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魅力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崭露头角， 这一非凡探索并非凭空而起， 而是扎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沃土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1］58 该论断精准且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传承之间的本质关联。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研究成果颇丰， 现有研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 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滋养， 但对二者在当代实践中的双向互动缺乏系统性分析、 对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创新的共进范式缺乏学理性论述。基于此， 本文立足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 阐释二者之间的互动机理， 进而提出在实践中推动二者共进的路径。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共生关系，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 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明基础，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 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一种“体用关系”的关联模式； 从历史逻辑看， 中国在现代化领域的实践探索推动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历史进程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从现实逻辑看，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同向共进是新时代的现实需要。
1.1 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述， 为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逻辑关联提供了理论框架。
第一， 文明辩证法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古今贯通、 中外融汇”的文明发展特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的文明辩证法强调， 文明发展不是直线式的、 孤立的、 割裂的， 而是历史性、 整体性和超越性的统一。首先， 从文明的历史性来看， 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土壤。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2］669 中国式现代化绝非对域外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制与移植， 而是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历史土壤， 在传承文明基因、 赓续文化脉络基础上自主开拓的现代化新路径。其次， 从文明的整体性来看，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2］166 文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民族进程， 而是全球互动的历史合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实践路径， 正是因为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处理中西文化关系， 并在交流互鉴中促进中华文明发展。最后， 从文明的超越性来看，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扬弃与再生。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2］9 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践理性主导下的文明转型路径， 其根本在于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制度创新与文化创造， 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超越。
第二，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说明现代化与文明传承并非对立。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命题， 阐明了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努力的交互作用， 正是在这一框架下，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摆脱“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探索出一条既有世界意义又具中国特色的文明转型路径。一方面， “两个必然”强调历史动力的决定性，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3］828 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历史趋势， 更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历史的必然任务， 并非偶然或者外部强加的结果， 而是中国社会矛盾嬗变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选择， 是中华文明从“沉睡”走向“觉醒”的标志性转折。另一方面， “两个决不会”突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自觉的产物。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
［4］920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揭示了被压迫阶级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屈意志与创造精神， 对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 正是中华民族不懈奋斗、 坚守文明根基的鲜明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文化自觉的体现， 是对中华文明价值的再认识， 实现基于“我是谁”的主体性自觉对“到哪去”的现代路径的选择。
第三，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 “生产方式-文化形态”的互动激活了文明基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结构， 并塑造文化形态的发展方向。同时， 文化又以特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机制反作用于生产活动本身， 从而构成了“生产方式-文化形态”的动态互动。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这一互动模式： 以新型生产方式推动文化再生， 又以中华文明内在价值反哺现代化实践。一方面， 生产方式决定文化形态的生成与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的生产方式对文化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社会转型， 使生产力体系、 产业结构、 技术逻辑发生变化。文明形态在这种结构变动中也必然发生深刻转型，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 既不能照搬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 也不能割裂其深层精神内核， 而是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 文化形态反作用于现代化的精神逻辑与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关键在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韧性与价值支撑能力。在生产方式变革的驱动下， 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被激活，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国家认同、 价值引导、 道德支撑等多种功能，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历史连续性。
1.2 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对二者互动的百余年探索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从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到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与初步现代化， 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发展， 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推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
第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唤起民众觉醒， 开启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征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跳出了文化保守主义“全盘复古论”和自由主义西化派“全盘西化论”的局限，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民族危机之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良方。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初步拓展阶段， 同时也是相关理念在局部区域开展实践探索的阶段， 其发展历程跨越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三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文明的领导力量， 通过一系列文化方针政策汇聚民心、 启发民智， 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新文明的依靠力量， 由此激活了新文明的建设动力， 开启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新篇章。
第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制度奠基， 奠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基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夺取并巩固了政权， 同时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路径展开了初步的探索。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历经艰难探索的关键阶段。它伴随着新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 既收获了全方位实践的成果， 也遭遇了诸多波折与挑战， 具体经历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提出的文化方针政策， 虽然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得到全面地贯彻落实， 但是其中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特别是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思想残余的消除， 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定下了总体基调。
第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解放思想， 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注入了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且深远影响的转折点， 引领国家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历史阶段。在此时期， 以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持续而有益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化方针政策与世情、 国情、 党情的变化相适应， 文化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重要工具， 通过改革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思想文化， 开辟了文化改革的正确道路， 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守正创新， 擘画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宏伟蓝图。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 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 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 强调了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迈入文化自信与复兴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对文化建设深入推进， 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凝魂聚气，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固本培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坚定自信， 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四是夯实阵地，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 话语权。总体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文化自信不断彰显， 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 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增强了底气。
1.3 现实逻辑： 新时代语境下对二者互动的现实召唤
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并成功迈入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征程中， 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撑作用至关重要。因此，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中华文明赓续之需、 社会主义文明翻新之需、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之需。
第一， 实现二者互动是中华文明自身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的内在之需。中华文明中的少部分内容在传统社会曾被视为珍宝， 如今却成为阻碍时代发展的绊脚石，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华文明赖以依托的基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此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下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 以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重生。一方面， 从经济基础看， 中华文明根植于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而当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传统农耕社会长期孕育了中国人“重集体、 轻个人” “重义、 轻利”的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特征既在历史上强化了社会凝聚力与道德约束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与利益机制的充分运转。另一方面， 从上层建筑看， 中华文明发展于以血亲宗法为纽带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 而中国现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下形成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范式中的“五常”时至今日仍具积极意义， 但“三纲”因其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而必然消亡。 “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历久弥新， 源于其强大的自我革新与创新发展能力。”
［5］总之， 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良性互动， 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并重构现代发展的框架， 实现文明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
第二， 实现二者互动是拓新社会主义文明叙事结构的发展之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经验， 但因其过度强调阶级斗争、 中央集权和单一的物质优先路径， 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多样性， 最终难以适应时代变迁与社会诉求。一方面， 要客观审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利弊得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强调客观必然性与阶级斗争， 助力早期社会主义建设， 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但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观。它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 适应苏联早期经济文化落后状况， 旨在解决苏联特定时代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 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
［6］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基础性工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时提升全体国民的思想道德素养及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 其宗旨不仅在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更在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总之， 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良性互动， 可以提升社会主义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第三， 实现二者互动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范式的时代之需。从古典文明、 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到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乃至全球化等发展阶段， 西方现代文明逐渐形成了“文明一元论”的话语体系。中华文明现代转化要跳出“中心-边缘”体系的藩篱。一方面， 在价值取向上， 中华文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本、 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中华文明现代转化以人为本， 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中华文明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从而有助于避免西方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另一方面， 在发展模式上， 中华文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同。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着重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总之， “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 路径、 模式、 动力、 愿景等关键议题上， 向世人展示着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崭新图景”
［7］。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良性互动， 得以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从而绘就人类现代化的新图景。
2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 既相互促进， 又彼此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 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明维度上的具象化： 既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 又依托文明韧性破解现代性困境， 最终形成兼具民族特质与世界意义的文明新形态。
2.1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现代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 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8］7。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活力和现代内涵。
第一，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物质保障。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积累的物质成果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仅用数十年时间， 便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经济总量现已位居全球第二。 “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础上， 是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 保证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得以充分展开的过程。”
［9］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经济基础的现代化， 强调高质量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进而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新质生产力， 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科技赋能。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坚持自主创新， 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推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又规定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10］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 新质生产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要挖掘和利用中华文明的宝贵资源， 推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进而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二， 中国式现代化框定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基本构成。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1］483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 其涵盖的“五大文明”维度清晰界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所必须包含的关键要素与核心内容。一方面， “五大文明”各自独立， 在中国式现代化体系中承担不同功能。物质文明聚焦经济建设， 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发挥基础作用； 政治文明依靠高效的政府治理， 维护社会稳定， 发挥中介作用； 精神文明关注文化建设， 增强文化自信， 发挥引领作用； 社会文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发挥保障作用； 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挥支撑作用。另一方面， “五大文明”形成合力， 共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体系行稳致远。 “五大文明”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支持、 有机结合： 其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 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富投入教育可以提升国民素质， 同时精神文明反哺物质文明， 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助力。其二， 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相互支撑， 政治文明为社会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健全的制度体系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同时社会文明助推政治文明， 人民法治意识增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其三， 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相互联动， 经济实力和科技进步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资金和技术， 同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第三，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时间路径。一方面， 从历史视野来看， 二者在历史演进上同向共进。回溯至19世纪， 中国人民已然开启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先后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成功赢得了民族独立， 实现了人民解放， 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以及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奠定了根本性的社会根基。此后， 中国一直在探索扎根中华文明、 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激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使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迸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12］ 可以说，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是同步的， 二者都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 从战略安排来看， 二者在时间规划上高度一致。中国式现代化是涉及人口、 经济、 文化、 生态、 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全面现代化， 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是其重要内容。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3］24 按照党的二十大擘画的蓝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时间是本世纪中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同频共振。
2.2 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明根基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岁月传承， 沉淀出别具一格的历史智慧与深厚的文化基因。当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致力于对文明基因进行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重塑， 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坚实的文明支撑与内在根基。
第一， 中华文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底色。一方面， 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特征， 能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其连续性使中华文明穿越古今而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先人的经验智慧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迪； 其创新性促使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 保持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 其统一性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认同； 其包容性使多民族、 多宗教、 多文化能够和谐相处， 营造中国式现代化和睦的环境氛围； 其和平性以天下大同为价值取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赢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赞誉。另一方面， 中华文明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文明， 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能动力量。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接续奋斗， 创造了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中华文明。新时代， 中华民族接续书写中华文明新篇章， 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 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依赖中国形成的历史及其塑造的民族文化。”
［14］ 中华民族不仅基于血缘关系， 更融于文化融合， 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中激发中华文化主体性，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动能。
第二， 中华文明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从价值根基来看， 中华文明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大同理想， 深刻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一是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重视民众的力量和利益， 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与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 不仅关注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足， 也关照人民精神生活的充实。无论是物质生活的丰富、 精神文化的滋养， 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生态环境的改善， 最终让广大人民都能感受现代化的温暖与福祉， 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二是大同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礼记·礼运》中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彰显了中国人的美好社会愿景。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承发展了大同理想。在当今时代， 人类面临气候变化、 地区冲突等共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携手共建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体现了大同理想的精神实质， 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引领。
第三， 中华文明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一方面，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交融， 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文明冲突论放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性， 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
［15］468 中华文明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可以实现与不同文明的互补和共赢， 而不是对抗和冲突。这种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 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独特的内涵和优势， 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共荣共生， 超越了西方中心论， 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正确且先进的文明， 其他文明应当以西方为标准。然而， 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 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宗旨， 通过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全球文明的永续发展。这种在国际舞台的挺膺担当， 使得中国能够在更加开放和互利的基础上， 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
2.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双向融合的互构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不是静态的单向传承， 而是动态的双向互动。二者的互动实质， 是在“形”与“神” “体”与“用” “古”与“今”的互构中，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精神、 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 “形”与“神”的统一。在西方现代化路径中， 现代化通常等同于工业化、 市场化和城市化， 是以物质增长和技术进步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线性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经济发展与GDP增长的“形”， 更强调发展理念的“神”， 即发展要符合生态文明、 美好生活、 精神富裕的要求。这一发展方式的文化转向， 是中华文明重精神、 重伦理的价值逻辑在新时代的活态演绎。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独特性， 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华文明进行现代转化， 展现了“融通古今、 汇通中外”的文明演进路径。例如，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传承“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家国同构理念；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弘扬“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同的现代化”延续“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汲取“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生态哲理；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承续“协和万邦”与“和而不同”的睦邻智慧。这种“形神统一”的发展方式， 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 更是文明层面的跃升。
第二， “体”与“用”的互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注制度的“用”， 更注重文化的“体”。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深层文化结构， 为制度构建提供了价值源泉和认同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 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 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1］61-62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我国不是照搬西方制度模式， 而是在制度设计中融入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 实现了“体用互动”的耦合发展。例如， 在政治领域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现了儒家讲求和谐、 重视中庸的传统文化特质； 在社会治理中， 注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传承了传统社会“礼法并用”的治理经验。此外，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 使传统礼治文化、 家国情怀等元素得以嵌入现代制度结构中， 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治理要素的转化。
第三， “古”与“今”的互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华传统的简单传承，而是一种基于历史纵深的自我更新与文化再造。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自信， 不仅体现在制度、 技术、 物质等成果层面， 更是对“我是谁” “从哪里来”等问题的文明回响。通过中华文明对现代化路径的“反哺”， 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更强的文化主体性与历史合法性。例如， 近年来“传统文化热”等社会现象涌现， 汉服、 古风音乐、 非遗手工艺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 反映出“文化认同”的代际延续与情感共鸣。在数字技术支持下， 敦煌壁画、 甲骨文、 宋版古籍等通过VR、 AR等方式实现沉浸式传播， 使“古”以“今”的方式呈现， “今”亦因此获得“古”的厚度。在这种“古今互证”的机制中， 中华文明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精神力量”的跃迁， 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价值支撑。
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协同路径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同向共进， 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在实现二者共进的过程中， 要从主体力量、 方法遵循、 目标导向等方面优化共进路径， 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3.1 主体力量：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16］10 只有以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进的核心动力， 才能确保共进的方向正确、 共进的战略科学、 共进的力量汇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进的过程中， 通过思想理论引领、 政策制定与实施、 文化自信培育等方面， 为二者共进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
第一， 引领方向，提供思想保障。一是在思想理论引领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并结合中国实际， 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也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指明了方向。二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作用， 根据时代发展需要， 制定了一系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协调共进的政策措施。同时， 中国共产党还注重政策的实施与监督， 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有效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三是在文化自信培育上，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17］282-283 因此， 党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 始终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同时积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 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多元的文化滋养。通过培养全民的文化自信， 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 制定战略， 推动实践发展。从脱贫攻坚收官到强国征程启幕，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复兴伟业铺展， 中国共产党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蓝图， 也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指明了科学方向。在战略制定方面， 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进的开展。其一， 党通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 制定了长期发展目标和阶段性规划， 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些战略规划不仅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还细化了各个领域的具体任务， 为全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其二， 党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战略制定过程中， 注重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促进共同富裕， 力求在共进过程中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在战略落实方面， 通过构建有效的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进的落地。其一， 党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 确保各项战略规划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 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明确责任分工， 形成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其二， 党注重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试点示范和政策评估， 不断完善和优化具体措施。
第三， 凝聚力量， 实现共同目标。一方面， 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实现共同目标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紧紧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 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1］57 党自成立以来， 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原则， 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 作为一切决策与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协调共进的过程中， 党注重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鼓励他们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来。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开展群众性活动等方式， 党成功地汇聚了民智民力， 形成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实现共建共享。其一， 党积极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着力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的渠道，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各项权益。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 党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其二， 党通过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社区建设、 社会组织发展、 志愿服务等途径， 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 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效果。
3.2 方法遵循： 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方法
以“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进的根本方法， 既以中华文明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 进而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共同发展。
第一， 在“第二个结合”中，以中华文明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首先， “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 使它更加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 还为之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文化支撑， 从而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其次， “第二个结合”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第二个结合”， 中国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传承传统文化精髓， 进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认同感。这种自信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身的文化独特性， 还能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 “第二个结合”塑造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 借鉴各国现代化经验但又有别于西方的全新现代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影响。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又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之中， 呈现出独具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现代化路径。
第二， 在“第二个结合”中，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层次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高度契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化奠定了关键前提。其一， 从哲学基础来看，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等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理念相通。例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践， 强调“知行合一”， 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相似。其二， 在政治理念上，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平、 正义、 自由等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大同理想等相契合。其三， 在文化价值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如诚信、 友善、 勤劳、 节俭等， 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价值观相吻合。另一方面， “第二个结合”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提供了可能。其一， 在“第二个结合”中， 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新的养分和元素，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也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文化传统。其二， 在“第二个结合”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得到重新阐释和强化， 激活了其优秀基因。这种激活不仅赋能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 而且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了不竭动力。
第三， 在“第二个结合”中，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良性互动。首先， “第二个结合”强调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的方法论转向。 “第二个结合”的核心理念， 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归， 而是立足当下、 面向未来作出的战略性抉择与前瞻性布局。它不是单纯地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文化“注脚”， 而是通过与中华文明的双向互动， 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摆脱“解释工具”层面的教条主义束缚， 成为“行动逻辑”的实践指南。其次， “第二个结合”推动从“普遍真理”走向“现实路径”的教条突破。以“小康”社会对“大同”理想的继承与发展为例， 传统“大同”社会构想强调一种理想国式的社会形态， 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康社会”则以渐进性、 阶段性为特征， 更加贴近现实。这种对“大同”的扬弃体现了结合的创造性实践， 即用中华文化理想激发现代实践能动性， 而非套用理想化蓝图。最后， “第二个结合”实现从“排斥传统”走向“扬弃传统”的价值自觉。中华文明中的和而不同、 民为邦本、 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 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 人民主体等价值取向高度契合。通过“第二个结合”， 不是简单地融合文化， 而是在内在理路上重构价值。
3.3 目标导向： 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并进， 旨在探索并实践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构建全面发展的现代文明， 坚持独立自主与交流互鉴的统一、 坚持传承传统与创新突破的统一， 超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
第一，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共进， 要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一， 促进经济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提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经济现代化为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 推动政治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通过加强法治建设、 保障人民权利、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 为文明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三， 推进文化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文化交流互鉴、 加强文化教育等举措，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公民意识， 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其四， 推进社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关注民生福祉， 推动教育、 医疗、 社保等领域的改革发展。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等一系列举措， 系统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 从而为文明的持续演进与繁荣发展营造坚实的社会环境支撑。其五， 加强生态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加强环境保护、 资源节约利用、 应对气候变化等措施，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为文明的进步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支持。
第二，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共进， 要坚持独立自主与交流互鉴的统一。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既以独立自主发展为根本立足点， 又以积极融入全球化为重要方向。中国坚持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18］ 另一方面， 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 中国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 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这种开放合作的态度， 不仅有助于吸收外部资源和智慧， 也有助于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推向世界， 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共进， 要坚持传承传统与创新突破的统一。一方面， 二者共进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道家哲学、 佛教智慧等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价值观念。例如， 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伦理基础。同时， 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另一方面， 二者共进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样态。中国不走传统现代化的老路， 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 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还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通过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创新模式不仅解决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 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借鉴。
4 结 语
综上所述，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彼此依存、 相互促进， 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石。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与实践， 不仅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 更采撷世界文明的精粹， 创新性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跃升和社会的进步， 更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展望未来， 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要继续协同共进、 共创辉煌， 这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要求。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和实现路径研究(25CKS051)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 新时代辽宁形象国际传播的海外镜像与实践进路研究(2026lslqnk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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