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多年， 中国新闻业的变迁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学术问题。在不同时期， 新闻改革、 媒体融合、 系统性变革等先后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1］ 在新一轮媒介变迁开始时， 过去的人和事， 怎样增益于今天的研究？
回望过去是走向未来的重要支撑， 先前研究是后来者不断重访的理论资源
［2］。社会学家布洛维认为， 重访的关键在于回到先前研究所进入过的场域或问题对象， 通过比较不同时间、 不同研究者、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材料， 解释那些不一致从何而来， 从而将理论“常读常新”
［2］。然而， 新闻研究却仍可见较为明显的“当下中心倾向”， 过分关注晚近的制度变化与技术更迭， 忽视媒介的历史变迁
［3］与从业者的主观经验
［4］。黄旦也指出， 关于媒介的研究常常“轻视乃至忽视媒介本身”， 因此需要转换视角， “将媒介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和要素……研究它的产生、 运转和变化是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历史及其文化的”
［5］。这一视角也呼应了新闻史研究近年来的转向， 即从注重传统的新闻机构史和新闻事件史， 转向关注媒介实践、 媒介技术、 新闻工作者经验及媒介与社会关系等议题
［6］。但是， 媒介实践大量存在于个体经验、 身体习惯与工作场景之中， 往往难以在制度文献和组织档案中得到充分记录
［4］。
1 研究缘起
口述史研究传统， 为全面理解媒介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通过个体叙事， 口述史重现制度化档案与主流叙述中不易显现的主体经验
［7］。从方法论上看， 口述史通过记忆与叙事两个层面， 呈现行动者组织经验并赋予过去意义的过程
［8］。Silver进一步指出， 口述史之所以适合进入媒介史研究， 在于它能把传统新闻史较少呈现的普通新闻劳动者的职业记忆和有关新闻生产的物件重新带回历史叙述， 让从业者用实际经历来展现媒介变迁
［9］35-46。因此， 从业者关于媒介改革与技术更新的讲述， 构成了媒介史的重要部分。
人们在回忆时， 往往借助文化中已有的叙事模式， 使经验更为连贯， 因此口述资料有规律可循
［10］142-165。在变革的社会语境中， 这类模式尤其常见， 如使用英雄史诗的故事结构来整理经验、 化解混乱、 凸显个人能动性， 并赋予行动以方向
［11］46。已有新闻口述研究已经发现， 纪念性文本和生命史叙述中常出现稳定框架。例如， 《南方都市报》原记者们在该报创刊周年纪念时， 建构该报作为市场化典范、 专业新闻范式与新闻圣地的形象
［12］。与此相关， 李红涛对中国新闻界怀旧话语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所谓“黄金时代”是新闻业转型与危机语境中被不断重述的一种神话性叙事
［13］。另外， 有学者通过对停刊杂志的口述史研究表明， 个体在回忆停刊杂志这一消逝的媒介时， 围绕若干相对稳定的叙事主题组织经验， 使个人生命史与媒介变迁史相互勾连， 将媒介变革转译为关于成长、 失落或自我实现的故事
［14］。
然而， 此类研究往往借助公开发表的纪念性文本或是被访者的自我披露文稿， 缺乏一手口述资料。口述过程亦是研究者与被访者共同建构历史场景的过程， 若是缺少这种互动， 研究者便难以探问被访者的默会知识， 或识别其叙事中的修辞调整， 从而削弱对意义建构和宏观媒介史议题的分析潜力
［15］。有学者主张以新闻从业者口述为中心， 从记者的感官经验（sensorium）变化入手理解媒介技术。他们发现电脑被引进加拿大纸媒编辑室后， 记者在写作、 编辑与处理信息时的感官经验逐渐改变， 说明媒介通过改变工作实践重构新闻生产甚至影响新闻的形态
［4］。对于中国传媒从业者而言， 在媒介制度转型与技术更新的过程中， 他们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并将其纳入个人生命史与职业经验的叙述之中， 是媒介史研究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本文所说的媒介包含两个彼此关联在分析上应当区分的层面： 其一是作为都市报组织形态的媒介， 包括报业的发行制度和经营方式等； 其二是作为新闻生产条件的媒介， 包括照排系统、 电脑、 磁盘、 传呼、 新闻纸等具体媒介物及其所塑造的操作环境。由于传媒从业者并不总以同一种方式讲述这两个层面的变化， 本文因此不把“媒介”预设为统一对象， 而是分析不同叙事尺度如何分别指向不同层面的媒介经验。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将口述资料理解为对媒介变迁的叙事性组织， 尝试从两类相互关联的讲述形式进入《北京青年报》的历史经验。一类是将改革、 冲突与组织命运串联起来的宏大故事， 它把个体行动放入具有方向感和道德评价的历史进程之中；另一类是围绕设备、 材料与操作场景展开的短小故事， 它保存了新闻生产中的默会知识、 感官经验与媒介物质性。本文据此聚焦两个问题： 第一， 《北京青年报》老报人如何分别通过宏大故事与短小故事讲述媒介体制转型和媒介物变迁？第二， 这两类叙事如何分别在组织记忆与日常实践层面赋予媒介变迁以历史意义？
2 案例、 资料与方法
本文以《北京青年报》（下称《北青报》）老报人的多轮访谈为主要分析资料， 多种类型的档案材料作为辅助材料。选择《北青报》作为案例有三层考虑。第一， 《北青报》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改革中颇为成功， 长期被学界和业界视为关键案例。比如， 赵月枝对《北青报》的分析表明， 保持新闻采写的“红线”并拓展经营是当时新闻改革的典型做法
［16］141-150。不过本文并不重复先前研究的问题意识， 而是通过口述史材料补充并修正既有叙述对新闻劳动、 感官经验和技术适应过程的忽视。第二， 《北青报》在经营层面的成功早于后来被概括为“传媒改革”的阶段， 说明报社改革并不只是上级制度调整的结果， 也体现为报社管理者与一线从业者在具体经营、 采编和技术适应中的主动探索。这也意味着， 理解这一阶段的《北青报》不能只依赖制度史与组织史材料， 还需要进入从业者的口述叙事。第三， 《北青报》在改革史中的显赫位置与其后来的经营困境之间存在明显反差
［17］330-332， 受访者需要叙述辉煌与解释转折， 使其口述的框架更容易显现。对本文而言， 这种张力是口述得以生成并值得分析的重要条件。
资料收集围绕《北青报》的组织变迁与新闻生产实践展开。本文以目的抽样的逻辑， 线下面访10位老报人， 完成正式访谈16轮， 文字转录约52万字。受访者覆盖经营、 发行、 采编、 版面设计等关键岗位， 进入《北青报》的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能够较完整地回忆《北青报》从周报扩版、 自办发行到技术更新的阶段性变化。为提高口述资料的具体性与可比性， 访谈采用半结构式提纲， 并结合旧报纸、 照片、 内部文集等提示物展开追问
［18］491-514。为保护受访者隐私， 文中对部分关键受访者采取匿名化处理， 并以岗位和字母代称标识。另外， 本研究还收集了报社内部文集、 《北青报》过刊、 相关报人专著与回忆录等相关资料作为补充性资料。
在分析过程中， 本文首先对访谈文本进行开放式阅读， 标记受访者反复提及的事件、 象征物、 设备、 动作与评价性表述。随后根据叙事的时间尺度、 指涉对象与语言组织方式， 将材料区分为宏大故事与短小故事两类， 并进一步分析其各自承载的历史意义。这样区分的原因是， 人们对于时间跨度大、 以社会变革期为背景的个人生命历程， 通常采取稳定的叙事框架组织故事；在回顾具体的感官经验和感受时， 则用片段化的短小故事表述
［19］。
3 关于媒介的宏大叙事： 英雄史诗的叙事框架
3.1 叙事框架的界定
《北青报》老报人在讲述改革经历时， 常将其组织为一段充满风险、 代价与突破的历史进程， 这可视为叙事分析中的英雄史诗框架。该框架是一套组织成员用来解释风险、 组织行动、 划分阵营并维护自我认同的叙事资源。变革制造了不确定与情绪波动， 因此叙事承担了 “解释、 驯化乃至庆祝”变革的功能
［20］。该框架至少有四种特征： 一是把过去、 现在与未来编织成一条有走向的故事，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选择、 删略与重组， 把长时段的历史讲成一个有秩序和意义的完整故事； 二是持续进行道德判断， 把关键行动视为值得褒扬的担当， 把阻力归入可指认的对象， 并由此推出带有预示色彩的行动方向； 三是将组织目标升华为严肃事业或使命， 并把成员自我与该目标绑定； 四是通过象征物、 称谓或成员区分， 叙事凝聚成员身份、 凝聚集体记忆。
英雄史诗是《北青报》人共享的一种讲述过去的叙事框架。L、 X与W分别从发行、 采编与版面创新的位置， 讲述《北青报》如何在风险、 限制与竞争中不断证明自身。三者对事件的关注点不同， 叙事的组织方式却高度相似， 都会把个人行动和组织命运纳入一条有方向、 有评价、 也有集体认同的历史过程之中。
3.2 同一组织历史的三种史诗版本
在主管发行的L的口述中， 史诗框架首先通过象征物和对手设置而成立。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把改革讲成一场具有公开承诺色彩的行动， 即报社发行队伍“小红帽”的成立， 这里的 “小红帽”不只是发行队伍的标识， 也是阵营的象征。与之相对， 邮局则被放在持续施压、 封杀与惩罚的位置上， 成为叙事中的主要阻力。更重要的是， L并不把这种压力讲成单纯的被动遭遇， 而是将其重新解释为己方行动策略的一部分， 将“逼上梁山”说成“我们策划了让你逼我……是蓄意性操作”。在这一表述中， 罚款、 封杀与冲突被改写为合理且必要的考验， 风险因此获得了道德意义。在故事的结尾， L以老社长崔恩卿题写的小诗《激流勇进》将改革经验进一步纪念化， 使之成为可以反复援引的象征文本。由此， L的讲述为这一框架提供了最完整的象征、 对手、 共同体和使命四个层面。
X的讲述提供了来自采编和组织记忆层面的支撑。X在中学时就加入了《北青报》组织的中学生通讯社， 他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北青报》时评价： “就想干一件事， 就是办一张完全意义上的新闻纸。”他回忆报社早年辗转于木板房、 招待所和小学地下室， 没有自己的稳定办公空间， 也不在摊派征订名录之中， 因此， “办大报”和“有大楼”都被讲成一种争取名分的集体使命。与此同时， X又把《北青报》的风格概括为“敢讲就敢干”， 强调“北青报敢说话”， 一度被外界当作改革的“风向标”。在X这里， 英雄史诗不再依赖单一象征物支撑， 而是通过青年报人共同的气质成立， 同样具有清晰的时间方向、 鲜明的价值判断和强烈的使命感。
W的口述则呈现出这一框架的另一种变体， 英雄叙事更多通过创新和突破展开。W在1990年进入《北青报》时， 正值他自己就业受挫与报社尚显弱小的阶段。此后， 他将自己的专业积累、 版面创新与《北青报》的快速上升组织成一条经过奋斗最终成功的故事。W反复强调“没有那么多不可逾越的”， 并将自己把社会调查方法引入新闻实践的经历叙述为一种开创。在他的英雄叙事版本中， 其对手是专业边界、 自我设限和新闻操作中的传统和惯性。与此相应， 集体身份主要通过“志在潮头”“时代的弄潮儿”等表述予以再生产。W保持了英雄史诗的叙事逻辑， 同时弱化了如L和X口述中那种对抗情节和使命情节。
从L、 X和W的口述可以看到， 他们口中报社的扩张与创新虽然发生在不同环节， 却在口述中被连缀为《北青报》体制转型的一部分。这正是宏大故事的基本性质。值得注意的是， 三位受访者虽然共享相近的叙事框架， 但这一框架在不同岗位上有不同的展开方式。发行岗更容易将改革叙述为与外部体制直接碰撞的过程；采编岗更强调报社争取公共表达空间的使命感， 或是倾向于将改革理解为不断突破专业边界的实践。正因为叙事框架具有岗位差异， 本文所说的“英雄史诗”才不是单一口述者的个人修辞， 而应被视为一种在不同组织位置上被反复调用的叙事框架。
3.3 叙事框架的功能
作为一种关于媒介体制转型的大故事， 英雄史诗叙事首先为长时段变化提供了连贯的讲述形式。Brown等人指出， 组织变革会扰动成员对组织及自身位置的理解， 因此故事的重要作用在于把原本分散、 混乱、 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经验重新组织为可被理解的过程
［21］。L、 X和W的口述虽然分别侧重自办发行、 改革使命和内容创新， 但都把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讲成了一个融合了个人生命史和报社发展史的故事。
其次， 这类大故事还为媒介体制变动赋予价值判断和历史意义。Suddaby等人指出， 行动者通过对过去的叙述来实现合法化、 身份建构和变革动员
［22］。 《北青报》受访者的讲述正体现了这一点。自办发行被表述为争取自主空间的担当， 办日报和争取更大位置被表述为摆脱受压抑处境的历史目标， 创新和扩张被表述为应当持续追求的组织方向。通过这种讲述， 体制层面的变化被转化为一段具有正当性、 使命感和共同体意识的组织历史。英雄史诗叙事把改革经验提升到历史解释的层面， 使组织成员能够在其中确认“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我们将走向何处”。
最后， 这一部分之所以可被界定为关于媒介的宏大故事， 在于受访者所讲述的核心内容是《北青报》在长时段的整体性转型。这里的“媒介”体现为报社从地方团报走向都市报的组织形态及其历史位置。通过长时段叙事， 受访者将分散在不同岗位、 不同阶段和不同事件中的改革经验统摄为同一段历史， 并在叙述中完成对这一历史的理解、 评价与确认。
4 短小叙事中的媒介物： 新闻生产的技术环境与感官经验
与上一节呈现的宏大故事不同， 口述材料中还存在大量围绕具体媒介物展开的短小故事。它们通常围绕某个设备、 材料、 动作或操作场景展开， 以片段方式讲述“做新闻”的日常感官经验。这类叙事有助于把宏大叙事忽视、 制度文献中较少记载的身体经验呈现出来， 呈现理解媒介史的另一种叙事形式。
4.1 排版、 照排与电脑
若将《北青报》理解为一种都市报媒介， 那么照排、 电脑、 磁盘、 传呼和新闻纸， 就是这种媒介形态得以运作的物质基础。1990年前后， 《北青报》引入激光照排机， 彻底改变了报纸的印刷方式。在活字印刷时代， 铅字排版存在字模磨损、 字数溢出等技术问题。印厂也是新闻生产的一环， 这种结构为临时换版提供了技术条件。某位报人回忆在一次新闻事件后的故事： “我们几个一撺掇， （在印刷厂）现场写了一篇， 把头版给换了！这可能在新闻史上都很少听说。主要是当时排版都是铅字的， 一换就下来了。” 这段经历表明， 印刷环节不只是新闻生产的“下游”， 它本身就是新闻判断、 版面调整与时效竞争得以发生的条件。
激光照排系统改变了这种结构。照排技术直接处理电子文本， 版面在电子系统中完成编排与校对， 印刷现场的可调整空间明显缩小。照排技术由印刷环节引入， 却反过来沿着既有生产流程向其他环节扩散， 推动了全报社的数字化。在报社为包括照排室、 编辑室、 资料室、 广告部等各科室配备台式电脑的同时， 还招聘电脑打字员负责小至转录文字、 大至编排版面的业务。不过， 这一岗位随着电脑的大众化而逐渐消失， 成为数字化转型早期的过渡性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新闻业的数字化并非到互联网普及时才突然降临编辑室， 它更早地表现为编辑、 排版与传输环节的渐进改造。这一过程也呼应了国外相关研究的结论， 即各种新兴媒介是沿着既有新闻劳动的组织方式缓慢推进的
［23］。
4.2 纸笔、 屏幕与文思
在老报人的回忆中， 数字化过程也是他们和电脑相遇的过程， 而这种相遇首先表现为学习电脑的操作方式。曾任报社科教部主任的X回忆， 当时以286为代表的电脑售价高、 DOS系统使用方法繁琐， “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儿（电脑）很神秘， 我当时就编了一个叫‘电脑广播体操’， 专门教大家怎么用电脑， 先从‘上肢运动’开始——先学怎么开机”。关于电脑进入新闻编辑室， 研究指出， 新技术往往先改变新闻工作者“做新闻”的感官经验与操作习惯
［4］。记者需要通过键盘输入文字， 通过屏幕阅读稿件， 通过指令与系统互动。写作活动由此从纸笔环境转移到由屏幕、 键盘和软件构成的操作界面之中， 数字化媒介逐渐成为新闻劳动的日常基础设施。与此同时， 从内部文献及报纸公开宣传来看， 报社当时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数字化办公， 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环便是报纸编辑与排版对电脑的依赖
［24］233。到20世纪末， 《北青报》公开各版主任编辑的电子邮箱， 并鼓励读者通过电子邮件投稿， 侧面表明电脑在报社内部已相当普及。
不过， 在报社口中的数字化成就之外， 并非所有记者都顺利适应了电脑。深度报道记者Y习惯在稿纸上手写， 她享受纸和笔带来的“文思”：
当年， 年轻记者D从联想弄来赞助——286电脑， 他给了我一台。结果我那台电脑一直到作废了， 我都没用过。报社改成激光照排之后， 就要求交电子稿， 是我先生替我把手写的稿件在电脑里打好传过去。因为一开始我用电脑去写， 没文思， 用圆珠笔写出来文思特别畅， 用电脑就没文思。
Y的经验提示， 媒介技术的更替不只改变写作工具， 也会改变写作得以展开的感知环境。对她而言， 圆珠笔和纸张构成了一种熟悉的写作环境， “文思”才能自然展开。纸笔同时承载实践便利、 情感熟悉和感官经验， 依然是数字化新闻生产中难以短期内淘汰的媒介
［25］。Y所感到的写作阻滞， 来自纸笔所维系的感官经验尚未顺利转入基于新媒介的实践之中。因此， 技术适应并不只是记者个人的能力问题， 也涉及写作感、 思维节奏与身体习惯能否迁移。对新闻从业者而言， 电脑进入编辑室所带来的变化， 首先发生在感知与操作层面， 随后才稳定为制度化的工作流程。这些个人经验从未体现在报社的正式文献中。
4.3 磁盘、 传呼与新闻纸
媒介技术还重新安排了信息在社会中呈现的节奏。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期， 电脑之间的信息传输主要依赖磁盘拷贝。科教部X回忆起自己做出“全国最早的高考录取榜”特刊时说： “高考录取在大兴宾馆， 我就派记者守在那儿， 录取一个就用磁盘拷贝一个（然后带回报社）。那天的报纸就叫‘高考金榜’， 把当年录取学生的名字全部登在报纸上。结果那天报纸一下子就卖疯了。” 磁盘将录取现场与编辑部连接起来， 使信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入版面生产流程。录取信息由机构公文转化为新闻内容， 并以日报的节奏向社会持续公布， 从而改变了当时只能在少数地点“放榜”的录取信息传播方式。类似的技术安排也出现在新闻线索的获取方式中。记者常将自己的传呼机号码公开在报纸上， 通过BP机接收读者留下的新闻线索。读者只需拨打寻呼台电话， 即可向记者留言完成一次爆料
［26］190-191。这些媒介技术在新闻实践中并不只是效率意义上的技术工具， 还改变了作者与文本、 记者与潜在信源、 传媒人与受众的关联方式。
在新兴媒介之外， 报人感官经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老媒介”——新闻纸。X曾负责报社子报的发行工作， 他回忆自己在报社院里为报纸打捆、 贴邮标， “最快纪录是20秒打一个邮包”， 一到发行季， “手全是破的， 全是被那纸给拉（伤）的”。此外， 其他报人也屡屡提到他们因频繁翻看报纸， 双手总是沾满油墨。手上的伤痕和油墨， 说明报人与报纸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反复触摸和传递的日常感官经验， 媒介的物质属性始终贯穿于新闻劳动的具体过程之中。
通过这些口述可知， 媒介在具体操作中塑造了记者、 文本、 传媒机构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并在报人个体的感官经验中留下痕迹。媒介变迁并不只存在于制度改革或技术更新的宏观叙述中， 也沉积在从业者的手、 眼、 纸与机器之间的日常实践中。在这个意义上， 围绕媒介物展开的短小故事， 使媒介史不再只是改革政策与组织制度的历史， 也成为新闻劳动如何被具体完成的历史。
5 结语
通过对《北青报》老报人口述资料的叙事分析可知， 受访者并非围绕同一个统一的“媒介”对象讲述《北青报》的历史， 而是形成了两种彼此关联的叙事尺度。其一是关于改革的宏大故事。受访者借助象征物、 故事情节、 价值判断与共同体标记， 将报社在扩张、 竞争与转型中的经历讲述为一段具有方向感与正当性的组织历史。其二是围绕具体工作场景展开的短小故事。它们通过设备、 材料、 动作与操作细节， 揭示出难以进入制度文献的感官经验与实践知识。两类叙事共同表明， 媒介变迁既体现为组织历史的重述， 也体现为新闻劳动经验的沉积；两类叙事不仅是两种讲述方式， 更保存了媒介史的两个层次。
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回应媒介史研究中“重识媒介与历史”的问题意识， 将媒介理解为历史生成的条件之一。媒介史应当被理解为组织记忆、 感官经验与劳动实践共同变化的历史。二是补充了新闻口述史研究对叙事形式的理解。既有研究较多关注纪念性文本和非从业者叙事， 本文则通过对传媒从业者的一手口述资料说明其宏大故事与短小故事常常并存， 前者适合用来组织长时段的改革意义和集体认同， 后者用来指涉媒介的物质性和日常实践。三是将历史视角引入当下媒介变革研究。已有学者指出， 历史视角有助于新闻研究避免用进步叙事框定媒介转型
［27］。因此， 对当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理解应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 一方面考察制度安排、 组织形态和媒介所处的平台如何变化， 另一方面考察这些变化如何进入新闻劳动内部， 重组工作流程、 职业认知和知识生产方式。媒介变迁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交错生成的。
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首先， 以《北青报》一代报人为个案进行分析， 结论不宜推广到整个中国新闻业。不同城市、 不同媒体类型和不同组织传统中的从业者， 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叙事形式及其与媒介实践的关系。其次， 虽然结合了部分档案、 过刊和相关文献， 但分析重心仍然放在口述的生成过程及其叙事组织上， 对口述与文本、 档案、 制度材料之间的系统互证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最后， 尚未对代际、 性别与岗位差异如何影响不同叙事形式进行细致比较， 这些维度都可能进一步改变媒介经验被表达和组织的方式。
在中国报业快速变迁、 老报人日益年迈的情境下， 口述史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 也是一种保存媒介经验的工作， 有助于“将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公共记录”
［28］。那些当年难以进入宏大叙述的细节——例如电脑初入编辑室时的别扭感、 打捆报纸时双手留下的伤痕——构成了媒介史最具体的部分。新闻是从业者在特定媒介体制中与各种媒介物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被具体地做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 口述资料回应了本文开头的问题意识： 回到那些沉积在报人与媒介物互动中的具体经验， 才能重新把媒介本身带回历史， 并由此理解媒介如何作为历史生成的条件持续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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