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红高粱家族》文化专有项英译研究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Red Sorgh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摘要

《红高粱家族》以独特的中国乡土叙事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 该作品包含的文化专有项类型多元且内涵丰富， 成为外译的重点和难点。葛浩文译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高粱家族》的海外传播， 研究其译者行为可为我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启示。研究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出发， 分析葛浩文译本《红高粱家族》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 同时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体系对译者行为的求真度与务实度展开量化研究。研究发现， 葛浩文的翻译行为兼顾求真与务实， 整体呈现务实为主、 求真为辅的倾向， 以提高读者接受度和实现海外出版为最终目标； 同时需要注意， 其较高的务实度降低了中华文化信息的保真度。

Abstract

With its unique Chinese rural narrative and profound culture， Red Sorghum has become a crucial carri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book contains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with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key focus and major difficulty in its translatio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Red Sorghum， and the study of his translator behavior helps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better global cultural outrea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 study analyzed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employed by Howard Goldblatt for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Red Sorghum. Furthermore， utilizing the“Truth-seeking， 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evaluation framework， it conducted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degree of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manifested in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 The study finds that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behavior takes both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into account， and on the whole， it shows a tendency of utility-attaining as the primary focus and truth-seeking as supplementary，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enhancing reader acceptance and achieving overseas publication.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such a high degree of utility-attaining has reduced the fidelity of Chinese culture.

关键词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 《红高粱家族》 / 葛浩文 / 文化专有项 / 翻译方法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 Red Sorghum / Howard Goldblatt / culture-specific items / translation methods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是增强中国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学作品作为特定文化群体身份标识与精神内核的浓缩体现， 其中的文化专有项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 价值观念与审美特质， 是文学作品异质性与独特性的根本来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蕴含丰富的汉语文化专有项， 这些专有项不仅构成了小说独特的乡土气息与历史质感， 更是其文学叙事的精神内核， 探讨其英译策略是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

“文化专有项”概念最早由西班牙翻译家、 翻译理论家哈维·佛朗哥·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á）提出， 指特定文化群体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仅在该文化语境下具有完整意义与独特内涵， 且在其他文化中缺乏直接对应物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1］。 《红高粱家族》中包含了大量文化专有项， 包括负载宗族与伦理意涵的人名称谓、 有地域色彩的仪式化行为和口语表达等。这些文化专有项既关乎其文学叙事的精神内核， 也因其承载独特的文化意象而成为翻译实践中的核心难点。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作为莫言作品英译的主要译者， 其在翻译实践中展现出鲜明的跨文化意识， 对于文化专有项的处理并非单一化的直译或意译， 而是根据文本功能、 现实语境以及预期读者的接受阈值灵活变换手法， 从而影响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 因此， 其对于文化专有项翻译选择背后的行为逻辑需要系统探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聚焦译者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行为动因、 实践目的与社会性制约， 构建了“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 揭示了求真与务实两个端点间的辩证关系^［2］， 对科学开展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均具有重要意义^［3］。

本研究选取《红高粱家族》和葛浩文英译本为语料， 首先识别、 提取并分类其中的文化专有项， 探讨译者对不同类别文化专有项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随后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分析框架， 运用量化分析方法， 探究葛浩文译本的求真度和务实度， 以及其翻译方法的整体倾向， 最终归纳文化专有项的有效英译路径， 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优化及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参考。

1 译者行为批评与文化专有项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翻译批评学科的进一步细化， 将翻译批评推进至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由扬州大学周领顺提出， 其发展始于2010年“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构建^［5］， 后逐步形成系统理论框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出， 译者兼具语言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 以及“语言人”与“社会人”的双重身份^［6］。该理论突破传统文本中心批评的局限， 以译者行为为研究中心， 聚焦译者的多重身份及其行为模式， 旨在系统考察译者的语言性及社会性角色行为与译文质量间的内在关联^［7］。在此基础上， 周领顺构建“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 该模型强调， 译者在翻译时需兼顾语言层的求真与社会层的务实双重目标， 不可将二者割裂； 同时， 二者又是相互制约的， 以期呈现较为客观和全面的批评视角^［8］86。对译者行为的评价标准， 落实在对原文和译文的求真度、 对译文和社会的务实度， 以及对二者间平衡度的把握上^［8］106。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连续统”思想打破二元对立， 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兼顾文本与社会、 静态与动态的分析工具。其相关研究已形成规模， 历经理论构建、 实践检验， 进入整合期， 应用研究也日益丰富。近年来， 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深入， 涵盖翻译方法^［9，10］与翻译风格^{［11，12］}分析， 为解读译者决策提供了“文本-行为-社会”三维视角。

关于文化专有项的研究， 自2004年张南峰引入艾克西拉提出的十一种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后^［13］， 国内相关研究逐步展开， 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文学作品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14‐15］}， 鲜有研究探讨译者的翻译行为及其深层原因。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 其小说英译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当前， 《红高粱家族》英译的国内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多集中于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与风格研究^［16］和作品的海外传播与出版^{［17‐18］}， 亦有少数文献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对比研究^［19］。在《红高粱家族》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研究方面， 国内学者多聚焦于葛浩文译本中习语^［20］、 方言土语^［21］等的翻译。在国外研究方面， 莫言小说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较为有限， 相关论文作者多为华人学者或中国留学生^［22］。由此可见， 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其海外译介研究需在现有成果基础上， 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与视角， 以更全面地揭示其面临的挑战， 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更坚实的支持^［23］。

当前，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和《红高粱家族》英译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文化专有项的研究数量较少、 深度不足， 且较少运用翻译理论， 翻译策略研究也多为描述性分析， 仅有少数学者运用语料库进行可视化分析^{［24‐25］}， 总体上仍需译界更多关注。本研究将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探讨《红高粱家族》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 量化分析葛浩文的译者行为特征， 以期提高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丰富现有研究视角。

2 《红高粱家族》中文化专有项英译行为批评

《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高密地区的地域历史为背景， 凭借浓厚的乡土叙事与深刻的文化意蕴， 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标杆。作品中包含丰富的中国文化专有项， 在处理这些文化专有项时， 译者选取何种翻译方法、 如何平衡求真度与务实度， 以及需要考虑哪些“翻译内”与“翻译外”的因素， 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与主要意义。

每种语言都包含源自自身文化的元素， 所有文本都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 译者需要寻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文化“对等”的译入语项目^［26］35。尤金·奈达认为， 可以从生态文化、 物质文化、 社会文化、 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这五个维度来处理翻译中的“对等”问题^［27］。以此为依据， 本文将于文化专有项分为五类： 生态文化专有项、 物质文化专有项、 社会文化专有项、 宗教文化专有项和语言文化专有项： 生态文化专有项主要指生态环境方面的词汇， 涵盖江河湖海、 地名、 山川、 动植物等； 物质文化专有项主要指物质产品， 如特色食品、 服饰、 日用品和建筑等； 社会文化专有项主要包括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 生活方式、 人物称谓、 节气节日和娱乐活动等； 宗教文化专有项主要包括宗教信仰、 宗教仪式、 宗教观念及相关活动等； 语言文化专有项主要指与语言本身相关的词汇， 如方言、 俚语等。需要说明的是， 文化专有项包含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文化词汇是文化专有项在语言层面的核心表现形式， 本研究聚焦文化专有项中词汇层面的文化信息传递与翻译策略。

根据上述分类， 本研究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 利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 探究葛浩文的翻译方法， 得到表 1 所示数据， 以此分析其译者行为倾向及其深层动因， 以期为中国特色文学外译提供参考。

表 1 展示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中文化专有项的译者行为规律及翻译方法的分布情况。本研究中， 笔者将直译和音译归纳为保留法， 这类方法下的译者行为趋向求真端； 将弱化、 释义、 意译、 省译、 改译和套译归纳为替代法， 这些方法下的译者行为趋向务实端。弱化是指译者采用上义词替代下义词的方式， 在保留核心信息的前提下， 削减原文中文化专有项的特殊内涵。释义是一种文化补偿手段， 即以“解释”代“直译”， 用目标语中更通俗易懂的语言， 对源语中有特殊内涵或文化负载的内容进行解释。改译是指根据目标语的文化背景、 读者群体或翻译目的， 对源语内容进行局部调整或改写， 以消除文化隔阂。套译是指在翻译源语词汇、 短语或句式时， 直接套用目标语中结构相似、 语义匹配且已被广泛接受的固定表达， 以此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总体上来看， 葛浩文在翻译生态文化专有项和物质文化专有项中的求真度与务实度分布较为均衡， 说明他同时兼顾求真与务实， 在忠实传译原文文化内涵的同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程度； 在翻译社会文化、 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专有项时， 务实度显著高于求真度， 说明他在翻译上述类型的词汇时， 选择务实为主、 求真为辅的译者行为， 以关照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下文选取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2.1 兼顾求真与务实

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中生态文化专有项与物质文化专有项的求真度与务实度相对平衡， 主要采用了直译、 音译、 弱化、 意译、 意译加释义和省译等方法， 兼顾语言层面的求真与交际层面的务实。

文中的一些地名， 如墨水河（the Black Water River）、 白马山（White Horse Mountain）、 蛤蟆坑（Toad Hollow）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 译者充分发挥了“语言人”的能动性， 追求文本求真和文化求真， 忠实地传译原文的文化内涵， 译者行为趋向求真端； 另有一些地名， 如李崮庄村（Li Village）及部分植物名称， 如白果树（gingko tree）、 铁蒺藜骨朵（the barbs）则采取弱化的翻译方法， 传达了原文意象的核心意义； 另有部分翻译采用音译加释义的方法， 如老汉阳（aging Hanyang rifles）、 清明节（Qingming， the day set aside to attend ancestral graves）， 既保留了原文意象， 又补充说明了相关事物信息， 关照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使译文清晰易懂， 译者行为倾向务实端。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差异， 对原文意义进行全面求真或全面务实几乎难以实现， 因此葛浩文选择兼顾求真度与务实度。

例（1）　你简直是鲁班门前抡大斧， 关爷面前耍大刀， 孔夫子门前背三字经， 李时珍耳边念《药性赋》， 给我拿下啦！^［28］107

……like someone wielding an ax at the door of master carpenter Lu Ban， or waving his sword at the door of the swordsman Lord Guan， or recit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t the door of the wise Confucius， or whispering the ‘Rhapsody on the Nature of Medicine’ in the ear of the physician Li Shizhen. Arrest him！^{［29］122-123}

例（1）选自书中第二章， 戴氏嫁入单家三天后单家父子被杀， 县长曹梦九未了解事情真相， 断定前来凑热闹的庄长单五猴子是幕后黑手， 于是曹县长说出这段话。在这句话的翻译中， 葛浩文运用了音译+释义的翻译方法， 在人名前补充了其身份， 既保留原文中人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又照顾到目标语读者面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 在保证文化求真的同时也兼顾了文学的可操作性。

例（2）　穿长袍马褂、 有仙风道骨的司师爷站在一条高凳上， 拖着长腔喊： “吹手班子——”一群黑衣红帽的吹鼓手好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 飞跑着拥向竖在路边的吹鼓手楼子。^［28］230

The funeral master， dressed in a Chinese robe and traditional overjacket， stood on a stool and shouted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Drum-and-bugle corps——’ A drum-and-bugle corps in black uniforms with red caps squeezed through the crowd and ran over to……^{［29］251-252}

例（2）选自该书第四章， 余占鳌为戴氏准备棺材和出殡， “长袍马褂”与“仙风道骨”形容的是主持大殡的司仪先生。葛浩文将“长袍马褂”译为“a Chinese robe and traditional overjacket”， 采用了意译的方法， 其中“robe”和“overjacket”体现出译者的求真性， “Chinese”和“traditional”体现出译者的务实性， 译者在准确传达文化内涵的同时使目标语读者理解此处是指中国传统服饰， 有效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与文化意义。另外， 译者省略“仙风道骨”的翻译， 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读者的陌生感。在此处的翻译中， 译者提取了深层的文化意指， 在部分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融入务实之需， 使译文通俗晓畅， 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视野与审美情趣。

例（1）和例（2）主要侧重于译者葛浩文兼顾求真与务实的翻译行为。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看， 葛浩文在求真原文的基础上充分融入务实之需。他将文化专有项完整地再现于译文， 向译语读者呈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 同时运用多种方法寻求西方读者的共鸣， 兼顾翻译效果的务实性， 既发挥了译者的“语言性”， 又兼顾了译者的“社会性”， 最终实现了译文文学性与可读性的双重目的。究其原因， 可能与出版社的资本和译者个人惯习相关。葛浩文作为一名汉学家和译者， 既需要尊重原文、 原文作者， 遵循译者责任； 又需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期待， 遵守赞助人的规范。在多重因素影响下， 葛浩文选择采用多种翻译方法， 以求达成求真与务实的双重考量。

2.2 务实为主， 求真为辅

从表1可以看出， 葛浩文译本《红高粱家族》中社会文化专有项、 宗教文化专有项和语言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的务实度远高于忠实度， 译者主要采取弱化、 释义、 意译、 省译、 改译、 套译、 意译加释义的翻译方法， 比如五保户（the “five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aid， housing， and burial）、 观音（Guanyin bodhisattva）， 体现了葛浩文“务实为主、 求真为辅”的翻译原则， 其原因为提高可读性、 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或目标语境的文化需求。

例（3）　罗汉大爷和众伙计被我爷爷奶奶亦神亦鬼的举动给折磨得智力减退， 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酸甜苦辣， 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一个个毕恭毕敬地成了我爷爷手下的顺民……^［28］133

Uncle Arhat and the hired hands were so tormented by their naked， demonic exhibition of desire that their intelligence failed them， and even though they had a bellyful of misgivings， in time， one after another， they became my granddad’s loyal followers.^［29］149

例（3）出自余占鳌杀害单氏父子后， 来到戴氏接手的单家作坊工作的片段： “酸甜苦辣”指各种味道， 也指各种境遇； “子丑寅卯”是十二地支中的四个， 此处指事情的真相。在本案例中， 葛浩文选择省译这两个词汇， 用英语中具有同等意义的表述“had a bellyful of misgivings”来总结这两句话的内容， 准确传递了原文谚语所包含的汉语独特表述， 便于译作读者理解； 同时， 用“even though”表示转折， 使译文逻辑清晰， 达到了该谚语在英语语境中的文学效果， 体现了译者“社会人”的身份， 实现了务实的效果。

例（4）　奶奶怒喝道： “你胡说什么？我家的酒卖到九州十八府， 还没有毒死过人， 怎么单单毒死你家的人？”^［28］137

“What kind of nonsense is that？” Grandma shot back. “We sell wine all over this area， and we’ve never had any problems. How could members of your family alone die from drinking it？”^［29］154

例（4）选自曹县长误以为余占鳌是土匪花脖子， 为抓余占鳌派手下诬陷戴氏的酒有毒的情节。此处“九州十八府”若直译， 将存在两处难点， 一是“州”和“府”的翻译需考量， 二是尽管翻译出来读者也未必能体会其深层意义。于是， 葛浩文将其翻译为“all over this area”， 将该词语的隐含义表达出来， 在尊重原文文化内涵的同时， 也充分兼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需求， 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读者的可接受性， 体现了其重务实的翻译行为。

例（5）　张辛一说： “余司令， 小人不是那个意思……令郎伤到要紧处， 万一耽搁了， 是灭人香烟的事情……”^［28］202

“Commander’ ，Zhang Xinyi defended himself， “that’s not what your humble servant meant...Your esteemed son is injured in a critical place， and the slightest slip could bring an end to your glorious line……”^［29］222

例（5）出自“我”父亲的生殖器被狗咬伤后， 余占鳌带其就医的情节。 “灭人香烟”此处是不能传宗接代的意思， 若直译“香烟”为“cigar”， 则意义完全曲解。葛浩文将其译为“bring an end to your glorious line”， 这是基于对原文含义的充分理解， 既传达了原文意义， 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 也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 同时， 重视译作的文学性及目标语读者的需求与接受度， 其翻译方法体现了注重译文务实性的原则。

综合以上例子， 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来看， 葛浩文主要采取弱化、 释义、 意译、 省译、 改译、 套译、 意译+释义等翻译方法， 在尊重原文文化内涵的同时， 将文化专有项翻译为目标语读者可理解的表达， 提升了译文的可接受性与阅读流畅度， 其翻译方法的选择以读者接受为导向^［30］， 这与许多对其的评价一致。从“译者内”视角看， 葛浩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第一人”， 始终坚持“读者意识”， 追求“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31］196， 要求译作精准适配目标读者的认知背景与阅读期待。从“译者外”视角看， 葛浩文认为大众读者和学术型读者的阅读需求不同， 译作需注重“可读性、 流畅性与地道性”^［32］， 既要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又要避免读者理解障碍， 精准契合译者“中介者”的定位。此外， 葛浩文的翻译受到出版社的影响， 其作品多半由商业出版社出版^［33］， 而商业出版社的核心诉求是“市场接受度优先”， 推崇意译派的译著^［34］。因此， 其翻译属于给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家型翻译， 更倾向于“务实性”， 注重目标读者的可接受度。

2.3 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 葛浩文等优秀译者的翻译使西方读者拥有了全面真实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机会。但与此同时， 葛浩文务实为主、 求真为辅的翻译行为， 或以牺牲译文的准确性为代价而追求的可接受性， 如“八仙桌”弱化翻译为““the table””， 降低了文化信息的保真度； 或只顾传达原文的准确性而忽视文化意象的表达， 如“炕”音译为““Kang””， 未能充分达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前者削弱了文化意象的传递， 后者可能造成目标语读者的困惑与理解困难。

例（6）　外曾祖父一定是心中得意， 在驴后哼起流行于高密东北乡的“海茂子腔”。^［28］80

Great-Grandad must have been feeling very pleased with himself as he walked behind the donkey， for he began singing snatches of popular local opera……^［29］91

例（6）出自原文第二章， “外曾祖父”将戴氏卖给富有但患有麻风病的单扁郎， 单家答应给“外曾祖父”一头毛驴， 在送戴氏回单家的路上， 高兴地哼起了“海茂子腔”。 “海茂子腔”是山东省高密市、 胶州市地方传统戏剧，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处葛浩文将“海茂子腔”弱化翻译为“local opera”， 虽避免了读者困惑， 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但削弱了文化意象， 阻碍了中华文化元素的传播。此处与后文“茂不茂， 吕不吕（terrible singing）”的处理方式类似， 将负载文化意义的词汇“茂剧”和“吕剧”弱化翻译为泛化词汇“singing”，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 此类务实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核心功能。

值得探讨的是， 在保证可读性的前提下， 是否存在比弱化、 省译等更能兼顾文化传递的替代方法。其一， 可采用多重翻译方法替代简单的弱化处理。在翻译文化内涵浓厚的内容时， 可综合选取音译、 释义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既保留原文核心语义， 又通过补充内容点明文化信息， 避免文化意象的流失。其二， 文内注释。此方法可用于关键文化意象的补充， 虽可能增加阅读负担， 但可通过精简注释篇幅、 控制注释频率来实现平衡， 兼顾文化传递与阅读流畅。其三， “借帆出海”^［35］。借用、 套用或化用英文中表达相同或相似意思的词句， 或借用外国读者易于理解并乐于接受的语言， 以契合其阅读习惯与审美期待， 从而讲述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基于以上分析， 要实现“可读性”与“文化传递”的平衡， 需提出更具体、 可操作的策略建议， 而非泛泛强调“兼顾”。比如， 建立“文化专有项分级处理机制”， 根据文化独特性与情节重要性将其分为核心、 重要与辅助三级。在重要性方面， 核心文化意象应坚持“求真优先， 务实适配”， 优先采用“音译加精简释义”， 避免简单弱化； 重要文化意象可适度弱化， 但需保留核心功能属性； 辅助性文化意象可在不影响情节发展、 人物设定的前提下适当进行删减。该分类体系有助于突破“务实与求真”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同时， 真正实现“文化出海”， 达成深度跨文化交流的目标。

3 结　语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高密东北乡为创作背景， 文本中包含着大量富有地域色彩和历史纵深的文化专有项， 这些文化专有项并非叙事的装饰性点缀， 而是小说建构乡土世界、 传递生命意识与历史记忆的根本材料， 因此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大量的挑战。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 系统探究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中汉语文化专有项的策略， 挖掘其背后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 受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考量和出版社市场倾向性的双重影响， 葛浩文在英译过程中明显倾向于采用意译、 直译+释义以及选择性省略等翻译方法。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其翻译行为呈现出“务实为主、 求真为辅”的整体特征， 即以目的语的文化接受生态和读者阅读体验为优先； 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向目标语规范靠拢， 仅在原文意义损失过高时才向原文形式回归。这种务实的翻译策略， 有效降低了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 极大提升了译文在英语世界的可读性与接受度， 整体上扩大了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但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虽保障了译文的流畅性， 却削弱了中华文化独特意象的传递， 甚至可能造成文化内涵的流失与误读。未来的中国文学外译工作应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 以文化宣传为翻译动机， 在保证可读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留文化意象， 平衡语言维求真与社会维务实的翻译行为， 运用多元翻译策略提升译文可读性与译者行为合理性， 在保留中华文化的传统韵味的同时， 助力中国文学真正“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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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林语堂著译作品副文本整理与研究(22BYY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