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打城戏与闽南族群认同研究

Study on Dacheng Opera and Minnan Ethnic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从事民族工作的重要主线， 也是中华民族与多族群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打城戏作为福建地区特有的地方剧种， 蕴含丰富的闽南文化元素， 并在从福建向南洋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多元的文化认同空间。从族群互动和社会互动双面向考察闽南族群与打城戏之间的族群认同关系， 不仅揭示了闽南族群的心态、 思想、 观念等表现特征， 而且也是四百年来海内外闽南族群文化书写的历史见证。此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系海内外闽南族群共生关系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portant main lin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o engage in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lso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ulti-ethnic groups. As a unique local drama in Fujian， Dacheng Opera contains rich cultural elements in southern Fujian， and has formed a cultural identity space with diverse connotations in the spread of it to Nanyang.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ethnic ident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nan ethnic group and Dacheng Op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mentality， thoughts， concepts， etc. but also serves as the istorical witness of cultural writing of the Minnan ethnic group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ver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The research has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in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maintain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nan ethnic groups at home and abroad.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 闽南打城戏 / 闽南族群 / 族群认同 / 集体记忆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 southern Fujian Dacheng Opera / southern Fujian ethnic groups / ethnic identity / collective memory

打城戏是福建地区特有的地方剧种， 它不仅蕴含丰富多元的闽南文化元素， 而且集合了海内外闽南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见证。彼得·凡·德尔·龙曾说：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在历史上都没有形成戏班，唯独中国的道教，脱颖而出成立戏班。”^［1］ 打城戏被誉为“天下第一团”^［2］， 这就是打城戏的前身。时至今日， 濒危剧种打城戏依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从汉族宗教中孕育而出的剧种。它最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自身所携带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质， 并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传播至中国台湾省， 以及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南洋区域。

纵观学术界关于“打城戏与闽南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关于闽南族群的认同研究； 另一方面， 关于打城戏剧种的专门研究。近十年关于闽南族群认同的研究颇丰， 学者们从概念阐释、 形成要素、 语言传播、 文化传播、 重要性等方面展开多维度的研究， 其中郑镛^［3］、 郭玉琼^［4］、 朱忠飞^［5］是从戏曲、 信仰、 档案、 族谱等视角探讨其与海内外闽南华人华侨的认同， 王曦^［6］、 任寒玉^［7］则是阐释闽南族群认同的形成要素、 跨境传播等面向。打城戏剧种的专门研究则是从其历史背景、 剧种风格、 演唱技巧、 组织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 骆婧^［8-10］对打城戏的文化生态、 剧种保护、 仪式衍生、 剧目特色等方面形成了系列成果， 吴天乙、 王荟^［11］、 翁世晖^［12］等分别对打城戏的发展历程、 音乐创作、 价值意义方面建言献策， 曲六乙^［13］、 左翼^［14］则以国际视野探讨打城戏复兴的误区与迷惘。以上成果均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但是打城戏与族群认同的研究却是付诸阙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打城戏表演与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传递着闽南族群的心态、 思想、 观念与认同， 而且闽南族群与打城戏之间形成了共生互构、 不离不弃的供求关系。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出发， 打城戏作为闽南文化的象征符号， 从族群互动和社会互动双面向考察闽南族群与打城戏之间形成的认同关系。

1 族群互动： 打城戏与闽南族群的认同历史与建构

中国的闽南地区， 自古以来盛行戏曲之风。只要有闽南人的足迹， 就能捕捉到戏曲的踪影。戏曲从诞生之初就深深地扎根在闽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成为闽南地区、 中国台湾省， 乃至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地闽南族群生活场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闽南社会中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与文化象征意义， 以至祝寿谢恩、 新店开张、 新屋落成、 升学升官皆有演戏。戏曲在华人民间的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中演出， 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式。”^［15］10

1.1 文化根脉： 打城戏在闽南族群中的历史记忆

戏曲在闽南族群文化中不仅是传统习俗的体现， 更成为凝聚族群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纽带。 “1821年， 首艘载着契约华工的中国船只抵达新加坡， 这些直接从中国南来的移民开始落户新加坡。他们到新加坡后， 最先做的是建庙宇， 祈求安平、 获得神佑， 如粤海清庙（建于1824年）、 海唇福德祠（1824年）、 凤山寺（1836年）、 福德宫（1839年）、 天福宫（1839年）等。新加坡四面环海， 靠海为生， 来往多为水路， 因此侨民往往根据中国传统， 除了三牲五礼外， 以戏曲酬神。”^［15］482戏曲不仅在闽南族群的文化习俗中确立了固定角色， 它还逐渐在族群内部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闽南族群的域外迁徙， 戏曲开始作为一种文化纽带， 甚至是族群精神的核心力量， 起到凝聚闽南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功用。进一步说， 戏曲所承载的闽南信仰与文化精神， 也反哺了闽南族群的域外力量， 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因此， 闽南族群对打城戏的聚合和分蘖有一个清晰且漫长的历史认同过程， 打城戏与闽南族群、 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如影随形、 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举例来说， 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观众张秀卿在观看打城戏后感慨道：

好久没有看到“师公戏”¹

1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被叫做的“师公戏”，大陆称呼为“道士戏”，即“打城戏”前身。

了！这个戏我以前看过， 马来西亚现在的文化已经不传播了， 我们那边现在是用录音的， 已经配好了， 现在没有人在那边演奏了。我小的时候， 还真的是有人在那边敲， 现在已经没了。我记得小的时候， 目连这个主要角色的神情非常传神， 都可以感觉得到， 有点伤感的那种。我看到这个打城戏的制作， 要出这么多人， 真的很难。现在马来西亚已经二十几年没看到了， 只有大普和小普的时候， 也许可以看到。看完也是感慨， 中国现在还有保存“打城戏”， 真的很难得！2

2 讲述人：张秀卿，女，1985年生，马来西亚华侨。调查人：王荟。调查时间：2015年1月26日。调查地点：泉州市木偶戏剧团。

70岁旅居中国香港地区的福建籍谢荣宗拄着拐杖到香港大剧院观看吴天乙打城戏传承中心表演的打城戏《目连救母》后， 感动地表示：

我来港已有四十年， 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看打城戏， 第一次看还小， 才十几岁的时候在老家看的。这个戏有劝诫， 告诉世人向善才会有好报， 我非常喜欢， 让我感觉像是回到小时候， 让我想到了以前。这个打城戏很好看， 很感动！”³

3 讲述人：谢荣宗，女，1955年生，退休。调查人：王荟。调查时间：2015年7月5日。调查地点：香港大会堂。

从这两段对闽南打城戏的历史记忆叙事观之， 打城戏作为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 无论来自大陆、 港澳台地区的闽南人，亦或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海外华人， 他们只要看到打城戏， 那些记忆便会以碎片化的形式迅速聚合与回溯， 唤起儿时在村头大棚看戏、 嬉戏玩耍的欢乐场景。在这样的回忆过程中， 闽南族群通过认识、 信念、 行为、 归属感四个要素， 逐步形成了对打城戏艺术的文化认同及对族群身份的认同， 这一过程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基础。在打城戏认同的场域里， 每一次对打城戏表演的观看， 亦或沉浸式参与打城的仪式， 都是对民族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一次诠释与建构。如上所述， 打城戏作为闽南族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载体与互动媒介， 其认同过程不仅是闽南族群对自身身份的感化与表达的阐释过程， 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打城戏不仅凝聚着海内外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 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见证。

1.2 文化功能： 打城戏在闽南族群中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凝聚族群和形成民族共同体中发挥关键作用， 打城戏通过唤起共同记忆， 成为闽南族群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体。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把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叫做“集体记忆”， 并阐释记忆的社会特质： “即一个社会有多少的团体和组织， 便会有多少的集体记忆， 强调个人的社会性存在对集体记忆的持续与张力具有深刻的影响， 每个集体记忆都需要一群特定时空下群体的维持与支持。”^［16］22 任何人， 想要组成团队、 族群， 或是形成命运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的话， 共同的记忆或回忆是凝聚族群的基本组成。这些共同的记忆， 通过打城戏带领他们穿越时光、 回溯过去，“重温穿戏棚、 看大戏， 锣鼓响彻村头村尾的热闹氛围，以达到融入的亲切与主体的确证。民众观看打城戏的表演实则来寻找压置在心底里‘被遗忘的记忆’，正是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酝酿的集体记忆， 表达出一种回溯过去的满足和对闽南文化的认同感”^［17］5，也正是因为承载着闽南文化深厚的民间信仰力量， 在其表演过程中， 逐步建构出一个具有相似认同感、 共享精神信仰的民族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他们共同建构的集体记忆，是维系闽南族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他们在认同闽南社会的关系结构和民族文化的同时， 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闽南文化为底蕴的生态传播网络，这个网络勾勒出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认同边界。

历史上， 闽南族群的集体记忆容易受到当地社会环境与民俗风气的影响。在更适合闽南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 这种集体记忆得以加速凝聚与壮大； 然而， 当社会环境逐渐式微时， 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也往往会随之衰退。因此， 社会环境对集体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原有的文化阐释空间发生了变化，背负 “封建迷信”标签的打城戏及其集体记忆在文化母带中逐渐走向衰落， 几乎要消失于闽南族群的生活场域。当这一变迁发生时， 随之而来的是闽南人对打城戏认同的模糊与疏远。

在戏曲盛行的明清时期， 打城戏一直活跃于闽南族群的生活场域和社会网络中， 深受广大闽南观众的喜爱。可以想象， 在清代的戏台上，台内外与勾栏瓦舍周围热闹非凡。市井民众在观看打城戏表演的过程中， 个人记忆在文化空间的交织下逐渐凝结为集体记忆， 鲜活地展现出闽南族群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贯穿古今， 历久弥新。由此可见， 不同的社会时期， 特定的文化空间营造、 舆论导向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均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延续与发展。然而， 打城戏能否重新建构认同并得到发扬， 能否重塑闽南族群对打城戏的情感认同， 文化生态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仪式活动不仅是社会记忆的载体， 也是戏曲与特定族群之间建立互动和认同关系的重要媒介。仪式活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戏曲表演产生特定时空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 方使戏曲、 仪式与特定族群之间产生互动、 认同之关系， 二者相互依存、 共同建构， 缺一不可。下文《醒世姻缘传》便是这一关系的有力证明。

歇了两日， 逐日摆酒， 请乡宦、 请举人、 请监生， 俱来赏新到的戏子； 又在大寺内搭了高台， 唱目连救母记， 与众百姓们赏玩。连唱了半个月， 方纔唱完。这些请过的乡绅举监挨次独自的回席， 俱是这班戏子承应。唱过， 每乡宦约齐了都是十两， 举人都是八两， 监生每家三十两， 其余富家大室， 共凑了五百两， 六房皂快共合拢二百两， 足二千金不止。^［18］3

从上文中可得到三个层面的信息。第一个层面， 文中提到在婚宴的酒席上， 邀请了衣锦还乡的官员、 举人、 国子监高才子与百姓一起， 在大寺内搭建舞台， 共同欣赏《目连救母》的表演， 并且持续演出半个月之久。由此可见， 清代戏曲表演作为红白喜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深度融入了民间社会和市民的日常生活。由乡宦、 监生、 举人和百姓组成的社会群体共同欣赏戏曲表演， 体现了他们通过戏曲这一形式表达对民间文化的认同。第二个层面， 戏曲表演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目连救母》一剧对古代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地方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 标准和维护起到促进作用。剧中表达的核心内涵主要是崇祖尊老、 积德行善， 这些价值观通过婚宴中的戏班， 以舞台的表演形式传递到民众心中， 体现了戏曲表演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第三个层面， 文中提到的保罗·康纳顿的集体记忆理论与此契合， 社会通过纪念、 庆典、 表演等仪式活动来表达和实践记忆， 从而实现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婚宴作为一种重要的仪式性庆典， 婚宴上的戏曲表演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实践， 在纪念仪式与日常习惯的交织中， 重要记忆实践与日常记忆实践展开互动， 形成了集体记忆的重构与互构。

如上所述， 无论是成长于闽南地区， 还是海外的闽南族群， 他们皆深深根植于共同的闽南文化， 进而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族群认同。即便身处不同的地域环境， 他们依然能够表达相同的历史记忆， 并认同打城戏的功能性及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无论身处于文化母带（中国内地）还是文化子带（中国内地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闽南族群始终能够展现出共同的文化态度与书写经验。这是因为海内外闽南族群与打城戏的互动历史中， 每个族人的个人记忆凝聚成共同的集体记忆， 即“怀旧的符号”。这些符号与闽南族群对打城戏的时代记忆共同构成了跨越时间、 时空与跨国境的记忆阐释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 闽南族群与集体记忆是互生互构的关系， 闽南人对打城戏的认同， 既是他们诠释本族群文化根脉的过程， 也是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过程。总之， 打城戏艺术所表征的闽南文化与族群艺术， 不仅是闽南民间信仰中独特的组成部分， 更是千百年来深植于闽南人思想与生活之中的文化符号，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独一无二的集体记忆。

2 社会互动： 打城戏与闽南族群的认同深化与发展

闽南文化的传承与民间艺术的保护，充当了闽南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沟通的纽带， 对增强族群内部的认同感及巩固民族认同意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作用。闽南文化与民间艺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延伸， 并渗透到海内外闽南族群的生活当中， 千年来与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相辅相成， 直至今日。从某种视角观察， 正是由于超度艺术、 民间信仰和戏曲文化的存续和传承，打城戏才得以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并在此过程中展开精简、 梳理、 整合与归纳， 使其成为连接闽南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媒介， 彰显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深远的社会实用价值。因此， 当闽南族群顺利完成自我构建， 确立自我认知的边界和主体身份时， 他们便能更加清晰地体认到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从而自然而然地增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1 从死到生：打城戏的社会秩序与仪式功能

打城戏是闽南社会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也是福建戏曲艺术的白事标识。 “打城”， 即“破狱”， 原本指一种超度仪式， 打城戏便是在打城仪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蕴含民间文化的解释意义， 属于一种救赎的艺术。那么， 所谓的打城信仰是对闽南民间信仰中超度文化的认同。打城信仰不仅是闽南地域社会中民间文化的阐述者， 更是闽南氏族世代衍传的“救赎者”。 “在闽南地区戏曲的种类不胜枚举， 只要是关系到闽南人的日常活动都能跟戏曲产生联系， 并赋予戏曲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 闽南地区的‘普渡戏’ ‘祭祖戏’ ‘做醮戏’ ‘尫公生戏’， 甚至是‘躲债戏’等”^［19］42， 已成为闽南族群日常生活场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具有特殊超度功用的打城戏， 它与每个闽南人的联系尤为紧密。曾经的打城戏有着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辉煌历史， 其社会功用在闽南大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种源自超度仪式的剧种， 打城戏与闽南族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多重认同关系， 进而形成打城戏与闽南族群的社会性互构。

在闽南文化范畴内， 打城戏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戏曲艺术表现形式， 其功能扩展到宗教仪式、 信仰传承与社会交往等多个维度， 成为承载族群精神活动的核心载体。在闽南地区， 很多老人都嘱咐子孙： “自己去世后， 一定要请道士做打城仪式， 还要请打城戏来演戏才算是‘真正的超度’， 没有打城不算是真正的超度。”4

4 讲述人：吴玉莲， 女， 1950年生， 退休。调查人：王荟。调查时间：2015年3月10日。调查地点：泉州南安斋主家中。

当打城戏演出结束后， 几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热泪盈眶地说： “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再看打城戏了啊……”5

5 讲述人：吴永发， 女， 1953年生， 退休。调查人：王荟。调查时间：2015年3月11日。调查地点：泉州南安斋主家中。

细究这些高龄老人的言语， 不难发现， 他们对打城戏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戏曲艺术层面， 而是表达了打城戏所彰显的超度功能及他们对打城信仰的深刻体认， 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终结的释然和对超自然力量的虔诚信仰。戏曲既是迎神赛会与岁时节庆的重要仪式活动， 也是日常表演与迎神娱神的艺术形式， 同时还是民众聚会社交的重要方式。除了上述作用外， 打城戏还承载着超度符号， 在民间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功能， 甚至打城戏的存亡关乎着闽南人祖先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悲喜情怀。

打城戏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意义和超度性质的闽南文化象征， 其艺术实践在构建阴阳两界交流的仪式性空间及传承和弘扬族群超度文化理念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打城戏因闽南人而生， 打城戏因闽南文化而起。阴阳两界的交往依靠打城展开互动， 它不仅具有“从死到生”的超度功能， 也享有“从人到神”的灵验功效。自然界的每个人都要经历对降生的祈盼和对死亡的恐惧。正因如此， 打城就成了超度仪式的核心， 它的成功安抚与慰藉着每位族人。由于打城戏的特殊性， 其艺术内蕴已超越了剧种本身， 它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在人间， 更延伸至超自然社会的天庭系统、 佛庭系统和地狱系统当中。因此， 作为一种超度艺术， 打城戏承载的闽南宗教色彩起到超度亡魂、 保佑子孙的现实意义。高延描述过一百年前闽南佛教的丧葬仪式^［20］6，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详细记录了现代社会中佛教的打城仪式， 这说明打城香火在百余年间并未中断， 打城信仰亦深植于世代闽南人的思想与血脉之中。拥有传统经验的闽南族群深信打城的灵验， 认为超度仪式能实现祖先在另一个世界的“复活”。他们相信， 只有通过打城戏， 才能帮助自己和整个家族趋邪除恶、 趋利避害。唯有当法师完成整个打城仪式， 拿锡杖破开城门的那一个瞬间， 他们才心安理得地认为超度仪式已圆满完成， 祖先得以安宁， 家族方能诸事顺遂、 福寿安康。同时， 闽南人也深信， 祖先能够将福气回馈给在世的每一位家族成员， 庇护并保佑他们， 这正是闽南传统超度文化思想的核心。打城戏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闽南民间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成为沟通阴阳两界的艺术载体， 主要功能是帮助往生者的灵魂实现“从死到生”的蜕变。

2.2 从圣至凡： 闽南族群的自我认同与身份建构

作为一种深植于地方传统的文化实践， 打城戏在强化闽南族群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其影响力在促进族群成员对共同文化遗产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内化方面不可忽视。欣赏和参与打城戏不仅能增强闽南族群对闽南民间文化和戏曲艺术的认同感， 而且在表演过程中， 族人之间的互动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感的共鸣。在这样一个戏剧表演的空间中， 增进的不仅是宗亲氏族之间的感情， 更是对超度观念的理解， 以及对闽南文化和族群艺术的认同。这使得族人能够确认自我在族群中的身份， 并确立在社会中的地位。族群意识不仅是后天形成的， 它也在具体交往中逐渐萌发， 因此， 随着族群交往形式和内涵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认同的过程， 可以更好地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你、 我、 他。

“打城空间”作为族群认同构建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场域， 以及宗教仪式的互动生态网络， 对闽南族群的自我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塑造皆具有显著的促进效能。游走在“神圣空间”和“凡俗空间”之间的“打城空间”， 是族群自我认知的重要场域， 同时也是宗教职业者工作的生态网络。原本宗教职业者的群体网络主要以道教和佛教两种民间信仰为主， 尤其在闽南的大部分地区， 道教已形成了多个密集且固定的人际网络圈。道士之间往来密切， 彼此的工作环节紧密相连。与之相比， 佛教的组织网络则显得相对薄弱， 这与佛道两教在闽南地区的宗教属性和传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 参与打城仪式的火居道士多以家族为单位展开学习、 传承、 授箓和做法； 而香花和尚则多以寺庙为单位展开修行， 但以个人名义在外主持仪式、 做法事等内容。这些宗教职业者不仅是表演打城仪式和打城戏的核心主体， 也是推动闽南族群自我认同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主持打城法事和表演打城戏， 帮助闽南族群实现“从人到神”的文化想象， 不断突破文化的阈限与边界。与此同时， 这些携带宗教符号的主体也积极参与到构建闽南宗教信仰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 实现了从引导族人参与到自我实践的角色转变。宗教职业者与在地民众在参与和观看打城戏的过程中， 通过自我认同， 传承并赓续闽南民间信仰、 闽南文化及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血脉， 他们共同推动打城空间的维持， 从而延续和发展了打城戏的生命力与活力。

3 海内外互动： 打城戏与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重构

跨越山海， 打城戏凭借其独特的魅力， 将闽南族群的心紧紧相连。它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展现，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一种信仰的彰显。在海内外的闽南族群生活中， 打城戏如同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泉， 滋养着族群的精神世界， 维系着族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彰显着族人的身份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 打城戏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 反而在闽南族群中焕发出愈加强烈的生命力和认同感。

3.1 遗产符号： 打城戏在海内外闽南族群中的内化

闽南地方戏曲的重要标志——打城戏， 不仅承载着佛道二教的信仰记忆， 还在族群生活中扮演着传递民众心态的神圣角色。它深深根植于闽南族群的血脉与思想中， 从古至今延续着佛道二教的信仰记忆， 与闽南族群、 民间信仰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内外交织的互动空间， 凝结成一种神圣的戏曲艺术表现力， 于舞台之上、 祭坛之下， 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中， 构筑独具特色的闽南文化传统叙事。打城戏的表演仪式传递着民众的心态、 思想、 观念与期盼， 表达了他们渴求亡者顺利超度、 族人福寿安康的愿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闽南人与打城戏之间形成了共生互筑、 不离不弃的供求关系， 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互构性。在世的每个族人都要经历由生到死的过程， 打城戏便因闽南人而生， 且与他们的生死命运、 转世轮回息息相关。现今的打城戏， 作为一种乡俗民约的戏曲艺术， 依然活跃于泉州及周边的民众生活场域中， 真实且自觉地遵循着闽南民间社会的社交网络。

这种认同并未因族群的跨境迁徙而中断， 反而在海外华侨的文化记忆中持续沉淀并完成内化。祖籍泉州、 旅居新加坡六十余年的闽南华侨陈荣泉在谈及打城戏时曾说： “小时候家里做普度， 一听到锣鼓声就知道师公戏来了。后来到了新加坡， 虽然环境变了， 但每次看到类似的仪式， 总会想起老家， 想起以前一家人围着看戏的日子。这个戏不是看热闹的戏， 它和祖先、 和家里的规矩连在一起。”6

6 讲述人：陈荣泉，男，1948年生，退休。调查人：王荟。调查时间：2016年2月11日。调查地点：新加坡晋江会馆。

这一口述记忆表明， 对于海外闽南华侨而言， 打城戏早已超越单纯的地方戏曲属性， 而成为连接祖籍地文化、 家族伦理秩序与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

3.2 民族符号： 打城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凝聚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 打城戏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 不仅是族群认同感增强的催化剂， 而且通过一系列仪式化参与和象征性互动， 它在个体与集体层面上促进了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层次同化与演进。这种文化实践的动态过程， 嵌入了认同构建的复杂性， 涉及从认知同化到情感共鸣， 再到行为内化的多维心理机制。民众对于打城戏的认同感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反而愈发增强了族群认同感。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是一个涵盖民族归属感、 积极评价及活动参与的复杂结构， 需要经历探索、 获得与内化三个发展阶段。例如， 2003年， 泉州打城戏赴伊朗参加国际戏剧节演出并荣获“金小丑奖”。彼时， 打城戏以《目连救母》等传统剧目亮相国际舞台， 其融合宗教仪式、 武打杂技与戏剧表演的独特形式， 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关注。尤其是飞钹、 武功等舞台呈现， 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作为一个扎根于闽南民间的地方剧种， 这次演出使打城戏从闽南乡土社会走入国际公共文化空间， 成为海外观众认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一扇窗口， 也使海外华人华侨在观看和传播过程中重新确认自身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精神联结。

打城戏的艺术实践恰好验证了菲尼所提到的认同过程， 即在参与打城仪式或观看打城戏表演后， 闽南族群获得了一个有别于其他族群的归属情感， 并在这一过程中摹画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表述与艺术书写传统。这一认同过程， 从对民间信仰、 打城艺术与族群文化， 到获得精神上的体验感与满足感， 进而实现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自我经验与记忆内化， 彰显了一个有联系且富有逻辑的认同建构过程， “有助于推动民俗艺术的传播发展， 有助于探究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的叙事体系”^［21］。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打城戏不仅是特定社会文化机制下的艺术产物， 也是闽南族群生活娱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闽南人的历史记忆、 身份认同、 社会功能及民族共同体之间交错绸缪、 唇齿相依。打城戏所表征的社会功能、 族群记忆与闽南族群的日常生活场域密切相关， 使得闽南族群逐渐勾勒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认知边界， 并由此构建出对打城戏的文化表达、 族群共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念。这是历史的推进， 也是现代的剖析， 更是未来的方向。因此， 闽南族群成员的地理分布多样性并不妨碍其对打城戏的认同感， 反而体现了他们对本族群文化遗产的深刻诠释与意义重构。这种认同感通过对本族群文化符号的深层语义解读和文化叙事再现， 在个体意识中得以体现。该过程不仅是对闽南文化传统认知框架的主观性内化， 更是在文化想象和艺术表征层面， 促成了闽南族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主观性建构与集体性表达。一言以蔽之， 打城戏镌刻着海内外闽南族群的传统文化， 凝聚着数百年来闽南籍华人华侨的历史记忆， 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 这些最终汇聚成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叙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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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曲六乙. 泉州打城戏的复兴与迷惘： 从打城戏荣获伊朗金小丑奖说起［J］. 中国戏剧， 2003（12）： 52.

[14] 左翼. 尴尬的宗教剧救护 泉州打城戏抢救与保护中的误区［J］. 中国戏剧， 2012（11）：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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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4年集美大学海丝研究中心项目： 闽南打城戏及其海外传播研究(CX2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