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学与文化研究之赵树理专题主持人语

2026年， 适逢赵树理诞辰120周年， 我们再次回望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既是为了纪念， 更是为了重新理解他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独特位置。赵树理不是一位可以被轻易归入某种单一范畴的作家： 他既深植乡土， 又投身革命； 既熟悉民间生活， 也敏感于新文学、 新文艺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 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具有穿透时代的力量。无论是乡土叙事的开拓， 还是革命大众文艺的实践， 赵树理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今天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的背景下， 重新考察赵树理， 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 也具有鲜明的现实启示。

本期赵树理专题推出三篇论文， 分别从听觉叙事、 戏剧抒情和“民族形式”讨论三个维度切入， 形成了相互呼应而又各有推进的研究格局。

王龙洋的《听觉作为方法： 赵树理听觉叙事与大众文艺的感官政治》， 为赵树理研究打开了一条颇具创造性的路径。文章以“听觉”为切入点， 深入赵树理小说中说书、 快板、 地方戏、 民谣等声音资源的组织方式， 揭示其如何转化为面向大众的叙事策略。傅修海、 丁子涵的《民间有情， 革命有爱——赵树理的戏剧抒情观及其展开》， 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长期被忽视的戏剧创作领域。文章强调， 赵树理并不只是小说家， 他同样是一位具有鲜明艺术判断和现实关怀的戏剧家。文章的价值在于提示我们： 赵树理的艺术世界远比既有认知更为丰富， 其戏剧探索本身就是理解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窗口。林培源的《从“通俗化”到“新启蒙”——论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 则把赵树理放回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艺思想史的关键节点中加以考察。文章从地方经验出发， 重新解释“民族形式”与“新启蒙”的关系， 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在革命、 启蒙与大众之间展开复杂协商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体来看， 这三篇论文虽分别聚焦于听觉叙事、 戏剧抒情与通俗化思想， 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 赵树理如何在文学形式与社会现实、 民间经验与革命话语之间建立有效联结。它们提醒我们， 赵树理的意义不只在于“写了什么”， 更在于“如何写”以及“为何这样写”。这种以人民为中心、 以现实为根基、 以形式创新回应时代问题的文学实践， 对于今天思考新大众文艺的生成逻辑， 仍然具有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