

今集中载林甫《秋夜》一篇， 公酬答甚逊， 得于周易避咎之道焉。彼谗人者， 竟泯澌何在？而公名德烂然存于终古。

——《二张集》高叔嗣自序^［22］309

高叔嗣专门选了张九龄的唱和诗， 并在和诗前专门补充了李林甫的诗作。对读李、 张二诗： 李林甫写月是落在实处的， 能够穿过树梢落在林下。张九龄写月是落在虚处的， 没有林间的描写， 以“水境”代“池塘”， 暗含“镜花水月”之意。李林甫的情绪是喜悦昂扬的， 同“众君子” 宴饮集会他很开心， “愿欲接高论， 清晨朝建章”， 期待与各位同僚一起再创佳绩。张九龄的情绪则是冷静谦虚， 甚至带有几分惆怅叹息， 眼前“美景”、 耳畔“欢言”都是会消失的， 他不是潘岳、 谢灵运， 他的作品不是“金华作” “玉律调”， 与李林甫实为“异路”， 这样保持表面相安“更终朝”就好。张九龄因“《周易》避咎之道”而“酬答甚逊”， 高氏的体会一语中的。小人名声泯灭， 君子名德长存， 既是他作为后人观张、 李结局的总结， 也是他自己面对嘉靖时经历局最终走向的期待。

亲历“大礼议”的高叔嗣对二张仕途曲折心有戚戚， 故其批注往往能精准把握到二张的处境。如张说《岭南送使》：

秋雁逢春返， 流人何日归。将余去国泪， 洒子入乡衣。饥狖啼相聚， 愁猿喘更飞。南中不可问， 书此示京畿。^［31］283

末尾高叔嗣刻注： 若昌黎赋二鸟之意。^［18］346

长安三年（703年）， 张说最终关头倒戈， 翻案张显宗对魏元忠的诬陷。武后怒其“反覆小人”之举， 下令“说贬钦州”。同年冬， 张九龄携文章拜见， 张说厚待提携之^［32］36。长安四年（704年）春，张说到达治所。陈《谱》系年于长安四年^［28］28， 或有研究认为 是长安三年（703年）。结合史实， 唐中宗李显在正月再继皇位， 改年号长安为神龙。新帝上任往往是谪臣命运的转机， 张说沉浮官场十余年， 对此常识了然于心， 神龙元年春的心态应是隐隐有所期待的， 而不是“何日归” “去国泪”里流露出的彷徨与绝望。故仍从陈《谱》系年。明明是不畏天子近宠而执言的义举， 反而流落边地， 士不得遇， 伤不逢时。这与韩愈《感二鸟赋》序“且明夫遭时者， 虽小善必达， 不遭时者， 累善无所容焉”^［33］5542的议论相似， 即高批“若昌黎赋二鸟之意”。

二张的感慨又对高叔嗣的内心进行叩问与慰藉。例如， 张说组诗《 湖山寺》：

空山寂历道心生， 虚谷迢遥野鸟声。禅室从来尘外赏， 香台岂是世中情。云间东岭千重出， 树里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 不将萝薜易簪缨。

楚老游山寺， 提携观画壁。扬袂指辟支， 睩眄相斗阋。险哉透撞儿， 百金赌一掷。成败身自受， 傍人那叹息。^{［31］407-409}

张说贬谪时期在同一地点写下的诗作， 《二张集》只录第二首， 不录第一首。从读者共情角度看， 应当与高叔嗣在“大礼议”中沉默， 因自身久病、 官场党争斗奸佞当道， 辞官归乡， 而后再次复任的经历有关^{［23］153-162}。一开始， 他没有像巢由等隐士一样认清仕途污浊而避隐山林， 反而用“簪缨”换了“萝薜”， 虽然因病也因避祸得以归乡， 但他依然在后续选择接受复起， 再次选择“簪缨”， 无法达到“空山寂历道心生” “禅室从来尘外赏”的超脱境界。 《 湖山寺》第一首最后两句对于高叔嗣来说， 不是激发悔恨情绪的共鸣之句， 而是加重郁闷心虚的审视之问。 “大礼议”时期， 君臣为封号争执不下， 如同第二首“睩眄相斗阋”的场景。那些为自身前程而加入左直门哭谏的官员， 如同壁画里的“透撞”表演， 不惜拼死豪赌。 “成败身自受， 傍人那叹息”正如同隐忍沉默而换来不受“大礼议”事件直接牵连的高叔嗣在心里发出的唏嘘， 故高氏《二张集》录第一首， 不录第二首。

张九龄、 张说官至宰臣， 也有被贬钦州、 相州、 荆州， 出京外任的时候， 高叔嗣官至吏部， 也因坚持拒绝给予外戚蒋氏封赏而“时忤宰意”^［34］1828， 有三年时间引疾返家， 闲居乡野。二张最终辅佐君王， 开创盛世， 兼济天下。高叔嗣自己早年心系沧州， 十六岁就写下几万字的《申情赋》。中年经历官场诡谲， 出任山西布政司左参政， 仍尽心尽力为百姓， 明断十二件疑案， “人称为神”^［20］7369。可以说， 二张是高叔嗣政治理想的具象化。相比选择韦应物、 王维等其他诗人， 编定选集专选二张， 能够给高叔嗣及同朝为官者更多的慰藉。

3.3 “缘情”之两端

欲从古人诗文里暂求共情与心安是高叔嗣编选《二张集》的动因之一。在《二张集》自序里， 高叔嗣主张“缘情”诗学观。 “夫诗之作， 岂不缘情哉？”^［22］303 诗作缘发于感情啊！高氏起笔开门见山， 用反问句的形式， 增强了自己对于诗作“缘情”说的肯定。缘的是哪些情呢， 高叔嗣以二张诗作为例， 对“情之两端”进行说明。

情的一端是喜， 多因高光时刻的畅达快意产生。高氏表示“余读二公诗， 方其登台衡、 执鼎铉， 抽笔兰室， 雍容应制， 词何泽也”^［22］303。台指三台星， 衡指玉衡， 是北斗勺柄部分的第三颗星。在古人的观察中， 台衡都围绕着紫微星转动。紫微星对应人间的帝王， 台衡喻指辅佐皇帝执政的重要官员。铉一般是铜制钩状物， 用来提举鼎的两耳， 同样比喻宰臣。二张官至丞相， 位高权重， 跟随皇帝封禅泰山、 巡游京畿。在庑殿雕梁之下， 兰居雅室之中， 手持上好佳木制成的笔杆， 从一堆大小不一、 整齐悬挂在笔架之上的笔头里， 挑选出最适宜的一支。而后他们从容挥笔， 写下富丽典雅的应制诗句。这些作品， 赞颂着国朝繁盛， 也为二张仕途勾勒出润泽曜眼的珠玉华光。后人如彭孙遹（1631-1700年）等， 均认可高叔嗣的观点。在《二张集》序言的基础上， 彭孙遹指出， “唐二张公， 位遇既隆， 文章尤甚”^［35］461， 进一步肯定二张逐步提升的政治地位与其文章雅丽雍容程度之间的关联。

为了更好地体现“喜”这一端的情绪， 高叔嗣选录“二张”诗时， 几乎将两人应制诗全部录入。即便有所取舍， 也取决于谁的作品更能体现应制之雍容， 大国之气象。例如， 张九龄、 张说都有途经陕州的应制诗传世：

驰道当河陕， 陈诗问国风。川原三晋别， 襟带两京同。后殿函关尽， 前旌阙塞通。行省洛阳陌， 光景丽天中。

——张九龄《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30］355

周召尝分陕， 诗书空复传。何如万乘眷， 追赏二南篇。郡带洪河侧， 宫临大道边。洛城将日近， 佳气满山川。

——张说《奉和途次陕州应制》^［31］119

从格律上看， 两人均试图遵五律韵法进行创作。曲江诗“风” “同” “尽” “中”压东部韵， 燕公诗“传” “篇” “边” “川”压先部韵。燕公诗比曲江诗更合平仄。 “行省洛阳陌”中“省” “洛” “阳”三处， 不符合“平平平仄仄”的格律。 “何如万乘眷”中第三字应选平声字， “万”是仄声。

从内容上看， 两人诗作均使用《诗经》典故， 化用上古历史事件， 关注到关键地理信息。燕公诗前四句用《诗经》与历史典故形成了对比， 周公旦与召公奭曾经分陕而治， 他们那个时代的诗歌已经不复传世。如何才能抒发吾皇玄宗的怀念呢， 奏唱吟咏《周南》 《召南》篇追忆吧。言下之意为， 旦、 奭二公时期的诗书伴随着上古和乐治世的消亡而消亡， 如今我们再次奏唱吟咏《周南》 《召南》， 宽解君上的怀念， 也代表着当下治世的到来， 古今因《二南》连通， 历史厚度增加。燕公诗后四句采用“大” “满” “洪”等形容词， 将长度、 宽度、 边界以及整个空间占据填充， 在思维中给人以广阔的感觉。 “郡带” “日” “佳气” “山川”等名词则进一步勾勒出王朝盛世的雄伟气象。

曲江诗前四句采用“地理＋历史”的方式陈述： 皇帝专用驰道修建在黄河与陕州之间， 洛阳、 长安两都襟山带河、 地势险要。此地曾经也是诗官采风的去处， 战国时这里曾一分为韩、 赵、 魏三国。当世的地理地貌与远古的历史故事只是前后排列， 并没有被有效联系起来。曲江诗前后句， 用函谷关、 旌旗等点状事物， 以点带线， 描述皇帝依仗的连绵不绝， 较之燕公诗“郡带洪河侧”的描述， 即郡城沿滔滔黄河， 像锦带一样延展， 宽度与长度较显瘦小。 “中”字较之“满”字， 也更多几分聚拢之感， 洛阳一城众星拱月， 较之华夏九州在明君治理下蒸蒸日上， 稍显暗淡之色。故《二张集》录燕公诗， 不录曲江诗。

喜悦之情的另一端是悲。个体、 社群、 家国， 喜悦幸福的事都是相似的， 悲苦则各不相同。高叔嗣将悲情来源归纳为三种情况： 一是贬谪之凄惨： “及临荆南， 履岳牧， 怀人寄言， 托物写心， 又何凄也！”^［22］303 二是士不遇之遣怀： “夫士， 抱器丁年， 曷尝不欲感会云龙， 道佐明主， 建不朽之业， 垂非常之誉乎？而时谬不然， 远迹江海之澨， 放意鱼鸟之区。”^［22］303 三是遭逢讥谗之愤懑： “事与愿违， 心以迹孤， 况逢按剑之怒， 方同窃鈇之疑， 知谗不免， 欲语从谁？”^［22］303 三种情况相互交错影响， 这种悲， 非亲历者不得语， “是以忧来无端， 咸宣于诗尔”^［22］303。

能不能典型反映悲情， 也是高叔嗣取舍二张诗的标准之一。如张九龄《使还湘水》：

归舟宛何处， 正值楚江平。夕逗烟村宿， 朝缘浦树行。于役已弥岁， 言旋今惬情。乡郊尚千里， 流目夏云生。^［30］225

任职离家一年， 张九龄并不盼归， 反而沉醉于眼前不知名村落“夕阳逗弄炊烟”的晚景， 因为自己能迎着朝霞， 沿着水边树木悠悠前行而惬意放松。这首诗无法典型展示张九龄由天子近臣到贬谪他乡的落差， 由喜之一端滑落悲之一端的情绪变化， 也与高叔嗣《苏门集》多篇诗作里怀恋故园的体会相悖， 故不选入《二张集》。张九龄《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一跌不自保， 万全焉可寻”^［22］303， 《荆州作二首（其一）》“众口金可铄， 孤心丝共棼”^［22］303； 张说《岳州宴别潭州王熊二首（其二）》“谁念三千里， 江谭一老翁”^［22］304； 《（南中）赠高六戬》“平生歌舞席， 谁忆不归人”^［22］304等诗句， 都是二张贬谪荆州、 岳州时期写成， 集中展示了凄伤情绪， 符合高叔嗣“词旨悲凉”的录情原则， 均收入《二张集》中。

4 结　语

高叔嗣专选《二张集》， 一方面通过选本悼念并慰藉自己及嘉靖朝衣冠丧气、 内心严重受挫的士人群体； 另一方面， 也借选本实物勾稽出个人向往的诗文风貌。这种诗文风貌以张九龄、 张说的诗赋作品为代表， 缘情之两端又不失骨气。可惜， 理想与实际大多数情况总是不相符合。如若在明代诗学史的洪流中观察《二张集》， 此选本突破了前七子宗盛唐的执拗格局， 助力着唐诗经典化的过程。选集序言里“缘情之两端”的挑选原则， 继承并理论化了明初以来的重情表现， 颇有见地。这一选学主张转化到创作实践中， 受高叔嗣生活时代、 个人心态限制， 不可避免地滑落一端。

从理论认知层面看， 重视抒情几乎贯穿整个明代诗学史。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章节标题多次提及抒情： 洪武、 建文朝“重情性自然抒发之文学观”与主流文学思想并存， 陈献章等人“宗自然、 追求平淡情趣”， 表现真性情的观念迥异于台阁体式。弘治、 正德年间“自然抒情文学思想”进一步发展。前七子之复古理论亦囊括徐祯卿“重抒情”的内涵。吴中文人群体“重个性” “重抒情”。杨慎的“重情说”反对宋人以理入诗。嘉靖末到万历前期， “重情”的诗学观念越发盛行， 蔓延至小说、 戏曲中。万历后期， 公安派提出性灵说， 主张抒真情。即使在明末理的约束下， “归回情之正”的要求下， 诗也依然要遵循抒情传统， 表达情绪^{［36］1-843}。生活在正德、 嘉靖年间的高叔嗣， 看到了诗抒情的文体本质， 敏锐地抓住了悲与喜——这两种人类情感的极端情况， 准确地概括出士人群体悲喜情绪产生之诱因， 将“性情” “情性”的派别争端扩展至诗人内心世界的情绪总结， 其理论高度， 不言而喻。另外， 高叔嗣专选《二张集》， 体现出他对于以张九龄、 张说为代表的初唐诗风的向往。这种认知倾向放在“初、 盛、 中、 晚”的具体唐诗分期中， 确乎是突破了李梦阳宗盛唐的执拗追求， 但也延续着明代重法唐诗的主流风尚。正如郑利华所言： “嘉靖之初以来的诗坛以唐为尚总体取向的延续， 归根结底， 与诗学史上唐诗经典化的惯性影响分不开， 特别是与有明以来宗唐诗学体系的完善， 尤其是前七子对于唐诗经典化建设的加剧分不开。”^［37］335 生活在那一时期的高叔嗣， 其诗学理论的创见， 依然带着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

从创作实践层面看， 高叔嗣的诗文风貌以悲情为主。诚如上述， 高叔嗣的“缘情”观， 体现了他相较于其他同时代重情诗者的特殊之处。其他诗人们往往“重视诗歌含蓄蕴藉的余味， 强调诗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以保持情感的平和舒缓”^［38］416。高叔嗣认识到情具“两端”， 且情之两端是士人共通的感受。但是高叔嗣的诗文创作， 在情达与情凄之间， 并没有选择平和执中， 而是倾向了“情凄”的一端。故廖可斌将高叔嗣、 薛惠、 皇甫冲、 皇甫涍归之于中唐派。受大礼议冲击及人生后期沉溺理学、 抛却诗文的个人选择影响， 高叔嗣的诗文创作， 大都在书写“内心的意绪” “嚼自我的情感” “作品中的生活热情明显减退” “往往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感伤情调”^{［39］184-192}。张九龄、 张说等初唐诗人兼备悲喜、 不失骨气的诗歌风貌， 也成为了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创作理想。

相较于明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赫赫大家， 高叔嗣其诗、 其人、 其选本， 或许是一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苔花。但高叔嗣所辑《二张集》， 较为典型地展现了高氏独特的“缘情”诗学观， 与时代辨体意识相一致的“诗赋同源”认知。正是他不傍门庭的探索与坚持， 今日， 《二张集》才得以成为除李杜选本外， 现存唯一专选二家诗赋的明代唐人作品选本； 才能形象地标志出嘉靖朝二张作品的接受高峰； 才能为学界贡献出明代出版业的生动个案。核舟上下， 自有方寸天地。 《二张集》里外， 亦有可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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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唐诗总集与唐后乐府诗体观演变研究(23AZW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