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备受帝王封谥， 夷齐祭祀甚至一度被官方确定为地方祀典。然而， 除特定地域如各地首阳山、 孤竹国故地有夷齐祀庙之外， 伯夷叔齐享祭祀、 受重视的程度并不高。相较之下， 伯夷叔齐在朝鲜所受关注与崇拜不但远超中国同时期的明清两代， 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古代圣贤在朝鲜士民中的地位。近年来， 随着学界对朝鲜汉文文献的关注与挖掘， 异国视域下的夷齐相关研究也逐渐被重视， 学者们或以燕行文献为中心， 发掘夷齐庙与夷齐形象在朝鲜文人和使臣中的认知与变迁； 或从与朝鲜国内政治关系的角度， 讨论性理学者关于夷齐的论争， 对伯夷叔齐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作了深入探讨。本文旨在从朝鲜士人对夷齐的崇祀出发， 分析朝鲜视域下的夷齐形象与夷齐认知，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朝鲜士人群体透过夷齐祭祀折射出的尊周想象和藩属心态， 以及体现出的身份认知与文化认同。
1 中国境内夷齐庙之建设、 变迁与朝鲜半岛对夷齐的崇祀
夷齐庙的修建与祭祀在中国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过程。现存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夷齐庙（或称清圣庙、 清节庙、 清节祠）为东汉熹平五年（176年）之前所建， 旧址在洛阳首阳山。事见郦道元《水经注》卷五： “河水南对首阳山， 《春秋》所谓首戴也。 《夷齐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齐之庙， 前有二碑， 并是后汉河南尹广陵陈导、 雒阳令徐循， 与处士平原苏腾、 南阳何进等立， 事见其碑。”
［1］87河南尹陈导、 洛阳令徐循、 处士苏腾、 何进等人因祈雨而祭祀， 并立碑于此， 其碑名曰《伯夷叔齐碑》。碑文为蔡邕所作， 其内容见《后汉书·五行志一》注引： “熹平五年， 天下大旱， 祷请名山， 求获答应。时处士平阳苏腾， 字玄成， 梦陟首阳， 有神马之使在道。明觉而思之， 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 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 ‘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 即降甘雨。”
［2］3280依《后汉书》所言， 汉灵帝熹平五年时“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 其祠即夷齐庙， 足证之前已有夷齐庙存在， 汉灵帝才会因苏腾之言命当地官员与使者前往致祭。
不过， 首阳山并非一处， 夷齐庙也未必仅在洛阳一地。关于首阳山的所在， 民间传说甚多， 除河南洛阳外， 尚有甘肃渭源、 陕西周至、 河北迁安、 山西永济、 河北滦州、 山东昌乐、 河南汤阴等七处。唐代官方所祀夷齐庙在山西永济首阳山， 唐代诗人对夷齐庙的吟咏也佐证了唐时山西永济夷齐庙更受世人尊崇的观点。例如， 卢纶《题伯夷庙》与李颀《登首阳山谒夷齐庙》中提及的夷齐庙都在首阳山， 但只有山西永济夷齐庙地处中条山， 且西边紧邻黄河， 所以卢纶所言“中条山下”与李颀诗中“石崖向西豁， 引领望黄河”指的都是山西永济夷齐庙。
除上文所言洛阳偃师夷齐庙、 山西永济夷齐庙外， 渭源首阳山不仅有夷齐祠， 更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户部主事杨恩所撰《首阳山辨》碑文， 以及崇祯二年（1629年）巩昌知府曹司牧《改建首阳山夷齐祠记》， 记录该祠初建于唐贞观年间。其余河北滦州首阳山有夷齐庙、 山东昌乐首阳山亦有夷齐祠（当地又称昭贤祠、 二圣祠）， 详见各地府县志， 此不赘言。
除各处首阳山外， 孤竹国旧址河北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也有夷齐庙。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年）， 永平府郡守杨阿台为伯夷叔齐请封， 元世祖诏令追封伯夷叔齐为“昭义清惠公” “崇让仁惠公”并建庙祭祀。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永平府志》曰： “清节庙， 旧在城东北隅。景泰五年知府张茂移建于孤竹城， 成化七年知府王玺奏准赐额‘清节’， 降以祝文， 定为春秋二祭， 大学士淳安商辂记其事。弘治十年知府吴杰重新， 行人张廷纲作记。嘉靖知府张玭梦人赐以二墨， 因感而重新之。以二墨者， 墨台氏之二清也。”
［3］41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永平知府彭士圣重修清圣祠， 并立碑撰文《重修清节祠碑记》， 记载了夷齐庙数次迁移、 重修， 并先后取名“清圣庙” “清节庙” “清节祠”的过程。
朝鲜半岛对夷齐的祭祀与崇拜始于朝鲜朝贡线路的变更与永平府夷齐庙的被发现。高丽末期， 性理学者已经注意到伯夷叔齐这两位“圣之清者”。李奎报在《土灵问》 《屈原不应死论》等文章中提及伯夷叔齐，不过其中只是将其与孔子、 颜回、 曾子、 比干等人并论， 而未对伯夷叔齐有更多的关注
［4］235-367。
1368年， 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同年十一月， 高丽恭愍王即遣使朝贺， 但当时辽东地区尚为北元势力控制， 高丽使臣来往均经海路， 经登州南下。直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 盘踞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纳哈出投降， 明朝将辽东地区纳入治下， 高丽入贡方开始尝试经由陆路。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 权近与副使尹承顺等出使南京， 由陆路而往，海路而还。根据其《奉使录》的记载， 使团过鸭绿江后经汤站、 开州、 通州，历北平而至京师。此次为权近首次出使中国， 对中国的历史古迹尤感兴趣， 每至一处， 往往探幽寻胜， 并题诗作记。其途经永平府之滦河驿， 曾赋诗《到永平卫滦河驿， 指挥来请， 至卫司厅设宴》曰： “盛代提封远， 高城设险坚。市壥连郭外， 墙屋接河边。婉转歌姬舞， 雍容地主贤。迩遐同一体， 圣德大如天”
［5］174， 并未提及夷齐庙。
李氏朝鲜建立后， 致力于“事大主义”的外交政策，与明、 清两朝均保持着密切的朝贡联系。明成祖迁都北京后， 朝鲜使臣出使中国多从陆路经行辽东与冀北， 除少数情况会渡海经由山东登州外， 朝鲜使臣“朝天” “燕行”， 往来两国基本都会经由辽东与河北， 永平府卢龙县之清圣庙因此为朝鲜士人所熟知， 并录之于燕行文献——《朝天录》与《燕行录》中。据金哲、 秦亚伟的统计， 明朝时期燕行使节有关夷齐的记载共91件， 其中诗歌46首， 记录45件（日记42件、 杂录3件）； 清朝时期燕行使节留下的“夷齐”记载共246件， 包括99首诗歌和147件记录（111件日记、 36件杂录）
［6］。
权近之后， 朝鲜使臣过访夷齐庙成为惯例， 但明确记载朝鲜使臣入夷齐庙而行拜谒之礼当在1574年之后。时年书状官许篈、 质正官赵宪以出使明廷， 因行程太紧， 过孤竹旧城而未拜访夷齐庙， 乃于回程时特意冒雨前往。赵宪《朝天日记》中不但为夷齐庙赋诗两首， 且在叙及夷齐二圣像时， 特意在文中以小字注曰“再拜”
［6］285-286； 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亦曰： “余等初至庙门， 少歇， 遂上正堂行再拜礼， 瞻仰回思， 心神飒爽。”
［6］303 可知彼时朝鲜使臣虽屡往夷齐庙， 但均出于自发行为， 仅行再拜之礼， 并无固定程序。1656年， 麟坪大君李
使清， 途经永平府孤竹城时与副使一行拜谒清圣祠， 因其身份特殊， 此次拜谒应属历届朝天、 燕行使臣往拜夷齐庙之较正式且规模较大者， 但其过程亦与其余使臣并无二致， 仅“再拜二圣”而去
［6］113-114。其后使臣过夷齐庙之程序大抵如此。
朝鲜对伯夷叔齐之崇拜， 不仅体现在使臣依礼依例拜谒夷齐庙， 还体现在朝鲜国内对夷齐庙的建设与崇祀。早在高丽时期， 海州辖境内即有首阳山之名， 且有海州为孤竹国遗墟的传说， 如《新编东国舆地胜览》“兄弟岛”条曰： “……谚传伯夷叔齐死于此。”
11 详见［朝鲜］李荇等《新编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三“海州”，韩国奎章阁馆藏内部资料，第11页。
其“首阳山”条引成任诗曰： “青山叠叠沧海边， 沧海淼淼青山前。山名首阳正奇绝， 图籍不入周家天。古台宛然尚未改， 州人历历争相传。不须访僧投野寺， 不须寻真浮海船。采薇遗躅独可仰， 高出等夷超百千。饿而不食去而隐， 兄及弟矣同周旋。甘心无复向天下， 寄身托迹山樵烟。有山自可葬吾骨， 有粟岂是容吾咽。誓将一死警后世， 英风千载吹凛然。呜呼恨未一木支， 长使有殷多历年。”
22 详见［朝鲜］李荇等《新编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三“海州”，韩国奎章阁馆藏内部资料，第2-3页。
明清易代之际， 是朝鲜国内对伯夷叔齐崇祀的巅峰， 不仅朝鲜士人隐居时往往以伯夷叔齐自况， 朝廷也乐于出面表彰伯夷叔齐， 以及用相关事迹来激励士人。朝廷不仅在海州为伯夷叔齐建祠， 还由皇帝赐名、 地方官刻碑。肃宗十七年（1691年）， 在姜凤休、 李泰翼、 吕必荣等黄海道儒生的倡议下， 伯夷叔齐祠在海州首阳山下建成。十年后， 儒生们又上书请求肃宗为夷齐庙赐名。肃宗欣然同意， 为夷齐庙赐名“清圣祠”， 还为之作诗曰： “山号首阳同古号， 庙名清圣即新名。登巅疑见采薇迹， 入洞如闻叩马声。苟不生平信道笃， 乌能若此自知明， 武王二子忧虽异， 万世千秋义并行。”
［7］肃宗二十七年四月二日至十九日 之后《承政院日记》数度记载相关事件及建庙进展， 如奏请按照惯例将肃宗所赐夷齐庙的名匾由“本院（承政院）直为模写， 仍令京匠刊刻， 遣近侍陪进悬揭”
［7］肃宗二十七年四月三日； 之后又奏请依照《大明一统志·永平府夷齐庙》所记，改海州庙位版原来孤竹“伯子” “叔子”名称为“清惠侯伯夷” “仁惠侯叔齐”。直至朝鲜英祖四十六年（1770年）， 英祖还特地询问出使清廷的徐命膺， 是否见到永平府夷齐庙、 首阳山
［8］英祖四十六年四月二日， 表现出对伯夷叔齐的关切。雍正、 乾隆之后，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稳固， 朝鲜国内的反清思明意识与自认为文化正统的小中华观念也逐渐减弱， 对伯夷叔齐的大规模祭祀和尊崇也逐渐消失。
2 尊周想象下性理学者关于伯夷叔齐的认知与论争
就时间维度而言， 终朝鲜一朝，士人对伯夷叔齐的认知与重视程度是有着阶段性变化的， 大致经历了从初步认知到逐渐重视， 再到广泛尊崇， 最后逐渐消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李朝士人， 特别是代表李朝政治与学术主流的性理学者们， 在事大以诚的外交政策与儒教立国的文化倾向下， 将尊周与尊《春秋》作为其国家建构的理论基础， 不断改变并丰富其尊周想象， 以李朝与中原王朝（特别是明廷）之间的互动， 与诸侯与周王室相类比（清代之后这种关系则逐渐改变，李朝虽然在名义上依然是清朝的藩属国，但在文化心理上不再视之为天朝上国）。伴随着明清易代及朝鲜政局的改变， 性理学者们或出于学术争端， 或出于政治倾轧，对伯夷叔齐的讨论也呈现出同步增减的变化。
自徐居正于1452年使明途经永平府， 题咏孤竹国及首阳故事， 至1574年许篈、 赵宪拜祭夷齐庙为第一阶段， 此时期为朝鲜对夷齐庙与伯夷叔齐的初步认知阶段。朝鲜使臣因出使途经永平府而拜访夷齐庙， 其最初的态度是好奇、 寻幽及探访古迹， 朝鲜国内， 尽管性理学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 对伯夷叔齐的重视程度也不高， 很少有性理学者在诗文中论及伯夷叔齐。
徐居正《北征录》是朝鲜使臣诗文中较早涉及伯夷叔齐之事的使行记录。 《北征录》中有两首诗， 均借首阳故事抒发感慨。一首是应驿丞曹整之请而作， 题为《曹整求诗， 为题一首》： “永平城外是滦河， 晚棹孤舟发兴多。碣石至今传禹迹， 首阳终古耻周家。北来南去人将老， 水远山长日自斜。客里正逢重九节， 典衣沽酒泛黄花。”
［9］77 另一首则为应曹整侄子之请而作， 原诗题为《永平府八景为驿丞曹整侄子作·孤竹清风》： “孤竹清风万古秋， 纷纷天下几经周。首阳山下无人到， 烟雨年年蕨子愁。”
［9］77-78 徐居正于景泰三年（1452年）、 天顺四年（1460年）两度入明， 此诗即题为《永平府八景》， 当是行驻于永平府所作。联系到上文所引《永平府志》中永平知府张茂于景泰五年（1454年）将夷齐庙移建于孤竹城， 大致可推知， 徐居正此诗应作于天顺四年出使途中， 当时永平府城中已无夷齐庙。故诗中仅提及孤竹国及首阳故事， 唯对夷齐庙只字不提。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 权橃、 任权使行途经永平府， 拜访孤竹古城， 并在其《朝天录》中首次对夷齐庙的布局进行了详细记载： “有古城周匝山麓， 所谓孤竹古城也。夷齐庙在城内， 府官一年三往祭之云。夷齐庙在滦河上流土城中， 城门书‘孤竹城’， 下书‘仁贤旧居’， 中门书‘敕赐清节庙’。”
［6］286-287 权橃不仅对夷齐庙的整体外观进行了叙述， 还对庙的中门、 二门、 小门、 门内之阁的形貌、 刻字都详加描写， 为之前使臣之所无。
除朝天、 燕行的朝鲜使臣之外， 性理学者对伯夷叔齐的态度是夷齐在朝鲜地位变化的主要因素。对伯夷叔齐节烈观的推崇及论争常见于朝鲜朝前中期。
早在高丽时期， 李奎报将伯夷叔齐与孔子、 颜回、 曾子、 比干并论， 除了强调伯夷叔齐的圣贤外， 也已经注意到其节烈的一面。在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 建立李氏朝鲜之前， 朝鲜士人便已经逐渐分化为两派： 道义派忠于前高丽王朝， 政治上赞成革新， 但反对易代， 代表人物有李穑、 吉再、 郑梦周等人， 他们在李成桂建立新朝后便归隐乡里， 以示对李氏朝鲜的不满与反对。事功派则拥护新的政权， 并成为李朝儒学化的先驱， 是朝鲜前期政坛的中坚力量， 代表人物为郑道传、 权近等。
李穑等人一方面对高丽王朝末期的乱政不满， 与伯夷叔齐对商末纣王的乱政不满相一致；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新的政权取代高丽王朝， 则与伯夷叔齐对周武王率诸侯伐商的反对不谋而合。在最终的结局方面， 当丽末鲜初的道义派士人意识到新王朝的更替已然无法阻挡， 便以隐居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原有的心迹， 更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选择殊途同归。故此道义派士人对伯夷叔齐的节烈观有高度的认同感。例如， 郑梦周在《感遇·其二》中对伯夷叔齐扶持纲常的高节称赞不已： “西山何所有， 深谷多芳薇。采采者谁子， 叔齐与伯夷。食粟良可耻， 采薇非为饥。姬氏除暴乱， 八百会不期。天下皆称圣， 斯人独是非。高节凛千祀， 纲常以扶持。”
［10］6811虽然事功派把持李朝政权， 对道义派施行打压， 但朝鲜太宗李芳远即位后， 认为道义派注重纲常义理的精神更加符合国家稳定的需求， 转而表彰郑梦周、 吉再等人的忠孝节义， 伯夷叔齐的节烈观也进一步受到朝鲜君臣的推崇。朝鲜太宗十二年（1412年）， 前司宪掌令徐甄作诗曰： “千载新都隔汉江， 忠良济济佐明王。统三为一功安在？却恨前朝业不长。”
［8］太宗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庚子 参赞金承霔、 大司宪柳廷显、 司谏李稑、 代言韩尚德等均以为应问罪于徐甄， 但太宗认为徐甄思念前朝， 情有可原： “前朝之臣， 不忘前朝， 其情也。……甄不北面于我， 岂可谓我之臣乎！卿等必欲问之， 则以伯夷之道为非， 然后可问。”
［8］太宗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庚子 太宗之所以原谅徐甄， 其理由便是伯夷不忘前朝， 是无可厚非之事。
自1574年许篈、 赵宪拜祭夷齐庙至肃宗十七年（1691年）朝鲜国内于海州首阳山为夷齐建祠， 为朝鲜国内对夷齐认知的第二阶段， 即逐渐重视阶段。此时期内伯夷叔齐在朝鲜士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一方面是朝鲜使臣形成了每过卢龙夷齐庙必前往致祭的惯例， 甚至衍生出了一系列礼仪； 另一方面朝鲜国内政治动荡， 连经士祸、 壬辰倭乱、 丙子胡乱， 士人们对忠孝节义的渴求更胜往昔， 伯夷叔齐的地位也因之水涨船高。同时， 明清易代， 朝鲜从明朝属国变为清朝藩国， 朝鲜君臣上下均对事清不满， 故借古讽今， 热衷于争论伯夷叔齐行为之合理性， 甚至在海州为伯夷叔齐建祠。
自权橃、 任权以降， 几乎所有朝鲜使臣途经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夷齐庙时， 都要前往拜祭， 并留下大量诗文。就朝鲜前中期而言， 崔演（1548年）、 许震童（1572年）、 许篈（1574年）、 赵宪（1574年）、 崔笠（1577年、 1581年）、 李济臣（1569年）、 金诚一（1577年）、 郑昆寿（1597年）、 李睟光（1597年、 1611年）、 李恒福（1598年）、 赵翊（1599年）、 郑士信（1610年）、 许筠（1610）年、 黄中允（1620年）等使臣的燕行文献中都有关于夷齐庙的诗文。考虑到朝鲜使臣造访夷齐庙却未必一定会记录的情况， 不到百年的时间中， 朝鲜使臣记录夷齐庙的次数不可谓不频繁。
壬辰倭乱、 丁卯胡乱、 丙子胡乱是朝鲜前中期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数次政治事件对朝鲜士人的影响是极其强烈的。士祸是道义派与事功派之间围绕朝权争斗的结果， 绵延数十年的士祸， 对道义派士人的生活、 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无数士人被处死、 流放或被迫归隐。伯夷叔齐因谏阻周武王伐商而无果， 遂选择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 “目不视恶色， 耳不听恶声。非其君， 不事； 非其民， 不使。治则进， 乱则退”
［11］232的境遇与人生选择方式不仅与丽末鲜初的李穑、 吉再、 郑梦周等十分相似， 与后来被打压的道义派士人也有近似之处。于是不少士人以伯夷叔齐自况， 效仿伯夷叔齐， 隐居乡里。
士祸让朝鲜士人敬重伯夷叔齐的廉洁、 坚持道义， 而倭乱与胡乱则让朝鲜士人效仿和尊崇夷齐的节烈、 忠君， 士人们在朝政动荡、 国家遭受危机时， 往往以伯夷叔齐的忠烈死节来标榜正义、 抵御外寇。朝鲜宣祖时期， 丰臣秀吉派军侵略朝鲜， 壬辰倭乱爆发。朝鲜不断派出使臣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明神宗两次派军赴朝， 终于打败日军。朝鲜士人在表达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之余， 也加强了与明朝在文化上的共鸣， 伯夷叔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两次胡乱， 皇太极两次攻打朝鲜， 最终逼迫朝鲜签订南汉山城盟约， 变为清朝属国。在丙子胡乱中极力主战斥和的清西派领袖金尚宪， 愤于时局无法挽回而回乡隐居， 名其所居之地为“西薇洞”， 暗寓西山采薇之意， 以旌显其坚守节烈之心志。金尚宪去世后， 其乡人又在他所居住的西涧祠设采薇楼， 以示纪念。
从1691年海州伯夷叔齐祠建成到朝鲜正祖时期， 是朝鲜王朝对伯夷叔齐认知的第三阶段， 此阶段伯夷叔齐在朝鲜国内声望达到顶峰， 对伯夷叔齐的尊崇从民间上升为朝廷， 肃宗为夷齐庙赐名、 赋诗， 英祖、 正祖为丽末鲜初隐居的吉再、 申珪等人建祠， 以之与伯夷叔齐相提并论。同时， 明清易代之后， 出于尊明排清的意识， 朝鲜使臣瞻拜夷齐庙时所行拜谒之礼逐渐变得隆重， 不仅要“更换冠服， 三使臣先拜， 然后随行人员依次拜谒”
［12］， 而且还必须依例用蕨菜做羹而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金昌业随兄长金昌集出使， 详细记录了朝鲜使臣一行拜祭夷齐庙的过程， 并对食蕨之举颇不以为然： “……一行到牌楼下皆下马至第二门， 伯氏具冠带， 余脱敝衣、 着道袍， 就正殿楹内行再拜礼。……厨房至此， 例以干蕨作羹， 今亦未免可笑。”
［6］506-509在这一时期朝鲜国内对伯夷叔齐的争论也达到了顶峰， 为数众多的士人参与了对伯夷叔齐行为的争论， 加入了数百年前王安石、 司马光、 朱熹等人关于伯夷叔齐行为合理性的争论中。例如， 金昌翕（1653-1722年）、 姜再恒（1689-1756年）、 成海应（1760-1839年）等人敬佩伯夷叔齐的行为， 甚至为此怀疑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记叙的准确性， 认为伯夷叔齐未必是饿死在首阳山。徐命膺（1716-1787年）则更进一步， 认为伯夷叔齐饿死的首阳山不在周朝境内， 其采薇而食的地点是朝鲜的海州。吴载纯（1727-1792年）、 朴趾源（1737-1805年）等人则持不同看法， 认为“王氏黜史说创己见， 没忠义之实， 而乱君臣之分”， 支持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 认为王安石的怀疑毫无道理。由于这些学者只有逻辑上的推理而缺乏事实上的依据， 所以他们的争论也无法在学术层面取得一致的结论。另外， 从性理学者们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 随着宗主国的崩塌， 朝鲜士人原先坚定不移的尊周观念， 已然出现分化、 犹疑与彷徨。
伯夷叔齐在朝鲜国内地位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大致在朝鲜纯祖（1800-1834年在位）之后。朝鲜纯祖正当中国嘉庆时期， 清朝统治早已稳固， 明清易代已成历史， 性理学者不再借夷齐之辨展示其 “向明”之心； 同一时期朝鲜国内政坛也渐趋稳定， 关于伯夷叔齐的讨论遂逐渐减少。
朝鲜纯祖三年（1803年）， 李海应以书状官裨将出使， 在其《蓟山纪程》中再次提及一行人虽然依例食用蕨菜， 但已将其当作笑谈： “庙后有一寺， 寺供金佛百数， 遂入此午炊。有薇蕨为菜、 为羹。使行之入此食蕨， 便作年例。年前， 一使行厨房阙蕨薇焉。使臣杖其厨子， 厨子出而哭曰： 死便死矣。胡为采薇而食之？千载下， 使我至此云。语极绝倒。”
［13］343 1833年， 金景善《夷齐庙记》云： “使行故事， 到此必为中火站而供薇蕨， 故无论四时， 自我国预备干薇而来， 作羹以进。……盖今则供薇亦废已久矣。”
［6］128-129 按金景善所言， 则大概至清朝中晚期嘉庆、 道光年间， 朝鲜使臣食蕨纪念夷齐之礼方逐渐松弛。
在朝鲜国内， 士人们也不再热衷于对伯夷叔齐的行为进行讨论， 而是偏向于在接受伯夷叔齐不事周合理性的同时， 又不反对和诋毁周武王、 姜子牙的正确性， 故而导致“两是说”的流行。例如， 朝鲜正祖李祘在其《弘斋全书》中即说， “不食马肝不至为不知味， 只知夷齐之求仁得仁， 则这便是仁人。何论叩马一事之有是无是， 虽知之， 未必为益。”
33 ［韩鲜］李祘《弘斋全书》卷一百二十三，朝鲜奎章阁藏书内部资料，第547页。
后来在朝鲜宪宗李烉的经筵上， 检校待教金学性曰： “然伯夷、 叔齐独谏其伐， 其所执之义， 疑若与武王相反， 而武王拯民生于涂炭， 而
一时之无君， 夷齐虑后人之口实， 而立万世之臣节， 其实则并行而不悖矣。”
［8］宪宗元年乙未七月十三 次日， 检讨官权溭亦曰： “天命人心， 皆归于武王， 故不得已伐纣， 而天下莫不宗周， 则武王之德， 至善至美矣。然夷、 齐耻为其臣， 不食周粟， 采薇而食， 万古清节， 莫能尚焉。”
［8］宪宗元年乙未七月十四日 可见在此阶段， 无论朝鲜君臣均已淡化了伯夷叔齐节烈、 不背故主的一面， 而接受了伯夷叔齐与武王“两是”说。
3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知： 朝鲜夷齐祭祀所体现的藩属心态
伯夷叔齐在朝鲜受到重视及夷齐祭祀在朝鲜的热衷， 其外在表现为朝鲜使臣对永平府清圣庙的拜谒与祭祀， 甚至有了固定的仪式和要求， 以及朝鲜国内夷齐庙的建设、 帝王题额、 赋诗； 其内在原因从浅层次而言， 源于朝鲜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对儒家的重视，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其藩属心态带来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知： 对儒家文化的认同， 导致朝鲜性理学者积极参与伯夷叔齐所带来的义理论争； 对藩属身份的认知， 则具象为朝鲜士人尊崇并模仿伯夷叔齐的人生准则与处世方式， 甚至如伯夷叔齐一样， 要寻找藩属国的独立感与自我存在。
3.1 李朝夷齐祭祀所体现的文化认同
首先， 伯夷叔齐本就是中国儒家历来推崇的人物。 《论语》中多次提及伯夷叔齐， 孔子称赞其为“古之贤人”
［14］265。孟子则对伯夷叔齐评价更高， 将其与伊尹、 柳下惠、 孔子并称为圣者： “伯夷， 圣之清者也； 伊尹， 圣之任者也； 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 孔子， 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11］233 孟子主要关注伯夷“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则进， 乱则退”
［11］232的美德， 称颂： “闻伯夷之风者， 顽夫廉， 懦夫有立志。”
［11］232 此后历朝诸儒均对伯夷叔齐持褒扬和肯定的态度。司马光有诗《夷齐》， 称颂伯夷叔齐之清名， 曰： “夷齐双骨已成尘， 独有清名日日新。饿死沟中人不识， 可怜今古几何人。”
［15］6172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 多处谈及伯夷叔齐， 《卷三十四·论语十六》中赞誉伯夷、 叔齐兄弟让国， 与卫君蒯聩同父亲争国有天渊之别； 《卷三十五·论语十七》谓“泰伯初未尝无仁， 夷齐初未尝无德”；《卷二十九·论语十一》专门有《伯夷叔齐章》， 对《论语》中“伯夷叔齐不念旧恶， 怨是用希”进行解释， 肯定伯夷叔齐是贤人， 也认为贤人也未必不会有怨言
［16］744-910。即便王安石等人曾怀疑伯夷叔齐是否饿死首阳山， 但也从未否定过伯夷叔齐的品行。
李朝以儒教立国， 一直以“小中华”自居， 于明清周边各藩属国中， 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最为强烈。性理学家们对中国的历代贤人均报以推崇、 仰慕的态度， 上至孔孟， 下至朱熹、 王阳明， 均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伯夷叔齐历受中国历代儒家推崇， 必然在朝鲜引起众多士人的重视与推崇。朝鲜成宗五年（1473年）， 朝鲜大儒李边的《训世评话》中不仅记叙伯夷叔齐扣马而谏、 不食周粟等故事， 还在书首曰： “恭惟我东方， 列圣相承， 至诚事大， 式礼莫愆”
［17］1514-1517， 道其至诚事大之意， 以及对儒家文化圈的仰慕。成书于17世纪的汉语教科书《象院题语》还特设“夷齐庙”一条， 并对永平府夷齐庙的规制加以描述： “夷齐庙是在永平府北边十里多地， 那庙城门上写了‘仁贤旧里’， 后面有个揖逊堂， 那堂里有夷、 齐的塑像， 北边也有清风台、 采薇亭， 又有岛子里孤竹君的庙。”
［18］19其次， 朝鲜士人尊崇夷齐的节烈与忠君， 在朝政动荡时， 往往以伯夷叔齐自诩， 或忠烈死节， 或隐逸山林。例如， 朝鲜端宗时期， 成三问出使明朝， 途经夷齐庙时作《滦河祠》： “当年叩马敢言非， 大义堂堂日月辉。草木亦霑周雨露， 愧君犹食首阳薇”
44 ［朝鲜］成三问《白湖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朝鲜奎章阁藏书内部资料，第611页。
， 认为伯夷叔齐虽敢叩马而谏， 但隐居首阳采薇而食， 亦沾染周王室之雨露， 愧称守节。后来首阳大君李瑈逼迫端宗让位， 明人据成三问夷齐庙题诗而推断其必然为端宗死节
［8］英祖三十四年戊寅正月十八日。不仅成三问如此， 与成三问同被后人称为“死六臣”的朴彭年、 俞应孚、 柳诚源、 河纬地、 李垲等人在假意顺从， 暗中帮端宗复位的过程中， 也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做法， 将世祖发放的俸禄封存而不用。 “生六臣”之一的赵旅则在世祖篡位后隐居山中， 以伯夷自居。
朝鲜自立国之后便有“勋旧派”与 “士林派”的长期党争， 中后期又连续遭遇士祸、 倭乱等一系列政坛动荡与内忧外患， 士人在经过大量死难、 反复斗争之后终于取得胜利， 将其秉持的思想武器——朱子学——推行开来， 促使性理学成为李朝的核心学说， 宋明理学中争论的许多议题由此受到朝鲜士人的关注， 并进行了热烈讨论。其讨论的核心主要是伯夷叔齐行为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正义性的讨论核心是伯夷叔齐劝谏武王伐纣是否正确； 合理性的讨论核心是伯夷叔齐是否应该归隐。虽然最终的讨论没有明确结果， 但另一方面也更加坚定了士人的忠君与爱国之心， 在士林派彻底打败勋旧派之后， 追思死难儒生、 褒扬节烈忠君的思想占据主导， 伯夷叔齐的形象更为士人所尊崇。
第三，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不限于朝鲜的执政阶级， 而是朝鲜国中自上而下的普遍认知。李氏朝鲜从衣食住行、 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到价值观念， 从服饰、 官制、 法律到科举都向明朝廷学习和借鉴， 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 更是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性理学， 并将其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朝鲜国内对伯夷叔齐的重视与崇拜来看， 不仅在朝天、 燕行的使臣笔下， 伯夷叔齐与夷齐庙一度成为了他们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题材， 朝鲜国内士人也普遍将其与本国政治环境相结合， 借鉴并强化伯夷叔齐忠君正义的象征， 奉为忠节与纲常的象征， 尊其名号， 崇其祭祀， 既以“他者”视角和心态观照中国， 又以东亚文化继承者的身份推崇伯夷叔齐。
夷齐祠在朝鲜建成， 不仅有国君、 地方政府的支持， 更得力于地方儒生的推动。朝鲜使臣每过卢龙夷齐庙必前往致祭， 甚至衍生出了一系列礼仪； 性理学者们热衷于争论伯夷叔齐行为之合理性， 在海州为伯夷叔齐建祠。甚至在吉再故去三百多年后， 后世儒生于英祖四十四年（1768年）在吉再家乡金乌山为其建亭纪年， 命名为“采薇亭”。究其原因， 除了朝鲜士人对中土先贤的仰慕与崇拜， 以及夷齐庙是使臣们往来中国途中不多见的上古先贤祭祀之所的直接原因之外， 朝鲜士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让他们对伯夷叔齐十分熟稔， 而朝鲜性理学者对伯夷叔齐的重视与讨论， 对伯夷叔齐节烈观及儒家思想的认同， 进一步促生了朝鲜士人对伯夷叔齐的普遍尊崇。
3.2 李朝夷齐祭祀所体现的身份认知
李氏朝鲜自其立国之初， 便已经确立了其藩属的地位与心态， 如请赐国号、 奉明朝正朔、 推行大明衣冠等。1392年7月18日， 李成桂正式即位于高丽开城寿昌宫， 当月即遣密直司事赵胖至明朝礼部上表， 历数恭愍王之后辛禑、 王昌、 王瑶、 王奭等人“昏迷不法”导致“国人愤怒”， 李成桂不得已而被拥立， 其后又于次月以“权知国事”之名义， 遣前密直使赵琳向明太祖请求其政权得到正式承认。当年十一月， 再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至明朝上表， 希望明太祖从“朝鲜”和“和宁”中为其选择国号， 藉此获得政权的正统性地位。虽然新罗、 高丽、 朝鲜也曾历受中原强大王朝唐、 宋、 元、 明、 清甚至辽、 金的册封， 但请赐国号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首次。这种非常明显的依附方式， 较新罗、 高丽两朝对中原王朝事实上的朝贡与心理上的慕华更进一步。其后在明成祖的刻意笼络下， 更进一步导致了朝鲜士人对明朝藩属国的身份认知。
其一， 在朝鲜士人的身份认知中， 一直自视为“一国之下， 万国之上”的 “小中华”。小中华并非仅仅对中国而言， 还有对安南（今越南）、 日本、 琉球、 苏禄（今菲律宾）等藩属国的身份与心理优势。这种“小中华”的意识起源甚早， 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 首先是作为他者的宋朝赠予的称号， 牵涉到诞生于宋丽外交中的“小中华馆”。在复杂的东亚国际情势中， 高丽因为原有的慕华心理， 奉宋正朔， 且为了抵抗辽金的威胁， 努力派遣使臣赴宋朝贡以求结盟。 “高丽末期的儒臣士族开始确立‘小中华’的政治理想， 努力融入中华体系中， 催生了全新的朝鲜王朝。”
［19］ 后来， 朝鲜建立后， 这种“小中华”的意识更是随着性理学成为李朝的统治性学说而愈加强烈。
对伯夷叔齐的认同与尊崇是对其“小中华”身份认知的强化与延伸。这不仅因为伯夷叔齐是儒家所认可的“古之贤人” “圣之清者”， 更因为伯夷叔齐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圣贤之一， 是中华上国立庙祭祀的对象。那么， 作为“小中华”的朝鲜， 自然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其作为本国内部尊崇的先哲。甚至朝鲜学者如成任、 徐命膺等人考证并笃信伯夷叔齐谏阻周武王无果后， 东渡朝鲜海州采薇而食， 而非饿死首阳山。
其二， 朝鲜自认为是明亡之后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自李成桂开创朝鲜王朝， 李氏朝鲜便一直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十分亲密的藩属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的“事大”， 更体现在文化方面的认同。朝鲜夷齐祭祀中所体现的对明朝的认同和对清朝的排斥， 充分体现了这一文化情感。正如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中所云： “朝鲜真正大肆宣称其为‘小中华’是在朝鲜王朝时期。明朝灭亡前， 朝鲜称小中华， 讲求的是慕华； 明亡后以‘小中华’自任， 讲求的是如‘鲁存周礼’， 保存中华礼乐文物， 这与其慕华密切相关。”
［20］49明清易代之际， 正是伯夷叔齐在朝鲜国内最受尊崇之时。朝鲜使臣携带干蕨菜拜祭夷齐庙， 在国内大兴夷齐祭祀、 讨论伯夷叔齐行为之正义性， 都是源于其从尊明到奉清的身份认知与身份转换。实际上， 在中国， 夷齐庙仅在少数地方建设， 夷齐祭祀并没有食蕨菜之惯例， 对夷齐的崇祀也从未大规模盛行。但在朝鲜， 一方面出于他们通过祭祀伯夷叔齐表达对故明的悼念， 另一方面也源于他们对中华礼乐的保存， 所以才催生了一系列夷齐祭祀的礼仪， 也将朝鲜国内的夷齐祭祀推向了其在中国未曾达到的高度。
其三， 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与尊周思明的朝鲜君臣， 同样面临两难的困境。伯夷叔齐在忠于残暴的故主商纣王， 还是顺从革故鼎新的周武王之间选择了商纣王， 但在后世关于伯夷叔齐行为正确性与否的争议从未断绝。同样， 在朝鲜士人当中， 这样的争论除了能显示他们对于儒家典故的熟稔之外， 更是判断其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规范。
面对明清的交替， 朝鲜君臣上下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文化认同上， 都是倾向于明朝的， 但从实际的政治活动中， 需要“事大”的事实又令其不得不屈从于清朝的统治， 接受清朝的册封。 “朝鲜王朝成为清朝的藩国后， 因为尊华攘夷的正统观、 尊王攘夷的中华观的影响， 从文化心态上， 视清朝为夷狄， 所以清朝的赐封并不能像以往的宗主国一样， 真正给朝鲜国王带来正统， 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朝鲜唯有强化与明朝的认同， 才能真正确保其现实的需要。”
［21］138于是， 在朝鲜士人内部， 出现了一个既是巧合， 同样也是必然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朝鲜士人在伯夷叔齐与武王伐纣之间无法真正得到一个孰是孰非的答案， 争论的最终结果则是： 伯夷叔齐与武王， 两者皆是。持此看法的既有宿儒、 世子侍直宋文钦、 奎章阁待教金学性， 也有影响颇大的文学家朴趾源、 吴载纯等人， 甚至包括朝鲜仁祖、 宪宗。这也正与明清交替时期朝鲜士人的态度与行为一致， 一方面心向故明， 一方面又无法抗拒清朝对其的羁縻， 最终在经过几十年的抗拒之后， 只能接受现实。换言之， 朝鲜士人在面对明清之际的鼎革时， 通过伯夷叔齐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开脱的办法： 二者皆是。
另外， 当原先的“中华”已经被取代之后， 作为最初的“小中华”， 朝鲜君臣在鄙视清朝为蛮夷的同时， 又以中华正统自居。对朝鲜君臣而言， 伯夷叔齐从使行途中偶然被发现并祭祀的中原文化名人， 逐渐成为朝鲜士人内心中对中华文化正统仰慕与追随的文化符号， 并随着明清代际的变迁， 一度成为其文化认同与身份认知， 甚至情感追随的代名词。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与潜藏在民族性格内部的自尊思想在此时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他们一方面在努力寻找藩属国的独立感与自我存在， 同时又通过对伯夷叔齐的祭祀与尊崇， 继续坚持中华正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651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