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艺谋执导、 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的2026年春节档电影《惊蛰无声》以谍战这一成熟的类型范式为基底， 首次将叙事镜头对准国安战线， 讲述了代号为“惊蛰”的国安小组在追查重大情报外泄事件中， 与境外间谍势力展开的一场无声较量。电影上映后引发了观众对于国家安全的广泛讨论。当影片将国家安全这一宏大叙事作为主线时， 主旋律电影又该在何种层面上实现主题创新？也正是这个问题， 构成了我们理解《惊蛰无声》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新主流电影如何创新的实践切口。框架理论通过对主题、 叙事与视听符号的多层次建构， 引导观众依据特定的议题设置， 完成对创作主题的意义接收与再生产。基于此， 笔者将影片置于该视域之下， 既探究其在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层次上的主题创新， 又在此基础上对《惊蛰无声》的传播价值进行省思。
1 研究缘起
随着电影工业美学的兴起， 中国电影在类型化探索与社会化表达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尤其是近年来的悬疑、 谍战等类型化影片已不再单纯地展示其所具有的娱乐功能， 而是在作品中融入了主旋律元素， 使之成为传播主流价值、 映照社会心理、 构建国家安全话语的重要载体。电影《惊蛰无声》正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框架， 在满足观众审美期待的同时与社会核心议题形成共振， 从而使主旋律电影与意识形态产生勾连，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题创新。
框架一词最早见于人类学家贝特森所发表的论文《一项关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 并延伸出“媒介框架”和“新闻框架”等学术概念。其主要内涵是指媒介生产者通过构建媒介产品和话语对特定事件进行意义建构， 并对受众认识、 理解新闻事件及对新闻事件作出反应产生影响
［1］208-210。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 框架理论不断被细化， 其内在结构也得到进一步剖析。学者臧国仁认为： “任何真实的框架都具有类似的内在结构， 分别由高层次、 中层次、 低层次环节组成。”
［2］34 这可谓是对框架理论的一种系统性阐释， 在新闻传播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 高层次结构往往是对事件主题的界定； 中层次框架主要涉及视频中将所有符号、 素材、 情节组接起来的叙事特征， 包括呈现方式、 内容来源、 呈现视角、 空间场景四个方面， 它们构成公众接收到的显性信息， 也是创作主体意图传递的明确信息
［3］； 而低层次结构则体现为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 包括字、 词的话语修辞与风格等。换言之， 框架理论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这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清晰路径。因此， 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文本， 亦可通过高层次的主题设定、 中层次的叙事结构与低层次的视听符号， 完成对议题的框架化呈现。本文将《惊蛰无声》的主题创新分解为三个层面， 以深化对其主题创新与传播价值的理解。
2 主题创新： 国家安全观的新表达
在框架理论的层级结构内， 主题创新并非单向度的突破， 而是多层框架协同运作的系统性工程。特别是该理论将文本内部结构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为分析电影文本的意义建构提供了清晰的分析脉络。由此观之， 春节档热播影片《惊蛰无声》在国家安全观的叙事层面其三层框架可谓各司其职且彼此呼应， 在创作逻辑上揭示了电影这一媒介如何实现主题创新的结构链条， 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自然融入主旋律元素的新表达。
2.1 高层次框架： 主题与社会的意义共振
在框架理论的内部层级之中， 高层次框架不仅规定了文本的主题设定， 而且为受众如何理解文本划定了理解范围和根本方向。对于电影艺术而言， 高层次框架显然决定了影片创作的基调， 并引导观众思考“是什么”及“为何重要”等问题。 《惊蛰无声》的创作者们通过呈现隐秘战线这一稀缺主题所承载的国家安全观， 从而实现了与国家议题的共鸣性关联， 实现了电影文本与时代语境的深层次对话。
2.1.1 主题框架： 突破题材局限， 聚焦稀缺议题
国家安全观的主题创新是影片《惊蛰无声》最显著的特征， 影片不仅将镜头从历史硝烟中抽离， 而且转向了国家安全工作一线， 将谍战类型从“历史反特”的既定轨道推向“当代国安”的全新场域， 从主题设定上强有力地规定了观众的思考框架。若将该影片与张艺谋此前执导的《悬崖之上》相比， 其主题创新性不仅更为鲜明， 而且还能通过这种题材将观众从历史谍战片的怀旧凝视中拉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场域。熟悉之处在于谍战类型固有的潜伏、 悬疑与对抗等元素依然存在， 但战场被置换为科技感十足的城市空间， 对手被具象为拥有高科技手段的境外势力， 捍卫者则是一群与我们同时代的、 隐匿于人群之中的国安战士。这种从“历史反特”到“当代国安”的框架迁移， 不仅有效避免了同类题材的审美疲劳， 而且凭借对稀缺性议题的聚焦和讲述， 在观众认知中开辟了崭新的期待空间。
首先， 《惊蛰无声》在主题框架的叙事展开中也呈现了鲜明的类型融合特征， 从而使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不再仅仅停留在单一层级上， 而是通过悬疑与喜剧、 异域空间及现实取材的叙事互涉， 影片得以在满足观众多元审美需求的同时， 拓展了意义表达空间
［4］。当然， 《惊蛰无声》并非简单套用谍战类型的套路， 而是将国安题材的核心诉求与悬疑类型的逻辑进行了深度融合。这种类型糅合策略不仅使影片避免了传统主旋律作品直奔主题的宣教模式， 而且能够使观众在解谜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国安工作的复杂性。
其次， 国安题材的严肃性又反过来制约了悬疑片的游戏化叙事倾向。尤其是当解谜的终点指向真实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指向个体在信仰与欲望之间的艰难抉择时， 影片便实现了对纯粹智力游戏的超越， 升华为伦理较量， 从而使国家安全观念的表达更为深入人心。换言之， 《惊蛰无声》不仅在主题设定上填补了类型化空白， 而且将隐蔽战线的博弈带入公众视野， 巧妙回应了公众对间谍事件的高度警觉与国家安全意识的普遍提升。影片将这种社会性的“高压线”意识艺术化地融入主流议题， 让观众在获得观影消遣的同时， 也获得了一种沉甸甸的现实代入感与守护家国的使命感。
如前所述， 高层次框架的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对议题“是什么”的设定， 这种设定既规定了事件的核心属性， 也在受众接触具体情节之前预设了一套理解世界的坐标。对于《惊蛰无声》而言， 其所获得的“首部当代国安题材电影”这一官方定位便充分印证了高层次框架的核心功能： 即通过“当代”“国安”“首部”等一系列限定词， 将影片锚定于“国家安全教育”与“隐蔽战线写实”的意义域， 从而为观众的接受活动预设了理解的边界。
2.1.2 社会框架： 贴合社会语境， 触发共鸣性认知
不言而喻， 题材的稀缺性并不能保证影片核心思想的传播深度。真正赋予《惊蛰无声》思想穿透力的是观众对国家战略的自觉呼应， 以及影片中国家安全意识的深度共鸣。影片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主要源于制作方对社会心理的深度介入。当前，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网络空间危机四伏， 民众身处风险社会， 对安全的需求与焦虑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 《惊蛰无声》通过社会框架的搭建， 借助观众喜闻乐见的影像叙事， 将“总体国家安全”这一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命运与戏剧冲突， 从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社会效应。影片中情报泄露的蝴蝶效应、 个体失足的连锁反应以及国安战士的忠诚与挣扎， 无不指向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这使得主旋律电影超越了简单的正邪对立， 具备了认识论层面的价值。
然而， 观众虽然高度关注国家安全议题， 但在生活层面仍认为间谍活动、 敌对势力渗透等安全风险与自身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对此， 《惊蛰无声》通过构建高层次框架率先完成了议题属性的定位， 有效消解了受众对安全议题的认知距离。具体而言， 影片塑造了黄凯这一“被策反的队长”形象， 通过该角色的塑造展现了复杂环境下个体理性与欲望的博弈、 信仰与迷失的纠缠。可见， “电影以这种从小视角窥见大世界的手法， 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微观叙事， 使观众在沉浸式的情感共鸣中满足了精神意蕴的期待”
［5］。这种将宏大安全议题内化为个体心理冲突的叙事策略， 客观上增强了文本的共情力： 一方面使得国家安全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抽象议题； 另一方面也使其成为与个体道德选择、 情感挣扎密切相关的自身命题。
简言之， 《惊蛰无声》构建起一个能够统摄家国情怀与个人安全感知的高层次框架， 在万家团圆期间的公映使得国家安全议题与受众认知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有效互动。电影通过沉浸式叙事与情感赋能不仅深度激活了受众对国家安全议题的认知意识， 而且有效纠正了受众对安全风险的认知偏差。电影通过高层次框架的统摄作用使受众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形成价值认同， 进一步确立“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自觉。
2.2 中层次框架： 叙事与宣传的策略协同
中观框架是连接宏观主题设定与微观符号感知的关键枢纽， 该框架更加关注文本的结构组织、 情节编排以及传播策略的制定。以电影《惊蛰无声》的创作与传播实践为例， 其叙事框架的精巧搭建与宣传框架的多元创新， 共同构成了主题创新的协同策略， 从而共同提升了影片的传播效能。
2.2.1 叙事框架： 多重反转， 悬疑逻辑的精准搭建
不同于高层次框架的抽象所指， 中层次框架为观众提供了进入故事世界的认知路径， 间接地引导观众“应如何理解”。在这个意义上， 《惊蛰无声》的传播效力并非仅仅依赖于影像语言的直观冲击， 更在于其对叙事逻辑的结构性控制， 即通过中层次框架的搭建， 影片得以在悬念推进的同时， 持续激发观众的情感卷入与道德判断， 从而实现从文本表意到社会传播的深层勾连。
《惊蛰无声》作为一部以悬疑为类型基底的作品， 它的叙事框架承担着吸引观众入场并维系观众注意力的作用。因此， 其叙事机制体现出对传统谍战类型公式化叙事的有意突破。相较而言， 传统的谍战类型片往往遵循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叙事模式， 包括公式化情节、 定型化人物以及图解式视觉形象等元素
［6］33。例如， 主角伪装身份潜伏敌营， 受命传递情报， 遭遇调查后周旋， 双方在试探与反试探中较量， 最终间谍或成功完成任务， 或身份暴露被擒。然而， 《惊蛰无声》打破了这种常规的叙事框架， 在遵循类型基本逻辑的同时， 凭借多重反转的精密设计实现了对既有公式的超越。此外， 悬念与反转的营造并非依赖孤立的影像或台词， 而是对事件脉络的精密编织。该片精准把握了中观层面的叙事结构， 通过对主要事件、 前因后果、 归因逻辑及价值评估等核心环节进行缜密的梳理， 成功地将悬疑内容嵌入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意义网络。
基于此， 影片一开始就设置了“排查内鬼”的核心悬念， 开场即向观众揭示国安队长正被境外势力策反的事实， 即通过谍战影片“悬念前置”这一经典叙事策略， 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内鬼何时暴露以及如何暴露的等待之中。但随着剧情的推进， 影片并未停留于单一线索的线性展开， 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反转设计， 不断重构观众对人物身份与行为动机的认知。当观众以为“内鬼”身份已然明朗之际， 新的线索却又浮现， 此前认定的真相也忽然被推翻。当观众试图重新锚定判断时， 新一轮反转又接踵而至。这种“悬疑-释疑-再悬疑”的叙事节奏， 不仅使观影过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认知参与感， 也使得影片并非止步于为反转而反转的技术性操作。
或者说， 《惊蛰无声》的多重反转结构像是为观众精心设计的“认知缺口”， 通过不断地抛出悬念来激发观众的探究欲与推理热情， 引导观众主动参与到意义的填补过程中
［7］。这种叙事策略将观众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化为主动的叙事侦探， 甚至使观影过程本身演变为在影院这一特定场域内， 对真相展开集体追索与讨论的移情体验。此外， “智能媒介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 信息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局限， 营造出‘人人皆为发言者’的全新信息场域”
［8］。影片结束后， 观众在智能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推理、 解析隐藏的细节， 这种基于叙事框架的延展讨论又反过来为影片构建了持续发酵的“第二叙事层”
［9］， 从而实现了叙事框架与社交媒体传播的无缝衔接。简言之， 《惊蛰无声》通过其中层框架为观众厘清事件发展脉络的同时， 又在潜移默化当中完成了影片深层内涵的传递， 使得悬疑叙事最终升华为一种可被感知与解读的真实事件。
2.2.2 宣传框架： 主体、 内容多元创新， 渠道差异化适配
传统电影宣传通常以制作方为核心主体， 并通过各新媒体渠道配合， 形成相对单一的传播结构。而《惊蛰无声》的宣传框架则打破了这一结构， 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的显著特征。在电影的宣传网络中， 不同主体承担的功能各有差异， 旨在共同为影片构建多层级的信誉支撑。
首先， 作为影片指导单位的国家安全部， 承担着宣传的元主体角色， 其深度介入不仅保障了内容的专业性与真实性， 也在宣传层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威背书。当观众获悉影片由国家安全机关全程指导， 其对故事真实性的预设便从虚构叙事转向现实参照， 这种预设的转换本身就是最有效的宣传前置。
其次， 中央与地方主流媒体的深度参与构成了电影宣传的传播主体。当《人民日报》刊发张艺谋署名的相关电影文章之后， 新华社以及光明网等主流媒体也持续跟进报道。这些主流媒体的介入不仅为影片提供了超越娱乐新闻的严肃话语空间， 而且使其在舆论场中获得了更高的议程合法性与更强的话语权重。简言之， 影片多元主体的协同宣传， 使得《惊蛰无声》这部国安题材的电影不再是单向的信息推送， 而是相关主体间多层级的信任传递与意义共建。
难能可贵的是， 在影片宣传内容上片方设计了具有独立传播价值且可激发二次创作的意义碎片。例如， 通过技术手段将关键台词剪辑成意义完整的短视频， 并配以字幕， 引发观众对国家安全的情感共鸣； 或将易烊千玺、 朱一龙的表演片段拆解为展现“演技炸裂”时刻的精彩内容等， 旨在为抖音、 B站等新媒体平台提供二次创作素材； 此外， 影片在深圳取景的城市空间也被转化为可供观众打卡的实景意义单元。这种传播形态的创新， 一方面使宣传本身成为一种可持续创新的内容元素； 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电影宣传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影片宣传的层级递进实质上是中层次框架内各个环节在不同传播场域中的延伸与激活。其中， 多元主体的权威背书旨在引导观众进入观影场域， 制片方的宣传内容则牵引受众主动搜索相关信息。如此既打造了多层级的传播合力， 又通过层层递进的结构性引导使受众逐步完成对影片的理解、 归因与评价。换言之， 影片借助中层次框架的叙事逻辑与传播策略的嵌套关系， 令其在多层级的宣传中实现了意义的有效传递。
2.3 低层次框架： 听觉符号与视觉符号的情感连接
对于电影文本而言， 低层次框架是受众最直接的感知界面。影片通过视听符号与情感动员将抽象的社会话题与复杂的叙事逻辑转化为可感知的情绪体验， 以此促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严肃议题的接收。由此观之， 电影《惊蛰无声》正是通过对音乐与视觉符号的双向建构， 在低层次框架上强化了传播的可感知性与受众的情感联结。
2.3.1 听觉框架： 音乐符号激发情感， 助力主题传递
首先， 影像与声音共同构成了影视作品的表意系统， 其中音乐作为最具情绪穿透力的符号元素往往承担着激发观众情感流向、 强化主题内涵传达的功能。故而， 高质量的电影配乐不仅可以强化、 渲染故事情节， 影响观众心理， 还可以通过音色、 节奏等要素， 激发观众对特定情境的情感反应
［10］。基于此， 《惊蛰无声》通过主题旋律的重复变奏， 以及在关键节点运用音乐符号， 唤起观众的情感记忆。例如， 当黄凯陷入道德挣扎， 严迪面临身份暴露危机时， 低沉压抑的弦乐反复出现， 旨在将人物内心的焦灼与撕裂外化为可感知的听觉意象。这种处理方式并非简单的情绪渲染， 而是与人物心理轨迹形成精准对应。可以说， 每一次主题旋律的再现都对应着人物命运的转折或内心冲突的加剧； 每次音乐的响起都能使观众得以越过台词的表层叙述， 直抵角色灵魂深处的震颤。
其次， 在低层次框架中， 音乐符号的运作不仅激发了观众的情感， 而且通过持续性的听觉锚定， 使观众在无意识间加深对影片主题的印象， 最终将严肃议题的逻辑内核包裹于可感知的情绪流之中， 进而完成从抽象认知到情感共鸣的内化。正如有学者所言： “音乐在电影中的运用， 超越了简单的装饰功能， 它与剧情紧密相连， 通过旋律线条和和声结构的变化， 强化了故事的情绪张力， 加深了观众对角色内心世界的理解。”
［11］ 当然， 音乐符号的情感引导功能并非孤立发挥， 而是与影片的叙事框架形成深度耦合， 构成了低层次框架内极具渗透性的修辞装置。具体而言， 三重反转的悬疑结构不断制造认知张力， 音乐则在每一次反转的关键节点上通过旋律的突变或再现， 为观众提供情感定位的坐标轴。例如， 当黄凯身份暴露举枪自杀的那一刻， 音乐骤然停顿， 只余环境音的呜咽与回响， 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处理使情感的冲击力达到峰值。概言之， 影片中所运用的音乐符号通过旋律、 歌词与节奏的精心编排， 将抽象的国家安全理念转化为观众可切实感知的情绪震动， 从而通过符号框架的低层次设计， 实现与观众认知的情感连接， 助力抽象议题的具象化传递。
2.3.2 视觉框架： 视觉符号贴合认知， 降低解读门槛
对比音乐符号潜移默化式的渗透， 低层次框架中视觉符号的运作更是直接对受众的观看方式进行了强制性引导。在社交媒体深度渗透、 受众注意力日趋碎片化的境遇下， 影像叙事若不能主动适配观众的认知习惯， 就有可能在信息过载的传播环境中被迅速遗忘。基于此， 《惊蛰无声》在视觉符号层面的策略创新较好地解决了影片内容如何被深刻理解与接受的问题。一方面， 在短视频热潮推动下， 由于“碎片化的结构方式更适应大众心理”
［12］， 影视作品开始主动借鉴短视频的视觉语法， 大量采用无人机俯瞰镜头。这种视角的运用“既营造出穿梭感， 又贴近年轻人熟悉的游戏体验与动漫视角”
［13］。显然， 这种视觉语言与年轻观众熟悉的电子游戏、 短视频体验在认知框架上形成了心理呼应， 使得无人机镜头下的城市空间如同可探索的游戏地图， 跟踪与追捕的人物如游戏角色般移动于其中。另一方面， “在当代影视创作中， 《长津湖》《战狼》等新主流电影通过视觉化叙事将伦理崇高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经验”
［14］， 诸如“沾泥土、 带露珠、 冒热气”的镜头语言， 最能触发观众的认知共鸣与情感认同
［15］。
《惊蛰无声》将国安斗争置于深圳的现代城市空间， 地铁枢纽、 科技园区、 玻璃幕墙构成的都市景观成为观众日常生活经验的延伸。 “城市景观符号具有可编辑性， 景观符号在特定文化和地理环境中承载着当地的文化、 历史、 风土人情和集体情感， 能够为观察者唤起记忆、 情感共鸣或传递特定的意义。”
［16］特别是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熟悉的城市地标， 谍战叙事便从遥远的历史想象拉近为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熟悉的城市地标激活了观众的在地性认知资源， 使原本陌生的国安题材与观众的生活世界建立起直接关联。影片通过对观众认知习惯的主动贴合， 在降低解读门槛的同时， 也让主流价值的传递更加润物无声。
当观众在熟悉的城市空间中追随熟悉的演员， 在熟悉的视觉语法中体验陌生的悬疑故事， 自然能有效提升其对国家安全观的深层认知、 接受与认同， 从而更高效地理解故事情节， 形成认知框架。诸如《惊蛰无声》中的镜头构图、 光影对比等策略， 均是通过符码编排对真实事件进行再造的低层次框架策略。视觉符号的运用则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受到视觉框限， 最终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影片预设的认知轨道， 完成对严肃议题的意义协商与情感认同。
3 传播价值： 主流观念的感性阐释
《惊蛰无声》作为中国首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的谍战片， 其传播价值不仅在于票房的成功或类型叙事的创新， 更在于其以影像传播的感性阐释回应了新时代主流电影如何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一严肃议题。
3.1 社会认知： 树立国安意识， 深化观众认知
电影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 其社会价值最终要落脚于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与塑造。 《惊蛰无声》的主题创新， 其首要价值在于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引导了大众对国家安全意识的深度认知， 推动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认知图景。一般而言， 个体对特定概念的接受与认同往往经历“知晓-理解-内化”的递进过程。 《惊蛰无声》的传播价值恰在于其在上述三个环节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知晓层面来看， 影片通过院线放映、 媒体报道、 社交讨论等多渠道传播， 使“当代国家安全”这一原本相对陌生的理念进入大众的视野。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国安战士的潜伏与牺牲， 并在社交媒体上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时， 这一认知结构便建立了国家安全与现实生活的关联点。这种关联的建立， 是国家安全意识从“他者”向“我者”转化的第一步。同时， 通过影片的放映， 国家安全理念不再是一个晦涩难懂的抽象概念， 而是转化成了可视化的故事情节与鲜活的人物命运。观众通过跟随影片的三重反转， 切身感受到在隐蔽战线斗争的艰险与国安战士的忠诚与可贵。特别是当黄凯在欲望与理智间反复博弈但最终走向沉沦， 当严迪以双重间谍身份长期潜伏于黑暗之中时， 观众所理解的已不仅是“国家安全很重要”这一说教式结论， 而是国家安全工作何以复杂、 艰险与值得崇敬的具象化感知。显然， 这种通过情感代入达成的认知深化， 远比单纯的理论宣教更具穿透力。
此外， 影片同时通过符号系统的情感编码使国家安全意识从理性认知升华为价值认同。例如， 当低沉压抑的弦乐在人物陷入道德挣扎时响起， 当庄严克制的旋律在牺牲与坚守的场景中回荡， 当深圳的城市空间被转化为国安战场的故事现场时， 观众便在潜移默化中将国家安全与个体命运、 家国情怀建立起情感联结。这种联结一旦形成， 便不再是外在于个体的知识， 而是内化为个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正如有研究者所言， 新主流电影通过“以视听语言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善美”， 能够“传递主流价值观念， 获得主流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共识”
［17］。 《惊蛰无声》正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知识的灌输， 提升至国家安全教育层面的价值共识。可见， 在未来的国家安全观教育中， 我们应“借助新媒体多元化传播渠道与传播特性， 创新媒体传播形式与安全教育内容”
［18］。在影视创作的主题创新中实现对新媒体传播逻辑的适配， 从而在主流价值观的传递中发挥独特作用。
3.2 创作宣传： 坚持框架协同， 追求精微平衡
《惊蛰无声》的创新实践表明， 主流电影对国家安全的传播并非简单的主题宣教， 而是需要通过多层框架的协同， 将抽象的严肃议题转化为可感知、 可共鸣的视听文本； 在电影的宣发环节， 也需注重多元主体的融合与创新。新主流电影的成功在于模糊主旋律影片、 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界限
［19］， 因此， 在多元文化的包容中形成成熟的商业化意识和工业化思维必不可少。 《惊蛰无声》的框架协同正是这种包容性与成熟度的最新体现。其高、 中、 低三层框架的协同并非简单的叠加或拼凑， 而是有机的融合与互构。
具体而言， 主题框架的价值定位为叙事框架提供了意义指向； 叙事框架的张力设计为符号框架提供了情感载体； 符号框架的感知编码则反过来强化了主题框架的认同效果。三者相互支撑、 彼此赋能， 共同构成了主流电影传播国家安全的完整链条。这一创新经验表明， 主流价值观等具有宣传性的内容与商业类型片的逻辑并非天然对立， 而是可以在框架协同中实现动态平衡。
3.3 注重框架协同： 规避功能化塑造， 强化叙事逻辑
当然， 《惊蛰无声》的创作也并非全无缺憾， 诸如仍有部分角色的行为动机交代不足、 情节讲述存在裂隙，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之间的情感冲击力与故事的可信度。首先， 部分角色的塑造丧失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可能性， 显现出单向度特征。比如影片中黄凯妻子这一角色的出场始终围绕着推动丈夫行动轨迹这一单一目的展开， 其存在价值被弱化为叙事链条上的一个功能性节点。其次， 影片在情节推进与叙事节奏的合理性失衡， 削弱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信任， 当某些情节需要出现时， 细节非但没有自然融入故事世界， 反而沦为了被随意调用的工具。例如， “涉密材料涂在帽子中”与“垃圾桶中放置交接手机”等情节均违背了受众的常规认知。此类细节虽有助于叙事内容的完整性， 实际上却破坏了作品内在逻辑的流畅性与严谨性。这也提示我们， 框架协同的创作逻辑， 需要在“类型惯例”“人性深度”“叙事技巧”与“情感真实”之间寻求更精微的平衡。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惊蛰无声》在框架协同层面的探索为当代主流电影如何平衡意识形态诉求与商业类型逻辑， 以及如何在满足观众审美期待的同时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实践样本。
4 结 语
电影《惊蛰无声》作为主流价值观有效传播的新范本， 借助框架理论高、 中、 低三个层面的协同运作， 通过搭建主题框架、 叙事框架以及符号框架实现了意义共鸣与张力驱动， 并完成了情感编码， 将抽象的国家安全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认知体验。受众通过解读主题的时代价值、 参与叙事的悬念解谜、 呼应符号的情感触动等形式参与到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建构与价值认同过程中。虽然该片在人物塑造与情节推进层面暴露出一定的不足， 但瑕不掩瑜。而正是这些值得深思的裂隙， 折射出当下部分主流电影创作存在的深层叙事困境。概言之， 影片的热映说明主流价值观的传递不能停留于单向的宣传与灌输， 应该在一套完整、 精细的框架体系中实现意义的再生产。这对新主流电影乃至更广泛的主流价值传播都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通过搭建一套精密的框架协同机制， 利用理论内部高、 中、 低三个框架的层层递进， 让主流价值观在影片中潜移默化地与新时代受众展开真诚、 深入、 充满活力的互动， 从而使主旋律电影在受众接受中从有效触达升级为长效留存。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智能信息传播与超大城市老年数字社会治理(22AXW008)
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影视概论》
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文艺学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研究(2023GJJG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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