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元稹的《莺莺传》自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持续关注， 先后涌现出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爱德华兹（E. D. Edwards）、 林语堂、 王际真等学者的多个英译文。本研究聚焦《莺莺传》的英译问题， 旨在探讨不同译者如何通过翻译策略的取舍来重构这一经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基于刘立胜和张璞颜的研究发现， 韦利和林语堂的《莺莺传》译本在西方学界影响最为深远， 传播效果最为显著。本研究以韦利和林语堂的译本为具体考察对象， 通过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文化背景、 翻译目的和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 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外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与目标语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 译者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时的调适与改写， 不仅影响了目标语读者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知， 更在深层次上塑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想象与理解。这一研究对于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理论、 优化翻译策略、 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 国内外关于《莺莺传》的英译研究均较为有限。国外 Lorraine Dong在其博士论文
The Creation and Life of Cui Yingying［1］1-849中介绍了《莺莺传》创作之后， 各种文学作品对张生、 莺莺故事的改编， 以及莺莺形象的变化。她认为莺莺的形象起源于《莺莺传》中对莺莺“妖”的形象的描述， 之后的文学作品中， 关于莺莺形象的演变产生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朝着爱情方向发展， 一种是朝着道德形象发展。但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对《莺莺传》的译文进行探讨， 也没有分析译文中对莺莺女性形象的重塑。国内关于《莺莺传》译文的研究也不多， 在中国知网以“《莺莺传》英译”等关键词检索， 仅能搜到四条相关文献。其中， 李晓玲主要对林语堂《莺莺传》编译展开研究， 侧重于研究林语堂译文改编的策略
［2］； 徐娜的研究主要通过改写理论来分析林语堂的译文
［3］1-51； 刘立胜和张璞颜的研究则从文学体裁与叙事手法、 人物形象刻画、 译者翻译策略、 译文副文本方面对林语堂和阿瑟·韦利的《莺莺传》进行比较， 但并没有分析阿瑟·韦利和林语堂译文笔下对莺莺形象的重塑
［4］。本文着重分析两位译者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 在对《莺莺传》翻译时， 如何突破对于原文的忠实， 通过添加细节或改写的方式， 重塑莺莺的形象。事实证明， 这种重塑是成功的， 也促进了译文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1 独立意志的女性形象——林语堂译笔下的崔莺莺
林语堂是一位脚踩中西方文化的双语作家， 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 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也是用英文写作， 然而他的作品中却传达着强烈的东方意识， 以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为己任。他创作的《生活的艺术》 《京华烟云》 《浮生六记》等作品， 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虽然一直生活在西方社会， 但他积极提倡复兴东方文明
［5］， 在作品中传达中国的精神和生活态度。林语堂的审美思想虽在历史的尘埃中不断发生变化， 但他一直秉持“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20世纪20年代， 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把民族的崛起作为从事文学事业的原始动力和奋斗目标
［5］， 林语堂也深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 希望向西方展现中国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 让西方社会认识到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化。林语堂试图找到中西方文化的相同之处， 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6］。因而， 林语堂在翻译或者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重述时， 用西方的文化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过滤， 考虑到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 在创作和翻译之际，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协调， 以更有效地将正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形象传播到西方世界。
关于翻译理念， 林语堂曾写了一篇《论翻译》的万字论文。在论文中， 林语堂提到， 翻译必须遵循三个标准， “第一是忠实标准， 第二是通顺标准， 第三是美的标准”
［7］。林语堂认为所谓的忠实并非字字对译， 译者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 而是语意。忠实翻译需讲究传神， 但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林语堂认为译者能达到七八成或八九成的忠实， 已属极致。林语堂提到译者既要对原著负责， 也要为读者负责。可见， 林语堂非常重视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体现了林语堂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伦理。
在翻译《莺莺传》时， 林语堂充当了中西方文化协调者的角色， 并没有机械地忠于原文， 而是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 以宣传中国文化为目的， 对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重塑。林语堂在《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的导言中写道： “翻译唐传奇小说时， 有些内容无法直接翻译， 因为语言的差异、 习俗的差异、 以及不同文化对故事中人物的理解差异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对唐传奇故事进行翻译和改编， 进行了重述。”
［8］前言 因此， 可以看出林语堂并非简单地迎合现代性阅读， 而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融合现代西方思潮， 对唐传奇文本实施了“过滤-重构”， 剔除了唐传奇文本中封建意识的负面因素， 从叙事层面进行了创造性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可以重塑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 而且对中国女性形象予以现代化的阐释。
林语堂的《莺莺传》译文体现了林语堂的中国女性观， 他对莺莺形象的改编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 西方正在经历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波伏娃的《第二性》问世以来， 文学研究领域便展开了对女性问题的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和思考。二战之后， “女权运动”在西方如火如荼， 西方读者对中国女性持有固有印象， 认为中国女性深受上千年封建思想的荼毒， 遵守“三从四德” “相夫教子”， 没有西方女性追求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独立意识
［9］。林语堂对《莺莺传》中的莺莺形象进行改写， 突出了她的反叛意识和独立意识， 颠覆了传统中国女性在西方读者中的形象
［9］。
林语堂在《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中以文化协调者的身份对崔莺莺的形象进行了跨文化再编码， 通过增加细节和改译等方式， 弱化了原文中莺莺逆来顺受的封建气质， 强化了莺莺柔情而骄傲的性格特征， 以及敢爱敢恨的主体意识， 使之与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相契合。在叙事层面， 林语堂对原文的人物描写、 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动， 回应了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 从而有效改写了西方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首先， 林语堂在《莺莺传》译文的前言中介绍了这篇唐传奇故事的背景。他在前言中写道：“Many biographical details and poems of Yuan Chen make it certain that he was writing about himself.”
［8］109 他认为很多细节表明《莺莺传》就是元稹的一部自传小说， 因而在译文中， 他直接将张生的名字改为元稹。林语堂在后面评论道，虽然元稹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但是他的品行不值得称赞。林语堂译文中所添加的心理描写和细节主要有两处： 一处是元稹进京赶考， 却没有归来， 莺莺满怀希望地等待元稹的回信，却收到他对她是否忠贞的质疑。另一处是莺莺被元稹抛弃之后， 并没有大哭大闹， 而是像一个受伤的女王一样， 骄傲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下面， 具体举出文中的例子加以分析。
上文已经提到， 莺莺在热恋中委身于元稹， 和所有的女子一样，莺莺担心元稹会始乱终弃。元稹初次进京赶考， 并没有中举， 但元稹并未如约归来，莺莺却满怀希望地一直等待。后来， 莺莺收到了元稹的来信， 其中有一句“Alas！ In this yearlong separation， who knows what may happ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ilky Way？…”
［8］125 元稹的言外之意十分明确： 他怀疑莺莺对自己的忠诚， 因为元稹认为既然莺莺可以在未婚之前委身于他， 那么她很可能再和他人产生私情。莺莺收到这封信后的表现是：“When Yang saw Yingying with the letter lying in her hand， her eyes were swollen.”
［8］125（当莺莺收到这份信之后， 她的眼窝深陷）。这是林语堂增加的一处细节描写。面对恋人的指责和不信任， 莺莺感到既失望又委屈， 她没有想到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清白， 却换来恋人的不信任。林语堂译文中的描写是她的眼窝“swollen”（深陷下去）。这个时候， 莺莺心中依然爱着元稹，虽然她内心感到无比失望，却依然对他抱有幻想， 坚信元稹会回来娶她。因而， 莺莺强装镇定， 有意忽略了信中的言外之意。当朋友问及见到元稹之后， 是否需要替她询问元稹的状况时， 莺莺马上说道：“Don’t worry about me. I am all right. Tell him I am all right.”
［8］125 林语堂这一细节的改编非常传神， 莺莺重复了两次“I am all right”（“我真的很好”）， 既体现了莺莺的善解人意、 处处为爱人着想， 生怕成为元稹的牵挂和负担， 同时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因为她对元稹的爱让她不愿相信他会背叛她。然而， 元稹后来还是娶了魏家女孩为妻， 林语堂在这里的改写和细节添加非常传神， 把无奈被元稹抛弃的莺莺重塑为一个自尊与坚强的女性。林语堂做了如下处理：
“Inging stood there motionless and speechless for a full five seconds. Yang was afraid she was going to collapse. But something proud and hard was in her words as she said， “So be it！”She turned abruptly to leave the room…Yang was greatly worried， but the next day he found out from the mother. To his great relief， that the girl was all right， that she had been proud and silent as a queen after the moments of hysteria.”
［8］128这一段是写莺莺收到元稹断交信后的反应， 林语堂用几个细节完美地展现了莺莺的性格和反应。 “Stood there motionless and speechless” “She said， so be it！” “She turned abruptly to leave the room”。莺莺刚得到消息， 她的内心十分痛苦， 因为自己终究是真情错付， 有那么一会儿， 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朋友以为莺莺会歇斯底里地崩溃， 但莺莺却骄傲地说：“如果是这样，那就这样吧！”这一句莺莺为自己留下了足够的体面， 面对负心的男人， 她不挽留， 也不吵闹， 而是选择放下。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 却为自己留下了最后的尊严。接着她离开房间， 在没人的情况下， 一个人歇斯底里地大笑， 笑元稹的虚伪和无情， 也笑自己的傻。当所有人都以为莺莺会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会消沉下去时， 莺莺走了出来， 神态宛若一位受伤的女王。
在《莺莺传》的结尾处， 元稹路过莺莺家， 和所有多情却不负责任的男性一样， 希望再见莺莺一面， 莺莺却认为已经没有再见他的必要了， 因而拒绝了他。林语堂对这一情节进行了改编， 译文中莺莺的反应比原文的反应更加坚决， 莺莺也显得更加坚强， 对莺莺女性形象的刻画入木三分。。林语堂在译文最后添加了莺莺与元稹说的诀别之词， 挽回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Why do you come to bother me？ I waited for you and you did not return. There is nothing to be said between us. I have got over it， and you should， too. Go away！”
［8］125莺莺的意思是， 为什么你又来烦我， 打破我的平静？之前， 我一直在等你， 你却离我而去。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已经忘了你了， 你也应该忘掉这段感情， “Go away！”快走吧！从这段细节的添加， 可以看出莺莺的态度十分坚决，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女子。在爱情来临时， 她愿意不顾一切地去爱， 当恋人无情离开之际， 她也不会丝毫留恋， 绝不会在意那个伤害她的人， 而是在感情受挫之后迅速调整心态， 开启新的生活。
在译文最后， 林语堂写道： “Yuan left without a word， and Inging collapsed on the floor in a heap.”
［8］128元稹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么离开了。莺莺仿佛也用尽了最后的意志和决心， 瘫在了地上。这一动作细节描写十分传神， 将莺莺的心境刻画得惟妙惟肖。毕竟是她曾经爱过的人， 随着元稹的离去， 过去的痛苦浮现在莺莺眼前， 无论她多么坚强， 内心的伤痛依然强烈， 因而莺莺“collapsed on the floor in a heap”。由此可见， 林语堂对莺莺形象的重塑可谓十分传神。
2 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重塑——阿瑟·韦利译笔下的崔莺莺
阿瑟·韦利出生于1889年， 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其犹太裔身份与他日后成为东方学者紧密关联
［10］。阿瑟·韦利所处的时代， 英国社会有明显的排犹倾向， 这使他在英国社会中被视为“他者”， 也正因为他的文化他者身份， 让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同情和领悟。他以“他者之眼”， 观察置身于东方文化之中的人们所无法顾及或领悟的内容， 并翻译出来， 译介给西方
［10］。中国之于韦利是一个“他者”； 作为一个有着西方思维模式和文化积淀的英国人， 韦利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工作， 一生共翻译中日文化著作四十余部， 撰写文章一百六十余篇
［10］。其作品出版后， 迅速引发西方读者的关注， 成为他们了解东方文学、 文化和社会的一扇窗户。
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8世纪， 早期参与者以传教士、 外交官为主； 到了20世纪后， 英国汉学出现了学院派的发展方向。如果说传统汉学遵从维多利亚时期的汉学传统， 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那么学院派汉学则以科学的学术研究为宗旨， 注重异域文化的原生态呈现， 以异化见长
［11］1-247。韦利的译文往往基于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翻译目的， 对原文进行调适， 以再现中国文化的原貌为主要目的， 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评判。由于当时中国文学和文化处于边缘地带， 为了满足英国人的猎奇心态， 韦利一方面注重忠实地展现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自身的情感色彩， 对原文产生了一定的误读。韦利在讨论自己的翻译策略时， 也提到了忠实翻译的原则， 不过他更重视读者的感受， 将读者的欣赏作为自己翻译的宗旨
［12］162。
阿瑟·韦利所译的《莺莺传》收录于1919年纽约出版的科诺夫（Alfred A. Knopf）的《再译自中国人》（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中， 译文题为“The Story of Ying-ying”， 是其1918年出版的《汉诗选译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的续集。阿瑟·韦利译本中的莺莺与林语堂译本中的莺莺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质。韦利了解中国文化， 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性质， 深知在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服从地位， 大多顺从男性的意志而不敢反抗。因此， 韦利对莺莺的重塑更加突出了中国女性的顺从特点， 将莺莺被抛弃后的无奈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 韦利的译文以莺莺为例， 重在体现封建的道德训诫以及父权社会对中国女性的影响， 通过对原文细节的忠实再现， 以及对《莺莺传》结尾的误读改编， 塑造出一位顺从于封建道德、 美丽而柔弱的中国女性形象。下面针对译文中为突出这一形象而进行的调适和改写进行讨论：
当张生告诉莺莺他即将去长安时， “Ying Ying was meek， and did not reproach him， but her face was a touching sight to behold， so full of sadness and distress it was”
［13］80。 （莺莺很温顺， 没有责备他， 但她的面容十分令人动容， 写满了悲伤与痛苦。）韦利用了“meek”一词， 生动地刻画了莺莺的形象， 体现了一位温柔、 贤惠的莺莺， 这一形象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妇道”标准。尽管莺莺怀疑张生可能会离开自己， 但没有说出自己的苦楚， 而是选择一个人默默地忍受悲伤。
当张生即将赴京考试时， 他向莺莺表达了自己的不舍。这时， 聪慧的莺莺已经意识到这一次可能是最后的分别， 她说道：
“If you should abandon me after you have corrupted me， I shall not dare to complain， for that has ever been the way of men. But should you care to see this affair through to a happy ending， your kindness would indeed be great and our oath of faithfulness till death will not be in vain. Whatever the issue may be， little will be altered by this separation. So why should we mourn because you have to go away？”
［13］76莺莺的意思是， 即使你抛弃我， 我也不会抱怨， 因为大多数男子都是这样的。要是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那就真的太好了， 这样你没有辜负我们之间的爱情。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分离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韦利通过莺莺之语， 描述出封建社会所有中国女性悲惨的命运， 她们没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 命运完全受到男性的掌控， 无论是最终获得幸福还是被抛弃， 完全取决于男性。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 莺莺不敢奢求张生与众不同， 即使她内心十分渴望张生能忠于他们的爱情。
虽然莺莺嘴里这么说， 但是她的内心已经感到了被抛弃的难过和不舍。她太悲伤， 无法继续弹琴， 因而“Pushed away her harp， and went away weeping to her mother’s room”
［13］76。（莺莺把琴推开， 哭着回到了母亲的房间）
和林语堂的译文相比， 阿瑟·韦利的译文中， 没有写出张生离开莺莺之后，怀疑莺莺的贞操这一细节， 而是在收到莺莺的信之后， 直接得出了莺莺是尤物这一结论， 继而果断抛弃了她。一年之后， 莺莺已经嫁给了他人， 张生路过莺莺的家中， 想再见莺莺一面， 被莺莺拒绝了。张生感到十分受伤， 莺莺知道后， 给张生写了一首诗：
“Since I have wasted and lost my beauty，
I have tossed and turned，
too lazy to leave my bed.
I am not ashamed to face others in my faded state
But I dare not face him who brought it about.”
［13］80这首诗的意思是自己形貌枯槁， 不敢再见张生一面。由此可见， 韦利笔下的莺莺和林语堂的莺莺的形象截然不同， 韦利笔下的莺莺比较柔弱， 在被张生抛弃之后， 依然对他留有情谊， 并不是因为看透了张生的人品而不愿见他， 而是害怕张生觉得自己丑陋而不敢见他。
《莺莺传》原文的结尾处， 张生再次诀别之际， 莺莺给张生写了一首诗： “弃置今何道， 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 怜取眼前人。”
［14］156这里， 韦利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前见”， 对这首诗产生了误读。在原文中， 这首诗是莺莺所写， 也是一首诀别之诗， 告诉张生今后再也不会见他， 希望他能够珍惜眼前人， 不要怀念过去。阿瑟·韦利如此译道：
“You cannot say that you are abandoned and deserted，
For you have found some one to love you.
Why do you not convert your broodings over the past
Into kindness to your present husband？”
［13］80阿瑟·韦利错把这首诗误读为张生写给莺莺的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读， 主要是因为韦利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 男性占主导地位， 女性占从属地位。韦利将这一首诀别诗误读为张生所写， 因为前文中， 莺莺拒绝再见张生， 还微弱地表达了被抛弃的不满， 无情的张生看到莺莺的书信很生气， 因而质问莺莺为什么要说被抛弃了呢？为什么要说自己现在容貌消瘦， 而无法见人了呢？莺莺， 你已经嫁人了， 要好好珍惜自己的丈夫， 不该自怨自艾， 更不该埋怨他人， 好好珍惜自己的幸福。韦利通过这样的处理， 莺莺的形象不仅没有林语堂笔下的独立意识， 而且较于《莺莺传》原本中莺莺的形象更加柔弱和顺从， 突出了封建道德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3 阿瑟·韦利与林语堂笔下莺莺形象的比较
女性人物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是在《莺莺传》译介中， 林语堂通过添加细节、 改写结局， 对中国女性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和重塑。他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女性受封建社会压迫的刻板印象， 体现了她们的聪慧和独立意识。而阿瑟·韦利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再现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风俗， 深化了莺莺顺从的形象特点， 突出了男权社会和封建道德对女性的压迫。
具体而言， 林语堂主要通过增加细节、 增加心理描写和改译等手法， 对莺莺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在爱情来临时， 莺莺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毫不犹豫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她对张生的爱是持久的， 并没有因为张生进京赶考而减少， 而是日复一日地等待， 即使在张生怀疑自己贞操的情况下， 也只是伤心难过， 依然对张生抱有希望。得知张生最终背叛后， 她也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发作， 而是坚强地承受这一切。被抛弃之后的莺莺像一位受伤的女王， 迅速调整好心态， 高傲而坚强地生活下去。文末， 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依然奢望可以再见她一面时， 莺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个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的人。林语堂笔下的莺莺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和原文不同， 莺莺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束缚， 成为一位独立坚强、 敢爱敢恨、 拥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人。这样的改编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形象特点， 也让作品深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成功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
阿瑟·韦利作为“他者”文化视角， 主要目的是忠实地再现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他的翻译以忠实于原文为主， 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状况， 以及女性在男权社会和封建道德压迫下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阿瑟·韦利笔下的莺莺深受中国男权社会和封建道德的规训， 受到背叛之后， 既不敢反抗， 也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是选择无奈地接受， 因为她知道那个时代很多女性和她一样都有着被抛弃的命运。韦利可能出于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前见， 对原文的结尾产生了误读， 进一步强化了莺莺顺从的性格特点， 凸显了莺莺的悲剧命运。
韦利的译文译于20世纪初， 也是《莺莺传》的第一个英文译本。20世纪初英国学院派的汉学不同于19世纪的汉学， 不再依附于宗教和政治。作为一名英国学院派汉学家， 韦利旨在对中国展开全方面的研究， 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 女性的三从四德忠实地呈现给英国读者； 而林语堂也受到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 尤其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 认为有必要对莺莺的形象进行重塑。通过阅读两位译者《莺莺传》的译文， 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态度， 以及女性在中国社会地位的变化。两位译者对原文的改编与调适， 也体现了两位译者跨文化协调者的角色。两位译者对原文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无论是林语堂的改译， 还是阿瑟·韦利的调适， 译者都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 而是基于自己的翻译目的， 在翻译的过程中， 通过变形的方式， 对原文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林语堂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协调者，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塑造出深受西方读者喜爱的中国女性形象； 而阿瑟·韦利作为一位文化他者， 为了忠实地再现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 对原文做了调适， 以他者的视角对崔莺莺形象进行了解读， 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生活状况。
4 对中国典籍外译的启示
林语堂和阿瑟·韦利的译文都成功地塑造了莺莺的形象， 二者也是《莺莺传》的译文中影响力最大， 在海外传播较好的版本， 究其原因在于两位译者对莺莺形象的成功塑造。林语堂对莺莺形象的重塑是有意识的， 突出了莺莺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 而阿瑟·韦利对《莺莺传》进行了他者的解读， 强化了莺莺顺从驯服的封建女性形象。通过比较林语堂和阿瑟·韦利这两篇关于《莺莺传》的成功译本， 我们可以为中国典籍外译得到以下三点启示和思考。
首先， 经典文学作品的译者本质上是文化协调者， 而非传统意义上“忠实原文”的译者。大多数译者在翻译中国典籍时， 都期待忠实于原文， 即首先要达到“信”的标准，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 我们发现绝对的忠实往往不可能， 目标语读者通常并不欢迎完全忠实于原文的译文， 而那些经过适度改编的译文反而得到较好的传播。在众多《莺莺传》译本中， 林语堂和阿瑟·韦利的译本之所以成功， 正是因为他们对莺莺形象进行了重塑， 而非完全忠实于原文。
其次， 译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协调者， 他们所持有的立场、 翻译目的和文化背景， 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林语堂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 扮演了中西方文化协调者的角色。他通过增加细节和改写的方式， 对莺莺进行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重塑。阿瑟·韦利由于自身“他者”文化背景， 为了再现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 在基本上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 对原文结局产生了误读， 深化了莺莺顺从驯服的形象。因此， 在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 译者应当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 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
最后， 在对中国女性形象塑造的过程中， 应避免盲目地遵循西方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而应该基于历史和文学经典中女性的正确形象， 展现中国古代女性形象的多元魅力。无论是林语堂笔下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莺莺， 还是阿瑟·韦利笔下的顺从柔弱的莺莺， 都不能否认元稹《莺莺传》里的莺莺是一位兼具美貌与才情的女子， 也是历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文人墨客笔下的经典形象。
5 结 语
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可知， 阿瑟·韦利与林语堂两位译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源于二者不同的文化立场与翻译目的， 也揭示了翻译过程中文化过滤与重构的复杂性。林语堂的翻译策略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 他通过创造性改写， 使莺莺的形象更符合现代读者的期待视野，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而韦利的翻译则更多体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调适”特征， 其译本在保持原作基本风貌的同时， 也融入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与期待。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不仅反映了译者个人的文化立场与审美取向， 更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权力关系与话语建构。
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 更是文化重构与意义再生产的场域。两位译者的翻译实践为《莺莺传》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开辟了不同路径， 其译本各具特色， 共同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接受维度。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莺莺传》跨文化传播的理解， 也为中国古典文学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探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身份、 权力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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