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原指“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即一个指称“心智创造”的法律术语
［1］2。文化产业领域内的IP被称为文化IP， 是具有高辨识度、 强变现能力的文化符号
［2］。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资本形态， 其兴起于欧美的产业化运作。典型如迪士尼模式， 通过“影视—乐园—衍生品”形成商业闭环。国内早期以引进为主， 随着技术迭代与文化自信的觉醒， 本土IP创新逐渐展开： 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电影重释“神话”， 《黑神话： 悟空》借游戏输出东方美学。因其强大的转化、 再生能力与商业价值， 文化IP备受关注。对文化IP的研究， 在概念传入之初， 集中于版权与商业价值的讨论； 2016年后， 文化认同与反思的视域逐渐介入， 价值与情感认同的探讨偶现其中； 后期则出现了从情感认同角度切入IP现象的讨论， 并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 但此类研究仍相对较少， 尚未形成系统。
“逆水寒”是文化IP成功转化的范例。同名小说由温瑞安于1986年写成， 1989年由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在大陆首次出版， 随后被多家出版社翻印再版。2004年， 《逆水寒》被改编成电视剧， 由鞠觉亮导演并先后在湖南卫视等知名影视平台播出， 网络的发展促进了它的传播。有网友以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为主线编撰同人小说， 并发表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南京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遥远彼方——〈逆水寒〉同人小说集》
［3］， “逆水寒”同人在网文界持续更新。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则在2017年， 改编并推出同名网络游戏， 获得极高收益而被网易内部列为“旗舰武侠产品”
［4］。其后， 相关游戏不断开发和更新， 同时聚集起多个IP社群。其中， “逆水寒”官方微博粉丝达131.6万人， 远超同类游戏。
“逆水寒”IP的热度和时间跨度实属罕见。诚然， 它的成功离不开商业运作， 也根植于其所建构的内在认同之中。陈琼指出， IP的核心要素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而普适性元素和人性息息相关
［1］3。 “逆水寒”在原著中以江湖恩怨（背叛与复仇）为主线， 在后续改编中进一步刻画角色的心理， 游戏中则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 通过具体的身体形象表达抽象的情感联结——展现出感性连结超越价值认同的趋势
［5］235-238， 究竟建立了怎样的连结、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却模糊不清。因而， 本文将围绕建构认同的方式， 以描述“逆水寒”IP的转化为引线， 探讨“逆水寒”IP如何与受众流变的生活感知形成共振； 并致力于结合社会文化语境， 使感觉结构的相关特征在对这一共振的分析中得以显现。顾惜朝在“逆水寒”中最能引发共情， 其形象在改编中逐渐丰满， 并引发褒贬不一的评价。因此， 本文将顾惜朝的形象作为讨论的重点。
1 文本分析： “逆水寒”IP的认同构造与顾惜朝形象之变
1.1 温瑞安武侠小说与“信义-背叛”的对立
《逆水寒》是温瑞安武侠小说的中期代表作。小说背景在南宋， 围绕江湖领袖戚少商招揽顾惜朝共治连云寨， 却遭到顾的背叛， 在其追杀下被迫逃亡为主线的故事。其中， 顾的身份被设定为奸相义子， 其行动自始至终服务于朝廷。
《逆水寒》的情节看似波澜起伏， 实则结构较为简单。小说故事由“仇杀-流亡-遇挫-（受伤-疗伤）-复出……大功告成”这几个母题组成。其中， “流亡”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主线， 在流亡过程中“遇挫-复出”的母题不断循环（如连云寨、 霹雳堂、 毁诺城的惊险逃脱）。 “遇挫”的原因不外乎内部遭人背叛（如连云寨中顾惜朝反叛， 霹雳堂中高风亮背信、 思恩镇里尤知味接应等）或敌方强援到来（如神捕刘独峰、 九幽神君及其弟子）。 “复出”是在四面受敌的“极限情境”下， 依靠江湖朋辈的仗义相助而实现突围。小说结尾略显突兀， 凭借神捕刘独峰临死前就传位血书（此血书载有戚少商遭追捕的秘密）并提供谈判计策这一举动， 扭转了局面。
背叛引发危机而信义助力突围， 使情节在遇险与逃脱的循环中推进， 形形色色的角色不断加入。戚少商在逃亡途中， 不少江湖同道因相助而牺牲； 为同道复仇成为其逃亡的动力， 而这些朋辈则被塑造成忠诚英勇的豪侠形象。以顾惜朝为代表的背叛者则被塑造成狼狈为奸的奸佞形象， 最终无一例外地陷入报应性的结局。信义与背叛的对立是推动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的核心矛盾， 见
表 1。
表 1 所呈现的“信义”与“背叛”的二元对立， 虽然在情节发展、 人物塑造方面有一定作用， 但也存在局限性， 导致角色大多呈现为非善即恶的扁平化特征。顾惜朝的形象正是囿于价值观预设而成为扁平的。故事开篇即写他背叛连云寨， 而在情节发展中他屡屡为戚少商一行制造危机， 最终则遭到报复。虽然作为促成整个故事的重要角色， 他却缺乏个人背景， 亦无多面的人物关系——其出场或与戚少商的逃亡相联系， 或置身于与同僚的争权中， 用以衬托官僚内部的污浊风气。其性格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反差或变化， 功能性取代了个性。
小说中侠义的内核恰是在“信义”与“背叛”的对立中得以充实。龚鹏程认为， “侠”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理念， 而是以历史记载为参照，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价值认同与个人观念的不断改造中， 而在武侠小说中形成的一种“迷思”。 “侠”代表正义与公道遭到破坏时， 一种巨大的救济力量， 适应了祈求公正的社会心理
［6］28-30。武侠小说在颠倒是非的“朝廷”之外， 另建损有余以奉不足的、 合乎天道的“江湖”
［7］80。在江湖世界中， 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 军事、 经济斗争， 一律被简化为正邪善恶之争
［5］80。通过“邪不压正”的价值预设与叙事模式， 完成了对侠义精神的建构。 《逆水寒》中的侠义可归入“侠”的迷思， 却又在抽象外延下为“侠”赋予了更为具体的含义： 在信义与背叛中， 信义作为优胜的一方。 “信义”又分化为积极、 消极两面。积极方面以朋辈情义为核心， 守信义者往往同时被赋予明辨是非、 守法爱国等美德。消极面则体现为“活命， 是为了报仇”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 复仇意志甚至超越了积极方面的塑造， 成为戚少商一行人逃亡的主要动机。
总之， 《逆水寒》中， 信义和背叛的对立是推进情节发展、 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这种对立被糅合进“邪不压正”的价值预设中， 充实了小说中的“侠义”观。较为单纯的情节模式、 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与较为清晰的价值观， 构成了小说文本的特征。顾惜朝在小说中完全是一个脸谱化的负面道德承担者和功能性的扁平人物。
1.2 电视剧改编与“情、 理、 义”的混杂
小说《逆水寒》在2004年被翻拍成同名电视剧， 在各大卫视和网络平台热播。其故事主线仍依据温瑞安原著， 但改编亦十分明显。改编的第一步是拍摄并选取镜头， 即根据影片的主题， 撷取关键或独特的部分， 摒弃或省略琐屑内容； 第二步才是组接镜头
［8］166。分析电视剧《逆水寒》如何对小说内容进行重构， 是理解其认同方式差异的途径。
从情节上来看， 借助蒙太奇式的镜头切换， 由追捕-逃亡的单线模式， 转变为多线并进。其中， 顾惜朝与傅晚晴的情感经历亦作为重要线索。主线中“受挫-复出”的循环受到删削， 仅留下毁诺诚、 思恩镇等较为典型的几处。旁逸斜出的情节被略去。例如， 刘独峰（在电视剧中并入铁手一角）与九幽神君的战斗， 被转化成戚少商在京中与恶势力缠斗， 并直接导向结局， 故事脉络更清晰。无关角色亦被删去， 戚少商、 顾惜朝、 傅晚晴的主角形象更为突出。
原著中信义与背叛的二元结构虽未被取消， 但因多线并进的形式与顾惜朝情感关系的构造而受到削弱——“信义与背叛”不再是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力； 情、 理、 欲的多维矛盾亦成为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的关键元素， 见
表 2。
顾惜朝的形象， 从二元对立的负面道德表征中解放出来， 具备了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 他仍是剧中反派， 促成并推动了逃亡。顾惜朝的故事整体上是悲剧性的， 从开头的卑贱到结局的被鄙弃， 其一切行动终归徒然。无论在“朝廷”还是“江湖”的秩序中， 他都只是一个被排斥、 被抹除的符号。另一方面， 不同于在小说中脸谱化的奸臣， 他在电视剧中被塑造成较为丰满的形象： 其外在被设定为书生， 并丰富了其身世背景与情感关系。例如， 苦撰《七略》却遭权臣嘲弄、 羞辱等细节， 为其后期的心理扭曲埋下了伏笔。
顾惜朝的内在驱动力既不同于戚少商等崇尚理义， 亦有别于傅晚晴的爱情至上， 却在犹豫中向两边摇摆。这集中体现在其情感关系的建构中： 一是补充了顾与戚在酒肆的初识与相互欣赏。顾对戚不仅有憎恨、 嫉妒的情绪， 也混杂着羡慕、 惋惜、 相见恨晚的惆怅及敌对的无奈。此外， 电视剧还增设了丞相之女、 顾的妻子傅晚晴这一悲剧女性形象。两人的畸形关系使其个性显得更加复杂。身份悬殊使这种爱情无法对等， 顾的爱意中混杂着利用、 攀附， 地位不对等所滋生的憎恨是其隐含情绪。他在响应丞相密令而诛杀晚晴时显得犹豫不决（体现了功名之欲与情欲的内在割裂）， 以及因晚晴之死而疯癫的结局， 使其在反派形象之外， 亦体现出优柔、 深情的性格特征， 造成一定的人物弧光。但这一性格面向最终并未胜过其私欲， 对权力的渴求使他持续迫害戚少商等人， 间接导致了傅晚晴之死。
选角与运镜同样对顾的形象塑造有显著影响。新锐演员钟汉良扮演顾惜朝的角色， 使顾清峻孤高的寒门才子形象得以生动演绎。取景与运镜的精巧配合， 亦是形象成功塑造的关键。剧中顾的特写镜头尤多且往往伴随着自述， 充分体现了人物的心志情思。在对话中， 镜头的焦点在角色的面孔间反复切换， 凸显人物关系。例如， 思恩镇客栈一幕， 顾藏在屏风后偷听妻子晚晴和捕快铁手在敌人刀下的诀别之语、 缠绵之辞及旧交往事， 镜头不时从屏风外人物的全景切换到顾惜朝目光的特写， 展现了其目光中犹疑、 怨愤与迷恋情绪的不断更替。顾惜朝作为偷窥者的位置， 与银幕前的受众形成对应， 结合劳拉·墨维的“凝视”观念， 受众被代入场景中“男性（顾）的观看位置”， 视线中的晚晴形象则作为欲望客体， 激起一种既亲密无间， 却又（因作为场景外的第三者而）疏离难测的幽暗情愫， 从而产生微妙的移情效应。
剧中并未试图颠覆顾惜朝的反派形象， 但受众的评价却超越了这一形象设定。从差异化的解读中， 可以体会受众的价值认同及与角色的情感连结。贬斥的评价主要源于顾的反派形象， 其中一部分希望反转其逐渐步入歧途的剧情设定。绝大多数的评论却赞许顾的形象塑造。较多评论赞美其外在形象和书生气质（移情于扮演者）。亦有部分评论着眼于角色性格的立体性。其中典型的观点， 或将顾的不义归咎于其出身地位和社会体制的钳制， 为其辩护； 或赞许其坚定意志和奋斗精神； 或赞许其对晚晴的深情， 总体上呈现出淡化道德评价的倾向。
总之， 电视剧通过对小说内容的删补、 调整， 使故事情节更集中， 主角形象更突出； 情、 理、 欲的多元矛盾被注入文本中， 使信义与背叛的核心对立被削弱。剧中， 顾惜朝由脸谱化、 功能性的角色一变而为复杂、 多面的形象。他的气质、 思想情感得到了更细致的表现， 其“仕途无门而心怀怨恨”的基本人设得以确立。此外， 受众评论超越其反派设定， 呈现出淡化道德评价的趋向。
1.3 以游戏为例的其他文本与情感交互
小说《逆水寒》亦被改编成同名网络游戏、 网络同人文等多种文本形式， 以适应蓬勃兴起的网络媒介， 至今仍保持热度。这些新文本虽保留了原著及影视剧中的逃亡主线、 重要情节与角色， 但整体结构较为离散。然而， 顾惜朝这一形象却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塑造。以游戏为例， 着眼于顾惜朝角色及其叙事在这些文本中的典型特征， 有助于理解新文本改编的总体趋势。
首先是添加更多细节， 以刻画顾惜朝的身世背景和性格特征。游戏《逆水寒》中添加了顾在入赘相府前， 为救村民向权贵下跪； 因坚持公道而得罪权贵等细节， 体现其最初的良善品质和不公待遇。其台词： “顾某一生踽踽独行， 就是不想泯然众人” “要让那些嘲讽于我， 轻蔑于我， 羞辱于我的人， 无地自容”……则在自白中， 使出人头地的欲求得到突显， 这种欲求中渗透着愤恨情绪和排他意识。在“背叛连云寨”这一转折性章节中， 小说中的果断被犹豫的举动和无奈的神情取代。与电视剧中一贯目标明确相比， 他在新文本中经历了内心的矛盾， 才逐渐转变为“算计人心， 不择手段”（剧本语言）的形象。这些细节使其形象更显复杂， 在性格上形成更大反差。
此外， 游戏颠覆了固有文本的单一走向， 为顾惜朝创设了五种结局。玩家的选择会导向不同结局。其中， 既有“一生皆憾” “天人永隔” “珠沉玉碎”这类与小说或影视相似的悲剧结局， 亦有由于顾迷途知返而撷晚晴归隐的“江湖再见”。 《遇见逆水寒》中， 则可由玩家自由选择自己同顾惜朝的关系——仇人、 朋辈、 情侣或陌路， 从而展开不同走向的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众对顾在小说或影视中悲剧结局的遗憾。亦使其更贴近于顾这一角色的遭遇和感触， 与之产生一种真实的情感连结。
原著中的侠义价值观在新文本中被进一步削弱。较之原著或影视在角色交互间植入价值观念， 游戏和同人文则在创作者、 受众与角色间建立直接的联结。借助AIGC技术， 玩家在游戏世界获得与NPC交互的沉浸式体验。当玩家以某个角色对游戏进程作出选择时， 唯有消融自我主体， 代入所扮演角色（隐匿于游戏世界某处的另一个主体）的身份， 模拟其感知， 重构该主体并与其他角色交互， 才能获得超离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
［8］166。设计精巧的沉浸式互动使这一替代与移情过程潜移默化地内化于玩家感知中， 赋予玩家一种超越自我意识的情感触动， 使其体验到不存在于当下生活却又十分真切的陪伴关系与爱憎情感。 《逆水寒》中玩家扮演的角色在认知层面较为简单， 交互主要体现为情感的联结： 在《逆水寒》端游中作为顾的结义友人， 体验从惺惺相惜到对其不义之举的愤慨； 《遇见逆水寒》则构造出一种爱情幻象， 将排他性的江湖竞技转化为爱情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 共情取代了价值认同， 成为满足受众欲求的主要方式。至于为何能引发受众的共情， 则有待在第二、 三部分展开。
总之， 新的文本形式顺应了受众对顾惜朝角色的关注， 对其经历和心理进行了更细致的刻画； 亦借助AIGC技术促成了受众与这一角色的互动， 导向不同的结局并带来直接的情感连结。感性的、 超逾自我意识的主体间交互代替了价值认同， 成为满足受众欲求的主要方面。顾惜朝作为新文本中的关键角色， 呈现了更复杂的形象反差和心理反转。其对功名的渴求和对现实的憎恨， 是角色弧光和剧情发展的重要构成因素。
由此可见， 从小说到电视剧再到游戏， “逆水寒”在情节、 人物等方面， 都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变化。聚焦于顾惜朝这一角色及其故事， 其出身背景与性格特征愈发充实， 由脸谱化、 功能性的角色， 逐渐成为一个形象丰满、 令人爱恨交织的重要角色。顾惜朝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欲求在细节中得到突显。原著中基于信义与背叛二元对立的侠义精神塑造， 在新文本中被不断削弱。在电视剧改编中， 情、 理、 欲等元素的注入使其价值取向趋于含混， 最终在游戏中转化为由主体间交互所带来的感性连结。诚然， 商业化逻辑是文化IP转化的主要推动力， 但IP的生命力实际上来源于受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连结。 “逆水寒”IP， 尤其是其中顾惜朝的形象， 何以能够跨越三十余年而保持热度， 则需要联系相关理论与社会文化语境， 进一步探索其深层动因。
2 现象解读： 顾惜朝的“憎恨”与受众的感觉结构
2.1 顾惜朝的憎恨和欲求
在电视剧及其衍生文本中， 受众的关注鲜少投向主角戚少商， 而更多转向了反派顾惜朝。在哔哩哔哩平台的“逆水寒”社区， 多位网友借用尼采哲学来理解顾惜朝的形象： “我们应能很容易理解尼采的一句话：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亦成为恶龙；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一个从小受尽屈辱、 自尊被肆意践踏的人， 却能够乐观豪迈、 气干云霄， 这本身是难以想象的。比起豪气干云的戚少商， 顾惜朝更像我们现实中的影子。”
［9］174诚然， “逆水寒”中并无尼采哲学的体系性与问题域， 但以尼采关于憎恨（或怨恨）的理论来观照《逆水寒》， 有助于进一步发掘该IP的内在驱动力及顾惜朝形象的独特性。
2.1.1 有限的“憎恨”
从《逆水寒》世界的设定来看， 作为背景的“江湖”， 构建了一个独立于主流秩序之外的虚构场域， 其中充满了力量的消长。各方势力如同“占用、 统治、 增长（而）变得更强的意志”
［10］163， 致力于自身的持存和扩展。戚少商作为一呼百应的英雄领袖， 无数朋辈为其效力。他所具备的品质正是“侠义”的范型——赫然眼前的， 是丰足感、 充实感， 是喷薄而出的权力感， 是高度紧张的幸福感， 是有意给予和分享的富足感
［11］140。在“江湖”世界中， 他是占据权力巅峰的“高贵者”， 体现出类似于尼采《道德的谱系》中主人道德的品质。顾惜朝则较符合尼采对“低贱者”的塑造。他才华横溢， “辗转投书， 却从来没人多看此书一眼”（据文本）。现实的屈辱和阻塞使他积压着一种地位低下者对压制者的”憎恨”情愫。正如尼采的描述： 憎恨发自一些人， 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 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
［12］260。由于虚弱无能， 他们所滋生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 而且最富有才智， 也最为阴险歹毒
［13］132。不同于所有高贵的道德都源自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 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 对“他人” “非我”的否定。结合文本来看， 顾惜朝居于社会底层， 缺乏展现才华的客观条件和控诉不公的有效途径， 其心理才由“强权之下， 何来公道”的悲观， 渐转变为“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无地自容” “遇祖弑祖， 遇佛杀佛”的无差别排他， 具备了“憎恨”的表面特征。他质问， 戚少商的“侠义”和自己的“抱负”哪一个更有价值——如果说“侠义”包含一种天然的价值判断， 顾惜朝则需要基于秩序之不公加诸己身的“恶”， 来确立一种新的价值， 成为与“侠义”拮抗的另一力量。这种“憎恨”正是促使顾展开迫害行动， 从而使故事不断推进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 在尼采理论中， “憎恨” 是具有辩证性的。这是一种有毒且危险的， 但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产生价值”
［14］145——它能对抗消极惰性情绪和温顺的态度， 使人真正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 人的灵魂也在此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深度
［15］65。如果放任憎恨滋长， 它就会变成有害的阴毒， 并且导致一种将瓦解一切价值评判的虚无主义。但是， 在自我憎恨中产生的良心谴责是一种“像妊娠那样的病”
［14］148。在这种疾病的内部， 还有一个“伟大的承诺”
［14］148； 尼采尚未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但这种东西将超越善与恶， 将是憎恨的自我克服。
［12］167结合尼采的语境， 这是在憎恨中得以保留的“权力意志”， 它既能创造， 也能转化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存在”和“现实”的内核； 它能超越建立在憎恨基础上的善恶， 在虚无之上构筑每一个生命层次的创造性力量
［14］167。
顾的憎恨并非完全是想象性的报复， 也未发展出颠覆价值体系的强力意志。他一面将自己遭到的不公转化为对社会之恶的指责， 以维持道德高位； 另一面却在社会评判体制下追逐功名， 借助“朝廷”打击“江湖”。他看似掌握了权力， 但实际上受权臣驱遣， 俨然一副犬儒面目。与尼采所述教士的“憎恨”相比， 顾虽拥有产生憎恨的心理根基与指责不公的否定性表述， 亦有充足的欲望强度与坚韧毅力， 却投入自身所厌弃的社会评价体系中， 本该通向价值观内省的“憎恨”转化为对侠客的迫害。这在“逆水寒”IP转化中愈发明显。随着侠义观在改编中日益淡化， 情感连结逐渐超越价值认同； 顾不再仅作为负面道德的代表， 而是同时处于朝廷秩序的边缘与江湖秩序的对立面， “憎恨”成为其行动的核心驱动力。
这种憎恨并未指向道德的反叛， 而是简化为对阻碍自身者的排斥， 并以此作为实现抱负的逆向激励。他的“抱负”始终含混不清， 混杂着改变秩序的愿望、 对功名的欲求、 自我证明的渴望……支撑其行动的“理想”实质上却没有确定的内核。这种以求取功利为核心、 涣散不定的欲求， 却凝结为自我实现的价值表象， 支撑着角色的行动。然而， 这反而使顾惜朝的形象更能获得受众的共情： 或为其鸣不平， 或为之辩解， 甚而有人加以赞誉。它虽无法助力于构建价值认同， 却能以一种感性的方式直击受众。由此可见， 使受众产生兴趣的并非旨在创造新价值的“憎恨”， 而正是价值内核被消解的有限憎恨与涣散的功利之欲。
2.1.2 泛化的排他性与涣散的欲求
要求“逆水寒”这一源自不同语境的大众文化文本， 展现出与尼采哲学一致的“憎恨”观念， 是不切实际的。致使这种“憎恨”缺乏深度和针对性、 并使其保留在某种限制内的， 是含混欲求的掺入。缺失的价值内核被泛化的排他性和涣散的欲求所代替， 正是在受众感觉结构中所展现出的特征。较之尼采原著， 这样的“憎恨”情愫却能在国内的尼采普及性译介文本中发现某种共性的东西。
诚然， 在国内对尼采的译介和传播中， “憎恨”的辩证结构受到削弱。一方面， 它将因强权压迫造成的受压制心理， 泛化为与周围人漠然无关的自我孤立感和排斥他人的态度， 表现为“孤军奋战”的姿态， 权力关系的层面则相对弱化。这种变化渗透到对尼采的阐释中， 贾明认为： “尼采更难得到人们的理解， 他常常感到心灵的孤独和世态的炎凉……其实尼采的憎恨不是针对哪个个人， 他讨伐的是社会和传统文化力量， 不过他是在孤军奋战。”
［14］137 这种飘浮无依的孤独感， 与刘小枫在1990年代感觉结构分析中对现代症结的诊断不谋而合： “尼采的主张在激发审美个人主义， 这一精神方向追求审美（感觉）的个体化差异”
［15］342， 他着意于尼采思想与审美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 并将其作为现代人“畏触病”的一个理论支撑： 金钱经济和都市伦理下， 个体生命仅靠工具性的理性心理， 不足以维系自身。于是， 飘浮性的感受和心性（傲慢、 冷漠、 矜持、 孤僻）就产生出来， 其心性品质趋向是返回内心性世界。
另一方面， 颠覆道德体系的创造性意志被从“憎恨”中抹去， 留下的常常是未经深刻内省的自我认同式宣言， 但它仍是缺乏价值内核的。在《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中， 周国平以“目的是缺如的， 因此目的要由每个人自己来确立”
［16］88 “解放者自己解放自己， 意志自己解放自己， 这解放的方式便是把‘它已经如此’变为‘我愿它如此’”
［16］88， “虚无”从尼采对基督教道德和启蒙理性的批判中抽离， 结合本土语境获得转译。周国平在书中屡屡将“虚无”泛化为人生、 生命的“无意义”。不少研究者或在“虚无”观念与否定旧秩序之间构造简单的结合； 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化， 却缺乏可以弥补价值真空的新意义。个人的独异性则在译介中被突显， 如周国平指出， 所谓“超人”是“有着独特个性的真实的人……但他只是尼采心中酝酿的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16］88。在这些译介中， 重塑价值的努力无法通向某种新的道德体系， 转而成为个人意识的标榜。不明确的价值追求只能由一种空泛的否定性与对抗情绪来维持， 并相应地抽绎为审美化或假设性的表达。但这些对尼采的译解并非完全按照尼采原意， 而更多是作者个人与尼采思想之间的共鸣和回应。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再度兴起了“尼采热”， 周国平的《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并“八个月内四次印刷， 计九万册”
［17］。为响应受众对尼采的热忱， 越来越多尼采学说摘要、 传记及一些带有人生哲学与生活美学色彩的大众读物涌入市场。例如， 宋继凯《哲理趣闻录》以“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 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但从另一方面说， 他的超人往往充当了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化身”
［18］237， 表达不受约束的反叛性； 赵稀方《存在与虚无》以“尼采既不承认存在着超越于个人的整体……他的强力意志哲学表明， 他是在“用生命本身的力量来战胜痛苦”
［19］137， 表达个体性与感性； 龙婧编译《尼采哲思录》以“生活在人生的表面， 心中就越是为意义的缺失而困惑……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哲学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定向”
［20］36， 表达意义感的缺失与哲学的价值化； 姜宇辉《将人生哲学到底》以“今天的两极不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 也是知识的主人和知识的奴隶……而在这两极之间进行斡旋的， 是对知识进行传播和售卖的市场和媒介渠道”
［21］109， 表达市场价值与文化资本的差异。由此可知， 作者对时代的感知渗入编译和阐释中， 使尼采思想附上了强烈的漂浮性特征与功利化趋势， 却假借知识、 情感与心灵之名， 掩饰其表述的功利性， 通过迎合受众内在欲求以达到推广效果。同样的元素也糅合在顾惜朝的欲望涌流中： 求功名的欲求服从既有体系， 无法形成摧毁道德体系的强力意志。
总之， 《逆水寒》的叙事架构， 尤其是顾惜朝这一角色形象， 与尼采的“憎恨”观念存在表面相似性。以尼采所论述的教士式“憎恨”为参照， 该角色的内在驱动力得以更深入地揭示。但显著差异在于， 顾惜朝虽具备憎恨的强度与受压抑的处境， 却缺乏其深度与针对性， 未能形成一种深刻的内省并通向超越善恶的创造性意志。限制其憎恨、 驱使其过快行动的， 实则是一种直观的求取功名之欲。 “孤军奋战”的排他情绪与无内核的价值虚无， 是混杂于其中的两个面向。通过感性表述来强化欲望满足与情感认同， 是此类文本吸引受众的关键机制。这些元素亦被糅合进顾惜朝的形象之中， 使文本内外形成呼应。这样看来， “逆水寒”IP——尤其是顾惜朝这一角色， 为何能获得受众的持续关注， 需要围绕这种特殊意义上的憎恨及掺杂其中的无定欲求， 结合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探讨。
2.2 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倦怠欲求和憎恨情愫
从文本结构来看， 电视剧及其后文本的创作与接受， 表面上仍在“邪不压正”的大框架下进行， 但更丰富的价值元素和感性成分， 却不断冲击着武侠小说中侠义观的塑造过程。凝注于顾惜朝形象及其叙事中的， 是由价值虚空与个人欲求糅合而成的“憎恨”。在“憎恨”的驱动下， 于追杀与逃亡中展开的故事获得了坚定的内核， 顾惜朝则被塑造为一个引人共情的角色， 受众以“不顾惜朝误终生， 一顾惜朝终生误”来表达对顾惜朝形象的复杂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价值认同已无法明确解释这种吸引如何发生， 而需向更广泛、 更隐蔽之处寻找答案。
雷蒙·威廉斯指出： “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述它： 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 它稳固而明确， 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
［22］57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 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 鲜活的结果。这种深层的共通性活跃在时代文化不易察觉的角落里， 散布在看似并不相关的文本和现象中。它既随代际而流变， 又在改造中维持相对稳定， “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 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 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
［22］71。对感觉结构的分析则需要在不同文本之间觅其共振， 从而发觉其中共同蕴蓄的生活感知。结合上文来看， “逆水寒”IP以不同的媒介形态持续获得受众关注， 既适应了受众感觉的流变， 又扣住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认同。借用“感觉结构”的概念和方法， 则可进一步释放它所承载的当下感知。
对感觉结构的分析， 则需要在不同文本之间寻觅其共振， 从而发掘其中共同蕴蓄的生活感知。结合上文来看， “逆水寒”IP以不同的媒介形态持续获得受众关注， 既适应了受众感觉的流变， 又扣住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认同。借用“感觉结构”的概念与方法， 可进一步释放它所承载的当下感知。从受众来看， “逆水寒”手游与电视剧相应的的年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
手游微博粉丝： 26~35岁群体占比最高， 为核心受众； 18~25岁群体次之， 构成第二大群体； 18岁以下群体虽占比不高， 但TGI高达1 003.56， 显示出极强的偏好度。性别上， 女性占比73.21%， 占据绝对主导； 地域上， 新一线城市（25.98%）和一线城市（25.05%）粉丝占比最高， 港澳台及海外群体TGI极高， 偏好度突出
11 广州数说数据根据微博粉丝填写的基础资料整理并绘制了图表，由“界面新闻”于2023年11月30日载于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469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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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腾讯开发者社区”初步统计， 电视剧受众： 16-30岁群体占比达50%， 为绝对主力； 31-45岁群体占比25%， 构成次主力； ≤15岁及≥46岁群体各占10%， 整体更偏向年轻群体
22 “腾讯开发者社区”进行了数据统计和趋势分析并绘制画像，具体可参考https：//cloud.tencent.com.cn/developer/news/682873，并非全面调查，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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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逆水寒》电视剧还是“逆水寒”手游， 其受众主要为18-35岁的青年， 可推知以大学生和初入职场者为主， 他们正处于竞争最激烈的阶段。对比两者可知， 游戏的受众较电视剧更集中于青年人群。由手游粉丝画像可见， 游戏受众集中于竞争激烈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逆水寒”文本之所以能在城市青年中引发集中且持续的关注， 是因为其在“逆水寒”IP中找到共鸣的基础。
一方面是理想主义退潮后变得不确定的价值追求， 及与之伴随的倦怠与焦虑之感。改革开放以来， 个体从固定的价值导向中解放， 而不得不面对价值重建的“眩晕”。这在20世纪80年代尚可掩盖于个性解放带来的亢奋之下， 但其中已有一种虚无迷惘的情绪在潜滋暗长， “潘晓讨论”即是其具体体现。贺照田在思想脉络中反思“潘晓讨论”所反映的精神危机， 指出： 理想主义的自然承传， 先遭到 8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 文化思潮的侵蚀， 后在 1989年遭到致命一击。所有这些， 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此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氛围的时候， 此理想主义已先溃不成军
［23］。这一切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 经济的感知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 文化、 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市场经济的逻辑固然可以激发欲求、 构造感觉与想象， 却无法弥合理想主义的裂隙， 价值信念的空洞作为一个未解决的问题隐伏在感觉结构中。由于价值因素同真理因素的分裂， 无可相信而产生的虚无感——比如人生价值的否定之否定、 精神观念的自我怀疑、 寻求发展的焦虑与紧张、 理想与现实冲突而产生的疑虑
［24］， 在用以填补缺缝的功利消退时， 愈发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 则是个人主义下理性算计与漂浮心绪（如孤独、 倦怠）的一体两面。理想的匮乏、 虚无情绪的泛滥使个体易于陷入自身的意义危机， 而催生缺乏社会连带感、 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15］339。这样的个体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对集体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 却因对抗目标的隐退而逐渐变成无目的、 泛滥的对抗情绪。刘小枫指出： 它一方面以自我感受、 自我利益为中心， 通过排斥他者而确立自我价值表象； 一方面又强烈追求外在承认， 事实上罔顾自身的精神—主体状况， 无批判地顺从外在主导性氛围所规定的路径和标准
［15］339。此时的外部逻辑是由市场经济主导的， 市场法则被用以规划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 效益计算也渗透到个体意识中。在从传统亲情关系中被抽离的现代生活中， 个体看似都是理性化的……只有在个体性的私人关系领域， 各种漂浮性的心性才显露出来
［15］340。人们固然可以用理性计算与功利主义来处理社会关系， 但面对自我时则缺乏意义感。占据中心的主体意识， 实质上只是被浮泛的个人感受所充塞的整体性构造。
“丛林法则”作为2020年以来的文化关键词， 王晓明指出， 自我满足后再谈善恶的自欺意识， 还是会将我们的手脚牢牢地锁定在专注于狭隘的功利主义这条路线上
［25］。功利束缚收紧的同时也激起了疲惫和倦怠。从“佛系”到“躺平”， 这些说法的迅速流行， 体现了一种意图退出“丛林法则”下残酷“内卷”的意愿。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症结， 由于未得到有效解决， 时至今日仍在绵延发酵， 并塑造着当下的感觉结构。王晓明认为， 30年来， 这些感知特性日渐增长， 不但面目更加清晰， 而且使每个个体都笼罩于其下。诚然， 随着行业逐渐稳定与社会资源消耗， 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多数行业供需日渐失衡。较之上一代人尚可通过竞争成为赢家，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可能赢不了
［26］129。但虚无感、 无力感与实际行动是脱节的， 很多人实际上仍不敢退出竞争机制。这种作为惯性的竞争意识与虚无感糅合进内在感知， 并为个体制造出某种价值表象。在竞争加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即《逆水寒》的主要受众群体）， 很难不受到这种感觉结构的浸染。感觉结构固然随着社会文化转型而逐渐变化： 潘晓信中缺乏意义感的迷惘延续下来， 转变成一种消极的“内卷”惯性。1980年代泛滥的对抗情绪， 在意义缺位与“内卷”的持续消耗中， 则转化为一种犬儒式的倦怠感。
因而， 顾惜朝被朝廷、 江湖两套秩序共同排除， 自我实现的欲求最终成为徒然的失败叙事， 很容易唤起当代青年的共情。那么， 青年为主的受众如何通过“逆水寒”IP获得同自身感觉结构的共振？对受众心理的分析可为感性认同的形成带来一个更加内在的视角： 顾投合于秩序却被秩序排除， 暗合了象征性追寻的必然破碎。其形象不仅是一个“我”不可能成为的分离的客体， 同时也通过幻象破灭的必然性， 切中了受众心理的深层匮乏。劳拉·墨维认为， 大众电影营造了窥视和自恋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视觉快感， 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为： “前者暗示了充满性欲的观影主体与银幕上出现的种种客体的分离； 后者则通过让观众着迷的方式， 使其将银幕上的那些与自己具有相似性的客体认同为另一个理想化的自我。”
［26］129这种分离与认同的混杂， 深植于观看主体的欲望机制中。聚焦于顾惜朝的故事这一实例： 一方面， 他对功名的持续追求蕴含异乎寻常的进取精神， 令倦怠的电视剧观众或游戏玩家为其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这往往是受众自身所匮乏的）所着迷， 形成一种反向的激励。另一方面， 他由卑微到失势， 最终未能摆脱社会结构所配置的边缘位置， 这在竞争中的人群中唤起一种隐约的共鸣或预判。特别是随着文本价值内核的模糊化， 两个方面相互糅合， 在潜移默化中引发受众的关注和移情。鉴于此， 浸淫在虚拟世界中， 对持续竞争疲倦而无所适从的观众或玩家， 看到处身卑贱但孜孜以求的顾惜朝及其奋斗史， 很容易在对比之下激发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投射。
聚焦于“逆水寒”不同文本的变化（并结合第一部分的分析）， 相较于原著小说尚以“侠义”理想为读者构建价值认同， 电视剧和游戏则将感觉结构的微妙变化内嵌于独特的文本形式中。电视剧通过镜头语言构建了一种“窥视式”认同， 受众既被代入顾惜朝的位置， 随其充满憎恨与欲求的视角见证朝廷或江湖得势者的生活境况； 同时作为整个故事的旁观者， 从顾惜朝的失败中窥见自身在竞争体制中的处境， 竞争带来的负面情绪， 在表露“憎恨”的台词中传递出对抗的快感。通过分离而形成客体认同。看似旁观的视角， 却引发网友“顾惜朝更像现实中的影子”的切身感受。游戏一方面通过“憎恨”激发对抗情绪， 另一方面则借助AIGC技术， 促成一种沉浸式交互。玩家在《遇见逆水寒》中与角色顾惜朝直接互动（其言行会影响人物关系与故事走向）， 进而将自我完全代入“理想化行动者”的身份， 以弥补现实中意义的匮乏与行动的无力感。例如， 引导顾惜朝“归隐”的结局， 在某种程度上是玩家逃离内卷体制的隐喻； 而选择“复仇”路线则放大了排他性逻辑。这种“自恋性认同”的构筑消融了主客体界限： 受众通过操控虚拟角色， 将自身欲望投射为“另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两个文本虽然在构造情感连结方面各有侧重， 但均将憎恨与欲求、 个体能动性与宏观体制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融入文本， 从而灵活适应了不同代际玩家感觉结构既有所延续， 又在细微之处发生异变的特征。
从文本回到受众所处的真实语境， 这种共通的感受及其表达形式有何体现？除本文第二部分所述、 尼采的通俗化译介文本之外， 在高考誓词中亦可进一步理解这种嵌入欲求的“憎恨”及其表达形式。高考是竞争的集中体现， 且属于城市青年（受众主体）一项至关紧要的共同记忆。分析相应时段的高考誓词， 有助于理解受众的感觉结构。
对比《逆水寒》中的台词与不同时期的高考誓词， 可以发现两者在心理动机和表达形式上存在多层对应。例如， 《逆水寒》中“要让那些嘲讽于我、 轻蔑于我、 羞辱于我的人， 无地自容”
［9］的台词， 与2009年的高考誓词“破釜沉舟， 埋头苦干； 顽强拼搏， 团结作战； 洗却08耻辱， 捍卫明珠尊严”
［27］在情感上具有相通， 均体现了通过自我激励来洗刷羞辱的渴望。台词“我要证明给他们看……今日差做攀附， 明日得势成龙”
［28］。与2016年的高考誓词“百日悬梁， 圆少年鲲鹏之梦。三年求索， 作文章一目惊鸿”
［29］相呼应， 均表达了对外界认可的欲求， 以及这种欲求在表达上的先抑后扬。
此外， 顾惜朝在电视剧中的台词“顾某一生孑孑独行， 就是不想混然众人”
［28］与2019年的高考誓词“同样是寒窗苦读、 明面暗灯， 我凭什么甘于人后； 同样是披星戴月、 夙兴夜寐， 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人先”
［28］也呈现出类似的心理逻辑， 混合了众人的焦虑感与孤独奋斗的竞争意识。 “你知道， 仗一打起来， 你死我活， 哪顾得来”
［28］则与2019年高考誓词“百日誓师， 志在必得， 六月亮剑， 谁与争锋”
［29］对应， 显示出竞争的战斗隐喻和排他性。再如， 顾惜朝台词“我成书四载， 边关京城辗转投书， 希望被人赏识， 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多看此书一眼”
［28］， 体现了个人努力与徒劳无功的挫败感； 2023年的高考誓词“十年寒窗， 百日风雨， 行遍书山， 航终树海， 千磨百炼， 铁杵成针， 浪淘水洗， 沙尽金见”
［29］则将成功预设为将达到的目标。
由此可见， 顾惜朝的台词确实与高考誓词有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一种强烈的成功欲求， 以及孤独、 愤懑的排他意识。高考誓词许诺出人头地所掩盖的失败可能性， 在顾惜朝的台词和故事里得到展现。同时两者都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以强化反差， 运用夸张、 对偶以增强语势。聚焦于张桂梅所在华坪女中的誓词： “没有人是生来的稻草， 没有人是命定的草芥， 同样是寒窗苦读、 明灯暗盏， 我们凭什么甘于人后； 同样是披星戴月、 夙兴夜寐， 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人先？我们可以不成功， 但我们绝对不能后悔……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29］ 撇开具体的语境， 可发现其与顾惜朝的表述共享同一套话语逻辑。其中的“我”是一个虚设的主体， 需要借助生来优越的预设、 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而进入话语结构， 从而激发宣誓者的同感和欲求；再借助特定的修辞和语气语调， 烘托出“孤军奋战”的气氛， 并唤醒人们日渐麻痹的感知和涣散的注意力。但感性掩饰下， 却是直接的功利目的： 优秀成绩、 知名院校等。这与本质性、 内在化的价值观无关。正因为内核空洞， 才必须借助一种强烈的对抗性呼吁以引发行动： 敌对（排他性）并不一定指向明确的对象， 竞争者仅仅是将身边或素未谋面的同学群体， 想象为抽象而普遍的“竞争对手”， 常常伴随着对个人付出与位次先后的衡量与设想。这些誓词与顾惜朝的宣言同样不乏偏颇与含混之处； 虽渴望在既定秩序中获得成功， 却每每夹杂着一种泛化的排他性。这些隐伏于受众感觉结构中的情愫， 在台词和誓词中诉诸富于气势的表达， 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注入憎恨情绪的话语构造和决胜负的战斗隐喻， 为较之说理性的引导更容易深入人心。
这样看来， 在受众的感觉结构中， “理想”的退潮带来价值的虚无， 个体的独特表达与随顺外部逻辑的内在空虚成为一体两面。市场的功利性渗透到社会关系中， 使人习惯于理性计算； 漂浮性情绪则充斥着内在感受， 促成“孤军奋战”的自我定位。在资源挤兑的内卷环境下， 功利性的欲求和作为逆向激励的憎恨， 日渐融入受众感知中。鉴于此， 大众文化难以通过单纯的价值认同满足受众， 情感的渲染， 特别是憎恨式的感受往往更容易直击人心。 《逆水寒》正是在文本中融入这种生活感知， 并在文本改编中使之逐渐成为主导元素， 从而形成一个能与受众建立内在且持续情感联结的IP。这在顾惜朝形象及其故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他的失败切中了受众奋斗难有成效的倦怠感受； 他那种混杂着排他情绪与强烈功利诉求的憎恨式表达， 尤其能触及“内卷”环境下受众意义感的匮乏与竞争的惯性， 从而引发共鸣。
3 结 论
综上所述， 《逆水寒》IP的成功， 在于紧随受众感觉结构的流变， 调整了建立价值或情感认同的方式， 以适应在价值虚无的大环境下受众感知的流变。精心打磨角色亦是其亮点， 这使得受众难以言喻的当下感受， 通过复杂的角色形象得到体现。憎恨与欲求作为受众感觉结构中突出的要素， 值得关注。 《逆水寒》IP则通过触及受众的感觉结构来安放其幽微难言的情愫， 并蕴含着加以正向引导的可能性——值得思考的是， 在普遍的憎恨情绪中， 如何触发新的感知与思考， 而不只是承载这种普遍情绪。例如， 能否在影视剧的独白镜头中， 增加角色顾惜朝对其遭际的思辨性表述， 以使受众对自身处境也展开分析； 抑或在游戏中为角色设置隐藏于细节的关键抉择， 在移情于角色的同时， 唤起玩家对自身如何脱离“内卷”惯性的反思？当然， 如何通过不同形式文本的技术改进而触发受众感知的变化， 作为由本文延伸出的实践问题， 仍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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