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 中国影像中聚焦谍战题材的艺术创作日益增多， 其表现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反特片、 展现战争年代我党渗透敌人内部隐蔽战线坚守意志表现的谍战片， 以及逐渐扩展为敌我谍战交织纠缠表现的复杂性影像故事。无疑， 谍战天然具有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 但随着谍战故事的延伸， 其类似于警匪片以及其它类型创作的复杂性人性开掘， 也推动了中国电影的类型拓展与美学演进。在这一历程中， 张艺谋导演因其广阔的创作视野和对多样题材的拓展， 一直保持着对电影类型与电影语言的积极探索， 同时在跨度很大的题材创作中也展现了应变与创新的卓越能力。近年来， 他逐渐跳出此前擅长的历史叙事与武侠类型， 开始尝试犯罪悬疑、 战争、 谍战等主流商业类型， 先后创作完成《悬崖之上》 《坚如磐石》等作品。2026年春节档， 他再度推出间谍题材新片《惊蛰无声》。该片由国家安全部指导拍摄， 首次将镜头对准当代国家安全隐蔽战线， 以深圳这座高科技城市为叙事空间， 将国家安全、 现代谍战与技术博弈融于一体， 由此展开一场发生在当下时空的隐蔽而激烈的无声较量。这部作品既是张艺谋个人创作谱系的重要延伸， 同时也在悬念机制、 人物塑造与视觉表达等方面， 为中国国家安全题材电影提供了新的创作范式， 再次显示出张艺谋在国家主流价值观把握上的高度， 和在类型题材探索上不断的延伸和开掘的卓越能力。
1 悬念的重构： 从身份迷局到心理博弈
在以谍战片为代表的特殊类型影片的创作中， 无论是剧作需要， 还是大众心理期待， 悬念、 反转、 甚至暗合迷惑性的叙事以及套中套， 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由于影像是在一个实境中由人物去演绎宛如生活进程的故事， 因此打破人们“眼见为实”的习惯， 不断设置圈套， 让人们对既期待却又意外的情节充满着好奇， 成为吸引观众观看影像的重要因素。在张艺谋这部电影《惊蛰无声》中， 单论“惊蛰”就富有意味， 既是试图为谍战题材探索提供新意， 又是出人意料的惊异感的表现。由于中国谍战片必然要站在主流价值观的角度， 以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其基础和立场， 因此， “惊蛰”最能触动人们希望看到国家安全机构揭开谍战暗处真相的心理； 而如何激起观众意外的感知， 从而实现观赏的满足， 就成为剧作必须要把握的要素。显然， 创设悬念及如何展示悬念已惊人耳目， 就成为不可或缺并且考验电影吸引力的要素。
1.1 传统悬念机制的激活与身份迷局的铺陈
在世界电影的类型谱系中， 谍战片是为数不多能够与宏观政治进程保持同步演化的电影类型。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语境之中， 成形于冷战对峙格局形成之际， 并在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情报博弈中， 达到其类型美学与产业规模的全盛阶段。而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中， 谍战片于新世纪后才进入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 先后诞生了电视剧《暗算》 《潜伏》， 电影《风声》 《听风者》等一批优质影视作品， 在银幕与荧幕上形成令人瞩目的中国谍战类型景观。在创作这些经典谍战作品时， 创作者往往以悬念作为核心的叙事动力。所谓悬念， “即兴趣不断向前紧张与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无论是观众对下文毫无所知， 但急于探其究竟； 或对下文有所揣测， 但愿使其明确； 甚或已感到咄咄逼人， 对那即将出场的紧张场面怀着恐惧——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 观众都可谓处于悬念之中， 因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他的兴趣都非向前冲不可”
［1］215。换言之， 悬念就是对关键信息的隐藏与揭示。具体到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创作者通常刻意隐藏关键人物的真实身份， 尤其是其卧底或叛徒身份， 让观众与片中人物一同置身于“谁是叛徒”或“谁是卧底”的身份猜测中， 通过一些微妙的细节线索进行推理判断， 最终在身份揭晓与情节反转中获得强烈的情感满足， 这也构成谍战类型最为经典的叙事模式。
这一悬念机制之所以长期有效，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谍战片这一类型自身的叙事前提。严格来说， 谍战片在发轫之初就是悬疑动作类型的一个子类型， 它的叙事前提表面上是一道极度分明、 不容混淆的敌我界线， 但真正驱动观众持续投入的， 正是在一份敌我/善恶两立、 区隔、 辨识的表达中， 传达着一份敌我莫辨、 真假难识的张力
［2］。 《惊蛰无声》对这一传统悬念机制的运用， 首先体现在它所采用的谜题式开局。在影片的前三分之一段落中， 观众与国安小组处于信息对等但不完整的状态： 境外间谍活动频繁， 抓捕行动屡屡受挫， 且内部有人正在被策反， 但具体身份与涉事程度尚不明确。影片随即把怀疑范围聚焦于三名核心人物， 并依次展开针对性讯问。对技术组长陈依的询问， 以“无人机信号异常中断与恢复”的巧合为切入点， 同时揭示出其大学期间与境外间谍品山曾同住一个小区的过往经历， 多重偶然性的叠加， 使这种技术行为与个人履历呈现出一定的可疑性； 对黄队的讯问以“在严迪和陈依之间选择一个”的突兀假设为切入点， 迫使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做出直觉层面的本能反应； 对严队的试探则以“前女友生日”作为密码验证突破口， 以此暴露出冷静理性之下的情感软肋。可以说， “谁是钉子”成为贯穿开篇的核心悬念。
基于这种身份迷障的精心铺陈， 影片在叙事推进中构建了环环相扣的身份反转机制， 使传统悬念模式在当代叙事语境中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影片先以黄队被策反作为第一重转折， 打破观众对人物立场的初始预判； 继而通过严队与境外势力通话的情节， 刻意制造其为内奸的假象， 动摇前期所建立的稳定认知； 直到最终揭示严队实为国安安插的卧底， 此前所有可疑的行为才获得重新解释， 观众在恍然大悟中完成第三重， 也即最终的身份认知反转。 《惊蛰无声》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重要信息的碎片化呈现以及多重反转， 刻意营造身份模糊感以及个体立场的不确定性， 由此强化影片整体叙事的悬疑张力， 实现对传统谍战悬念机制的典型运用。
1.2 心理性悬念的生成与叙事重心的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 影片开篇三场针对不同个体的询问， 实际上并没有推进案件的侦破， 而是以多层面、 多维度的试探为手段， 使被询问者对自身认知与周边关系产生动摇， 这正是《惊蛰无声》对传统谍战类型片悬念机制的创造性发展所在。它既延续了谍战题材通过身份迷局制造戏剧冲突的经典范式， 又通过心理层面的深度试探和对观众认知的持续牵引， 使悬念的生成从外在的情节反转向内在的心理博弈过渡， 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谍战类型的叙事表现力。
心理性悬念的有效建构， 首先依赖于影片在叙事层面采用的独特结构设计。具体而言， 影片采用一明一暗的双线交织叙事结构， 即“一边查案子， 一边查钉子”。影片的明线， 围绕国安小组对新型战机隐形涂料泄密案的调查展开， 以追踪被拦截情报的泄密源头为叙事目标； 暗线则是调查过程中秘密启动的“惊蛰”行动， 其真实意图在于排查并清除阵营内部被境外势力策反的潜伏人员。这一双线结构的关键之处， 在于两条线索并非平行铺陈， 而是以明线服务暗线的方式交织运行： 明线中的金属盒子看似是推动案件侦破的关键物证， 在叙事功能上实则成为引诱暗线中内部“钉子”主动暴露的诱饵。这种线索的嵌套设计， 不仅为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内心挣扎提供了具体的故事依托， 也为心理性悬念的持续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叙事基础。
希区柯克曾指出， 悬念的产生建立在观众相较于剧中人物所拥有的信息优势上， “让观众知道一些角色不知道的事情， 这样就能产生所谓期待性复杂情境。在楼层或者沙发下面放一颗炸弹， 观众预想到它会爆炸， 由此产生一种持续且强烈的心理紧张状态”
［3］。 《惊蛰无声》开篇点明国安系统内部有人被策反， 随着叙事推进， 黄队深夜与境外间谍白帆秘密会面， 观众已先于其他角色知晓其被渗透的身份。在此基础上， 国安部门故意调包证据、 部署监控， 并将调查范围缩小至黄队与严队两人， 形成高压封闭的叙事场域。此时的黄队已深陷泥潭、 难以脱身， 只能在外部指令与内心挣扎中继续行动。这种情节设置实现了悬念形态的关键转向： 观众不再主要关心内鬼是谁、 故事如何发展， 而是聚焦于片中人物将作何选择。正如影片中台词所言： “每个人都有弱点， 在欲望、 压力、 良心、 职责面前， 是黑是白， 如何选择他需先自我博弈， 我们往下看。” 一般而言， 此类心理性悬念往往比传统悬念具有更为持久的叙事张力， 因为此类悬念的落脚点是人本身， 只要该人物仍处于挣扎过程中， 悬念便会持续生成并作用于观众。影片中， 黄队在楼梯间的失控嘶吼、 与妻子对话时的哽咽、 与严队沟通时的迟疑闪躲， 这些场景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情节发展， 却精准呈现了人物内心的痛苦与矛盾。由此， 观众在已然预知人物身份终将暴露的前提下， 仍会持续关注他行为选择的走向， 这也正是心理性悬念所赋予观众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叙事期待。
作为一部谍战影片， 《惊蛰无声》从一开始就设计一个动感追捕情境： 现代科技跟踪下， 一个外籍间谍在深圳高楼大厦之间的不断逃窜， 两位队长带领团队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 分别追踪嫌疑送货员及背负背包的监视对象， 悬念由此开始。随着截获送货员传递的物品， 收货人急速离开的跟踪， 猫鼠游戏正式展开， 初级悬念由此而生。随后， 快递员嫌疑被排除， 追捕接收物件的外籍间谍时， 目标几乎被捕却因电子干扰意外逃脱， 关键时刻消失无踪， 悬念再次升级。直到最后于广告牌后被拘捕， 悬念似乎就此破解； 但随着剧情推进， 其帽子上被喷洒的稀有涂料液体， 又让源于隐秘涂料所引发的悬念得以延续， 此乃叙事层面的悬念。更重要的是， 国安内部的卧底悬念亦紧锣密鼓地展开， 国安机构被渗透才是核心悬念。在对被策反者逐一排除后， 反而形成相当大的一个悬念， 即如何甄别包括两位副队长在内到底谁是被策反的叛徒？悬念自空降女队长上任伊始便已开启： 所有队员都需要甄别排查， 随着女队员嫌疑被排除， 悬念落在两位副队长身上， 他们一方面要继续追捕间谍， 另一方面作为战友又要彼此提防。悬念似乎指向由易烊千玺饰演的副队长严迪， 其前女友与嫌疑间谍的合影照片进一步强化了怀疑； 而朱一龙饰演的副队长黄凯与色诱女谍的接触， 又似乎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与此同时， 掌握机密涂料的工程师与黄凯副队长的交集， 让多线策反彼此交织， 营造出扑朔迷离的叙事张力。悬念层层铺展， 更大的反转却藏在后续情节中： 包括帽子涂料的置换， 从最初的暗盒物料到帽子涂料的机密涂料取回过程， 再到换装假涂料帽子等。在密不透风的布局之后， 揭开的是更为深层的悬念： 国安部门早已布置了迷惑敌人的双面人， 严队长的身份由此解开。这打破了“揭开一个悬念或深入两个悬念”的简单模式， 带来了更深层、 多样悬念叠加的叙事效果。在这个过程中， 张艺谋设置的立体悬念的叙事直到最后才让人恍然大悟。尽管部分观众对其情节交代的合理性存在一些疑问， 但回到我们所说中国谍战片的主流价值观和国安部门的布局的深邃性上， 这恰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一种必要认知。
我们也可以说， 张艺谋的影片在悬念的制造上不仅让我们看到在影片之中被怀疑者和追捕者之间的心理博弈， 也让观众心理上不断的揣测、 猜疑， 在不明真相的状态下， 一个接一个地揭开悬念， 一直到最后谜底揭晓， 结局令人大跌眼镜， 也让观众明白了国安谍战布局真正的高明之所在。这种人物间心理上的博弈和影片之中人物之间的博弈相互交织， 较好地实现了谍战片的复杂性。
2 临界状态中的人性深度与精神向度
我们正不断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像艺术的变化： 从长视频向短视频的延伸， 正冲击着传统长视频影像的审美机制和审美范式。因此， 有人会认为未来的影像创作会彻底颠覆传统影像， 迎来AI创意、 AI剧作和人工智能的拍摄甚至表演。因此， 有人悲哀地认为， 人工智能会替代真人的表现， 人的意味会逐渐消失。事实上， 我们坚定地认为， 在人工智能时代， AI为影像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赋能和助力， 反而凸显出影像创作人的智慧高位所在。而在人们的观赏体验之中， 人依然是影像创作和作品的核心， 人的思想表现、 人格、 人的面貌的多样性、 人性的深度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根本确立着影像的感染力与价值。
作为谍战片， 毫无疑问， 活跃在影像之中的正反形象， 或者是丰富性的人物形象， 肯定是相辅相成的。 “身处和平年代的人们， 现实生活是平淡甚至乏味的， 谍战题材决定了作品内容表现隐秘而平凡的英雄们的生存状态”
［4］， 因此， 对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的塑造， 考验着创作者的智慧与格局。的确， “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 人的价值由其自身行动决定， 而人不仅有行动的自由， 也有以行动改变自身行动的自由”
［5］9。由此可见， 人的本质并不是先天既定， 而是在持续的选择与行动中不断生成。因此， 文艺作品中真正具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这种未完成性或不确定性， 能够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抉择提供充分的展开空间， 使他在具体情境中的每一步行动， 都成为自我塑造与价值确证的关键。
《惊蛰无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出色之处， 正体现在对这种“未定状态”的刻画。影片中由朱一龙饰演的黄凯， 身处“正在被策反”的悬而未决的状态： 他有能力选择抓捕间谍完成任务， 或是被策反酿下大错， 而他如何选择正是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重点。在影片中， “细致缜密、 富有同情心， 但过于自信、 喜欢掌控”是境外间谍组织为他描绘的性格画像， 创作者以这一性格设定为基点， 深刻呈现出一个好人如何在欲望、 恐惧与良知的撕扯中一步步走向深渊。从表面来看， 他走上不归路的开端是被美色所诱惑， 但是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 境外间谍对他的掌控源于精准掌握了其性格的薄弱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一弱点， 使得他在得知自己的处境时， 第一反应不是向上级汇报， 而是试图自行解决问题——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缜密能掌握主动权， 却不知早已落入层层圈套。当境外间谍白帆以掌握把柄相要挟， 要求他将金属药水撒在证据盒子上， 同时抛出一句极具诱惑的承诺： “只要你做完这件事， 从此我们不再有任何要求， 彻底销毁证据完全断联。” 这句话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重新掌控”的可能性， 他自以为可以通过一次妥协， 换回对生活的掌控权， 这正是他性格缺陷的致命问题。而在得知他的妻子怀孕时， 保护家人与背叛信仰被置于天平两端， 这位专业且负责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 良知与恐惧在他内心形成无法调和的战场， 人物的悲剧结局也就在所难免。实质上， 影片中李楠这一人物的设置， 正是作为映照黄凯潜在命运的重要参照而存在。他既是明线中新型战机隐形涂料泄密案的直接责任人， 也是被境外间谍势力策反与操控的普通个体。从被利益诱惑而出卖情报， 到事发后陷入恐慌、 企图出逃， 最终在境外势力的遥控下死于非命。这一完整而充满悲剧性的情节脉络， 从反面印证了黄凯性格缺陷所必然导致的悲剧走向， 从而使其经历与选择更具警示意义。
进一步说， 从人物行动的深层逻辑来看， 黄凯的每一次选择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共情基础： 他为保护家人而妥协， 却使家人陷入更为严峻的境况； 他试图掌控局面， 却在拉扯中逐渐丧失主导权； 他本可及时回头， 却因恐惧一再错失机会。 “在任何情况， 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地点， 人自由选择成为叛徒或英雄， 成为懦夫或胜者。在为自己选择受奴役或获自由的同时， 人必将选择一个或受奴役或有自由的天地， 悲剧在于人必定尽心竭力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6］575-576 黄凯在每一个选择关口都试图说服自己别无选择， 却在不知不觉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影片没有为他的行为开脱， 也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简单批判， 只是客观呈现了这场无声的博弈， 最终以他的彻底失败而落下帷幕。这种对于个体心理的微观叙事，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国家安全领域斗争的日趋复杂与风险挑战的无处不在， 凸显了人性心理防线在国家安全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影片借由这一人物的遭遇， 亦反映出当前这种隐蔽斗争的手段往往并不是显性的， 而是呈现出隐形渗透、 渐进腐化的特征。它以人性的弱点， 如焦虑、 恐惧、 贪婪、 虚荣等为切入点， 继而通过长期隐蔽的心理暗示与利益诱导， 逐步消解个体的价值认知及道德底线。
“当下谍战剧置入主旋律的爱国主义与英雄情结， 讴歌在隐秘战线上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是主旋律意义生产方式之一。”
［7］ 在电影《惊蛰无声》中， 如果说黄凯这一角色代表了某种可供反思的反面形象， 那么由易烊千玺饰演的严迪， 则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国安部门安插的“双面人”， 严迪始终身处多重身份的夹缝之中： 在同事面前， 他是被重点怀疑的对象， 必须接受组织的审查与考验； 在黄队身边， 他是暗中执行任务的追踪者， 要时刻隐藏真实意图； 而在境外间谍势力眼中， 他又是潜在策反的目标， 必须在危险的博弈中维持脆弱的平衡。这种身份的多重叠加， 迫使他必须不断切换面具， 而在层层伪装之下， 支撑其行动的， 是作为一名国安人员对国家绝对忠诚的坚定初心。然而， 多重身份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代价： 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心理状态之中， 严迪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稍有疏失便可能导致任务失败。正因如此， 他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角色上的设定， 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即在极端境遇下对国家信仰的坚守与隐忍， 折射出了新时代国安人员绝对忠诚与甘于奉献的职业品格。在谍战题材电影的创作中， “需要精神制高点， 不能局限在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是要展示或弘扬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化的精神境界”
［8］。 《惊蛰无声》正是通过严迪这一人物， 完成了这种精神维度的构建与表达， 从而为新时代国安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赋予了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时代担当感。
3 技术时代的视觉隐喻： 被窥视感与现代性焦虑
作为广义惊险样式中的一种， “间谍片除却展示孤胆英雄的超人神勇， 同时是一种‘炫技’， 即以诸种电影奇观/特技构造视听震撼”
［9］。张艺谋导演素来擅长以视觉语言构建叙事张力， 在《惊蛰无声》中， 他将这种美学优势与当代间谍活动的技术特征深度融合， 直面数字时代新兴技术与情报手段为类型创作带来的深刻变革。影片不仅集中呈现了数字追踪、 智能AI、 全景成像等前沿科技， 凸显出国家安全系统现代化的作战能力； 同时借助无人机追踪、 动态跟拍等精准且富有冲击力的视听语言， 将技术本身转化为一种兼具时代性与象征意味的隐喻美学。
“在诸种感官隐喻里， 视觉隐喻是最重要、 使用最多的隐喻形式。”
［10］ 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于现代化都市深圳， 高度发达的城市景观为视觉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托。在张艺谋的镜头语言中， 密集林立的摩天楼宇、 纵横交织的立体交通网络， 共同营造出一种秩序井然且充满科技感的视觉质感， 精准地勾勒出当代中国前沿都市的空间图景。而在人流如织的繁华都市背景下， 一场围绕国家安全核心机密的隐蔽较量正在悄然展开。基于这样的空间设定， 影片刻意强化了视听语言的技术属性与现代特征， 其中无人机视角的运用成为贯穿全片的视觉核心。影片以无人机撞击事件作为叙事开端， 不仅为整个剧情的展开埋设了重要的悬念， 也奠定了全片以技术视角解构谍战叙事的美学基调。在此后的叙事进程中， 无人机视角深度融入情节推进、 氛围营造等多个环节， 成为塑造谍战氛围、 强化戏剧张力的重要手段。在《惊蛰无声》中， 持续运动的无人机视角穿梭于摩天楼宇与玻璃幕墙之间， 在强化都市空间理性、 疏离与冷峻的质感的同时， 也形成对地面人物行动的俯瞰式掌控。由此产生的视觉压迫感， 正是智能时代技术监控的美学表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在无人机视角的画面处理上， 影片区别于传统航拍所追求的流畅美观， 刻意保留了画面中的轻微噪点， 以镜头的抖动、 视角切换的突兀等特征， 凸显了无人机的技术媒介属性与机器质感。
此外， 影片大量使用了偷拍、 跟拍等镜头语言， 将观众直接带入充满猜忌与不安的谍战空间。如黄队深夜密会白帆的场景， 镜头始终保持着一种窥视的距离， 观众仿佛隐匿于暗处， 目睹一场隐秘的交易。这种处理模拟了隐蔽拍摄的技术特征， 既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在窥视秘密， 同时也暗示着黄队已陷入被监控的境地。而在严队跟踪黄队的段落中， 一个跟拍镜头始终保持在两人身后， 形成持续的第三人称凝视。这一镜头在视觉层面完成了“跟踪者亦被跟踪”的叙事隐喻， 暗合了“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谍战逻辑。通过这一系列的拍摄和剪辑手法， 影片形成了贯穿始终的叙事暗示： 片中人物始终处于被记录、 监视与审视的状态之中。从更深层次看， 在数字技术无处不在的当下， 每个人既是观看的主体， 亦是被观看的客体； 既有窥视他人的欲望， 也时刻面临着被窥视的可能。 《惊蛰无声》以视听语言精准捕捉了这种普遍存在却又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 通过对“看与被看”关系的多重建构， 实现了对技术时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观照。这种将技术奇观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创作路径， 正是新时代谍战电影在视听表达上的鲜明突破。
4 反思与局限： 反面人物的功能化及其叙事代价
对于当代谍战类型片而言， 人物塑造的深度与广度是提升作品质感的关键。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惊蛰无声》在艺术完成度上仍存在一定缺憾， 尤其在部分次要人物的塑造上， 存在明显的形象单薄化与功能化问题。众所周知， 谍战叙事的张力来源于双方在智力、 信仰、 意志力等多方面的博弈， 因此对于谍战片而言， 反面角色与敌对势力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鲜明的反面人物存在能推动情节， 从而达成对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目的”
［11］。在整部影片的情节发展中， 境外间谍白帆以美色诱惑、 以证据胁迫、 以家人前途为筹码对黄凯进行步步操控， 最终将他拖入危机深渊。从叙事功能的角度来说， 这一角色有效串联起影片的关键情节点， 是维系故事链条运转的重要推力。但从人物塑造的维度来看， 白帆的内在世界被严重简化， 作为一个完整人物所应具备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几乎完全没有体现， 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服务于情节推进的“工具人”。反派形象的强度、 可信度与戏剧张力， 直接决定着正面人物的行动合理性与整体叙事的悬念强度。正如相关论述指出： “观众总是和好人站在一起， 好人面对的反面角色越凶恶， 剧本就越有悬念感。”
［12］ 从这个角度来说， 《惊蛰无声》在人物塑造上确有其问题所在。
然而， 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待这种人物塑造上的取舍， 其背后折射出影片明确的创作意图和类型定位。结合前文分析不难看出， 《惊蛰无声》作为一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的谍战影片， 其核心艺术追求在于将传统谍战片中的情节性悬念， 转化为更具现代性和心理深度的心理性悬念。在这一创作定位下， 影片将叙事重心聚焦于国安人员的精神世界与行动逻辑， 对黄凯、 严迪等核心人物的内心开掘倾注了大量心力； 而对境外间谍形象进行必要的简化处理， 具有其创作层面的合理性。尽管在谍战类型片的创作传统中， 创作者常以情节驱动作为核心叙事策略， 导致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功能性导向的简化倾向， 但《惊蛰无声》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试图超越这一传统， 以心理性悬念作为美学追求。从这一意义上说， 次要人物的功能化特征既是影片在有限篇幅内聚焦核心命题的必然选择， 也是类型创作中常见的主次安排。
关于谍战片的人物塑造， 人们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理解与评价。 《惊蛰无声》的人物， 包括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 并非无懈可击。尤其是在配合式次要人物的塑造上， 无论是国安部门的领导， 还是间谍方的人物， 其塑造的详略分寸也并不是完美无缺， 部分观众对于某些人物的指摘也确有其合理性。但站在主流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张艺谋在塑造和平年代国安战线上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方面，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影片基于谍战片的主流价值观与立场要求， 较好地完成了在和平时代国家安全部门保护人民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 保卫国家重大利益的价值传达， 这一点仍是值得称道的。
5 结 语
应当承认张艺谋此次触及和平年代国家安全题材的创作， 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清晰体现， 也旨在唤醒人民居安思危意识， 看到国安工作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影片为我们揭开了隐秘战线上国家安全领域的激烈博弈和复杂性， 为新主流电影的谍战表现做出了有益探索。影片立场与价值观明确， 也揭开了国安部门许多不为人知或需警醒之处。从这个角度看， 《惊蛰无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影片选择在春节档这一热门档期上映， 让国家安全这一宏大主题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引发观众对隐蔽战线斗争的思考， 彰显了主流题材影视创作应承担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使命。尽管影片在人物塑造深度、 叙事均衡性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但这些不足恰恰反映出国产现实题材谍战片有待深化的创作空间。 “实事求是地看待， 中国电影的高峰创作数量其实并不多， 中国电影在艺术处理上的水平参差也是中国电影的现实情况。”
［13］未来的中国电影， 应当持续拓展主流商业电影的精神格局与文化边界， 推出更多富有创造力和时代担当的优质作品。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与中国电影发展路径研究(21JHQ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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