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背后的革命：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与巴特勒性别理论的逻辑审视

Revolution Behind Madness： Logical Examination About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and Butler’s Theory of Gender

摘要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与巴特勒性别理论常因癫狂的理论表达和颠覆性的理论建构被斥为缺乏现实关怀， 但二者的理论比较并非仅限于此。二者逻辑起点的相似性促成了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比较性因素。二者在语言与概念、 身体与主体、 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理论质询中所建构的非同一性语境， 重构了主客体关系， 在流变的场域中揭示客体异质性的革命因素。关注其理论语境的同构性和被误读的理论旨趣， 不仅有助于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联系， 而且有助于激发更多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

Abstract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and Butler’s gender theory are often criticized for their seemingly frenzied theoretical expressions and subversiv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which are said to lack concern for reality. Howev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is not limited to such critiques. The similarity in their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s has fostered numerous comparative elements of research value. Both theories construct a context of non-identity through their inquiries into language and concepts， body and subject，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 thereby reconfigu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revealing revolutionary elements of object heterogeneity within a fluid fiel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somorphic nature of their theoretical contexts and the misunderstood theoretical intentions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Western Marxism and feminism but also aids to inspire more strategies for combating capitalism.

关键词

否定辩证法 / 性别理论 / 革命逻辑

Key words

negative dialectics / gender theory / revolutionary logic

巴特勒性别理论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 二者在理论表现上癫狂而非典型。 “否定辩证法”以其绝对否定的精神本质， 横扫了被视为现代哲学思想基石的同一性原则， 《否定性辩证法》一书狂乱的美学写作笔调， 更将这种不羁带入一种近似癫狂的哲学立场。巴特勒用晦涩的酷儿式写作将其性别“否定”之旅从否定异性恋制度开始， 到否定同性恋固化， 最终消解性别。该理论不仅颠覆了传统性别两分理论， 而且质疑并摧毁了西方现代社会身份政治的理论内核。两种理论也因此被学界斥为虚无且浮夸， 缺乏现实关怀和革命旨趣。

通过比较二者理论中的三对概念范畴： 语言与概念、 身体与主体、 同一性与非同一性， 本文发现二者理论以非同一性为理论起点， 用大胆而癫狂的理论想象重构了主客体关系， 在流变的场域中揭示了客体异质性的革命因素， 拓展了进一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野。

1 癫狂抑或革命： 被质疑的“否定辩证法”与性别理论

西奥多·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核心成员， 也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 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其“否定辩证法”被认为是“异化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最激进、 最彻底的甚至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1］212， “对第一哲学、 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否定性反思中，他几乎宣判了全部人类文化和思想史的死刑”^［2］。后人在感叹“否定辩证法”对哲学的突破时， 也常常伴随着对其哲学无法置于现实的感叹， “阿多诺只是双手端放在腿上，无语地面对非同一性的钢琴，并且，始终无语”^［3］15。

酷儿理论代表人物巴特勒的性别理论， 与阿多诺有着相似的学术境遇。1990年， 朱迪斯·巴特勒以《性别麻烦》一书引发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该书以“异性恋矩阵”对性别概念形成的历史条件进行剖析， 指出性别化视界定为在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 欲望之间建构本质化主体的过程。该书语言晦涩， 理论极具先锋色彩， 许多人将巴特勒视为学术偶像， 甚至早在1993年就为其创办了个人杂志《朱迪！》（Judy！）^［4］1。但《性别麻烦》自出版之日起就“麻烦”不断， 批评声不绝于耳。女权主义批评巴特勒对身份政治的解构不仅无法获得实践中的政治联盟， 而且抽离历史语境的身体戏仿会加剧女权运动分裂^［5］， 性别操演不过是一个“大写的我”^［6］2-3。

国内学界基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学术立场对两种“癫狂”的理论褒贬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否定辩证法”对同一性的批判构成了现代性的批判逻辑， 展现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理论精神^［7］。但也有学者批评阿多诺所推崇的非同一性“根源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同一性”， 导致其批判理论陷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的循环”^［8］。一些学者则认为“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存在着本质区别， 阿多诺的现代性批判的目的在于借助现代性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因此其辩证性在于对现代性的肯定，而非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9］。

国内学者对巴特勒性别理论的后现代归属基本达成共识， 但分歧主要集中于其理论的政治效用。一些学者认为巴特勒性别理论具有后现代理论的通病， 在主体的社会建构中将之置于认知层面， 从而放弃了主体本质的追问， 陷入“历史现象论层面来理解‘权力’、 ‘主体’乃至‘解放’的困境”^［10］， 最终消解了革命的意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巴特勒性别理论更强调分析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建立不同于暴力革命的女性主义抵抗政治， 在父权制文化和政治排斥的语境中寻求新的革命途径^［11］。

与国内学界的争议略有不同， 西方学者更愿意将巴特勒和阿多诺之间学术关系的讨论聚焦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分野。尽管巴特勒坚持性别理论的酷儿归属， 拒绝学界对其理论分类， 但西方哲学界还是以唯物与唯心两大哲学派别为二者分类。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 尽管二者对语言或概念的辩证性批判具有相似性^［12］， 但巴特勒坚持性别的话语建构， 导致其在否定身体自然性议题中走上与阿多诺的唯物主义立场相反的唯心主义立场^［13］。

身体的自然性是否缺失？建构的性别是否架空在无“物质”的身体之上？巴特勒与阿多诺是否仅在批判的激进态度上存在相似？本文认为考察非同一性与二者理论建构的逻辑关系有助于重新认识两种理论。

2 非同一性： 两种理论的逻辑起点

阿多诺关于非同一性的理论建构始于对同一性的批判。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批评西方的哲学启蒙已经背叛了启蒙的本质， 由祛魅神话蜕变为启蒙神话。在阿多诺看来， 哲学启蒙对同一性的抽象使主体下丧失了自由意志， 结果只能是“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14］11。阿多诺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表面上是克服康德主客二元结构能动的“确定的否定”， 但实质上仍是以绝对精神为本体的同一性逻辑， 其结果是“把体系与历史中的总体性最终化作一种绝对的做法， 既违反了禁律， 又使自身陷入神话学” ^［14］21。

阿多诺在《否定性辩证法》中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 指出同一性辩证法不仅影响个别规定性， 而且纯粹的同一性最终只是外在的同一。这种外在同一性导致主体被绝对自为存在的外表所束缚， 同时， 这种外表又反过来消解主体性， 把事物“贬低为种或类的实例”， 进而“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主观的东西”^［15］141。据此， 阿多诺提出放弃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瓦解逻辑基础上建立“否定辩证法”。瓦解逻辑上建立的“否定辩证法”是与同一性的彻底决裂， “否定”不是为了寻求客体与概念之差异性中的同一性， 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 “否定辩证法”是坚持不懈的否定， 并且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 “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实质， 毋宁说革命性， 来自于对同一性的抵制。

巴特勒对非同一性的认识源于女性主义对男性中心的批判。波伏娃的“肉身具现”理论指出， 在男权中心文化里， 女性是作为“主体”男性的“他者”存在， 女性外在于人格普遍的范畴， 具化为肉身。该理论一度成为女性运动反对父权社会的有力武器。但巴特勒认为波伏娃只是从一个“失衡的辩证关系里失败的互惠性中寻找原因”^［6］18， 其结果只能是把女性努力纳入到男权中心文化中。 “肉身具现”理论会进一步促使女性本质主义强调女性特质、 母性、 阴性书写， “把那些可以用质疑一统化概念的差异， 殖民于同一符号”^［6］19， 拒绝了女性主体建构的文化、 阶级、 种族、 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成因。

如何打破性别二元论的同一神话， 巴特勒借鉴了福柯在《性史》中讨论的十九世纪双性人赫尔克林的观点。赫尔克林在身份上的无法归类源于性别的不可能性， 它揭示出二元性别建构只是某种特定的性机制的产物。依照女性或男性分立的坐标轴构建某种一致性的性别身份不过是一种管控实践的结果， 其目的在于通过强制性异性恋使性别身份达到一致。只有否定同一性， 才能看到被掩盖的异性恋、 双性恋、 同性恋语境里性别的连贯性， 也才能放弃性别的自然本质。

尽管阿多诺和巴特勒对非同一性认知的视角不同， 但二者在理论本质上都是以非同一性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二者正是从非同一性的逻辑起点出发， 才得以逃离二元论的逻辑思维， 也就更多地呈现出辩证法的社会批判力量， 也正是将非同一性作为理论批判的逻辑起点， 他们才能在语言与概念、 身体和主体、 同一与非同一性三对范畴的理论质询中， 以大胆而癫狂的理论想象重构了主客体关系， 开启了反对二元论霸权的新空间。

2.1 身体与主体

作为“基质”的身体如何在主体建构中性别化， 这是巴特勒性别理论的核心， 她一直在追问： 什么是“女性身体”？ “身体”或“生理性别”是否是社会性别和固有性欲体系运作的一个稳固基础？在性别二元论中， 无论笛卡尔把身体当作“无活力的物质”还是波伏娃把身体表述为等待被赋予意义的“沉默的事实性存在”， 身体都被先验地预设了生理性别的自然性。从福柯开始， 身体本质论被解构。福柯把身体“描述为文化铭刻的一个表面和场所”^［6］169， 强加于身体的权力体系形成了身体的疆界。玛丽·道格拉斯进一步指出构成身体疆界的不是表皮， 而是社会霸权体系的界限。因此， 在社会体系脆弱的边缘存在着“一个危险和污染的场域”——不受社会体系认可的同性恋身体^［16］。对于这些不一致身体的存在， 巴特勒指出身体二元本质的体系不过是一个规范或者虚构， 而装扮、 易装等性别戏仿恰好说明了性别是操演的一个能动场域。它永远无法成为内化的规范， “性别规范最终是幻影， 不可能被身体具化”^［6］184。

身体不决定性别， 性别主体如何能动地建构自身呢？在黑格尔那里， 主奴关系把主体的能动性诉诸他者， 主体只能通过他者才能获得主体的身份。巴特勒重新解读了黑格尔的主体理论， 认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以否定他者构成条件， 通过认识“我”不是“他者”， “我”才能认识自我。但先在的“我”决定了主体能动性要从重复的变异性里去寻找， 这种变异性是性别规范化进程中呈现的不连贯， 它暴露出性别身份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正是如此， 性别革命的可能性就存在于“政治建构的戏仿式重复”^［6］185 当中， 寻找以消解性别身份固定性的可能。

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忽视身体不同， 也异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身体政治的研究视角， 阿多诺以绝对否定的立场批判了身体与主体的同一关系。他借助对西方启蒙哲学同一性的批判， 指出工具理性凭借自身所反映的合理秩序彻底砸碎了神话， 迫使主体建立起一种对于客体的量化、 抽象等强制压迫性功能， 主体异化成了启蒙的产物。对于主体的异化， 阿多诺并未限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对异化的批判界限， 而是在《启蒙辩证法： 知识断片》的两个附录中， 通过社会规范所不容的妓女和情色小说中的女主角的身体来批判主体的异化。附录一描述了奥德修斯面对女巫喀耳刻身体诱惑的挣扎， 他憎恶女性用身体诱惑使男性丧失自主性， 但又无法拒绝诱惑， 最终以“理性”的方式享用了女巫喀耳刻的身体。这幕看似吊诡的神话中， 阿多诺发问“确立‘性’的再生产的各种系统条件， 我们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14］73。在父权制社会中， 女性正因为与性和身体欲望有关联而不得不自我异化。她们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支配之下， “妇女始终是软弱无力的， 她们的权力只有通过男人才能体现出来”^［14］76。

如果说对启蒙的批判让阿多诺关注到身体和主体异化， 那么， “否定辩证法”则促使他展开进一步的哲学思考。阿多诺指出唯心主义对客体的误判是在主体第一性的前提下， 认为客体是不能被精神化的部分， 同理推出非精神性的即为物质。但身体的感受和精神的认知并不完全等同， 如果“认识主体的认知成就是与自身意义相符的肉体成就”， 那么无异于“把身体构造成支配感觉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换言之， 从精神上构造身体”^［15］192。因而， 对于心灵和身体先验性的本质论实际上证明身体和心灵都是经验的抽象物。

由此看来， 一方面， 非同一性的理论起点使得阿多诺与巴特勒关于身体与主体的理论语境相似。但另一方面， 两者对非同一性的不同理论旨趣也构成了其理论旨归的逻辑差异。相较于巴特勒只是试图在理论上引发人们对性别主体的反思， 阿多诺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革命态度提出解决之路——“特定的唯物主义与批判主义和社会的变革相一致”^［15］201。面对“痛苦的身体”， 阿多诺强调： “个人的痛苦是源于类的痛苦， 因而个人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痛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痛苦之因， 解决的途径必然是受压迫者的团结来实现。”^［15］202

2.2 语言与概念

阿多诺认为语言只是承担表达“意指”， 语言及其形成的语境并不能构成语言的权威。 “语言并不定义它的概念”^［15］160， 概念的统一不是同一性原则下从具体概念到一般概念的抽象， 而基于概念内部的非同一性构建。阿多诺借用了本雅明“星丛”这个术语， 指出语言对于概念而言， 不过是彼此并立且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变动因素对概念所意指的完整表达。这些因素“既在个别事物之中又在它之外”^［15］161， 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其他因素或因素集合体的基本内核或本源。因而概念永远处于变动的历史进程， 所赋予的意义在于“最终的概念理解因此不能是在探索的开端， 而只能是在探索的终点”^［15］163。

巴特勒性别理论同样认可非同一性建构起语言的历史性。她将性别主体的建构置于话语体系之中， 以语言的意指性、 流动性和历史性来说明性别主体的社会建构。 “话语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语言组构， 以复数的形式呈现， 并存在于时间的框架里， 创建无法预测、 非刻意的各种交集。”^［6］160 正如拉康的三界说指出主体通过语言的使用， 进入了先于个人存在的语言共同体——象征界， 巴特勒的性别主体在话语的历史性中拒绝了性别的天然本质， 强调性别主体被社会律令所建构。

如果说奥斯汀认为语言的行动力或表演性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仪式^［17］， 皮埃尔·布迪厄强调语言的权威并非来自言说本身， 而是具化为权力行动^［18］， 那么巴特勒则从语言对主体的塑造上获得了性别实践的可能。巴特勒认为语言不属于主体， 也不属于语言自身。语言的实践力量在于通过“引用”社会律令塑造主体^［6］2， 表演性的言谈塑造了性别身份。因此， 对于性别身份而言， 女性概念的同一性为女性建立起跨文化性别身份的政治假设， 但同时也让女性再次陷入性别物化和管控权力关系的危险。

“星丛”释放了概念非同一性的张力， 巴特勒也在否定性别规范的话语中为“他者”寻求重返的门户。如同阿多诺星丛中存在于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 巴特勒对性别主体的关注并不在于社会律令的实施者， 而是将关注点置于这些规范边界外的性别主体， “那些被排斥被放逐的他者——女性、 同性恋者、 有色人种、 劳工阶级”^［6］3。她们在性别规范中的引用（表演、 书写）无疑是缺陷和失败的， 但这种失败却证明规范存在缺口和空白的， 这正是他者重返的门户。通过那些被认为是“时时刻刻威胁着那个规范”^［6］3的主体重建， 以获得性别述行的解放力量， 从而打破受社会律令规范的性别身份。如果说非同一性是概念探索的终点， 那么这些规范的空白就是性别他者主体重建的通道， “召唤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 让尚未相遇的文化地平线之间有交汇的可能”^［6］12。

2.3 同一与非同一

坚持非同一性在阿多诺与巴特勒的理论逻辑中显而易见， 但二者对一元本质论和二元对立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同一性简单的否定。

巴特勒从性别表演出发， 以非同一性视角解释同性恋与异性恋的非对立性别关系。巴特勒认为女同性恋性的特殊， 既非对立于异性恋的性， 也非异性恋的简单派生， 而是为了“取代异性恋规范而重新建立起来的派生物”^［19］325。这种表象上模仿是把异性恋作为“思考框架”以反对异性恋， 用性别越界行为说明女同性恋“对权力机制的不能脱离， 是对其的肯定， 也是对其的否定”^［19］325。

阿多诺同样从模仿出发， 认为模仿是我们对认识与实践同一性的认可， 这种认可同样也肯定了非同一性。他以自由为例， 对某人自由的判断来自于对自由概念适用性的认可， 但同时也说明某人“具有此时此地不归于任何人的品质”^［15］147。因而， 同一性的作用在于“通过获得特殊与其概念之间的同一才能达到特殊”^［15］156， 其目的也不在于限定范围和确定永恒， 而在于获得更多的“非同一”。

由此看来， 阿多诺和巴特勒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性给予关注， 但并不等于阿多诺“寻求一种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一种‘和而不同’”^［7］的状态， 或者简单地认为巴特勒的性别扮演是对异性恋性别等级的扬弃。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就在于“坚持不懈的否定”， 所以非同一性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否定之否定。阿多诺讽刺否定之否定就如同“在代数上把负数乘负数当作正数的逻辑传统”^［15］156。他赞赏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确定的否定”， 认为其魅力在于“毫无疑问的否定”， 而非辩证的肯定。换言之， 阿多诺欣赏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 绝非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

同样， 当我们去理解巴特勒关于同性恋的权力模仿行为， 也不能简单地推断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是对异性恋身份的延伸与再造。巴特勒将女同性恋中的异性气质模仿者的行为解释为对异性恋权力的改变与否定， “她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为了去理解改编的权力本身， 她的依赖性恰恰揭示她出身的不容质疑的权力”^［6］14。也就是说， 这种模仿恰恰证明性别戏仿无法借助“模仿”的可能来否定异性恋权力。巴特勒的性别否定探索从否定异性恋制度开始， 到否定同性恋固化， 最终解构性别。这种对同一性坚持不懈的否定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的否定精神相比， 可谓是异曲同工。

3 革命逻辑： 非同一性批判的理论旨趣

巴特勒性别理论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对非同一性的批判， 尽管在理论表现上具有非典性， 但理论旨趣均指向现实， 绝不是理论的独舞。阿多诺美学语言的虚拟和性别理论对现实的“酷儿”式逃离， 表面上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无奈， 但实则是对同一性理性绝对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的无情嘲讽。虽然他们的理论并不仅限于嘲讽， 但理论的“革命”逻辑在其“癫狂”的理论表达中却往往被人所误读。

巴特勒性别理论之旅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 不断更新的， 甚至是充满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源于理论的脆弱或多变， 也不是批评者所言“出自一种玩文字游戏、 或是提出戏剧性的花招来取代实质的政治欲望”^［20］14。对巴特勒而言， 它是“顽强地使性别‘去自然化’的努力， 是来自一种强烈的欲望： 对抗理想性别话语所充斥的那些普遍存在的、 理当如此的异性恋假设”^［6］19。如果说阿多诺对“否定辩证法”的思考来自于对启蒙的反思和二战中法西斯同一理性的彻底崩溃， 巴特勒则是自我的同性恋身份和美国9·11之后对身份政治同一性的反思。

1999年再版的《性别麻烦》序言是巴特勒理论在逻辑上转向革命的起点。历经《性别麻烦》出版后十年间的学界争论， 巴特勒在坚持性别差异和质疑身份规范的基础上， 对现实政治斗争开始给予关注。 “我持续期待性少数群体之间形成某种联盟……希望这样的联盟是建立在不可化约的性欲复杂性上， 关照到它与各种话语和制度权力能动的牵涉； 也希望不会有人急躁地把权力简化为等级， 否定了它的一些生产性的维度。”^［6］20 可以看出， 巴特勒并不反对联盟斗争， 而是强调联盟主体的多元性， 以及由此而挖掘出联盟内部的斗争张力。尽管有学者批判联盟本身就否定了酷儿理论的差异与不定， 但巴特勒认为“在现今统治我们的法律、 政治和语言的话语里， 寻求对性少数身份的承认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求生的必然之举”^［6］14。这里的“承认”也成为了9.11之后巴特勒“非暴力伦理”的理论起点。对身份规范的承认才会对身份消解产生具有打破和颠覆管控机制的潜能。在巴特勒看来， 如果仅凭假定身份所产生权力对抗工具的可能而去拒绝一切身份， 这是不实际的。 “没有一个政治立场是纯粹而没有权力渗入的。”^［6］20 所以， 解构身份并不是解构政治， 相反， 它进一步证实了身份规范本身就是政治。

如果说1999年的序言是巴特勒认可现实政治联盟， 从而在理论逻辑上转向革命， 那么， 2000年《安提戈涅的声明： 生与死之间的情缘关系》则标志着巴特勒为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寻找现实的政治途径。对于安提戈涅的悲剧， 黑格尔认为亲缘关系是血缘关系， 拉康则认为亲缘关系是规范关系。巴特勒从拉康的观点出发， 认为安提戈涅的悲剧在于社会规范中的乱伦禁忌， 传统异性恋的同一性的社会结构是悲剧的根源。基于此， 巴特勒发问： 什么样的生命是受尊重的、 可悼的， 什么样的生命却是卑贱的、 不可哀悼的？

承认性别身份是对同一性社会规范的无奈回应， 这构成了巴特勒质疑社会的起点。追问处于同一性之外的生命， 承认身体的脆弱， 使巴特勒认识到社会、 政治和伦理互相依存的必然。 “9·11事件”的恐怖让巴特勒用“脆弱的生命”来概括所有人的生存状态。那些由于战争冲突和国家暴力而产生的处于例外和脆弱的身体提醒我们， 人类生命共同体的脆弱不安并没有得到承认； 国家间的暴力冲突源于对生命可哀悼性的差异， 弱势生命被置于生命价值排序的底层。在巴特勒看来， 正因为生命脆弱的公共性， 承认脆弱（无论“我”还是他者）就能避免暴力发生^［21］。面对“9·11事件”中无数“脆弱的生命”离去， 巴特勒提出将非暴力作为生命对他者不可控依赖的伦理支持， 呼吁重建一种以人们共同承认脆弱状态的女性主义的抵抗政治来替代进攻性政治。

不同于巴特勒身体力行参加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 阿多诺以排斥政治实践而备受诟病。阿多诺关于“要求理论屈服于实践， 是对理论真理内容的消解， 并同时宣告实践是一种欺骗”^［22］265的论断， 长期以来被视为学界批判其理论缺乏现实关怀的依据。由于阿多诺对1969年德国学生造反运动的沉默， 几名女学生在阿多诺的辩证法课堂上对他裸露乳房， 以讽刺他行动懦弱与理论激进之间的巨大反差。很多人因此质疑其批判理论的社会价值， 一位拒绝理论实践的理论家如何让人相信其理论的社会效用呢？当我们重新审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 也许会发现这是对阿多诺的误读。阿多诺坚定地捍卫着思维的否定性， 但理论的“革命”性并非体现于以系统的、 暴力的、 彻底对立的实践去“改变世界”。作为目睹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灾难的犹太人， 阿多诺感悟到法西斯宣扬的同一理性是“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冷漠”^［15］363， 若是放弃思维的否定去追求实践的同一， 在阿多诺看来， 这无异于“党卫队用来压倒受害者惨叫声的伴奏”^［15］132。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核心是非同一性， 它所直面的是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与个体之间的冲突， 其理论旨趣在于试图在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找到变革的力量。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从概念出发， 指出概念的实质对概念自身来说是“思维相同一的内容的最抽象物”^［15］365， 因而是内在的、 精神的， 同时又是先验的、 本体的。故而， 个体与系统的关系不是约束、 规范、 决定与服从， 而是如同星丛中彼此不相接触轨道中的分离星体之间松散的联系。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不是他者间的敌视， 而是通过辩证法“意识的解救”， 以及“和解的人类解放”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尚未到达激化， 变革的力量就不能仅限于革命。 “和解”不是妥协， 这是对新的全球世界秩序的维度和不平衡性的适合。 “和解”也不是个体的挣扎， 而是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只能以个体的团结来实现。

尽管阿多诺与巴特勒的革命逻辑均源于非同一性， 但二者也存在着根本性差异。阿多诺坚持在其理论中加入对社会结构的批判， 通过对劳动客观性的认可， 从而将同一性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批判， 以形成社会革命的基础。巴特勒出于对政治目标和政治规范的革命恐惧， 因而在理论上陷入认同权力的裁决但又恐惧权力斗争的矛盾之中， 暴露了后现代主义普遍的弱点。总的来看， 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后者则是对父权制权力关系的抵抗。

正如反对同一性是二者理论的逻辑起点一样， 反对霸权主义是其固有的革命逻辑。我们不能因阿多诺与巴特勒没有提出人类解放的革命途径而否定其理论的“革命”性， 需要看到的是， 批判理论的革命逻辑正改变着我们的思考方式。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指出的那样，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3］9。

4 余　论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和巴特勒性别理论以非同一性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冲突。阿多诺以非同一性瓦解了主客体关系， 揭露了同一性原则的谬误从而挖掘了主体的批判力。巴特勒以非同一性瓦解了父权制下性别关系， 为性别赋予了颠覆权力秩序的政治力量。两种理论将系统与个体的冲突在语言与概念、 身体与主体、 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范畴的重审中展示了非同一性所蕴藏的革命逻辑。两种理论的批判性和改造性撼动了二元论的主体地位， 在流变的场域中揭示了客体的异质性的革命因素， 重新构建了主客体关系， 迫使主体在非二元论模式下修正自己的认知方式， 从而激发更多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策略。

两种理论从不同角度以非同一性逻辑激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 促使西方女性主义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更多性别斗争的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以抗拒同一性的写作构造出“精心设计的废墟”， 只有“重新构境”才能获得理论践行^［24］。巴特勒性别理论虽不是彻底解决性别问题的良药， 但却在解构性别的理论批判中揭示性别实体形而上学的局限， 通过非同一性的批判棱镜折射出当下西方女权运动的矛盾、 困境和危机。消解性别之目的不是为了酷儿式的远离政治和解散斗争性联盟， 恰恰是在性别身份规范不断地产生、 流动、 断裂与延展中生成颠覆、 反抗规范的可能， 从而发现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的多元途径。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途径的探索， 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与巴特勒性别理论的“革命”性在于通过辩证的理论批判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这种改变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 永无止境地重新解释和建构文本， 激发出更多晚期资本主义下的政治斗争策略， 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两大理论谱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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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生发逻辑与时代创新研究(24NDJC160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