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 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1 ］196 。2019年4月， 国家提出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版， 围绕“扩围、 拓新、 提质”， 建设一批“一流本科、 一流专业、 一流人才”示范引领基地， 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引领未来发展能力的各类卓越人才， 全力唱响“三个一流”主旋律， 引导高校回归育人本质
［2 ］ 。2023年2月， 五部门联合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明确了专业动态调整的战略意义和发展要求， 要求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 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结构更协调、 特色更鲜明、 机制更完善的工作要求， 将专业调整提升到教育发展战略的新高度
［3 ］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工科教育“理科化”、 理论脱离实践、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不足、 创新精神匮乏等“水土不服”问题屡见不鲜， 工程人才与社会市场适配问题愈发凸显， 工科类专业亟待调整
［4 ］ 。那么， 面对国家战略要求和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困境， 探寻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学理性、 分析其内隐规律及成因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内外对专业动态调整的研究较多。从专业动态调整主体方面， 有研究基于高校主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构建了政府、 大学和市场之间的三角关系模型
［5 ］ ； 有研究从国家及政府层面研究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状况， 认为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应朝向多科性和综合化发展
［6 ］ 。从专业动态调整内容方面， 有研究从9所美国顶尖大学入手， 对中美大学的本科专业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两国在专业类型、 学位授予、 专业名称、 专业设置和设置权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7 ］ ； 薛天祥在《高等教育学》一书中认为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逻辑起点”， 探讨了专业的构成要素、 专业结构和国内外专业变化
［6 ］ 。从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方面， 有研究表明美国建立了最早的工程专业， 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调整壮大
［8 ］4 ； 有研究认为高等工程专业的调整模型可以归纳为三类， 即科学型、 专业技术型和工程复合型
［9 ］ ； 有研究围绕新工科背景下工科专业调整、 布局和衍生机制进行了考察
［10 ］ ； 有研究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对工程专业动态调整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
［11 ］ 。
基于文献梳理不难发现， 已有研究对专业动态调整进行了较为系统、 全面、 深入的探讨， 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聚焦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研究较少， 特别是缺少对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主要探讨基于高校、 政府和社会， 对专业目录中工学专业内外部结构与社会发展动态平衡的影响研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1.1 三螺旋理论
三螺旋理论最初源于分子生物学， 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建立了DNA“双螺旋”模型结构， 随后理查德·莱万廷进一步提出创新性论述， 他在研究基础上发现生物体系的演化是基因、 有机体和所处环境三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 如三股力量螺旋缠绕在一起协同进化， 由此正式提出三螺旋概念
［12 ］2 。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出现在1983年， 当时美国创新研究先驱埃兹科威兹首次发现政府、 高校和市场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和作用机制， 以此形成某种螺旋关系
［13 ］ 。经过十余年深入研究， 1994年他发表了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著作， 提出了大学发展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 需要依靠政府、 市场， 同时在三者之间构建某种新型关系。1994年末，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雷德斯多夫在独立研究中提出了与埃兹科威兹呼应的理论创见， 在著作中他认为存在一种超循环理论模型， 强调三个系统之间存在动态反馈机制， 这种主体关系不仅能够形成持续技术创新而且能够推进技术变革实现理想状态
［14 ］ 。1995年两位研究者联合发表了学术论文， 再一次论述“在知识资本化的不同阶段， 我们需要创新的螺旋模型来抓住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 首次以学术著作的方式提出了以大学-产业-政府为核心的三螺旋理论模型， 该模型能够有效解释创新过程中各阶段的内在关联机制。1996年， 两位学者又通过深入研究在合著的论文中详细界定了三螺旋及模型的具体框架和运行机理。至此， 学界认为三螺旋理论正式问世。
1.2 CAS理论
伴随人类文明历经农耕时代、 工业时代、 信息时代到现在“智能＋”时代的到来， 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元化， 自然科学领域倡导的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20世纪初期形成的第一代系统科学理论体系， 以系统论、 信息论和控制论为核心内容。到1950年， 控制论在工程管理和自动控制等领域的成功应用， 使其成为自然科学界备受追捧的议题，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却面临显著的解释力困境， “活”个体构成的“活”系统超出了传统系统理论的解释范围， 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差异很大
［15 ］ 。20 世纪末期第二代系统观由普利高津和哈肯所提出
［16 ］4 ， 即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拓宽了控制的专属概念， 但对“活”系统中的“活”个体仍旧无法完全探测， “活”个体的自我学习、 改进行为模式的发生都得不到理论回应， 呈现不受控制的自主运动， 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解释力困境仍然无法破解。进入21世纪， 系统控制论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变， 学者们将研究焦点转向“活”主体的行为模式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上来。这些理论突破直接催生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诞生。美国霍兰（John Holland）教授于1994年在Santa fe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时正式提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live System， CAS理论）， 作为遗传算法之父和复杂性科学的先驱者之一， 霍兰从一开始就处于复杂适应系统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心。其核心思想是构成系统的要素“活”的主体， 能够根据与其所处环境的交互作用， 不断积累经验， 并对自身行为、 结构做出自主性、 预知性调整， 以更好地适应环境不断变化的需求。并在《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一书中， 详细论证了主体自主适应的内在运作方式
［17 ］37 。基于CAS理论的视角， 适应性主体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构成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核心动力机制
［18 ］ 。适应性主体作为具有自主决策能力和学习进化的智能单元， 其生存与发展不仅取决于内在属性与行为策略的优化程度， 更关键地体现为对资源环境动态变化的适应效率——这种适应能力通过主体与环境之间持续的物质、 能量、 信息交换得以构建， 并在多层次反馈回路中形成具有涌现特征的协同进化模式。
1.3 理论与本研究的适切性
三螺旋理论的提出探讨高校（其他知识生产机构）、 政府（国家或区域层面）、 社会（行业产业）的合作关系， 它们根据社会需求而联结起来， 形成了三种力量交叉的影响关系。CAS理论认为由于系统中资源分布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 各主体的生存发展需要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资源交换来实现。
据此， 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作为重要的教育活动， 离不开三主体的作用关系并为了实现适应性发展， 不得不与环境进行资源交换以提升专业主体的生存发展机会。据此构建“政府—高校—社会”的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影响主体， 并融合社会环境的资源条件作为重要的影响力量， 构建理论依据关系模型， 如
图 1 所示。
1.4 研究方法与设计思路
1.4.1 研究方法
为了更深层次挖掘影响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ralytic Hierardy Process， AHP）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辅之以理论分析法、 文献研究法、 访谈法， 从主客观两方面探寻影响因素并确定权重分配。
1.4.2 影响因素的确定
本研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确定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
1） 基于理论分析法的影响因素的确定
三螺旋理论从主体视角出发， 提出了社会活动中重要的三个主体， 即政府主体、 高校主体和社会主体， 以此为鉴， 在探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过程中， 政府、 高校和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作为主要的影响主体。
CAS理论从动态模式的角度为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确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适当补充了三螺旋理论没有充分探讨的内部维度和主体内容部分。在深入研究CAS理论的内外逻辑分析框架， 并基于适应性主体（适应性政府、 适应性高校和适应性社会）在资源环境中构建了基本的因素内容， 包括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科技环境和教育文化环境， 在二级内容中， 政治环境包括政治体制、 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体制、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 科技环境包括科学发展水平和信息技术， 教育文化环境包括文化价值观、 第三方评价和教育观念。
2） 基于文献研究法的影响因素的确定
政策文本是政府机构在处理国家社会事务、 实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制定并运行的文本资料， 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政府的政策属性和决策结果。本研究系统梳理了自1949年建国之初至今与专业（工科类）动态调整相关的政策文件， 使用Nvivo12软件， 将政策文本整理成word版本并导入， 进行关键词编码。首先， 进行全文本政策内容的逐字逐句通读， 针对符合编码要求的内容进行关键词提取， 即分散编码； 再次， 围绕分散编码进行二次编码， 提取二级编码关键词； 最后， 进行充分的三级编码， 最终确定了22项一级编码、 6项二级编码和3项三级编码。
3） 基于访谈法的影响因素的确定
为了保证影响因素提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本研究在理论梳理、 政策文本分析基础上， 邀请专家进行访谈， 进一步确定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访谈提纲的编制为三类， 政府访谈、 高校工科类专业访谈、 部分市场企业访谈， 为了保证样本选取的差异性和层次性， 避免数据同质性问题， 访谈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 各主体样本的选取兼顾考虑社会职位、 性别、 年龄及社会背景等因素； 其次， 各类型访谈主体数量起始阶段确定为5人/类， 在质性分析数据达到理论饱和前逐级、 逐次增加数量， 直至访谈文本内容不再出现新的理论关键词， 最终确定20项一级编码、 6项二级编码和3项三级编码。
4） 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影响因素总结
基于理论梳理、 政策文本和访谈分析， 本研究基本确定了影响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基本内容和维度， 包括政府、 高校和社会， 并对其中包含的各级编码内容进行了确定， 见
表 1 。
1.5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 ）的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影响因素权重计算
本研究所选用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为
AHP ，即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主要的计算过程如
图 2 所示。
1.5.1 建立结构层次模型
采用层次分析法， 将通过初步界定及效度检验最终保留下的指标用来构建结构层次模型， 也就是说， 对评价对象建立目标层、 准则层和方案层， 从而确定清楚明晰具有结构性的层次模型， 具体的因素集合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X =｛X 1，X 2，……Xn ｝
Xi =｛Xi 1， Xi 2……Xin ｝
基于以上建立的结构层次模型， 本研究的整个问题模型分为如下三层：
1） 目标层。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在理论梳理、 政策文本分析和专家访谈基础上， “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影响因素”可确定为目标层。
2） 准则层。根据文本编码的内容维度， 因素维度中政府主体、 高校主体、 社会主体三类确定为一级准则层。进而在此基础上， 三类主体对应的下一级准侧可细化为二级准则层， 即政治因素、 学校层面因素、 专业层面因素、 经济因素、 科技因素、 教育文化因素。
3） 方案层。根据确定的三级准则确定方案层， 见
表 2 。
1.5.2 构造判断矩阵
层次分析法构造的判断矩阵不是把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比较， 而是将层次分析 模型中同层次的指标进行逐一的两两比较， 最终得到每项指标的重要程度。由于 在此对比过程中采用了相同的尺度， 从而解决了不同性质指标之间进行相互比较 的难题， 因此提高了判断矩阵的准确性。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如
表 3 所示。
判断矩阵具有以下特征：
aij >0且
aji =1/
aij 。目前
AHP 通常将衡量尺度划分为9个等级， 其中1、 3、 5、 7、 9的数值分别对应同等重要、 稍微重要、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和绝对重要， 而2、 4、 6、 8的数值则表示重要程度介于1、 3、 5、 7、 9数值之间相邻等级的重要程度， 其标度含义如
表 4 所示。由此建立出本研究所用到的判断矩阵。
基于以上矩阵标准， 建立出本研究所用到的判断矩阵， 本研究邀请了28名工科类专业相关专家， 以问卷星的形式将指标标准生成问卷并点对点发放， 根据实际打分情况， 对每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分值计算平均值， 该平均值即作为判断矩阵的赋值分数。需要注意的是， 28名专家相互之间不知晓彼此参与答卷， 独立完成每份答卷指标的评分， 保证评分不相互干扰， 确保评分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1.5.3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利用第二步得到的专家判断矩阵， 计算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 max 。通过几何平均法（方根法）式（1） 求取各个元素的权重值Wi 。
一致性检验要求被检验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CR <0.1时， 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模型评价指标权重合理， 否则就需要重新调整判断矩阵。CR 计算公式如式（2） ， 其中CI 为一致性指标， RI 为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二者比值即为一致性比率CR 。
W i = ∏ j = 1 n a i j 1 n ∑ i = 1 n ∏ j = 1 n a i j 1 n , i = 1,2 , … , n （1）
C R = C I R I （2）
经过计算， 本研究构建的工科专业动态调整影响因素判断矩阵一致性比率CR 均小于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1.5.4 层次总排序
根据层次单排序的结果以确定每一层上所有因素对总目标的相对重要性排序权重值， 从目标层到方案层逐个依此进行， 汇总整理层次单排序的结果， 但各级指标的
AHP 权重计算结果不能直接反映对目标层的解释， 因此需要进行综合权重计算， 即根据各级权重计算结果， 利用每一级权重与上一级权重的乘积， 计算出三级指标对目标层的综合权重， 见
表 5 。
2 分析与讨论
2.1 政府主体： 政治因素中的教育政策发挥关键影响作用
从数据分析来看， 政府主体的影响权重最大（X 1）， 权重系数为0.582， 占三主体权重一半以上， 表明政府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具有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不仅支持了三螺旋理论中关于政府功能的结论， 也印证了已有的理论研究。政府是国家管理的机构统称， 主要职责在于发布国家意志、 处理国家事务。已有研究表明， 政府在专业动态调整中的功能因国家意志的体现、 行政权力的集中， 具有宏观调控、 调整协调、 市场竞争保护、 整体功能优化等功能优势， 但也因为强制计划和权力集中， 存在调控滞后、 政策内耗、 动力匮乏、 市场信息接收不完全的功能劣势。因此， 政府主体职责的发挥能有效推动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AHP 分析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 并充分证明了已有研究中关于政府作用的论述， 同时本研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
教育政策（A 3）在政治因素中的权重分配表现突出， 在教育管理学当中一般将教育政策理解为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教育工作所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 是国家对教育领域所做出的规范性定义， 按照分类来看， 包括指令性政策和引导性政策。相较于政治体制和法律法规， 教育政策的出台更能反映时代对教育的诉求， 也更体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置于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语境之下， 调整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会生发高校整体的系统反应， 建设理念和方向、 权力分配和内容、 调整效果和保障都会成为一定阶段内工科专业持续发展和实践的依赖路径， 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变化会因为政策类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是指令性政策， 那么工科类专业调整存在标准高、 反应快的特点， 但因政策的严肃性过高， 容易出现忽视主体“一刀切”的问题。如果是引导性政策， 较能体现调整主体的能动性和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但也容易发生受众反应速度慢、 调整步调不一致的情况。
2.2 高校主体： 学校层面与专业层面的双重影响作用
从数据分析来看， 高校主体的影响权重适中（X 2）， 权重系数为0.309， 占三主体权重的三分之一， 表明高校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中发挥着仅次于政府主体的作用， 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这与已有研究发现较为一致， 不仅支持了三螺旋理论中关于高校功能的结论， 也印证了已有的理论研究。高校是育人主体， 肩负着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重任， 主体功能体现在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 进而实现作为社会宏观系统中子系统的价值共创。遵循高等教育规律， 高校具有人才输出和文化辐射的功能优势， 但也存在资源配置功利、 与生产实践脱节、 长远规划不足的弊端。高校主体职责的发挥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是否成功的关键， AHP 分析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 并充分证明了已有研究中关于高校作用的论述， 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从学校层面和专业层面即“校院两级”的角度探寻了融合影响因素。
学校层面（X 2.1）是高校主体开展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指挥层， 尽管不直接参与专业的内容建设， 但却是政策落实和反馈的重要部分。具体而言， 一是学校主体作用（B 1）的发挥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直接动力， 换言之， 高校管理机构的组织动力激发， 能在协调机制之下合理实现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管理效能； 二是学校对办学定位（B 2）的科学态度和认识高度， 决定了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方向和价值认同， 即明确办学方向的过程是全校上下共识办学认知、 专业认同的过程， 对激发调整认同意识、 统一调整支持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清晰的培养目标（B 3）有助于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进一步明确， 具体而言， 目标自身具有的模糊性、 复杂性和多元性是高校作为学术机构与生俱来的组织特性， 而专业需要清晰目标、 明确方向进而保障专业发展不偏离预定轨道。由此， 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通过学校层面的系统支持和相互作用能有效实现科学合理的调整目标。
相较于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X 2.2）的影响更为显著， 更深发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权重占比0.257。专业的系统性和内部结构复杂性在调整中是必须面对且合理解决的关键问题， 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中认为共同价值、 主体行动和行为秩序是系统的基本要件
［19 ］ ， 他认为子系统具有自我调整能力并促使总系统实现功能稳定和环境平衡。在当下强调服务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 作为工程人才的重要输出窗口， 对工科类专业的内部结构和要素分配提出了新要求， 而有效解决结构失衡和内容迟滞问题， 能让合理的内部结构建设和资源有效优化配置到专业办学过程之中。
2.3 社会主体： 多因素之间的融合影响作用
从数据分析来看， 社会主体（X 3）的影响权重最小， 权重系数为0.109， 是三主体权重最小的影响主体， 表明社会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中发挥的作用较小， 产生的影响力较弱。虽然社会主体的多元因素影响权重较低， 容易对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产生认知上的抑制效应， 从而消减了人们对社会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视程度， 但是正如CAS理论提出的， 社会的正向反馈和激励机制会对其他主体的适应行为产生激励和强化作用。 社会是多方主体参与交换的系统和机构的统称，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泛指交换的领域， 具有很大的地理边界差异， 可以是物理范围内的， 也可以是互联网范围虚拟构建的， 可以是区域性质的， 也可以是全球范围内的。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竞争、 供求关系等实现， 是实现资源合理分配的有效方式。具有资源配置、 竞争调节的功能优势， 也存在调控缓慢、 调整功利的不足。社会主体职责的发挥影响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AHP 分析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 并充分证明了已有研究中关于社会作用的论述， 但受限于山西老工业地方经济和区域社会发展的滞后，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其他视角有一些新的发现。
2.3.1 经济因素（X 3.1）促使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首先， 市场经济体制（C 1）的确立让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利与日递增， 办学的“相对自由”激励了高校主体专业建设的积极性； 其次， 产业结构（C 2）变革推动了社会性结构调整， 助推社会岗位变化， 进而催生了工程人才缺口， 既是高校发展的历史契机， 也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时代要求； 再次， 经济的快速发展（C 3）， 尤其是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确立， 为持续性资源输出带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为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提供了物质保障。因此， 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价值诉求， 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教育提质的人才动力。
2.3.2 科技因素（X 3.2）助力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科技新成果体现经济发展 “新高度”、 社会发展“新进步”、 价值塑造“新内涵”， 而我国高等教育面对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主要集中在对科学技术的高标准追求和“卡脖子”问题的困境破解。一方面， 科技发展（C 4）需要高层次技术人才支撑， 进而促使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的主动对接； 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C 5）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工科类专业对“知识边界”的重新界定和技术要求的重新融入。
2.3.3 教育文化因素（X 3.3）影响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价值取向（C 6）、 三方评价（C 7）和思想观念（C 8）往往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政府主体和高校主体的价值塑造和文化习惯， 从而从决策层和操作层产生不容小觑的社会力量。
3 结论与建议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以新工业发展驱动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 其核心在于促进工程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需要遵循政府逻辑、 高校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多元协同。
3.1 政府逻辑： 构建制度引导的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联动机制
3.1.1 明确政府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主体职责
在现有政治体制下， 政府主体职责的发挥是促进各方主体重视并形成合力的关键动力， 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中， 政府要进行宏观规划、 指导合作、 政策制定、 监督落实等， 承担凝心聚力、 权益共商、 利益协调的重责， 保障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顺利进行， 实现政府、 高校和社会三方主体共赢的良好开局。
3.1.2 健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法律法规
在现行教育法律体系下， 重新审视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具有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和产业对接的必要性。从工科类专业新增与发展、 原则与内容、 设置与调整、 评估与督导、 预警与撤销等方面进行法律法规完善， 让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有法规可依、 有制度遵循。
3.1.3 完善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教育政策
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基础上， 适当解绑专业目录的纲领性和权威性， 让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从过去政策的刚性服从向柔性发展转变， 改变过去“申请-审批-备案”的繁复行政程序， 一定程度上简政放权于工科类专业开办高校， 以专业增设指南或专业调整指南为引导， 灵活推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
3.2 高校逻辑： 构建“学校层-专业层”上下联动的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发展机制
3.2.1 发挥高校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中的主体作用
在现有高校专业政策基础上， 高校主体职责明确是促进各方主体联动的能动因素。因此， 高校应从大局出发， 面向国家战略和地方区域经济， 明确学校的办学定位、 培养定位、 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 让工科类专业的动态调整有的放矢， 升级改造现有工科类专业， 有序建设新工科类专业， 适度撤销老工科类专业， 构建特色鲜明、 层级明显、 错位发展的工科类专业布局。
3.2.2 明确高校办学定位和工科类专业培养目标相统一的政策要求
办学定位是高校凝聚共识、 汇聚合力的灵魂之根本， 也是办学有别于其他高校特有的办学品格和精神风貌， 而工科类专业培养目标是带动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指挥棒， 是支撑专业内涵提升的重要基石， 二者的耦合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 更是一种运行模式， 具有将高校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从形式嵌入的“两张皮”上升到实际融合的组织特征， 是从学校层面（办学定位、 培养定位、 发展规划等）自上而下的关系跨越、 边界确定的过程， 也是从专业层面（培养目标、 建设内容、 质量保障）自下而上的关系隶属、 主动融合的过程。因此， 需要明确高校办学定位和工科类专业培养目标相统一的政策指向， 即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依据高校办学定位和具体任务所提出， 又反应学校的总体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增强二者的耦合度。
3.2.3 打造师资建设提升工程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方面， 要结合“信息技术”， 提升教师工程实践知识储备。首先， 充分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借助云平台、 课程联盟等载体， 建立跨学科跨专业的理论课程知识库供教师学习； 其次， 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育课程， 模拟真实工程实践技能环节和场景， 提升教师工程实践技能知识水平。另一方面， 要打破“制度僵化”， 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胜任能力。首先， “引进来”是聘请行业工程师来校指导， 通过课堂教学、 学术交流、 培训研讨等多种方式， 让教师真实感受企业生产环境和岗位专业要求， 引导合作方式从“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其次， “走出去”是在现有师资基础上制定鼓励政策， 选送教师进入工程企业观摩学习， 将企业文化、 管理理念、 管理模式、 岗位需求嵌入工程教师学习内容之中， 保证教师学习的实践性和个性需求， 引导能力提升从“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
3.2.4 完善打造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新工科”课程体系
首先， 设计学科交叉的理论课程体系。针对低年级学生， 高校要按照“课程设计-方法选择-工程进路-方案实施”的思路， 依托工程项目重构传统理论课程， 打造遵循设计全过程的理论课程体系。其次， 构建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专业课程体系。针对高年级学生， 高校要按照工程产品“开发什么-如何开发-开发得怎么样”的思路， 构建以制备工程产品为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 打造高阶性、 创新性且具有挑战度的课程梯队。最后， 优化通识课程体系， 增设创新思维训练课程。高校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 利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增开选修课， 在选学、 选修过程中， 聚焦工程研究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 拓宽专业视野的同时激发学习的内在动力。同时， 加开创新思维训练课程， 通过班级引导、 团队指导、 个体辅导、 过程督导等多元教育模式， 实现师生“头脑风暴”， 在互动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创新意识、 思维和能力。
3.2.5 提升工科类专业教育规范和办学条件
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建立教育规范和办学条件评估指标， 通过专业自评、 学校内评、 同行互评、 专家点评、 社会三方机构测评等方式， 促使专业教育规范和办学条件及时上报、 监督和备案， 让工科类专业人才培养有制度保障、 有条件护航。
3.2.6 健全保障实现高质量工科类专业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从全校层面重塑质量理念， 通过营造自觉、 自省、 自律、 自查、 自纠的质量文化， 让教育质量理念深入师生。从学校教育管理部门来看，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扭转传统教育中不科学、 不合理的评价导向， 让学校实现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 从学院师生来看， 将教育质量内化为开展课堂教育的前提， 以质量理念为引领、 以提升教育实效为举措、 以科学评价为标准， 实现教育质量的内生发展。
3.2.7 完善工科类专业“招生-培养-就业”的联动机制
首先， 实施积极开放的招生政策， 打破原有招生计划总量不变的僵局， 引入学院专业竞争机制， 核减质量低下、 就业不高、 转专业普遍的专业招生计划； 其次， 健全产学研用的人才培养机制， 以工程项目为载体， 放弃过去学科导向的培养内容， 打破传统按章讲授的教育方式， 围绕工程项目的完整性重构培养过程， 提升学生“学历+技能+创新”的培养机制； 再次， 打造校企融合的就业机制， 聘请行业企业导师来校指导， 通过课堂教育、 学术交流、 互动研讨等多种方式， 让企业技术要求和岗位专业需求提前嵌入工程教育； 通过产学研协同育人， 将学生选送工程企业实践训练， 提前进入就业岗位学习锻炼， 提升人才培养的岗位适配性。
3.3 社会逻辑： 构建以多元因素人才需求分析的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融合机制
3.3.1 围绕经济因素寻找经济动因
“服务地方、 扎根产业”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必须遵循的根本经济要求， 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催生出一大批新工科专业与之适应， 也让很多老旧工科专业成为历史名词。因此， 需要从经济体制中发掘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需求点， 从产业升级中催生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增长点， 从经济发展中探寻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价值点。
3.3.2 围绕科技因素助推科技创新
“智能制造、 技术转型”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必须遵循的关键技术要求，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驱动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是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专业的发展优势。首先， 要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先进科学技术重塑我国科技创新体制， 通过加大国家科技创新支持、 出台科技创新政策、 营造良好科技创新氛围、 健全科技创新管理模式、 鼓励全民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等方式， 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其次， 生发高校内部创新理念， 立足工科类专业特色， 针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和应用特点， 鼓励增设与之试切的专业点， 开设科技前沿和信息技术课程， 培养高科技文化和数智化技能的人才， 成为智能制造、 技术转型的人力资本。
3.3.3 围绕教育文化因素重塑文化氛围
“教育共生、 文化共育”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必须遵循的重要价值诉求， 是对人类理念的深层次影响， 也是对价值观的重新塑造， 如“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深刻影响中国父母为子女挑选专业的文化博弈力量。因此， 高校要构建工程教育文化共育的氛围与机制， 打造工程人才培养的示范典型， 打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 借力互联网与大数据宣传的开放性与及时性， 利用社会活动的推广效应， 发挥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宣传与辐射带动作用， 深化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长效文化运行机制。
4 结 语
创新型工程人才的培养是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的核心目标之一。工科类专业动态调整及影响因素研究通过揭示影响专业调整的关键因素， 为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 既深化了对专业动态调整规律的理性认识， 同时增强了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 特别是聚焦地方本科高校工科类专业这一特定领域， 为深化专业调整的差异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对丰富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山西省高等学校专业质量研究(2019B237)
山西省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以中北大学为例(J20230765)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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