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 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1］309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2］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 上述重要论断深刻揭示， 作为国家层面重大发展战略的区域协调发展， 与文化发展存在内在契合、 协同演进的紧密关联。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与相对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
［3］127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总结我国区域发展实践经验而形成的系统化、 理论化社会意识形式， 既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现实格局与矛盾运动的科学反映， 又凭借其内在文化属性， 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价值引领、 路径导向与动力支撑作用。在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问题、 推进区域协同共进的过程中，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在要求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化配置、 文化发展均衡协同与文化功能整体提升。可见， 从理论生成逻辑到实践目标指向，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均蕴含鲜明而深厚的文化特质。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 系统阐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文化建设的共生耦合机制， 精准把握文化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赋能机理与实现路径， 对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扎实推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内生逻辑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生成， 本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传统文化基因， 在空间正义、 发展动能、 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中， 塑造出发展战略的文化内核与实践路径。要深入理解区域发展战略， 尤其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蕴含的文化生成逻辑， 需首先厘清战略与文化概念及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4］582 战略与文化是两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战略作为发展性概念， 是主体基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而对实践目标的系统性谋划； 文化作为哲学与历史性存在， 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 形成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 其过程与结果即构成文化。文化可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两者共同构成战略的价值基底， 可见， 战略绝非无本之木， 其根系深植于民族文化积淀的价值体系与心理结构之中。传统文化为战略生成提供了“元编码”与“航向标”， 其思维范式决定战略抉择与价值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慎战贵和” “和合共生” “同舟共济”等智慧， 凝铸为千年传承的战略价值内核， 孕育出“和谐共存” “以和止战”的防御性战略理念；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共赢智慧， 并将“文武相资” “富国强兵”的文化基因嵌入整体战略设计， 强调政治、 经济、 文化等维度的系统性协调。这种文化内核与战略选择在社会演进中深度融合， 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传统基石。由此， 国家重大战略尤其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其根脉深植于传统文化沃土， 其灵魂则由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熔铸而成。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关键要素， 以独特的渗透性与延展性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重构空间秩序。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制定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 不仅开辟了理论创新路径， 更构筑了实践根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战略， 既是文化现代化生成的结果， 又是文化现代化生成的过程， 它不仅是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与经济规划， 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深刻体现。它超越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西方资本逻辑， 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基因、 价值取向和文明理念。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 文化发展逻辑历经三个阶段：
1.1 重视文化改造， 实现计划均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我国以计划经济为主， 区域发展战略以国防安全和生产力均衡布局为导向， 文化逻辑的演进深度嵌入这一历史进程， 并呈现鲜明的内生性特征。此阶段， 文化并非外生于经济发展目标， 而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 被赋予意识形态整合、 社会力量动员与集体认同塑造的核心功能， 通过制度性建构与价值重塑， 与区域发展战略形成深度耦合， 成为支撑战略实施的重要制度性力量。作为社会力量整合的重要因素， 文化在区域均衡布局中发挥关键作用。为实现国防安全需求与生产力均衡布局需要， 国家依托文艺宣传、 思想改造、 教育普及等路径， 系统性重构旧社会以来的社会文化基础， 消解地域差异以强化文化认同。这一时期， “扫盲运动” “知识分子下乡”等实践， 推动文化资源向内陆、 农村倾斜， 既提升了区域人力资本， 又传播先进生产理念与社会主义价值观， 为资源西移与区域工业化筑牢思想根基。同时， 文化动员机制与生产力布局调整形成互动机制， 将区域发展差异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分工， 凝聚起区域均衡发展的精神领域动力； 实现文化要素的空间重构， 培育内陆工业文化与技术伦理， 初步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化内生逻辑， 强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统一性， 文化管理更多是国家行为， 文化主体的创新活力仍在持续探索中， 释放文化的长期内生发展效能， 成为改革开放后区域发展文化逻辑转型的现实需要。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的文化逻辑本质上是国家通过文化制度建构， 实现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与区域发展目标的深度融合。它彰显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反作用， 展现了新中国依托文化治理破解区域发展难题的独特路径， 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进提供了重要发展路径与宝贵历史经验。
1.2 重视文化赋能， 侧重差异化发展
从改革开放至新时代前，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在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深度演进。其中的文化发展逻辑中， “经济-文化”运行范式逐渐形成， 开始深度嵌入非均衡推进与梯度发展的实践脉络， 形成以文化资源市场化为核心动力、 以区域特色差异化竞争为基本路径、 以多元协同为价值导向的内生发展机制。这一转型呈现双重演进特征： 文化赋能从辅助要素跃升为核心性发展变量， 差异化发展从自发性实践状态转向自觉性制度建构， 二者深度协同， 推动区域发展战略理念的结构性创新与理论升级。
在文化赋能机制层面， 实现了从意识形态载体向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理论跃迁。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文化逐步突破传统话语的叙事方式， 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量。通过顶层设计， 地方文化资源通过制度化开发与市场化运作， 重构了区域生产要素结构与增长动力体系。文化赋能机制的转型， 打破了传统单一物质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 确立了文化资源作为区域核心竞争优势的理论定位， 推动区域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文化与要素协同驱动转型。
在差异化发展路径层面， 以文化比较优势破解区域发展同质化的结构性困境。区域竞争范式从传统物质要素吸纳转向基于地方文化特质的特色化定位， 文化成为塑造区域异质性优势、 构建差异化发展路径的核心依托。通过挖掘地方文化禀赋， 培育具有地域特质的产业形态与发展模式， 实现区域发展定位的精准化与路径的独特化， 推动文化从地域性标识符号升维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协调发展逻辑层面， 形成文化赋能与区域协调的内在耦合机制。差异化发展并非碎片化的空间分割， 而是基于文化特质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共生。以文化认同为纽带， 推动区域间资源整合、 产业链分工与功能协同， 构建超越单一经济转移的复合型协调机制， 形成具有内在韧性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实现非均衡发展基础上的动态协调。为保障文化赋能与差异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家通过制度体系创新， 构建文化资源评估、 知识产权保护、 产业政策扶持等制度化保障机制， 破解文化资源转化的制度性瓶颈；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防范文化符号化、 商业化异化风险， 实现文化开发与传承保护的动态平衡。
这一时期文化逻辑的本质， 是通过文化资源的市场化、 产业化转化破解区域同质化发展困境， 构建 “特色彰显、 优势互补、 协同共生”的区域发展格局， 完成文化从政治属性到经济资源再到发展要素的层级性转型， 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实践基础与制度储备。
1.3 重视文化融合， 实现协调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 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 信息化转型，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4］42 新时代以来，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入以高质量协调发展为核心指向的历史新阶段。在全球化深度调整与数字技术全面赋能的双重语境下， 以文化融合为内在支撑、 以协调发展为目标导向的发展范式， 成为进一步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动力、 激活区域内生增长动能、 构建现代化区域经济体系、 空间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的核心路径。这一路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
［5］9的特质在区域发展领域的具体展开。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 深刻揭示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赋能机理， 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指引与学理支撑。其文化逻辑具体体现为通过跨地域文化整合消解空间壁垒与价值隔阂， 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与价值共创， 以文化认同重塑区域利益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 推动区域发展从分散式竞争向系统性协同转变， 实现生产力跃迁。这一演进过程， 既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拓展， 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性建构。
在文化融合机制层面， 我国实现了从要素物理流动向价值系统共创的理论跃升。新时代区域文化融合超越表层文化符号叠加与资源简单整合， 形成以价值共生为核心的整体性建构机制。依托跨区域文化互动催生新型文化形态与发展动能， 通过文化符号、 制度理念、 产业形态的深度耦合， 突破地理空间约束， 生成具有倍增效应的系统性协同效能， 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价值纽带。在协调化发展路径层面， 文化融合通过降低区域交易成本、 强化知识溢出效应、 优化区域分工体系， 实现协调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文化融合对区域分工体系具有柔性调适作用， 推动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形成功能互补、 梯度有序、 内生联动的协调发展格局， 有效破解同质化竞争与结构性失衡难题， 彰显协调发展的人文维度与价值属性。在制度创新与治理转型层面， 我国构建起支撑文化融合与区域协调的制度化保障体系。国家通过顶层政策设计与法律制度供给， 建立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机制， 将文化发展纳入区域治理与生态治理框架， 形成“生态-文化-经济-社会”协同共治的复合型治理范式。同时， 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文化治理工具革新， 大数据、 区块链、 智能化平台等技术应用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分配机制， 提升跨区域协同治理效能。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双重驱动， 有效破解文化融合中的碎片化梗阻与利益协调困境，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高阶形态演进。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内生逻辑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方法论在区域发展领域的生动实践， 系统揭示了文化融合对区域发展结构的重构机制与赋能效应。
新时代以文化融合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 在于通过文化价值的系统性整合， 重塑区域发展动力机制与现代治理模式。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逻辑超越了传统要素输入型协调模式， 开创以文化认同为纽带、 以价值共创为内核的内生型协调新路径， 为推进区域现代化、 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了具有文化底蕴与制度韧性的逻辑支撑。
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特质
文化特质， 是指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相对稳定的特有表征。文化所属的社会形态、 人文历史与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实践， 塑造出独特的文化品质。这种文化品质融入发展战略， 渗透进经济、 政治和精神， 平衡、 协调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其文化观逐渐形成、 不断丰富并展现文化特质的历史过程。基于深层的文化认同、 历史传承和创新精神构建，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 执行和完成展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性和现代性。
2.1 人民至上的价值特质
文化价值特质是指在文化认知、 创造和发展过程中所秉持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 回答的是文化“为了谁、 依靠谁、 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 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6］61 文化价值特质影响、 决定着发展战略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人民至上，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旨归， 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过程可知，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平衡发展文化观， 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非平衡发展文化观、 伟大复兴时期的协调发展文化观， 尽管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 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历史任务， 如新中国成立之初致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 新时代聚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发展战略面对的终极价值追求都集中体现为“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特质。这种价值特质， 既是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特质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社会形态属性的体现， 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质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独特展现。具体而言， 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特质在区域发展战略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战略目标上， 将“现实的人”作为终极落脚点。 “现实的人”，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点。正是由于将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了以往哲学从抽象概念、 人性假设或神学教义出发来理解人的传统路径， 将人的理解牢牢地建立在感性世界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现实的人”具体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 他们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主体， 又是感受主体和评价主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人民是决定性力量。”
［7］91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发展战略源于人民、 为了人民、 属于人民。在全力“做大蛋糕”的同时， 更注重“分好蛋糕”：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到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再到进一步明确共同富裕不仅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足， 而且是精神生活富有。共同富裕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路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通过动态发展促进均衡与协调， 确保发展过程的包容性。
第二， 在战略路径上，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导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这一核心价值的落实体现为发展的多维民生福祉。在区域发展战略演进中， 衡量发展成效的具体指标不只关注GDP等经济数据， 更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根本评判标准。尤其是新时代以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三大目标， 将缩小差距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民生领域。
第三， 在战略底线上， 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追求的是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目的是要培育更高阶的发展形态， 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一， 始终坚持“民生为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其二， 始终坚持投资与民生并重， 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 既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也要在教育、 健康、 技能培训等方面加大投入， 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三， 始终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既要积极回应人民期待， 又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 确保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避免脱离实际的高福利承诺， 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坚守开放的发展特质
文化发展特质是指在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过程中， 植根于人类实践， 指向特定价值目标的发展过程。从发展战略维度看， 文化的发展特质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概括， 而是转化为指导国家长远发展、 应对时代挑战、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战略和行动纲领。文化的发展特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一， 在战略动力上， 促进形成“守正创新”的发展机制。 “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特质，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体现为一种辩证统一的发展智慧。 “守正”是根基与前提， 坚守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 以及各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 “创新”是动力和突破， 通过首创的制度变革、 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探索和开放联动的模式升级， 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具体而言， “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特质在战略实施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守制度之正， 创机制之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发展特质， 强调通过守正创新破除发展壁垒、 激发发展活力。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改革， 打破行政壁垒， 疏通发展堵点， 促进各类要素在区域之间高效流动。其二， 守定位之正， 创路径之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发展特质， 强调通过守正创新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在坚持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基础上， 鼓励各区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进行首创性、 开拓性探索。其三， 守发展之正， 创格局之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文化发展特质， 强调通过守正创新优化布局、 提升能级。在坚守高质量发展这一硬道理的前提下， 通过创新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 构建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第二， 在战略格局上， 推进建立开放包容的文明视野。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特质， 赋予区域协调发展“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一格局旨在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政壁垒， 通过内外联动和协作， 优化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配置， 最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得以体现： 其一， 在空间布局方面， 实现从“沿海先导”向“全域开放”转变。开放包容， 首先体现在突破以前“东强西弱、 海强边弱”梯度开放模式， 推动形成各展所长、 协同共进的全方位开放空间布局。在持续巩固沿海地区发展先导地位， 发挥“试验田”和“领头雁”的作用， 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的同时， 深度挖掘内陆地区发展潜力， 改变内陆地区开放相对滞后的局面， 将其从开放的“后卫”变为“前锋”； 同时发挥沿边地区桥梁纽带作用， 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 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和枢纽。其二， 在发展内涵方面， 实现从“要素流动”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开放包容， 不仅体现在量的扩大， 更体现在质的提升， 其核心是推动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接和互融。在对接国际高标准平台方面， 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率先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 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 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教育、 科技、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共赢； 在双向投资与市场融合方面， 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分享发展红利， 也支持中国企业合规地走向国际市场， 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其三， 在区域协作方面， 实现从“单打独斗”向“协同联动”转变。开放包容的战略格局强调打破行政壁垒， 推动区域间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构建区域协同开放机制： 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 推动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协同开放； 创新跨区域合作模式， 鼓励“飞地经济”、 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创新实践；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使商品和要素在城乡、 区域间自由流动， 畅通国内大循环。
第三， 在战略统筹上， 将发展和安全进行辩证考量。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发展”与“安全”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目标， 而是被视作“一体之两翼、 驱动之双轮”。这一战略深刻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文明特质， 强调在发展中保安全、 在安全中谋发展， 通过区域间的协同与平衡， 构建既能释放活力又能抵御风险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 从文化理念看，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摒弃了“重发展、 轻安全”或“重安全、 抑发展”的片面思维， 确立了发展与安全互为支撑、 辩证统一的理念。没有安全稳定的环境， 发展就无从谈起。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构建新安全格局， 将安全要求融入区域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无论是维护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还是保障粮食、 能源、 产业链等关键领域的安全， 都是为了给区域发展筑牢坚实底线。同时， 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 才能为维护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构建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能够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其二， 从实践看， 在重点领域筑牢安全底线， 以协调发展增强发展韧性。在实践中，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在关键领域精准施策， 将安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同时通过协调发展增强了整个国家抵御风险的韧性。通过各种举措，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守住了安全底线， 还通过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 提升了整个国家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其三， 从格局看， 构建“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区域战略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构建多层次、 立体化的空间战略体系， 为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发挥“四大板块”与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 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底线约束和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总而言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发展与安全文明特质， 体现了一种系统治理、 底线思维和动态平衡的高超智慧。它通过统筹兼顾， 将发展的速度、 改革的力度与安全的限度有机统一起来，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根基。
2.3 系统集成的协调特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 全面系统的、 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 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8］20 文化的协调特质， 指的是文化作为一种深层力量，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所发挥的粘合剂、 催化剂和稳定剂的作用。它超越了单一单位的经济核算， 从精神层面、 价值层面、 社会层面， 促进着不同区域之间的稳定联系和紧密结合， 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平衡。文化协调特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以文化认同提升凝聚力， 有效“粘合”区域间的经济活动。文化认同作为软实力， 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凝聚力和创新驱动力。文化认同能显著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增强区域经济协作的凝聚力， 为资金流动和要素整合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共同的语言、 习俗和价值观念能形成强大的信任网络， 畅通人们的实践活动， 搭建经济合作的信任基础， 减少跨区域合作中的沟通障碍与契约执行成本， 促进人才、 技术、 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其一， 文化认同构成区域协作精神交往的前提。共同的语言、 习俗和价值观念形成一种无形的信任结构， 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信任， 能够有效弥补制度不足， 降低区域合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二， 文化认同促进区域内各主体形成共同的实践理念。文化认同通过构建“共同体意识”， 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等狭隘的生产关系壁垒， 为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性大市场扫清了观念障碍。通过唤醒共同的历史记忆， 将“区域”概念转化为“精神家园”， 在思想层面凝聚起“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推动制度创新、 政策协同的精神前提， 使区域协调从战略层面的外部设计转变为实践主体的“内在自觉”。其三， 文化认同为区域协调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认同具有深层的协调功能。它通过共享的价值体系， 将分散的个体诉求整合为具有整体性的共同价值追求， 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多元利益的有机统一， 将区域内分散的个体凝聚成具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 以人文经济强化发展动能， 有力催化区域协同发展。在构建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进程中， 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已难以满足深层次协同的需求。人文经济作为一种将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经济活动的新型范式， 正成为打破行政壁垒、 重塑产业格局、 激活内生动力的关键催化剂。它通过将文化这一“软实力”转化为区域协同的硬支撑， 推动区域合作从单纯的资源互补迈向价值共生的新阶段。其一， 人文经济以价值共识为纽带， 降低区域协同的交易成本。区域协同发展的最大障碍往往并非地理距离， 而是制度壁垒与文化隔阂。人文经济通过挖掘和弘扬区域内共同的历史文脉、 商业伦理与价值观念， 构建起超越行政边界的精神共同体， 从而显著降低跨区域合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其二， 人文经济以产业重构为引擎， 重塑区域协同的分工体系。人文经济的核心在于推动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通过“文化+科技” “文化+制造”等模式，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这一过程打破了区域间同质化竞争的内卷困局， 引导各地区依据自身禀赋形成差异化、 互补性的产业分工。其三， 人文经济以空间重塑为杠杆， 优化区域协同的生态格局。人文经济强调城乡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容器， 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将文化基因融入城乡规划， 人文经济推动形成多中心、 网络化的空间形态， 有效缓解中心城市虹吸效应，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第三， 以文化胸怀促进资源高效整合， 有效润滑区域间的共进发展。文化胸怀， 作为一种兼容并蓄、 和而不同的文明气度， 正以其独特的“润滑”功能， 消解区域整合中的摩擦与隔阂， 引导各类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实现优化配置， 推动区域发展从简单的要素叠加迈向有机的共生共荣。其一， 文化胸怀以“和而不同”的智慧， 打破资源流动的隐形壁垒。区域间资源高效整合的最大阻碍， 往往并非硬件设施的缺失， 而是观念的藩篱与文化的差异。文化胸怀的核心在于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 能够有效化解区域协作中因发展水平、 利益诉求不同而产生的摩擦， 为资源流动扫清观念障碍。拥有宽广文化胸怀的区域， 能够超越狭隘的“本位主义”， 以开放的姿态看待周边地区的发展特色与优势。它不强求“整齐划一”， 而是鼓励“各美其美”。其二， 文化胸怀以“兼容并蓄”的气度， 催化资源要素的 “化学反应”。资源整合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更需要通过创新实现要素的“化学反应”， 产生“1+1>2”的聚合效应。文化胸怀所倡导的开放包容， 能够为不同来源、 不同性质的资源提供一个多元共生的“培养基”， 激发创新活力。一个具有文化胸怀的区域， 必然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场域。这种交融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在区域协同中， 中心城市若能以文化胸怀接纳周边地区的资源禀赋， 周边地区也能以文化胸怀学习中心城市的创新理念， 便能形成“中心辐射、 腹地支撑、 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文化胸怀使得资源的整合不再是生硬的“拼接”， 而是有机的“嫁接”， 从而催生出新业态、 新模式， 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能级和创新浓度。
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极为重视文化的实践价值。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通过文化实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 重塑着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 孵化着空间形态、 缔造着人们的“共同生活经验”， 为区域发展注入人文灵魂与情感基础； 文化实践， 更以创新思维激活文化要素， 将其从静态遗产转化为驱动内生发展的活态资源， 直接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生产要素， 为区域经济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实现文明基因的创造性延续； 同时， 文化实践还能有效缓解因发展落差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疏离感， 包容、 开放的文化实践营造优越的“软环境”， 形成对人才、 技术等高端要素的“引力场”， 通过促进成果共享、 文化共生与服务人心， 加固区域文化认同与向心力， 最终推动区域发展从“物理协同”迈向“精神凝聚”， 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
3.1 重塑空间， 缔造“共同生活经验”
马克思主义强调：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9］50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 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10］236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 文化实践的价值不仅在于“以文兴业”的经济贡献， 更在于其“以文塑城、 以文化人”的深层功能。它通过重塑空间形态， 为区域发展注入独特魅力； 通过缔造“共同生活经验”， 为社会融合提供坚实的情感基础。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唯有将文化实践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的全过程， 才能真正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一， 文化作为空间重塑的“基因编码”， 实现从物理改造到人文再造的跃迁。文化实践在空间重塑中的首要价值， 在于其能够将抽象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具体的“空间语法”， 使城乡空间不仅拥有现代化的“形”， 更具备独特的人文“魂”。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 文化实践强调对历史文脉的尊重与延续。文化实践通过挖掘地域特有的符号（如建筑、 方言、 民俗）， 在空间中植入独特的文化标识。
第二， 文化作为经验缔造的“情感纽带”， 推动从个体生存到共同体生活的升华。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文化实践通过构建共享的仪式、 场景和价值， 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有机的“生活共同体”， 缔造出深刻的“共同生活经验”。通过唤醒集体记忆、 凝聚区域认同， 营造共享场景、 促进社会融合， 文化实践唤醒区域内居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共鸣， 让居民在共同参与中建立新的邻里关系， 实现从“陌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的回归。
第三， 文化作为区域协同的“治理工具”， 实现从行政推动到内生发展的转型。在区域治理层面， 文化实践提供了一种柔性的“治理逻辑”， 通过文化认同构建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推动区域协作从依靠行政力量的“外部推动”转向依靠内生动力的“自我发展”。文化认同所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能够作为一种“软性规则”调节区域间的利益关系。 “开放包容、 精益求精”的精神成为区域内各城市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种文化共识有效缓解了地方保护主义， 促进人才、 资本、 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3.2 培育创新思维， 激活文明延续的要素与灵魂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中， 文化实践的价值已突破传统的传承与保护范畴， 成为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 实现文明延续的关键变量。其核心在于通过培育创新思维， 将文化从“静态遗产”转化为“活态资源”， 从而在区域协同的宏大叙事中， 既实现经济动能的转换， 又完成文明基因的现代延续。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逻辑： 唯有以创新思维为引擎， 文化才能从区域发展的“背景板”跃升为“主引擎”， 在空间重塑与要素重组中彰显其作为文明延续核心要素与灵魂的深层价值。
第一， 文化实践以“创新思维”为支点， 激活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能。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素的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 而文化实践通过创新思维的注入， 能够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要素， 为区域发展提供差异化竞争优势。其一， 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 实现资源、 创意、 产业的完整发展逻辑。传统的区域发展往往依赖自然资源或政策红利， 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文化实践通过创新思维， 将地域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 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其二， 促进要素流动， 形成“文化引力”效应。创新思维驱动下的文化实践能够提升区域的“软实力”， 形成对高端要素的“引力场”。这不仅塑造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更吸引了全球创意人才和资本汇聚。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信任， 降低了跨区域合作的交易成本， 推动了人才、 技术、 资本等要素在区域内高效流动， 形成“以文化聚要素、 以要素兴文化”的良性循环。
第二， 创新思维以“文化要素”为载体， 重塑文明延续的实践路径。文明的延续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 而是通过创新思维对文化要素进行解码与重构， 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这种“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广阔舞台。创新思维并非对传统的颠覆， 而是对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转译， 既保留了文化的精神根脉， 又赋予其时代价值。这种“守正创新”的实践路径， 使文化要素成为区域发展的“精神坐标”， 避免了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失语”。
第三， 文明延续以“区域协同”为纽带， 彰显文化灵魂的凝聚价值。文化认同是区域协同的“黏合剂”。这种基于文化灵魂的认同感， 有效缓解了行政壁垒与利益分歧， 推动区域协作从“政策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而文化创新实践能够塑造开放包容的社会生态。通过建立跨区域文化创新平台、 完善文化人才激励机制， 能够激发民众的创造力与参与感， 使文化成为连接个体与区域发展的“精神纽带”。这种“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的创新生态， 正是文明延续最深厚的土壤。
3.3 缓解文化疏离感， 增强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
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具体文化实践中， 随着个体的物理流动， 依然能保持文化身份的连续性， 既不因流动而割裂与原生文化的联系， 也不因差异而被排斥在流入地城市文化之外， 而是从“物理聚集”走向“精神凝聚”。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缓解文化疏离感， 关键在于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 从“资源虹吸”到“辐射带动”， 让各区域的人民都能共享现代化的成果， 消除因发展落差带来的心理落差。传统发展模式下， 中心城市凭借区位优势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往往形成了对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单向吸纳， 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通过文化实践创新， 构建起区域间资源共享、 文化互融与成果普惠的实践机制， 实现向“辐射带动”的转型。这种文化认同的重塑， 使发展不再是单向的“输血”， 而是基于文化自觉的内生“造血”， 最终实现从“羡慕他者”到“成就自我”的心理跨越， 使区域协调发展真正扎根于人心的共鸣与价值的共识之中。
第二， 从“标准化覆盖”到“多元化共生”， 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还应注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使每一种地方文化都能在国家叙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多元化共生”的理念强调为多样性提供更广阔的共生空间。这要求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 为地方文化保留“差异化生长”的土壤。更深层的意义在于， 多元化共生丰富了文化多样性， 使地方文化从“被保护的对象”转变为“主动参与建构的主体”。这种共生关系既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又避免了文化差异的固化， 最终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实根基。
第三， 从“管理人口”到“服务人心”， 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与精细化的社会治理， 使所有居民都能在生活的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是筑牢归属感的关键抓手。它要求治理从“粗放式管控”转向“精准化服务”， 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嵌入式”的治理转型。它不再仅依赖刚性的行政指令， 而是将文化认同与情感关怀作为柔性纽带， 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及时回应居民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文化空间”的重塑为新迁入人口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消解陌生环境带来的疏离感， 促进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同时， 通过“居民议事会” “社区营造”等参与式治理机制， 使人们从“旁观者”变为“建设者”。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公共精神”的培育与“集体记忆”的再造。在共同解决停车难与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中， 人们不仅是在处理具体事务， 更是在协商中建立邻里信任， 重构“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当治理的温度渗透到生活的细微之处， 便能在“被看见” “被回应”中产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 最终实现从“物理聚集”到“精神凝聚”的升华。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标体系构建研究(25AKS020)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基层党建引领民生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2024ZD026)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558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